图尔西·加巴德：战争、政治与军工复合体

2005年，伊拉克战争打得最凶的时候。一个二十多岁的夏威夷女孩每天早上到岗，第一件事是翻开一份名单。名字，部队番号，能查到的话还有位置，以及伤情。全国范围内前一天所有战斗负伤人员的清单，一页接一页。

她的任务，是在这份名单里找到近3000名来自夏威夷国民警卫队的士兵。看到熟悉的名字，就得一路追下去：人在哪儿？得到救治了吗？能不能撑到返回部队？还是必须后送？先送到当时位于德国兰茨胡特和拉姆施泰因的军事医院，再转回德州布鲁克陆军医疗中心（专治烧伤），或者沃尔特·里德。然后一直跟到他们最终回到家人身边。

这个女孩叫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那年她刚从夏威夷州议会辞掉席位，自愿随所属部队部署到伊拉克。后来她做了四届国会议员，2020年竞选过美国总统，如今是美国陆军中校，出了本新书叫《For Love of Country》。

她在 Lex Fridman 的播客里说，这份差事从来没变成例行公事。

“它从来没有变成‘好吧，看一眼名单，勾勾选项’那种事。那是每天都直面战争代价的现实。我的朋友在战斗中阵亡了。”（Tulsi Gabbard）

名单上每一个名字背后，是一个丈夫或妻子、父母、儿子和女儿。这些人不知道前线真正在发生什么，他们只知道新闻里播的那些。她父亲后来告诉她，每次电视上出现直升机被击落或者路边炸弹的消息，全家人都会屏住呼吸，直到确认是谁、是什么。

35美元的香蕉，和每月500美元的菲律宾母亲

伊拉克那个营地是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加巴德回忆，营地里任何一件事，都印着 KBR 哈里伯顿（Halliburton）的标志。吃饭的地方军方叫 DFAC，一天供四餐。KBR 从尼泊尔、斯里兰卡、菲律宾招来工人做饭、打扫。

她好奇纳税人到底花了多少钱，就去打听。答案是：一个士兵走进食堂，拿根香蕉出来，按人头算，一顿35美元，一天四顿，几千几万人。

夏威夷有庞大的菲律宾社群，部队里也有不少菲律宾裔士兵。他们很快和那些菲律宾工人交上朋友。工人们常躲到帐篷后面，架起自己的电饭锅煮饭，那才是真正好吃的东西。聊熟了以后加巴德问，你们一个月拿多少钱？平均500美元。

500美元一个月，干的活是清理移动厕所、捡垃圾、食堂帮工、洗衣服。军方希望士兵只做士兵才能做的事，这逻辑讲得通。但她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看的时候，账就不对了：一家公司赚着上万亿美元，而这位菲律宾母亲一个月拿500美元，一周可能休一天，其余时间每天干12小时。她问，你多久能回一次家？回答是：公司每两年让他们回去两周。

“那是个让我大开眼界的经历。在夏威夷长大，说实话我以前没怎么想过这些。但正是它让我第一次部署结束回来之后，没办法再回到从前那种生活。”（Tulsi Gabbard）

她知道自己得想办法，用这些经历去做点什么，去影响那些决定发动政权更迭战争、把穿制服的男女送进战场的人。至于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她想要一个答案。

艾森豪威尔的警告，今天比六十年前更管用

Lex 问她，像哈里伯顿这样的公司，怎么能靠着一根35美元的香蕉全身而退？

加巴德的回答很直接：他们会说，把一个国家的后勤穿过战区运进来，成本就是高。但真正让他们全身而退的，是政治关系、游说团队、跟政客的交情。艾森豪威尔1961年在告别演说里警告过的那种国会与军工体系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但还活着，而且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这套机器有多强大？她不认为可以夸大。

五角大楼的旋转门是明面上的。穿军装的高级将领，和国防部的高级文职官员，很多人在这份工作里干着干着，就已经在给自己离职后的大额回报铺路了。她举了现任国防部长的例子：以将官身份退役，去一家大型防务承包商的董事会任职，然后又回来当国防部长。国会也一样。写合同的人，写完去中标那家公司上班；写政策的人，写完去做同样的事。

这也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在华盛顿，问一句“我们的退出计划是什么”，会被当成异端。

Lex 说他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在会议室里问一句“我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待了这么多年，退出方案是什么”，需要那么大的勇气。加巴德说，因为那不是蠢问题，那是最基本的问题。可是在那样的房间里，问出这种问题的人，要面对四星上将、国务卿、国防部长的怒火。于是即便有人心里清楚这条路可能走得很糟，本能反应也是自我审查，闭嘴。

“他们不想成为房间里那个唯一说‘各位，咱们先喘口气，把这事想清楚’的人。想清楚这个行动会引发什么，世界上其他玩家会怎么反应，我们又怎么回应他们。军队里管这叫二阶、三阶、四阶效应。”（Tulsi Gabbard）

她说，这正是这套体制最大的代价之一：它摧毁那些呼吁和平的人、那些提出反方意见的人的声誉，让他们被取消、被审查。结果是，在那些关键的历史时刻，房间里没有人敢说话。

什么时候打仗是正当的

Lex 提到，加巴德在政治生涯里有时候被叫鹰派，有时候被叫鸽派。她自己的标准是这样的：

“当战争最符合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并且是最后手段，所有外交努力都已经穷尽，为了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保障和自由，战争是唯一剩下的路，这时候它才是正当的。”（Tulsi Gabbard）

这是个漂亮的顶层原则。但现实里全是泥。

比如恐怖主义。9·11之后，美国在“反恐战争”的旗号下打了一场又一场。加巴德说她支持最初那个任务：一小队美军进入阿富汗，追剿基地组织分子和本·拉登。那个任务本应被聚焦、被执行到底。

但注意力很快被转走了，转到了建立在虚假前提上的伊拉克政权更迭战争。阿富汗战争膨胀成一个关于政权更迭、治理和塔利班的东西，追基地组织和本·拉登反而成了次要的。到后来，连将军们都很难说清楚：这里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在努力完成什么？胜利长什么样？什么时候算该撤了？

她提到《阿富汗文件》（Afghanistan Papers）里那些被披露的记录：对这些最基本问题的回答，随着时间在变，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变。

伊拉克也一样。她承认自己当时买了很多政府和两党在国会推销的说法。但很快，人还在伊拉克的地面上，眼睛就被打开了：他们被大规模地欺骗了。那场拖了很久的战争，做出来的决策最终壮大了基地组织，催生了 ISIS，反而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理解你试图击败的敌人，是制定战略的前提。”（Tulsi Gabbard）

她点名批评了奥巴马政府的一个做法。当时她在国会指出，反恐这场战争必须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两条线上同时打，而意识形态这一线，也就是用一个更优越的意识形态去击败他们的意识形态，整个美国政府在失败。因为害怕被贴上“伊斯兰恐惧症”的标签，奥巴马政府拒绝准确指认驱动这些恐怖组织的是什么意识形态，改用了一个词叫“反制暴力极端主义”（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并且把这个说法推广到整个联邦政府。

她的判断是：你连敌人是谁、他为什么这么做都不敢说清楚，就别指望能阻止他的攻击。

2021年她最近一次部署在东非和索马里。那里的青年党（al-Shabaab）和基地组织、ISIS、哈马斯信奉同一套意识形态，是整个地区给基地组织提供资金的主要团体之一。它被放任成长壮大。

“任何一位总统、任何一个政客都可以宣布一场战争结束。但当你的敌人仍然执意于他们的目标，也就是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摧毁以色列、灭绝犹太人，杀掉或者归化任何不服从他们意识形态的人，这场战争就还在继续。我们的领导人越把头埋进沙子里假装‘这不存在的’，他们就会越强大。”（Tulsi Gabbard）

那到底怎么打？她说，先得清楚他们是谁、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做。然后跟其他国家建立关系，国家领导人也好，宗教领袖也好，跟那些同样想击败伊斯兰恐怖分子的人站到一起，形成统一战线。具体怎么行动，要看地面的细节。

她在索马里和伊拉克都见过这样的例子：伊玛目认识到这些恐怖组织对自己的人民和社区也是威胁，于是用自己的伊斯兰教义去对抗那套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中传播和平。

“战争是丑陋的，是混乱的，也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不幸的现实。所以我坚信我们必须始终追求和平，但我不是和平主义者，我是现实主义者。”（Tulsi Gabbard）

加沙：一个建国八十年的难题，和一次具体的抉择

Lex 把问题抛得很尖锐：以色列说要摧毁哈马斯，但每一个平民的死亡都是仇恨的催化剂，可能是代际的仇恨。以色列在制造无法估量的仇恨，同时说要消灭哈马斯。这两件事怎么处理？

加巴德的回答是，以色列的做法必须尽可能划清界线。她知道这很难，哈马斯这样一个恐怖组织深深嵌在加沙的民众之中。但应该被承认的是，巴勒斯坦人民也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在没有这个恐怖组织压迫的情况下自由、和平地生活。就像以色列人民也想和平、自由地生活，不受一个想灭绝他们的恐怖组织的威胁。

她把话题引到了以色列内部政治。以色列政府里有些人不希望加沙有巴勒斯坦人，希望他们去别的国家安置。她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会进一步加剧那里不断增长的仇恨和怨恨。

“很不幸，这是几代人的挑战。很多以色列人和很多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怨恨和紧张，只有当代表这两个民族的强有力领导人出现，愿意走到一起，认识到唯一的出路是让过去留在过去、在未来找到和平之路的时候，才可能解决。”（Tulsi Gabbard）

乌克兰：唯一的路，和一条被堵死的路

Lex 问她希望乌克兰战争怎么结束。

她的答案没有绕弯：唯一的结束方式，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坐下来谈，谈出一个双方都不会完全满意、双方都必须做出让步的协议，然后双方都能走开，战争结束。

她说，真正令人心碎的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周之后就开始的、正是为了做这件事的努力，被拜登-哈里斯政府和其他西方力量阻挠了，代价是大量无辜者的生命。

“我在乌克兰有朋友。我去过那里不止一次。当我听朋友们说她们多么害怕丈夫被征兵、害怕在街上被拉走、害怕要躲起来，听她们说朋友和家人死在这场战争里，那种感受是很难受的。”（Tulsi Gabbard）

Lex 问她，美国总统在这里面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不是应该让泽连斯基和普京坐到一起？

她说，理想情况下，是的，这件事早就该发生了。但问题在于，拜登-哈里斯政府从这场战争一开始的表态和评论，基本上指向他们的目标是摧毁俄罗斯。这也是他们支持战争打下去、并且阻挠和平努力的原因之一。谁是最有效的中立调停人，谁就是最合适的人。拜登-哈里斯政府现在该扮演的角色，是去鼓励泽连斯基坐下来开始这个进程。

Lex 说他因为相信“对面也是人”这件事被人说天真。哪怕是在私下，哪怕只是幽默感，泽连斯基和普京都是很聪明、很机智、有时候甚至很有趣的人。这是战时，平民和士兵在死，有仇恨，但如果你能越过这些看到两国人民的未来、看到人们的繁荣、看到停止死亡，在那个位置上，基本的人性连接是可能的。

加巴德说她完全同意，这一点都不天真，历史上有太多例子证明这种力量的真实性。古巴导弹危机里，肯尼迪必须找到一条秘密渠道跟赫鲁晓夫沟通，绕开那些敦促他采取军事行动的军方指挥官，去找到那个共同点：我们俩最终想要的是同一件事，谁都不想发动一场灾难性的核战争，那咱们把这事解决掉。

Lex 补了另一半：也有张伯伦和希特勒见面的例子，张伯伦被希特勒的魅力骗了，以为他无意入侵和摧毁世界。加巴德的回应很干脆：要聪明，别被骗。

“她爱上了独裁者”

2017年，加巴德去叙利亚见了阿萨德。竞选总统期间，她因为拒绝把阿萨德称为战争罪犯而被猛烈批评。

她的逻辑是：我们需要有勇气跟盟友见面，也有勇气跟对手见面，为了和平，为了增进理解。如果政策是通过官僚和媒体的镜片和屏障做出来的，那总统、国会议员就没法用美国人民需要的那种清晰度来做决定。

她去了大马士革，见了阿萨德，也见了叙利亚的宗教领袖，在街上跟人聊天，跟大学生聊天，跟希望阿萨德下台的反对派人士聊天，跟当地的执法人员聊天。几天里见了一大堆人。回来的指控是：哦，她爱独裁者。

“我们国家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仅仅因为你说‘嘿，我们不该去打这场仗，还有另一条路’，就把人标成独裁者的情人或支持者，这是一种很可悲的状况。”（Tulsi Gabbard）

她说她不是一个人。当年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也被贴过类似的标签，直到反伊战在政治里变得流行。现在轮到她、塔克·卡尔森和其他说“我们不该通过乌克兰对俄罗斯打这场代理人战争、不该拿乌克兰人的生命当燃料”的人。你突然就成了普京的情人、普京的傀儡、叛徒、叛国，所有这些指控，最终都是那些不想就真相进行实质性对话的人用的。

她回到美国，本以为可以把自己在叙利亚看到的不同的视角、经历和故事讲出来，让人们对那个国家发生的事有更宽的理解。结果发现，主流媒体和国会对自己以外的任何视角零兴趣。他们那套是：通过武装和装备叙利亚境内已知的恐怖分子来发动政权更迭战争，推翻这个政权。而对于阿萨德被推翻之后谁来接管，他们没有任何现实的想法。实际情况是，无论他们扶植哪个反对派团体，都顶不住那些目标就是夺权的恐怖组织。

“他们没兴趣去获得真正的理解。这非常令人沮丧，也是关于他们的利益究竟聚焦在哪里的一堂大课。”（Tulsi Gabbard）

Lex 补了一句他常跟人说的：普京也许是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里最自由派、最鸽派的那一个。所有迹象表明他其实很讨厌这场战争。所以一旦他下台或者被推翻，接上来的人只会让战争加速，让扩张主义和对帝国的渴望加速，而美国军工复合体会乐见其成。你得想清楚未来是什么样，不同的权力玩家是谁，腐败到什么程度，现实主义的视角对理想主义的视角。

加巴德接了一句：瓦格纳集团前头目看起来要发动兵变的时候，这件事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MSNBC 和雷切尔·玛多这些人还在欢呼，说这是好事，却没人问一句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在世界各国都干过什么，他的统治哲学是什么，对美国的安全与和平利益意味着什么。

那套“普京傀儡”的剧本，从她宣布参选那天就开始跑了

加巴德说，这个标签是有明确起点的。2013年1月3日她第一次进国会，2021年1月3日是最后一天。八年里她一直在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动机就是想在位置上挑战军工复合体的影响力，阻止美国不必要地走向战争。

所以希拉里·克林顿和华盛顿那帮好战分子不喜欢她，这不算意外。真正让她难受的是时间点。

“我宣布竞选总统是在2019年2月。我走上那个台子、发表参选演讲的那个小时，NBC 新闻就发了一篇攻击稿，在选民心里种下怀疑的种子，说我是普京和俄罗斯的宠儿之类的。全是毫无根据的。整个竞选期间它像鼓点一样持续着。”（Tulsi Gabbard）

真正升级是在大卫·阿克塞尔罗德的播客里，希拉里·克林顿说：“俄罗斯人在培养她。”这话出自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前国务卿、前参议员、前第一夫人，在民主党和选民中拥有并且继续拥有巨大权力。这一下把事情推到了另一个层次。

依据是什么？没有。这是一套用旧了却依然可靠的剧本，不只希拉里在用，米特·罗姆尼这些人也在用，用来抹黑、摧毁那些敢于质疑他们战争目标的人的声誉。

她提到另一件事。她和一些同事试图在国会通过立法，删掉《爱国者法案》里最严重侵犯第四修正案权利和公民自由的那些条款，那些条款让政府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非法监视美国人。他们被叫作叛徒。有议员在众议院讲台上说，如果通过这个法案，你就要为下一次9·11式的本土袭击负责。

“这些都是转移注意力的战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发生的事情上引开，然后告诉选民：嘿，你不能信这些人。”（Tulsi Gabbard）

她说这种事发生在特朗普身上，发生在小罗伯特·肯尼迪身上，发生在兰德·保罗这些人身上。人数少，但在增长，至少共和党这边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站出来挑战军工复合体、挑战两党的好战分子。

她为什么离开民主党

Lex 提到，左派在过去几十年也挑战过好战分子。加巴德承认，但说最近少了。这是她离开民主党的首要原因之一，书里专门用了一整章讲这件事。

她的判断是，民主党已经变成一个反对自由的党，反对建国文件里那些核心和基础原则的党。它被一个精英主义的好战小集团控制着，推着“觉醒议程”往前走。她举了几个具体的表现：把一切都种族化；“削减警察经费”的运动；开放的边境政策；教育政策上辜负孩子；以及推动一套最终否定客观真相的叙事。

她特别提到女子体育和“女人”这个词的使用。她认为这是极度虚伪的，而且是对女性的仇恨行为，讽刺的是这来自一个长期宣称自己是最女权、最亲女性的政党。

“贯穿每一个议题的根本是，很遗憾，民主党已经变成了一个被权力欲望吞噬的党，一种无法满足的权力饥渴，为了抓住权力、获得更多权力，他们愿意摧毁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民主、我们的自由。”（Tulsi Gabbard）

Lex 追问了一句很多人心里的话：你听起来像是在说只有民主党里全是权力饥渴的人。共和党那边你也见过，有些人也爱权力，有时候在法律边界内，有时候稍微越界。民主党到底比共和党糟多少？他不想画出共和党的美好图景。

加巴德的回答很坦诚：这种图景不存在。书的开场白就写了，不要天真地以为这种东西只存在于民主党内部。两党都有非常严重的问题，特别是那些被权力欲望驱动、又极度害怕失去权力的政客。他们愿意做任何他们觉得必须做的事，核心就是夺走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越自由地做自己的决定，哪怕做错了，也能从后果里学习，这就是自由社会的美好和混乱，他们越害怕我们。

“他们如此害怕我们，因为他们把人民、把我们的自由看作他们继续掌权的核心威胁。”（Tulsi Gabbard）

她说今天的区别在于，民主党已经变成一个你必须跟领导层步调一致、否则声誉就会被摧毁被抹黑的党。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把像她、像小罗伯特·肯尼迪这样的人做成样板：你要是出格，你要是挑战我们，这就是下场。共和党也干过同样的事，也有更关心喂养华盛顿建制体系这头怪兽的政客。但共和党不是铁板一块，里面也有一些声音，而且在增多，她把特朗普也归入这一类，与尼基·黑利、迈克·彭斯代表的那些“规范”形成对照。

所以在她看来，下一场选举真正的较量，与其说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党，不如说是选民的机会：把那些反自由的人和好战分子选下去，把那些承诺遵守宪法、价值观代表人民利益的人选上来。没人完美，不该把任何人供上神坛。

拜登与特朗普：各说一句

Lex 提了个不太好答的问题：说说拜登和特朗普各自的优点和局限。

加巴德说这题很难。她认识拜登很多年，也认识他儿子博，博跟她在同一个时期在国民警卫队服役。她曾把拜登当朋友，多年来聊过天、一起笑过、在各种场合相处过。当年吸引她的那些正面特质，在他当总统之后没有体现出来。至于为什么，她留给评论员去推测。

但她确定的事实是：拜登没有听从自己更好的那一面。回头看他的就职演说，他承诺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竞选中承诺做“首席团结者”，把一个深度分裂的国家带到一起。那是她认识了很多年的乔·拜登，一个跟不同背景、不同政见的人共事过、在某些时刻试图找到合作方式的人。

“但每一个转折点上，他做的都跟他就职演说里说的正好相反。他留给美国人民的是一个更分裂、更不安全的美国，经济上如此，国家安全上也是如此，社会和人民都更不自由。”（Tulsi Gabbard）

Lex 顺势问：那过去几十年谁是最强的团结者？他的答案是奥巴马。加巴德在外交政策上对奥巴马批评很多，但 Lex 认为，也许有人说只是修辞，可修辞对总统来说很重要，奥巴马大概是近几十年最有效的团结者。

加巴德承认，2008年竞选期间是的。那个信息打动了跨代际、跨观点、跨背景的那么多人，有人在他当选那晚哭，因为他们感到希望。她认识一些人，把整个人生搁在一边去为那场竞选工作，成为“希望与变革”使命的一部分。她 personally 认识的一些人，在竞选期间付出了很多，他赢了之后去华盛顿，想继续做那件他们以为会延续到竞选之后的事。

然后他们告诉她，他们有多心碎。因为他当选之后很快就做了一个选择：没有带来一代不属于华盛顿建制的新鲜领导人，而是立刻把自己围在那些“老样子”的人身边，那些本质上就是问题一部分的人。后来他的很多行动，证明了他们那种恐惧和心碎是真的。

她举了个公民自由的例子。奥巴马当参议员时在参议院讲台上发表过很有力的演讲，谈他对《爱国者法案》的担忧、对国家安全局监控的担忧、对侵犯第四修正案权利的担忧。但当他作为总统面对泄露出来的、在他任内依据那些授权进行的监控时，他站到了国家安全国家那一边，没有采取行动去纠正他当参议员和竞选时正确指出的错误。

Lex 追问：为什么一个总统走进椭圆办公室之后，那么难按自己的理想行事？尤其奥巴马早年那场反战演讲，那种共鸣。

加巴德的回答又绕回那个词：你到底被什么驱动，你在怕什么。

“如果你担心的是能不能连任，谁来资助连任，谁来资助总统图书馆和你之后要留下的遗产。”（Tulsi Gabbard）

她提到一个有记录的例子：拜登承诺过要打击大型制药公司，但关键时刻，司法部的竞选资金受到威胁，他们选择不行动，尽管他们在阿片类药物危机这件事上有非常强的案子。这就回到了核心：我们需要有勇气、专注于做我们选他们去做的事的领导人，需要对金钱和权力的爱有抵抗力的人。而我们是人，会犯错，天生有缺陷。

轮到特朗普。她说希望他和他的团队从2016年学到的教训是：你必须把自己围在另外一些有勇气的人身边，那些不是只想着下一份政治工作、下一份有线电视合同、自己的名气、或者怎么把职位变现的人，而是知道自己在对抗什么、能真正认真清理联邦政府里深植的腐败和腐烂的人。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她希望他真的学到了2016年哪里出了错：他带着一个大体上不干预、更聚焦和平的议程进去，却把自己围在华盛顿好战分子的核心圈里，那些人直接违背了他主张的政策。

强项呢？她说这一点很好指出来，也正是他为什么被以我们这代人没见过的力度攻击，从2016年他参选开始，民主党、拜登政府就没停过。他这个人，从各方面衡量，在自己的生活里是成功的。正因如此，他进来的时候没有那种想讨好华盛顿的欲望，很多别的政客有。他愿意挑战那些所谓的“规范”，而那些规范并不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它们服务于最有权力者的利益。所以他是一个直接威胁。这种态度，这种不带着太多政客都有的那种谨慎进来、不想着在派对上做最受欢迎的人的心态，就是他的强项。

她自己的心理：怎么不被攻击打垮

Lex 提到自己跟达纳·怀特聊过，怀特跟特朗普关系好，说特朗普似乎对攻击有抵抗力。这在政治游戏里是一种心理能力，很多人会被打垮，因为没人想要那些麻烦。

然后他把问题转向加巴德本人：你也被攻击了很多，怎么自己消化？怎么不变得愤世嫉俗，或者朝另一个方向过度补偿？

她的回答很平静：这来自一种清晰的使命感。她在州政府干过，在檀香山市议会干过，在国会干过，但从没把这一切看作一份“政治职业”，没有很多政客那种往上爬的野心。

“我的使命感深深扎根于我一生的愿望：让神喜悦，过一种服务的生活。还有什么比尽我所能为他孩子们的福祉工作，更能让神喜悦的呢？”（Tulsi Gabbard）

扎根在这上面，攻击从不同方向来的时候，哪怕来自曾经的朋友、前同事，甚至家人，因为政治原因转过身来变成攻击者，当然难受，尤其是跟你有过私人友谊和关系的人。但她不靠讨好政客活着，也不靠讨好电视上出现的人活着。只要她在尽力让神喜悦，她的快乐、满足和力量就从那里来。

信仰：神是我最好的朋友

Lex 提到她公开谈过宗教信仰在生活里的价值，谈过印度教，谈过把《薄伽梵歌》当作精神指南。他问，对神的信仰在她生活里扮演什么角色。

“它是一切。它是我之为我的核心，是我的灵感、我的动机、我找到力量的地方、我找到平静的地方、我找到庇护的地方、我找到快乐的地方。”（Tulsi Gabbard）

她说这在挑战、黑暗、心碎、幸福的时刻一直是恒定的。她始终确信神的无条件的爱一直在，无论生活里发生什么，神是她最好的朋友。始终记得这一点、冥想这个真相，让她保持中心和脚踏实地，这对她来说是一切。

Lex 提到印度教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它对其他宗教的接纳。在很多意义上，它是地球上最美的宗教之一。他问，在经典里，也在她个人心里，神是谁？神代表什么？印度教里神可以是很多形象，也有那种“神是我们每个人的一部分”、一种连接性的、而非我们之外的单一形象的面向。

加巴德说，关于印度教最常被误解的一件事是，它其实是一个严格的一神教。只有一个神，他有很多名字，描述他不同的品质和特征。印度教在本质上是独特的、非宗派的精神实践。它不是你“皈依”进去或者“离开”的那种宗教。《薄伽梵歌》字面意思就是“神之歌”，里面传达的原则适用于所有人。

“这些是永恒的真理。无论你自认基督徒、天主教徒、穆斯林、犹太教徒还是印度教徒，这些真理是永恒的，在所有时代都相关。”（Tulsi Gabbard）

她讲自己的成长：小时候的睡前故事同时来自《薄伽梵歌》和《新约》。父亲在天主教家庭长大，母亲在圣公会家庭长大，两人在各自寻找与神更个人化关系的精神旅程中被《薄伽梵歌》吸引。里面有讲奉爱瑜伽（Bhakti Yoga）的教导，本质上就是把一生奉献给与神建立充满爱的关系。有讲业力瑜伽（Karma Yoga）的章节，业力和瑜伽这两个词如今都很常见，但它真正的意思是：把你一生的行动用来对他人产生积极影响，用来服务他人。

她说小时候从没真正理解宗教之间彼此攻伐的宗派观念，因为她知道、理解并体验过，宗教真正的意义就是对神的爱。无论你用什么名字敬拜、怎么敬拜，那才是宗教真正的意义。

“我知道神是我最好的朋友。神是我的知己。当我在生活里为一个问题挣扎，或者在那些独处的安静时刻感到焦虑、难过，我转向神，寻求那份慰藉、那份清晰、那份知道什么是对的事并且有力量照做的坚定，不断努力发展那份非常个人的、充满爱的关系。”（Tulsi Gabbard）

结语

这场对话横跨了伊拉克的伤亡名单、35美元的香蕉、华盛顿的旋转门、加沙与乌克兰、一套用了几十年的抹黑剧本、一部名字里没有 TikTok 的 TikTok 法案，最后落在“神是我最好的朋友”。

把它串起来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当一台庞大、精密、自我延续的机器在运转的时候，房间里的那个人敢不敢问一句最基础的问题。

Lex 在结尾放了艾森豪威尔1961年告别演说里的一段。那段话今天读起来一点都不旧：我们被迫建立起一个规模巨大的永久军备工业，庞大的军事机构和庞大的军火工业的结合，在美国经验里是新的。我们必须警惕，无论是否被寻求，军工复合体获得了不应有的影响力。错置的权力可能灾难性崛起的可能性存在，而且会持续存在。

如果要从这一期里带走点什么，下面这几件事可以立刻做：

• 遇到一个法案，去看文本，别看标题。“反 TikTok 法案”里真正授权的是行政部门单方面认定“外国对手”，甚至可以触及有25%财务权益的美国公民，还包含使用 VPN 可能违法的条款。这些都在名字之外。
• 每当有人被贴上“某某爱好者”“某某傀儡”的标签，先别急着站队，问一句：被攻击的是他的立场，还是他提问的方式？这套剧本用了几十年，从伊拉克战争反对者到今天的乌克兰战争质疑者，对象换了一茬又一茬。
• 对任何一场正在进行或提议中的战争，坚持问三个问题：目标是什么？胜利长什么样？什么时候撤？这三个问题在阿富汗问了二十年，答案一直在变。
• 去读一遍艾森豪威尔1961年1月的告别演说全文，只要十分钟。六十多年过去，它没有过期。
• 选领导人时，把“六分钟内做核决定”这件事认真放进考量。真正要看的是：在最紧张的时刻，这个人是独立思考，还是跟着房间里的惯性走。
• 留意你身边那些愿意在会议上问“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走这条路”的人。那需要勇气，而这种勇气越稀缺，代价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