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库班：创智赢家、DEI 与觉醒文化之争、埃隆·马斯克、政治与药物

12 岁的马克·库班（Mark Cuban）挨家挨户卖垃圾袋，被拒绝的比例接近于零。原因很简单：开门的大人看到一个小孩站在门口，问一句“你家需要垃圾袋吗？我每周给你送一次”，很少有人能说“不”。他后来在访谈里回忆这段经历，语气轻描淡写。可这其实是他整个商业方法论的原点：销售的本质是把自己放进对方的处境，问一句我能不能帮你省点事。说服是这里面最没用的部分。

这一期 Lex Fridman 播客里，库班聊了将近三个小时。信息量极大：从怎么判断一个创业想法值不值得做，到 1999 年他如何用一次对冲保护了卖掉 Broadcast.com 拿到的 57 亿美元股票；从在 X 上和埃隆·马斯克、乔丹·彼得森围绕 DEI（多元、公平、包容）和跨性别议题的争论，到为什么他认为美国的医药系统是一个由三家 PBM（药品福利管理机构）控制的黑箱。

里面有不少判断值得细看，也有他自己承认的误判。整理下来，最有价值的部分大概是这样。

创业者的三个特质，以及一个被误解的能力

库班被问到“什么样的人能成为伟大的创业者”，答案只有三条：极度好奇、足够敏捷、能卖东西。

好奇是因为商业世界永远在变。他引用父亲的话：我们并不生活在自己出生的那个世界里。如果你不是一个信息的贪婪消费者，无论销售能力多强，最后都会变得毫无用处。敏捷是因为学到新东西、环境变化之后，你得能改。销售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不靠卖东西活下来。

他特别强调，销售可以后天培养。12 岁卖垃圾袋的时候，他要做的就是问出那个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后来做 MicroSolutions，卖的是把 PC 接入局域网、提升客户的生产力和利润率，走进一家公司问“这对你重要吗”，答案永远是重要，接下来才是你能不能干、能不能有成本效益地干。

所谓销售，就是把自己放进别人的鞋里，问一句我能不能帮到你。这句话听起来像鸡汤，但他把它拆得很具体：你愿不愿意花时间把那个行业搞懂，这才是最难的部分。

库班说自己真正的核心技能是阅读量惊人。随便给他一个生意，两秒钟能看出它怎么赚钱、怎么让它更有效率。这个能力靠练，天生占的比重很小。

第一桶金之前，他先学会了怎么被拒绝

他在访谈里承认，年轻时候的自己比现在更像个混蛋。原因是他对“在我看来没用常识的人”毫无耐心，总在赶路，总想着快点成功、快点获得独立。他跟人说的话是：你要么赶紧上车，要么我们在下一站把你放下。

但他从不亲自开除人。他面试过的人里 99% 都想录用，脑子里总想着“我能想办法让这个人行得通”，结果往往行不通，公司里的人直接跟他说，马克，你这方面真的很烂。于是他干脆把招聘和开除都交给合伙人。

一个创始人对自己弱点的诚实程度，决定了他能走多远。库班说自己是个“先开枪再瞄准”的人，所以他专门找那些极度较真、追求完美的人做搭档，让他们把自己按在跑道内。

关于迈出创业第一步，他的判断很直接：取决于你的个人处境。他自己是被解雇的，睡在三个人合租公寓的地板上，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所以没有下行风险。25 岁创立 MicroSolutions 的时候，他去找之前工作时接触过的潜在客户，其中一家叫 Architectural Lighting 的公司给了他 500 美元让他买软件，他就这么开始了，毛利率 50%。

他收到过太多邮件问“我该创什么业”。他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你还没准备好。准备充分的人自己知道，不需要问。美国梦的叙事让每个人都有一个想法，然后去找朋友家人聊，所有人都说太好了；再上谷歌一搜，发现没人做这个，却不去想已经有十家公司试过同样的事然后死掉了。真正让人停下来的，是下一步意味着要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

如果这件事对你足够重要，你会存下钱，会放弃该放弃的东西，把资金留出来。如果你有责任在身，你会在晚上、周末、午休时间，开始打电话，看看有没有人愿意给你写支票。（马克·库班）

57 亿美元到手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保险

1995 年，库班和搭档 Todd Wagner 在达拉斯的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 吃饭，聊的是怎么用刚出现的互联网听印第安纳大学的篮球赛。当年他们的做法是：在布卢明顿找个人把扬声器放在收音机旁边，达拉斯这边再放一个扬声器，配上一打啤酒，一群人围坐着听。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于是有了 AudioNet，后来改名叫 Broadcast.com，成为互联网上第一个流媒体内容公司。技术路径很土：家里第二间卧室放一台服务器，拉一根 128K 的 ISDN 线，下载 Netscape 服务器，用渐进式加载的文件格式，让用户在下载音频的同时就能听。音质很差，经常缓冲，但没有别人在做这件事。

他们去本地电台，在服务器旁边放一台 49 美元的 FM 收音机，用两根模拟线把音频信号接进服务器编码，再上 CompuServe、Prodigy、AOL 到处发帖告诉人：达拉斯的 KLIF 电台现在可以在线听了，你在办公室也能听。从一天 10 个用户，到 100 个、1000 个、几十万、上百万，四年时间，一分钱广告没花。

真正赚钱的地方在消费者端之外。他们拿着已经验证过的网络，去找大公司：1996 到 1998 年，企业要跟全球员工沟通，做法是找有卫星上行链路的礼堂，让员工去酒店的宴会厅通过卫星下行观看，一次几百万美元。库班说，付我们 50 万美元，我们直接推到员工的 PC 上。英特尔发布 P90 芯片、摩托罗拉发布新手机，都是他们的客户。

1998 年 7 月上市，创下当时股市历史上首日涨幅纪录。一年后卖给雅虎，57 亿美元，全部是雅虎股票，库班持股约 30%。

访谈里最精彩的一段，出现在他讲 1999 年那次对冲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继续持有，因为他见过太多次泡沫。PC 制造商的泡沫、网络设备商的泡沫，都是先一路上涨，然后在一夜之间跌回去，因为有人越过去了。

我名字旁边有个 B 就够了，这就是我需要的，也是我想要的。我不想贪。（马克·库班）

当时他的全部身家都是雅虎股票。他和经纪人去卖空一个包含雅虎的指数，法律规定不能卖空权重超过 5% 的指数，他用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现金，2000 万美元。后来雅虎暴跌，这笔对冲保护了他。这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十笔交易之一。

他在 CNBC 上讲了自己做的事，主持人 Joe Kernen 问他：雅虎又涨了这么多，你不觉得自己很蠢吗？他的回答是：是啊，坐在我的私人飞机上，我觉得自己蠢透了。

“我不想贪”这四个字，在泡沫里比任何估值模型都管用。库班说的判断依据很朴素：他打出租车，司机都在聊互联网股票；有人只做了一个网站就上市，根本没人想着做出运营利润，只想利用股市的热度。那种局面就是泡沫。而现在，没有任何 IPO 处于这种状态，所以他判断当下没有 AI 泡沫，尽管他 14 岁的儿子在 Robinhood 上买英伟达，跟他说“一直在涨”。

成为亿万富翁，运气占多大比重

库班的回答干脆：没有哪份商业计划书能让你写下“我肯定会成为亿万富翁”。如果从头再来，他知道怎么做出百万美元的公司，因为会销售、懂技术；千万美元大概也行；亿美元他希望可以；但十亿美元，必须得有什么好事发生。

这个“好事”就是时机。互联网股市在他们创业时正好发疯，这既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就像现在的 AI，这项技术存在了很长时间，没人能预测到 GPU 会在这个时间点变得足够便宜、能训练模型。GPU 原本是给游戏和挖矿用的，突然成了 AI 模型的基础。

他补充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变量：距离。扎克伯格在哈佛，如果同样的想法、同样的执行力，放在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或者某所社区学院，什么都不会发生。他说这话的时候也承认，工具和资源的可及性确实有差别。唯一的差距是规模，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挥出那记全垒打。

买下达拉斯独行侠之后，他先问了一个问题

2000 年 1 月，库班以 2.85 亿美元买下达拉斯独行侠的多数股权，当时这支球队的战绩在联盟里垫底。他的复盘分两条线。

篮球这条线：他手下有个又高又大的家伙叫德克·诺维茨基（Dirk Nowitzki），他做的事就是让德克做德克，自己闪开。同时他做了一个当时所有人都觉得疯了的决定：雇 15 个专项发展教练，一个球员配一个。理由是，公司花在培训员工用 PC 软件上的钱，比培养业务中最重要的资产还多，这说不通。这个动作传递的信号很清楚：赢球才是目标，赚钱排在后面。

商业这条线更关键。他问自己：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头几个月他想明白了，整个 NBA 都以为自己在做篮球生意，其实他们在做体验生意。

你去过体育比赛现场，你不会记得比分，不会记得本垒打或者扣篮，你记得的是你和谁一起去的，以及你为什么去。那是我和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孩的第一次约会，或者我和哥们儿一起去，他吐在了前排观众身上。（马克·库班）

所以球场外发生的事和球场上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如果是一个家长带着 10 岁的孩子来，你得让孩子有事可做，小孩的注意力很短。当比赛打到最后，球在空中飞，进了，全场陌生人在拥抱击掌；没进，你和从没见过的人一起叹息。这种体验只有体育能给。

他顺带吐槽了联盟：当年 NBA 里全是律师，没有营销人才。他说这话的时候也没少跟裁判吵架，罚款交了不少。

关于 DEI 的争论，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库班和马斯克、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在 X 上有过几轮交锋。他先给了定义：

D，多元，就是把候选人池子扩大到你原本接触不到的人群，去别人没找过的地方找优秀员工。E，公平，员工入职之后，把他放在能成功的位置上。I，包容，当一个人不那么“典型”的时候，给他支持，让他能做好工作、有安全感和信心去上班。

关于“配额导致逆向歧视”这个说法，他直接把它称为稻草人。配额是非法的，除非是为了修复历史上发生过的歧视。他承认当然有执行得很差的 DEI 项目，但销售、市场、人力资源，任何环节都能找到执行得差的公司，这正是自由市场的好处：做错了，你会失去最好的人，招不到最好的人，商业计划执行不下去。

他也承认逆向歧视确实会发生，因为人不可能 100% 客观，而且极少有岗位能纯量化评估：你怎么判断两个清洁工谁更好？你怎么判断一个还没卖过你产品的销售员谁更强？

但他坚信，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远远多于对白人的歧视，“DEI 导致逆向歧视普遍存在”这个说法被夸大了。

他提到一个细节：他和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聊过，问对方，你自己经营公司，谁在逼你？对方说是大学、是持有这套意识形态的人。他接着问，他们强迫你了吗？威胁你了吗？你失去对公司的控制了吗？答案是没有，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他又去私信里问了很多保守派朋友同样的问题，得到的也是类似的回答。

我从来没遇到过任何人试图把我往这个方向推。这是我的商业选择，我也没告诉别人必须这么做。（马克·库班）

他引用《华尔街日报》的一项数据：一家公司访谈了 200 万人，其中 40% 被解雇的人认为解雇是错的，认为自己干得很好。他的推论是，如果你觉得因为自己是白人所以不能说话，这种感受会进入绩效评估，HR 和老板必须处理，最终会有决策。不能只是因为一个人说了话就开除他，总得有人跟他沟通。

Lex 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问：美国历史上有过剧烈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后来出现了纠偏，现在批评的声音是说纠偏过头了。而且 DEI 项目的免疫系统很强，在公司内部批评它，很容易被贴上种族主义或者性别歧视的标签，这个标签很黏。

库班的回应是把公司和大学切开。他说自己在 X 上争论的从来都是企业侧，大学是另一个世界。他完全同意大学花钱做 DEI 的方式有问题，学费涨得比通胀快那么多，学校的管理水平本身就成问题。但企业侧，他问了一圈，没人能说出是谁在强迫自己。

Lex 又举了谷歌 Gemini 生成黑人乔治·华盛顿、黑人纳粹的例子，问这会不会是硅谷意识形态气泡的体现。库班的回应是：Grok 也被人指出过“woke”，马斯克的反应是“会改，弄错了，我们在修”。到了 Gemini 就成了世界末日，成了谷歌文化的全面反映。他说，谷歌后来也承认是自己做错了，然后产品经理被扒出旧推文，被证明偏左、支持 DEI，于是又成了世界末日。

他还讲了一个自己的经历：直到一个月前，在谷歌搜“keto gummies Shark Tank”，出来的全是诈骗广告，一个接一个。他不断收到老年人邮件，问为什么软糖没效果、为什么按月扣费取消不掉，对方说这是《创智赢家》史上排名第一的交易。他和谷歌一起排查，发现同一个页面，在谷歌内网看是一个样子，在外网看是另一个样子，必须两边同时看才能发现。他的结论是：有很多技术问题真的很难修，用一句“他们有偏见”解释不了。

迪伦·马尔瓦尼、彼得森和奥斯维辛

话题转到跨性别议题。百威淡啤找迪伦·马尔瓦尼（Dylan Mulvaney）做推广，引发保守派大规模抵制。库班的判断是：如果看曝光来源，他敢打赌 90% 以上来自右翼媒体。马尔瓦尼当时大概 25 万粉丝，如果 Kid Rock 没有对着百威淡啤的罐子开枪，她早就被忘了。

彼得森的观点是，马尔瓦尼的走红会让跨性别转变看起来像一种潮流，对孩子造成伤害，因为转变会彻底改写一个人的人生轨迹，用在未成年人身上可能造成很大伤害。

库班的回应分几层。他找不到证据表明马尔瓦尼影响了谁去转变性别，她的转变在 TikTok 上记录了一年，播放量并不算大。他引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的数据，2021 到 2022 年转变的数字是下降的，而 2023 年马尔瓦尼事件之后的数据还没有，所以无法判断这个断言是否成立。他还打了个比方：有人说特朗普可能影响人去注射漂白剂，然后就真找到一个人这么做了，于是说“看，这是潮流”。他认为这种推理跳跃太大。

他自己的立场是：真正做手术应该等到 18 岁，如果父母同意可以更早，那要跟医生谈。但如果说整个流程里所有人，医生、心理医生、医院、付钱的保险公司，全都被这股潮流腐蚀了，他不信。

医院现在因为州法律不做某些手术，阿拉巴马州在判决之后立刻停止了 IVF。你觉得他们会不注意做跨性别手术可能带来的后果？他们在拿整个生意、生计和人际关系冒险，就为了不检查这个 14 岁孩子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我不这么看。（马克·库班）

Lex 在这里把话题引向了更深的地方：二战那段历史值得反复琢磨，它揭示了人性的某些东西，人可以在周围人都在作恶的时候选择不说话，可以做一个“好的德国人”。彼得森提到了奥斯维辛，库班的反应是：这太荒谬了。

Lex 补充说，把任何事情类比成大屠杀基本都是荒谬的，有个规则叫“戈德温法则”，一旦你提到希特勒，对话就结束了。库班同意，但他还是区分了一点：战争时期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自保的压力，而 DEI、wokeness、跨性别议题里没有自保的成分，把它们类比成奥斯维辛是疯狂的。

拜登、特朗普，和一个不承认错误的人

库班在 X 上说过一句狠话：如果今天是拜登的临终仪式，对手是特朗普，他也会投拜登。马斯克模仿他的句式回了一句：如果拜登是吃人的僵尸，只剩五秒钟可活，连任后地球会陷入一千年黑暗，他还是会投他。库班的回应很妙：谢谢你有空理我，顺便说一句，特斯拉的顾问已经跟进过用 Cost Plus Drugs 帮公司省钱的事了，非常感谢。（我的极限是三百年黑暗。）

认真谈理由的时候，他的判断标准很具体：看这个人雇了谁，看团队有没有人反水。拜登的内阁没有一个人离职后出来写书、公开说他对国家有害。特朗普身边最亲近的人，几乎都反了，除非中间有金钱关系。

如果你要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你最好知道怎么管理和领导。（马克·库班）

他也批评拜登：移民和边境是严重的错误，他也不喜欢拜登不肯承认错误，不管是阿富汗还是别的什么。总统和总司令一定会犯错，问题在于承不承认。另一边那位，从来不认错，而且清单很长。

关于“非法移民会投票”的说法，他的回应只有一句：这太疯狂了，非法移民不能投票。德州投票要出示州身份证，你不能以非法移民身份登记投票。他担心的是这个故事真正的功能：它让人们对选举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他回忆起 2016 年特朗普和希拉里辩论时说的话：如果我输了，我们甚至不知道这场选举是否合法。那是在他当选之前。

他提到自己读过罗伊·科恩（Roy Cohn）的传记，科恩的核心策略是否认、否认、否认，而科恩是特朗普的导师之一。特朗普处理事情的方式，几乎都能在科恩身上看到。

但他也承认，移民问题的现状让这个故事变得可信。他猜测拜登团队当初看统计数据，认为在出生率持平或下降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移民，从财政角度讲得通，而且移民的犯罪率并不比本土公民高。他们犯了一个经过计算的错误，现在必须修，不修会严重伤害选情。

谁控制算法，谁就控制世界

访谈里有一段关于 X 算法的讨论，库班的判断很直接：

控制算法的人控制世界。如果你只把一个平台或者关联平台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那么控制那里算法或节目编排的人，很大程度上就控制了你。（马克·库班）

他说自己和马斯克之间没什么“beef”，这是马斯克的平台，他怎么运营是他的权利，他为此付了钱，所以即使不同意也完全尊重。但正因为这是他的平台，人们不太愿意公开反对他，尤其当反对者自己也有平台的时候。

他给 Lex 提了个建议：注册一个小号，看看推特给你推荐谁。不只是马斯克，还有马斯克互动多的人。他解释说，这些推荐由算法本身产生，马斯克并没有手动往名单里塞人：谁的账号最大，谁就有最多的“最近邻”，最近邻又有最近邻，层层扩散，决定了你看到什么。

他认为马斯克应该把自己从算法里拿出去，至少看看输出会变成什么样。他承认，马斯克收购之前 X 不开源，外人看不到，所以没法判断哪一方更占主导。但他注意到一个现象：保守派觉得以前左倾内容占主导，现在右倾内容占主导，而马斯克自己互动的人群几乎全是右倾的，这本身就会影响算法。

Cost Plus Drugs：一个外行闯进黑箱

被问到美国医疗系统哪里坏了，库班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没有透明。没有透明就没有信任，除了你的医生，你谁都信不了。系统到这一步，就已经坏掉了。

Cost Plus Drugs 的做法是：你输入药名，如果在我们经营的 2500 多种药里，我们先给你看我们的进价，再给你看 15% 的加价，然后药房配药费和运费，加起来就是总价。就这一层透明，已经在改变美国的药价结构。有研究比较过他们的价格和 CMS（联邦医保）的价格，他们比政府谈判的价格还便宜。数百万人因此省下了数亿美元。

真正的对手是三家 PBM：CVS Caremark、Cigna 旗下的 Express Scripts、联合健康旗下的 Optum Rx。库班说，跟这些公司签约，第一条就是你不能披露任何信息。不能披露意味着，他们可以告诉 A 公司你拿到的是好价格，只收了你 X；告诉 B 公司你也拿到了好价格，收的是 X 加一点。B 不知道，因为没法知道。

他举了修美乐（Humira）的例子。这是全美收入第一的药物，返利前价格大约每月 8000 美元，返利后根据公司规模在 3000 到 6000 美元之间。而他们经营的一款生物类似药 Yusimry，患者自付 594 美元。但那三家 PBM 不让客户用 Yusimry，因为 Yusimry 没有返利。他们宁愿把药留在处方集里，排除掉更便宜的选项，因为这样赚得更多。

CVS Caremark 的发言人 Phil Blando 回应说，雇主、工会、医保计划和政府项目选择他们，正是因为他们交付了更低的药价、更好的健康结果和更广的药房可及性，他们是变革、创新和透明度的领导者。库班对这段话的评价是：一大堆什么都没有。他说，来 Cost Plus 网站，我们给你全部 2500 多种药的价目表，进价和售价都给你。你打电话给那三家中的任何一家，要同样的东西，他们会笑你。

更荒诞的是，如果现在跟这三家做生意，你想要自己的理赔数据，也就是有多少人用了修美乐、我们付了多少钱，他们不会给你，除非你大喊大叫，然后他们收你钱，还要六个月。库班说，他们离开这些 PBM 的时候要自己的理赔数据，等了六个月，还被收了费，拿的是自己的数据。

他讲了作为雇主的发现。他付给员工福利顾问每人每月 30 美元，一年几百万美元，而这些顾问只是把他们引向给佣金最高的公司。他砍掉了。然后对比处方药：独行侠队从三大 PBM 之一采购花了 16.9 万美元，如果从 Cost Plus 买，只要 1.9 万美元。再看向保险侧，自保公司每人每月 17.15 美分，只是为了使用他们搭好的医疗网络，而市场上有很多公司愿意免费搭建网络。

他还有一个观察：这些保险公司和 PBM 同时负责决定哪些理赔批准、哪些拒绝。一种昂贵的药，在批准之前，你得先试三种其他药，这叫“阶梯治疗”，而那些“其他药”未必更便宜，只是返利更高。

没有哪个 CEO 懂这些，因为这不是他们的核心能力。CFO 也不懂，HR 懂一点，因为他们天天在处理理赔，但他们大部分时间花在申请预授权上。你的孩子摔断了胳膊，去看医生，医生在动手术之前必须找保险公司报备，然后保险公司说不行，你得回去再找人吵。这消耗的是员工时间，也是 HR 的时间。（马克·库班）

他的建议是：任何超过 500 人的公司，都应该设一个首席医疗官，专门盯这些事，能省一大笔钱。医疗是仅次于工资的第二大支出，有些公司是几十亿几百亿美元，你不懂，就等着被宰。而正因为大公司的 CEO 不懂、被宰，这个行业才维持着今天的不透明。

他提到自己介入这个行业的起点：收到一封冷邮件，来自 Dr. Alex Oshmyansky，一位放射科医生兼物理学家。对方想建一个配药药房，生产短缺的仿制药。库班说你格局太小了，应该做更大的事。当时正好是“药房哥”马丁·施克莱里（Martin Shkreli）入狱前后，他把一种叫 Daraprim 的药涨价 7500%。库班的想法是：如果他能这么干还能得逞，这个市场一定极度低效。为什么能得逞？因为不透明。那我们就做一个完全透明的公司试试。

开放源代码、AI，和为什么不会有“唯一的大模型”

库班在开源 AI 的争论里站在开放的一边，但他强调这属于商业判断，不该被强制。Meta 选择开源对它自己是好选择，对别家不一定。这个行业很“近亲繁殖”，大家读同样的论文、去同样的会议，跟早期互联网和流媒体一样，技术是通用的，只是各自试不同的方向，某一两家公司多几个聪明人，模型效率就往前走一点。

他用 IBM 和 DEC 的历史做类比：当年大型机需要专门为它

他用 IBM 和 DEC 的历史做类比：当年大型机需要专门为它写的软件，市面上没有现成可用的东西。PC 时代反过来了，MS-DOS 和 Windows 是现成的，每台机器都能装，这套变化直接改写了人们对软件的认知。随着模型训练成本下降、效率提升，开源的理由会越来越多。

他不同意 Vinod Khosla 把开源 AI 的危险类比成曼哈顿计划。他不认为 AI 注定走向灾难，整体上他对 AI 是乐观的，但这不代表不会有可怕的事发生，军事上尤其如此。

他真正相信的是，未来会有几百万、几千万个模型。医疗行业的品牌极其重要，梅奥诊所、MD 安德森这些机构是巨大的品牌，它们不会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全部贡献给 ChatGPT 或者 Gemini，那等于商业自杀。它们会做自己的模型，持续更新，然后授权出去。所以不会出现“唯一的医疗数据库”。

他提到自己在参与的一个项目：把 30 个不同的 AI 模型放在一个元搜索引擎后面，你搜一个问题，比如“DEI 好不好”“新冠疫苗好不好”，能看到各种输出，自己判断哪个最好。这跟他讲 Cost Plus 的逻辑一致：透明的作用是把选择权还给用户，让每个人自己判断。

他给 12 岁孩子的建议

访谈最后，Lex 问库班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他的回答是：好好生活，找到能让你享受的事，保持好奇。你不需要现在就有一切答案。

他经常收到 13、15 岁孩子的邮件，说感觉被束缚住了。他说，你 15 岁，你感觉被束缚住了？保持好奇就行，你不需要知道长大要做什么。他坚信每个人都在某件事上非常、非常、非常擅长，可能是世界级的，也可能不是，但每个人都有。难的是找到那件事，有些地方还需要资源才能实现。所以要好奇，才能找到它。

他自己在大学只上过一门技术课，Fortran 编程，还作弊了。直到去了 Mellon Bank，开始学一门叫 Ramus 的脚本语言，才发现这东西有意思，他喜欢。那之后他找到了一份卖软件的工作，一路走下去。你不知道那件事会是什么，直到你走出去体验不同的东西。

他讲了一个去小学演讲时常做的互动：让孩子们环顾四周，看那盏灯，那盏灯曾经不存在，有人有了想法，有人做成了产品，然后你们学校买了它。看那把椅子，椅子以前长得不一样，有人冒出了那个念头。为什么不是你？他让孩子们走出门的时候问自己这句话。

当你走出去，问自己，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我不能是那个改变世界的人？（马克·库班）

关于希望，他的答案很具体：看孩子们的眼睛。他收到全世界 13、14、15 岁孩子的邮件，因为《创智赢家》在很多国家播出，他们花时间写邮件问商业问题，说明他们足够好奇。他去学校、去不同的群体，看到孩子眼里那种“外面有更大更好的东西”的光。这不代表没有恐惧，气候问题和其他一堆问题都在，但那正是孩子的美好之处，Z 世代身上尤其明显。

他还讲了一段很少被提到的往事。1992 年他去莫斯科国立大学教年轻人怎么创业，那时他刚卖掉 MicroSolutions，想四处走走，高中又学过俄语。他说当地人当时不知道“利润”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苏联刚解体那阵子，创业热一下子就起来了，其中很多是黑帮驱动的，但那种火花确实冒出来了。他的判断是，那种东西是人的本能，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条件凑齐了，让你能抓住机会。

Lex 接着这个话题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体制会压抑这种火花，长大后那种创业精神就很难看见了。库班说他相信这一点，否则他当年也不会跑过去做那件事。他也提到，乌克兰如果挺过这场战争，重建本身会创造机会，就像二战后整个欧洲发生的事。前提是战争先结束。

这份访谈里可以带走的东西

库班的很多观点并不新鲜，新鲜的是他给每个观点都配了一个具体到可以复现的动作。把三个小时的内容压缩成可执行的部分，大概是这些：

• 想验证一个商业想法，别问朋友“你觉得怎么样”，去问潜在客户“我能帮你省什么”。朋友的赞美没有信息量，客户的拒绝有。
• 准备创业之前，先算清楚自己能承受多大的下行风险。有房贷、有家庭，就先存钱、先利用晚上和周末打电话找客户，不要裸辞。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反倒是最好的时机。
• 盘点自己的弱点，然后找一个在这些短板上比你强的人做搭档。库班不擅长招聘和开除，他就把这两件事全交出去，从不逞强。
• 判断自己是不是站在泡沫里，用一个朴素指标：出租车司机、理发师、你 14 岁的孩子是不是都在聊这个。如果是，先想清楚怎么保护自己，再想怎么赚更多。
• 如果你是雇主，去要一份自己的理赔数据，看看处方药到底花了多少钱。库班的对比是 16.9 万对 1.9 万，这个差距在很多公司里都存在，只是没人去查。
• 如果你在医疗行业之外，记住透明本身就是一种产品。Cost Plus 卖的核心是让你看得见价格结构的权利。同样的逻辑可以搬到任何一个刻意让人看不懂的行业。
• 对自己的信息源保持警惕。注册一个小号，看看平台默认推荐给你什么，那才是算法眼里“像你”的世界。只用一个平台获取信息，等于把判断权交了出去。
• 如果你还没找到自己擅长的事，别急。库班 25 岁才在银行里发现自己喜欢编程。保持阅读、保持体验，那件事会在某个时间点出现，可能是 15 岁，也可能是 55 岁。
• 对已经做成的事，练习说一句“够了”。库班在 57 亿美元落袋时选择对冲而不是继续加注，理由只有四个字：我不想贪。这个判断在他之后二十多年的每一次下注里都还在起作用。

整期访谈里，库班没有给出任何一套成功公式。他反复回到的东西都很朴素：把行业读懂、把客户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把看不懂的账目翻出来看、把不属于自己的能力交出去。这些动作单独看都不新鲜，难的是他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做到了具体。

他讲自己坐在私人飞机上说“我觉得自己蠢透了”的时候，那种自嘲里有一种很踏实的东西。一个人对自己判断的局限有清醒认识，才可能在泡沫最热的时候收手，才可能在被人追问“谁在逼你搞 DEI”的时候，老老实实回答“没人逼我，这是我的商业选择”。

这套态度在讨论 AI 的时候也很明显。Lex 反复提醒意识形态可能带来的风险，库班承认风险存在，但他更相信市场会自我纠正，相信会有几百万个模型、几百万个声音同时存在，相信人会为自己最好利益做出反应。这种乐观未必每次都对，但它至少给出了一条可操作的路径：多建一个模型、多开一个信息源、多把账目摊开给人看。

Lex 在结尾引用了奥斯卡·王尔德：想象力是造物主给人类的补偿，弥补我们所不是的；幽默感则是给我们的安慰，宽恕我们所是的。库班在这一期里展现的正是这两样东西的结合：一边相信世界能变得更好，一边对自己那些荒唐的判断笑出声来。

他把这套东西浓缩成一句送给小学生的话，其实也适用于任何一个正在犹豫要不要开始的人：看那盏灯，它曾经不存在，有人有了想法，然后有人把它做了出来。为什么不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