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厄本：部落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正义与政治

把人类历史摊成一本一千页的书，每一页写二百五十年，会看到什么？

蒂姆·厄本（Tim Urban）在新书《What's Our Problem: A Self-Help Book for Societies》里画了这张图。结果是前九百五十页几乎一片空白。狩猎采集者在大草原上晃悠，偶尔学会用火，偶尔造出弓箭，然后又是几百页的安静。

有记录的历史从第 976 页才开始。罗马、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登月、互联网，全部挤在最后二十五页里。我们身处的 21 世纪，差不多就是这本书末尾最后几行字。

蒂姆在 Lex Fridman 播客第 360 期讲起这个比喻，语气里带着一种孩子气的较真：

我们总觉得公元后这两千年很漫长，罗马帝国是两千年前的事，好像已经很久很久了。可人类历史已经走了两千多个世纪，这个尺度很难塞进脑子里。（蒂姆·厄本）

时间跨度本身还好，真正让他放不下的是那本书里活过的那些人。

他们和我们一样会爱上谁，会嫉妒，会和朋友闹翻，会在夜里害怕。他们有意识，有感官，有想象，会编故事，会对着星空发呆。他们唯一缺的东西，是我们脚下这座知识高塔。

热水澡是历史上极少数人才享受过的东西

我们习惯了自己出生在一座知识高塔的顶端。地球是颗球，绕着太阳转；人是从动物演化来的；人终有一死。这些事对我们像空气一样自然，对几百年前的人却是足以颠覆一生的发现。

蒂姆说，古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黑死病在十四世纪横扫欧洲，人们认定那是上帝的惩罚。他们想不到，罪魁祸首藏在跳蚤身上，是一种叫细菌的微小生物。病因、传播路径、应对办法，全是一片空白。既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把灾难归因于神发怒就成了最合理的解释。换到今天任何一个人，站在同样的信息条件下，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他描述这件事时用的角度很奇特：

最疯狂的地方在于，这些人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灵长类动物。某种程度上我知道当他们会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也是人。可他们那种生活，几乎不是这个物种经历过的那种生活。（蒂姆·厄本）

他举的例子是热水澡。

这东西大概一百年前才普及。乔治·华盛顿一辈子没洗过一次热水澡，他洗冷水，或者让人把水烧热倒进木盆。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没体验过那种感受：一个受控的小隔间，下着热雨，水从头顶浇下来，你走出去，地板是干的，水不流到房间其他地方。洗澡这件事被关进了一个盒子里，不弄湿别的东西。

还有下水道。城市之所以闻起来不像粪坑，是因为有一套系统把污秽悄无声息地运走，从我们所有感官里彻底消失。这件事在古代几乎不存在。加上老鼠，加上蟑螂，加上瘟疫，加上生病了没有药只能疼着熬着，加上不知道病是什么。

下面这段是蒂姆的原话，把三层东西叠在了一起：

他们还会得更多病，得了病又没有治疗手段，所以往往就死了，或者承受巨大的痛苦。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病，不知道微生物这回事。（蒂姆·厄本）

采访里 Lex 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这一切听起来很浪漫，可如果真把人扔回几千年前，大概几个月就适应了，然后又开始觉得不满。人的尺度会自动校准，这是天性。

蒂姆接过话头，讲了他在感恩这件事上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比它看起来要重要得多，因为后面几乎所有关于政治的讨论，都从它长出来。

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个从 1 到 10 的刻度盘

Lex 问，感恩能不能主动控制。

蒂姆的回答是能，他把它拆成两层。第一层是个人。

他给了一个刻度的比喻。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个从 1 到 10 的刻度盘。

到 10 是什么感觉？你低头看着脚下那座由东西堆起来的山，满心都是"我太幸运了"。那是一种接近狂喜的体验，能让人真的快乐起来。它让你去品尝你已经拥有的东西，那是一件很划算的事。

到 6 或 7，你偶尔会这么想。更多时候眼睛往上抬，盯着你没有的东西、别人有而你没有的东西、你以为自己会得到却落空的东西。蒂姆说，往这个方向看，长出来的可以是嫉妒，可以是渴望；如果你看向的是过去，那就变成怨恨。

到 1，你成了一个彻底的受害者。兄弟姐妹对不起你，父母对不起你，社会对不起你，伴侣对不起你。你沉溺在"我本该有的"和"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里。那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精神位置。

任何人都可以走到那个地方去。你可以列出一份望不到头的清单，说明自己受了多少委屈；也可以列出一份同样长的清单，说明自己该感激多少东西。（蒂姆·厄本）

他还补了一句很关键的观察。翻哪一份清单，取决于习惯，也取决于你怎么被养大。

这里有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婴儿纸尿裤的广告永远在拍柔软的棉布、微笑的妈妈、安静的午后。为什么有效？因为它卖的东西跟纸尿裤关系不大，它卖的是"你的生活会好起来"这个承诺。人脑对"我拥有的"和"我缺的"这两条线路的敏感度并不对称，缺的那条天生更响。刻度盘之所以需要主动去拨，就是因为重力默认把它往下拉。

这个模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能被放大。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国家，也会集体拨动这个旋钮。

德国在两次大战之间，集体把旋钮拧到了 1

蒂姆认为，纳粹德国里发生的很多事，可以用一种社会性的嫉妒和怨恨来解释。叙事在人群里传播，渗进每个人的脑袋，把整个国家的刻度盘从"感激一切"推到"怨恨一切"。屈辱感需要出口，出口被指给了某一群人。这个机制不需要每个德国人都变坏，它只需要足够多的人相信自己是受害者。

所以他不满足于只描述个人心态，他要问的是：一个社会怎么才能不掉进那个"1"里？

他讲到影响一个人的东西有两层。一层是自己脑子里的状态，另一层是周围的文化。周围的文化像一圈圈同心圆，最里圈是你身边的人。如果这群人习惯谈感激，你就被这种语气包住，跟外面的大气候隔开一层。麻烦在于很多时候每一圈都在说同一件事，身边的人这么想，社区这么想，整个国家也这么想。

一个社会里最响的那种情绪，会慢慢变成那个社会的默认设置。

爱国是感恩，排外是怨恨

顺着旋钮往下讲，蒂姆做了一个区分，值得慢一点读。

他认为美国语境里的爱国主义，如果把排外那个分支剥掉，本身是好事。原因在于爱国主义的底子是一份感激之情。

一个美国人说"我们住在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其他国家的听众往往不爱听。蒂姆觉得，这句话翻译过来，其实是"我很感激这个国家给我的一切，以及它为这个世界做过的事"。

他举了个反例。如果换成菲律宾人说"菲律宾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美国人不会觉得这是沙文主义，反而会觉得很好、很酷。同一句话，换个人说就顺耳了。听完的人感受到的东西不一样：前者像在说"我比你强"，后者像在说"我爱我自己的地方"。

爱国主义是一种团结的感觉，也带着一种隐含的感激。可这个东西很快会滑向排外的民族主义，所以你得确保它别从悬崖上掉下去。（蒂姆·厄本）

他在书里用"高度运行的进步主义"和"高度运行的保守主义"对应爱国主义的两种写法。一种爱的是这个国家代表的那套传统，一种爱的是推动这个国家往前走的那些人。这两条路从智识上都站得住，都是同一份爱的不同表达。

分界线在爱的方向。同一份爱，一旦滑到"我们最好，所以你们不好"，就变成了排外；一旦滑到"我们受够了委屈，都是他们害的"，就变成了怨恨。前者看向外面，后者看向过去。两个都是刻度盘被拧错了位置。

这也是他那本书整个框架的起点。他要诊断的是整个社会脑子里那个刻度盘被谁拨到了哪个位置，具体的政治立场反倒不在射程里。这个取向让书在当下的舆论环境里显得很不合群，因为它不提供站队的位置。

如果成吉思汗没出生，蒙古人还是会往外冲

Lex 把话题转向书里的另一张图。历史被切成一个个二百五十年的方格，每格放一个代表人物。

从甘地、莎士比亚、圣女贞德、成吉思汗、查理曼、穆罕默德、君士坦丁、耶稣、克利奥帕特拉、亚里士多德，一直到佛陀。最后十一页，大约两千七百五十年。Lex 挑了个刺：放甘地不放希特勒，读者大概要吵起来。

蒂姆说，最让他震动的是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人"。

佛陀是个男人，他有过胳膊、腿和手指甲，他咬过指甲，他有喜欢的食物，可能有时候消化不好，他被划伤会疼。（蒂姆·厄本）

耶稣也曾经是胎儿，是学走路的傻婴儿，会因为什么不顺心发起脾气。蒂姆开玩笑说，佛陀大概从没发过脾气，毕竟神话里的他不一样。

成吉思汗更狠。他本来是蒙古草原上一个极穷的放牧少年，被掠为奴隶，十几岁时和母亲、兄弟靠抓老鼠过活。放在当时的视角看，他不过是十三世纪蒙古成千上万个少年里的一个。他本可以像另外几万人那样一生默默无闻，被历史的尘土彻底埋掉。

结果他打穿了欧亚大陆。蒂姆半开玩笑地跟 Lex 说，你和我今天能有这样的关系，说不定得谢他。

问题于是来了：历史的方向，到底是被少数几个人推着走的，还是他们只是恰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位置，站上了那股更早就在涌动的浪潮？

蒂姆的答案是两边都成立，但他紧接着说了一句更有分量的话：

有些时候，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人从地球上摘掉，事情还是会照样发生。（蒂姆·厄本）

他把成吉思汗当成这类例子。当时中国文明的特定形态，加上特定的气候，对蒙古形成了一种压力。他们的骑射优势、他们的马匹、他们的组织方式，全都摆在那里。就算没有铁木真这个人，蒙古人迟早也会往外冲，区别只在于能走多远、规模有多大。

这类人像是被浪头卷上去的，看起来是他带着浪走，其实是浪把他托到了那个高度。

希特勒又属于另一种情况。蒂姆的判断更偏向"如果没有他，事情很可能不会发生"。前提条件当然得齐：德国得有一战之后那股深到骨子里的屈辱，得有大萧条，得有一整套让民怨有地方去的社会环境。可这些条件凑齐了，也未必会凑出一个人来把每个条件都用上。

他那句评价挺狠。一个脾气暴躁、被艺术学校拒之门外的落魄画家，在画室里掀桌子、打老婆、当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本来大概率就是个无名之辈。放到另一条时间线上，他可能把那股演讲天赋用在别的地方，也可能烂在某个小酒馆里。天赋在那里摆着，用在哪，是另一回事。

所以问题不该被简化成两种答案。历史在有些节点上确实由个人决定，在另一些节点上确实由浪潮决定。它更像两股力量恰好对上了一个接口。有时候是接口等来了人，有时候是人赶上了接口。哪个成分更多，只能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算。

他顺手把威廉一世也拉进来。有些人靠着手里一支更好的军队、恰好在某个时刻赶上对面出现弱点，就这么跨过去，然后把基因播撒得到处都是。几百年后你看到某个地区的面孔有某种共同特征，那可能真就是这一小撮人的分布留下的印子。

几家平台在同一天拉下同一根闸

Lex 把这个问题拉回现在。如果历史上个人的作用这么难判断，那今天呢？社交媒体那几个关键人物，算不算在拧动历史的方向盘？

他数了几个人：马克·扎克伯格，MySpace 的汤姆，拉里·佩奇，杰克·多尔西，还有现在的埃隆·马斯克。

MySpace 的汤姆成了一个梗。网友说他才是社交媒体史上最成功的案例：没有算法干预，大家都很开心，很正面，然后他把公司卖了，拿了几百万美元走人，现在照片还在微笑。蒂姆顺口补了一句，汤姆可能正过着一种很舒服的生活，不用面对扎克伯格现在那堆噩梦。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人究竟在塑造时代，还是被时代裹着走？

蒂姆给了一个区分，这大概是这期访谈里最有用的一个定义：

所谓领导力，是把事情推向文化力量本来不会去的方向。很多时候一个人看起来像领袖，只是因为他正好踩上了那波文化浪潮，然后冲到了浪尖上。（蒂姆·厄本）

按这个标准，扎克伯格算不算领袖？他确实做过很多真正的领导动作，把一个宿舍里的小网站推成全球基础设施级别的存在。

同时蒂姆点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几家平台在同一天把特朗普的账号封了。

同一天。相隔一周都算多，何况是同一个季度。这说明背后有一股更大的力量在同时推动他们，让他们做出一致反应。那股力量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也不属于任何一家公司。如果那股力量真的存在，这些人的个人意志就没那么重要了。

所以他给了 Elon 一个正面的例子。SpaceX 和特斯拉，在他看来属于真正改变了浪潮形状的那种领导。当然有人会说电动车早晚会来，可证据不太支持这个说法，至少不支持它在那个时间点来。如果人类最终真的登上火星，那 Elon 在那件事上的作用就更难被归到浪潮头上。

至于扎克伯格，就得看元宇宙了。蒂姆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判断错过。

那种"我按了个键，屏幕上的东西动了"的感觉

他讲了一段很具体的经历。他去参加 Facebook 的一场大会，试了当时所有的 Oculus 新品。那次他本来想写一篇长文，后来被这本书吞掉了。

他本来会写错。因为他当时的判断是：这东西有点像当年的任天堂。

我第一次按下一个键，屏幕上的马里奥跳了起来，我说，我能让屏幕里的东西动。那种感觉，和我第一次看见别人教我用电子邮件时一模一样。（蒂姆·厄本）

按下回车，对方那边的东西真的发生了。他说，当你产生这种感受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你正在目睹一次范式转移。那种体感很难描述，它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兴奋，像有人在你的认知边界上开了个口子。

十几年过去，他还在等那个革命。头显还是又大又沉，有些体验让人反胃，价格也没低到能随手买一个。那个"一百美元、简单、傻瓜式、但真的能给你那种体验"的头显还没出现。

他说，这东西可能还在等一个对的人。一个像卡马克那样的人，把它做得像 iPhone 一样简单。然后上面会出现一个杀手级应用，一旦火了，就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这里有个细节挺有意思。真正让个人电脑走进普通人生活的，是图形界面。Windows 95 之前，大家还在敲命令行。突然之间"窗口"这个概念出现了，你把东西拖进去，双击一个图标，它就打开。现在看这太理所当然了，可当时它是革命性的，因为它让机器变得直观。

技术的每一次真正普及，靠的都是门槛被降到普通人愿意迈进去的高度。参数变强只是必要条件，从来不是那个开关。VR 卡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它的强度早够了，缺的是门槛被降下来的那个时刻。

好的在指数级变好，坏的也在指数级变坏

访谈的后半段，蒂姆把话头拉回他那本书最重的那个论点。

他先讲了一个观察到的趋势。每一个世纪都在变好。按人均 GDP 算，按预期寿命算，按贫困率算，按疾病控制算，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一百年。二十一世纪到目前为止，这个势头还在。

然后他讲了另一半。技术带来更好的时代，也带来更坏的时代。吓人的地方在这里：

如果好的和坏的都在指数级增长，那好时代变得多好都无所谓。只要坏的那一边到了一定的量级，一切就都完了。（蒂姆·厄本）

Lex 追问，这个"坏会赢"的推断是不是被误解了。蒂姆说，恰恰不能这么看。

他把这个结构讲得很清楚。指数曲线看起来像一条贴地的平线，慢到你几乎察觉不到它在动。然后它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陡然竖起来。人类过去几百年一直待在这条曲线比较平缓的那段，于是养成了一种直觉：进步是渐进的，危机是能被消化的，最坏的情况总能兜住。

一旦好的和坏的同时进入陡峭段，这个直觉就失效了。指数曲线不会因为你有善意就拐弯。

他在这里用了一个说法，把技术比喻成一种能力放大器。一个能让人多活三十年的工具，同时也是一个能把破坏力放大三十倍的工具。中间没有任何机制会自动帮你把方向掰正，方向是人给的。

这就是他那本书叫"给社会的自助书"的原因。他把一个社会当成一个人来看。这个人有没有自我觉察，有没有情绪调节能力，能不能在看到自己错的时候承认。心理治疗里有个基本判断：一个人能不能变好，很多时候不取决于他的问题有多严重，取决于他愿不愿意说"我可能错了"。社会也一样，只是这个过程被拉长到几代人的长度。

一个失去了"我可能错了"的社会，站在哪边都很危险

今天的社交媒体、身份政治、部落对立，在蒂姆看来都在削弱这种自我修正的能力。人被推到某个立场上，然后被同温层不断加固，最后失去的是"我可能错了"这个念头。

一个失去了"我可能错了"的社会，不管它站在哪一边，都很危险。因为站错的时候它没有能力回头，而指数曲线不会给它多少试错的时间。

他在访谈里反复用"高运行"和"低运行"这两个词。高度运行的社会，内部也有激烈争论，但争论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走。低运行的社会，争论变成站队，变成"你是谁"的问题，不再讨论"什么是对的"。前者能自我修正，后者只会越陷越深。

这套框架的聪明之处在于，它不预设哪一边是对的。它只问一个问题：这个系统还有没有能力发现自己错了，然后改过来？

把这个标准套到自己身上，会有点不舒服。因为大部分人评判一场争论，看的是谁赢了，很少看这场争论有没有让任何一方改变过看法。一场没人改变看法的争论，无论谁占了上风，都是一次空转。

回到那本一千页的书。前九百五十页一片空白，最后二十五页突然挤满了东西。这个形状本身就说明一件事：人类刚刚进入那条曲线的陡峭段，还带着一条平缓路段的旧直觉。我们以为时间是够的，以为自己会慢慢适应，以为犯错的代价可以像过去那样被摊薄。这些直觉在陡峭段里全部失效。

蒂姆整期访谈其实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宏大的历史叙事拆成人可以操作的小单位。从一千页的人类史，到每个人脑子里那个从 1 到 10 的刻度盘，到"我可能错了"这个念头。这三样东西之间是有连线的。刻度盘拨到哪，决定了你怎么看别人；你怎么看别人，决定了你的社会还能不能自我修正；社会能不能自我修正，决定了那条曲线最后停在哪个高度。

可以带走的东西

• 每天有意识地检查一次自己的刻度盘。今天我是低头看着自己有的东西，还是抬头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这个动作只要几秒钟，它能决定你一整天的底色。
• 跟人争论之前先问自己一句：这件事我是想要一个答案，还是想要赢？想要答案的时候你听得进对方的话，想要赢的时候你只是在找一个更好的反驳。
• 给"我可能错了"留一个具体的入口。每当你在某个话题上情绪特别强烈，就把它当成信号，说明那里可能有你还没看到的证据。
• 把注意力从"谁是坏人"挪到"这个系统哪里出了问题"。前者让你站队，后者让你动手。
• 对技术保持双面预期，既相信好的那一边会更好，也承认坏的那一边同样在加速。双面预期会让你对风险更敏感，而不会更麻木。
• 身边如果有几个人能让你说出"我可能错了"而不用害怕，好好珍惜他们。那是一个高度运行的小环境，比任何信息源都珍贵。

蒂姆在访谈里表达过一个意思：历史由无数个接口上的具体判断累积而成，每个接口都很小，但加起来的方向是真实的。

你脑子里那个刻度盘，就是其中一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