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沙利文：在争议与邪恶面前坚守正义理想

2021年3月，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发出一份简短声明：温思罗普舍（Winthrop House）的两位舍院院长，罗纳德·沙利文（Ronald Sullivan）和他的妻子，任期结束后不再续聘。沙利文没有辞职，他是被赶走的。

导火索在两年前。2019年1月，沙利文驱车前往康涅狄格州，见了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几天后，他决定做这位好莱坞制片人的辩护律师。当时韦恩斯坦正面临多项性侵指控，舆论早已给他定了罪。

消息传回哈佛，一小群本科生开始在宿舍楼里抗议。抗议变成请愿，请愿变成压力，压力最终落到两位管理者身上：文理学院院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本科学院院长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他们选择了顺从。沙利文后来在访谈里用的词是"懦弱"，而且重复用了。

哈佛法学院有52位教授联名写信支持他，登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国家媒体几乎一边倒地站他这边，有文章把他比作约翰·亚当斯。这些都没用。哈佛拒绝续签合同。

沙利文在访谈里纠正了主持人的用词。他不接受"他辞职了"这个说法。

我没有辞职，我拒绝辞职。哈佛拒绝续签我的合同。我把话说清楚了，我不会出于原则主动辞职，我逼着他们去做了那个他们实际上做出来的懦弱动作。（罗纳德·沙利文）

这件事里最荒诞的细节，是一份从未公开的调查问卷。

盖伊和库拉纳委托了一项针对温思罗普舍学生的调查，问他们对沙利文的感受。哈佛以前从没做过这种事。调查做完了，结果没公布。学生要求公开，沙利文要求公开，哈佛一声不吭。

沙利文的猜测很直接：如果公布，结果会打自己的脸。他愿意拿薪水打赌，绝大多数学生的回答是"挺好的""没问题""我不关心"。真正激烈的只是那一小撮声音最大的人。当数据不支持叙事的时候，叙事方选择了让数据消失。

为什么有人专门去接没人愿意接的案子

要理解沙利文为什么接这个案子，得先理解他的执业哲学。他在哈佛法学院教书，大部分时间用于教学和写作，私人执业规模很小。他挑案子只有一条标准：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的案子。

他有一套说法。如果国家可以绕过某一个人的权利，那顶帐篷的门帘就已经被掀开了一角，接下来整顶帐篷都会塌。今天可以短路韦恩斯坦的正当程序，明天就有人来敲你家的门。这个蔓延过程很慢，而且每一次都发生在最不受欢迎的人身上。正因如此，这类案子才成为测试点。

他举了埃内斯托·米兰达（Ernesto Miranda）的例子。这个人按所有说法都不是讨人喜欢的角色，有三次持刀盗窃的前科。但有律师站了出来。因为那个案子，今天才有了米兰达警告，警察抓人时必须念的那段"你有权保持沉默"。整个美国每天有成千上万人在听那句话，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它来自一个没人喜欢的罪犯。

他讲得更远一层：通过这些案子，我们表达的常常是刑事司法系统里最好的价值。为当事人辩护，维护的不只是他个人的权利，也是在维护那些一辈子不会跟刑事司法系统打交道的普通公民的权利。规则一旦立起来，保护的是所有人。

主持人问他，作为一个人，面对铺天盖地的愤怒会不会恐惧，会不会有压力。

不太会。这种事算是职业的一部分。我尽量不让自己太激动，往哪个方向都不。我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冤案平反，我已经把六千多个被错误关押的人从监狱里弄出来了。有的人在里面待了二三十年。那种案子人们会夸你。所以我做事，我为自己的做事方式感到骄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算半个道家，反者道之动。我不让自己太高，也不让自己太低，就是尽量把工作做好，尽我所能代表当事人。（罗纳德·沙利文）

六千多人。这个数字放在整期访谈的最前面，它让后面关于哈佛的那些争吵显得很轻。

大学不是用来让人舒服的地方

沙利文把哈佛这件事放进一个更大的框架：教育的消费化。学校管理层制定政策，依据是学生怎么说。他不主张学生没有发言权，他主张的是，教师的存在有它的理由。

在哈佛、耶鲁、斯坦福这样的学校里，某些院系的教授可能就是地球上这个领域最聪明的人。课程设置这类事，本该属于教师的职权范围。可以听取学生意见，可以接受批评，但最终得由房间里的成年人承担责任，决定一个学生的教育方向。

他的处境本来可以变成一堂绝佳的教学课。可以讲第六修正案的价值，可以讲怎么对待站在刑事司法十字准星上的人。哈佛放弃了这堂课，选择了消费主义模式：外面很吵，那我们就反应一下。

沙利文的判断很直接：学术自由如果不能端端正正地坐在学术使命的正中央，任何学校都会出问题。他希望等这波政治情绪过去，等不再由一群没有学位的十九岁年轻人管理大学，学校能回到由成年人做决定的轨道上，哪怕那些决定不受欢迎。这需要勇气。他对哈佛有信心，哈佛存在了四百年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知道自己不能静止不动。

访谈里主持人提到一个现象：在麻省理工也一样，学生的权力大得不成比例。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在于，教师被消音了。

"不安全"这个词被武器化了。沙利文追溯了它的来源：它出自一些心理学研究，指的是某种心理上的不安，妨碍人充分获得教育体验。他先假设这种感受是真实存在的，然后给出一个反过来的视角：精英大学大概是这些人一生中会待过的最安全的地方。走出校门进入所谓的真实世界，这些学校提供的那些安全网就不存在了。

如果研究描述的只是一种心理感受，那大学的责任恰恰是挑战人。去哈佛、耶鲁这样的地方读了四年，出来还是进去时那个人，这四年和这些钱、这些资源就浪费得可怕。教育的目的就是严格地、公正地、文明地拷问那些一直在指导你的根本假设。你可以拷问完了还继续相信它，但拷问这个动作不能省。

那界线该划在哪里？沙利文给的答案很克制。大学有悠久的文明辩论传统，界线应该划在文明辩论和粗野辩论之间。可以吵，可以激烈，但别在校园里对人又喊又骂。想骂人回家骂。

默认的假设应该是：最困难的话题恰恰适合在大学里讨论。但默认假设不是没有例外。如果有人的主张跟当下科学和文化共识相悖到了某个程度，比如宣称地球是平的，学校可以不给他讲台。有争议的理论、被争夺的理论，那正是大学存在的理由。不喜欢一个想法，就拿出更好的想法，把它讲清楚。

主持人在这里插了一段自己的经历。他练了很多年武术，被打得很惨。数学课也一样。那种痛苦的本质，是直面"我并不特殊"这件事，是意识到自己比想象中笨得多，意识到做出任何东西都需要极其艰苦的工作。十八九岁的时候他以为自己会是最聪明的、最强的格斗者、拿诺贝尔奖的那个人，然后撞上现实，很疼。

他觉得这些重要对话里缺的正是这个：一种不靠精神或身体虐待就能让人谦卑的机制。当十九岁的学生站出来说话的时候，用想法去打磨他们的机制不见了。他感到整个氛围里弥漫着恐惧，恐惧会让人瘫痪，恐惧有破坏性，尤其是在一个本该以思想自由为全部意义的地方。

关于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沙利文的态度很干脆：这个文化已经彻底失控了。我们太快、太快、太快地取消一个人。有人说了一句什么，甚至只是随口一句、一个失误，立刻就有人推动取消。它逼着人变得像机器人。

他说这会吓退很多好人，让他们不愿意进入公共生活。谁会想要那种压力。主持人补了一个技术侧的观察：社交网络让愤怒和围攻变得没有摩擦，但这件事在技术上是有可能修好的。他还有一点希望。

邪恶是否存在，以及你会不会替希特勒辩护

话题转到最重的地方。为一个被全社会憎恨的人辩护，到底意味着什么？先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邪恶这种东西存在吗，还是说所有人都善良，只是环境造出了恶？

沙利文的回答很明确：邪恶这个范畴对他是有用的，他相信世界上存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恶。他理解的方式是偶发的、条件性的。一个人成长的环境和条件，会逐渐造出我们称作邪恶的那个东西。确实有一些研究显示，某些大脑异常在连环杀手身上更常见，可能存在生物学上的倾向。但他没有生物学证据去断言一个人生下来就是恶的，他也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决定论者。

但个人仍然要负责任。人都要做选择，选择里有属于个人的那一份。他接下来说的话很重：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里，很多人面前摆着的是一整片坏选择的星丛。这让他非常难过。有些人成长的过程中，面前几乎全是坏选项，这不公平，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主持人顺着这个意象往下推。生命像是一个在不完全信息下的优化问题，你会在一条条可能的轨迹里做出很多蠢事。重要的是这些轨迹里通往坏地方和好地方的比例。邪恶里可能有一点点生物倾向，其余大部分只是你能走上去的那些轨迹。

他举了希特勒。他最近读了很多关于希特勒的东西，琢磨那些本可以避免这个特定个体发展出那种仇恨、那种追随、那种结局的所有轨迹。希特勒心理上有几个转折点，从一个只想征服的领袖，变成让愤怒和情绪接管的人，开始犯军事上的错误，也开始做那些邪恶的事。他甚至提到，希特勒画画其实不算太差。还有数百万跟他类似的人，从来没有掌权。

然后他抛出假设：二战之后希特勒活了下来，要面对战争罪审判，你会接吗？

沙利文先把两个问题拆开。第二个问题先答：在美国，任何被刑事指控的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他不认为存在一个人邪恶到了不配拥有程序的地步。程序帮助人们更准确地抵达结果，这很重要，对被认为邪恶的人尤其重要，他们应该获得跟其他任何人同等分量、同等实质的程序。这对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

所以是的，所有人，包括希特勒，如果他在美国因为发生在美国境内的罪行被起诉，都应该有辩护。至于他本人会不会接，他分两种情况。他职业生涯是从公设辩护人开始的，那时候分配给谁他就代表谁，那是职责。私人执业他有选择权。按主持人给的假设，他大概会推掉。除非出现一种情况：没有任何其他人愿意接。那他会觉得自己有一种义务。

一套宁可放过十个有罪之人的系统

主持人把镜头拉远：这个理想很美，但现实里很多人觉得司法系统并不总是公正运转。

沙利文先说了好的那部分。有一个老笑话，美国有世界上最糟的刑事司法系统，除了其他所有地方。它带着很多真相。

美国制度的一个特征是，自由被放在极多价值之上。离他们坐的地方不远，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说过一句话，这些年一直有生命力：宁可让十个有罪的人逃脱，也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被定罪。这是自由在美国集体意识里如何运作的一种表达。为了这个，程序被设计得很难定罪：繁琐的规则、被拖慢的流程、本来可靠却被排除的证据。这些都是因为自由被赋予了价值，他认为这些是好东西。

坏的部分在于，这个国家把肤色当成犯罪性的代理指标。从逮捕到起诉决定到量刑，有色人种在各个环节上被不成比例地影响。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白人和黑人在毒品使用上似乎没有可辨别的差异，但黑人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却占了全国毒品指控的百分之四十。

主持人追了一句，说种族主义让系统更"高效"。沙利文接了这个词，说它高效地把人从社会搬进监狱，很多无辜的人被卷进去。

主持人问，把无辜的人从监狱里弄出来，这个过程在情感上和心理上是什么体验。

沙利文说自己遵循一种叫共情式代理（empathic representation）的模式。他会去认识当事人，认识他们的家人，认识他们的努力、渴望、恐惧和悲伤。这种投入有时候会造成心理上的损伤，确实会变得情感上很消耗。

但他马上把镜头转到另一边：一个完全无辜的人，在监狱里坐二十年。每一天都知道自己事实上没做过陪审团判定他做过的那件事。这大概是世界上最难以承受的事。

而真正让他动容的是那些人本身。他们出来之后成了有生产力的公民，有人说自己在心里达到了一种平静，说这些铁栏杆定义不了我，我的人性是存在的，不可改变的。他们不苦毒。沙利文说自己大概做不到，如果他为一件没做过的事坐了二十年牢，他会每一天都苦毒。但那些人告诉他，你没法那样活，那样是活不下去的，你必须跟它和解。他平反过的人，大多数出来之后带着一种生命力和劲头，没有苦毒。这是很美的一件事。

主持人问，能不能把种族主义从司法系统里根除。沙利文说可以。种族会渗透进生活的各个角落，司法系统不能免疫。要把危险的、有害的种族思维从整个社会里逐渐清除，它就会从刑事司法系统里消失。这需要很长时间，但做得到。

他给了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视角：三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回看，会注意到非洲裔美国人的这段不可思议的旅程，从奴隶制到政治、商业、司法、学术的高处，用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如果历史上能有这样的移动，那想想接下来一百七十五年。他没说这段路会短，他说只要一直做下去，一直让彼此多了解一点，一直执行禁止种族歧视的法律，一直给人在这个世界上兴旺的机会，就能看到更好的世界。有了更好的世界，就会有更好的司法系统。

机器人、动物，以及"他者"名单的下一次扩张

主持人把话题带到他自己的领域。人类历史上一直在制造"他者"，用轻蔑对待他者。他相信将来会有机器人的民权运动。让 AI 系统跟人交互并且像人，对社会有巨大价值。当它们越来越像人，它们会开始问关于自由、痛苦、正义的根本问题。到那时候人得照镜子：只因为我们是生物性的，只因为我们是人，就意味着只有我们配得上权利吗？

沙利文从他不熟悉的领域之外给出一个观察：据他理解，目前还缺的是意识这个东西。意识如果存在，才会把机器人从机器变成另一种东西，一种以类似于我们的方式体验世界的东西。他也提到，就他所了解的科学，机器拥有意识或者通用智能这件事，还远没到电视上演的那个程度。

主持人的追问更尖锐。他说作为造这些东西的人，他知道它们有多笨，但同时看人类历史，人预测技术进步的记录很差，所以必须对自己的预测能力保持谦卑。还有一件事一直在发生：我们不断贬低人工系统的智能，它们越聪明，我们找到越多方式去否定它们的智能。这几乎像是一种最原始、最动物性的威胁反应，我们被其他生物的力量威胁，于是想贬低它们。

他把问题落到工程层面：意识的展示，是否等同于意识的拥有。如果一个机器人说自己有意识，如果一个机器人被折磨时看起来在受苦，如果一个机器人说自己怕死并且真的怕，我们用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算独立个体的那些标准，爱、恐惧、希望、能够受苦，如果机器以最笨拙的方式展示出了这些，事情会很快开始改变。

他还提出一个可能更根本的点：意识里有一个巨大的成分是社会性的创造。我们是一起造出我们的意识的，我们是一起相信我们共同的人性的，独自一人不会意识到自己的人性。法律保护我们的自由，也是一套社会建构。当你把其他生物加进来，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时刻说"这东西现在有意识了"。会有大量"装到成真"的阶段，装和真之间会有一大片灰色地带，逼着我们去面对什么叫一个配得上权利的存在。"人人生而平等"里的那个"人"，范围可能要扩张到我们还没预料到的地方。

沙利文回应说，表演出来的意识和实际的意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个有趣的本体论问题。哲学家还会引入另一组问题，结构对灵魂，身体对灵魂。他猜测等这些问题被解决的时候，他早就化成灰了。

主持人接着提到法律里的一个具体缺口：灵魂在法律里几乎没有讨论，但法律确实在讨论什么构成一个人。有人会因为宠物被过失致死而拿不到痛苦赔偿，因为宠物不是人。法律把宠物看成动产，像桌上那个水瓶。当前的法律定义依赖一个关于人性的定义，这个定义未必被精致地推敲过，但确实存在一个广泛共享的理解，比"碳基生物"要丰富一些。

他还提到另一个名单：动物。他说自己吃很多肉，但谈到动物遭受的折磨，他想过，从几百年后往回看，人们可能会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我们今天对动物做的事，可能会后悔。将来我们会为哪些今天习以为常的不义而醒来，这件事本身很有意思。而他最关注的还是机器人这一块，此刻它看起来荒谬，但历史上几乎每一场民权运动，一开始看起来都荒谬。

乔治·弗洛伊德之后，一场被全程直播的审判

话题回到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引发了美国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沙利文把它放进具体的历史条件里：人们因为疫情处于隔离状态，手里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手机，在之前已经有好几段这类手机视频流出之后，这件事成了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证据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一种形式的虐待，至于它构成谋杀还是过失杀人，审判正在进行，陪审团会去判定。但广泛存在的一种感受是：一个同类被虐待了，这个人的共同人性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人们受够了。大家本来就已经在疫情里学着彼此照顾，然后就是一场爆炸。年轻人说，我们不再忍受了。他们走上街头，几百万人。

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的审判正在进行，摄像头被允许进入法庭，从头到尾直播。主持人说作为一个外行，看陪审团选择这个过程极其煎熬，几乎像是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没有偏见，还是只是在拼命压住自己深处的情感想混进陪审团。

沙利文先纠正一个常见误解：在刑事司法里，"无偏见"有特定含义。它不意味着一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也不意味着一个人没有形成过看法。它意味着，尽管这个人知道案子、形成过看法，他仍然能够把之前的看法放到一边，根据庭上呈现的证据和法官的指示来理解这些证据。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无偏见。

他补了一句实战经验：作为一个老辩护律师，在这种大案里，他反而不太愿意挑一个从没听说过这个案子的人。因为会想，这人是谁，他到底生活在哪个世界，还是他在骗我？怎么可能没听过？这种人可能带来别的问题。他不介意陪审员听说过案子或者有初步看法，他不想要的是那种已经把自己绑死在看法上、不可能被说服的人。

另一种情况是撒谎。有人想进陪审团，有人想离开陪审团。有人会说极其荒唐、冒犯的话，因为他知道这样就能被剔除。也有人一眼看得出非常想进陪审团，于是假装自己是世界上最中立、最无偏见的人，也就是法律上说的"理性人"。沙利文跟学生讲过，现实里的理性人，大概是你最不想一起喝酒的那个人，最无聊、最中性、最没意思的那种。很多陪审员在表演，表演成一个最平稳、最理性、最讲道理的人，因为他们真的想进陪审团。

主持人提到一个让他印象很深的问题，大概是问陪审员：这个人是个警察，这一点会让你对他有什么感觉吗？他说自己问自己这个问题都很难回答。我们多少都想假装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们都是"理性人"，但真诚地问自己，你脑子里有哪些预判，这件事对一个人来说到底可不可能做到？

沙利文的回答很干脆：他不相信人能做到完全无偏见。每个人都有包袱，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包括法庭。你要找的是至少能识别出偏见正在起作用、并且主动去纠正的人，这是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如果一个陪审员说，我在一个容易相信警察话的地方长大，这是我从小的习惯，但如果法官告诉我必须同等对待每一个证人，我会尽力，我不会给那份证词更高的权重，这样的人听起来更真诚，更诚实，就是他想要的人。

然后是结案陈词。他会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之所以选你们进这个陪审团，是因为你们发过誓会尽最大努力做到公正，我相信你们会做到。当你们听到那位警察的证词，法官已经告诉过你们，不能因为他是警察就给他更多信任。我信任你们会这样做，也会以同样的分量去看另一位证人不同的回忆和可信度。这样一来，案子就变成了一个"他说她说"的问题，而这是一起刑事案件，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他说，你真的找不到十四个完全没有偏见的人，那太荒谬了。

主持人问，肖万有没有可能不被判二级谋杀。沙利文说当然有可能。要定罪，陪审团必须认定肖万的心理状态：他是意图造成伤害，还是严重轻率，到了无视已知的死亡或严重伤害风险的程度。法官后来又允许了一项三级谋杀指控，这一项的心智标准落在"恶劣的漠不关心"上，不需要证明意图。陪审团不需要认定他想做什么，只要认定他对风险漠不关心就够了。这是另一个定罪基础。

但他也说，走进陪审团审判，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可能无罪。如果真的无罪，他预计会有大规模抗议。反过来如果定罪，他不认为会有大规模抗议，他没看到有哪个支持肖万的阵营准备好了上街。量刑也可能引发愤怒，取决于定的是哪一项，一项最高十年，另一项最高四十年，还要看法官给多少。

主持人提了一个他自己的想法：法官和律师在这样一个有摄像头的审判里，有机会讲出真正重要、会长期留存的话，他们的言语有治愈或者分裂的能力。沙利文同意这个后果存在，但指出大多数律师在案子进行时不会想这个。你的角色要窄得多：作为辩护律师，你是当事人的党派性倡导者；作为检察官，你是试图起诉这一具体案件的正义之官。但主持人说的没错，你说的一些话会有很长的保质期。

那只不合手的手套，教给了律师什么

他提到 O.J. 辛普森案。"如果手套不合适，你就必须判无罪"，这句话大概还会留在我们的词典里很久。不过这不应该是你脑子里最优先的东西。

主持人问辛普森案有什么可学的。沙利文当时是刚入行一年的公设辩护人。那个案子在好几个层面都很重要，它是第一个重大的 DNA 案件，从里面学到的教训很实在。

检方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没有把科学以陪审团能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约翰尼·科克伦（Johnnie Cochran）懂那套科学，并且能把它翻译成陪审团听得懂的语言。他对 DNA 很不屑，说检方说发现了多少多少 DNA，那就像我拿手指蹭一下鼻子，就这么一点点 DNA。这套说辞有效，因为检方没有好好建立"是的，这是微观的量，你不需要那么多，你在鼻子上蹭一下再碰一下东西，就能转移很多 DNA，这能提供很好的信息"这个前提。

那是公众和那个陪审团大概自高中科学课以来第一次听到"核苷酸"这种词，一堆术语砸过来，但没有被编进一个叙事里。科克伦教给人们的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案子，不管涉及什么科学，它仍然是讲故事。仍然是一个叙事，而他很擅长这个。

另一条被重新学到的教训是：永远不要问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他们把那只手套递给辛普森，它不合手。你不知道结果会怎样，那个动作风险太大了。在他看来，正是那只手套判了他无罪。

主持人问他自己怎么理解律师的工作，是不是也是讲故事。沙利文说绝对是。从时间之初人们就在讲故事，帮自己理解周围的世界。科学家讲的是另一种故事。作为物种，我们至今仍然被讲故事所打动，这在审判工作里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后一位的。你必须讲一个好故事。入门的审判技巧教材会教年轻律师在开场时说"这个案子是关于……"，然后填空，那句话就是你的叙事。

亚伦·赫尔南德斯：一个已经定罪的杀人犯，再次受审

主持人把话题转到另一个他参与过的、故事性极强的案子：亚伦·赫尔南德斯（Aaron Hernandez）。沙利文说自己很想念他。

这个案子独特的地方在于，赫尔南德斯已经被判过一起谋杀罪，然后又要为一起双重谋杀受审。陪审员候选人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被判过谋杀，因为他在波士顿这个橄榄球氛围极浓的城市里是个非常受欢迎的球员，为爱国者队效力。也就是说，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已定罪的杀人犯，而他们要在这个背景下为一个双重谋杀案辩护。

案子本身也有意思：那起谋杀悬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