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罗德里格兹：罪恶之城、三步杀人曲、杀手悲歌、阿丽塔与电影制作

1992 年，罗伯特·罗德里格兹（Robert Rodriguez）带着一部西班牙语电影去了多伦多电影节。他是墨西哥裔，但在美国长大，家里不说西班牙语。这部电影的剧本是他用英文写的，然后让演员一句一句翻译成西班牙语；他写下的英文字幕，最后成了这部电影的字幕。拍摄时他把“录音”这个词的西班牙语说错了，演员看着他一脸茫然。整部电影成本 7000 美元，他一个人担任导演、编剧、摄影、剪辑、录音、配乐、特效，全片几乎每个镜头只拍一条。

这部电影叫《杀手悲歌》（El Mariachi），拿了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被哥伦比亚影业买下，后来拍了两部续集。它开启了一个导演的职业生涯，也顺手改写了独立电影的游戏规则。

一个被全世界记住的镜头，其实是逼出来的

《三步杀人曲》（Desperado）里有一个后来变成互联网迷因的镜头：主角扔出两颗手榴弹，慢镜头背对爆炸走开。所有人都以为这是精心设计的风格化场面。

实际情况是，那天他找特效师要一点“人体碎片或者弹片”往楼上炸。特效师已经累到快散架，说没有碎片，只能给一个丙烷火球，而且烧得极快，一闪就没。罗德里格兹问，多快？对方说，就那么快，但够大够橙。

他的解决方案是：用慢镜头拍，让火球在胶片上停留久一点。然后他跟演员说，我知道这个火球有多大，你们走得快一点，表情要坚定，一直走，别停，别回头看，不然眉毛可能被燎到。

拍完他拿去给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看。卡梅隆看到那个镜头，手举了起来。他之前从没见过这种画面。六个月后《杀出个黎明》（From Dusk Till Dawn）上映，罗德里格兹又在加油站爆炸那场戏里用了一次，这个视觉语言就彻底定型了。

两次电影相隔不到半年上映，观众以为这是某种新风格。它的来源是一次预算不够、时间不够、特效师快撑不住之后的临时应对。

把一场火灾留在成片里

《杀出个黎明》酒吧那场戏更极端。特效师在演员身后堆了远超需要的炸药，爆炸冲出门框的瞬间，整个酒吧正面（泡沫做的）开始着火。你如果在成片里仔细看，火球升起来的时候，布景已经在烧了，只是剪辑点刚好卡在观众看清之前。

那是那个外景的第一天、第一个镜头。消防水带接上去，没水。整个美术组站在那里哭，因为他们花了几周搭出来的东西，几分钟就变成焦炭。演员 Cheech Marin 说，看来我今晚的台词是不用说了。

罗德里格兹的反应是：继续拍。

“这黑乎乎的样子挺酷的，我们就这么拍。”

所以那整场戏里，乔治·克鲁尼和 Cheech 站在一栋烧焦的建筑前面，那片焦黑不是美术做的旧，火真的烧过。如果布景完好无损，观众反而能看出这是泡沫搭的。火灾把它变成了一种末日感。

他后来总结这件事的方式，比任何励志书都直接：计划一定会崩，你唯一能做的是在崩塌的现场睁着眼睛，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正好被你撞上。“从失败的灰烬里筛，你下一次成功的那把钥匙就在里面。但如果你不去找，你就找不到。”

一次票房失败，埋着两个最大的成功

1995 年，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打电话问他，要不要和另外两位导演一起拍一部短片合集，发生在同一家酒店，同一个除夕夜，每个人用一个房间，彼此不知道对方在拍什么。

他的第一反应是举手答应，没有做任何调研。事后他才发现，多段式合集电影在商业上几乎从不成功，哪怕导演是科波拉、斯科塞斯、伍迪·艾伦，观众也不买账，因为观影体验像电影开场了三次。

《四个房间》（Four Rooms）上映，票房扑了。

如果他只看到“扑了”这一层，故事就结束了。但他去灰烬里翻，翻出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那部片里他拍的那一段，是两个小孩在酒店房间里乱跑，父母不见了，让服务员当保姆。拍的时候他看到安东尼奥·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和他太太，觉得这两人长得像一对国际间谍。他想，如果这对父母真是间谍，两个孩子得去救他们呢？这个点子后来变成《非常小特务》（Spy Kids），到现在拍了五部。

第二个：他太喜欢拍短片了，一直不甘心合集这个形式不成立。他想，如果不做四段、四个导演，而是三段、一个导演，用三幕剧的结构来做呢？这个想法后来变成《罪恶之城》（Sin City）。

他讲这件事的时候特意强调，他举手接这个活儿，图的是跟朋友一起做点好玩的、试一点新东西，钱从来不在考虑里。所以“失败”这个判断本身就不成立，因为他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真正需要重新审视的，是那个用票房定义成败的坐标系。

“有时候过河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头两块石头上滑倒。”

一个人就是整个剧组

《杀手悲歌》的拍摄方式，今天听起来像某种行为艺术。

那台摄影机是租的，16 毫米，噪音大到无法同期录音。他没钱做隔音罩，请不起录音师，所以流程变成：先拍画面，一个镜头一条，绝不重来；然后让演员把整场戏的台词再讲一遍，话筒贴到嘴边近距离录；最后在剪辑台上手动对齐。

奇迹在于，他用的全是非职业演员。这些人不是在“表演”，他们只是用自己的节奏说话，所以每一次说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同步率天然就高。哪里对不上，就切到狗、切到刀、切到女主角，再切回来的时候口型已经重新对上了。

这个为了省钱被迫发明的方法，意外造出了他后来标志性的快切节奏。他在访谈里说得很清楚：这个剪辑风格谈不上美学选择，它就是唯一能让声音保持同步的办法。

还有个细节。他太穷，主角的手提箱是家里拿的纸板箱。装枪的那个是借来的，顶部材料磨掉了一块，露出木头颜色，跟另一个箱子对不上。他舍不得买油漆，所以成片里是这样处理的：纸板箱放下，切；换成木头的那个，打开；关上，切回纸板箱，人走出去。他自己提示观众去看这些剪辑点，因为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注意，注意力全在动作上。

他讲这段的时候语气很轻，说这部电影是“练习片”，本来打算直接卖给西班牙语家庭录像市场，赚回本钱再拍第二部。他压根没想过会有人认真看。正因为没想过有人看，他才敢一个镜头一条、敢不买油漆、敢把所有实验性的东西都塞进去。

“因为你觉得没人会看，你反而做出了了不起的东西。你只是在为自己做。”

这句话可以单独拿出来讲。他后来分析，如果当时知道这片子会去圣丹斯，他会“认真起来”，会拍保险镜头，会顾虑，会变得保守。那份业余和无知，恰恰是这部电影能成立的前提。

声音是画面的另一半

访谈里有一段他现场演示的素材，讲的是《杀出个黎明》电视剧版里一个 20 分钟拍完的动作段落。演员 D.J. Cotrona 提了个想法：在一个西部僵尸小镇，主角手里的枪空着，子弹在另一只手上，撞到僵尸的时候子弹飞出去，他跳起来在空中接住子弹、上膛、落地前开枪。

电视剧一集拍七天，剧组里每个人对这个镜头的想法都不一样。特效指导想上威亚，摄影指导不操作机器，剪辑师在另一个房间，视觉特效团队根本不在现场。

他自己就是所有这些岗位。所以他现场做的是：先让替身跳一次，看滞空时间，发现根本不够。然后决定让演员本人上。用三跳剪成一跳。所有子弹都打偏，只有一颗进膛。主摄影机装长焦，他自己操作；B 机斯坦尼康不动，因为没时间改装，直接倒过来拍，后期翻转。

后面这一步才是重点。他回家自己剪，自己配声音。他让所有子弹飞行时的音乐全部消失，只留下夹克被风吹的声音、子弹碰撞的叮当声。观众在那一瞬间会屏住呼吸，因为没有任何声音告诉他们结果。

还有一个技巧更狠。演员上膛的动作实际上没有被拍到特写，但他在声音上做了一个“特写”：其他声音全部抽掉，只留下那个金属卡榫声，贴得极近。观众会坚称自己看到了特写。

“你没听见，你就没看见。你没看见，但你放了一个声音，你就听见了，然后你在脑子里就看见了。”

还有一处。演员在第一个镜头里就已经落地了，但他在落地的瞬间没有放声音，所以那八帧画面被观众的大脑自动忽略，人看起来还悬在空中。他靠声音的缺席，把物理时间拉长了。

这套本事的来源很朴素：他早年拍《杀手悲歌》时摄影机没法录同期声，只能后期一条一条贴音效，贴到对声音的判断变成肌肉记忆。后来在《四个房间》里，开场服务生把钥匙插进锁孔那一串声音，他用的是枪械音效，不是钥匙音效，因为真实的钥匙声在大银幕上不够“响”。

他给了一个厨师式的比喻：食谱上写了这个，但你尝一口，觉得需要加点辣椒、加点盐、挤点柠檬。剪辑台就是灶台。

会剪辑的导演，天然领先好莱坞一大截

他有一个说法，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好莱坞电影那么贵。

一个剧组可能有两百人，他判断这里面没有一个人会剪辑。所以现场拿的素材是错的，所以要补拍，所以剪辑师在某个房间里干等，事后打电话说“我们还需要那个特写”“那个不接，得重拍”。两百个人在烧钱，因为没有人知道最后那些素材要怎么拼起来。

他的工作流反过来：先想清楚剪辑点，再决定现场拍什么。制片厂的人第一次看《三步杀人曲》的素材时很慌，说镜头太短了。因为他们的经验是：一个人走进酒吧，先用大全景拍完整场对话。他的做法是，大全景只拍人走进来那两秒，然后立刻换机位，因为他知道后面要用中景和特写，大全景的其余部分根本不会用。

他把第一场戏剪出来放给制片厂看，对方看完说，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罪恶之城》里布鲁斯·威利斯拍了九天，本尼西奥·德尔·托罗（Benicio del Toro）三天，布莱特妮·墨菲（Brittany Murphy）一天。米基·洛克（Mickey Rourke）和鲁特格尔·哈尔（Rutger Hauer）的对手戏，两人相隔八个月拍摄，一个对着他演，一个对着他演，后期剪在一起。

他自己讲到这里也觉得这件事邪门。因为他 19 岁时做过一个练习：把鲁特格尔·哈尔在《搭车人》里的镜头和米基·洛克在《斗鱼》里的镜头剪成一个音乐录像，为了看起来像同一部电影，他把整段做成了黑白。十几年后拍《罪恶之城》，他一个一个地拍这两个人，然后在剪辑台上把他们拼进同一个黑白世界。他翻出那盘旧带子的时候愣住了。

“有时候你有一个愿景，它并不清晰，但它是从未来传过来的。你只需要跟着那个声音走。”

把德尼罗拍四天，把 Lady Gaga 拍半天

《弯刀》（Machete）里罗伯特·德尼罗演反派。他给德尼罗打电话，说这个角色是整部电影的大反派，但我保证只占用你四天。

德尼罗的角色有一场医院戏。实际情况是：德尼罗住在奥斯汀市中心的 Stephen F. Austin 酒店，剧组把隔壁房间改成了医院布景。他早上醒来，穿过走廊，躺到隔壁床上，穿上睡衣就能拍。房间里加一根输液管、两个护士，就成了病房。

他跟德尼罗说，你拍下一部《拜见岳父大人》的时候会想起我，因为那部戏你要在拖车里坐六个月。同一件事，换个组织方式，成本和时间可以差出两个数量级。

Lady Gaga 更夸张。她在公开场合说过，《弯刀》里应该放她写的《Americano》。他听到之后打电话过去，问她成名之前是不是学过表演，有没有考虑过演戏。她说学过。他说，问题在于我的同行不知道怎么“放人”，他们一开口就要你六个月，你还在巡演。但如果你来，我半天就能拍完你的全部戏份，还能顺手把电影海报拍了。

她来了。他把几个布景像流水线一样排在一起，车里的、走廊的、房间的，一路拍过去。半天收工。后来《雨中的我》（Rain On Me）的 MV 就是他导的。

《罪恶之城》里她也只用了半天，因为她的巡演到了休斯顿，开车到奥斯汀就能拍一场和约瑟夫·高登-莱维特（Joseph Gordon-Levitt）的对手戏。

能做到这件事的前提不是人脉，是他同时掌握剧本、摄影、剪辑、特效四个环节，所以他能准确判断：这个演员的戏份实际需要多少小时，哪些镜头可以放在别的日子里合成，哪些东西可以用声音和剪辑糊过去。这种确定性，才是能对一线演员开出“只占用你四天”的底气。

先在纸上验证，再让对方零风险

《罪恶之城》的起源过程，是他做事方法的浓缩版。

他从小就买弗兰克·米勒（Frank Miller）的原著，每次看到不同版本都买一本，回家才发现已经有三本了。他后来意识到，米勒是“又写又画”的作者，在他眼里这就像一个自己编剧自己导演的人，天然有亲近感。

转折点是他拍完《非常小特务 3D》，在绿幕上完成了大量数字拍摄。他看着自己的漫画书想：我现在知道怎么拍了。演员放绿幕前，背景完全后期做，画面调成高对比黑白，窗户就是一个白方块。预算甚至可以滑动：没钱了就把人拍成黑白，背后打一个白点当路灯。

他先在自己工作室的绿幕前拍了一个测试，让妹妹和自己上镜，调成黑白，看起来跟漫画一模一样，只是会动。然后他打电话给漫画家朋友 Mike Allred 要米勒的号码，第二天就飞了纽约。

在酒吧里，他把笔记本打开，给米勒看一个看起来完全是他自己漫画的画面开始动起来。米勒问，你怎么做到的。

然后是关键的那段话。他跟米勒说，我知道你不认识我，我得赢得你的信任，才能拿到你的孩子。但我们现在就能拍。米勒兴奋了两秒，然后说，不行，那还得写剧本，然后制片厂会提意见，会有一堆事。

他给出的方案是彻底的风险转移：

• 十二月我一个人写剧本，不花钱。剧本基本就是从你的书里剪出来，我不加东西。
• 一月找几个演员朋友来我的绿幕，把开场戏拍出来。这场既是测试，也就是成片的开场。
• 特效、声音、音乐、片头字幕，全部我自己做。
• 我们一起看。你喜欢，我们就拍，那时候你再给我版权。你不喜欢，这东西归你，就当一部短片，拿去给朋友看。

米勒没有任何下行风险。所有时间、金钱、技术风险都在罗德里格兹这边。

结果是：十一月见面，十二月写完剧本，一月十小时拍完开场，两周做完特效。他拿着这个片段去见布鲁斯·威利斯，片头字幕第一个名字打的就是 Bruce Willis，然后说，你看，你已经在片尾字幕里了，你现在必须演了。三月开机。

“我把所有的风险都拿走。这是我能给出的最好的东西。”

他后来对米勒说了一句话，解释为什么他能看懂这本漫画：我以前是画漫画的，你其实已经是导演了，你只是用笔代替了摄影机。你从纸面演员身上拿到的表演是惊人的，你的镜头设计超过任何一位摄影指导。别的制片厂拿到这个本子，会把它拍成一部灰暗的犯罪片，他们会漏掉最要紧的一点：这个故事的视觉本身就是一半。

创意不是你挤出来的，是流过来的

访谈里他反复讲一个概念，叫“管子”（pipe）。

他的判断是：创意不来自你。有一个“创意精灵”需要一双手，你没有手它就没法工作。你要做的是把自己变成一根通畅的管子，别用自我把它堵上。

他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失败案例。19 岁那年他每天要交一幅连环漫画，被截稿日追着跑。他想偷懒，希望能“先在沙发上想清楚整个漫画，然后再画”，半小时搞定，不用花三小时。结果他在沙发上躺到交稿前 30 分钟，什么也没想出来，最后还是得坐到桌前，画出第一格，第二格自己就跟上来了。

“如果你是这个姿势（瘫着），创意精灵不会来找你。它需要你的手。它不会因为你坐在那儿等就奖励你。”

他的写作工具是一叠索引卡，包里常年放一包。他说他用这东西赚过一百万。写下“他走进一家酒吧”“酒保说我们不雇 mariachi”“一个提着吉他箱的人进来，开枪扫射”，然后发现这是短片的结构，不是长片。那就再往前加：反派在监狱里，警察都是他的人，有人买凶杀他，他反杀，然后打电话说“我要来你的城，杀光你的人，再来杀你”。

你再写“他手会中枪”，因为他是乐手，民谣都是悲剧。那女孩就得死。为什么？因为这是这个人物的起源故事，他要变成那个提着武器箱走天涯的人，他必须失去一切。布鲁斯·韦恩的父母必须死。现实逻辑上讲不必，可不这样他就没有驱动力。

他在这一段里讲了一个可以直接用的方法：很多人去心理咨询，目的是拿问题，答案你自己都有。而我们平时问自己的问题往往是“我为什么这么失败”，这个问题你能立刻想出十个答案。换成“我今天能做哪三件不仅改变我的人生，也改变我身边人的事”，你会写出十五件。

身份比欲望更有力量

访谈里有一段他自己的人生案例，讲到这个转换有多快。

他从小就讨厌运动，高中是画漫画的，个子很高，教练来拉他进队，他说他不觉得人应该跑，除非有人在追。他把这句台词写进了《老师不是人》（The Faculty），给了那个拿着摄影机的角色。

代价是，长期伏案画画让他背反复出问题，一次能躺一个月。拍片后操作斯坦尼康，每年都要打可的松。拍《非常小特务 2》时，里卡多·蒙塔尔班（Ricardo Montalban）因为背部手术失败坐在轮椅上，对他说，我 84 岁了，你什么借口？

他后来问史泰龙怎么练。史泰龙说，找教练。他说，连你都要教练？史泰龙说，我需要教练。他想，那普通人算什么。于是他请了教练，然后每次教练来他都觉得恶心，因为他讨厌训练。他说他从来不理解运动。

转折发生在一个朋友身上。那位朋友抽了一辈子烟，医生让她戒。她说她现在不抽了。他说，你会复吸，因为你刚才告诉我，你的身份是个抽烟的人，你现在只是“一个不抽烟的烟民”。你得说“我是个不抽烟的人”。不抽烟的人闻到烟味会呛。

他说完这段话，自己愣住了。他想，那我的“训练”呢？

“那天我说，我是个运动员。这是我这一辈子最不可能用来形容自己的词。”

第二天开始，他再也没请过教练。他并没有突然爱上训练。“运动员”这个身份会自动生成行为：运动员会腾出时间训练，运动员会吃得干净。他说这跟愿望无关，问题出在身份上。你缺的从来不是渴望，你缺的是那个自我定义。

他把这个逻辑套在创造力上。他问 Lex 是否认为自己是 creative person，Lex 犹豫了。他说，你一犹豫，就等于在起跑线上把自己的腿锯掉一条。你说“我不确定我算不算”，另一条也锯了。

“会怀疑自己够不够好的，才是真正的艺术家。你刚才那份不适，就是证据。”

身边必须有人比你强出一大截

他讲《三步杀人曲》开拍前，他去见卡梅隆，想给对方留个好印象。他说，我刚上了一个三天斯坦尼康课程，因为我请不起斯坦尼康操作员，我要自己操作。

如果对方跟他同级，回答会是“我也干过这事”。卡梅隆的回答是：我买过一台斯坦尼康，没打算用它拍，我把它拆了，要设计一台更好的。

“我们在学怎么用机器，他在设计新系统。你要跟这种人待在一起，不是跟和你做同样事情的人。”

他讲昆汀，说去他家能看到几张手写稿，问那是什么，昆汀说，那是我写了开头不打算写完的东西。他说，能不能给我，我拿它去扩成三部曲。他扔掉的，普通人愿意拿命换。

他讲斯皮尔伯格。九十年代中期，斯皮尔伯格在拍当时最好的一批商业片，同时被媒体、观众、影评人集体扔石头，《侏罗纪公园》被说成“就那样”。他当时正在跟斯皮尔伯格筹备《佐罗》，被这个氛围吓到了，想，也许我该待在雷达下面，别把头探出来。

他问斯皮尔伯格：人家天天朝你扔石头，你怎么受得了。

“哦，罗伯特，你只要不眨眼就行。”（Oh, Robert, you just don't blink.）

他说这句话听起来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台词，但当时能看出对方说的是真的，而且能看出他就是这么熬过来的。那些攻击的设计目的就是让你眨眼，你只要不眨，它就失效了。

他还讲了一个更隐蔽的机制：他 19 岁做过一个音乐录像，把鲁特格尔·哈尔和米基·洛克剪进同一部黑白电影。十几年后在《罪恶之城》的剪辑台上，他做的事一模一样。他说他不知道那个愿景是什么意思，但它是从未来传过来的，你只要跟着走。

《阿丽塔》和卡梅隆的工程脑

《阿丽塔：战斗天使》（Alita: Battle Angel）的起点是 1995 年。卡梅隆给他看《阿凡达》的剧本处理稿（scriptment），当时所有技术都不存在。他读完想，这故事很好，但这要怎么拍，不可能。

《阿丽塔》原本是卡梅隆为《阿凡达》做的技术准备，结果《阿凡达》先做成了，阿丽塔被推到一边，等了将近二十年。

罗德里格兹的版本是“加快版的卡梅隆流程”：卡梅隆的《阿凡达》几乎全 CG，他这边有大量实景。他在奥斯汀的旧机场地块上搭了七条街的实景，二十英尺高的墙，上面用数字延展。这是全美现存最大的实景片场，因为一般布景拍完就拆，他留着，一直用来拍墨西哥、南美、欧洲的各种设定。

女主角罗莎·萨拉查（Rosa Salazar）在试镜时把他看哭了。她的表演通过动作捕捉和面部捕捉被一比一还原，而这些表演发生在真实搭出来的街道上，她不是对着绿幕在空演。

“如果你把她放进一个真实的环境，那是真正的挑战。如果全是 CG，那你可以糊弄一切。”

他讲这段时强调了一个技术与表演的关系：没有表演，特效救不了你。所以他把克里斯托夫·瓦尔兹、詹妮弗·康纳利、马赫沙拉·阿里全放在现场，

让技术在他们的对手戏里消失。

他还提到一个少有人知的事实：《阿丽塔》其实成了维塔（Weta）为《阿凡达 2》做的训练场。那些在水下捕捉、表情精度上的尝试，先在阿丽塔身上跑了一遍，所以第二部《阿凡达》的水看起来比第一部精细那么多。

关于卡梅隆，他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他问卡梅隆，你拍片时能清晰看到成片吗？卡梅隆说，很远，而且失焦。你做着做着，它才开始清晰。

他追问，那你不是有激光视力。卡梅隆说，不是，就是很远、很模糊，然后一点点走过来。

这段对话卸掉了一个幻觉。那些看上去最笃定的人，开机那一刻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区别只在于他们相信自己能一步步走到那儿。

他还讲了卡梅隆那艘破世界纪录的潜水器。模型就摆在办公桌上，巴掌大小。他问，你下潜的时候不怕吗？卡梅隆说，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逃生舱是我设计的。要是我跟别的什么笨蛋一起下去，我会怕。

这种笃定没法借，也教不会。它来自“这件事的每一个环节我都亲手做过”。

创意加技术，才是那个稀缺品

罗德里格兹 16 岁那年暑假，父亲把他送到朋友马里奥的照相馆打工。马里奥让他带一台相机回家，学怎么用，理由是学会了才好卖相机。

他在家里有一堆弟弟妹妹，就拍他们。把照片拿回去，马里奥冲洗出来，看了看说，这些很有创意，你是个有创意的人。

然后马里奥说了那句话，他说他到现在都没法忘记：

“那是一种天赋。但现在你需要变得技术。”

马里奥的解释是：有创意的人需要技术人员，技术人员也需要有创意的人，因为这两样很少长在同一个人身上。创意是天生的，技术是违背天性的，但你可以逼自己学。如果你两样都有，你就不可阻挡。

这句话直接解释了《杀手悲歌》为什么没有剧组。他当时想得很清楚：如果我只是那个有创意的人，我就永远需要别人来把它实现，我的“我需要”清单会永远很长。而一旦你的清单长到一定程度，你就永远到不了你要去的地方。

所以他一个人去了墨西哥，摄影机的用法是打电话问出来的。他不知道怎么调马达转速，不知道景深怎么控制，整部片拍完都不知道胶片到底有没有正常曝光。

他把这套逻辑总结成一类人的画像：卡梅隆是这样，乔治·卢卡斯是这样，约翰·拉塞特（John Lasseter）是这样。极度技术加极度创意，是这些人真正的护城河。

他还讲了一个反向观察。他邀请卡梅隆来奥斯汀的工作室，卡梅隆看完说，你身边只招跟你一样的人，你每个毛孔都在往外冒创意，你这里每个人都是如此。他回，我不是刻意这么招的，但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他在我这儿待不下去，自己会走。

然后他去了卡梅隆的工作室，看到满屋子都是“卡梅隆式的人”。他说那些人极度技术，你跟他们讲物理不能含糊，不能模糊逻辑，他们会说“不对，这个不成立”。两边的门槛都极高，只是方向不同。

卢卡斯还跟他讲过一句关于地理的话。那时全世界只有他们俩在拍数字电影，卢卡斯说，幸好你住在奥斯汀，我住在马林郡。因为你不在洛杉矶那个盒子里，你自然会跳出盒子想问题，你就会撞上创新。

他说卢卡斯说对了。为什么我们不拍数字？那就拍数字。为什么不做数字 3D？那就做。为什么背景不全用绿幕？那就用。远离那个会说“你不能这么干”的环境，方法自己就长出来了。

在客厅里剪片，是一件被禁止过的事

1994 年，他是索尼片厂里唯一一个用电脑剪片的人。不只如此，他是在自己家里剪。

制片厂一开始不让他剪，理由是：我们从没有导演自己剪自己的片子，不能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导演权力太大。他的回应是：你们买了《杀手悲歌》，那部也是我自己剪的。

对方妥协，但要求他去洛杉矶剪，方便他们随时看。而且他们看完素材之后很焦虑，说镜头太短了，一切都不对。

他把第一场戏剪出来，请他们到家里看。那场戏是史蒂夫·布西密（Steve Buscemi）在讲 mariachi 的传说，一大段独白。看完他们说，行，你知道自己在干嘛，走了。

那一时期他同时在剪三部片：《三步杀人曲》《四个房间》《杀出个黎明》。德尔·托罗来过，索德伯格来过，卡梅隆也来过，进门第一句是“我听说你客厅里有台 Avid”。

这件事在 1994 年是异端。它今天听起来平平无奇，因为那条路已经被人走通了。而它之所以能走通，是因为他把“工具在谁手里”当成了创作主权的一部分。

他讲卡梅隆的一个故事佐证这一点。做《终结者 2》时，片方不让用《Bad to the Bone》那首歌，认为不管用。卡梅隆周末晚上偷偷进剪辑室把它剪进去，第二天放给他们看。他后来对罗德里格兹说，我讨厌跟剪辑师合作，我要在自己家拆一堵墙，装一台 Avid，下一部我自己剪。

他真做了。他凭《泰坦尼克号》拿了剪辑奥斯卡。他还有别的剪辑师，但他每一部都自己剪一版。

“你不能把那种权力交出去。因为你没法向别人解释你的愿景，你自己都还没想清楚，它是在做的过程中长出来的。”

同一天，收尾两个三部曲

2003 年夏天《非常小特务 3D》上映，几个月后《墨西哥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Mexico）上映。两部都是他三部曲的终章，都挂着安东尼奥·班德拉斯、丹尼·特雷霍（Danny Trejo）、Cheech Marin。

他同时剪这两部，一部在杀人，一部在跟小孩喊 yay。他说做两个极端的东西比做两个同类的东西容易。

真正的巧合发生在某一天。《非常小特务 3D》里班德拉斯只在最后一场绿幕戏出现，半天拍完。拍完他对班德拉斯说，现在去换你的 Desperado 衣服，我们把《墨西哥往事》欠的几个绿幕镜头补完。

“他一天之内完成了两个三部曲。这大概是史上第一次。”

《非常小特务 3D》本身也是一次技术越界。他早就想做 3D，拍《杀出个黎明》时就想让观众戴上眼镜之后整部电影变一个样，但当时胶片 3D 摄影机太差，做不了。后来他用了卡梅隆为水下 3D 纪录片做的系统，做出院线史上第一部数字 3D 电影。

他对 3D 的理解跟主流不一样。主流 3D 很“礼貌”，他的 3D 是主题公园式的，东西往观众脸上砸。他要的就是让人明白为什么要戴这副眼镜，孩子们在座位上伸手去抓。

这部片还有一次极限操作。拍到一半他发现双机拍摄意味着每个特效镜头要做两遍，进度来不及，他去跟片方说，得延档。对方说，从没听过你慌，可以给你延。十分钟后电话回来说，不行，麦当劳会告我们两千万，那个档期必须有一部电影。

2003 年 1 月开机，7 月 3D 版进影院。这是特效电影史上最快的完成速度。没得选的时候，人能把山搬走。

为什么是动作片，为什么先有角色

他的新公司叫 Brass Knuckle Films（铜指虎影业），计划是四部动作片，10 到 3000 万美元的区间，在他的奥斯汀片场拍。观众可以真的投资，拿到分成。所有投资人可以给他提案，四部里有一部会从这些提案里出来。

他选动作片的原因很务实：问 Netflix 现在缺什么，答案是动作片，缺得多，愿意为低成本动作片付溢价。而 2000 万美元的动作片对大厂来说便宜得不可思议，他们已经不会这么拍了。

《疾速追杀》第一部 2000 万，第二部 4000 万，第三部 8000 万，第四部一亿，因为观众基数在涨。他提到卡梅隆拍《终结者》时预算不到 500 万，卡梅隆自己的说法是“我们连 500 万都没有”。

“启动一个十亿级系列，不需要很多钱。”

那动作片的核心是什么。他的答案只有一个字：人。

《虎胆龙威》里麦卡伦是警察，有能力，但不是超人。他被卷进远超自己能力的事里，所以你会替他紧张。《疾速追杀》里约翰·威克是超人，但他退休了，他被激怒了，他要回去干那门活。动作的设计依附于角色的处境，反过来就散了。

他提到《终结者》里的莎拉·康纳：一个女服务员，觉得自己的人生不会有什么起色，结果发现自己是未来拯救人类那个人的母亲，她必须变成另一个人。这才是让人投入的东西，一个角色的创世纪。

还有那个被低估的结构件：倒计时。他说所有电影都需要它，连爱情喜剧都有，通常是开演二三十分钟后有人冒出一句“我们得在这个周末婚礼之前找到新郎”。

他给的最高标准是《纽约大逃亡》（Escape from New York）：炸弹埋在脖子里，手腕上挂着计时器，主角一直在看还剩多少时间。其他电影的倒计时跟它比都显得假。

别用那种词形容自己的东西

访谈里 Lex 说自己做过很多很烂的东西，觉得这很重要。罗德里格兹打断了他：

“你在评判一件你根本没资格评判的事。”

他的论据是自己的经验：观众最爱的那些片段，往往是他最狼狈的时候凑出来的。那段空中接子弹的戏，是因为太阳要走了、只有二十分钟、替身跳不起来。观众喜欢的不是完美，是那种被逼出来的东西。

他说他有意专门拍预算更小、时间更少的片子。《我们都能当英雄》（We Can Be Heroes）是 Netflix 史上被重看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而片方本来想给他 8000 万，他只要 5000 万。理由很直接：一，钱少点片子会更好；二，这样你们能拍三部，而不是一部。

他举了约翰·卡彭特的《怪形》（The Thing）：上映那周撞上《E.T.》，影评人骂它是色情片，观众不去看，卡彭特自己以为拍了一部好片，结果被现实打脸，开始怀疑自己的直觉。十年后它成了经典。

还有《星球大战》。当年卢卡斯放给一群导演朋友看，所有人的反应是“可怜的乔治，他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了”。只有斯皮尔伯格说，它很天真，所以会大卖，小孩会喜欢。一部电影上映前，连它自己的创作者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他提到昆汀剪完《低俗小说》那晚的状态。凌晨两点四十，他送昆汀回家，在车上问片子怎么样。昆汀说，完成了，但它还是像一部“昆汀会拍的电影”，不像一部真正的电影。他当时想，完了，这次不是那部。他回去打电话问参加导演场的几个朋友，所有人都没看出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它去了戛纳，拿了金棕榈。

他问昆汀，那谁是那个看出东西的人。昆汀说，凯瑟琳·毕格罗，只有她说这里有东西。而且昆汀的一个朋友当时说，等你从戛纳回来，我要坐下来好好告诉你这部片哪里不对。

所以他的结论是：不要一部一部地赌，去承诺一个作品序列（a body of work）。哪一部是杰作不由你决定，你只负责持续生产。

活着就是重播

他有个说法，叫 living is reliving。

很多人嘲讽在演唱会上举手机拍的人，说你应该活在当下。他的反驳是：当下几秒钟就过去了，我们什么都不会记得。大脑是一台非常不可靠的计算机，用他的原话，是黄油做的。

他讲了一个例子。他妈妈 75 岁生日不想办，理由是十年前的 65 岁生日已经到顶了，办不出更好的。他问，65 岁那年我们干了什么？他自己完全不记得，虽然是他一手操办的。他翻日记、翻录像带，找到素材，剪了十分钟版本在生日会上放。放到妈妈接过车钥匙那一幕，她哭了，因为十年后的她才知道那把钥匙意味着什么。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把旧带子放一遍就行了。我们存了那么多好东西，全都忘了。”

他提到他给孩子拍过一组连环视频：让孩子对着镜头对十年后的自己说话，然后把镜头摇开，十年后再拍新的自己看旧的自己，一层套一层，像一个不断往里嵌套的项目。

他说 VHS 画质对孩子们来说就是虚拟现实。他们凑到屏幕前看房间的角落，说，我们离开客厅了，好像我们真的在那儿。他本来担心孩子会嫌画质差，结果完全不是问题，因为比起记忆，那个分辨率已经高得多。

所以他的建议是两条并行：拍，尽可能多拍；但一定要写日记，因为十年后你看到一张照片，不知道它是从哪来的。日记能把照片接回它的事件。

他提到自己在几百人的场合问过，有多少人写日记。举手的两三个。他说这是他最想传达的一件事。日记写到十五年以上，读起来像别人的日记。他翻到过一把吉他的来历，一直以为是自己买的，其实是某部电影的片方在他生日时送的。那是一把一万美元的 Santana 定制琴，他完全不记得。

日记还有一个副作用：你能看出规律。某天发生了一件改变人生的事，当时不觉得；周五、周六、周日连着三件大事。看久了你能开始预测未来。

关于记忆的有限和生命的终结，Lex 问他会不会难过。他讲了一个想放进电影里的想法：

“你做梦的时候，那个世界非常真实，你能看见墙。你醒来想告诉别人，一开口就忘了。我怀疑死后就是这样，你在下一段意识里醒来，想，哦，我以前是个导演？我有五个孩子？现在我要当一条鱼了。”

过去的生生世世，就是那样淡掉的梦。他说，会有一点难过，但那种难过会让人更珍惜现在这一段。

至于意义，他讲得很具体。他说孩子不是你的，你只是暂时被托付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灵魂。五个孩子、九个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是重样的。他觉得这些人是在上一世约好聚到一起的。在这个家庭里，每个人都被允许去找自己真正该成为的样子，而他们现在都在做那件事。

他说，当你把这个说清楚，他们会突然很确定。他们不用再纠结“我该不该做创作，那算正经工作吗”。他们可以直接加倍投入。你也可以跳过所有纠结，直接宣布我是那个人，然后明天的行为会自动跟上。

他还讲了一个高中老师的故事。高三那年，他写了一篇拉美研究课的论文，自认写得不好。老师看完说，根据我读到的这些，四年后你会又有钱又有名。四年后，《杀手悲歌》出来了。多年后他在校友会上遇到那位老师，问，你当时为什么那么说。老师一脸茫然，说我说过吗，看起来完全不承认自己会讲这种话。

“有时候从我们嘴里说出来的话不是我们自己，它是从我们身上穿过去的。”

所以他对“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的回答，是一个操作性的回答：你会被推着走，注意那些信号，认领你本来该是的那个人，别让人类的怀疑挡住路。怀疑就是堵住管子。

他给的方法，都能当天用

整场访谈里，他讲的东西没有一句是玄学，全部可以落到今天的行动上。

• 把身份先改掉，行为会自己跟上来。别说“我想更自律”，直接说“我是个运动员”“我是个有创意的人”，然后按这个人的方式过一天。
• 用索引卡写剧本、写方案、写任何结构。一张卡一件事，先把你已经知道的关键节点写下来，比如开头、转折、结局，空的地方让脑子自己填。
• 把问题换成一个能产生行动的版本。删掉“我为什么这么失败”，改成“我今天能做哪三件改变我和身边人的事”，答案会从一个变成十几个。
• 交稿日就是生产力。自己设定的假 deadline 大脑不信，所以要给自己一个真实的截点，或者接一个真实的活。他管这叫 D.J. 方法：关掉手机，三天写完。
• 先做一版给人看，把风险全揽到自己身上。想说服别人给你机会，就别让对方承担任何下行风险。
• 学剪辑，哪怕你不拍电影。知道最后怎么拼，才知道现在该拿什么素材。这一条能省掉你项目里一半的返工。
• 声音先于画面。做视频、做演讲、做产品演示，先把声音做对，人的大脑会自己补上画面。
• 失败之后留一个“筛灰”的动作。别急着下结论说这件事失败了，先写下三个问题：我拿到了什么没预期的东西？这个过程里出现了哪两个新方向？哪一条可以直接变成下一个项目？
• 每天写日记，一年一个文件。同时尽可能多拍视频和照片，尤其是家人。十年后你唯一能回去的地方，就是这些文件。
• 主动靠近比你强一大截的人，别只跟同级混。哪怕只是站在旁边看，那种“原来没有捷径”的发现，比任何教程都有用。
• 别人朝你扔石头的时候，记住那句：你只要不眨眼。

最后一条他自己是这么实践的。1992 年那个不会说西班牙语、拿着租来的 16 毫米摄影机、一个镜头只敢拍一遍的人，没有等自己准备好。他后来说，大多数人的墓志铭上应该写：“此人长眠于此，他一直没有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