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瓦瑟斯特罗姆：中国、习近平、贸易战、台湾、香港与毛泽东

毛泽东1976年去世时，中国出现了一场规模罕见的哀悼。人群中哭得最凶的，不少是那些因他的政策而承受过巨大苦难的人。将近半个世纪后，另一个人的画像和语录重新占满了中国的书店，走进去，最显眼的位置摆的都是他的著作和讲话集。

杰弗里·瓦瑟斯特罗姆（Jeffrey Wasserstrom）研究现代中国几十年。他在 Lex Fridman 播客里说，毛泽东之后，中共领导层花了很大力气避免个人崇拜的复现，以至于形成一条不成文的惯例：领导人在位期间，讲话集通常不出版。1986年他第一次到中国，可以连续好几天不太感受到谁在掌权，报纸头版也不会被某个人的行踪和语录占满。这套状态维持了几十年，直到习近平把它带了回来。

两个人都被神化，一个爱乱，一个爱稳

瓦瑟斯特罗姆认为，毛泽东与习近平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个人崇拜的核心。最大的差异，在于两人对待混乱的态度。

毛泽东迷恋把一切翻个底朝天。他谈阶级斗争，这套语汇来自马克思主义，但他真正喜欢的一部中国通俗小说是《西游记》，主角孙悟空大闹天宫，能把整个天庭搅得天翻地覆。他把失序当成改良的途径，把群众上街喊叫当成一种健康的政治景象。

习近平相反。他重视秩序、稳定、可预测性，不喜欢街头出现任何无法控制的人群，哪怕这些人在表达拥护。个人崇拜在他这里依然存在，表现形式却完全不同：画像和语录安静地占据所有官方空间，不会让群众上街欢呼。

“毛泽东喜欢把东西搅起来，喜欢街上有人喊叫。习近平即使有个人崇拜，这种崇拜也不会表现为街头运动。”（Jeffrey Wasserstrom）

两人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区别。习近平公开肯定孔子和儒家传统，而儒家传统的底色是稳定的等级秩序，上下尊卑有清晰分类。毛泽东把儒家视为封建思想，认为它拖了中国后腿。可两人又共享一个前提：中国必须由共产党统治。这条线索也把他们和中间几代领导人串在一起。

习近平把毛泽东和孔子同时列为自己的榜样。这两个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可在他的叙述里，他们都能指向同一种东西：中国过去的伟大。凡能暗示伟大的历史符号，都可以被熔在一起。

孔子讲的是关系，不是平等

孔子和 Socrates 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我们对历史上真实的孔子所知有限，很多内容来自弟子的转述和后世的对话记录。这批“轴心时代”思想家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在论证自己为什么有资格教育下一代精英，都在许诺自己掌握着治理国家的哲学。

孔子生活的年代，后来的中国版图上列国争战。他的说法是：过去曾有一段秩序井然的黄金时代，上下尊卑界限分明，上下之间形成一种默契，让一切顺畅运转。他认为等级关系本身是好事，而维持它的办法是关系中的双方各欠对方一些东西。

父子关系是核心。父亲值得儿子尊敬，同时欠儿子关怀与慈爱。丈夫与妻子同样不平等，丈夫地位更高，欠妻子照顾，妻子欠丈夫顺从。君臣关系是这个模式的放大版。天与皇帝的关系再放大一层，皇帝是天子。在儒家的框架里，找不到任何平等关系。

连西方人视为天然平等的兄弟关系，在儒家传统里也被拆成“兄”与“弟”。哥哥照顾弟弟，弟弟敬重哥哥，依然是一组不对等。

儒家的底色是向后看的。它不主张进步，主张找回过去那个纯净的黄金时代。这套思路和马克思主义几乎无法调和，后者讲斗争，讲历史从一个阶段推进到下一个阶段。

这种张力在今天的中国随处可见。习近平同时穿着两件衣服，一件讲历史的必然方向，一件讲对历史的敬畏与复兴。

从科举到高考，一条两千年没断的线

儒家有句话，大意是人在出生时相差不大，通过学习才拉开距离。这句话里藏着一种乐观：人性可以塑造，接触到典范人物，人就会想变得像他们一样。

这种乐观贯穿了中国历史。中共执政后有过大量杀戮，但其中也常有一种观念：人是可以被改造的。中国是少数没有杀掉末代皇帝的地方，理由是任何人都能被教育成一个好公民，尽管这种教育常常带着强制。

长期积累下来，儒家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之一。官僚体系不靠出身决定，靠的是能不能通过相当严苛的考试。这套制度可以成就一个人的仕途，也可以毁掉它，有点像美国历史上律师资格考试最吃香的年代。

可这里有个绕不开的难题。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可如果你请得起好老师，通过的概率就更高。家族常常会集中资源，供最有天赋的那个孩子去考取功名。资源分配从那一刻起就不平等了。

没考上的那些人怎么办？历史上，不少造反领袖本身就是落第的考生。系统的合法性一旦被怀疑，人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这套秩序坏掉了，需要换一个领导者。

孟子给这种想法提供了理论出口。他说，皇帝虽受天命而治，可如果他行为不像一个真正的君主，道德上站不住，天就会收回授权。此时没有义务再对一个不合格的统治者表示顺从。叛乱因此获得了正当性。判断的办法也很朴素：如果这场叛乱不该发生，天会阻止统治者被杀；如果天已经撤回了支持，叛乱就会成功，新统治者就有资格掌权。宇宙在儒家眼里带有道德维度，而道德站在哪一边，要看事情最后怎么收场。

这套逻辑一路延续到今天。中国没有科举了，有高考。高考能决定你进哪一类学校。整个社会对教育的投入极高，对“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极强。

这份信念有个副作用。一旦人们发现有人靠走后门拿到机会，愤怒会格外猛烈。1989年天安门抗议最早的几张海报，针对的正是党内腐败和裙带关系。学生们觉得自己拼命读书考试，而有些位置被私下分掉了。西方的报道后来把这场运动整体描述成一场民主运动，可最初点燃怒火的，是对不公平的直觉反应。

198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989年的抗议规模巨大，在中国境内被系统性地抹去，在境外也常被误读。一个原因是它恰好撞上苏东阵营解体，人们容易把两件事混为一谈。

瓦瑟斯特罗姆认为，1989年的抗议，本质上是要求学生推动共产党更彻底地兑现自己宣称的理想，是支持党内那条自毛泽东去世后逐渐成形的改革开放路线。学生们觉得经济领域的开放跑得比政治领域快太多，官方释放的信号里有很多半吊子的姿态，需要有人推一把。

1986年上海就出过一次预演。那年年底，学生上街，这是文革结束以来第一次成规模的学生行动。起因之一说出来有点琐碎：美国冲浪摇滚乐队 Jan and Dean 到中国巡演，那是上海第一场摇滚音乐会。学生们兴奋，觉得这符合共产党正在走向世界的方向。演出时有人站起来跳舞，保安让他们坐下。在学生眼里，这件事概括了一切：给你摇滚乐，不让你跳舞。海报随之贴出来，其中一张写着“新红卫兵主义”。学生不想被比作红卫兵，抗议很快消退。

1989年抗议重启，有几个条件同时到位。那一年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更关键的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1919年的五四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铺了路，几位创始人当年就是学生活动家。它反帝，也反对糟糕的政府。这个纪念日每年都被郑重对待，学生心里痒。

导火索是胡耀邦的去世。他属于党内偏改革、偏开放的一派，因为对1986、1987年的学潮态度温和而被降职，但仍是官员，因此必须举行追悼活动。学生抓住这个窗口贴出海报，大意是：该死的人死得太早，有些人却好像永远不会死。

官方用《人民日报》社论定性，说这是在制造混乱。“混乱”是个编码词，指向文革。这一次学生不接受这个定性，坚持说自己是爱国，反对腐败和裙带，支持党内改革派。抗议蔓延到全国多个城市的广场。

参与者的构成越来越杂。有反贪腐的，有要求民主的，有要求言论自由的，也有反文化成分：广场上开起摇滚音乐会，崔健到场，被欢呼包围。

真正让当局下决心的，是工人开始加入，并成立了独立工会。中共对学生的容忍度相对高，但它从历史经验里知道，学生抗议往往会带动其他阶层。中国社会长期把学生看作潜在的知识先锋，这份敬意让各阶层愿意跟着学生走。这和美国的情形很不一样，美国人对学生运动常抱有怀疑。

部队随后调入。6月3日深夜到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附近发生屠杀。军队进城后的行为像一支占领军，而解放军在叙事里本该是抵御外侮、拯救中国的力量。

那个提着购物袋站在坦克前的男人

坦克开进来，最著名的画面随之诞生：一个男人独自站在一列坦克前。这张照片在中国境内被禁止流传。

瓦瑟斯特罗姆认为，官方最忌讳它的原因，是它把解放军拍成了一支入侵力量，而解放军的形象本该是稳定力量。

有个细节常被遗忘。最后那个人爬上了坦克，坦克绕开了他，没有碾过去。中共最初甚至播放过这段视频，说西方媒体在渲染暴行，可你看，他并没有被压死，军队表现出了克制。屠杀开始后，确实有少数士兵被愤怒的群众烧死在坦克里。官方通过选择性剪辑，试图把士兵塑造成烈士和英雄。

这套叙事没能立住。北京大量居民亲眼见过发生了什么，先是自动武器扫射手无寸铁的平民，倒下的人里有学生，也有普通市民和工人。几乎每个人都认识某个遇难者。

于是官方转向全面压制。特别是那张照片，无论如何解读，它传达的核心信息都是一列坦克开进了一座城市。这等于说政府已经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这样的画面不能留在世界上。

那个人大概不是学生，更可能是工人。他手里提着购物袋。瓦瑟斯特罗姆推测他后来被杀害，或者干脆消失了，没有审判，连走过场的秘密审判都没有。

类似的消失还发生过。几年前北京四通桥上，有人独自挂出横幅，内容批评习近平的执政方向、防疫政策和威权统治。横幅挂了出来，被拍到，视频流传出去，人随后消失。中共不愿让一个能回答“他在想什么”的人存在。

图像的力量，官方学得很快

1989年之后，中共对图像的威力有了新的认识。

香港抗议期间，官方特别想讲一个“人群失控”的故事。2014年和2019年最初几周，人群都非常有秩序，这个故事讲不下去。于是他们极力封禁和平抗议的画面，等到出现暴力事件，这种事几乎总会发生，就把那些画面反复播放。

另一个变化是：尽量不用军人镇压，全部交给警察。西方媒体一直在问，这会不会是另一个天安门，会不会有士兵上街。香港的抗议被压制时没有出现当街开枪杀人，用的是橡胶子弹、豆袋弹、海量催泪瓦斯，2019年连地铁站里都放了催泪弹。这些手段同样残暴，可它们产不出那种烙印在脑海里的画面。

新疆的法外拘留营，外界几乎拿不到照片。官方清楚某类照片能造成多大的冲击。

恐惧、摩擦、淹没

谈到审查，瓦瑟斯特罗姆常引用 Margaret Roberts 的框架：恐惧、摩擦、淹没，三个词概括了三种控制故事的方式。

恐惧是最传统的一种，公开威胁与惩罚。Roberts 发现这种方式用得相当有选择性，主要针对记者、活动人士这类高知名度个体，普通公民被惩罚的风险相对低。

摩擦是对信息获取征税。很多技术娴熟、关注外部世界的中国人会用 VPN 翻墙，可这需要成本：网速更慢，VPN 要不断更新。官方的目的达到了，一部分人会看到，可看这件事本身变麻烦了。

淹没最隐蔽，也最有力。把你想让人相信的版本填满所有渠道，填到其他声音没有立足空间。

有意思的是，哪些东西会被审查，哪些不会。在中国，你可以读到大量关于极权主义的书，可以买到 Hannah Arendt 那本《极权主义的起源》。它不专门讲中国，因此不在禁区。审查最严的地方，是直接讲中国的内容，尤其是中共领导层和特定事件。

《1984》从1985年起就能在中国书店买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些中国读者读它，聚焦的是“两分钟仇恨”那类仪式，觉得它在写自己的过去。到了九十年代，更多人读出的是一种匮乏、阴郁、毫无乐趣的世界，然后反驳说：我们有超市，有麦当劳，有高铁，我们比祖辈过得好得多，这不是他写的那种地方。

赫胥黎与奥威尔之间还有一段渊源。写《美丽新世界》的赫胥黎，曾经是 Eric Blair（后来的乔治·奥威尔）的老师。1949年，奥威尔把刚出版的《1984》寄给老师。同年10月，赫胥黎回信说：这是本好书，可我认为未来的独裁者会找到更省力的办法维持统治。言下之意是，他写的那本书更接近未来。

瓦瑟斯特罗姆认为赫胥黎猜对了一半。中国既有《1984》式的部分，也有《美丽新世界》式的部分。西藏和新疆更接近前者，粗暴的靴子踩在脸上；而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更多是后者，消费、便利、娱乐填满生活。疫情期间的封控，让上海这样原本偏“美丽新世界”的地方也经历了《1984》式的时刻。如今两种模式在同一国家内交替出现，也在不同时间点交替出现。

有个细节能说明审查的精细程度。中国大陆出版过一套“反乌托邦三部曲”盒装本，收录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动物农场》和《1984》、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与《重访美丽新世界》。简体版和香港版逐字对比，唯一被手术刀切掉的部分，是《重访美丽新世界》里谈到中国的那几段。书可以读，帮你把线索连起来的那几页会被抽走。

新加坡、曼谷、香港：自我审查的几何学

中国不是孤例。新加坡国立大学有世界级的历史系，里面却没有一位研究新加坡史的学者。你可以研究任何国家，可一旦触及那个最有权势的家族，话题就变得敏感。

泰国则有冒犯君主罪，谈论国王的某些内容风险极高。各地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地理学：在新加坡，你可以办一场关于香港的活动，说些在香港不能说的话；在香港，一位新加坡政治流亡者可以讲他在新加坡不能讲的内容。而在泰国，有人可以大谈东南亚各国的人权侵犯，最后加一句：泰国境内有些事情我们这里不谈。

自我审查的威力往往被低估。

这种机制在中国留下的印迹，可以从书店里读出来。瓦瑟斯特罗姆写过一篇想象文章：如果毛泽东复活，走进2000年代初南京一家很酷的书店，会看到什么。他会震惊于货架上的内容，关于怎么开咖啡馆和酒吧，关于如何申请哈佛，满架都是赞美创业的书。他会问，共产党还管不管事？

不过他也可能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1910年代他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那是个全世界找好想法的年代。十几岁的他大概会喜欢这样的书店。

那些书店还办活动，讨论这些想法如何适用于中国。后来，这类书店陆续关门。上海有一家开在地铁站里的地下书店，2000年代到2010年代初讨论自由派思想非常活跃，习近平上台后空间收紧，最终关闭。它后来在华盛顿重新开张，成了文化据点，瓦瑟斯特罗姆的新书发布会就打算办在那里。香港也有一家很棒的书店，在环境收紧后撑不下去，搬到了纽约上州。还有几间叫“无处书店”的店，开在清迈、台北、海牙，据说日本也有了。

这些书店把原本以为能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对话，搬到了境外继续。

可瓦瑟斯特罗姆也提醒自己不要过度简化。他每年都收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其中不乏极具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们穿过那套系统，却依然保持好奇。还有一点：这套系统是有孔隙的，比朝鲜多得多。有人会花时间翻墙，有人会被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的、躲过传感器的一张图勾住，仔细一看，发现它和官方口径对不上。创造力与思想的自由并没有被彻底清除。

毛泽东如果今天来访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在2025年4月急剧升温。特朗普把对华关税提到145%，习近平反制，把对美关税提到125%，并暂停部分稀土和磁材对美出口。中方还暗示会限制好莱坞电影进口，限制部分美国企业在华经营。

4月11日和14日，习近平接连打破沉默，表态中国不会退让，把自己摆成“负责任的超级大国”，是稳定全球供应链、维护多边贸易框架的一方。他在东南亚访问期间呼吁中国和欧盟共同捍卫国际规则，反对单边霸凌。官方宣传里用上了毛泽东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那段讲话：“至于这场战争要打多久，不是我们决定的……但无论打多久，我们绝不屈服，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瓦瑟斯特罗姆认为，这类“被外国欺负”的叙事反复出现，背后是一百年国耻的记忆，指1840年代到1940年代那段历史。习近平在东南亚讲这些话，听众所在的地方，历史上既见识过美国的强硬，也见识过中国的强硬。这个叙事需要放在更大的版图里看。

中美关系常被当成两国之间的双边博弈，历史却一再证明，真正的变量往往在别处。尼克松能访华，前提是中苏分裂。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三名中国公民死亡，中国国内爆发了官方允许的抗议，学生在美国和英国使馆外示威。2001年又发生撞机事件。当时很多人预测中美对抗将主导下一个十年，9·11发生了，整个轨迹被重置。

这一次的贸易战，中国能否扩大对欧洲的消费品出口，欧洲对美国的态度正在变化，印度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这些都是决定走向的关键。北京和华盛顿都控制不了所有变量。

百年国耻的记忆给这场博弈加了一层文化意志。瓦瑟斯特罗姆认为，这套历史叙事是中共合法性的重要支柱。任何看似反华的举动，都会反过来喂养这套宣传。对习近平而言，被看作软弱是无法接受的。

2047、2049，以及香港给台湾上的那一课

要理解台湾，得从香港说起。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达成协议。香港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成为英国殖民地，九龙半岛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成为殖民地，新界则是1898年租借，租期99年，因此1997年是明确的到期日。香港岛和九龙在能源、水、食物上依赖新界，单把前两者转交并不现实，于是需要一份整体安排。

瓦瑟斯特罗姆特意强调用“主权移交”而非“归还”，因为香港从来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属于清帝国，一个不同的国家。伦敦希望在协议里为香港人争取一些保障。殖民地的常规出路是走向自治甚至独立，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坚持香港和澳门不算殖民地，堵住了这条路。

双方谈出的方案叫“一国两制”。香港在1997年到2047年的五十年间保留自己的制度，没有自己的军队，经济制度确定保留资本主义，法律、政治、文化层面则一直有争议。北京当时说，台湾人也该看看香港，这可以是未来的一种模式。

1997年后的最初几年，北京对香港相当克制。它想加入WTO，想办奥运会，此时对香港动手会危及这些目标。那时中国内地经济还高度依赖香港，香港的大学也是当时中国境内唯一称得上世界级的，港大和中文大学排名远高于北大清华。后来全球排名不再那么看重学术自由，北京的大学反超，这种依赖关系也随之消失。

2010年代，香港抗议“内地化”的声音变大。2014年，抗议者要求真普选，北京没有让步，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最后撞上死墙。香港活动人士打出一条横幅，大意是：台湾小心，香港的今天，可能是台湾的明天。这等于把北京的“示范”叙事反着用了。

2019年的抗议规模更大，起因是一项引渡条例。香港从未有过民主，但有较独立的司法和法治传统，被捕者通常能保释、能接受采访。内地司法系统的定罪率在98%、99%，不存在这种空间。引渡条例等于给内地增加了一根杠杆，用来追诉在港发表言论的人。香港书店老板被跨境带走、其中一人至今在狱中，就是这种担忧的现实注脚。

按人口比例算，2019年香港的抗议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最盛时100万到200万人上街，全城750万人口。抗议为何持续扩大，瓦瑟斯特罗姆给出的解释是：它逐渐变成了一场关于“抗议权本身”的公投。警方的强硬手段不断升级，政府从不道歉、从不承诺调查；抗议者中出现暴力时，多针对财物，一旦针对人身，运动内部会有人道歉或切割。这种不对称让大量原本观望的人走上街头。

香港曾经有个被误解的形象，说这里的人不关心政治，只顾过好日子。那段时间，这个形象被打破了。

代际的算术

瓦瑟斯特罗姆对青年运动特别感兴趣。他认为代际是理解香港的关键变量，却常被忽视。人们更容易把人群按经济阶层或族群切分，以为那样更实在。

假设你2019年17岁。有人说，到2047年一切都会消失，或者十年内就会消失。你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将生活在一个不再是你热爱的香港里。而如果你已经80岁，你会问：为什么不能再耐心一点？处在中间的人各有各的算法。

年轻人的激烈有其内在逻辑。气候变化运动也是这样：你越年轻，你将在那个变坏的世界里活得越久，急躁就有依据。泰国2020年争取民主的运动里，有句口号大意是“让这一切终结于我们这一代”，表达的也是同一种负担分配的不均。

2012年，香港政府试图推行内地式爱国教育，年轻人上街，政府退让了。2014年争取真普选，政府没退。2019年，引渡条例引发更大规模抗议，北京随后以国家安全法彻底抹平了差异。

事后有老一辈香港人说：为什么不能再耐心一点？为什么要逼对方出手？瓦瑟斯特罗姆不太接受这个说法，代际算术摆在那里。

社会运动为什么不可预测

抗议往往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前面常有一批看起来失败了的运动，为后来者提供了技能、脚本和剧目。1986年的上海学潮为1989年铺了路，香港2012年和2014年的运动为2019年铺了路。有时是同一批活动人士再次上街，有时是更年轻的一代说：他们那套失败了，我们换个打法。

看起来不理性的坚持，偶尔会成功。东欧1956年起义被镇压，1968年再次起义被镇压，1981年波兰实施军改。1989年东德人涌上街头时，他们凭什么相信这次不一样？可这次就是不一样了。

瓦瑟斯特罗姆引了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例子。如果哈维尔1988年去世，人们会说他是位好作家，他的政治事业没能亲眼看到。他活到了1989年，成了总统。

他新书的献词里有两个人。一位缅甸活动人士，参与过1988年失败的起义，此后流亡，不知能否再见到国内的兄弟。2010年代的民主化让他得以回国，随后政变和镇压又把他切断。瓦瑟斯特罗姆问他怎么面对这一切，他说：“我感到无助，但不绝望。”另一位是他的匈牙利朋友 Miklós Haraszti，1989年前是活动人士，亲历共产党统治终结，与哈维尔是朋友，如今是欧尔班的批评者，眼看着当年的成果被一点点收回。

历史没有方向，没有一条笔直的路。成功的革命可能带来远超初衷的苦难，俄罗斯革命之后是斯大林和清洗。可也有另一种活法：不追求总体性变革，在受限的环境里，为所信之事做力所能及的事。泰国的活动人士如今把精力放在社区层面，阻止无脑的士绅化，改善邻里生活。

毛泽东是怎么上台的

要理解习近平，得回到毛泽东。1911年之前，中国由皇帝统治。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参与者里既有想建立共和的人，也有想把满族统治者赶走、让汉人重新掌权的族群民族主义者。孙中山成为新生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后被军事强人挤走，国家陷入分裂。

此后出现两支力量。一支围绕孙中山，发展成国民党。另一支是人数很少的共产党，毛泽东是其中一员。这些人多来自1919年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圈，受马克思主义吸引，也受俄国革命吸引。俄国近在咫尺，人口以农民为主，却在世界上变强了，这个样本很有说服力。

新生的苏联做了一件关键的事。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列强联合镇压后，包括沙俄在内的多国从中国攫取了特权和赔款。苏联宣布放弃这些，说那属于旧秩序、属于帝国主义。这让列宁极具吸引力：反帝，加上先锋队政党带领国家前进的构想。

孙中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信阶级斗争，却欣赏列宁和列宁主义。他让两党合作，理由是双方对中国的前路看法不同，可敌人一致：让中国积弱的军阀，以及对外国帝国主义过于妥协的势力。1925年孙中山去世，继任者蒋介石起初维持合作，1927年翻脸，对共产党人展开清洗。

毛在这段时期形成了一个和主流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判断。主流认为革命来自城市，毛则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农民可以成为激进力量。共产党被追剿，四处转移，后来日本入侵，国共二次合作。在这期间，毛逐渐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

二战后，国共内战爆发。共产党得到苏联支持，国民党得到美国支持，双方都没完全按后台老板的意思行事。结果共产党赢了。瓦瑟斯特罗姆认为，中共领导人至今记得一件事：国民党并不真正相信自己宣扬的那套说辞，它在意的只是权力，内部腐败，只有一小圈人受益。这种厌恶感帮了共产党。

国民党退守台湾，镇压了当地起义，从1940年代末开始实行长期戒严。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大陆由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统治，信奉一党制，认为中国被帝国主义欺凌的历史必须终结；台湾同样由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统治，信奉一党制，限制政治参与，同样认为被欺凌的历史必须终结。蒋介石有个人崇拜，毛泽东也有。两人最大的区别在儒家：蒋介石说共产党的错在于抛弃了中国传统价值，毛泽东说国民党的错恰恰在于还抱着这些传统价值不放。

瓦瑟斯特罗姆由此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习近平在某种意义上活出了蒋介石的梦想，一党统治，同时推崇儒家。

还有一层相似。蒋介石和习近平都有高调的夫人，在国际上留下良好印象，近似第一夫人角色。而两人都经历过强调传统父权价值的时期。习近平在消除国内差异的过程中，也在压制女权运动。这与儒家传统中较父权的那一面吻合。

大跃进、文革，以及“七三开”

1949年之后，党内出现分歧。毛泽东急躁，有乌托邦倾向，认为中国不必按部就班地先社会主义后共产主义，可以直接跃进。大跃进是他的手笔，设想中国用一次快速工业化超过西方，结果彻底失败。这场饥荒造成3000万到4500万人死亡，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灾难之一。

为什么会错到这个地步？一部分原因是信息失真。官员害怕承认完不成指标会被视为政治错误，于是虚报产量成了生存机制。围绕伟大领袖的恐惧文化，让准确信息无法上达。另一部分原因是自我膨胀，各种因素同时失控。

早期中共与苏联关系紧密，毛和斯大林有交情。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让毛深感不安，这为中苏分裂埋下伏笔。毛还有种执念：凡事都要做得不一样。

文革同样是毛的手笔。他做出灾难性决策后被部分边缘化，又想夺回权力。党内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渐进、务实，一条乌托邦、激进，后者愿意冒混乱的风险，甚至不惜摧毁缓慢积累的国家建设成果。毛去世后，渐进一派的邓小平成为下一任最高领导人，带来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

毛时代之后，1980年代初有过一次官方评价：七分正确，三分错误。这套算法其实源自毛自己对斯大林的评价。习近平的说法不同。他谈第一个三十年与第二个三十年，说不能用其中一个的成功去批评另一个，今天的中国同时受益于两者，并暗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某种第三阶段。

习近平想被看作毛的继承者，继承的是那个强化了国家的那部分毛，而非那个爱搅动、爱动员青年上街、爱让事情失控的毛。

1953年朝鲜战争那段讲话正是这种毛的代表。他把这场战争表述为反对美国、支援朝鲜，把中国摆到第三世界一边，摆到承受过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重压的国家一边。这种定位在今天依然有效。

毛的立场也是流动的。他一度说过，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可能起不来，因为正是外侮促成了民众的联合。反日情绪和反美情绪在后毛时代被不同领导人按需调用。而最近在关税战初期，中国、日本、韩国的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合影里，这种组合过去难以想象。阵营不是固定的。

历史没有直路

瓦瑟斯特罗姆最想看到的，是中国回到某种更宽容内部差异的状态，给公民社会更多空间。他说这话时也知道时机有多难。回头看，香港曾经获得的自由度本身就很特别：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从未有过一座城市拥有香港那样的新闻自由和对抗议的容忍度。

他希望北京内部至少有人把那件事看作一次误判。中国想要软实力，香港电影被全世界喜爱，创意在那里蓬勃。他期待更多能让创意与开放生长的空间。他也期待台湾那些有吸引力的做法能被更多人看到。台湾不完美，有自己的内部问题，可它在戒严之后、列宁主义政党转型之后，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香港代表了一种不同的中国性，一种不同的华人存在方式。这种东西没有消失。它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离散社群里，也散落在泰国等地的抗议者身上。有人从香港学到“像水一样”的柔性抗议战术。新西兰的中国研究学者 Geremie Barmé 谈过“另一个中国”：同样扎根于中国传统，可它读出的传统里不只有儒家，还有道家；不只有等级，还有对世界主义的开放；不只有民族主义，还有普世关怀。

习近平治下想让人相信的那种中国性，只是众多文化脉络中的一条。中国的传统比这一条更丰富，也更好看。

回到开头那家书店。瓦瑟斯特罗姆希望的未来是：香港和北京的书店都能摆上《1984》《美丽新世界》，以及他自己的书。这个愿望听起来简单，却精确地指向了问题的核心：一个社会能不能容忍自己不想听的说法。

• 读史时把人物放回他们自己的时代。孔子、毛泽东、蒋介石、习近平，各有各的问题意识，把他们抽出来比较，容易只剩下标签。读原文，读他们自己写的和说的。
• 看中国时盯住具体机制，少用整体判断。审查要看恐惧、摩擦、淹没三种手段各自的强度，抗议要看代际结构和前一次失败的遗产，贸易战要看华盛顿和北京之外的第三方变量。
• 把“百年国耻”当成一个需要理解的政治资源，而非一句宣传口号。它解释了为什么“被欺负”的叙事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效，也解释了为什么退让在政治上代价极高。
• 关注代际。同一件事在17岁的人和80岁的人眼里是不同的。评估任何社会的走向时，问一句：承担后果最久的是哪一代人，他们在想什么。
• 对历史保持不设方向感的耐心。东欧、台湾、韩国都在看似不可能的时刻发生过转折，也都在成功之后出现过回退。既不必因为一次失败判定终局，也不必因为一次胜利判定方向。
• 去读那些被切掉几页的书。找到完整版和删节版对照着看，差异本身往往比正文更能说明一个社会允许你思考到什么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