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金钱、权力、战争与真相的历史

1980年代的牛津，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本科生。他和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一起，在校园里到处说蠢话、挑战一切既有观点。用他自己的话说，“说蠢话是我的行动模式，我找到好点子的方式，是穿过一片坏点子的雷区。”

今天，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了说蠢话的资格。

85%。这是今年一项调查里，美国四年制大学中自称自由派的学生表示，如果教授说了他们觉得冒犯的话，会向学校管理层举报的比例。同样的问卷里，对同学做同样事情的意愿是75%。

弗格森看到这个数字时，后背发凉。让他发凉的，是数字背后那种他再熟悉不过的气息。他在研究20世纪极权主义时反复见过这个东西：检举、揭发、为了自保而写下的告密信。

一位大学校长每天都会收到至少一封要求开除某某人的举报信。这话是校长亲口告诉弗格森的。弗格森在斯坦福、哈佛都教过书，他描述那种课堂氛围时用了四个字：令人窒息。学生连最小的风险都不愿意承担。

所以，当有人提议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建一所新大学时，弗格森几乎没有犹豫。这所大学叫奥斯汀大学（University of Austin，简称UATX），2021年11月宣布成立。顾问委员会里有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还有莱克斯·弗里德曼本人。

为什么要新建一所大学

弗格森一开始也想过修修补补。他在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都待过，深知这些机构的惯性有多大。但他得出的结论是：修不好。

这个判断来自他十几年的观察，谈不上悲观。当一种行为模式变成常态，它就会像病毒一样传染。他引用了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大学本身就是一个高度连接的网络，检举揭发这种行为一旦成为规范，就会从人文学科蔓延到社会科学，再蔓延到自然科学，最后连最硬的STEM领域也逃不掉。

这听起来像是危言耸听。但你只要想一件事：如果一个机器学习课上，20岁的学生不敢说“我觉得深度学习这条路可能走不通”，那这个课堂已经失去了它最核心的价值。处分未必落到他头上，但那种从人文学科蔓延过来的恐惧，已经渗透到了工程和科学的教室里。

弗格森把这叫做“极权主义轻量版”。检举上级、利用告密获得职业优势、被迫写下屈辱的道歉信、人在隐喻意义上“消失”。他说，这些行为让他想起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写告密信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重演什么。

如果你能写一封匿名的或署名的检举信，却丝毫不感到羞耻，那说明教育已经彻底失败了。你做这件事的时候，应该感到自己道德上被完全污染了。（尼尔·弗格森）

奥斯汀大学的应对方式很直接：芝加哥原则写进创始章程，韦伯原则写进课堂。马克斯·韦伯当年说过一句话，政治应该在教室和讲堂的门槛前止步。弗格森说他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践行这一点，学生永远猜不到他政治上站在哪边。政治灌输是对教授权力的滥用。

有人会说这是保守派的阴谋。弗格森的回答是：我们的联合创始人希瑟·海英（Heather Heying）就不是保守派，她跟我在政治问题上几乎没有共识。但我们在学术自由这件事上完全一致。

这个项目不便宜。弗格森说，办大学需要几十亿美元。他的策略是像硅谷创业公司一样运作，先办暑期学校，2022年夏天开课，主打“被禁课程”，给那些被审查文化逼走的教授一个讲台。彼得·博格西安（Peter Boghossian）会来，凯瑟琳·斯托克（Kathleen Stock）会来。然后是硕士项目，第一个是创业与领导力，第二个他希望是应用历史。

本科教育放在最后。弗格森很清楚，哈佛耶鲁斯坦福的品牌和校友网络，新学校短期内无法竞争。所以先从硕士和暑期学校切入，这些领域现有机构做得不够好，有空间。

他要的是什么样的毕业生？能同时跟你聊亚当·斯密和人工智能走向的人。前两年读经典，后两年做学徒，去科技公司、去实验室，把理论和实践接上。他说这叫“古典加21世纪”的合成。

钱的本质是信任

弗格森写过一本《货币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用钱的历史串起整个世界史。他的核心观点是：货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并没有某个发明的时刻。

最早的“钱”出现在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是泥板上的债务记录。农民要种地，但没有几个月的收成，于是就有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弗格森在大英博物馆看过大量这样的泥板，上面刻着最简单的借贷交易。

硬币是后来才出现的，古希腊人开始用金属代币，通常刻着国家或君主的印记。硬币的本质是：它把特定交易关系变成了通用、可互换的支付工具。泥板对应具体交易，硬币可以用在任何交易上。

但真正有意思的转折发生在黑死病之后。劳动力短缺，封建制度瓦解，硬币不够用了。于是出现了汇票，一张纸，写着“我欠你钱”，三个月后货物从佛罗伦萨运到伦敦时结算。

弗格森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点对点支付系统，而且是网络验证的。因为汇票上没有国王的头像，验证靠的是签名背书。如果你不认识我，你可能要求一个信用极高的人背书，比如埃隆·马斯克。14世纪末的北意大利和英国，已经出现了这种点对点支付网络的雏形。

这引出一个关键洞察：支付不需要是货币。

经济学家喜欢说货币有三个功能：记账单位、价值储存、交换媒介。弗格森说，他的胡佛研究所同事曼尼·林孔-克鲁兹（Manny Rincon-Cruz）提出，这三个功能可能构成一个“三难困境”，很难有东西同时满足三者。更重要的是，支付系统可以完全不是货币。汇票就是例子。

这就是为什么比特币不能用“它不是货币”来否定。比特币是支付系统，是网络验证的点对点交易，不需要第三方。弗格森说，他写《货币崛起》时还没意识到这个历史先例，后来想明白时相当兴奋，后悔没写进书里。

那么，钱的价值到底从哪来？

弗格森的回答是：信任。不管是纸币、硬币还是数字条目，本质都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的记录。人们未必信任彼此，但都信任那个记录本身。当信任崩溃，就是恶性通胀。

一战后，德国货币被摧毁了两次。俄国、波兰、中欧和东欧多国货币在1920年代初全面崩溃。19世纪建立在金本位和央行规则上的信任体系，因为一战彻底瓦解。价格稳定消失，整个系统失控。

美国也经历过极度通缩。大萧条期间物价下跌了三分之一。二战后初期又有严重的价格波动。弗格森说，最近20年的价格稳定属于例外情况。如果拉长到100年、200年、500年的尺度，系统经常失灵。

金融史的走向并不平稳，它更像一系列危机被创新逐个解决的过程。汇票是因为硬币系统失灵才出现的。纸币是因为比硬币方便才普及的。债券市场是为了应对公共债务问题在18世纪发明的。股票融资是因为债券不够用。

比特币是对法币系统日益加深的危机的一次回应。

比特币是数字黄金的期权

弗格森不认为中本聪是因为担心法币崩溃才发明比特币。2008年比特币白皮书发布时，真正的威胁是通缩，通胀还没成为主角。更准确的说法是：互联网出现后，需要一种互联网原生的支付方式。

在随机网站上输入信用卡号，这不是互联网支付的正确方式。比特币是第一个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从那时起，用算力和密码学实现点对点支付、不需要第三方验证，这场革命就在积累动能。

弗格森说，今天世界上大部分钱由银行创造。央行直接印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就是钱。比特币代表的是一种替代支付方式，它应该让银行变得过时。

这场金融革命已经过了可以被杀死的阶段。早期很脆弱，但现在采用率足够高，衍生层足够多。以太坊的重要性可能更高，因为可以在上面构建整个支付系统和智能合约。中国关闭挖矿、关闭一切之后，加密货币依然存活，而且还在蓬勃发展。

但监管干预会造成多大伤害，还不确定。弗格森对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评价非常直接：糟糕的主意。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复制中国模式，把所有交易置于中央政府机构的直接监控之下。

一边是相对去中心化、技术创新的互联网原生支付系统，有可能演化出完整的智能合约体系，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干掉所有中间商。另一边是高度中心化的系统，交易默认受央行监控。弗格森说，这看起来是个容易的选择，但他对个人自由有执念。

比特币会统治世界吗？弗格森的答案是不会。他引用朋友马特·麦克伦南（Matt McLennan）的说法：比特币是数字黄金的期权。它是系统的黄金，但现在的表现像期权，所以波动大，因为没人确定这个加密新世界会不会成功。如果成功，比特币就是黄金，因为供应量有限。

但“数字黄金”在元宇宙里要扮演什么角色，还不清楚。弗格森说，现在比特币更像投资组合里一个相关性很低的资产。他在2018年更新《货币崛起》时写的新章节里算过：如果世界上每个百万富翁把0.2%的财富放在比特币上，价格应该是15000美元；如果是1%，就是75000美元。而1%可能都打不住，因为对冲全球股票的加密持仓在过去几个月表现极好。

非相关性驱动采用，波动性也驱动采用，前提是你是个成熟投资者。所以采用率会推高比特币，因为它是数字黄金的期权，也是你想持有的低相关性资产。

稳定币是弗格森觉得有趣的谜题。我们需要出金通道，因为最终你我都要用美元交税。国税局不会接受比特币纳税，至少短期内不会。弗格森说，考虑到国税局的办事风格，很难想象有哪个机构更不可能拥抱21世纪的支付方式。

加密货币会被容忍，只要你交税。下一个问题是加里·根斯勒（Gary Gensler）会不会把所有东西都定义为证券，然后大家就要经历无穷无尽的监管扭曲来满足SEC。行政国家最擅长制造不确定性：你做点新东西，我来决定它是不是证券，但别指望我提前定义，我会任意决定，然后你欠我钱。

金融科技和科技不一样。科技做电商、做社交网络时，没有巨大的监管丛林要穿越。但金融一直是监管丛林，因为监管就是为了保护在位者。所以这场仗会比科技革命的其他部分难打得多，因为在位者看到了威胁。

中本聪说得很清楚：点对点支付，不需要第三方验证。所有第三方都在想：等等，我们就是第三方啊。

智能合约、金融科技与数据主权

弗格森认为，抵押贷款合同里的大量复杂性是冗余的。一页又一页的小字，大部分是监管机构的责任规避。交易本身很简单。智能合约可以处理大量标准交易，消除更多中间商。律师们可能会写信说他错了，但这是他的工作假设。

很多金融交易至少有可能被简化、自动化、变成智能合约。保险就是一个例子。大多数家庭因为金融教育不足，面对寡头金融服务提供商时处于劣势。你大学毕业时已经负债，然后要加杠杆买房，和配偶一起更加杠杆化，长期持有一个叫房地产的超级不流动资产。同时还要买各种保险，车险、房险、地震险。每个月向抵押贷款机构、保险公司、所有借钱给你的人流血。资产负债表很难看：一大块房地产，另一边是一堆可能利率过高的债务。

中位数家庭受寡头金融服务商摆布。再往下，人们完全在金融系统之外，只能靠纸币和非正式借贷，利率高得惩罚性。弗格森认为必须做得更好。他写《货币崛起》时还不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现在有了，而且非常令人兴奋。

金融科技是伟大的向善力量，把人带入金融系统，降低交易成本。加密货币是其中一部分，但只是一部分。更广泛的故事是：金融服务突然出现在手机上，成本远低于必须有实体建筑、你要谦卑地去恳求贷款的时代。

汇款是一个典型例子。发送和接收汇款的人往往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家庭。从美国往东非、菲律宾、中美洲汇款，交易成本高得离谱。弗格森点名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他说，十年后交易成本会可以忽略不计，钱会到需要的人手里，寻租的金融机构再也拿不到这笔钱。他站在革命这一边，因为全球在位金融机构做得太差，中下阶层家庭受损。

但弗格森也担心数据问题。他害怕中国式社会信用系统：行为对金融服务提供商过于透明，尤其是保险公司。你想去酒吧，被拦住；每喝一杯酒，保费就涨。或者信用卡在某些餐厅不能用，因为那里卖肋眼牛排。

他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西方世界有独特的东西可以提供。不能只是“和中国一样，只是数据流向五家科技公司，不流向习近平”。正确的方向是：数据默认加密在设备上，释放的时机由我们决定，默认状态是封闭的。这是互联网演化中最大的错误之一，默认让数据被掠夺。很难撤销，但至少可以建立新制度，让隐私成为默认。

如果英国没有参加一战

弗格森最著名的争议观点之一，是关于1914年8月2日。他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那一天，英国内阁决定干预，一场欧洲战争变成了世界大战。

他的论证是这样的：英国在1914年没有准备好战争。没有征兵制，军队很小。英国没能威慑德国。德国人计算过，英国要么不干预，要么干预了也不重要。如果英国战略上承诺阻止德国赢得欧洲战争，应该在十年前就引入征兵制，建立有意义的陆军，那就能威慑德国。

自由党政府提供了最坏的结果：一个公众不知道的秘密干预承诺，加上一支只有几个师的微小军队。所以8月2日那天，很多人认为英国不应该干预，是完全合理的。

如果英国不干预，法国不会像1870年那样立刻崩溃。法国在1914年首六个月承受了灾难性伤亡，撑得很好。但到1916年，如果英国没参战，法国撑不下去。战争可能在1916年某个时候结束。

德国的目标会受限，因为他们需要让英国保持中立。要保住英国中立，就不能吞并比利时，战争目标就要限制在东欧。从英国角度，这有什么不好？俄罗斯帝国和法国一起被击败，德国专注于东欧，拿下俄罗斯帝国的部分领土，可能建立独立的波兰。这对大英帝国不构成威胁，甚至是好事。英国和俄罗斯帝国本来关系就不好。

关键是，1916年胜利的德国会成为一个类似欧盟的存在：主导欧洲的扩大版德国，和中欧国家有关税同盟式安排，可能包括奥匈帝国。这和1917、1918年的世界完全不同。

战争延长两年，屠杀升级，死亡人数上升，因为军队的工业能力更强了。这导致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最终导致纳粹主义。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说得很清楚，是1918年的战败让他激进化，进入政治领域。去掉那额外的两年战争，希特勒只是个失败的艺术家。

列宁如果战争结束，很难想象他能成事。那看起来是俄罗斯宪政元素、自由派元素的机会。如果临时政府更狠一点，把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抓起来枪毙，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断了。

弗格森说，历史没有必然的叙事，也不只有一个结局。它是一座分叉的花园。很多路口都有选择，可以避免20世纪中叶的灾难。

魏玛共和国在两次经济灾难中毁灭了自己：通胀和通缩。很难想象没有这些巨大经济灾难，希特勒能成为帝国总理。1938年，英国应该开战。慕尼黑是巨大错误。希特勒在1938年极度脆弱，还没和俄罗斯谈妥。张伯伦的错误是退缩，丘吉尔则正确看到应该开战。那里有一个神奇的机会，会利于德国内部军事反对派和保守派，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扼杀希特勒。

领导力的本质：丘吉尔与张伯伦

张伯伦错在哪？弗格森说，这是概念性的错误。

张伯伦认为英国需要争取时间，因为1938年没准备好战争。但他没看到，他在慕尼黑买到的时间，希特勒也买到了。每个人都得到时间，而希特勒能用得更好，因为他在1939年和斯大林签订条约，保证德国可以单线作战。张伯伦做了什么？造更多飞机。

绥靖战略的大错就是争取时间，没意识到希特勒也得到了时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后，希特勒地位更强，部分因为掠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资源。

丘吉尔扮演了英雄角色，指出这个错误，准确预测会导致更糟糕条件下的战争。他需要什么？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勇气，敢于不受欢迎。丘吉尔当时极不受欢迎。下议院听他讲话时沉默，有一次南希·阿斯特（Nancy Astor）喊“胡说八道”。他经历了一段被憎恨的时期。

丘吉尔成为强有力领袖的另一个原因：他总是把历史应用于问题。这就是他为什么判断正确。他比张伯伦更清楚地看到历史问题。

弗格森从基辛格那里学到一个概念：猜想问题（the problem of conjecture）。官僚的诱惑是等待更多数据，但最终我们必须在不确定性下做决策。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