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柯林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

一位被三位总统任命过、掌管 27 个研究所和中心、领导过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人，在被问到新冠是否可能从实验室泄漏时，给出的回答是：“我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说这话的是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院长。他紧接着补了一句，他认为这相当不可能。但前半句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在这类问题上，最不该做的事就是假装确定性存在。

这场对话发生在 2021 年 11 月。柯林斯已经宣布年底卸任，结束 12 年的院长任期。访谈从他最不愿意谈的地方开始，实验室泄漏、功能增益、福奇被围攻，一路走到人类基因组、大脑图谱、上帝与死亡。中途有大量让人不舒服的细节，也有几个难得的亮光时刻。

从最难的问题开始：实验室泄漏

柯林斯的立场很清晰。他认为最可能的路径仍然是自然起源：病毒从蝙蝠出发，可能经过某个尚未被识别出来的中间宿主，最终进入人体。他以 SARS 和 MERS 作为对照。SARS 用了 14 年才确定果子狸是中间宿主，MERS 快一些，找到了骆驼。

新冠的溯源调查远没有到这个深度。中美的政治气氛让一切变得更糟。他的原话是：如果现在有人在调查，我们也不会被告知。

这里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时间尺度问题。公众期待的是几个月内给出答案，而病毒溯源在历史上是以十年为单位推进的工作。这两种节奏之间的落差，本身就成了阴谋论的温床。

柯林斯反复提到巴斯德那句话，科学不分国界。他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建立在这个前提上。人类基因组计划是 6 个国家、2400 名科学家协作的产物，数据全部公开，没人在乎署名顺序。中国也参与了，那是中国第一次真正进入大科学项目，而且完成了自己的份额。

他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一个被用烂的词

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这个词，柯林斯花了很长时间去拆解。他认为这个词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因为它在科学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用法。

广义上，功能增益是无处不在的。NIH 的临床中心正在做的 CAR-T 类试验，把病人的免疫细胞取出来，用基因疗法增强它们识别癌细胞的能力，再输回体内。柯林斯形容这些细胞是“小忍者战士”。这就是功能增益，而且它可能救命。他举了个更日常的例子，自己戴的眼镜也是一种功能增益，否则他看不清对面的人。

真正受到严格监管的是另一种情况：研究对象是已知能引发大流行的人类病原体，而实验在增强或者可能增强它的传播力和致病性。这类实验有个专门的名字，EPPP，即具有大流行潜力的增强型病原体。判断标准由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花了三年时间制定，审查小组的成员远远超出 NIH 的范围。

这个门槛极高。过去三四年里，只有三项实验获批，全部是流感病毒。

武汉病毒所那批实验到底算不算

这是整场对话里最技术、也最关键的一段。

柯林斯说得很直白：武汉病毒所那些由纽约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转包、用 NIH 经费支持的实验，不符合 EPPP 的标准。

关键在研究对象。EPPP 只适用于已知能感染人类、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病原体。那些实验用的全是野外分离的蝙蝠病毒，从未被证明能感染人。

具体操作是把四种不同蝙蝠病毒的刺突蛋白基因互相调换，看哪一种能更好地结合 ACE2 受体。这个操作在科学上属于常规手段，但没有跨过那道门槛。

他特别强调了一点：那些蝙蝠病毒与 SARS-CoV-2 的基因组相似度只有约 80%，在进化尺度上相差几十年。任何把它们说成新冠源头的人，都是在做可以被证伪的断言。他用了一个词，“不负责任”。

不过他也承认有一处程序问题。受资助机构没有按规定上报一项实验结果，那项实验里病毒载量略有上升。这是管理疏漏，但性质与“制造了一场大流行”完全不同。

灰色地带该由谁来划线

访谈在这里出现了真正的分歧，而且分歧点很微妙。

柯林斯说他乐于讨论灰色地带，他不舒服的是另一件事：有人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自行重新定义那条线在哪里。门槛是三年审议的产物，所有人都同意过。如果这个门槛需要重新考虑，可以重新考虑，但不能拿一个已经做完的实验，回头宣布门槛不是当初那个门槛。

对话的另一方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质疑。实验的风险在于，你可能做出自己没预料到的结果。这正是灰色地带的本质。而公众有权知道这种不确定性。

柯林斯接受了这个前提，并且给出了一个具体承诺：2020 年 1 月，也就是疫情改变一切之前，NIH 已经要求同一个顾问委员会重新开会，审视现行框架是否合适。疫情来了，委员们都是传染病专家，说自己没时间。他认为现在是重启这件事的时机，而且这场讨论应该尽可能公开。

他还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如果公开讨论的结论是这类实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做，那就是结论。

他在这段里的姿态，和他处理其他问题的风格不太一样。他没有把“我们已经有严格监管”当成终点，而是把它当成一个随时可以被推翻的临时共识。这个姿态在科学官僚里并不常见。

如果一百年后有人在地下室造病毒

话题被推到最远的地方。随着合成生物学成本下降，功能增益类的操作会越来越容易。目前最严格的监管只覆盖联邦资助的研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类活动会止步于此。

柯林斯承认这是真实的风险。但他给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反驳：生物武器很难做到只杀敌人不杀自己。人类在基因层面的相似度太高了。所以要发动这样的攻击，需要的是一个相当疯狂的团体。

他不认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认为必须持续关注。已经有一些机制在运转。比如有人向主流供应商订购一段寡核苷酸，如果序列恰好匹配天花病毒，他会被发现。

问题在于这类追踪在国际层面还很弱。他把它归入一个更大的困境：当涉及伦理问题时，这个世界缺少决定什么可以做、并且真正能执行的机制。他举了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例子，除了道德呼吁和各国自行其是，没有更强的约束。

对话里提到了一个更日常的担忧：恶意之外，还有无能。说话者的父亲是物理学家，在切尔诺贝利工作过。那场事故没有阴谋，是一连串官僚系统的失误叠加。

柯林斯没有回避。SARS 冠状病毒在中国实验室泄漏过两三次，有人因此死亡，幸运的是很快被控制住了。他的结论是：你必须在研究病毒和防止泄漏之间同时下注，不能只做前者。BSL-2、3、4 的分级体系必须被严格执行，同时你必须承认，你无法指望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完全按规程操作。这个概率也要算进风险收益的账里。

福奇被围攻这件事

柯林斯是福奇的直接上级。他的态度没有任何模糊空间。

把托尼·福奇这样一位把毕生精力投入传染病防治的人，因为政治原因变成攻击目标，某些人试图借此转移对自己失职的注意力。这从来就不该发生。（弗朗西斯·柯林斯）

他提到了那个逻辑闭环：先决定不喜欢某个人，然后编造材料，再曲解他关于功能增益的发言，最后说他在国会作伪证。他说这根本不是事实。

关于“反复横跳”的指责，他的回应是：科学变了。德尔塔变异株改变了一切。你当然不希望他今天还说去年那套话，那才是错的。

访谈在这里遇到一个更难的追问。福奇作为科学家完成了职责，但作为科学的脸面，他是否也负有争取信任的责任？当大量民众不信任他时，是否也该由他来修复？

柯林斯的回答是：给人信任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真相。他不认为福奇多表达一些谦卑会改变什么，因为攻击者需要的是一个靶子，用来分散人们对自己政党失职的注意力。他甚至推测，如果福奇退出、自己站到那个位置，遭到的攻击会同样猛烈，只是因为他曝光度低才幸免。

对话继续往下压。有人提出，如果福奇公开承认早期不建议戴口罩是基于当时最优数据的判断，而后来发现这个判断错了，这种谦卑的表态可能会赢回很多人。

柯林斯的回应里带着一种疲惫。他说自己看到的分裂之深、之暗，超出了他原本的估计。

他解释了口罩建议变化的两个真实原因：一是口罩短缺，医院急需；二是早期没有意识到无症状感染者能高效传播。数据变了，建议就变了。这是基于当时信息的判断，谈不上错误。但这一点无论解释多少次，都拦不住“他反复横跳”这句话被反复使用。

在恐慌与真相之间做减法

这里有一个关于科学传播的核心困境。

作为科学家，本能是倾倒全部信息：已知什么、未知什么、还需要做什么实验。柯林斯说，这种输出方式在晚间新闻的十秒片段里基本没用。你必须把它压缩成一个建议，一个在当时信息条件下你能给出的最好的建议。

而且这个建议还要考虑另一层：每一句话都可能引发恐慌。口罩短缺的时候，说实话可能导致医护人员没有口罩可用，也可能导致全民抢购。

这类计算没有标准答案。一百年前关于口罩的争论也引发过恐慌。它是科学传播里最不体面、也最无法回避的部分：你必须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为几亿人做一个可能出错的判断，然后在数据变化时公开改口。

用两年谈成的合作，用两周启动的战时联盟

如果说这场对话有明亮的部分，这里就是。

柯林斯在 NIH 做的一件事，是打破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那道墙。他找了几位药企的首席科学家聊，发现双方都活在刻板印象里。学术界觉得药企的科学家不够聪明，只想赚钱；药企觉得学术界的科学家只想发论文，不在乎救人。

他说，后来发现这两种刻板印象都是错的。

花两年时间，促成了“加速药物伙伴关系”（AMP）。第一批三个项目：阿尔茨海默病、糖尿病、类风湿关节炎与狼疮。规则很简单：必须开放获取，否则 NIH 不参与；企业必须出钱，NIH 出一半，企业出一半。

结果超出预期。项目从三个变成六个，2022 年还要加心脏衰竭，变成七个。参与的人彼此熟悉了。

这段铺垫在后面派上了用场。AMP 花了两年启动，ACTIV 只花了两周。ACTIV 是加速新冠治疗干预和疫苗的公私合作联盟，约 100 人，一半来自产业界，一半来自政府和学术界，全部放下手上的事来做这一件事。

被问到怎么做到两周启动 100 人，他的回答是：把律师留在门外。

成果是具体的。疫苗主方案的设计、每个试验 3 万人规模的样本量计算，都是这个小组定的。至少 20 种治疗药物在 ACTIV 支持下以创纪录速度完成试验，包括那些被证明有效的单克隆抗体。

基因组、大脑，以及总统一句正确的问题

柯林斯在 2009 年接手 NIH，此后的 12 年正好是生物医学加速最猛的一段。

他列举了一串：基因编辑，现在可以治愈镰状细胞病，2009 年完全不可想象；单细胞生物学，可以逐个问细胞在做什么并得到答案；癌症的精准治疗和免疫疗法，从冷门领域变成最热的方向。

新冠疫苗是这条曲线的延续。理解 mRNA、理解冠状病毒和刺突蛋白、把结构生物学和免疫学与基因组学打包在一起，最后在 11 个月内做出疫苗。他说 2009 年的自己绝不会想到这成为可能。

他把自己在 NIH 的角色形容为“助产士”。院长这个位置有一种独特的召集权，能看到整个生物医学研究的全景，识别出哪些领域已经准备好爆发，然后把人拉在一起。这些人彼此不认识，甚至听不懂对方的学术语言。

BRAIN Initiative 是他的最爱之一。目前约 600 名研究者参与，其中超过一半是工程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物学家。他提到《自然》杂志上一期整刊都是这个项目的产出，给出了大脑细胞的普查图谱。他的博士训练是量子力学，所以他格外喜欢这种跨学科的组合。

他记得在白宫东厅宣布这个项目的那天。奥巴马完全理解，也真心热爱科学。柯林斯提到几次在椭圆形办公室和总统单独谈科学的时刻，只有他们两个人。他说那是一种馈赠。

关于奥巴马对科学的理解，对话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旁证。这位计算机背景的播客主听过奥巴马谈人工智能，讲窄 AI 与强 AI 的区别，技术层面和哲学层面都过关，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人在耳边提示。

柯林斯的解释是：他听了一大批专家的意见。在满屋科学家的讨论中，他会提出一个极其锋利的问题。他不需要知道答案，他知道的是哪个问题该问。

这背后是真实的好奇心，没有表演成分。像一个混进了这间办公室的孩子，得到了和世界顶级专家聊天的机会。

一个做科学家的基督徒

柯林斯在二十多岁读医学院时成为信徒。起因很朴素：他意识到自己从没认真想过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死后会怎样、是否存在神。科学对这些问题的帮助有限，他必须去别处找答案。

他的推理路径是这样的：无神论是他原先的立场，但它断言了一个全称否定命题，而科学家不该做这种断言；不可知论有吸引力，但有点像和稀泥；于是他继续追问，为什么信的人会信。

结论是，他找不到证明，但在他看来说服力相当强。他最终“连踢带打”地成了基督徒。当时有人预言他的脑袋会炸，因为这两套世界观不兼容。

他说，在他身上从来没有不兼容过。同一天里处理一个问题，可以既有严格的科学部分，也有精神的部分。新冠疫苗是最典型的例子：它既是惊人的科学成就，也是祈祷的回应。

他提到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在他被提名为 NIH 院长时写的那篇著名专栏，大意是让一个信神的人掌管 NIH 是个可怕的错误，他会毁掉这个机构。

柯林斯没有反驳，他只是说，自己有证词。

希钦斯、威士忌和铁磨铁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也是柯林斯的朋友。希钦斯称他是“在世最伟大的美国人之一”，也说过他是自己见过的最虔诚的信徒之一。希钦斯还说过，柯林斯在为最终夺走他生命的那种癌症做基因组测序。

两人的关系起步很糟。在一场知识分子晚宴上，希钦斯对柯林斯提的一个问题表现得极其刻薄。柯林斯的反应是：行，那我们想想怎么进行一场更文明的对话。

之后他逐渐欣赏希钦斯的智力，也享受和他的交锋。“铁磨铁。”想搞清楚自己到底站在哪里，没有比遇到一个完全在另一个坐标系里、而且有天赋挑战一切的人更好的方式。通常配上一两杯苏格兰威士忌。

对话不总是关于信仰。有时是科学，希钦斯对科学着迷；有时是托马斯·杰斐逊。柯林斯说，他知道那一定会有意思。

希钦斯确诊癌症后，柯林斯成了他的盟友，帮他在各种治疗方案之间找路径，也许让他多在这颗星球上待了六个月。柯林斯记得在他市中心公寓里，端着一杯酒，聊各种事的那些下午。

七十一岁，不怕死，但不想浪费时间

被问到死亡时，柯林斯的回答很干脆：不怕，但也不期待；不想赶时间，因为还有些事能做。

他 71 岁。他说自己知道时间不是无限的，想把它用在有意义的地方。他还没准备好当全职高尔夫球手，但也不确定那件有意义的事到底是什么。

他提到 16 年前写的《上帝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God），试图说明科学与信仰在他眼里如何相容。他惊讶于有很多人对这本书感兴趣，因为他们厌倦了两个极端的噪音：一端是道金斯，另一端是神创论者。人们觉得总该有一条能共存的路。

他后来创办了 BioLogos 基金会，为了当 NIH 院长不得不退出，结果这个机构反而蓬勃发展，现在有数百万人访问。他觉得也许这个领域还有事可做，也许那本书该出第二版了。

关于“遗产”这个词，他明显不太自在。他说这个提法有点自我推销的味道。10 月 5 日他宣布卸任那天，收到了大量回应，有些来自熟人，有些来自完全不认识的人，讲某件他参与过的事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说，那就够了。

他不想建一座纪念碑，也不需要一尊雕像。

生命的意义：一段读不下去的登山宝训

被逼到墙角，要求用三句话回答生命的意义，柯林斯先声明这不是科学能回答的问题，然后给出了他的答案。

我们在这里只停留一瞬，而存在本身在某种他不能完全理解的方式下会延续下去。在这一瞬里，我们被要求让世界变得好一点，去爱别人，让利他的本能多发挥一点，让自私的本能少一点。用他的话说，就是活出登山宝训。

他说，读过那段之后就再也无法当作没读过。那些八福，那些祝福，那就是我们该做的事。生命的意义就是朝那个标准努力，同时清楚地知道你会一次又一次失败，而神会宽恕你。

最后落在一句话上：希望能在世界上多放一点点爱进去。

六千万人的犹豫，和一场关于真相的流行病

回到地面。柯林斯说，他完全可以理解疫苗犹豫。人们被来自各个方向互相冲突的信息轰炸：政治人物给一些，互联网给很多，部分媒体乐于制造恐惧以获取自己的利益。

他说自己能做的是更好地倾听。因为他发现一个常见错误：我们总以为自己知道别人犹豫的原因，而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真实原因五花八门，有人担心研发太快、流程被砍，有人担心长期副作用。

至于后者，他可以给出一个合理回应：其他疫苗没有出现过这类长期问题，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款会不同。但他不能绝对地说“不可能”。

他对困惑和恐惧的人抱有同情。对明知信息为假却继续传播的人，他没有同情。他说这些人在夺走生命。

然后他把话题扩大了一层。他说这个国家还有另一场流行病，那就是真相作为决策依据的地位正在丧失。该不该给自己或孩子打疫苗，本该由客观事实来回答，现在却由一个语气强烈的人的观点、或者两小时前刷到的帖子来回答。假信息的数量只是表象，更深的一层在于，人们不再相信那种以权威口吻宣称掌握真理的说话方式。

他甚至提到了 2020 年大选是否公正这类问题。分裂本身已经够糟，更糟的是失去了通过“到底什么是真的”来化解分裂的能力。他说自己通常是乐观主义者，但这件事让他深切担忧。

对话的另一方给了一个不那么悲观的视角：20 世纪的科学习惯以权威口吻讲话，21 世纪必须换一种声音。人们抵触的也许正是那种腔调。在观念的竞争里，谦卑和善意会赢。

柯林斯的回应是：我同意，而且这很符合圣经。

Joe Rogan、伊维菌素和那 700 个孩子

这部分被明确要求必须谈。

柯林斯先做了区分。他不认为 Joe Rogan 吃伊维菌素这件事本身有多严重。真正的问题在于，Rogan 在人们正在死去的时刻，相当公开地对疫苗表达负面态度。

美国有 70 万人死于新冠，其中至少 10 万是未接种者的“不必要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助推这种态度，是不负责任的。

关于伊维菌素，他说这药之所以引发关注，部分原因是它激发了很多人的想象力，以至于有人服用了给牲畜用的剂量，因为过量而病得不轻。他提到一项汇总了所有相关研究的综述，结论是它很可能无效。ACTIV-6 试验已经随机入组约 400 名患者，可能一个月内就有严格对照的答案。

对话在这里做了反驳：Rogan 并没有说“别听科学的”，他说的是“可以提问”，可以问疫苗对特定人群的风险收益比。他还经常举出接种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个例。

柯林斯的回答分两层。第一层：科学不靠个例证据推进。第二层，他讲了健康人群为什么也该打疫苗。他提到一位身高接近两米、肌肉极其发达的职业摔角手，感染后几乎死掉，康复后主动站出来做疫苗宣传。因为这个病毒不在乎你多健康、练得多好。

他给了一组数据：目前美国 ICU 里的新冠患者平均年龄不到 50 岁；死于新冠的儿童有 700 名，其中一些有肥胖等基础病，但很多没有。

年轻人重症率低，孩子更低，这是事实。但不是零。如果疫苗足够安全有效，那么所有人都该用上它。每个人都在降低自己的风险，只是降的幅度不同。

德尔塔之后，还会有下一个吗

柯林斯对变异株的担忧是明确的。德尔塔在几个月内席卷全球，靠的是极强的传播力。

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病毒如果不是那么可怕，本来是很美的。任何想理解进化如何在实时中发生的人，都该去研究 SARS-CoV-2。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靠适应度上很微小的差异轮番扫过人群。

核心问题在于：德尔塔是不是终点站？它是不是已经足够适应，以至于别的毒株无法取代它？他说不知道。英国已经出现德尔塔的亚系 AY.4，似乎传播力更强一些，这可能是新变化的第一丝迹象。

真正的担心是：会不会出现一种差异大到疫苗失效的毒株。

这里有一段对免疫系统的赞美。疫苗让你对最初的武汉毒株产生免疫，而你的免疫系统足够聪明，会生成多样化的抗体，覆盖病毒后来发生的一些小变化。即便是差异最大的贝塔株，防护效果看起来仍然不错。但如果某个毒株跑得足够远，这个优势未必一直成立。

好消息是，mRNA 技术让重新设计疫苗变得很快，几千人的临床试验确认抗体水平之后就能推进。但他不想走到那一步，因为中间会有人失去生命。

最好的办法是减少感染人数。病毒只有在人身上复制，才可能产生变异。

具体处方：让美国那 6400 万还没接种的成年人去打疫苗，让孩子去打，让该打加强针的人去打，在疫情真正结束之前坚持室内戴口罩和保持距离。同时，中低收入国家大部分人还没开始接种，那很可能是下一个变异株出现的地方，而且它会像过去 22 个月反复发生的那样，迅速穿过整个世界。

一件显而易见却没做好的事

访谈里有一个双方高度一致的判断：快速居家检测本该从第一天起就是解决方案的核心。

理由很直接。没人反对检测，这是它最大的优势。而且这恰好是美国擅长的事：工程师和制造商能迅速把产能拉起来。更重要的是，检测给的是信息和自由，让人自己决定接下来做什么。

柯林斯完全同意，并且给出了 NIH 的实际动作。国会拨了 10 亿美元，建立了“快速诊断加速计划”（RADx）。NIH 把自己变成一个风险投资机构，邀请所有有小企业或学术实验室提出居家检测方案的人来提案，然后把他们扔进一个由商业专家、工程师、技术专家、懂供应链和制造的人组成的“鲨鱼 tank”。

成果是：目前每天约有 200 万次检测基于这个项目的产出，包括你现在能在药房货架上买到的多数居家检测。12 月预计有 4.1 亿份检测可用。如果再有一两个平台获批，月产能可以到 5 亿份。NIH 现在还在帮 FDA 做验证实验室。

他也承认了失误。疫情最初几个月，检测全部集中在大实验室，样本要邮寄，结果有时五天后才回来，而那时你已经传染了十几个人。这个模型从一开始就错了。而当时很多人的理由是：抗原侧流检测会有假阳性和假阴性，所以要坚持 PCR。他的回应是：没有一种检测是完美的，但一种没人愿意用、也拿不到的检测，是最糟的设定。

照镜子：黑猩猩、狗和莱什曼病

访谈最后提到一个具体的指控：NIH 被指资助了一篇论文，里面有把镇静的幼犬头部塞进装有携带疾病的白蛉的小容器的图像。

柯林斯说这个故事不是真的，至少论文里标注 NIH 为资助来源这一点不准确。

但由此引出的问题更大：一个每年资助海量研究的机构，如何保证这些研究的伦理底线？

他给了一个正面的例子。2015 年 NIH 宣布不再支持任何涉及黑猩猩的生物医学研究。这个决定源于一次深度审视：我们在这个阶段真的还能从侵入性黑猩猩实验里得到必不可少的东西吗？国家科学院组织专家组做了评估，结论是不需要。这些黑猩猩很多是当年因为被认为适合研究 HIV 而买来的，结果并不适合，之后被留在灵长类实验室里，人们不断给它们找新课题，但科学上并不成立。

他说这个决定招来不少科学界批评，说他向动物权利团体投降。但在他看来是对的。

他也为另一类研究做了辩护。有些疾病只有犬类能作为宿主，比如莱什曼病，比如淋巴丝虫病。佐治亚州有一项 NIH 支持的研究让狗感染寄生虫，因为那是判断治疗是否有效的唯一模型。他说，如果一项经过严格审查的动物研究能救一个孩子，那么即使让他不舒服，那仍然是正确的选择。

他的判断是：宣称所有动物研究都该取消，本身也是一种不伦理，因为那等于让一批本来有希望的人失去希望。

他还补了一句，从个人角度看，工厂化养殖和其他场景下对动物的处置，伦理问题比医学研究严重得多。

为什么在最好玩的时候下台

柯林斯的卸任理由讲得很实在。历史上没有哪位 NIH 院长在一位总统任命后跨越超过一位总统。他被奥巴马任命，被特朗普留任，又被拜登留任，这本身已经罕见。

他说科研机构需要新的视野，12 年对同一位领导者来说太长了。而且如果他不打算干完拜登整个四年任期，就不该拖到太晚才释放信号，因为总统要找人、要提名、要过参议院确认，而这个流程现在完全不可预测。这件事必须现在做。

他 5 月底就决定了。情绪是复杂的，因为他喜欢 NIH，也喜欢这份工作。过去 20 个月他每周工作 100 小时。他不介意未来能有一点时间，认真想想下一章该写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做完。

对话里有人拿乔治·华盛顿和泰德·威廉姆斯作比。后者在最后一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打席打出本垒打，然后转身离开。领导者在合适的时候走下台阶，很难，但很好看。

可以立刻用上的几件事

• 听到“功能增益”这个词时，先问一句：说的是广义的、几乎所有生物医学研究都涉及的功能增益，还是特指的 EPPP，即增强已知人类病原体传播力或致病性的实验。这两件事的监管强度差了几个数量级，混为一谈的讨论基本没有意义，包括很多政治人物的发言。
• 判断一个科学争议时，区分两件事：结论本身，和得出结论的程序。柯林斯对武汉病毒所实验的辩护，核心是“它不符合当时各方共同认可的门槛”，而不是“这些实验绝对安全”。前者可以核查，后者不能。
• 看到“某人反复横跳”的指控时，去查时间线。口罩建议的变化有两个具体原因：口罩短缺，以及早期不知道无症状传播。数据变了建议就变，这是科学正常工作方式，不是失信的证据。
• 如果你身边有人对疫苗犹豫，先别急着讲道理。柯林斯说他花了一年多学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假设自己知道对方在担心什么。先问，听完再回应，而且回应时不要让对方觉得你在暗示他不如你聪明。
• 关注快速居家检测这条线。它是少数“没人反对、成本低、给个人自由而非限制”的防疫手段。RADx 这类项目的进展值得追踪，因为它决定了下一次疫情里普通人手里有没有工具。
• 对“科学界已经有严格监管”这种说法保持一层警觉。柯林斯自己就在推动重新审视现行门槛，理由是这个框架已经运行了几年、该看经验数据了。一个健康的科学机构应该能公开讨论自己的规则是否需要改，而不是把现行规则当成不可质疑的结论。
• 如果你关心科学与信仰的争论，可以把注意力从“谁对谁错”挪到柯林斯和希钦斯那种关系上。两个人世界观完全对立，还能一起喝威士忌、一起在治疗方案里找出路。这在今天的公共讨论里几乎绝迹了，但它确实存在过，也确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