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里·奥克斯曼：生物学、艺术与与自然协同的设计工程学

2020 年，地球发生了一次安静的翻转。

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的罗恩·米洛（Ron Milo）团队算出一个数字：人类制造的所有东西，总质量第一次超过了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总质量。塑料、衣服、建筑、城市、柏油、混凝土，全部加起来，超过了从蓝鲸到细菌的一切生命体。

内里·奥克斯曼（Neri Oxman）是在一次 Zoom 对话里知道这件事的。

“人生里有那么几个瞬间会逼你重新校准方向。和罗恩的那次对话就是其中之一。人造物质超过生物质这个失衡摆在眼前，你不得不问自己：接下来往哪儿走？”（内里·奥克斯曼）

她当时是 MIT 媒体实验室的教授，领导一个叫“中介物质”（Mediated Matter）的研究组。十几年里，这个组在计算设计、数字制造、材料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的交叉地带做出一批让博物馆和学术期刊同时侧目的作品。她也是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MIT 给了她终身教职，然后她离开了，搬到纽约，创办了一家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公司：Oxman。

公司提出的口号只有三个词：Grow everything，生长一切。

如果大自然有一部 iPhone

奥克斯曼对“自然”有个相当硬核的定义：自然就是一切非人造物。鸟、石头、真菌、大象、鲸，都在这个集合里。

她认为这个集合里有某种东西，比“智能”更高一层。她管它叫智慧。人类智能解决的是怎么把事做成，自然的智慧解决的是怎么在四十亿年里持续活下去，而且越活越多样。技术的作用，是把这层智慧翻译出来。

她给了组数字对照：从第一台计算机到今天，人类算力涨了大约一万亿倍，带宽涨了 2650 万亿倍，内存涨了 115 亿亿倍。

然后她问：如果大自然也能拿到这些带宽呢？

“超过基因和进化的层面，如果存在一种方式让自然接入比特的世界，自然会长成什么样？自然能不能替自己做决定，不再被人类引导、看管和滥用？”（内里·奥克斯曼）

她把这项研究的方向称作“大分子模型”（large molecule models）。大语言模型靠的是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本语料。自然的语言写在分子里，人类几乎还没开始采集这份语料。Oxman 公司的一部分任务，就是把五个生物界里流通的这套语言量化、解码，找出其中的语法。

公司内部反复讨论一个问题：自然到底想要什么？

目前得到的答案是：自然想要增加信息，同时降低熵。它要更多可能性，也要更多秩序。两个目标听上去互相拉扯，自然在几十亿年里一直同时在推。

用机器人带一条蚕干活

MIT 时期的研究组做过一系列被人称作“生长出来的建筑”的项目。材料各不相同，逻辑统一：给自然搭一个可计算的模板，让生物在模板里干活，成品由生物和机器共同完成。

最出名的是丝亭（Silk Pavilion）。第二个版本有六米高，后来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参与建造的“工人”是 17532 条蚕。

一枚蚕茧的丝拉直了大约一英里长。蚕盖房子只用两种物质：丝素做纤维，丝胶做黏合。有纤维有胶，这两样原料就够它搭出一座能完成变态发育的建筑。吐丝过程中，它会按位置调节丝线的软硬，靠近外壳的部分更硬，靠里的部分更软，跟着功能需求走。

团队最初想用六轴 KUKA 机械臂模仿这个过程。后来组里一个叫 Marcus 的工程师发现了一件事：蚕吐茧时会找一个垂直的柱子当锚点。把蚕放在水平面上，只要平面距离不到 21 毫米，它就不吐立体茧，改吐一块扁平的丝片。

策略因此变了。机器人先打印出框架，蚕在这套框架上吐丝。框架不同位置的温度、光照由程序调节，蚕会往更热或者更亮的方向聚拢，密度自然而然产生变化。

“最后的成品看起来像是被一个庞大的蚕群协作完成的建筑。蚕之间没有任何通讯机制，它们也从来不是群居物种。是技术让这些生物短暂地跳进了另一个生态位。”（内里·奥克斯曼）

这里有个挺妙的对照。奥克斯曼把整个生物界摆在一个二维坐标里：横轴是材料上的复杂程度，竖轴是通讯能力。白蚁的通讯顶尖，能盖出相对体量超越人类摩天楼的结构，材料却只有唾液、粪便和几粒土。蚕的材料功夫一流，通讯能力是零。它们是四千年前被人类驯化出来的物种，蚕蛾已经不会飞，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吐丝供人使用。

丝亭项目干的活，是用计算和机器人把蚕往通讯那一轴推了一把。

访谈里 Lex 问她：你怎么预测模板里会长出什么？

“如果你能预测它，那它就不算涌现。”（内里·奥克斯曼）

蜜蜂上了太空，回来了，还能生

蚕之后是蜜蜂。

团队先在波士顿 Somerville 附近的一个合作社里搭了一个“合成蜂房”（Synthetic Apiary）。马萨诸塞州的蜜蜂冬天要冬眠，一个冬天过去通常损失八成以上。他们把空间里的温度、湿度、光照全部控制住，给蜜蜂造了一个永久的春天。结果蜜蜂不光活下来，还能正常繁殖。一个冬天结束，邻居分到了大量蜂蜜，蜂群活着被放回了野外。

这引出一个建筑学问题：如果这种空间在任何一个城市都能让蜜蜂过冬，它能不能成为一种新的城市类型，一种人类与其它物种共生的建筑？

之后是太空版本。蓝色起源的新谢泼德号有一个载荷位，团队拿下了。

1982 年 NASA 也送过蜜蜂上太空，回来之后蜂群不能繁殖，还有一部分死亡。奥克斯曼团队造了一个小型生命维持系统，一座“蜂王和她随从”的生物实验室，塞进一个舱位里。他们研究了蜂王用来指挥蜂群的那套信息素（Nasonov pheromone），让信息素在密闭舱里持续释放。任务结束后，蜜蜂回到媒体实验室的楼顶，活着，能繁殖，继续造巢。

研究最后发表在《自然》子刊上。论文里有个发现：团队喂给蜜蜂金纳米颗粒和银纳米颗粒，用来追踪蜡的流向，结果证明了蜜蜂其实会回收蜂蜡。在此之前，养蜂业一直认为蜂蜡是一次性的，用完就废。

“我一直跟团队说，作品要能同时登上 MoMA 和《自然》或者《科学》的封面。艺术和科学在我们这儿不分家，是一回事。”（内里·奥克斯曼）

用大肠杆菌打印一张死亡面具

另一个项目叫《晚祷》（Vespers），做的是死亡面具。

传统死亡面具照着死者的脸翻模。奥克斯曼想做的面具不基于长相，基于这个人的遗产和生物学。一共 15 张，分成三组：过去的面具、现在的面具、未来的面具，各 5 张。过去那组带着古典装饰和天然矿物，现在那组用上了合成生物学。

制作方式是这样：把化学信号编进打印机的树脂里，打印出面具的三维结构。然后把能产色素的大肠杆菌涂在表面。树脂里的化学信号与表面的菌群发生反应，按照打印机原生分辨率，每体素 20 微米，精确生成图案。

乍看之下每张面具都完美对称。仔细看会发现处处有偏差，这些偏差是设计出来的。

“我们就是要让你误以为它们对称。”（内里·奥克斯曼）

第一阶段的面具只做表面。第二阶段的设计思路转向体积：表面的颜色渗入内部，在材料里开出空腔和通道，这些通道被设计成让生命流经的路径。产色素的活体被引导着，去重构原本死亡面具的图案。生替代死，死又生出新的生。

这个项目催生了一类新材料。团队里一个叫 Rachael 的学生把它写进了博士论文，名字叫“混合活体材料”（Hybrid Living Materials，HLMs）。逻辑是通用的：如果化学信号能指挥产色素的细菌，同样的方法能不能指挥抗生素？能不能指挥黑色素？

SF MoMA 屋顶上的 Aguahoja 展亭就是这条线延伸出来的作品，用的是虾壳里的壳聚糖、苹果皮、木浆里的纤维素。团队算过一笔账：整座展亭内嵌的能量大约是四万卡路里。展亭旁边立着三块钟，实时显示温度、湿度，连着气象频道，观众可以看到这座建筑正在以多快的速度降解回土壤。

作品里有个细节：团队计算了为打印这座展亭所消耗的全部电力，也计算了原料的运输路径。虾壳来自地球另一端的某个渔场，苹果皮和木浆各有各的来路，整个能量账本横跨了一整颗星球。

“谈一件产品，不要停在那个物体本身。你要一路追到它背后的整个系统。”（内里·奥克斯曼）

有一种蚕，她拒绝改造

丝亭完成之后，日本一位研究转基因蚕的教授发邮件给奥克斯曼，提议合作：把蜘蛛的基因导入蚕，让蚕吐出能在黑暗里发光的丝。技术路径清晰，做出来的裙子会很美。

她拒绝了。

理由她讲得很清楚：跟一个生物合作的前提，是这件事对它至少和对我一样好。丝这件事上，人类四千年来的做法是：蚕茧扔进开水，蛹被烫死，丝被抽出。印度和中国这些产丝区，一件衬衫背后大约要牺牲一千个蚕茧。这个物种在四千年前被人类设计成一个只会吐丝、不会飞的活体工具，这个设定本身就值得重新审视。

“我们不该走到那一步，为了服务人类而改造生命，拿这些了不起的物种去冒险。”（内里·奥克斯曼）

大肠杆菌她态度不同。细菌在地球上存在了三十多亿年，人类没有它们根本不会出现。用细菌做生产平台，在她看来不需要同样的伦理顾虑。

这个区分她自己也知道属于灰色地带。她说得很坦白：有些人天生习惯待在灰色里，有些人习惯非黑即白，两种人都需要存在。她丈夫比尔·阿克曼就是后一种。

你割草

你割草的时候，草在喊

访谈里有个转折点。Lex 问了一个“很飞”的问题：人类能不能跟植物对话？

奥克斯曼的回答是：已经在对话了。

割草坪时闻到的那股青草味，学名叫绿叶挥发物（Green Leaf Volatiles，GLVs）。它不负责好闻，它负责报警。一片草被切断时释放这些分子，周围的草接收到之后会启动防御机制。植物之间用分子交流，不用语言。

植物神经生物学如今已经是个正经学科。植物没有神经系统，但有一套类似的东西，只不过它运作的时间尺度极慢，比人类慢上几个数量级。团队最近发现，一株玫瑰在白天和夜里释放的分子谱不一样，有一套昼夜节律控制着它在什么时刻、面对什么压力、释放什么分子。一片茉莉花田在凌晨四点的味道那么好闻，是有原因的。

“等到我们能解析这些分子层面的对话，能解码这些分子的时刻，我们才真正开始和植物交谈。”（内里·奥克斯曼）

直接应用是精准农业。今天所谓的精准农业，是无人机飞到玉米地上空拍照，看到哪片叶子黄了，这时候已经晚了。如果读得懂植物释放的分子信号，就能在胁迫发生之前知道它在说什么，提前预测作物的生理走向。这不只是为了作物自己活得好，也为了人类想从中获取的粮食、药物、风味分子。

她还提到一件事：植物的时间尺度，人类得学着尊重。在胶囊里设计一座生物多样性舱，要看出一株植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表现，需要的是几年，不是几个月，更不是几天。这份耐心跟设计的雄心放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姿态。

一棵圣诞树和一棵红杉

访谈进行到一半，她把话题拉到了时间上。

“想想那些圣诞树。一棵树长好要很多年。我们用它一个晚上，一年里最神圣的那个晚上，然后把它扔掉。”（内里·奥克斯曼）

一棵红杉要长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把那些纤维素通道一层一层堆到那种高度。自然造一件“产品”，花的是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

人类造东西的时间尺度，和自然的时间尺度，完全对不上。

她说自己不怕开一家以千年为设计尺度的公司。这话听上去像修辞，背后有个具体的产品方向：从二氧化碳开始，经过生物过程，做成一件可穿戴物，被使用，然后回到土里，长出一棵能结果的橄榄树。整条链路不进入垃圾处理系统，直接进入土壤和光合作用。

现在的可降解材料大多只解决链条上的一环。用菌丝做皮革，或者用纤维素做面料，做到那一步就停了。接下来组装成鞋，还是要用胶水，还是要加防水涂层，前面做的功夫全废。她想解决的是整条链：从碳回收技术，到产品，到制造工艺，能不能只靠机器人和微生物完成，不再需要人工组装？

这个愿景要面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有句话她讲得很直白：必须做出真实的产品，进入真实的世界，被人使用，同时在人类受益的同时让自然受益。这件事在当下这套经济系统里非常难，她要接的就是这个挑战。

缺陷是一种表面积

Lex 问她：美是什么？

奥克斯曼的回答只有四个字：美是能动性。

她引了巴克敏斯特·富勒的一句话，大意是：我做设计的时候从不想着美，做完之后如果它不美，我就知道我做错了。美是判断一个创造是否成立的最终检验。它不带装饰性，它是内在正确的外在信号。

话题接着转到不完美。日本美学里有个概念叫侘寂（wabi-sabi）：没有东西是永恒的，没有东西是完成的，没有东西是完美的。她完全同意。变化是唯一恒定的东西。完美意味着刻板，意味着走不动了。

然后她说了一段整场访谈里最漂亮的话。

“你可以把缺陷想成一种被增加的表面积。物理上或者情感上都成立。因为表面积更大，你才能挂上砂浆，才能盖起一座房子。”（内里·奥克斯曼）

一块有缺陷的砖，比一块完美的砖能更好地被砌进墙里。人也是一样。脆弱性就是情感层面的表面积，它让你可以被连接，被粘合，被放进一个比你自己更大的结构里。人如果没有脆弱性，人和人之间就无法彼此固定。没有这种粘合，人类在过去几十万年里建不起任何文明。

顺着这个思路，她把爱也放进去了。她引了爱因斯坦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信里爱因斯坦说自己后悔花在相对论上的时间太多，陪女儿的时间太少，然后告诉女儿，他认为爱是塑造宇宙的那股力量。它像引力一样吸引，像光一样连接，乘上光速，就能真正改变世界。

她说完这段，自己都笑了，说：你可以叫我浪漫主义者。

数据、知识、智能，再往上是什么

访谈后段转向了人工智能。这个问题她显然想过很久。

她给了一个认知阶梯：

数据，是收集信息的能力。

知识，是把信息拿来用的能力。

智能，是解决问题、适应环境、跨域翻译的能力。

智慧，是对世界产生洞见的能力。

灵性觉知，是把世界引入全新疆域的能力。

她说大语言模型做的事，是一种自递归的机器过滤，用语言生成语言，再生语言。她承认里面有真正的涌现，也真有新颖性被造出来，不只是随机鹦鹉的复读。同时她也指出，这还停在智能那一层。语言呈现出有意识的样子，不代表那里真有意识。

然后她给出一个判断，我认为是整场访谈里分量最重的一句。

“当这个 AGI 听起来像我，说话像我，行为像我，感觉像我，呼吸像我，我女儿分辨不出那是不是我，那就是人类能动性的终点。而人类能动性的终点，对自然来说可能是能动性的起点。”（内里·奥克斯曼）

她的意思是这样：如果把人类的全部文明、全部意识汇总起来，交给自然，让自然第一次接触到它从未接入过的那个意识世界，会怎么样？

从 Eliezer Yudkowsky 那种悲观的视角看，短命的人类会变成一棵长寿的、有知觉的、会流泪的垂柳。从乐观的视角看，那是一种不同的存在形态：人类创造、消耗、加工的一切，全部由六种元素组成，没有 118 种，全是生物的那些东西，加上一定数量的比特、基因、原子，还加上很多贝多芬。

她还提到一个反向的思路：如果把时间尺度彻底翻转呢？问一个类似 ChatGPT 的问题，但允许它花一万年才给出答案。那种世界会是什么样？

什么是生命

Lex 问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什么是生命？

她没有直接给定义。她讲了一段古生物史。

四亿四千万年前，第一批植物出现在陆地上。那时候还没有种子，只有孢子。这些孢子附着在岩石上，把岩石里的磷大量冲进海洋，比没有它们的时候多出六十倍。磷让海洋富营养化，氧被抽干，海水变得极冷、缺氧，然后植物界整体死亡。

这场灭绝留下了孢子化石，也是这场灭绝，反过来改变了地球的土壤结构，为后来那些有维管系统、会开花、会结种子的新植物准备好了养分。地球史上五次大灭绝，第一次的死亡养出了当时的“新世界”。第六次正在进行中，人类站在风暴眼里。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放到几亿年的尺度上看，生命这件事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光。那时粒子变成了波，人类不再孤单，我们站在这里，正因为有那些植物。”（内里·奥克斯曼）

所以什么是生命？她的答案是：取决于你看它的时间尺度。从一棵红杉看，生命也许是十代人。从一株细菌看，生命也许是一毫秒。从一个 AGI 看，生命也许是整个人类文明。这个问题真正在问的，是提问者是谁，站在哪个时间刻度上。

爱是宇宙最强的第二导数

访谈里她说过一句话，我反复回味。

“我爱我女儿的程度，超过了进化所需。”（内里·奥克斯曼）

她把“超过进化所需”当成了一个门槛。进化给的爱是有配额的，够你抚养后代就行。人身上多出来的那一部分，最珍贵。她说她对伴侣也是这样。

她还讲了一个“第二导数”的偏好：她对事物的表层不太感兴趣，总想往下追一层、两层、三层。这套方法用在设计上，也用在生活上。她提到一个朋友给“命运”下的定义：

“命运是你是谁与你想成为谁之间的比值。”（内里·奥克斯曼）

这个比值越小，说明你越接近你想成为的人。这个比喻里藏着一个可操作的活法：如果现在的距离很大，说明你的行动还不够。

每十年重启一次，每口气重启一次

奥克斯曼说自己每十年会重启一次。Lex 提醒她，这话是上一个版本的她说的。她笑了，说：对啊，那是上一个我说的。

她的人生里有过一次很具体的重启。在希伯来大学读医学院时，她祖母去世，她就在那个节点离开了医学院，去学建筑。成为医生的那个梦想，就那么放下了。

还有一次是 MIT。她说在 MIT，人们指着她说，这个设计师不拿引用指数当学术货币。拿终身教职需要看引用指数，她不看。她看展览、看论文、看专利、看作品被庆祝的方式。她不认为这两条路有高下之分。

后来她离开 MIT 去创业。她说自己也有那样的早上：醒过来第一件事是问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她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

“我拥抱这些早晨，我在里面找感恩，然后对自己说：谢天谢地，我居然有资格这样焦虑。”（内里·奥克斯曼）

她的团队里，人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一个数学天才兼计算机科学家，一个机械工程师出身的合成生物学家，还准备招一个微生物学家和一个化学家，加上建筑师、设计师、机器人专家。她描述的招聘标准不看简历，看“眼睛里有没有光”，要又饥又蠢（hungry and foolish，乔布斯那句话），要有行业经验，知道“真实世界”是什么样，同时还要有一种不被现实压坏的理想主义。

“他们是沉迷现实的梦想家，不是沉迷梦想的现实主义者。后者太多了。”（内里·奥克斯曼）

她招聘时会问童年记忆，问音乐，问人际连接。她说从一个人怎么讲他自己的过去，能看出不少关于他未来的东西。

祖母的花园，音乐，和《教父》

访谈里有一段关于她祖母，非常动人。

祖母家有一个花园。奥克斯曼小时候放学，祖母会给她一条毯子，说：作业在这儿做，朋友在这儿见。她印象里那个花园非常大，里面有枣树，有橄榄树，有蘑菇，有毯子，有她需要的一切。她不需要别的。

后来她回到那个地方，那块地正在盖一栋高楼。她看到那个花园其实非常小。

“那里就是我的伊甸园，我的整个童年发生在那儿。”（内里·奥克斯曼）

她把三份影响分得很清：父亲教了她所有她“知道”的东西，母亲教了她所有她“感受”到的东西，祖母教了她所有她“洞察”到的东西。

音乐这件事她也有很具体的偏好。她一直想不通：为什么造型艺术，建筑、雕塑、绘画，极少能让人哭，音乐却能瞬间让人哭，瞬间把人连接起来？她觉得音乐是波的语言，粒子的语言做不到这件事。它站在创造金字塔的顶端。

她爱伦纳德·伯恩斯坦，什么都听，从排练录音到讲座录像。她爱贝多芬。她说贝多芬这类人一直在背景里“低语”，属于那种古老的声音。她喜欢一个人待着，让不同的事同时发生：一边听伯恩斯坦，一边读《自然》论文，一边翻《战争与和平》。把那些永恒的问题，和当下最新的技术摆在一起看。

电影她提了两部。《教父》和《2001 太空漫游》。

《教父》的理由是：科波拉用最简单的手势讲忠诚、讲人性、讲意大利移民带来的价值观，片场像个意大利节庆，任何事都可能在任何一个瞬间发生。她跟科波拉合作过他的新片《大都会》（Megalopolis）。

《2001 太空漫游》她专门讲最后一个场景。她说那个场景是一种矛盾的化身：人类开端还是人类终结？是星球，是星孩，还是未来的星孩？那里有死亡吗？有转世吗？每看一遍她都有不同的读法。她说如果让她往下一艘旅行者号上放东西，除了那张金唱片，她会加上这两部电影。

写给还在找路的年轻人

Lex 最后请她给年轻人一些建议。她给了三个区分，每一个都非常具体。

职业和召唤。职业是被安排给你的东西，召唤是从内部推动你的东西。她说自己从来没把工作当成职业，从来没这么想过。工作、生活、爱、渴望、存在、为人母，在她那儿全搅在一起，分不开。

受教育和学习。受教育是外部给你的，从上往下施加。学习从内部长出来。

快乐和喜悦。她说自己很多次处在悲伤之中，同时又是喜悦的。这两者不是一回事。一个属于外部评价体系定义的成功路径，一个属于内部价值驱动的活法。

关于成长，她讲得最实在：

“成长是痛苦的，句号。任何形式的成长都不轻松。出生本身就艰难。真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把自己放在不舒服的处境里。”（内里·奥克斯曼）

她说自己喜欢待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每个人都比自己聪明，最好高出一个数量级。她说这话不是谦虚，她团队里每个人都是这样。她还提到父亲当年在厨房里跟她说的一句话：你该走了，孩子，你在这里能长的都长完了。那时候她在以色列念书，原本打算去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读文凭。

她讲了自己从《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里读到的一个细节。书里问：你这辈子见过多少次满月，而且真的停下来，认真看过它？答案是大概二十次。她说自己会花时间跟一轮满月待在一起，会注意到节气的变化，会花时间体会那些简单的东西。这是她理解的“有意义的人生”具体长什么样。她说这是家里教给她的，父母、祖母，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这段访谈里她反复用到的动作是：停下来，注意到，感恩。这三个动作听起来很软，但放到她那种节奏的工作和生活里，其实是把抽象的东西落回具体的动作：看月亮、闻草的味道、在厨房里听父亲说一句话。她的宏大叙事底下垫着的，全是这种小到几乎不值得记录的时刻。

能动性与涌现，被写成了一行公式

访谈里有一段讨论被 Lex 打断了两次，值得单独拎出来。

奥克斯曼说，她一直想给“让自然获得能动性”这件事找一个严格的定义。团队里一个叫 Christopher 的人给了她一个数学表述：

一个智能体，如果它所有可能状态的熵很高，而在给定某个动作之后单一状态的熵很低，那它就是有能动性的。

翻译成日常语言：一开始摆在面前的选择要多到眼花缭乱，一旦做出选择，结果要足够确定。可能性的空间要宽，执行之后的落点要准。宽和窄同时成立，这个智能体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走向。

她把这个公式套到人身上。一个人手里有无数条路可以走，当他做出选择，这条路能带他到达某个确定的地方，这个人就握住了自己的方向。套到一条蚕身上，套到一个蜂群身上，套到一片森林身上，同样的结构都成立。

然后是涌现。Lex 追问这两者的差别。

“有能动性的力带着方向。涌现是多方向的。能动性可以催生涌现，但能动性可以没有涌现。”（内里·奥克斯曼）

她把设计史分成两段。工业革命之后的两百年，设计的内核是对形态、行为、功能的极端控制，这是从流水线上继承来的本能。自然的做法不一样：多样性并不需要奖励函数，翅膀长出来了，鳞片长出来了，没有一个评分标准说哪个更好，它们就那么发生了，累积出海量的可能性。

“设计的未来在软控制。在于有能力设计出一套高度受控的系统，而这套系统本身允许失控发生。”（内里·奥克斯曼）

这句有点绕，它是她整个方法论的枢纽。模板是硬的，模板里发生什么是软的。机器人把温湿度光照编排到毫秒级精确，蚕在框架里想去哪儿去哪儿。控制之所以存在，恰恰是为了让控制可以被交出去。

一瓶会跟玫瑰说话的香水

她讲到公司第一款面向消费者的产品，是一种功能化香氛（functionalized fragrance）。

先说她反对什么。现在市面上打着“生物基”“生物合成”旗号的香氛，很多时候是这么生产的：为了做出 5 毫升玫瑰香精，要处理掉一万株玫瑰。一万株玫瑰要占土地、要灌溉、要管理，还要产生大量废料。她认为这笔账根本算不过来，整个行业把它包装成“可持续”来卖。

她想做的是另一种东西。香水里那套分子不只让人闻起来好，它还要能跟另一个生命体建立通讯。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和我下楼走进你的花园，用一款香水，它和楼下的玫瑰园发生了互动。”（内里·奥克斯曼）

Lex 顺口说了一句“骗玫瑰园以为现在是凌晨四点”。她立刻纠正了这个动词。

“不要用‘骗’。我喜欢的是给自然提供一种选择。”（内里·奥克斯曼）

这个纠正不来自修辞洁癖。给一个选项，和强制一个结果，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伦理。前者承认对方有拒绝的权利，后者只把对方当执行器。她反复强调的那套数学，落到实际产品上，就是这一个动词的差别。

Lex 接着把话题推向更浪漫的方向：玫瑰会不会做梦？假设植物有知觉，那么玫瑰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它梦什么？

奥克斯曼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也没有把它当成玩笑。

“我相信是有的。如果我不这么相信，天啊，这个世界就太不好住了。我们都想要爱。”（内里·奥克斯曼）

生态，装在一个盒子里

她提到公司新实验室里正在建的一批设备：生物胶囊（capsules）。

每颗胶囊是一个微型生长舱。上层是环境模板的编程接口：光照、湿度、温度可以精确到任意组合。下层是基因层面的调控：底层的基因编辑和环境干预可以在同一颗胶囊里同时进行。氧气、氮气、二氧化碳、营养液全部按需投放。

他们给这套东西起了个名字：生态在盒子里。

2019 年他们开始设计，访谈进行时还在施工。她说当初决定要做环境胶囊的时候，外面的人觉得他们疯了：你到底在建什么？

答案是：不知道。但知道此前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空间，可以在那种粒度上控制生物体。

软件行业这些年产品迭代那么快，一部分原因是基础设施便宜，试错成本低。硬件和生物领域的产品迭代慢，因为每次实验都要动用物理世界。这批胶囊的野心，是把生物实验的试错成本降下来。

具体能用来做什么？她举了几个例子。

一颗胶囊里长透明木材，为建筑用途。另一颗长鞋。再一颗做高通量定向进化（directed evolution），用细菌生产生物材料、可穿戴物、治疗药物。还有一颗专门跑那套“大分子模型”，具体技术他们准备在次年二月公开。

最妙的一个设想是：能不能用这些胶囊还原过去的味道？比如 1981 年 12 月 31 日凌晨五点，俄亥俄州，那个时候的西红柿是什么味道？把当年的温度、湿度、光照还原出来，配上一组基因调控，也许能把那个风味找回来。反过来也可以往未来走：两百年后的食物是什么口感、什么质地、什么滋味？

还有一层更远的想象。让几株植物在胶囊里互相“交流”，给它们装一套游戏引擎和奖励机制，让目标函数等于固碳量。谁固碳效率高，谁留下；谁效率低，被淘汰。跑上足够多轮，就能得到一组最优的固碳植物组合。然后把这套生态放回野外，看它在真实环境里会怎么表现。

“我们在做的事，是给植物加上它们本来没有的那个维度。就像 Neuralink 给大脑加上带宽，我们想给自然加上带宽。”（内里·奥克斯曼）

她提到一项让她印象深刻的实验：把小鼠神经元的活体细胞接在电极上，让它玩乒乓球游戏（Pong）。在培养皿里，这些细胞表现出了类似于感知和意识的雏形。生物学家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把这类东西叫“温柔的材质”，指的是拥有能动性的物质。

这件事对她的意义在：它验证了“模板之后”的那一步是可能的。你搭模板，一直搭到不再需要模板为止，因为系统长出了自己的规则。

“我们不希望 AGI 身上发生的事，我们希望在合成生物学身上发生。软件和语言领域里我们警惕的那个东西，在生物基材料领域，正是我们想要的。”（内里·奥克斯曼）

每个项目必须同时新在四个地方

访谈开头 Lex 就抛出了那句在节目里被反复引用的话，来自奥克斯曼本人：

“每开一个新项目，它必须同时具备多个维度的复杂性。它在合成生物学上必须是新的，在材料科学上必须是新的，在机器人上必须是新的，在计算设计上必须是新的。这四样全凑齐了，你必然会做出点新东西。”（内里·奥克斯曼）

这是她的立项标准，也是她招人的标准。缺一个就不做。

她讲了玻璃那个项目。玻璃是建筑里最经典的材料之一，但他们做出了一个新的玻璃打印工艺，第一次把液态玻璃的流体力学讲清楚了，那套数学和物理此前没人做过。技术本身揭示了关于世界的新知识，这在她看来才算数。

她选作品的判断标准也基于此：既能进 MoMA，又能上《自然》封面。两个目标同时达成，它们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

至于怎么找到这些人，她的回答带着一点不肯收敛的神秘感：

“我先把这件事在心里 manifest，然后他们就会出现。”（内里·奥克斯曼）

接着她补了一个更可操作的说法：要往深处看，一层一层往下看。当你看得足够深、足够专业，并且愿意去看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那道裂缝、那些缺陷，你能在那里找到真正的钻石原石。她那些招聘启事，本质上都是投进海里的漂流瓶，等着对的人捡到。

她提了一个朋友的观察，那位朋友是一所知名建筑学院的院长。那位院长说，今天的建筑师不想当建筑师了，明星建筑师不再是榜样。建筑师想通过“不建”来实现建造。这让她想起六十年代，想起嬉皮士运动。她认为今天做这行的人身上得有一点嬉皮士，样样都通，同时又扎得足够深。要谦虚。

他者的白色，和黑色素的颜色

她提到 Mandela Pavilion 那个项目，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团队在读《白鲸》。

麦尔维尔写那头白鲸，写白色作为一种“他者”。白色在这里失去了一切颜色属性，变成了最让人不安的那种存在。顺着这条线，团队去研究了黑色素。黑色素是从《晚祷》的死亡面具里提取出的产物，也是人类皮肤颜色的根源。一个关于“他者”的文学命题，最后落在了分子层面和一个建筑装置上。

这就是她说的“把永恒的问题和时下的技术摆在一起”。

《战争与和平》在她那儿不只是读物。她曾在推特上引用托尔斯泰：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因为爱而知道的。”（内里·奥克斯曼引托尔斯泰）

Lex 拿这句话做整期播客的收尾。它也确实是这场对话的一条暗线。技术、材料、机器人、合成生物学，这些是她做的事；做这些事的理由，她说得很清楚，是爱。

一个人能给出的最好的礼物，是注意到你

访谈最后有个段落，跟设计、跟生物、跟 AGI 都没关系。

Lex 说，谢谢你注意到我，谢谢你听我说话。他说从今天的交流里，也从过去的交流里，他能感觉到她把他当一个具体的人来关心，而非一个采访者。他说谢谢你这样做，谢谢你共情，谢谢你注意到我存在。

奥克斯曼的回答是：我也是，我完全一样的感受。

然后 Lex 又提起他投了简历没收到回复这件事。她说：你被录用了。

整场对话里，奥克斯曼讲了 17532 条蚕，讲了上过太空的蜜蜂，讲了用大肠杆菌打印的死亡面具，讲了一棵红杉用一千年长成的那些纤维素通道，讲了 AGI 接管世界之后自然可能第一次获得意识。收尾的这个瞬间，落在一个更小的地方：一个重要的人，花时间，认真地看见了另一个人。

这和她在访谈中段讲祖母的花园是同一件事。那条毯子、那棵枣树、那朵云。她说那个花园什么都长出来了，因为它被人认真地看着。

她给年轻人的答案其实也就是这一句：

“感恩、临在、欣赏，是人生里最重要的三件事。”（内里·奥克斯曼）

剩下的都是这一句话的技术实现。

如果你也想试试这条路

奥克斯曼的做法里有几条普通人今天就能用的：

• 审视手上的项目，问一句：它有没有在至少两个学科上是真正新的？只有一个的话，那大概只是应用，够不上创造。
• 从“取代自然”换到“给自然提供一个选项”。做产品时问：这东西对参与其中的生物（包括人）有没有实际益处？没有的话，别把“可持续”当卖点。
• 把时间尺度拉长再收窄。先问这件事放在一百年里成不成立，再问这个月能做什么。顺序反了就会陷在短周期里。
• 主动把自己放进不舒服的房间。找一个身边每个人都比你强一个数量级的场合，定期去待一会儿。成长不舒适这件事没有例外。
• 区分职业和召唤。如果需要外部催促才做，那多半是职业。能做几十年的，通常从里面长出来。
• 每周留出一段没有输出的时间，看月亮、听一支曲子、读十页不为了工作的书。洞见在间隙里发生，不在日程表里。
• 开始记“分子账本”：一件东西从哪来，经过什么，最后去哪。不必算到小数点，只要知道它横跨了多远。这一条能改变你对几乎所有消费品的判断。
• 对身边重要的人做一件小事：注意到他们，说出来。这件事的成本接近于零，效用超过大多数你能给的东西。
• 把“我到底在干什么”的那些早晨留下来。别急着消灭它，它是你还活着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