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马利斯：圣诞特别篇

1920 年前后，认真关注政治的人里几乎没人相信，列宁能在俄国撑过半年。德国总参谋部把他从瑞士送回彼得格勒，算盘打得很简单：让这个流亡多年的激进分子回去搅乱俄国，削弱东线，德国就能喘口气。当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议会里的改良派，普遍把布尔什维克夺权当成一场闹剧。圣彼得堡街头的很多工人，也未必说得清“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到底意味着什么。

接下来几年，契卡成立，秘密警察上岗，一个旧帝国被拆开、重装、焊死。

迈克尔·马利斯（Michael Malice）在新书《白丸：善与恶的故事》（The White Pill: A Tale of Good and Evil）里反复回到这类时刻。他真正想追问的是另一件事：一百年前，为什么有那么多聪明、真诚、真心想让世界变好的人会选择相信它。

这期播客是圣诞特别篇。两个人各自穿了一身毫无协调的荒唐服装，马利斯斜戴一顶帽子，手上是白手套，还开玩笑说白手套的坏处是血会染上去，每次都得换新的。他给自己这一年的表现打九分，说自己在尽量做对的事。莱克斯·弗里德曼（Lex Fridman）给自己打零分，还补一句，他一直在朝零分努力。

黑丸让人躺下，白丸让人继续走

在互联网上，“药丸”这个隐喻已经被用滥了。蓝丸是接受现状，红丸是看见幕后的真相，黑丸是看见之后干脆躺下：世界烂透了，一切努力都是表演，于是缩回自己的小房间，用嘲讽代替行动。

马利斯提出的“白丸”是第四个选项。承认恶真实存在，承认历史上有过成体系的、制度化的、规模巨大的恶，但依然不放弃。

“白丸是：你看清了世界有多坏，仍然选择把日子过下去，还选择去修它。黑丸则是直接放弃。”（莱克斯·弗里德曼）

这个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戳中了一种当下很流行的姿态。很多自称看透一切的人，其实只完成了“看”这一步，把剩下的所有工作都跳过去了。

一百年前，“社会主义”是个大筐

书从 19 世纪末讲起。那个年代，socialist、communist、anarchist 这三个词的用法相当混乱，经常互相替换着用。原因挺简单：马克思描绘的终点，是国家最终“消亡”，所以谁都不认为自己在为一个大政府辩护。

当时有两件事被当成共识。第一，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必然的，是未来的方向；第二，资本家统治阶级不会自己退场，必然要打一仗。

工业革命给了这套想法底气。既然有了技术、有了科学，为什么不能科学地管理社会？马利斯把这条线索一路拉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进步主义：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是浪费，你生产太多，你有过剩，你也有短缺；如果由工程师精确计算出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然后按需生产，所有人都能幸福，没有人受苦，也没有浪费。

这套逻辑听上去相当现代。今天任何一个想用算法调度一切的人，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马克思要国家，巴枯宁要砸掉国家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第一次大分裂，发生在马克思和巴枯宁（Mikhail Bakunin）之间。

马克思的路线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把一切都管起来。但他和恩格斯都把这当成手段，真正的目的在后面。等人的本性被重新塑造，国家就会变得多余，然后自动消亡，人人平等，人间天国。

巴枯宁正好相反。他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不能拿来当工具。他想要的是工人自治的合作社、极端本地化的控制，任何形式的中央权力都要拆掉。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两边的终点都是无国家状态。分歧只在于：国家是通往无国家的必经之路，还是必须被绕开的陷阱。

这个分歧一百多年后还在原地打转。

费边社那只乌龟

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们不相信街垒和炸药，他们相信选票箱。宣传、游说、煽动，让普通人为自己的利益投票，一步步扩大国家，一步步压缩资本家的空间。

费边社最早的标志是披着羊皮的狼，后来大概觉得太直白了，换成了乌龟。乌龟的意思很清楚：慢，但是一直在爬。马利斯对这两个字的解读是渐进主义，或者另一种说法，温水煮青蛙。

与此同时，另一派人认定选票没用。他们的口头禅是：如果投票能改变什么，他们根本不会让你投。革命只能是革命，得动手，得夺厂，得杀人。

这条裂缝直接把言论自由的问题顶到了台面上。鼓吹暴力和革命的演讲合法吗？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在 19 世纪出版过一本教人怎么做炸药、怎么造炸弹的手册，这在当时是重大的言论自由争议：任何人在自己家里就能做出一个装置，然后杀掉很多人。

那个年代，暗杀是日常

现代人对那个时代的暴力密度普遍缺乏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场是斐迪南大公遇刺，美国总统麦金莱遇刺，罢工现场的枪击、华尔街的爆炸，这些事情发生的频率远超今天多数人的想象。

炸药的普及让袭击的成本断崖式下降。马利斯提到，华尔街 1920 年代那次爆炸留下的弹片，据说至今还嵌在摩根大通大楼的外墙上。

莱克斯问他，如果你活在那个年代，你会站在哪一边？

马利斯的回答先绕了一段。他说那个年代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纽约第九街和第五大道上梅布尔·道奇·卢汉（Mabel Dodge Luhan）的沙龙。那间公寓里同时坐着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推动节育的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世界产业工人（Wobblies）的硬核工会分子，批评家门肯（H. L. Mencken）没去，但和所有人都熟。

那是现代主义刚出生的年代，艺术、文学、政治同时开了口子。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可以靠“思考”吃饭的阶层，一群人坐在那儿问：现在什么都可以重来了，我们打算拿它做什么？

暴力会唱自己的歌

关于会不会参与暴力，马利斯的回答没有绕弯子。

“你以为你在驾驭暴力，但其实是暴力在驾驭你。一旦越过那条线，暴力会唱它自己的歌。”（迈克尔·马利斯）

他举了一个细节：很多人做炸弹、搞暗杀，最后是炸在自己脸上。这句话说的是字面意思。

就算成功了，账也不划算。总统这个职位杀不掉，你只能杀掉坐在位子上的那个人。人刚倒下，下一个立刻补上，而新上来的人手里多了一个理由，去用更大的暴力镇压。你杀掉的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换来的是一轮更严厉的管制。

他也没有全盘否定暴力。美国革命在他眼里是正面案例，推翻沙皇那一次是和平完成的，也是正面案例。但他补了一句关键的机制：暴力一旦发生，人们会害怕，会要求立刻停止混乱，而这种要求天然指向威权。人们这时候不想听公民自由，只想“恢复正常”。真空被更狠的角色填满，或者被外国势力、煽动家利用。

莱克斯追问：所以你认为暴力革命在短期内不会带来正面进展？马利斯的回答是，不一定，但代价的运行方式是可预测的。

为什么这套理想那么动人

莱克斯在这里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如果把自己放回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共产主义的邪恶一点都不显然。那是一群人想抬高人的价值，抬高辛苦劳作的普通人的价值，想靠自己的双手把社会建起来。这听起来是个美好的理想。

马利斯完全同意。他的回答是，政治里没有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政治里没有什么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说某件事显而易见，他的意思往往只是：这件事对我来说很显眼。”（迈克尔·马利斯）

人权不显然，自由不显然，市场也不显然。支持福利国家还是支持自由市场，两边都需要大量的思考和背景知识。

而当时摆在桌面上的现实是这样的：城市里有成片的贫民窟，工人被解雇后毫无救济，女人带着十个孩子喂不饱他们，婴儿死亡率高得吓人，没有下水道，没有卫生条件，大多数人既不识字也没受过教育。

这时候有人站出来说：大家一起出力，每个人都会有衣服、有食物、有教育，每个人各尽所能。开头会苦一阵子。这套说辞的说服力，放在那个背景下几乎是压倒性的。

马利斯顺手补了一刀：一件从没被真正试过的事情，最容易说得漂亮，因为你只需要描述结果有多好。

瑞典与委内瑞拉之间隔着什么

他给了一个很好用的比喻：

“委内瑞拉人没有投票给委内瑞拉，他们投票给的是瑞典，最后得到的是委内瑞拉。”（迈克尔·马利斯）

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常说，我们要的是瑞典，目标里没有委内瑞拉。问题在于，投票那一刻你能选的是承诺，结果不在这张选票上。承诺长着瑞典的脸，落地之后可能长着委内瑞拉的脸。

他还点出那个年代共产主义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相关性。这套理论对“太聪明的人”特别有吸引力：现在的掌权者是商人、是继承了大庄园的少爷，换成我们这些看得懂规律的人来管，因为我们心是好的，因为我们真的关心小人物，小人物就不会被漏掉。

这段话值得反复读。它描述的是一种自我确认的循环：我的动机是善的，所以权力的后果也会是善的。

给社会主义辩护的最好版本

莱克斯请他把社会主义的最强论证讲一遍。马利斯给出了三条，讲得相当认真。

第一条是道德上的兜底。纯靠私人产业加慈善，总有人会掉进缝里。他用濒危物种打比方：长得可爱的动物容易筹到钱，某个没人关心的怪青蛙就筹不到。人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在社会意义上不讨喜，比如有精神疾病、有残疾、没法自己谋生，靠自愿捐赠的系统里，他很可能被漏掉。由国家接管，理论上可以保证最底层、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至于饿死街头。

第二条是出生彩票。你出生在洛克菲勒家，我出生在波兰，你一辈子不用为吃饭发愁，我要为孩子看病的钱发愁。你什么都没做就赢了，我还要尊重你全部的财产。凭什么？

第三条是媒体。如果媒体按利润运作，它就会喂养人身上最原始、最猎奇的那部分，变成资本控制的工具。如果由国家来管，而国家代表所有人，那么每个人的声音都有机会被听见，不会被操纵。

这三条都不是稻草人。马利斯把它们摆出来，是因为他清楚对手的最强版本长什么样。

国家消亡的三步走，第二步是个问号

马克思的终局是国家消亡，最终走向无政府状态。马利斯对这个过程的评价非常刻薄，他把它比作《南方公园》里那集“内裤侏儒”的商业计划：

第一步，偷内裤。第二步，问号。第三步，赚钱。

换成马克思主义的版本就是：第一步，全面共产主义，国家掌管一切，包括教育。第二步，问号。第三步，无政府状态。

中间那个问号，靠的是一个假设：时间足够长之后，人的本性会改变，改变到政府变得多余，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去做他该做的那份。这个假设没有任何机制支撑，它只是一个愿望。

他讲了里根的一个笑话来收尾：

“两个共产主义者在莫斯科街上走，一个问：到了吗？我们到全面共产主义了吗？另一个说：没有，还会糟得多。”（迈克尔·马利斯转述里根讲过的笑话）

法律上平等，不等于事实上平等

莱克斯在这里推了一步：文化能不能改变人性？美国建国时写下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套观念渗透进文化之后，会不会改变我们看待彼此的方式，进而改变我们的本性？

马利斯的回答是没有。他区分了两件事。

“无罪推定”是一条法律原则，它不意味着被告事实上无辜。那个人要么杀了人，要么没杀，规则上的假定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同样，“人人生而平等”是一条法律和伦理上的标尺，它极其重要，却没法当成对事实的描述。

他引了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的说法：一个人跟自己都不相等，一天之内他的状态起起落落；同卵双胞胎基因完全一样，两个人也不相等。

莱克斯反问：法律会不会变成伦理？我们会不会把正义内化成直觉？

马利斯认为这是转移话题。人总会更偏向自己的家人而不是陌生人，更偏向自己人而不是外人。真正的平等意味着你妈和街角那个人在你心里没有区别，他看不到这件事有任何可能发生。

历史没有剧本，只有一堆岔路口

书里有一条历史观贯穿始终：历史没有必然性。

列宁夺权在当时被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视为乌托邦式的妄想。他之前已经在俄国试过一次，失败了。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把他送回去，只想着削弱俄国、解决东线。结果十月革命成了，而且成了之后没有像所有人预期的那样迅速崩掉。

更值得琢磨的是当时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反应。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没人当真。等到契卡和秘密警察出现，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帮人是认真的，但即使到那时候，主流判断仍然是撑不了多久。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不承认苏联的合法性，问题就来了：如果你不承认列宁和斯大林政府，那谁是俄国的政府？沙皇吗？现实是，他们不走。

马利斯列了一串这样的岔路口。大萧条持续那么久，和罗斯福的选择有关；《凡尔赛条约》如果处理得不一样，德国会不会重新武装、会不会出现恶性通胀、会不会有希特勒，都是另一条线。他把这些叫作“选择你自己的冒险”时刻。

他明确反对那种历史必然论的马克思主义史观：一旦起了某个头，矛盾就会自动展开，结局已经写好了。

“我不相信这种想法。起点定下来，矛盾自己展开，历史必然走向某个终点，这太荒谬了。”（迈克尔·马利斯）

圣诞老人是个计划经济者

话题转到圣诞，两个人开始胡闹。

莱克斯说，圣诞老人搞的是任意的财富再分配。马利斯纠正他：那跟再分配可差得远，那是他一个人决定谁乖谁坏，而且只有他知道标准，资金来源也从来没人交代清楚。莱克斯接着问，那间工坊里雇了多少人？马利斯说，是奴隶。莱克斯说，那些精灵的用工条件确实需要调查一下。

玩笑背后是一段认真的观察。马利斯说，从历史看圣诞本来不是大节日，它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很晚近的事。但它能占据整个文化，是因为它承载的观念最有力：兄弟情谊、善意、慷慨。

复活节也很强，毕竟是死亡与复活。但圣诞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

他说自己最反感当代文化的一点，是对犬儒的推崇。你喜欢这首歌，好可爱好傻。这种“我早就看穿了”的姿态成了一种社交货币。而圣诞是一年里唯一一段时间，你可以高兴、可以善良、可以对人说“我珍惜你这个朋友”，而别人不能翻白眼。大家被允许暂时不装酷。

外面又冷又黑，屋里是暖的。新的一年还没来，但可以先盼着它更好。俄国的严冬老人（Ded Moroz）在元旦来，意思也差不多：让下一年比这一年强。

这就是他说的希望和欢乐的节日。追名逐利那一整套忽然停下来，安静那么几天。

犬儒者最爱自称现实主义者

书里有一句被莱克斯专门拎出来的话：犬儒者喜欢撒谎，管自己叫现实主义者，于是任何对好结果的期待都可以被打成天真或者乌托邦。

这句话点破了一种很常见的运作方式。先把悲观包装成清醒，再把乐观污名化成幼稚，最后剩下的唯一合法姿态就是嘲讽。嘲讽不需要成本，不需要负责，也永远不会被证伪。

马利斯写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跟这种氛围较劲。他花了大量篇幅写 20 世纪的恶，苏联那一整套，写得足够具体，足够残酷，不给任何浪漫化的空间。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说：看清了，还是不放弃。

这两件事必须同时成立。缺了前一件，白丸就变成廉价的正能量。缺了后一件，人就滑进黑丸，坐在房间里笑所有还在做事的人。

他和莱克斯常年吵架，这件事上却站在同一边

节目里两个人在政治和哲学上分歧不小，而且吵得很享受。莱克斯在开场就说，他们 disagree 得很开心。

分歧不影响他对这本书的判断。他用了好几个词来夸：心碎的、极度私人的、了不起的。他说马利斯对人类有很深的爱，把心血全放进了这本书里。

这也是白丸麻烦的地方。它很容易被误读成另一种鸡汤：反正都会好起来的，别想太多。马利斯写的东西恰恰相反。他没有略过任何一个惨烈的细节，他的乐观是穿过那些细节之后剩下的东西，不是绕开它们。

读这本书时的正确姿势大概是：先允许自己被 20 世纪的恶压得喘不过气，然后再看他还剩下什么话要说。剩下的话，就是白丸。

一个九分和一个零分

节目开头那段打分，其实和整本书的主题是扣着的。

马利斯给自己打九分，说他在尽量做对的事。莱克斯打零分，他是个极度自我批评的人，说自己在朝零分努力。

一个承认自己做过错事但总体向好的人，和一个把自己判到零分的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前聊 20 世纪的善恶。这个画面本身就挺有意思。自省到极致容易滑向自我消耗，宽容到极致容易滑向自我开脱。两种极端放在一起，反而显出中间那条路的位置。

马利斯在节目里说过一句话，可以作为整本书的注脚：政治里没有什么东西是显而易见的。谁要是告诉你某件事显而易见，他多半只是在告诉你，这件事对他很显眼。

这句话可以用来对付所有打包票的人，包括那些告诉你人类注定完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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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这本书的时候，把书里提到的原始史料找来对照几处。马利斯的价值在于他把线索串起来了，但线索本身值得你自己走一遍。
• 以后再遇到“历史必然如此”的叙事，停下来找岔路口。列宁回俄国、凡尔赛条约的条款、大萧条持续的长度，每一个都是本可以走向别处的节点。
• 分清“法律上视为平等”和“事实上相等”。前者是必须守住的制度底线，后者经不起推敲，混为一谈会同时毁掉两头。
• 听到任何承诺“过渡期会苦一阵子”的方案，追问三个问题：过渡期多长，谁来承担代价，如果人性没按计划改变怎么办。
• 警惕那些自称现实主义者的人。先看他的悲观有没有带来任何具体行动，如果只剩嘲讽，那和清醒无关。
• 圣诞那几天，允许自己高兴。不装酷，不预支绝望，把“我珍惜你”这句话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