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海特：反对社交媒体的理由

马克·扎克伯格在 Lex Fridman 的节目上说过一句话：“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使用 Instagram 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总体上是正面的。”

他当时在回应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的指控。扎克伯格的意思是，豪根把内部研究曲解了，十八项指标里只有一项显示负面影响。

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听到这段话之后的反应，是打开三个 Google Doc。

他在纽约大学教社会心理学，研究道德判断如何运作，写过《正义之心》（The Righteous Mind）和《娇惯的心灵》（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2022 年他在《大西洋月刊》发了一篇长文，标题很不客气：《为什么过去十年美国人的生活变得格外愚蠢》。那三个文档里装着一百多项研究，按“支持”“反对”“结果混杂”分栏排列，任何研究者都可以进去评论、补充、反驳。

海特在播客里说，扎克伯格那句话错了，而且错得很具体。

从道德心理学到“社会宇宙的结构变了”

要理解海特为什么盯上社交媒体，得先看他的学术轨迹。

1992 年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道德心理学。他去巴西和印度做田野，看不同国家的道德观念如何分化。九十年代正好是美国文化战争开始升温的十年，他看着左右两派慢慢变成两个互不通婚的部落，觉得文化心理学的工具应该能派上用场。

2000 年代初，他开始为极化程度感到不安，于是去研究极化的成因。他原本打算写一本书帮民主党纠正错误，因为他的研究显示，右派其实相当了解左派在想什么，在美国长大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进步派的主张。但他自己在左派环境里长大，对保守派的想法一无所知，直到他主动去找《国家评论》这类刊物来读。

写《正义之心》的过程中，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只读保守主义思想传统里最好的作品，不读最差的。读完的结论是，这个传统里有大量有价值的社会科学洞见。他的目标也从“帮民主党赢”变成了“帮左右两派互相理解”。

这条线索跟社交媒体还没有关系。他自己说，2009 年注册了 Twitter，也没怎么当回事。

“然后 2014、2015 年，大学里的事情开始爆掉。”（乔纳森·海特）

2014 年 5 月，格雷格·卢基安诺夫（Greg Lukianoff）找到他，说学校里在发生怪事：学生因为一个自己不必去听的演讲者而情绪崩溃，用“危险”“暴力”这样的词来形容一场讲座。两人后来合写了《娇惯的心灵》，那本书主要讲的不是社交媒体，讲的是抑郁和焦虑的上升，以及一种扭曲的思维训练方式如何被教给了学生。

书出版之后，事情变得更糟，而且是在所有地方同时变糟。海特这才开始认为，问题出在更底层的层面：社会宇宙的结构本身变了。从那以后，他的研究重心彻底转向社交媒体。

2012 年前后，所有曲线同时拐弯

他先讲数据。

关于青少年的心理状态，有几套互相独立的追踪体系。一套是自报问卷，问青少年最近有多抑郁、多焦虑、多孤独，联邦政府的全国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皮尤、盖洛普都做了几十年。另一套是行为数据，自伤住院记录和自杀统计。

这些曲线在 2000 年代基本是平的，小幅波动。然后到了 2010 到 2013 年之间，取决于看哪个指标，它们同时开始往上冲。

增幅在 50% 到 150% 之间。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那种量级根本没法比。

女孩的情况更严重，青春期前的女孩最严重。10 到 15 岁女孩的自杀率在 2010 到 2015 年之间翻了一倍。海特说这个数字时要加一句“幸好基数很低”，但翻倍就是翻倍。

美国之外也在发生同样的事。加拿大和英国的曲线几乎一模一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类似，只是晚了一点。德语国家和欧洲大陆的情况没那么清晰，海特说这跟童年形态的差异有关，后面会讲到。

他知道有人会说，相关性不等于因果。电视观看量在五六十年代上升，不代表电视导致了犯罪率变化。这个反驳他接受。

但他不接受另一个反驳：自报数据不可信，Z 世代只是更愿意谈论心理问题，所以数字涨了，问题没涨。

“那我们只要去看自伤和自杀的住院数据就行了，趋势一模一样。”（乔纳森·海特）

住院记录里是一个个真实的孩子，因为割伤自己被送进医院。问卷填写的偏差解释不了这个。

他还提到一个时间点。《娇惯的心灵》出版前一天，《纽约时报》登了一位精神科医生的评论文章，标题大意是“放松，智能手机没在毁掉你孩子的大脑”，理由是这些只是自报数据，诊断变多了，底层没变。海特说，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让他印象很深。

“吃土豆”那个类比是怎么被造出来的

有一篇被引用极广的论文，结论是社交媒体对心理健康的危害不比吃土豆更大。这个说法流传甚广，海特说他走到哪里都能听到。

他花了不少篇幅拆这个说法。

第一，那篇论文研究的东西跟社交媒体差得很远。它测的是“数字媒体使用”这个大杂烩，里面包括看 Netflix、用电脑做作业、所有屏幕时间。混在一起算，相关系数确实只有 0.03 左右，接近零。

第二，一旦把范围缩小到社交媒体本身，相关系数就会变大，通常是两三倍。再缩小到女孩身上，又会变大一次。

那篇论文的作者之一、牛津大学的艾米·奥本（Amy Orben）后来自己做了综述，结论是社交媒体使用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15 到 0.2 之间。海特和吉恩·特温吉（Jean Twenge，《iGen》的作者）分别算出的女孩数据大概在 0.2 到 0.22。

0.2 听起来是个很小的数字。海特专门解释了它在公共卫生领域意味着什么。

“公共卫生领域的相关系数几乎从来不会超过 0.2。儿童时期铅暴露和成年后 IQ 的相关系数是 0.09。”（乔纳森·海特）

铅暴露是一个被严肃对待了几十年的公共健康问题，相关系数只有 0.09。现实世界里的测量总是嘈杂的，人不像实验室里的变量那样听话。一个稳定在 0.15 的相关性，摊到几千万孩子、每人好几年时间上，足以解释一整场心理健康流行病。

海特在这里补了一句方法论上的话：他和特温吉把所有研究整理进 Google Doc，按“支持”“反对”“混杂”分类，然后公开邀请批评者进来补充。理由是，他们俩在书里已经公开说过这些平台对孩子不好，天然带着确认偏误。对付确认偏误的唯一办法，是找一群持有不同确认偏误的人。他说自己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信徒。

糖这个比喻从根上就不对

海特认为，现有研究里有一个根本性的框架错误。

绝大多数研究用的是“剂量反应模型”：把社交媒体当成糖，少量无害，大量有害，然后去争论每天用多少小时算过量。这个框架听起来合理，也符合很多人的直觉。

他的反驳是，社交媒体跟糖差得太远。它做的是对整个童年形态的一次重新布线。

人类这个物种的童年是在混龄群体里度过的。孩子在外面玩，做大人的事，跑腿，打闹，在没有成人监督的情况下自己解决冲突。大脑在这个过程里发育，人由此长成成年人。

九十年代，这套东西被拆掉了。理由是社会治安的恐惧，让孩子独自在外面玩被当成失职。海特在这里点名推荐莱诺·斯凯纳齐（Lenore Skenazy）的《自由放养的孩子》（Free Range Kids），以及他和斯凯纳齐、彼得·格雷（Peter Gray）、丹尼尔·舒克曼（Daniel Shuchman）一起创办的非营利组织 Let Grow，目标是改掉那些不允许孩子独自外出玩耍的法律和规范。

所以，童年形态的重构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就开始了。

然后智能手机来了。

Z 世代（1996 年后出生）是历史上第一代在青春期之前就用上社交媒体的人。千禧一代要到大学才接触，而 Z 世代可以谎报年龄注册。他们大约在 2009、2010 年开始大规模上线，两年后抑郁数据开始上翘。

海特说，这个因果链条的落点在“别的什么都没了”上，“玩了多久”那个变量反而次要。

“设想一所中学，所有人都有 Instagram 账号，全天候的戏剧，所有人都在刷、在发、在焦虑。再设想另一种情况：学校规定手机必须锁进柜子，谁都不能有账号，所有家长都同意。前者意味着在青春期经历这一切，后者不是。”（乔纳森·海特）

他特别强调最后那句话里的家长环节。家长之所以允许孩子用 Instagram，是因为孩子说“别人都有”。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就此形成：任何单个家长退出，代价由自己的孩子承担，所以没人敢先退出。

男孩和女孩上网的地方不一样

2010 到 2012 年之间，青少年的社交生活发生了彻底变化。2010 年之前他们还没普遍拥有智能手机，2012 到 2014 年之间几乎人手一台，成为日常用户。

但男孩女孩去的平台不一样。

女孩去 Instagram 和 Tumblr，视觉驱动的平台。男孩去 YouTube 和电子游戏。

后一类对心理健康的危害看起来小得多，甚至可能没有危害。海特说，真正把女孩心理健康打垮的是 Instagram 和 Tumblr。游戏本身是一种玩耍，只是缺了身体的部分。十二个小时的游戏意味着十二个小时没有身体活动，但游戏本身算不上有毒。

关于 YouTube，他明确表示自己了解不够，不做判断。他承认 YouTube 极其有用，很多知识和教育资源靠它传播，同时也承认它帮助极端组织和杀人犯完成激进化。他谈 YouTube 的方式和谈互联网整体一样：一个中性的、双向放大的基础设施。

顺带一个来自奥本和安德鲁·普日贝尔斯基（Andrew Przybylski）的研究结论：伤害最大的是 11 到 13 岁的女孩。海特的推论是，对这个年龄段不存在“安全剂量”，唯一可行的方案是让青春期之前的孩子完全不接触“用户就是产品”的商业模式，把年龄门槛提到 16 岁，并且真正执行。

逐条拆解扎克伯格那句话

回到那句“整体上是正面的”。

海特手里有三类证据。

第一类是相关性研究。一百多项，绝大部分指向同一个方向，效应量在 0.1 到 0.15 之间，聚焦到女孩身上更高。

第二类是实验研究。真正做了随机分组的实验，多数显示出效应。

第三类是当事人证词。直接问女孩：你觉得 Instagram 对你的心理健康整体上是好还是坏？

“你找不到一群女孩说‘哦太好了，马克你说得对，它整体是好的’。女孩自己说，这是主要原因。”（乔纳森·海特）

三类证据指向同一个方向。海特说，这个领域早些年确实混乱，研究结论互相冲突，但现在把这些研究放在一起看，故事已经相当清楚。

他不肯管成年人，但拒绝让平台管他的孩子

Lex 提了一个问题：能不能设计出一种平台，追求的目标是让人变得更抗压、更成长，而不是抑郁、自伤、自杀？把目标函数从“参与度”换成别的东西。

海特的回答分两半。

对成年人，他不下判断。他说自己有很多自由意志主义的朋友，一旦开始主张“这对成年人有害，应该禁止”，这些朋友就没了。他自己用 Twitter，理由是发消息方便。他承认 Lex 说的那点：社交媒体确实能减轻孤独感，能带来一点幽默，在全球范围内把人连起来，尤其在疫情那样的时期。这些正面效应很难测量，讨论的时候应该诚实地承认这是一笔交易。

对孩子，他的态度完全相反。他不接受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在他不知情、也无法干预的情况下替他管孩子。

他讲了自己家的情况。他阻止了孩子注册 Instagram，造成了一些麻烦，但孩子后来感谢他，因为他们自己也看出来那上面很蠢：发的那些东西，形成的那些文化，孩子自己都觉得蠢。

关于“能不能设计出对孩子安全的版本”，他的回答是悲观的。他认定这样的版本做不出来。对孩子真正健康的只有一样东西：自由玩耍。九十年代已经被剥夺了大半，屏幕时间越多，自由玩耍越少。孩子需要大量没有成人监督、没有成人调解的冲突，那是社交能力的训练场。

参议院听证会上，他要的是数据

海特两周前去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主题是内特·佩尔西利（Nate Persily）提出的《平台问责与透明法案》。主持的是本·萨斯（Ben Sasse）和克里斯·库恩斯（Chris Coons）。

他在听证会上提交的文件标题很直白：《青少年心理健康正在崩塌，社交媒体是主要成因之一》。里面全是图表，论证四件事：这场危机具体表现为情绪障碍，不是所有心理指标一起变；它不只在自报数据里，行为数据同样；增幅极大；它有性别差异，并且出现在多个国家。他说这部分没有人跟他争论。

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是数据访问权。

现在的困境是：一个孩子刷了两小时 Instagram，然后抑郁了，或者没抑郁，或者半年后自杀了。这中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者看不到。只有平台自己知道。学术界的全部依据是自报问卷，而平台内部有完整的行为日志。

“应该强制平台披露去标识化的数据，让学术研究者能看到孩子做了什么、情绪怎么变、一个人自杀之前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乔纳森·海特）

目前流出的相关信息，主要来自内部泄密。海特对此保持了克制：泄密材料本身也可能有选择性偏差，最好能有非泄密的、制度化的数据通道。

疫情那两年，如果只有电话和 Zoom

Lex 提了一个反事实：疫情期间如果没有社交媒体，人会不会被困在家里更惨？

海特的回答是，我们还有短信、电话、Zoom、Skype、多人联机游戏、WhatsApp、博客，以及整个互联网。人类不会被困死。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超级病毒式平台在疫情期间还额外做了什么。

它们让一些信息传得更快，包括科学信息。同时它们制造了大规模的错误信息爆炸和政治极化。结果是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不再相信医学权威说的话。海特在这里补了一句：医学权威自己有时候也在玩政治游戏，这让他们的可信度进一步下降。双向的失信链条就这样转起来。

所以他的结论是，在已经有互联网、智能手机、博客的前提下，再加入“用户生成内容吸引流量、用户本身卖给广告商”这一套商业模式，净收益是不清楚的。

他反复强调自己跟卢德分子没有共同语言。让人互相连接是好事，电话是巨大进步，免费长途更好，视频通话更好。他反对的对象范围窄得惊人：互联网、技术、智能手机，这些都不在靶子上，所有社交媒体也不全是。剩下的是 Facebook 开创的那套模式：用激励驱动用户生产内容，内容带来更多用户，用户作为产品卖给广告商。他认为这套模式对 10 到 14 岁的女孩伤害最大，对民主制度的伤害同样严重，因为它生产愤怒、制造冲突、摧毁任何共享的叙事。

那么，能做什么

海特在整场对话里给出的方案，落点比“少刷手机”具体得多。他自己也承认，这些建议会让一些人不舒服，因为它们要求成年人先承担成本。

• 16 岁之前，不让孩子接触“用户即产品”的平台。海特的原话是提高年龄门槛并真正执行，覆盖 Instagram、TikTok、Facebook、Twitter 这一类。他认为不存在对青春期前儿童安全的版本，奥本和普日贝尔斯基的研究显示 11 到 13 岁女孩受伤最深。
• 把这件事当成集体行动问题来处理，不要单打独斗。孩子要账号的理由永远是“别人都有”。单个家庭退出的代价全落在自己孩子身上。有效做法是联合同班、同年级的家长一起定规矩，或者推动学校层面统一政策。
• 推动学校执行手机入柜。海特举的理想场景是：进校手机锁进柜子，所有家长都同意。这在一些学校和学区已经做成了，关键是把默认值从“允许”改成“不允许”。
• 把自由玩耍的时间还给孩子。这是海特认为唯一真正对孩子有益的东西：没有成人监督、没有成人调解的混龄玩耍，孩子在其中自己处理冲突。九十年代被拿走的那部分，现在需要主动还回去。
• 家长自己去读两本书。莱诺·斯凯纳齐的《自由放养的孩子》，以及海特和卢基安诺夫的《娇惯的心灵》。前者讲怎么把童年还给孩子，后者讲大学里那套扭曲的思维训练是怎么形成的。Let Grow 这个组织的网站上有推动社区改变的现成工具。
• 关注平台透明度立法。海特在参议院要的核心东西是去标识化的行为数据访问权。目前所有公开研究都建立在自报问卷上，平台内部握着完整日志。支持这类立法，等于给研究者一把能打开黑箱的钥匙。
• 成年人自己用，但别把默认选项交给推荐算法。海特明确表示不愿意管成年人怎么用社交媒体，他自己也在用 Twitter。他划的线是：成年人的选择归成年人，孩子的选择不该由平台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代管。
• 想追原始材料，去 JonathanHaidt.com/socialmedia。那三个 Google Doc、听证会文件、上百项研究的分类整理都在那里，公开可查，也开放评论。

整场对话里，海特最不肯让步的一点，跟具体某个平台无关。他说，一个人不可能在只看一个视角的情况下真正理解任何事。这句话他当年是用来理解保守派的，现在用来理解社交媒体。他自己带着确认偏误进场，于是把批评者请进文档里，让对立双方的偏见互相抵消。

这个方法比结论更值得带走。面对一个自己已经站好队的议题，先去找那些最有能力反驳自己的人，把他们的论据放进同一个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