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伊·巴塔查里亚：反对封锁的理由

2020 年 10 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给安东尼·福奇发了一封邮件。邮件里写着“这三位边缘流行病学家”提出的方案，需要一次“快速且毁灭性的发表打击”。他说的三个人，是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马丁·库尔多夫（Martin Kulldorff）和牛津大学理论流行病学教授苏内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他们合写的那份文件叫《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不到一页纸，主张只有一条：把资源集中用于保护高危人群，其余人正常生活。

这封邮件后来通过信息公开法案曝光。巴塔查里亚看到后说了一句话：“我猜过会有类似的邮件往来，只是没想到出自柯林斯本人。”

这期播客里，他跟莱克斯·弗里德曼聊了将近三个小时。涉及的数据、逻辑和判断，值得一条一条拆开看。

血清阳性率研究提供了一个关键分母

要谈新冠的致死率，先得知道有多少人真正感染过。只数报告病例会严重低估分母，因为大量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根本没走进检测系统。

巴塔查里亚是 2020 年 3 月最早做血清阳性率调查的科学家之一。他参与的三个研究分别在圣克拉拉县、洛杉矶县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展开。方法是用抗体检测试剂盒，在社区人群中抽样，看血液里有没有新冠抗体。

他们用的试剂盒来自一位在 MLB 工作的人，2020 年 3 月就提前订购了。检测的假阳性率约 0.5%，假阴性率约 10% 到 12%。假阳性率是关键，因为当时人群感染率很低，哪怕一点点假阳性都会让结果失真。他们用公式做了校正。

校正之后，圣克拉拉县和洛杉矶县 2020 年 4 月的社区人群感染致死率（IFR）都落在 0.2% 左右。同时他们还发现，每一个报告病例背后，大约对应 40 到 50 个实际感染。洛杉矶县和圣克拉拉县都是这个数量级。

这 40 到 50 倍的差距比 0.2% 的致死率更关键。换句话说，病毒已经扩散到无法用检测和追踪清零的程度。任何指望“把病毒压制到零”的政策，从数据上看都已经来不及了。

年龄是唯一重要的风险分层变量

巴塔查里亚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经验法则。50 岁人群的感染致死率约 0.2%，意味着 99.8% 的存活率。每增加 7 岁，风险翻倍：57 岁 0.4%，64 岁 0.8%，依此类推。每减少 7 岁，风险减半。如果患有严重的慢性病，比如糖尿病或重度肥胖，相当于在年龄上多加 7 岁。

这个梯度呈指数级上翘，越往高龄越陡。70 岁以上感染致死率约 5%，70 岁以下约 0.05%。两者差了一百倍。80 岁以上更高。他说这条曲线上找不到清晰的切点，整条线是在持续变陡。

斯坦福的同事约翰·约安尼迪斯（John Ioannidis）后来做了 100 多项血清阳性率研究的荟萃分析。全球中位感染致死率约为 0.15%。巴塔查里亚自己的两个县研究给出的是 0.2%。不同地区差异很大，纽约市早期远高于此，非洲部分地区远低于此。

为什么非洲的致死率低？巴塔查里亚的解释不复杂：非洲只有 3% 的人口超过 65 岁。病毒本身不挑人，是宿主的年龄结构决定了结果。纽约市早期致死率高，部分原因是政策把新冠感染者送回养老院，直接推高了高危人群的感染密度。

“政策决定了谁被暴露得最多。病毒不会自己选择，是我们在选择。” （杰伊·巴塔查里亚）

死亡数字本身是一笔糊涂账

美国在疫情初期通过了《关怀法案》（CARES Act），其中包含对收治新冠患者的医院提供数万美元额外补贴，以及对老年新冠患者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支付上浮 20%。这确实构成了一个财务激励，让医院更倾向于把患者归类为新冠。

死亡证明是另一个问题。一个糖尿病患者可能先心衰，再感染新冠，最后死亡。死亡证明上写什么？圣克拉拉县和阿拉米达县后来做了死亡证明审计，发现大约 20% 到 25% 的死亡更可能是“偶发新冠”而非“新冠直接致死”。

巴塔查里亚自己的态度比较淡然。他说死亡本身几乎总是多因素的，“公交车撞了你，你脑出血死了，是脑出血杀了你还是公交车杀了你？”这属于哲学层面的问题。他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过去两年里，每个人听到一个人去世，第一反应都是“是不是新冠”。

这种心理反应有深层原因。过去半个多世纪，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再为传染病焦虑，预期寿命年年上升。“我们这代人第一次遇到一种能杀死我们的疾病。”大脑里最原始的那部分恐惧被激活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风险上。死亡证明上的归类偏差、社交媒体上的相互攻击、科学论文里的措辞，都受这个心理背景影响。

封锁的代价，从来没有被认真计算

《大巴灵顿宣言》的两个科学前提，巴塔查里亚认为在科学界几乎没有争议。第一，年龄梯度极其陡峭。第二，封锁对公共健康有毁灭性后果。他说这两条事实没人否认，真正被反复争夺的是政策层面：要不要根据它们调整应对方式。

他列举的成本清单非常长。联合国在 2020 年就警告，封锁导致的经济 dislocation 会让数千万人陷入饥荒，后来南亚确实出现了数十万儿童因饥饿死亡。结核病治疗中断，麻疹、腮腺炎、风疹、百白破等常规疫苗接种运动停摆，数千万儿童错过对他们是致命疾病的疫苗。

印度在 2020 年 3 月宣布封锁后，1000 万在城市里手停口停的移民工人徒步或挤火车返乡，路上死了约 1000 人。孟买贫民窟的血清阳性率在 2020 年 7 到 8 月达到 70%，而孟买其他地区只有 20%。封锁保护了相对富裕的人，病毒在贫困人口中加速传播。

发达国家同样有代价。2020 年 7 月的一项调查发现，四分之一年轻成年人认真考虑过自杀。自杀率本身没有大幅飙升，但“认真考虑过”这个状态本身就足够让公共卫生警觉。乳腺癌筛查停了，结肠癌筛查停了，糖尿病患者常规血糖监测停了，心脏病发作的人待在家里死了。学校关了，富裕家庭可以请家教、组学习小组、送私立学校，贫困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在 Zoom 上被教怎么读幼儿园。

健康经济学文献显示，哪怕相对短暂的失学也会对一个人产生终身影响：收入更低、寿命更短、健康状况更差。美国蓝州关学校的时间尤其长，而欧洲很多国家在早期数据显示儿童受新冠影响极小、学校不是社区传播源头之后，很快就把学校开了。

“我们从未否认病毒严重。我们说的是，应对病毒的政策本身正在造成巨大的健康损害，而这些损害被系统性地忽略了。” （杰伊·巴塔查里亚）

他提到一个细节。疫情初期有记者提醒他，如果在报道里提经济损害，会被“取消”。2020 年 3 月形成的叙事是：如果你关心钱，你就是冷血，你只能关心生命。但问题在于，那些“钱”对应的是穷人的命。把一亿人推入贫困，随之而来的是死亡率上升、健康恶化、儿童虐待增加。儿童虐待的报告数在封锁期间下降，实际发生数却在上升，因为学校这个主要发现渠道关掉了。

集中保护：一个被误读为“让病毒肆虐”的方案

《大巴灵顿宣言》的核心政策主张叫“集中保护”（focused protection）。逻辑很简单：既然年龄梯度这么陡，封锁的社会成本这么高，那就把资源集中在保护高危人群上，同时让社会尽可能正常运转。

巴塔查里亚强调这个词在宣言里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让病毒肆虐”（let it rip）。这是后来被贴上的标签。他把这个标签称作宣传术语，用来击中人们大脑里的恐惧中枢，目的是阻止对现有政策的讨论。

集中保护的具体做法是地方性的、社区性的。老年人和高危人群需要保护，怎么保护取决于他们住在哪、和谁住、社区有什么资源。独居老人需要有人帮忙买菜，可以组织志愿者或政府资助的送货服务。多代同堂家庭里，如果孙子可能暴露了，祖母可以申请几天酒店隔离，等检测转阴再回家。养老院是重中之重，2020 年 2 月从中国数据就能看出来，但政策制定者当时把“医院床位”当成了核心约束条件，于是出现了一个反讽的后果：为了腾出床位，东北部一些州把接近康复的新冠患者送回养老院，病毒在养老院里扩散，而这些人才是最可能被送进医院的人。

“如果我们保护好了高危人群，医院床位的问题会自动缓解。因为最可能住院的就是这批人。优先级的这一丁点调整，效果会完全不同。” （杰伊·巴塔查里亚）

他承认集中保护在异质性社会里执行起来很难。年轻人在社区传播高的时候可能不那么自觉，地方政府可能不愿意拨款做送菜送药这种事。他的回应是：正因为难，才需要地方公共卫生官员真正了解自己的社区，而非由联邦层面一刀切地关掉五金店、拉警戒线、查有机玻璃隔板。“有机玻璃隔板后来回头看，可能让传播变得更糟。”他说。

2020 年 3 月到夏天，社会上其实存在一种“我们一起扛”的共情。巴塔查里亚说，那股能量本可以被引导到集中保护上，结果被引导到了口罩执法、宵禁、关商铺上。

疫苗：哪些判断对了，哪些判断错了

巴塔查里亚主动说了自己在疫情期间犯的两个错误。第一个是 2020 年 3 月他以为疫苗需要十年以上才能做出来。辉瑞试验的初步数据出来时，他“一生中很少有那么高兴自己错了”。第二个是 2021 年 1 月他以为疫苗能阻断感染。以色列的数据很快显示，高接种率人群里仍然出现感染高峰，疫苗不阻断感染。

他给出的具体数字是：完成两剂接种后的头两三个月，预防感染的有效率约 60% 到 70%。到第六到第八个月，降到 20% 左右。瑞典的一项研究甚至显示可能降到接近零。如果发生突破性感染，接种者传染期可能缩短，但每天的传染性强度与未接种者差不多。

预防重症和死亡的效果则持续得更好。尤其是老年人，疫苗把死亡风险降低了约十倍。巴塔查里亚说这对老年人是“天赐之物”，它把集中保护从一件很难的事变成了一件可控得多的事。

2020 年 12 月，他和苏内特拉·古普塔在《华尔街日报》发了一篇评论，标题很直白：“我们可以在一个月内结束封锁。”核心建议是：给所有高危人群接种，然后开放。这个逻辑与《大巴灵顿宣言》一脉相承。

疫苗犹豫从哪来？他给了几条原因。第一，疫苗安全性的常规监测机制本身有局限。试验在发现有效后不能再保留安慰剂组，长期安全性数据只能靠上市后监测。而上市后监测（比如 VAERS）的问题是缺乏对照组，老年人本来就会在接种后几天内因各种原因死亡，因果很难判断。FDA 和 CDC 有另外的系统（VSD 等）做匹配队列比较，心肌炎风险和强生疫苗的血栓风险就是这样被发现的。年轻男性心肌炎大约在五千到一万分之一，中年女性脑静脉血栓在几十万分之一量级。这些是罕见但真实存在的疫苗相关不良事件。

第二，沟通方式出了问题。巴塔查里亚认为，把风险透明地告诉公众，人们有能力理解。“人们极其擅长识别傲慢和胡扯。”他说。反过来看，如果官方否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比如感染新冠康复后获得的免疫力非常好，信任就会被摧毁。很多人看到数据就知道康复者再感染率很低，官方却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这会让人怀疑所有其他信息。

第三，疫苗变成了政治身份的试金石。大选前，他参加众议院关于疫苗安全监测的听证会，由共和党邀请。会上几位民主党邀请的、长期从事疫苗安全监测的专家，公开表达对 FDA 在大选前评估疫苗安全性的不信任。大选后，叙事一夜之间翻转，变成共和党人被描绘成疫苗犹豫群体。“公众会注意到这种转变。如果一场选举就能改变人们谈论疫苗安全的方式，那这已经算不上科学讨论了。”

恐惧不该是公共政策的工具

弗里德曼问，疫情初期面对未知，恐惧难道没有价值吗？巴塔查里亚的回答很直接：恐惧在个体层面是自然的，面对传染病时人类本来就会过度警觉。公共卫生的角色是帮助管理这种恐惧，把能量引导到有用的行为上。刻意放大它，方向就反了。

“这次疫情中，存在一种刻意放大恐惧的政策倾向，让人们觉得这个病比实际更严重。调查一项接一项地显示这一点。”年轻人因此放弃正常生活，既因为高估了自己的风险，也因为害怕传染给家里的高危人群。两者叠加，产生了对封锁政策的强大需求。

他同时批评另一边的恐惧生意。那些告诉你要害怕政府、害怕“深层政府”的阴谋论者，同样在利用恐惧赚钱。他的原则只有一条：恐惧不该成为公共政策的工具。公共政策该做的是准确告知风险，提供有证据的工具，在不知道的时候坦诚说不知道。“这是成年人应对疫情的方式。”他说，而美国没有走这条路。

柯林斯邮件背后的制度性失败

回到那封邮件。巴塔查里亚对柯林斯本人的评价并不刻薄。他说柯林斯是伟大的科学家，人类基因组计划没有他不可能完成，他的动机是帮助人。弗里德曼也提到，他跟柯林斯聊过，柯林斯谈到疫苗研发成功时的那种兴奋是真诚的，因为“他能帮到很多人”。

巴塔查里亚认为这封邮件反映的是制度设计的问题。NIH 的职责是资助科学、引导研究方向，让科学家竞争经费去做重要问题。NIH 本身不该承担政策职能。疫情期间，NIH 的负责人被拉进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当资助科学的人同时是制定政策的人，他对科学家说“你必须同意我的政策，否则你就是边缘”，这个信号会让所有有保留意见的人闭嘴。

“他把我当成一个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替代方案。” （杰伊·巴塔查里亚）

邮件里“毁灭性的发表打击”（devastating published take down）这个措辞，巴塔查里亚认为尤其糟糕。NIH 院长掌握着数十亿美元的科研经费，他说要“毁灭性打击”一个观点，那些靠 NIH 经费生存的科学家会怎么理解？这个说法离邀请辩论已经很远了，它更像一个信号，内容是这个观点不该被认真讨论。

弗里德曼补充说，“边缘”这个形容词倒还在其次，私下里谁都可能说话不客气。真正让他难过的是“毁灭性打击”这几个字。一个科学领导者，本应把异见者当成科学共同体最珍贵的部分，却把他们当成需要被摧毁的对手。

巴塔查里亚说，他期待的本来是另一件事。宣言发表后，他希望地方公共卫生部门能开始讨论“怎么更好地保护高危人群”，讨论送菜、酒店隔离、养老院防护的具体方案。结果等来的是一轮又一轮的标签化。“让病毒肆虐”这个词被反复使用，尽管它从未出现在宣言里。他把这种做法称为宣传，目的是击中恐惧中枢，让讨论无法发生。

科学的两种版本

巴塔查里亚把科学分成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他自己认同的：科学是一场有结构的人类对话，用数据、证据、推理来约束。我相信 A，你相信 B，我们设计一个实验来分辨，如果 B 对了，我认输，请你吃饭，然后我们一起往前走。科学是人的活动，是让真相在对话中逐渐展开的过程。

另一种是把科学当成“真理本身”。如果一件事被贴上“科学”的标签，它就自动正确。“科学怎么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有毛病，因为科学从来不说“该做什么”。科学说的是“如果这样做，可能会发生什么”。至于我们更想要哪个结果，那是人的价值判断，科学给不出答案。

当科学被当成权威，掌握权威的人就会产生一种特定的傲慢。巴塔查里亚引用了福奇的一句话作为例子：批评我，就是批评科学本身。他说这种“朕即科学”（la science, c'est moi）的姿态，和柯林斯邮件里的逻辑是同一个东西：我的政策不容挑战，因为它是科学的。

弗里德曼讲了一个 Clubhouse 上的经历。他进了一个自称“亲科学”的语音房间，里面是几位有不错履历的医生和研究者，正在用嘲讽的语气谈论所有对主流叙事有疑问的人。他上麦说了句客套话，然后说“我担心这种傲慢会加深分裂，起不到团结的作用”，话没说完就被踢下台，对方说“够了，别扯这些”。

巴塔查里亚听完说，这就是那封邮件的回声。科学一旦成为身份认同，探究的那一面就退场了，这种排斥反应随之而来。

大学应该是最不容易关闭的地方

访谈结尾部分，巴塔查里亚批评了斯坦福在奥密克戎期间短暂恢复线上教学的决定。他说这是“教育使命的失败”。学生打过疫苗，年轻，新冠对他们本身的威胁极低。如果担心年长教员，可以给年长教员安排替代教学方式，这是集中保护的原则。但让学生不上课，他们失去的远大于感染的风险。

“大学应该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是思想上的危险，不是安全上的危险。”他说。大学管理层出于法律风险和政治正确的考虑选择关闭，说明行政权力在大学治理中占了太大比重。大学的灵魂是教师和学生，行政应该退后。

他还提到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新冠病毒已经进入白尾鹿种群，美国 80% 的白尾鹿有抗体。猫、狗都能感染，人传动物、动物传人的链条几乎肯定存在。病毒会永远循环下去。疫苗不阻断传播，封锁也不阻断传播，人类目前没有技术能把传播降到零。“我们正在烧掉地球，去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

他为什么还能保持温和

整场对话里，巴塔查里亚没有表现出愤怒。他说自己是基督徒，爱邻如己是他的核心信念。他担心过死亡吗？只有一次。圣克拉拉县血清调查开始前一晚，他睡不着，因为妻子和 19 岁的女儿要去社区帮忙采样，而他当时还不知道真实的致死率。“如果因为我做的事让家人陷入风险，那个念头让我无法入睡。”至于自己，“我死了就死了，死亡对我来说不是终点。”

他给年轻人的建议分两层。第一，科学是值得投入的职业，能改善很多人的生活，过程本身也好玩。“能进入这个领域，是难得的特权。”第二，如果进入这个领域，看到疫情中那些糟糕的争论，请选择原谅那些表现得不好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出于做好事的信念，只是犯了傲慢和权力的错误。你进来的时候，记住这个反面例子，用谦逊的态度加入讨论。”

弗里德曼问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说：“爱彼此，把邻居当成自己。就这么简单。”

如果从这期对话里带走几件可操作的事

• 看到一个致死率数字，先问分母怎么来的。 报告病例数不等于感染人数，血清阳性率研究才能给出更接近真实的分母。2020 年 4 月美国两个县的感染数是报告病例的 40 到 50 倍，这个比例决定了“清零”策略从一开始就不可行。
• 评估任何防疫政策，把“不作为的成本”和“作为的成本”放在同一张表上。 封锁减少了什么、增加了什么，两边都要算。儿童失学、癌症筛查延迟、贫困国家疫苗接种中断、药物过量死亡，这些代价最终都落在具体的健康损失和生命损失上，只算进“经济账”里就低估了它们。
• 做风险分层，不要做一刀切。 新冠的年龄梯度是指数级的，70 岁以上和 50 岁以下的风险差一百倍。资源应该优先保护高危人群，而非让所有人承担同样的限制。这个原则对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同样适用。
• 判断一个科学机构是否可信，看它怎么对待异见。 如果它把不同意见称为“边缘”、要求“毁灭性打击”，该反省的是这个机构本身，它已经把自己当成了真理的化身。科学的健康状态是邀请辩论，消灭辩论意味着它正在退化。
• 对恐惧保持警惕，无论它来自哪一边。 官方放大恐惧来推行政策，和阴谋论者放大恐惧来卖货，用的是同一套心理机制。遇到让你害怕的信息，先问一句：这份恐惧是被呈现出来的，还是被制造出来的？前者能帮你规避风险，后者只会替你省掉思考。
• 如果你在某个领域有专业判断，公开说出来。 巴塔查里亚说，柯林斯那封邮件最直接的后果，是让很多有保留意见的科学家选择了沉默。沉默的成本由整个社会承担。说出来的成本可能由你个人承担，长远看，这是科学共同体存在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