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53 期·中文精读

迈克尔·马利斯:新年特辑

Michael Malice: New Year’s Special

跨年夜闲聊时政与媒体话题,回顾一年舆论风波,兼谈写作计划与个人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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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痴》里,梅什金公爵说了一句话:美将拯救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这句时,大概没想过它会成为后世最容易被嘲笑的文学金句之一。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的诺贝尔奖演讲里承认,他大半辈子都觉得这话是废话。世界上那么多苦难,美救过谁?

迈克尔·马利斯(Michael Malice)的回答很干脆:这句话一点都不天真。

他用的方法挺朴素,把这句话拆开看它怎么成立。你去看一张模特照片,那个人在照片里是完美的。现实里她当然有缺陷,她自己第一个承认。但那一刻的完美被捕捉下来了,它就真实地发生过。既然发生过一次,你就没法说它永远不会再发生。

美意味着希望。它向你证明,完美这件事可以在这颗星球上成为现实。(迈克尔·马利斯)

这是整场对谈的基调。莱克斯·弗里德曼(Lex Fridman)和马利斯在新年前夜坐下来,聊的是几件更硬的东西:善良值不值得,希望有没有依据,人能不能认出恶,以及一个以毒舌著称的人为什么在新年这天谈温柔。

真、善、美里,他选善

索尔仁尼琴那个演讲有个精妙的转折。他说,真、善、美是三棵树的顶端,如果真和善这两根笔直的树干被砍断了,也许那根不可预测的、奇形怪状的美,反而能穿过去,长到同一个地方,顺便把三件事的活都干了。

莱克斯问马利斯:这三样你选哪个?

马利斯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他觉得真被高估了。一个好故事不需要是真的,也能推动你、改变你。人有时候需要对自己撒点谎,才能往前走。至于美,坏人同样懂得欣赏美,很多有魅力的人恰恰是坏人,美本身不挑主人。

他选善。善是三者里成本最低的默认状态。创造美需要技艺,表达真需要勇气,善待他人几乎不需要门槛。一只狗跳进泳池把另一只快淹死的狗救上来,这个画面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解释。

他把善拆成两个词:正直(integrity)和善意(kindness)。

这里面藏着一个对成年世界的批评。很多人随着年龄增长,慢慢接受了“有时候做点错事也没关系”这套说辞,尤其是在职场环境里被反复灌输。马利斯不买账。他的观察是,人其实知道什么是对的,只是后来学会了对自己说谎。而一旦允许自己偶尔不善良,这个口子就越开越大。

反过来,善良一旦变成习惯,回报来得比健身快得多。健身要练几个月才见效,善良几乎是当场兑现。

救一条命,就是救了整个世界

马利斯在直播里提过一句话:如果你救了一条命,你就救了整个世界。

莱克斯拿保罗·法默(Paul Farmer)做例子。这位医生在贫困地区行医,救一个孩子可能要花掉几十万美元。他知道这件事没法规模化,但他停不下来。医生这个群体普遍如此,他们不关心政策层面的百万人口统计,他们只关心眼前这一个人。

马利斯说这句话比听起来更深刻,因为它是反乌托邦推理的解药。

当你开始相信你可以为很多人做好事,你的大脑就出问题了。你开始构思乌托邦,乌托邦给你一种道德上的亢奋,然后“为了煎蛋卷得先打碎几个鸡蛋”这种逻辑就顺理成章地进来了。二十世纪所有的大灾难,几乎都从这个句式开始。

他的替代方案很朴素:聚焦一个人,或者聚焦一个地方。在奥斯汀或者布鲁克林搞一个小项目,你能看到反馈,这个有效,那个无效,跑通了再复制到别处。自上而下的帮助至少是低效的,更坏的情况是它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还有一层是关系层面的。政府发食品券,和邻居说一句“我帮你买菜,直到你缓过来”,这两件事在受助者心里完全不同。后者会让人产生一种动力:这个人相信我能行,我自己都不信,那我得对得起他的相信。

莱克斯插了一段自己的经历。他在MIT讲课时紧张得要命,台下学生大多面无表情。只有一位六七十岁的教授,每场都来,散场时不咸不淡地点个头说“你讲得很好”。有一次他穿了西装打了领带,那位老先生说“你今天看起来很棒”。莱克斯强调这句话说得很正派,像一个长辈看着小孩被打扮好去上学。就这么一句,记了很多年。

你认得出恶吗

话题转到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

莱克斯的关注点和大多数人不同。他脑子里想的,是成年男人在魅力型邪恶面前的软弱。他自己当时就在MIT,爱泼斯坦也来过,他完全没察觉。让他不安的是,那么多聪明人,没有一个看穿这个人。

马利斯接过这个话头,把它变成一个自我测试:如果爱泼斯坦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认得出吗?

你会在看到恶的时候认出恶吗?哪怕它就坐在你对面。(迈克尔·马利斯)

他讲了一个自己真实经历的例子。纽约九十年代有个叫Club Kids的夜店团体,成员打扮成天使、护士,通宵嗑药。团体头目迈克尔·阿里格(Michael Alig)后来杀了一个叫Angel的同伴,把尸体放进浴缸的冰里,还照常开派对。分尸、装盒、打车去河边扔掉,出租车司机还帮了忙。之后他穿着死者的靴子在曼哈顿到处跟人说“我杀了Angel”,所有人都当他在开玩笑,因为他平时就是个爱恶作剧的人。

马利斯在苏豪区一家店里看到一幅画,署名Malice,是阿里格在狱中画的。他妈妈买下来送给他当生日礼物。他开始和阿里格通信,后来还去监狱探视过。

他的结论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反社会人格。

网上那些“你是不是反社会”的测试题完全是误导。那种人真正的问题,跟“我被人冒犯时不难过”是两回事。阿里格对他很友好,没有任何威胁,但你就是能感觉到某个地方彻底不对。阿里格跟他讲杀人的事,说自己不停地说,是因为内心愧疚,想被抓。马利斯当场判断:他描述的那种东西跟愧疚没关系,他描述的是受不了头顶悬着刀、等着被抓的那种焦虑。他根本不知道愧疚是什么。

但阿里格社会地位很低。真正让马利斯警惕的是另一个机制:人是等级动物。当你身处一个高地位者的派对,所有人都在用一种你没听过的药,你不会觉得是他们在越界,你会觉得是自己的标准出了问题。群体的规范会自动变成那个空间的规范。

这就是爱泼斯坦能运作的环境土壤。再加上他确实有魅力,能让人在房间里感觉良好,这件事就成立了。

他提到ABC的艾米·罗巴克(Amy Robach)那段没关麦的录音。她说他们手里有全部名单,白金汉宫打过电话,因为要换取梅根·马克尔的采访,这条新闻被压下来了。结果是,ABC没有一个人承担后果,唯一倒霉的是一个后来跳槽到CBS的人。马利斯把这看成一条规律:精英阶层会动用巨大的力量,确保黑暗中的事留在黑暗中。爱泼斯坦、阿桑奇、加纳案里那个拍视频的人被抓进去,都是同一条线。

他还有一句更冷的观察。美国人想象中的恶人,是拿回扣的、搞串通的政客。那不叫恶。真正的恶是那种你在自己家里想一万年也想不出来的堕落,而干这些事的人从中获得快感,因为那证明了“我们和普通人不一样,规则不适用于我们”。

莱克斯在这里给出了自己的版本:冲进派对掀桌子算不上勇气,那更像表演。勇气是在那个房间里,所有人都做了某件事,你平静地不做。不解释,不闹场,就是不做。

离开纽约,以及一座城市的犬儒

2021年对马利斯最大的事,是搬离纽约,去了奥斯汀。这是他成年后第一次真正换城市。

他说自己都忘了拥有一张庞大社交网络是什么感觉。纽约的那张网在德布拉西奥和疫情限制之后一点点散掉了。到了奥斯汀,他惊讶于这里的信任密度。在纽约认识一个人,第一反应是打量:这是谁,我为什么在跟他说话,他是不是个普通人(normie)。在奥斯汀几乎没有这个环节。这里的人大多是各自家乡的“逃难者”,有一种共同建设的默契。

他开始把朋友互相介绍,结果大家一见面就聊得火热。这种连锁反应在小城市里格外明显。

他也谈到了纽约真正教会他的东西。那些巴黎二十年代、哈莱姆二十年代、纽约七十年代、旧金山六十年代末的场景,本质上都是五十个人挤在十个街区里。不是达沃斯那种规模。一小撮非常独特的人,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然后整个世界的钟摆被推动了。

他问:奥斯汀有没有可能变成那样的地方?他觉得有可能。历史上那些文化场景从来没有覆盖整座城市,它们往往就是几个街区、几十个人的事。

至于纽约,他的愤怒很具体。他理解如果疫情需要付出代价,但2008年政府救了银行,这次却没有给那些小生意任何安全网。他说自己作为无政府主义者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些创造力、那些小生意被摧毁,而且没有任何人表现出一丝悔意。

莱克斯的立场稍微温和一些。他觉得纽约像巴黎,会有很长的低谷,但几十年尺度上还会回来。巴黎已经不是马蒂斯和毕加索的巴黎了,但它仍然是巴黎。

马利斯不完全同意。他的标准是:一个中心,是全世界的目光都聚在你身上的地方。六十年代中期的英国,披头士、奇想乐队,那是创新发生的地方。按这个标准,伦敦和巴黎都不是当年的它们了。

莱克斯提出一个转折:也许二十一世纪地理中心的地位本身在瓦解。数字空间让克利夫兰也可能成为中心,只要有十个人,甚至三四个人的组合。

一本书和一次登顶

2021年5月,《无政府主义手册》(The Anarchist Handbook)出版,当天大部分时间占据亚马逊非虚构类榜首。

马利斯讲这件事时带着一种自嘲。他之前跟一位九次世界冠军的UFC选手做书,还说过“我永远不会像你擅长你的工作那样擅长我的工作”。书登顶那天他想:好吧,我错了。

但排名之外还有更让他骄傲的东西。这本书把一批被历史遗忘的人重新捞了出来。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沃莱斯·瑟曼(Wallace Thurman)、坎迪·达林(Candy Darling),这些名字在今天几乎没人提。他在直播里反复讲这些人,然后意识到:好像真的只有我在讲。

我想把他们从历史的垃圾桶里捞出来,说这些人真的重要,真的值得被听见。(迈克尔·马利斯)

有声书版本他做了一件聪明事。书里23章,23个不同作者,他动用了自己的人脉,让不同的人读不同的章节,让声音本身成为这本书的结构。

他特别提到一章,作者查尔斯·罗伯特·普伦基特(Charles Robert Plunkett),文章叫《炸药》,内容是鼓吹造炸弹、杀资本家。艾玛·戈德曼当时正在巡回演讲,看到这篇稿子很不高兴,觉得这会毁了整个运动的名声。

马利斯说,他要让这一章听起来有诱惑力。他告诉朗读者,用电话性爱接线员那种语调去读。

因为暴力确实有吸引力。你得让人理解,为什么一个被边缘化的人会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迈克尔·马利斯)

他说,处理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时,最简单的做法是说“这些人都是疯子”。但大部分疯子并不会真的去造炸弹。你要能进入那个逻辑,才能理解它为什么能说服人。

莱克斯接了一句:暴力在人类历史里占的分量那么大,它必然有诱惑力。革命加暴力,一个真正在受苦的人,可能极难抵抗那种召唤。

《白色药丸》:从加缪出发,走到别处

马利斯正在写的书叫《白色药丸》(The White Pill),主题是希望。

他反复强调一件事:这份乐观来自历史阅读的结论,跟性格没多大关系。很多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有希望,他的回答是,看历史,好事发生的概率并不低,坏事的失败概率也不低。帝国很贵。大英帝国很贵,苏联很贵。地理上铺得太开,维持秩序的成本会压垮一切。独裁者不是超级反派电影里的角色,占领世界也不是终点,占领之后才是麻烦的开始。

这本书最初的构想完全不同。他本来想做一本“加缪版”的励志书,对标瑞安·霍利迪(Ryan Holiday)

那种把斯多葛哲学包装成生活建议的路子。他问过霍利迪能不能这么干,对方说可以。

然后他重读了加缪,发现记忆骗了他。《西西弗斯神话》绝大部分是文学评论,谈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各种“荒诞”的化身。真正那篇同名长文在书末,六章左右,是好的,但能提炼的东西远没有他记忆里那么多。

他提到道格拉斯·默里(Douglas Murray)也说过同样的感受:回头读加缪,没那么多东西。

但加缪这个人他依然极度敬重。二战期间抵抗纳粹,那种咬着牙的愤怒,看到不公时几乎无法抑制的激动,还有那句“人必须活着,活到流泪的程度”。加缪的立场是:生命本身没有意义,这恰恰给了我们创造意义的空间。

这个起点最后变成了另一本书。2020年疫情开始,他动笔,想回答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切,你凭什么乐观。

写作方法他讲得很实在。第一稿是彻底的垃圾场,一堆引文、片段、双倍行距,不讲顺序。读到一本研究资料,就把关键段落抄进去。有些章节是他自己写的叙事,比如麦金莱遇刺那段,那种可以直接进第二稿。

他给想写作的人的建议是:每天定一个页数,一页或者两页,坐下来不写完不许起来。写得烂没关系。300页的垃圾稿,至少你有300页可以修。边写边改是最糟的方式,那等于一边开车一边倒车,心理上会把你击垮。

如果脑子里蹦出一句好句子,记在手机里,回头塞进稿子。

他还有一个叫“废料”的文件,删掉的句子都存在那儿。早期的稿子里有很多当代类比,比如写到1901年突然提奥巴马,这会让读者从过去被拽出来,所以全删了。他的原则是让读者待在过去的当下。

冲浪者,而不是司机

聊到新年决心,马利斯说了一句挺清醒的话。

我得学会当冲浪者,而不是司机。(迈克尔·马利斯)

到了他这样的阶段,很多事靠运气和浪潮。他只能站在板上顺势而为,试图操控方向这件事早就轮不到他了。所以他对2022年的期待很朴素:把书写完,把奥斯汀的社群继续建起来。

他讲了一个感恩节在朋友家的聚会作为例子。这个城市里各种圈子正在重叠。他提到一个做超写实蛋糕的姑娘刚搬来,切开来像在切一只小狗那种。他还没见过本人,只是网上聊过。

关于播客,他的态度有点老派。他说播客是短暂的,一期节目发出去就散了。书不一样,书在架子上,有重量。他承认播客给他带来了很多友谊,让生活变好,但那种分量感和书没法比。

他换电脑换得很晚。朋友帮他装好之后他才有了像样的摄像头。他说自己是个囤积癖,宁愿花钱买一张帕累托的签名,也不愿意换一台21世纪的电脑。

身体上,他在增重。最重的时候164.5磅,目标是165。他有个朋友叫Jake,Instagram名叫Stronger,把S换成5,能做人体旗帜俯卧撑,身体平行地面横着移动那种。他主要在家练自重,引体向上加俯卧撑。他自嘲说就差一盒牛奶了,那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里昂的配置。

他抱怨奥斯汀的金牌健身房里只有一个深蹲架,而且几乎没人在里面硬拉。莱克斯说他知道几个很破的24小时健身房,有架,有码,进去自己开灯。马利斯说他就想这样,不想跟人说话。然后补了一句:我戴着耳机在硬拉的时候,不需要有人过来拍我耳朵,告诉我动作不对。这事真发生过,他现在想起来还生气。

国家离婚:一个2016年就被提出的话题

马利斯是最早把“国家离婚”这个概念重新推回公共讨论的人之一。2016年他给《观察家》写了篇文章,几个月后杰西·凯利跟进,今年大卫·博伊德又写了一篇。现在这个话题已经主流到《国家评论》这种建制派媒体必须写文章回应的程度。

他的论证是:美国从建国起就至少有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近年来越来越敌对,甚至连共同语言都在丧失,同一个词在两边的意思完全不同。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绑在一起?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好聚好散,不带恶意。

他列出了几个反对意见,并逐条评估。

最蠢的那个是“这正是中国想要的”。他说这根本不是论据。我不会因为中国反对就去做相反的事。

强一些的版本是:离婚会让美国整体变弱,两边都比原来弱。他承认短期内确实如此。过渡期会很痛,两边都会经历一段“我们为什么还在做这个”的混乱。但他不认为美国存在的首要意义是制衡中国。他补了一句:在座各位里,对中国政府的了解之深、厌恶之切,恐怕没几个超过我。

他认为最强的反对意见是:这条线根本划不干净。内战是南北划界,而现在的分歧是纽约市和纽约上州之间、芝加哥市区和伊利诺伊州南部之间。加州出了洛杉矶和萨克拉门托,很多地方跟肯塔基没区别。所以你只是在复制问题。

他承认这是有力的论证。第二个有力论证是:世界上有很多小恶棍,没有美国压着,他们会更放肆。第三个是:分开之后,两边各自的坏东西可能会走向更极端,越发往恶的方向跑,这个担忧他也觉得成立。

至于按什么线分,他说自己其实不在意。他用了一个销售类比:说服一个人买车,和讨论买什么配置,是两件不同的事。如果大家已经在讨论配置了,那他的活就干完了。

他甚至不认为必须以意识形态划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挪威和瑞典分开,都不是意识形态驱动的,是文化。他说真要分,可能分五块比两块合理,新英格兰有自己的一套,西海岸有自己的一套。

莱克斯问他:如果真分了,你留在哪儿?

他说百分百留德州,而且很可能去竞选公职。他说这话时半开玩笑:我要当德克萨斯的首任总统。

朋友之间,不要用推特解决问题

莱克斯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那么说乔·罗根,你不介意吗?

马利斯的回答分两层。第一层是策略上的:就算罗根真的在传播错误信息,讽刺挖苦也不是说服人的方式。“他错了,这是事实”或者“请去看这个,会更全面”,这都是合理的说法,“如果你看完罗根上一期节目导致脑损伤,这里是解药”这种话,效果是反的。

第二层是私人层面的。他说自己绝不会那样对待朋友。

如果我和你有问题,我会给你打电话。(迈克尔·马利斯)

他说这样做在策略上也讲不通,等于把对方逼到墙角。他提到布雷特·温斯坦有一次想发推批评他,先发消息问“我可以发这个吗”,他说可以。他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基本的分寸:私下里有同情心,公开场合也要有。

他不喜欢“文明”(civility)这个词,觉得太表面。他更喜欢说“要散发爱”,哪怕表达方式很粗暴,底下得有尊重和温度。他用俄语圈子的争吵做类比:他们互相吼,但底下是有爱的。

莱克斯在这里说了一段挺重要的话。他说自己和马利斯在很多事上看法不同,他是对制度抱有希望的那种人,想从内部改良,先烧掉再重建这条路他不走。他预见未来某天马利斯会在理念上公开批评他,他说他期待那一天。

马利斯摇头说不会。

莱克斯说,正因为此,罗根、哈里斯、温斯坦三个人的关系破裂让他难过。他们曾经是朋友,疫情期间友谊严重受损。他觉得这不该是必然的。

马利斯说他一直这么讲:我不在乎你同不同意我,我在乎你怎么对待我。反过来也一样,推特上有人说“我是你这边的”,他会想:我不认识你,你同意我还是反对我,在我这里没有价值。他很多朋友的政见他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大家一起看烂片、逛商店、瞎聊天,这些才重要。

他举了克里斯·威廉姆森(Chris Williamson)的例子。两人几乎天天聊,直到最近对方做了个政治坐标测试,他才知道对方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说“哦,显然”,然后就过了。

和权力对话,该问什么

莱克斯问了一个很实用的问题:如果要采访特朗普、拜登、福奇这类人,该怎么问,才能问出点新东西,而不是为了流量。

马利斯的建议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是特朗普,他想问的是:你发那些推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的?是坐在马桶上被自己逗笑了,还是一脸严肃?他的逻辑是,让一个人谈自己的情绪、谈自己真正投入的东西,能拆掉一层墙。

他提到自己让鲁本去问特朗普这个问题,鲁本没问。

对拜登,他觉得更难,因为拜登是非常熟练的政客。他举了一个视频:拜登在台上请一位坐轮椅的先生站起来让大家鼓掌,意识到问题后立刻说“那我们大家都站起来为他鼓掌”。这个反应速度说明他是真正的手艺人。

对福奇,马利斯列了一串问题。

关于艾滋病时期:那也是一场大流行,但局限于特定人群,最初基本上是被放弃的。你当时怎么处理?你怕不怕自己被感染?

关于口罩,早期说不用戴,后来他们承认那个说法并不准确。马利斯说这一条他会当面问清楚:你当时是不是在故意误导?如果是,是不是有些时候为了某个更大的目的,欺骗是必要的?

这个问题很关键。公共卫生官员在危机中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是信息的提供者还是行为的管理者。如果是后者,坦诚就是第一个被牺牲掉的东西。

他还想当面问福奇一件事:名气对你个人的改变,你自己察觉到了吗?坐满参议员指责你该坐牢的时候,你怎么消化?你觉得泰德·克鲁兹是认真的,还是在表演给票仓看?

然后莱克斯反手把这个问题扔回给了马利斯本人:这话也适用于你。当你开始有名气、有钱、有影响力,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改变了?

马利斯愣了一下,说这问题值得想。他甚至顺嘴问了一句:普京2020年还是2010年那个普京吗?还是2000年那个普京吗?

这就是整场对谈里最好的一处。他原本是在教莱克斯怎么拷问权力,结果自己被同一个问题拷问了。

他还提到一个更硬的测试标准。如果福奇说不出口“我能理解一个理性的人为什么选择不打疫苗”,那就说明有问题。钢人论证(steelman)是检验一个人是否还诚实的试纸。你能不能把对方最强的版本复述一遍,哪怕你不同意。

追问的艺术,以及为什么不追问

莱克斯提起拉里·金的一次采访。2008年竞选期间,金问希拉里:为什么那么多人恨你?希拉里开始说“我采取了一些强硬立场”,金直接打断:别人也采取过同样的立场,为什么他们不恨那些人,恨的是你?

马利斯说这才叫好采访。不让她滑过去。

但他也提醒,有些观众永远嫌你不够狠。他们会希望你开始列举希拉里的所有争议事件,指望你在镜头前把她批倒。可希拉里应对这种场面几十年了,她会说:这些我在过去都回应过,你要是想重新翻共和党的老账,可以自己去找资料。那场对话就废了。

所以尺度在哪里?马利斯的判断是:把问题递到她面前,不让她用套话滑过去,但别替观众完成审判。这两件事之间有清晰的分界。

关于乔·罗根,马利斯的态度很有意思。他说自己不会像莱克斯那样准备三页单倍行距的问题。罗根不那么在乎,也不那么焦虑文化影响力,他就是跟人聊天。这也是为什么他能跟布莱尔·怀特聊十分钟鲨鱼怎么繁殖,两个人都不知道答案。

莱克斯承认他被这段气到了。他坐在屏幕前想:你们要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聊这个?

马利斯笑着说:也许他把钓鱼的钓了。你才是那个被钓上来的。

给二十几岁的人:别问朋友,去问你想成为的人

马利斯在Locals上有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年轻人。他给出的第一条建议是元层面的:不要问你的朋友。

理由很直白。你这个年纪是个傻子,你的朋友也都是傻子,而且他们不想显得自己像个傻子,所以他们会给你一些从电视里捡来的话,自己也似懂非懂。

去找那些你想成为的人,问他们。(迈克尔·马利斯)

联系不上怎么办?想办法联系上。给他们一点激励。他说你会惊讶于多少人在推特上愿意回一个陌生人的基本人生问题,因为回答一次可以顺便惠及一大群人。

还有一条更难的:你可能得接受你的父母没那么聪明,也未必是那么好的人。这件事在二十几岁很难消化。他补了一句:他们爱你,不代表他们理解你。这没关系。

第二条建议是量化。去健身房,或者跑步,跳绳,随便什么,但要有一个每天能看见的数字在往好的方向走。

他解释得很清楚:当你被抑郁或者焦虑缠住的时候,你的大脑是最会说话的那个东西,它知道说什么能把你击垮。一个具体的数字是它没法反驳的证据。

第三条是开放性。他说自己在这个维度上得分很高。去试你没试过的东西,去一家你没听过的菜系的餐厅,读一本很流行但你毫无兴趣的书。有一个糟糕的体验也没关系,你学到了东西。

他特别强调读书。他说自己对1892年那次选举人票分裂一无所知,那就去找本书读。对马尔科姆·X几乎不了解,那就去读。你会惊讶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厚度增长得有多快。

有人问他写日记有没有用,他很不客气地说几乎没有。理由是你大概率不会回头翻。他觉得更有用的训练是推特那种压缩表达,把一段散乱的思绪压进短句里,逼自己想清楚。这是一种有用的脑力体操。

然后是那条他很看重的:不要跟别人比。“我朋友都结婚了,我也该有孩子了”,这种“该”是愚蠢的。他提到戒断互助会里的一句话:别再对自己开枪了。那个“应该”就是枪。

他还讲了一个有点可爱的习惯。他房子里到处都是“快乐的护身符”。上罗根节目那次,他在袜子店买了一双橙色带黑樱桃的袜子。从此每次穿那双袜子,他就会想:哦,那是因为我上了罗根,那可是件大事。

家里摆一些这样的小东西,是很管用的精神燃料。(迈克尔·马利斯)

被问到那条最重要的建议时,他毫不犹豫:学会设立边界。

你身边一定会有那种觉得自己对你的时间有所有权的人,会有那种批评你不是出于好意的人。你要能说出:这个话题我现在不想谈。哪怕对方是父母,尤其是父母。你需要自己的空间,你对空间和时间有所有权。你也不欠任何人一个回复。有人问你问题,你不欠他答案,尤其当对方不是出于善意。

还有一条他讲得很温柔:做一个对身边的人有用的人。做一个别人见到你会高兴的人。出了事,你是那个能被依靠的人。

他讲了个细节。前几天他身体不太舒服,他想着,要是真出了大事,他会打给布莱尔,她会照顾他。这个念头让他很安心。

“你比你以为的要年轻。”这是另一条。他说二十六岁的人很难相信,四十多岁比三十多岁好,但这是真的。所有说这是自我安慰的人,都还没到那儿。

最后是莱克斯补的两条。第一,年轻的时候要冒大风险,而且要冒很多次。输了又怎样,你睡在西装里,又不是睡在榻榻米上。第二,全力以赴。试试看那种力度不够,得把心掏出来。这样万一输了,它会疼,而疼是有用的。

第三是善良。莱克斯说他发现自己年轻时有个倾向:为了融入一个圈子,会比实际舒服的程度更刻薄一点。他后来学会了抵抗那种压力。

马利斯接了一段特别好的话。他说,如果你年轻时喜欢某个乐队、某个作家、某个演员,而身边有人翻白眼,那些人很危险。他举了个自己的例子,说阿薇儿·拉维尼(Avril Lavigne)是他最喜欢的音乐人之一。

如果那些人想夺走让你快乐的东西,说“你怎么会喜欢这个”,那些人不是你的朋友。(迈克尔·马利斯)

结婚、孩子,以及时间从手里漏掉

莱克斯主动把这个话题挑开了。他说自己想要结婚,想要孩子。这念头来自他自己,跟社会压力无关。他有点怕错过那种长期的爱,对一个人,对一个孩子。他说这几乎让他难过。

马利斯说他想要婚姻,不想要孩子。

这件事他认真处理过。今年早些时候他有过一段关系,对方几乎是完美的母亲人选。他做了功课,坐下来问有孩子的朋友:给我讲讲坏处。好处他知道,他喜欢小孩。

他提到弗兰克·弗莱明家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有唐氏综合征,可爱得不行,叫温彻斯特。他说自己跟小孩相处得很好,因为他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小孩是什么感觉,尤其是当一个早熟的小孩。他记得父母的朋友不理他时有多难受,所以他现在会特意去跟小孩说话,那些小孩特别感激。

他姐姐有两个外甥,他非常喜欢。姐姐跟他讲过类似的话:如果我有孩子,孩子就是我的第一优先级,这根本不是问题。

他的结论很清醒,也不粉饰:他做的工作有价值,而且只有他在做。有孩子意味着生活方式的重大重构。他说自己现在自私到不愿意做这个调整。而且还得遇到对的人,那是一个承诺。

他补了一句带着旧派味道的话:既然她们都有点疯,你得找一个你能应付那种疯的。

莱克斯说他的顾虑不一样。他不担心孩子,他甚至觉得可以不要伴侣只要有孩子。他担心的是伴侣这一侧,怕遇到错的人,怕那段关系会侵蚀他作为创作者的生产力、心理状态,怕那种让他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能力被消耗掉。

马利斯反驳说这几乎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因为他的每一段关系都极其支持他。对方宁愿花一个小时让他去工作,也不愿意用那个小时陪自己。他说他连随便约会都不会找一个不相信他在做的事的人。

莱克斯说,那可能是因为你还没经历过那种长年累月的变化。而且他这边的工作性质不同,他得下笨功夫,得花大量时间做重复的体力活,所以时间和注意力上的张力是真实的。

他问马利斯:你是经常想这些,还是就享受生活,遇到什么算什么?

马利斯的回答是:我受眷顾太久了,现在不太想了。就保持开放,奇迹每天都在发生。

死亡、遗产,和一百五十盆多肉

莱克斯问他有没有想过死亡。

马利斯先是开玩笑,说他只担心能带走多少人,手提箱核弹什么的,放在纽约比较有讽刺意味。然后他认真起来:他想到的是遗产,这也是为什么书对他那么重要。

他的原话是,书就是他的遗产。他希望被记住的方式是:他鼓励了人们怀抱希望,他教会了人们如何自由。

他提到《达拉斯》这部剧,说那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剧集,很多人把它跟《王朝》混为一谈,以为只是部俗气的八点档。他说那其实非常莎士比亚,每个角色由不同的价值观驱动,剧本和表演都是顶级的。

他讲了一个不剧透的细节。有一季结尾,一个角色躺在医院病床上弥留,全剧组都在病房里。那个角色环视四周说:请你们彼此善待,做一家人。而其他人在冲他喊“你不许死”。他说你能看出来,演员是真的在哭,因为他们要失去从第一季就在一起的搭档。那本来是个完美的剧终,但这是棵摇钱树,所以他们接着挤奶。

然后他说了一段很像“迈克尔·马利斯会说的话”的话,又不太像:

善意和温柔这两件事,很多人想让你相信,你善良、你柔软,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是坏的代价。(迈克尔·马利斯)

他说至少在他自己的生活里,他要造一个空间:如果有人想友善、想友好、想善良,他不会因此觉得自己蠢或者难堪。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激励结构是反过来的。你想刻薄、想冷笑,会有人鼓掌。你说一句“这个真好”,就会有人说:哦,舔狗。

这段是全场最不像他、又最像他的一段。一个以毒舌闻名的人,在新年前夜谈的是给善意留一块安全的地方。

莱克斯在这里给了一个很准的总结:你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你在教我怀抱希望,教我如何自由。

俄罗斯的新年,和那些被记住的东西

访谈快结束时,马利斯拿出一堆礼物。有几个盒子里套着弹簧,一打开就会弹出来吓人。莱克斯被吓了好几次,每次都说“我恨你”,马利斯就笑。

其中一个礼物是一个叫Scooter的变形机器人。马利斯讲了这个玩具的来历:小时候他家穷,别人家有变形金刚,他家有GoBots。GoBots有四个主角,但货架上永远买不到电视里那些。有一次他外公带他去布鲁克林凯撒湾的玩具反斗城,货架刚上完货,五乘五的格子,他得侧着身子一个个翻。就在那儿,他找到了Scooter。

他说那种感觉,一个小孩在货架上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就是喜悦本身的象征。

所以我把它送给你,这样别人看到它的时候会想:别绝望。(迈克尔·马利斯)

莱克斯说他会小心地拆。马利斯说小孩从来不这么拆东西,他们撕开,然后弄坏了,然后哭。

这一段引出了俄罗斯新年的记忆。莱克斯说,俄罗斯人不庆祝圣诞节,苏联时期圣诞节是非法的,也没有感恩节,没有那种全家团聚的大节日。新年是唯一一个。

他说小时候圣诞老人不是圣诞老人,是严寒老人(Ded Moroz),身边跟着雪姑娘。小孩在12月31日晚上睡着,1月1日醒来,枕头底下有一个礼物。他说这件事发生过一次,就彻底把他震住了:我睡着了,然后我枕头底下出现了东西。

那栋楼还在,布鲁克林的舍伍德公园大道1461号。

他讲小孩逻辑那段特别有意思。小孩数据很少,但他们在用逻辑解释世界,有时候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而且理由是全然正确的。他小时候卧室挨着厨房,怕黑,父母就把厨房的灯留着。父母也教过他,不能开着灯,浪费电,要花钱。所以他躺在床上很焦虑:我爸妈把厨房灯开了一整晚,这要花多少钱。他没想到自己睡着五分钟后灯就被关了。

然后是那个夜晚本身。那是一年里唯一一个小孩被允许熬到深夜的晚上。所以你坐在那儿,几乎像爱丽丝掉进兔子洞,你第一次看见成人世界真正的样子。有喝酒,有争吵,也有唱歌,有哲理辩论,还有各种形式的调情,男人女人都打扮起来,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显摆。桌上摆满传统菜,奥利维耶沙拉,各种甜点,当然还有伏特加。

他说最难忘的东西很朴素,甚至是可口可乐。那是苏联,能喝到可乐、能喝到Dr Pepper是顶级幸福。他说这话时带点自嘲:你会把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物质当成理所当然,可在那个年代,尝到一种新的甜味就是全部快乐。

他还提到邻居。新年那晚你会见到邻居,会一起吐槽生活、吐槽政府、吐槽腐败、吐槽世界的不公。

然后他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在美国,人们不太理解的是,在俄罗斯,一个安全的空间非常稀有。而1月1日那天,你知道没人会去打小报告,没人会当告密者。所以你可以真正地发泄。这是极权国家的人都懂的:你有一个对外的面孔,关起门来是另一个,然后所有东西都在门后涌出来。

他最近常去Clubhouse的俄语房间练俄语。他说那场面太美了。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非线性动力系统来看:任何一个积极的话题出现,你能感到一片怀疑,然后有人开始扰动它,直到找出某种方式说“得了吧,这是我听过最蠢的话”,然后就进入辩论。

他说这可以从负面看,也可以从正面看:那是一种表达的自由。你可以情绪化,可以说难听的真话,而且不需要为此自我表扬。

但那些房间也让他意识到美国言论有多紧。哪怕是在美国最敢说话的人,也不停地在加限定词、加分寸。而俄语房间里的人张口就说疯话,说完自己纠正自己,再自嘲,一分钟后又换一个立场。那是混乱,但那也是美的。

两人在这里有一处分歧。马利斯讨厌俄罗斯式的犬儒,觉得它消耗人、反创造。莱克斯说他不这么看,他看到的是水面上的波纹,底下的深水是美的。他也承认那种犬儒对很多人有实质性的伤害,一个父亲如果在孩子面前对世界犬儒,孩子会跟着变得不敢冒险、不敢做大事。

马利斯说,可他们会反驳你:对,这就是我们的角色,我们给你这个力,你的任务就是抵抗它。莱克斯笑说,这就像我已经要当作家了,你还得往上面撒一把火蚁。

然后两人争论了“人生是苦”这个说法。

莱克斯说他不同意。人生如果本质是苦,那幸福就不可能存在。苦里生出幸福,这是另一回事。他说自己不同意“你必须受苦才能幸福”。努力是需要的,但那不等于受苦。

马利斯说,他用这个词的方式,更像物理学家用“重力”。过山车要能跑,需要重力,需要一个往下拽的力。同样,你需要抵抗自然那股要把你毁掉的拉扯。

莱克斯说他理解,但他觉得很多时候人们说的“苦”,其实跟“荒诞”是同义的。荒诞是另一回事。荒诞是:好事没有理由地发生,坏事也没有理由地发生,这是那个古老的宗教问题,为什么恶存在于世。

马利斯提了《六词回忆录》那本书,让各种人用六个字写完自传。他说他自己那句是:好事发生在坏人身上。

莱克斯说,这就是你的幽默,那是你处理苦难的方式。

马利斯说他不认为人生本质是苦,如果是,我们就不可能有幸福。幸福是从苦里生出来的,那是人生的起伏。

莱克斯最后说,他确实不同意“必须受苦才能幸福”,但他同意一件事:努力是需要的,那是另一件不同的事。

礼物最后被拆开了。有个卡片,上面写着:给莱克斯,谢谢你为我搬到奥斯汀铺了路。后面跟着一串二进制数字。落款是迈克尔·马利斯。

莱克斯举着那张卡,说你把我弄哭了,兄弟。

马利斯说,我的荣幸。

节目最后,莱克斯念了一段加缪的话作为结尾:不要走在我前面,我可能不会跟随。不要走在我后面,我可能不会领路。走在我旁边,做我的朋友就好。

这场对谈里有国家离婚,有爱泼斯坦,有福奇,有俄罗斯的犬儒和纽约的衰败,有死亡和遗产。但真正被记住的可能是那个玩具机器人。一个在布鲁克林货架前踮着脚翻找的小孩,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几十年后他把这个东西包起来,送给了一个朋友,说:别绝望。

美会不会拯救世界,这个问题大概没有答案。可一个在货架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孩子,在那个瞬间,确实被拯救了一回。这件事发生过一次,它就证明了自己可以发生。

  • 找一个你想成为的人,直接问他。别问同龄朋友,他们和你一样在摸索,而且怕显得无知。
  • 给自己设一个每天能看见的数字。跑步距离、引体向上次数、深蹲重量,随便什么。数字往上走的时候,脑子里的自我否定会小一点。
  • 试一件你毫无兴趣的事。一本书、一种菜系、一个陌生的话题。糟糕的体验也算收获。
  • 在家里放一样和某个具体成就绑定的物件。它不需要值钱,需要的是你每次看到它都能想起那件事。
  • 练习说“这个话题我现在不想谈”。对父母也要练。你的时间和注意力不欠任何人。
  • 想清楚你是在帮一个具体的人,还是在帮一个抽象的人群。后者会让你开始计算代价,前者不会。
  • 如果有人嘲笑你喜欢的东西,把那个人从“朋友”这个分类里移出去。
  • 年轻时冒大风险,全力以赴,让失败真的疼一次。疼是有信息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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