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巴尔斯基：克格勃间谍

2016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把一份持续了三年的调查案卷合上。被调查的人叫杰克·巴尔斯基（Jack Barsky），在纽约一家技术公司的员工名单里挂了快三十年，同事眼里就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程序员。案卷合上之前，调查人员已经确认他不再是威胁。而这个人真实的身份，是冷战时期克格勃派往美国、潜伏十年才被找出来的非法间谍。

巴尔斯基后来写了一本书，叫《Deep Undercover》，讲的就是这段被大时代裹挟、在谎言里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生。Lex Fridman 播客第301期请他坐下来聊了将近四小时，从克格勃是什么、他如何被招募、怎么训练、怎么进入美国、如何在爱面前选择留下、又是怎么被一个默默抄档案的苏联老档案员出卖，一路聊到自己七十多岁还在跑步，以及为什么他说"爱征服一切"。

这期内容信息量很大，也极其私人。下面把值得慢慢拆开的部分一件件摊开讲。

"没有威胁"是这家机构的字面意思

节目一开始，Lex 先问了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克格勃（KGB）到底是什么？

巴尔斯基把全称念了出来：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也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他把这三个词拆开念：Komitet 是委员会，Gosudarstvennoy 是国家，Bezopasnosti 是安全。而 Bezopasnosti 这个词本身，字面上可以拆成"没有威胁"。

一个叫"没有威胁"的机构，在冷战几十年里让整个西方世界睡不好觉。

这家机构1954年正式成立，斯大林死后才有这个建制。苏联解体后它被拆成两个继承者：SVR（对外情报局）和 FSB（联邦安全局），前者对外，后者对内。但真正最能干的俄罗斯情报机构，是那个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 GRU（格鲁乌，军事情报局）。巴尔斯基提到，他在克格勃任职期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机构存在。直到很多年后，他被请去美国国防情报局（DIA）演讲，才第一次听到 DIA 这个名字，同样是"不知道它存在"。

这背后有个很实际的问题。一个情报机构，到底该不该被世界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你存在，你就有了名气，可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来投奔；完全隐身在黑暗里，别人连你的存在都不确认，你反而能在暗处自由行动。巴尔斯基的故事里，两种逻辑都被验证了：克格勃被人知道，所以它能招到像他这样被荣誉感喂饱的年轻人；GRU 没人知道，所以它至今依旧是最难被摸清的那支力量。

三十年，八任领导，六个被处决

克格勃真正诡异的地方，在于它的不稳定性。

巴尔斯基给了一个数字，建议你读慢一点：1923 年到 1953 年，30 年时间，苏联的情报机构换了八任领导人。这八个人里，有六个在被换下来之后被处决了。

为什么？斯大林怕。他怕那些最有能力、最接近权力的人反过来搞他，所以他先下手，把这批人都清掉。大清洗中他杀掉了大量真正能打仗的将领，直接后果是二战开打时苏军的战斗力比他本可以有的水平低了一大截。

苏联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把权力建立在军队上的独裁政权。它把权力建立在了情报机构上。而那个东西是不稳定的。（杰克·巴尔斯基）

巴尔斯基在这里给了一个比喻：你把权力建立在砖上，砖能承重；你把权力建立在沙子上，总有一天它会塌。

这种恐惧会从最顶上往下渗透。最高层不信任你，你就必须时刻提防同僚打小报告。巴尔斯基说，今天的俄罗斯，氛围很像。

在这种氛围里，真相永远到不了顶端。没人敢把真话说出来，知道真相的人从来都不缺。

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是个典型例子。这个德国裔间谍在东京为苏联提供了极其精准的情报，其中包括日本不会对苏开战这一判断，情报发回莫斯科，斯大林完全无视。后来佐尔格被日本逮捕处决，苏联政府还公开否认他是自己人。情报系统缺的从来不是能力，缺的是最高权力愿不愿意听。

被敲门的那一天

巴尔斯基出生在东德，本名 Albrecht Dittrich。他出生在二战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四年多十天，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他出生几个月后成立。他的血统只有一半是德国人，另一半是捷克和波兰，因为他长大的地方离波兰边境只有一条河的距离，坐一小时公交车就能到捷克斯洛伐克。

他是个聪明学生。东德当年只有成绩排前 10% 的学生才能上高中，他上了。在那个年代，能上大学、能留在耶拿（Jena）这样的城市做学术，本身就意味着你已经进入了这个国家的统治精英预备队。他当时的目标很明确：成为终身教授。

这条路为什么值得选？他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耶拿当时大约有十万人口，终身教授大概只有三十个。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统治精英的一部分。而在东德，教授的声望极高，是一种身份感、优越感。

他还非常坦率地承认，年轻时候的自己很膨胀。他拿过卡尔·马克思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在东德全国同时只有一百个人能拿到。老师捧他，同学仰视他，他自己也全身心相信自己。"我完全彻底地相信了自己。"

他缺的是一个能把他按回地面的人。父亲在他生活里几乎是个不存在的人，没有人给他踩刹车。他甚至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他在大学第五年有过一个非婚生孩子，东德共产党当年在这种事上非常讲道德，通常会找人谈话、给严重警告，可是这事在他身上，一个字都没人提。

这就是他的状态。一个被荣誉感养大的年轻人，自我认知极高，对冒险有一种被控制得很好的倾向。而这恰好就是克格勃要找的那种人。

某个周六，有人敲了他的宿舍门。

他当时已经知道那不是同学。学生之间的习惯是敲完门直接进来，不会等回应。他等了十秒，门外的人没进来，他就知道是个陌生人。他喊了一声"进来"。进来的人德语流利，说自己是卡尔·蔡司（Carl Zeiss Jena）的代表，想了解一下他毕业后的计划。

卡尔·蔡司是耶拿的光学巨头，世界顶级的光学仪器公司，这个身份非常有说服力。但巴尔斯基立刻听出破绽：当年东德根本没有"招聘"这回事。成绩前 10% 的毕业生通常会被留下来读博士，剩下的人统一分配，没有选择权。这个自称招聘代表的人，连最基本的制度都不了解。

所以他判断：这是斯塔西（Stasi，东德国家安全部）。他判断错了，不过也无所谓，因为对方是德国人，他当时根本没想到克格勃会牵涉进来。

对方聊了一会儿，最后图穷匕见，说自己其实不是卡尔·蔡司的，是政府的。然后问了一个问题：你能想象有一天为政府工作吗？

巴尔斯基的回答很聪明。他说：可以，但不是作为化学家。

他没有回答对方问的问题，他回答了对方没问的那个问题。这一句话，把自己从"化学家"这个框里跳了出来，同时给了对方一个继续往下走的理由。

一年半的接触与三次测试

接下来是一年半的接触期。对方叫赫尔曼（Herman），苏方人员，德语带俄语口音，比他大十来岁。两人每周或每两周见一次，一开始在车里，后来换到一间"联络公寓"，里面住着一位单身女党员，他们来了她就出去，留下茶和饼干。

赫尔曼给他西德杂志看，这在东德是禁止的。渐渐地，他成了"特殊的人"。当他正式加入后，对方还明确告诉他：你应该多看西德电视，这件事虽然没被明令禁止，但足以让你惹上麻烦。

这种"高于法律"的感觉，对一个自我膨胀的年轻人来说非常有效。巴尔斯基在节目里说，自己当时就是那种感觉：我会在法律之外行动，我将超越东西德两边的法律。"詹姆斯·邦德"这个词，他自己在节目里主动说了好几次。

赫尔曼给他的任务也很有意思，不太像传统间谍训练，更像一套心理测试。

他让巴尔斯基写一份搭便车去保加利亚的旅行报告。表面上是了解他去过哪里，实际是在看他怎么写、怎么观察、怎么叙述。

他让巴尔斯基写同学的"人物画像"。表面上是收集资料，其实是在判断他刻画人物的能力。这一点后来在美国真的用上了：他在美国的活动之一就是"spotter"，也就是物色可以被发展的人，写人物档案。

他还给了巴尔斯基一些他本人非常讨厌的任务：给一个地址、一个名字，让他去敲门，编个故事，套出这家人关于某个西德亲戚的信息。

巴尔斯基在节目里承认，他讨厌做这种事。他当时有点害羞，也不习惯撒谎。"我那时候非常诚实，从不隐瞒关于我自己的任何事。"

但他做得很好。他记得自己当年留了胡子，去按门铃，自称是社会学系学生做问卷，问了一堆问题，然后把话题引向那位女士的私生活，她主动说出了他想知道的东西。

他说："我做得不错。"

这段对话里藏着一个关键观察：撒谎这件事可以被训练出来。他一开始很不舒服，做得多了就慢慢合理化了。他给自己找的理由是：我是在为一个好的事业服务。

两次演习，和一个尿了裤子的同学

一年半之后，赫尔曼觉得差不多了，把他送到柏林进行三周"实习"。

在柏林，他第一次经历真正的接头：一个地址、一个时间、一句暗语，他去见另一位特工，代号鲍里斯（Boris）。这些名字都没有意义，全是化名。

接头暗语的设计思路其实很简单。巴尔斯基在节目里演示了一遍：他走到一个可能是目标的人面前，问："不好意思，我在找苏珊·格林。"如果对方答："是的，你一定是大卫。"那说明对上了；如果对方一脸困惑，那就是认错人了。用一个低概率被误答的问句来筛人，简单有效。

接下来是两次去西德的"实习旅行"。

他拿的是一本真的东德护照，上面盖了允许前往西方的章。他们选了一段只有苏军守卫的边界，把他送进西德境内，他再坐地铁出现在西柏林。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没一个知道他进来过。

第一次去，任务只是"走一走，闻闻空气，喝杯啤酒，吃根香肠，然后回来"。

第二次去，任务和他在耶拿做过的类似：按门铃、找人聊天、套信息。也顺利完成。

为什么需要两次？巴尔斯基说，这是他后来才想明白的。他第一次踏上西柏林的土地时，感觉极度不舒服。满街都是警察，虽然他明知道那些警察穿的是浅蓝色制服、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但他就是止不住地想：如果他们知道我是克格勃呢？他们会不会看一眼就看出来？

"我害怕，但我克服了。"

测试的重点落在你在恐惧面前的身体反应上，技巧反而次要。

他提到了一件很残酷的事。在柏林训练期间，他遇到一个高中同学。这个同学跟他坦白，自己被斯塔西招募了，也准备去西德当间谍。这个同学走了同样的流程，也去了西德实习。

然后他尿了裤子。

回来后他跟组织说：我做不了。这个人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他有工程学位，是个聪明人，余生在倒腾模型火车里过去了。组织不会再让他回来。

"这场测试要是失败了，你就得付出代价。"

那间巨大的办公室和一夜未眠

两次实习通过之后，赫尔曼的上司要见他。这个上司很可能是东柏林克格勃的负责人。

巴尔斯基走进一间巨大的办公室，巨大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小个子，非常不起眼。桌上摆着捷尔任斯基的半身像，墙上挂着列宁的画像。这个人一开口，巴尔斯基说："哇。"

巨大的心理能量。

对方只说俄语，开场先讲了五分钟宣传，为什么我们要做我们正在做的事。巴尔斯基大部分都听懂了，不懂的就让鲍里斯翻译。然后对方突然甩出一个问题：

"所以，你到底加不加入？"

巴尔斯基没有准备好。他说自己还没训练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他临时想出两个理由，一个还算靠谱，另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说：我还得学开车，还得学打字机打字。

对方明显不耐烦了："这些不用担心，我们会训练你。但我告诉你，我们需要的是决断的人。你明天中午之前给鲍里斯答复。"

那一夜他没睡着。

天平的两端：一边是确定的、已经铺好的路，大学教授、终身教职、世界级学者、耶拿这个他已经爱上的城市、他的篮球队。另一边是巨大的冒险、参与共产主义在全球胜利的机会，以及"你真的很特别"这个感觉。

他在节目里说了一句非常直接的话：驱动力来自他们对那种性格特质的判断，一种"被很好地控制住的冒险倾向"，革命热情排在很后面。

他还补了一句：我和詹姆斯·邦德有两个共同点，首字母都是 JB，还有我也有过三个姑娘。

真正让天平倾斜的，是"没有什么把他留住"这件事。

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他当时缺两样东西。一是和母亲之间没有情感联系，二是当时没有一个稳定的女朋友。

"我觉得弗洛伊德对此会有很多话要说。"

他还讲了一个对照。他的朋友金特（Günther）也被斯塔西接触过，但金特当时在恋爱，他很客气地拒绝了：我不行。爱情成了留在原地的锚。

巴尔斯基没有这个锚。

理智上的比较走到了平局，他就跟着直觉走了。"我说，好，我加入。"

第一课：给自己找个住处

加入之后，他被安排以"东德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做掩护，名义上是外交官。他必须上交党证，大学党书记还对他说了一句："我们大概不会再听到你的消息了，但我们知道你会去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这句话说明，对方其实隐约知道他要去做卧底。

然后他坐火车去柏林，见新上司尼古拉（Nikolai）。

尼古拉一见面就给了他一个任务：给自己找个住处。

听起来很简单，但当时的东德住房极度短缺，所有房子都归政府控制，排队要排很多年。他认识的一些夫妻被告知五年后才能分到公寓，于是把生孩子的计划往后推。找房子这件事，在当时基本等于不可能。

但他没在脸上表现出任何情绪。他心里一沉，没有抱怨，直接开始想办法。

他坐城市铁路到最末一站，一个叫 Erkner 的小镇，挨家挨户敲门问，有没有人知道哪里可以住。几个小时后，有人给了他一个地址。他去见那位女士，她说自己正好有个地方可以住。那是一间附属建筑，混凝土结构，里面有床、椅子、冷水、一个冷炉子。厕所在院子另一头。

他一点都没向尼古拉抱怨，这大概也是测试的一部分。他只是说：我找到了。

然后他在那里住了六个月。每天早上坐火车进城，做行动训练、去图书馆看书、还找到了一支可以加入的篮球队，至少每周能洗两次澡。

六个月后，尼古拉给了他一把钥匙，带他去看了新的公寓。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真正"进来了"。

他在书里写过一句话，这次也重复了：老板不喜欢听抱怨和问题，他们喜欢听解决方案。这句话放在克格勃的入职测试里，一样成立。

摩尔斯电码、隐形墨水与文化课

柏林训练持续了大约两年。巴尔斯基把训练内容一项项列了出来，很多细节非常具体。

第一项是摩尔斯电码，学了一段时间。第二项是短波无线电收发，要学会接收用摩尔斯电码发来的短波传输。第三项是加密和解密，一套完全手工的算法。

他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他后来自己琢磨出了那套手工算法的一个规律：用来解密的那串数字，如果有一百位，那每个数字 0 到 9 出现的次数是均等的。这套算法的设计目标落在"人类手工可操作"上，密码学强度并不是首要考虑。他被告知，这类手工算法大概能用 300 次，超过之后就有可能被破译。

Lex 顺着说：现在有计算机，破译起来应该很快。巴尔斯基同意，但他补了一句：这套算法本来就不讲效率和方便。"我不同意。它既不高效也不方便，它非常耗时。"

真正"不可破译"的是另一种东西：一次性密码本（one-time pad）。一张纸上的数字序列，用碘酒显影，用一次就销毁。只要不重复使用同一张纸，理论上无法破解。但他在美国的时候，只带了一样只有间谍才会有的东西：一本便签本，前十几页浸过一种用于密写的化学物质。他说，这种本子在沃尔玛也能买到，只是你得知道该找什么。

密写通信的方式是：从短波广播里抄下一组五位数字，用自己那套算法做加法或减法，得到的结果再一对一映射到字母上。

他说这套手工流程有一个硬性要求：不能出错。所以你算两遍，如果两遍结果一样，那就对了；如果不一样，你就得重来。

除了这些技术活，他还学了反监视（counter-surveillance）和"监视检测路线"（SDR，Surveillance Detection Route）。SDR 说白了就是在城市里绕三个小时，判断自己有没有被跟踪。这需要你提前把路线设计得非常精细。

他举了自己最喜欢的那个例子：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常走一条车流很少的路，路往下坡走然后拐弯，坡底有一个电话亭。你打开门、拿起电话的时候，身体自然要往回看一眼。这个动作不突兀，因为它是自然的，不会暴露你在干什么。同时，你正好能看到有没有人跟着你走下来。

他还提到公共交通、大建筑、电梯，都是可以用来观察的地方。跟踪的人有一个天生的劣势：为了不跟丢目标，总得有人靠得比较近。如果你在一条设计好的路线上两次看到同一张脸，那基本就可以确认被跟了。

他对人脸的记忆力非常好，所以在训练中总是赢。他说，跟踪方可以换衣服，但他们没法换脸，那时候没有现在 CIA 用的那种几秒钟就能换脸的装备。

反监视这件事，在节目里被 Lex 追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这种"永远假设自己被盯着"的状态，是不是很累？

巴尔斯基说，不会，因为会变成一种常规操作。到了美国之后，他被要求每个月做一次，或者在有密写信要寄之前做一次。不是每天。只要确保自己投信的时候没有人看见就行。

还有两项技能：摄影，以及制作微点（microdot）。微点的原理是把一张照片用反向显微镜缩到针头大小，可以藏在一张邮票下面。他会做，实际上克格勃从来没让他用过这个技术。

行动技能之外，还有一套"文化训练"。

他拿到的第一本书是苏共党史。第二份文件是西德宪法。然后是一大堆杂志。他被要求看西德电视，他"以复仇般的热情"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西德电视确实比东德好看。他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候会看德国版《芝麻街》，因为那能帮他理解文化。

他被强烈鼓励去拓展文化教育：逛博物馆、看戏、听歌剧、读各种作者的书。每个月要写一份报告，汇报自己做了什么。

Lex 在这里追问了一句：为什么要去歌剧院？

巴尔斯基的回答很实用：因为两年之后，他到了美国，能够在一场华盛顿特区的外交酒会上不显得格格不入。"我能在里面自由穿梭。"整个训练的目标，是让他能进入上层社会，因为那里的目标比普通工薪阶层"更 juicy"。

这一段里有个细节，值得停一下。这套训练没有课程表、没有检查项、没有进度条。它是临时拼凑的，是"现在你做这个，然后做那个"。很大程度上依赖他自己的主动性。

Lex 说：这本身也是评估的一部分。巴尔斯基回答：那当然。

每天一百个单词，方法来自列宁

训练中有一项是必须精通一门外语。克格勃给了他选择，他挑了英语。

为什么是英语？他说这是"不用动脑子的选择"：他在学校时英语成绩一直很好，几乎没怎么学就会了。

然后他被送到莫斯科，待了两年，专门学英语。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

去莫斯科之前，他接受了一次口语测试。两位女士跟他聊了几个小时，一位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俄罗斯教授（教授身份很明显是克格勃的掩护），另一位是美国出生的中年女士。聊完之后，他的联络人回来说：结果很接近，那位美国人认为他有可能达到接近母语者的水平，俄罗斯教授则非常怀疑。最后，"一厢情愿的想法赢了"，几周后他就搬去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的两年，他的学习方法非常硬核，灵感来自列宁。

他在一本书里读到，列宁流亡期间学德语，每天学 100 个新单词。他就照做了。他读报纸，把每一个不认识的单词写在一张索引卡上，一面德文一面英文，然后摞起来。

他设计了一套五级卡片系统。第一级是生词，第五级是"已经答对四次"的词。答对一次往上升一级，答错一次往回降。升到第五级再答对，就进档案库。偶尔他还会把档案库里的词抽出来扔回第一级。

Lex 在这里接了一句：这个方法听起来像间隔重复（spaced repetition），只不过你用的是纸质卡片，靠人工管理。

巴尔斯基说，他后来有了第一台个人电脑（大约 1984 年），还专门写了一个程序来干这件事。

这套方法的效果是：他学完英语之后，词汇量显著高于美国人的平均水平。因为他"不挑"，不认识的词全学。副作用是，英语里同义词很多，通常有一个是更地道的，而他经常用那个不那么地道的。所以很多人觉得他"说话方式很有意思"。

Lex 在这里说了一段挺有意思的话。他说，语言不是公式，语言是文字的游戏。用错一个同义词，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魅力。他认识一些带俄语口音的人，他们靠这种"非逻辑的魅力"能把一堆胡话说得让人接受。

词汇之外，他每天还做语音练习。一盘大约半小时的磁带，说一个词，他重复一个词。重点是元音。他举了一个例子：hot 和 hut 的区别，几乎没人能说对，对德语母语者尤其难。

Lex 也补了一个更尴尬的例子：beach 和 bitch。他说自己刚来美国时也很紧张，怕说错。

巴尔斯基说，他在莫斯科的两年，还有另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学会了怎么独处。

那两年他没有社交，没有朋友，没有女人。唯一的互动是训练他的人。那两年非常孤独。这种孤独，在他到美国后的头两年还会继续。

莫斯科的两年教会了我怎么独处。（杰克·巴尔斯基）

加拿大：一次差点毁掉一切的实习

在正式进入美国之前，他先去加拿大做了三个月实习。这次实习出了两个岔子，每一个都可能当场终结他的间谍生涯。

第一个任务，是去拿一份出生证明。他要用一个叫 Henry Van Randall、出生在加州某地的人的身份，写一封信给当地出生登记办公室，说我是 Henry Van Randall，请寄一份出生证明副本给我，费用随信附上。他住在一家小旅馆，回信地址看上去不能像旅馆，这点很重要。

三周没消息，四周没消息。他等急了，鼓起勇气从一个公用电话打过去，对着那边吼：你们收了钱，我的出生证明呢？

几周后，信来了，信封上写着 Henry Van Randall。他提前跟旅馆前台打过招呼，说自己等一封朋友的信，所以拿到信的时候并不突兀。他上楼，打开，里面确实是出生证明副本。

然后他看到上面盖了一个大大的红章：已故（deceased）。

一个死人，在给自己申请出生证明。

他当时还有一点清醒，立刻离开了那座城市。他后来又去了两个城市。他隐约感觉到不对劲，按反监视路线走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就继续走完了流程。后来是 FBI 告诉他，当时加拿大皇家骑警一直在跟着他，始终落后一步。

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他们为什么没在出境的时候抓我？护照要拿给航空公司看，我的名字他们知道，旅馆登记也是那个名字。他就这样"差一点"跑掉了。

Lex 说：这需要一套好的、实时更新的计算机系统才能追得上。巴尔斯基说：这是瑞士航空，我运气好。人生有一部分就是运气。

第二个岔子发生在他刚到芝加哥的那个晚上。

他从墨西哥城飞多伦多，中途在芝加哥下机。天已经黑了，他不知道该住什么酒店，从黄页上随便挑了一个，叫了辆出租车。他把地址给司机，司机表情古怪地看了他一眼。他没多想。车往南走，街区越来越不对，他还是没多想。

到酒店，是一栋五层褐石建筑。前台装着防弹玻璃。他当时没有背景知识，以为美国犯罪率高，可能每家酒店都这样。

他上楼，喝了半瓶尊尼获加红方，想把自己灌到昏睡。第二天醒来头疼欲裂，吃了随身带的阿司匹林，出门找吃的。

他这才发现自己正站在芝加哥南区的正中间。他之前根本不知道芝加哥南区是个什么概念。

他立刻决定换酒店，并且改回 Jack Barsky 这个名字登记。他回到房间，想把 William Dyson 那本护照销毁。问题是他没受过销毁护照的训练。他试着烧，护照是阻燃的，烧不着，反而冒出一大团烟。他一抬头，看见了烟雾报警器。

他把护照扔进马桶，拿出剪刀剪碎，冲掉。

他当时身上带着 6000 美元现金。他没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有人在芝加哥南区抢了他的护照或钱，他该怎么办？他没有预案。芝加哥没有任何苏联人，没有联系人，没有 Plan B。

他说：我不该去芝加哥。他们本可以把我送进旧金山或华盛顿，那两个城市都有苏联人。我的最终目的地是纽约。

这段故事被他自己总结成了一句很重的话：如果当年我回去继续为克格勃工作，我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间谍，因为我能告诉他们所有事情该怎么做才对。

Lex 问：这算不算说明克格勃内部存在系统性的无能？

巴尔斯基说：很多。把我训练成一个美国人这件事上，基本是完全无能的。

为什么？因为训练他的那些人都没有以非法身份在美国生活过。他们在纽约的北曼哈顿有个大院，所有人带着家人住在一起，大部分时间跟自己人打交道。他们根本不知道在美国有份工作、像美国人一样生活是什么感觉。

"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

他还说，这件事是双向的。美国 CIA 对苏联文化的理解也一样糟糕。八十年代美苏几次接近核战争，一部分原因就是双方都对对方缺乏真正的理解。真正好的情报，本该是深得多地融入对方社会。

这里有个悖论：融入得太深，你开始质疑自己这边的宣传叙事，而上面的人永远有权力无视你送回去的情报。

红色圆点

1988 年 12 月，一个早晨，他走过皇后区那根支撑高架轨道的横梁。那是他每天都会经过的信号点。他照例看了一眼，从来没有期待看到什么。

这一次，那里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红点。

这是危险信号。意思是：你处于严重危险中，尽快离境。

按规程，他连家都不该回。他应该去布朗克斯的公园取出藏好的备用证件，然后直奔加拿大边境。

他没有。

他照常去了公司，坐在隔间里，对着电脑屏幕一整天。他脑子里转不动了，只剩一件事在循环：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原因很简单：他有一个 18 个月大的女儿。女儿叫 Chelsea。他在场看着她出生，把她从医院带回家，看着她长大，看着她迈出第一步，看着那双大眼睛充满爱意地看着他。他说，那正是他重新回到人类世界的开始，因为他爱上了这个女孩。爱回来了，完全出乎意料。

他说，很多父亲都懂，尤其是女儿的父亲。

周一看到红点，他什么都没做。周四是他例行的短波通信时间，他听了。对方用几句话说明：我们有理由相信 FBI 已经盯上你了，立刻执行紧急程序，回国。

他还是给自己拖时间。因为无线电可能坏了，信号可能不好，因为无线电可能坏了，信号可能不好，他也可以说自己还在医院里，之前就有过生病三周没法联系的先例。 再过几天，一件逼他没法再拖的事发生了。 那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在皇后区等 A 线地铁。一个穿黑色风衣的矮个子男人从右边走上来，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话：

你得回来，否则你就死定了。（You gotta come back or else you're dead.）

俄语口音很重。这是整个美国生涯里唯一一次，有苏联特工真正出现在他身边。 这句话有两种读法。一个美国人会说"否则你被抓"，或者说"否则你就会被捕"，能说出"否则你就死定了"的人，是在真正威胁你的性命。巴尔斯基知道克格勃有追杀叛逃者的历史，这句话让他不得不认真对待。 他还是说服了自己：这只是措辞不好。不过从这一刻起，双方都知道对方知道了。人找到了他，还跟他说了话，不能再装糊涂。 下一份无线电指令让他执行一次死信箱（dead drop）操作，对方会把钱和护照放在指定地点。地点在斯塔滕岛的一个公园里，是他自己找的、自己描述的。他在这件事上一直被表扬，因为他描述地点特别准确，容易找到。这次唯一的区别是，操作被安排在夜里。 他还是去了。他先读到了信号，说明东西已经放进去了。他走进公园，一百码左右，在一棵倒下的树旁边，带了手电筒。这个公园白天都像一片小森林，晚上更是伸手不见五指。 他没找到那个容器。那东西本应是一个压扁的油罐，体积不小，很难错过。他找了两遍，又四处看了一圈，怀疑是不是放偏了。还是没有。 这是他那段生涯里唯一一次行动失败。这次失败本身就不太说得通。 他往回走，情绪麻木。走着走着，他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我留下。 他说，那个决定不是他做的，是被替他做的。他现在是基督徒，他相信那是上帝在告诉他。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跟莫斯科交代。他寄出最后一封密写信，说自己很想回去，但回不去了，因为他感染了 HIV，艾滋病。 这是他这辈子撒得最好的一个谎。那个年代艾滋病等于死刑，没有哪个国家想要一个艾滋病人。他在莫斯科受训时听过那些人怎么嘲笑美国：看看这个堕落的国度，他们在互相残杀。他把自己"堕落"的路径编得很完整，他汇报过一个交往过的女人，那个女人以前有个吸毒的男朋友，她被感染了，然后传染给了他。 莫斯科信了。百分之百信了。他们把他存在那边的美元给了他在东德的家人，同时告诉家人：他已经死了。 他猜，去送钱的那个特工大概自己截了一半。 此后三个月，他刻意不在固定时间、走固定路线去上班，算是安全措施。然后他把短波电台扔进了哈德逊河，销毁了手里还剩的一次性密码本。 从那一刻起，他准备好作为一个没被发现的美国人活下去，开始经营他自己版本的美国梦。 第一件事，是跟女儿的母亲说：我们应该买房子。一年后他们搬去了郊区。然后他说：我们应该再要一个孩子。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他的事业也做得不错，搬了几次家，最后住进了一栋郊区大宅。在那之前，他的第二栋房子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 他就是在那里被 FBI 找到的。

一个把情报抄在内裤里的档案员

线索来自一个叫瓦西里·米特罗欣（Vasily Mitrokhin）的叛逃者。

米特罗欣是克格勃档案馆的档案员，级别不低，负责把档案从卢比扬卡迁到亚谢涅沃。他憎恨苏联体制，原因很具体：他的儿子病得很重，本可以在英国治疗，当局不允许他带儿子去英国。

他想报复这个系统。办法是抄。手写的小纸条，藏在內裤和袜子里带出来，一年一年地攒。攒到一定量，用打字机誊清，再塞进容器里，埋在自己的藏匿点。

1992 年，苏联已经没了，他出现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说自己有这些东西。那天是周末，负责接待的是个级别不高的官员，对方的回复是：你这些东西我们不太感兴趣，而且太旧了。

一个足以毁掉职业生涯的判断。米特罗欣随后去了一个波罗的海国家，联系上英国军情六处（MI6）。英国人说的是：快请进，老伙计，喝杯茶。

英国人把东西从他别墅里弄出来运回英国，后来跟 FBI 分享了。关于巴尔斯基的那部分信息非常少，只有一句：有一个叫 Jack Barsky 的人，是在美国东北部活动的非法间谍。

如果他的名字叫 Jim Miller，FBI 大概永远找不到他。可是 Jack Barsky 太好查了。他们查社保记录，发现 Jack Barsky 是 33 岁才拿到社保卡的。一下就锁定了。

他们当时掌握的信息只有：这个人还在美国，不确定是否还在活动。另一点他们很清楚：这个人受过极好的训练，因为他还在，而且没被发现。

FBI 花了将近三年调查他，远远地看着。如果他还在活动，他一定会发现自己被盯上了。

巴尔斯基说，他从决定留下的三个月之后就完全停止了反监视。这一点很关键。

FBI 非常谨慎。他在乡下那栋房子只有一个邻居，那房子挂牌出售的时候，FBI 把它买了下来，安排两个探员住进去，近距离观察。他们没有发现他还在活动的迹象，还是小心。

转折点来自一只窃听器。FBI 设法在他家厨房里装了监听设备。

那段时间他跟妻子关系不好，摩擦很多，她一直在抱怨各种事情。他受够了。有一天两人在厨房吵起来，他决定动用"核选项"：把自己的牺牲说出来。他要让她明白，他站在她这边，他为了她和女儿放弃了什么。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那与他对她们的爱无关。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监听设备是开着的。

FBI 听到了他的自白：我曾经是克格勃特工，我退出了，我留在这里是因为你和 Chelsea。

这段话同时向 FBI 确认了：他已经不活动了。策反一个还在活动的人才算有用，对他这种人策反已经没有意义。可是他们判断，这个人身上还有很多信息，虽然陈旧，对 FBI 仍然有价值。所以他们决定对他客气一点。

收费站的那一晚

一个周五的傍晚，他从办公室开车回家，过哈德逊河上一座桥的收费站时，被州警察拦了下来。

警察把他引到一边，说是例行交通检查。他当时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当过间谍这回事，那件事在他脑子里已经消失了很久。然后警察说：请你下车。

这本该引起他的警觉，他还是照做了。

然后一个人从右侧进入他的视野，亮出证件：FBI，我们想跟你谈谈。

这位探员叫 Joe Riley，后来成了他的朋友，还成了他最小的孩子 Trinity 的教父。Riley 后来说，听到那句话的瞬间，他脸上的血全部退掉了，整个人变得惨白。他很快恢复过来。

他被带进一辆车，车里另一个探员脚踝上绑着枪。气氛很真实。他第一个问题是：我被逮捕了吗？回答：没有。

他的本能接管了他。他在高压情境下的应对能力非常好。他问了一句：

那你们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So what took you so long?）

这句话的目的是消解紧张。他看见对方笑了一下。

他说：我知道我必须让他们喜欢我。我到现在也知道，我是个挺讨人喜欢的人。

他们把他带到一家汽车旅馆。那家旅馆有两翼，成直角，他们买下了一翼的所有房间，两端各设一个守卫，把他安排在中间。房间里摆了一些道具，几个贴着标签的活页夹。他一看就觉得好笑，因为标签上写的全是他早年的信息。他由此确认：他们知道的并不多。

后来他把这个观察告诉了 Riley，还说对方这个安排不太高明。

不过他先主动表了态。在正式谈话开始之前，他说：

我知道，要让我和我的家人有机会把伤害降到最小，只有一条路，就是我百分之百配合。这就是我打算做的。（杰克·巴尔斯基）

谈话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中途他们允许他打电话给妻子，说自己会晚点回去。这个细节让他判断：他们会放他走。

两小时后他们确实放了他。整个区域布满了人。负责那个团队的人跟他说：如果你打算跑，这附近每一个路口我们都有布置，你跑不掉。

他什么也没说。他压根没想过要跑。

那是他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他配合 FBI 工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同时继续以原来的身份生活了好几年，直到拿到真正完善的证件。七年前，他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这件事花了很久，因为要让他"变真"，又不把他塞进证人保护计划，那样就得改名换姓，而他希望保留 Jack Barsky 这个名字。比如他的出生年份必须改。如果 Jack Barsky 保留 1944 年这个出生年，FBI 就等于帮他一起犯罪，因为他会提前四年领社保。

最后他接到国土安全部的电话，一位女士说：我是国土安全部的某某，你明天能来办公室一趟吗？他说：我看一下日程。然后他自己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你希望我几点到？

他等这个时刻等了很久。他当场宣誓入籍。

走出那栋楼的感觉很好，因为他重新有了一个国家。他说他爱这个国家，连它的毛病和当下正在经历的麻烦一起爱。

一串几乎不可能连上的点

他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后来他被发现了，而发现他的那串点，几乎不可能连上。

起因是他妻子的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住在德国。这个弟弟被母亲带来德国，来探望一个人。那个人跟他们没关系，是另一个人，而这个人住的地方离他们家只有 50 英里。他妻子和这个弟弟此前从未见过面，只是通过社交媒体知道彼此存在。

这个弟弟得知他的背景后，当时是德国铁路的列车员，他说：这是个大故事，会非常大。他碰巧认识一个人，那个人碰巧认识《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一位明星记者。这位记者做了一些调查，确认他是真的，然后开始追这件事。而她碰巧认识《60 分钟》的 Steve Kroft。

巴尔斯基说：你看这一串连接，我完全没参与。生活就是这样运作的，有些点就是会被连起来，对大多数人来说不会。事情发生了，你运气好，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说：我大概也有一部分爱尔兰血统。这一路挺有意思，我到现在还在为自己经历的事情摇头。

他在微软被问的那个问题

节目快结束的时候，Lex 把话题拉回到"爱"。

巴尔斯基讲了一件事。有一次他在微软总部做演讲。后排坐着一位年轻女士，听得很专注。后来他才知道，她在微软的职位叫"故事讲述者"（storyteller），属于软性营销。

问答环节，她举手问了一个问题：你做的所有这些事、经历的所有这些，你从中得到的头号教训是什么？

他说那是他第一次被问这个问题。他想了 20 秒，然后说出一句大家都听过的话：爱征服一切（love conquers all）。

因为在他的人生里，最后确实是爱赢了。它是最强的人类情感，也正是它让人成为人。

他还提到，自己现在年纪大了，对更多人都更有爱。那些"对陌生人的随机善意"，他现在会主动去做，会主动去找这样的机会。他说：你知道吗，这对我有好处。

Lex 说：欢迎来德州，这里的陌生人之间的随机善意基本是一种生活方式。巴尔斯基说：乔治亚州也一样。

你只能选择要哪一种遗憾

Lex 问他有没有遗憾，有没有希望自己做过不一样的选择。

他的回答很干脆：我本来可以，那样我就会有一个不同的遗憾。

他背叛了他在德国的妻子，他确实爱过她。如果不背叛她，他就要背叛那个孩子，而那个孩子如今是他生命中如此巨大的爱的来源。

所以他说：生活有点像，你可以选择你的遗憾，你没法避免遗憾。

他唯一不遗憾的，是对母亲撒谎，因为他跟母亲之间没有真正的情感关系。她照顾他，她以他为荣，他们不拥抱，没有任何情感互动。她一直在找他，一直到死。她给戈尔巴乔夫写过信，请求帮忙；她找过斯塔西；她铁了心要找到他，没找到，最后带着不知道真相的遗憾去世了。

他当年去美国的掩护身份是"转行去了哈萨克斯坦的一个航天研究机构"，手里有一份邀请函，是伪造的，那个机构根本不存在。可是人们都知道哈萨克斯坦有绝密设施。他一个高中老同学散布了一个谣言，说他在一次火箭事故中死了，所有人都信了。

他回到德国后，找到了那个当年甩掉他的女孩的电话，打了过去。他说：猜猜我是谁？你最好扶稳椅子。她说：好。他说：我是 Albrecht。

后来他们真的见了面。两个六十多岁的人，隔了那么多年重新坐到一起。结束那段关系的那个人先开口，说：你知道吗，我当年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然后眼泪从她脸颊上流下来。

他说他没有要求这句道歉，也没有为此感到高兴，确实感觉不错。过了一段时间他明白了她为什么这么说。他见了她的丈夫。

Lex 在这里提到 Tom Waits 的歌《Martha》，讲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给他曾经爱过的人打电话，两人都已婚，聊了一段。有时候你见到过去的人，会瞥见另一种你可能拥有的人生。

巴尔斯基说，她说完那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不，你没有犯错。那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她后来变成的那个人，性格上并没有他记忆里那么有吸引力。那是少年时代的爱。

它仍然是爱，它确实发生过。他说那是炽热的爱，如果为了救她，他会把自己扔到车轮底下。那份爱的强度，和他对两个女儿的爱是一样的。

人生充满了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阶段。这就是为什么人生这么他妈的棒。（杰克·巴尔斯基）

十六岁那个吻与随后的心碎

节目后半段，Lex 把时间往回拨，问他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巴尔斯基说的是自己的初吻。

那年他十六岁。在他当时的认知里，女孩子是某种魔力生物，她们不可能做坏事，她们是美的，必须被崇拜。其中一个女孩也喜欢他，而且是她先追的他。

他说，就是那个时候他开始认真读书的。在那之前，他只要做到"A 减"就满足了。从那时起，他每拿到一个 A，都会在心里献给那个女孩，有时候还会明说。因为他知道自己长大以后要照顾她。

这份感情持续了两年。他失去了童贞，她没有。他的"竞争者"是个已经在读医学的大学生，年纪更大，更有经验，未来会当医生。巴尔斯基的评价是：他并不比我强。他人在那儿，那人不在。在场赢了。

高中最后一年，他们又在一起了，他满脑子都是未来。可是他们没算到一件事：她去了柏林读大学，他去了耶拿。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以当年的公共交通水平，撑不起一次周末探望，而且没有人有车。

于是他们通了几封信，然后他收到了一封告别信。

他说：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种痛。

Lex 说了一句很好的话：能感觉到痛是好事，失去的痛本身就是爱的一部分。你会把它变形，然后以更深的方式给未来的人。

巴尔斯基说：说得非常好。可当时那封信把我掏空了。如果我有自杀倾向，我可能会自杀。

他记得很清楚。家里前门有一个投信口，他那几天并没有在等信。信就躺在那里。他上楼进卧室，打开，读完，感觉生命从身体里流走了。他一个人，必须一个人承受这种痛。

他当时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因为跟父母之间没有情感关系。他心里的爱没有地方可去，被堵住了。

他的应对方式是读书。他把全部精力砸进化学，比所有同学都用功得多。他本来就聪明，于是几乎门门拿最高分。大学头两年，学校里有漂亮的女孩，有舞会，有学生俱乐部，他一个都不看。

他知道自己迟早会需要女性的陪伴，但爱？不了，不再了。

Lex 说：有首歌叫《Love Hurts》。巴尔斯基说：我知道那首。

关于怕死这件事

节目最后，Lex 问他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死，怕不怕。

他说：想过。怕。他已经是基督徒，仍然怕。

他信教是从头脑开始的，而且开始得比较晚。人不是从小就信，很多东西就更难全盘接受。他说有些内容他确实难以理解、难以相信，也有很多东西他只能用"上帝存在"来解释。至于上帝是否会让人们再获得永恒，他说：我只是希望。

他说自己没法再去说服别人了，这让他算不上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应该去传福音。

他仍然怕，同时怀着希望。

至于最后这些年怎么过，他的打算很具体：他不打算在精神上或身体上垮掉，会尽一切努力保持清醒和体能。他现在还跑步，一周四五次，还准备重新开始举重。

他说他读过一位医生写的书，那位医生说，大多数人上了年纪之后，余生就是一条缓慢的下坡路，最后几年非常糟糕。那位医生给的建议是：你必须做点什么，把它打破。

巴尔斯基说：这是个好建议。

Lex 说：就算你从基督教里什么都不拿，只拿"爱"这一条，那也是你从一开始就活出来的东西。在上帝进入你生活之前，爱就已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

巴尔斯基说：圣经里有一句很短的话，上帝就是爱。基督教的道德观，我可以用自己的血来签这个字。

可以立刻用起来的东西

这期节目将近四小时，信息密度很高。真正能带走的，落在一些可以迁移到日常的方法和判断上。

• 对"不可能的任务"先别说不可能。东德住房短缺到夫妻要推迟生育，他的办法是坐城市铁路到终点站，挨家挨户敲门问。他最后得到的是一间混凝土附属建筑，冷炉子、冷水、厕所在院子另一头。他没有向老板抱怨一个字。碰上资源短缺的难题，先问自己有没有把搜索范围扩到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
• 把学习拆成可管理的物理单元。他那套五级索引卡可以直接照搬：生词进第一级，答对升级，答错降级，升到第五级进档案库，偶尔把档案库的老词抽回第一级。核心在"必须答对若干次才算掌握"这个门槛，以及"答错就降级"的成本，卡片本身只是载体。
• 反监视的思路可以用来反窥探。选那些你身体自然要转动、自然要看一眼的位置来判断是否被跟随：接电话时回头、进出电梯、下坡拐弯。同样的思路可以搬到判断自己是否被某个平台、某个组织或某个人持续关注。
• 警惕"你高于规则"这种诱饵。他被拉下水时，最有效的钩子就是这句暗示：你可以超越法律。任何人或组织开始让你觉得自己可以不受规则约束，那通常不是奖励，是套索。
• 训练要靠临场任务，不靠课程表。克格勃给他的训练没有进度条、没有检查项，全是临时派活，靠他自己的主动性。想真练出能力，就别只依赖设计好的课程，主动去接那些真实、有风险、有反馈的任务。
• 看一个组织，先看坏消息能不能往上走。克格勃三十年换八任领导、六个被处决，佐尔格的精准情报被斯大林无视，东德中央委员会无视斯塔西收集到的高质量情报。判断一个组织是否可靠，收集信息的能力只是其中一半，另一半是真相有没有通道抵达决策者。
• 对人生的遗憾做选择题，不做减法题。他的判断是：你可以选要哪一种遗憾，没办法避免遗憾。这比"不要留遗憾"实用得多，因为它允许你在两个都会痛的选项里做决定。
• 把身体状态当成余生质量的主变量。他七十多岁，一周跑四五次，还准备重新举重，目标是带着火力全开的状态离场。那位医生的话可以当作最低纲领：别让余生默认是一条缓慢的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