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诺兰：UFO 与外星人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有位教授，把一批自称遭遇过 UFO 的人的脑部核磁共振一张张看完。他原本是被请去评估这些人脑部损伤的。

看到最后，他在基底节正中央发现了一块异常明亮的区域。一开始他以为那是损伤。后来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有，信号特征还显示那是活组织，位置正好是尾状核头部和壳核。他不放心，又去公开数据库里调了约两百例随机脑影像做对照，一例都没找到同样的特征。

这个人叫加里·诺兰（Garry Nolan），斯坦福医学院教授，一辈子研究单细胞层面的人类生物学。他在 Lex Fridman 播客第 262 期里，用了两个多小时，把这条从细胞一路延伸到 UFO 的线索讲完了。

先从一个荒唐的问题开始

访谈开场，主持人抛出的问题很哲学：如果让你作为更高级的智能，向一个更低级的智能展示自己，你会怎么做？

诺兰的回答没有直接落到外星人身上，他先讲细胞。他说细胞里那些由蛋白质搭建的微型机械和纳米机械，是生物学里最让他着迷的部分。每一个细胞内部都有一台不停处理环境信息的动态计算机，而核心是 DNA。

大多数人把 DNA 理解成一串线性代码。诺兰说，它是代码套代码套代码，真正在做复杂运算的，是表观遗传状态。

如果你曾经想要相信上帝，就往细胞里面看一眼。（加里·诺兰）

这句话放在访谈的最前面，修辞成分很少。它决定了后面所有讨论的底色：在诺兰的世界观里，信息、计算、生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

DNA 不只是硬盘，它是一份对未来的预期

主持人问，DNA 既是信息又是计算机，那这台计算机是怎么来的？

诺兰把视角又往后拉了一层。他说你得先退到"宇宙是一台计算机"这个位置上。所有被称为粒子或者波的东西，在他看来更像一个计算过程，而生物学嵌在这个计算矩阵里。蛋白质里的每一个原子，都坐在这张计算网格上。

至于 DNA 从哪来，可以一路追到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自私基因假说。诺兰的看法稍有不同：DNA 不是时间中的一个瞬间，它自带对身体的预设，也自带对它将要生活的环境的预设。

人类基因组只有三十亿个碱基对。诺兰认为它承载的信息量，超过当前全部技术体系的存储资源总和。原因在于，你是谁，既包含你作为一颗卵子时的状态，也包含你死亡那天的状态，还包含你身体里所有细胞类型和器官的构造方式。

它是一座关于信息的计算水库，也是一份"你将会成为什么"的预期。（加里·诺兰）

所以他反过来提了一个工程问题：如果你想造最好的存储系统，可以去逆向拆解一个人。造出来的系统不会只有线性编码，还会带着"它可能变成什么"的全部可能性。

这里有个容易滑过去的点。主持人追问，那是不是意味着部分信息存在身体之外？诺兰说是，因为 DNA 自带一份对环境的预期，那份预期的对象确实在体外。

细胞里没有眼睛，但它知道外面应该有光。这就是他说的"存储在外部"。

把地球重跑一百万次，会得到一百万种答案

顺着这个思路，主持人问了个思想实验：如果把地球的历史重跑一百万次，会得到多少种不同版本的这种计算机？

诺兰说每一次都会不同。前提是承认没有宿命，没有全预设，起始处存在某种随机性。那他想象得到多少种生命形态，就有多少种。

他补了一句限制条件：除非宇宙的底层基质里已经写死了某些东西。比如蛋白质的左手性，如果没有底层约束，未必每次都是左手。

但他也承认另一种可能：这套系统可能极擅长寻找高效解，而对这颗行星的环境，高效解的数量是有限的。

这就滑向了人择原理那一套。多重宇宙里可能存在着无数种规则不同的宇宙，我们只活在那个规则允许生命出现的宇宙里。

于是主持人把问题推到最大：那外面有多少外星文明？

诺兰的答案是"数不清"。他给的理由很朴素：那么多空间只留给我们，太浪费了。

他讲了一个童年画面。七八岁时他翻《国家地理》，看到一张当时最新的宇宙图像，大概是 1968 或 1969 年。他盯着那张图想，这片空间里有多少帝国兴起又覆灭，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让他觉得难过。

从那以后他一直读科幻。他偏爱那些建立在扎实科学和演化论之上的科幻作家。

拉里·尼文（Larry Niven）写过一种叫"傀儡师"（Puppeteers）的文明。如果智慧从群居食草动物演化而来，领导位置可能在后不在前，遇到危险先把别人推上去，道德律令变成了怯懦。尼文围绕这个前提写了整本书。

大卫·布林（David Brin）的"提升"（Uplift）宇宙里，不同演化背景的智能各自长成不同形状的文明。

诺兰喜欢这种写法，因为文明的假设会长成它出生环境的形状。这也是他后来理解外星人行为的底层框架。

目击故事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是它们长得太像

话题切到 UFO，主持人问他，听过那么多遭遇故事，最着迷的是什么。

诺兰说，是相似性，是这些故事的整齐程度。

他先做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在整场访谈里反复出现：很多人以为他一旦推测就等于相信，事实并非如此。推测只是创造力，是假说的起点。他听到的轶事，他自己并不必然相信。

但他还是愿意听，因为那至少是原始数据。同一个故事听到第三遍第五遍，你就得承认里面可能有点东西。

他也给了一个让自己冷静下来的解释：也许人类心智和意识里存在某种荣格意义上的底层结构，让这类故事一遍遍从 DNA 里、从那套预设里长出来。荣格谈过集体无意识，谈的正是这一类现象。

在所有相似点里，最让他在意的是那条反复出现的信息：你们没有照顾好自己的世界。

这条信息出现的时间远早于气候变化成为公共议题，也远早于今天关于污染和环保的各种说法。

他举的例子是津巴布韦。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所学校的午休时间，五六十个孩子，白人和黑人都有，家境和受教育程度都不错，他们在操场上看到一个飞行器，还有几个小人。孩子们跑进教学楼找老师，讲的是同一个故事，画的是同样的图。有几个人接收到的信息是：你们没有照顾好自己的世界。

三十年后，当年那些孩子长大成人，有人拍了纪录片，他们对着镜头说，那是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诺兰的态度是：这事发生了吗？是幻觉，还是被某个东西植入的幻觉，还是物质层面真实存在的？他不知道。但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些孩子当时七到十岁。七到十岁的孩子不会那样串供。

不管它是真是假，我都觉得这是值得关注的数据。互不相识的个体讲出同一个故事，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进一步调查。（加里·诺兰）

你会怎么向蚂蚁介绍自己

主持人把问题转了个方向：如果从外星视角出发，你会怎么和其他生命体沟通？

诺兰的切入点很工程：要理解一个系统，你得去扰动它。就像戳一下看看它会不会起反应。扰动之后，如果担心它，还可以顺势把它往某个方向引导。

他把人类历史铺开来看。前文明时期，你出现在森林里，就表现为森林里的精灵，信息通过精灵传递。人类稍微文明一点，你就表现为神，你就是神。到了今天，不是所有人都还信神了。

那我们信什么？我们信技术。那你就以技术的形式现身。

但所有版本里都有一条共同线索：你不孤单，这里有别的东西和你在一起，有东西在看着你。（加里·诺兰）

至于为什么只给一点点信息，诺兰用了一个 parenting 的类比。好的父母不会把一切都告诉孩子，学习需要犯错，什么都告诉了，孩子就懒了。

主持人在旁边补了一句：所以我们是一群愤怒的猴子，而它们可能在盯着，不希望这群猴子在银河系的旋臂上到处乱踩。

诺兰没反驳。他还加了一条：我们希望高等智能愿意照顾我们，就像我们愿意照顾非洲国家公园里的猩猩。但没人想照顾蟑螂。这条线是人自己划的。

基底节那处异常，最后指向了别的地方

访谈中段，诺兰讲了那段最容易被误读的研究。

起点是一批被送到他这里的人，以及他们的核磁共振影像。有人怀疑这些人脑部受过损伤。结果大部分病例最后被判定为哈瓦那综合征（Havana syndrome）。诺兰说，损伤这部分故事在他这里基本结束了，那是别人的问题了。

但在看影像的过程中，他注意到基底节正中央有一块区域，一开始以为是损伤，后来发现所有人都有。再细看其他读数，那其实是活组织，是尾状核头部和壳核。

他当时问斯坦福一位做精神科的好友，基底节是干什么的。对方说，管运动和神经控制。诺兰觉得奇怪，因为他同时读到的论文指向另一件事：基底节参与更高层的智能活动，位于执行功能下游，和直觉、规划有关。

仔细想想也说得通。运动控制需要一个集中的地方，而运动控制离不开对环境的知识。你不想伸手打翻桌子，你走过一个房间时要知道会撞上什么。所有这些规划都需要调用感官、欲望、记忆，需要知道你身边有哪些人想避开、哪些人想靠近、服务员手里的盘子快要掉了。

这些计算全在基底节里完成。它现在有个外号，叫"脑中脑"，是一套目标处理系统，服务于执行功能。

我们发现的不是一种能让人和 UFO 对话的东西。UFO 社群把这一步迈得太大了。我们发现的是一种更高功能的信息处理形式。（加里·诺兰）

接下来是他自己都觉得最有意思的部分。他们去看这些"指示病例"的家人，发现这种特征在家族里出现。他本人、他的兄弟、他的姐妹、他的母亲，都有。

他们也见过夫妻双方都具备这种特征的组合，而且不止一对。诺兰说，如果这种特征在人群中的比例是百分之一到三百分之一，那么两对夫妻双双具备，在统计上意味着什么？要么是婚配范围受限，要么是同类相互吸引。

再往下的推论他做得很谨慎。他说，如果直觉的定义是"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这话里没有灵异意味，指的只是看见眼前某个别人会直接忽略的事物，那么这种能力或许就是更高层智能的一种表现：我能认出这个事物和我环境里的常规不一样，虽然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主持人在这里插了一段自我剖白，说自己似乎也能在很多瞬间看到某种魔力，对活着这件事有一种近乎化学性的兴奋，像一直处在某种微醺状态。诺兰的回应是，人的大脑确实被基因和成长环境塑造成只能看见世界的某些切片，有些人天生对异常信息更敏感。

然后他补了一句：这些人里有很多最后也成了科学家。看到反复出现的模式，然后某天冒出一个不对劲的东西，被这个不对劲吸引，顺着线往下拉，看看核心是什么。

一块来自乌巴图巴的镁

诺兰手上有一些被声称是 UFO 残骸的材料。他强调是"被声称"，政府没提供过任何一件，全是收集者交来的，而且带着相对合理的保管链。

这些材料几乎都是金属。要么被说成是某物留下的熔融金属，要么被说成是从某个爆炸物里掉出来的。

检测手段主要是质谱，五六种不同的质谱各有用途，有的告诉你元素构成，有的告诉你同位素比例。诺兰关心的不只是有什么，还有各有多少，以及同一元素的不同同位素各占多少。

有意思的地方就出在最后这一项。

他讲了乌巴图巴（Ubatuba）那个案例。巴西海边，一个渔夫看到一个物体掉出什么东西，或者直接爆开了。落下的东西是比较纯的镁，纯到会烧起来，所以里面一定掺了别的金属做成合金，防止它烧掉。

诺兰拿到两块样品，来自两条不同的保管链，都声称出自同一个物体。肉眼看，两块东西长得一样。他各取了一小片，送进二次离子质谱仪，这种仪器能分辨到 0.0001 个质量单位。

结果分成两组。一组镁 24、25、26 的同位素比例完全正常。另一组偏得厉害，而且两块样品偏得一样多。

这就等于你手上有了一个内部对照，一边是正常值，另一边是错的。（加里·诺兰）

他没法给出结论。是骗局吗？如果有人存心造假，做得到，但成本不低。按那个年代的价格，他手上那点量就要几万美元。而且造假图什么？图三十年后的某个陌生人捡起来研究？这是一种极其耐心的恶作剧。

诺兰说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只知道它有意思。

他顺手把话题带到"什么才算证据"上。这够吗？远远不够。但有人把它摆出来了，他有时间，就研究。他的做法是挑出那些他认为足够可信的样本做合理分析，把结果公开，也许别人能想出他没想到的解释。

更好的证据是什么？是某种一看就知道是技术、而且是我们没有的技术。尼尔·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和塞斯·肖斯塔克（Seth Shostak）都公开说过这个立场：你拿出明显不是我们理解范围内的技术，我们就认真对待。

诺兰同意，而且补充说，他研究过的一些东西最后查明平凡得很，有些干脆是 1940 年代飞机上的零件。

但他也指出这件事的难度：外星人拿出一种我们完全陌生的技术，很难被认成技术。太新了，我们不会认为它是技术；太熟了，就不算证据。怎么让蚂蚁相信，是个硬问题。你得先搞懂蚂蚁在聊什么，在乎什么，才能把自己的信息注入它们的文化。

瓦莱：一场演给文化看的戏

主持人问起雅克·瓦莱（Jacques Vallée）。诺兰说自己在阿塔卡马事件之后不久认识了他，是通过一批和政府有关联的人，那批人当时正在私下里和瓦莱合作。

瓦莱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在这个领域公开活动，是少数真正的科学家之一。

诺兰从他那里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歌舞伎剧场"（Kabuki theater）这个概念。人们看到的很多东西是被演出来的。

他读瓦莱的书时注意到一个词反复出现：荒诞。飞船不会降落在农田里，然后有人敲门要一杯水。这类故事在 1930 年代的报纸上就有。也没道理飞船会坠毁，技术那么先进，怎么会坠毁。荒诞本身就是线索，说明这是一场表演，一场影响力运动。

它瞄准的是一整个文化，个人级别的说服解释不了它。也许它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个体看，而是当成一颗行星上生活的一个生物体。（加里·诺兰）

这个说法让诺兰第一次意识到，幕后可能有个操纵者，而所有关于"外星人"的叙事本身未必为真，它可能只是一种被设计出来的表现形式。

他也吐槽了和瓦莱聊天的体验：这人有意思，也极其难缠，会把你以为你知道的一切拆开，证明你其实不知道。瓦莱的一个方法论是，对于任何结论，只要找到一个反例，你就错了。

诺兰说自己名义上也算个好科学家，但从瓦莱身上学到的是：别谈结论，只谈数据。数据不会错，前提是你确认它没有错、不是伪影。结论要小心，因为不管正在发生什么，它都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2021 年那份报告，和背后那场拉锯

2021 年 6 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不明航空现象初步评估》（Preliminary Assessment: 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a）。

诺兰的判断是很乐观。他的说法是，成年人终于站出来接手了，是褒义上的成年。

他提到另一件事：之前有人担心，一旦公开，大众会尖叫着上街暴乱。经验证据显示这个担心是错的。这些视频公开已经五年，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哪怕福克斯新闻的塔克·卡尔森讲过很多次，乔·罗根也讲过，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人只要觉得这件事不影响自己的日常，就继续过日子。

但这份报告在政府内部是一次真正的转向。诺兰认为部分原因是人类社会技术的成熟，这些东西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自家舰船周围，瞒不住了。卢·埃利宗多（Lou Elizondo）和克里斯·梅隆（Chris Mellon）等人的功劳在于找到了正确的说话角度：好吧，假定不是"那个东西"，那可能是俄罗斯或者中国，我们总该弄清楚，因为我们确定不是自己。

然后是国防部正式设立办公室来归集这些信息，后来那个拗口的名字叫机载物体识别与同步管理小组（Airborne Object Iden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Synchronization Group，简称 AOIMSG）。诺兰的评价很直白：名字很蠢，需要改。

他说幕后关于谁控制这个办公室的拉锯还在继续，但钱已经拨出来了，会用于让信息更公开，让更多人参与。他自己也在参与一个推动更多学者加入的努力。

这里他讲了一段自嘲。他说科学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者，钱在哪里人就去哪里。他自己那篇论文花了五六万美元，全是从自己口袋里掏的。而要做像样的材料分析，至少需要几百万美元。伽利略计划那边要完成任务，大概在五百万到一千万美元的量级。

主持人反驳了一下这个词用得不准确：基础研究里，钱的影响其实很模糊，科学家很擅长编一个叙事说自己是在完成资助方的目标，实际做的还是自己好奇的事。诺兰承认这个说法也有道理，他小时候想当植物学家，后来大部分生物学家去做癌症研究，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里有钱。

他真正想说的是另一件事：最糟糕的做法是把这件事塞进一家有既定计划的公司里，让科学家听高管的。真正能出成果的方式，是把它放到公共领域，让开放的头脑去想，去发表，去做对的工作。

奥陌陌、光帆，和先想象再倒推

访谈里提到阿维·勒布（Avi Loeb）和奥陌陌（Oumuamua）。诺兰的评价是：勒布的洞察是一个有意思的推测。有人看一眼就说那是小行星，结束。但数据里有某个不对劲的地方，勒布抓住了它，提出一个替代解释，而这个解释和模型拟合得比"一块石头"更好。

他佩服勒布的地方在于无视批评。勒布相信数据是真的，然后把这当成攻城锤去砸别的东西。

奥陌陌的核心假设之一是光帆。诺兰说光帆完全在人类能力范围内。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参与的突破摄星计划，思路就是用激光把光帆推向半人马座。所以勒布的提案在可能性范围之内。可惜的是，那个东西现在已经快飞出太阳系了。

诺兰由此说到方法。他的实验室有个习惯：先问什么是必然的。如果必然需要某类数据，而现有仪器不存在，那就先想象一台完美的仪器，虽然造不出来，但可以从那里往回倒推，找到可行的路径，等于逆向工程自己的未来。他用这个思路创办和卖掉过至少六七家公司。

他举的例子是基因治疗。今天所有用逆转录病毒做的基因治疗，源头是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实验室的一次组会。当时另一位博士后做不出想要的逆转录病毒，诺兰意识到自己手上有一个细胞系，能让这件事从两个月缩短到两天。两人合作做出了那套系统，后来全世界都在用。

一开始你得相信这项技术是可能的，才可能把它造出来。（加里·诺兰）

他把这套逻辑套在 UFO 上：这个现象让人们去想象一个这些技术已经存在的未来，也去想象一个人类没有把自己炸掉的未来。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在那里，说明至少有一个文明跨过了那个拐点。

至于它们为什么来，诺兰给的可能性之一是，把我们从这个悬崖边上引开。就像邻居家的孩子长大了，你希望他别太野。也可能是某种道德律令，像我们划出国家公园让动物按自己的方式活下去。

但他马上加了一句限制：外星就是外星，不是好莱坞那种外星，是一整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经验层次，我们只能希望自己有一天能理解。

他还提了一个更远的设想。文明越发展，形态越接近信息本身，越像是能影响观念空间的东西。我们人类执着的"具身"（embodiment），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可能是一种很低效的形态。想想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做的事，电路越做越小，逼近宇宙运作的物理底层，量子计算已经贴着量子信息存储了。往前推一万年十万年，也许有文明找到了把智能直接嵌进宇宙物理里的方法，不需要物质形态，只是局部有序的时空。

那样的话，它们必须非常擅长不踩到蚂蚁。技术越好，越容易一不留神把这种简单的生物系统毁掉。

还有一层。我们总假设它们是统一的，也许它们彼此之间就像你和我一样分歧巨大，而阻止某一家乱来的，正是其他几家之间的相互牵制。地球上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在更大的尺度上可能同样成立。一层层的智能构成等级，每一层都在想：比我更大的那个是什么。

阿塔卡马骨架：一次不动声色的证伪

史蒂文·格里尔（Steven Greer）曾声称在智利阿塔卡马地区发现的一具骨架可能是外星人。诺兰主动联系，接下了用科学方法证实或证伪这件事。

最后的论文标题是《阿塔卡马骨架全基因组测序揭示与发育不良相关的新突变》。团队包括两位斯坦福科学家和罗氏诊断的测序组，总共十一人左右。按这行的惯例，教授不干活，学生干活，教授帮忙把故事讲圆。

结论很简单：百分之百是人类。诺兰说自己一开始以为那是某种猴子，几个月后还小小地兴奋过一下：万一真是外星的呢。

骨架的特殊之处主要在脑部畸形。他拿到照片后第一件事是找斯坦福的专家，那人是儿童骨发育不良领域的世界级权威，这个领域的教科书就是他写的。专家的判断是，这套突变组合和这种生理形态他没见过的，但按大小和骨密度看，像是六到七岁。

诺兰特意在这里停了一下。他说公众经常把这种推测当成事实，没人说过它就是那个年龄，只说过骨头看起来像那个年龄。论文里的措辞也做足了限定，说的是这些突变可能导致这样的形态。

他们真正发现的是，这个个体身上与骨骼生长相关的突变数量异常多。就是骰子掷坏了。每年出生的人那么多，掷得足够多次，总有人一次把所有坏点数掷齐。

让他觉得难过的是 UFO 社群里的部分人，他们希望这里面有阴谋，希望有人收买了他的学生去说谎。他说这不可能，他自己会丢工作，学生们一辈子都会麻烦缠身。

他还有一句话说得更重：这是把恶意投射到一群并不存在恶意的人身上，尤其是在科学界。做科学的人可能天真，可能不关心大图景、哲学、伦理问题，但归根到底是有操守的人，带着对发现酷东西的纯粹好奇。科学界整体上没有恶意。

他还顺带拆了"打假"这个词。有人说他在阿塔卡马事件上是在 debunking，他说这个词本身带预设，暗示你一开始就奔着证明某样东西是假的去。他没有。他只是去收集数据，然后发现这一个是人类。

另一具头骨，有人叫它"星孩"（Star Child），他看了测序结果，直接说这是人类，到此为止。持有者不同意，后来另一个团队进来，证明他是对的。

诺兰把这件事的意义说得很清楚：把那些最夸张、最被炒作的案例从桌上拿掉，动机是想知道，跟否定无关。越是离谱的东西越可能是错的。清掉渣滓之后，剩下的数据里也许有值得认真追的东西，而如果追得够深，那东西本身也许同样惊人。

他举了 CRISPR 作为对照。细菌基因组里那些奇怪的重复序列，一段段排在一起，中间夹着奇怪的片段，仔细看那些片段，长得像病毒。它们怎么进去的？花了大量工夫之后，几个诺贝尔奖发出去了。那些奇怪的东西最后带来了极其惊人的可能性。

你想用科学的严谨，去把那个惊人的东西真正揭示出来。（加里·诺兰）

同位素比例为什么值得追问

回到材料。诺兰解释了为什么同位素比例这个指标有分量。

任何一种元素的同位素比例，基本由恒星过程决定。几十亿年前某颗超新星爆炸，物质变成云，引力让它们聚成另一颗太阳和一个环，环变成岩石行星。比例在那次爆炸的时刻就定下来了。所以本地太阳系里所有东西的比例大差不差，差异在千分之几的量级，不动辄就是几十个百分点。

那人类用同位素做什么？他说，主要是用来炸东西。按磅按吨制造出来的同位素，绝大多数是特定比例的钚和铀。今天工程化调整同位素比例技术上不算难，但依然昂贵。除了核爆，还有抗癌药物之类的用途。

然后他讲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整个论证里最锋利的一处。他说现在用同位素做防伪，把钱或者贵重物品里嵌入特定比例的同位素，让造假者难以下手。除此之外，日常生活里没人会特意去调整同位素比例。

那为什么会有人造出几克这种材料，然后把它丢在巴西的一处海滩上？

这个问题他没能回答，也没打算假装能回答。他只是把它摆在那里。

当目击者看到的和照片拍到的不是同一个东西

主持人问他，听过的最有冲击力的一次遭遇报告是什么。

除了津巴布韦那件，诺兰讲了一个几乎没人知道的案例。

一家人开车在公路上，两个小女孩坐在后排，车是玻璃顶的。大白天的繁忙公路，两个女孩看到一艘飞行器就在她们车顶上方。母亲也看到了。她们环顾四周，其他人似乎什么也没看见。女孩拿出手机拍了照片。

回家看照片，飞行器不在。但在车顶上方大约三十英尺处，有个小东西，直径大概三英尺，有点像个星形。那不是她们看到的飞行器，是另一个东西。

诺兰说他看过那张照片。

那她们看到的是什么？投影？为什么只有她们看得到？照片捕捉到的东西和肉眼看到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但照片里确实有东西。

他说这个案例不符合任何一个标准叙事，但恰恰是这种不符合让他着迷。它清楚地说明了另一件事：人看到事件时，看到的并不都一样。交通事故的目击者会对车的颜色、事件的顺序给出不同描述，这说明记忆远没有我们以为的可靠。

但 UFO 报告的特殊之处在于，同一批人看到的差异大到让人怀疑，有什么东西把影像直接投进了脑子里，而物质世界里其实并没有摆着东西。就像一套被强行施加的虚拟现实。

Meta 和所有做虚拟现实的公司都会很想要这种技术。你不需要在脸上戴任何设备，就能体验虚拟现实。（加里·诺兰）

怎么跟蚂蚁说话

从这里开始，诺兰把沟通问题拆成了一个感知工程问题。

他说，如果你要操纵蚂蚁，比如把它们当生物机器人用，DARPA 这类机构一直在试，那你就必须先接入它们的信息通道，也就是信息素系统。要么合成那些分子去跟它们"说话"，要么技术足够先进，用电磁或其他手段直接刺激神经元，达到和信息素一样的效果，只是走的是远程操控的路子。

对人也是同样的逻辑。你可以把信息远程送进人的感官系统。但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要么对这个人了解到能定制，要么就利用这个人本身最强的那个感官通道。如果你对声音敏感，信息就从声音进来；如果你是视觉型，就从画面进来。

主持人在这里加了一条他认为外星人必须搞清楚的约束：人类重视物理一致性。我们发现了物理定律，所以我们要求感知结果是自洽的。诺兰同意，并说这恰恰是难点所在。什么东西是人类在这个环境里习惯看到的，怎么刺激感知系统才不至于突破"太怪了"那个阈值。这并不显然。也许反过来，就该往怪里走。

由此他谈到了"灰人"（grays）。诺兰说他本人不相信灰人，但他相信有人确实看到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灰人的形象设计：它们足够不一样，但不至于吓人，没有滴着毒液的獠牙。它们身上还有一种熟悉感，像是你能想象的人类在遥远未来的样子。

如果这是一套沟通策略，那它传递的信号就是：我们像你们，但不完全一样。诺兰不知道这是不是有意的，但作为沟通设计来看，它成立。

那段视频让他汗毛竖起来

主持人问起 Tic Tac 视频和其他飞行员目击事件。

诺兰说他认识这批人里的很多。他是在视频公开前大约三周看到的。水晶城一家能俯瞰五角大楼的酒吧里，卢·埃利宗多把视频放给他看，他说自己汗毛都立起来了。卢告诉他，这些东西快要公开了。

他还认识内部的一位海军情报人员，那人在公开前重新访谈过所有涉事飞行员。诺兰说听

诺兰说听那些内容让人头皮发麻，同时也兴奋，因为这不只是口述证词，这些人是可信的个体。他提到《60 分钟》那期节目，那些飞行员没有任何经济收益，站出来只有损失。

再加上普林斯顿号同时期的舰载分析、雷达数据等等。诺兰的总结是：说到底这只是数据，不是结论。他补了一句真心话：如果有人证明这一切都是骗局，他会非常高兴，那样他就能回去干本职工作了。

这件事可能是假的，别的事未必。这正是去污名化的意义所在。异常事件在数据里本来就是稀少的，但你必须看完整的数据范围，才能发现那些真正指向某个东西的信号。

他还说了一个副作用。过去一年他公开谈这些之后，一些顶尖学校的学生，不是他自己的学生，跑来找他说：如果能帮忙，告诉我。我以前没想过这件事，是你和别人让我开始想。

这就是他看重的东西。哪怕这些数据不代表外星飞行器，光是这个观察本身就能激发人。有人会因此去想：如果无动量推进是可能的呢？有年轻人会因此进科学界去问那些问题。

访谈末尾主持人提到，有意思的是马斯克对这类可能违反已知物理的推进系统不太上心。诺兰没有接这个话头，他的立场更简单：先相信技术是可能的，才可能把它造出来。

拉扎尔的故事，和他的不感兴趣

主持人问他怎么看鲍勃·拉扎尔（Bob Lazar）关于美国政府持有飞行器的说法。

诺兰直说不信。他承认杰里米·科贝尔（Jeremy Corbell）做的访谈和纪录片很好，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解读。他身边一些人认为是垃圾。

他借这个问题讲了自己和这个领域里很多人的方法差异：他对翻旧档案、追查谁在什么时候说了什么，兴趣不大。他是科学家。他做脑部那块，是因为那能收集数据：能回到同一个人身上再扫一次核磁，能把影像交给别人分析，能拿到材料做检测，能让别人复现。

他顺口说了一句"我再也不碰任何骨架了"。这句带过的话很轻，但能听出来是被折腾过。

主持人替拉扎尔说了句公道话：拉扎尔这么多年的说法基本没变过。而且这类故事对推动政府透明有实际影响。诺兰承认这一点，也承认人这个因素绕不开。异常事件是稀有的，一部分数据不可避免地和人绑在一起，比如飞行员的直接目击。他希望未来传感数据不再被人的主观性污染，但人的观察本身仍然是强数据。

如果他在位

主持人问了一个假设：美国政府或者其他政府是不是掌握了某种远超公开水平的外星来源的东西？

诺兰说他本人没见过，但他相信那些他认为不会说谎的人。所以答案是有。

那如果他在位，会公开吗？他说会。他认为这类知识能让人团结起来，因为我们和"那个东西"比起来，彼此更像，不像彼此那么不同。

他也不主张清算。那些年做过决定的人，是基于当时手上的数据做的，有他们的理由。该给的是某种豁免。只有一种情况另说：如果动机是私利，为了自己变现而损害别人。

但他也诚实地说，真坐到那个位置上，可能会有人给他看一些东西，告诉他为什么不能公开。比如无限能源，一旦公开，也许某个关系紧张的国家先搞明白了。这本质上是一场军备竞赛，各个层面都是。

他由此说了一段不太像科学家说的话。新冠病毒的起源，在他看来，不管真相如何，中国政府有兴趣不公开，因为公开只会对它不利。每个政府都这么想。他说自己和公司里的公关打交道时也失望过，他们总是紧张，总是保守，总担心多公开一点只会更糟。然后来了个马斯克，发一堆荒唐的梗图，完全不在乎。

他一直在鼓励 CEO 们透明一点。当然政府涉及国家安全，是另一个层级，人命关天。但可以从轻的地方开始，比如把技术是怎么做出来的讲出来。这会让人兴奋，会把人连起来，对品牌也好。

那种"信息被偷走就会被用来对付你"的担心，是二十世纪的想法。（加里·诺兰）

他认为社交世界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透明本身是有利的。他希望政府能学会这一课，当然政府通常是最后学会的。

羞耻是社会控制装置

访谈最后，主持人问他给年轻人的建议。

诺兰的回答很直接：如果你相信某件事有价值，就别让别人用羞耻感把你劝退。他说羞耻是一种社会控制装置，让别人做他们想让你做的事，而把你的意愿挤到一边。羞耻有时候有用，能阻止你做不道德的事，但它同时也在给你的环境划边界。

他遇到过一位很有名的科学家告诉他，谈这些东西会毁掉他的职业生涯。事实是，这事反而提升了他的职业生涯。

主持人在这里加了一条自己的观察：科学上很多进展，恰恰是某个资深前辈说"这会毁掉你的职业生涯"之后做出来的。这句话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信号。诺兰同意。

他带实验室的方式也是这个逻辑。他的实验室从 1992 年起一直是二三十人的规模，人来了又走。他常跟学生说，落在趋势线上的数据没那么有意思，真正值得追的是偏离图表的那一个点。偏离意味着发现。他讲自己在组会上叫停过很多次：等一下，往回翻几页，刚才那个是什么。那些时刻后来成了不少人的职业生涯转折点。

至于压力，他的应对方式是用成果反推。他会直接说：当年劝我别创业的是你们，现在来问我怎么创业的也是你们。从科学上说，你想把一个可能的解释从桌上拿掉，这算哪门子的科学方法？

他也承认这条路会孤独。科学是一个共同体，当你走在常规思路之外，孤独是常态。九十年代做神经网络的人也是孤独的。

但他给出了另一面：因为这件事，他认识了这辈子最有意思的一批人，如果一直走常规路线，他不会遇到他们。他去波士顿的哈佛或 MIT 做讲座，晚饭时这个话题总会冒出来，然后桌上一定会有另一个人承认自己感兴趣，或者承认自己见过什么。整个谈话的气氛立刻变了。也有人饭后单独过来，说我不公开谈这个，但是……

知道"还有别的东西"的科学家，数量远比科学界愿意承认的要多。（加里·诺兰）

岛屿与船帆

最后主持人问他，这一切对人类的意义是什么。

诺兰的比喻是这样的：你在一座岛上住了一辈子，望着海对岸，从没想过另一座岛上也可能有人。然后某天，一艘带帆的船出现了。你听不懂它，但你意识到，你的世界突然变大了。

他说我们现在就在这样一个时刻，世界观、银河系的图景正在向更大的东西打开。不只是"可能还有别人"，还有"还有别的东西"，而它是什么，还没有答案。

没答案这件事本身让他兴奋，因为那意味着他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去填。

这个发现会让人类更谦卑，也会让人类更有趣。当我们向外看，意识到自己一直住在岛上，我们会同时变小和变大。

主持人接了一句：可以看着外面的星星，想象那里还有什么。虽然知道自己永远看不到全部，但知道它在那里，这件事就足够让人激动。

如果你也想往里看一步

这期访谈里，诺兰真正提供的不是结论，是一套做法。如果读完之后你想做点什么，可以从这几件事开始。

• 区分数据和结论。诺兰反复强调，他只对数据负责，结论随时可以被一个反例推翻。看到任何一方的强断言，先问一句：原始数据在哪里，谁采集的，能不能复现。
• 遇到"最夸张的版本"，先想着把它从桌上拿掉。阿塔卡马骨架、星孩头骨，都是先被清出讨论范围，才让后面的追问有意义。越是耸动的说法越可能出错，早一点排除，省下的时间才用在真东西上。
• 留意身边那些"说不上哪里不对"的偏离点。诺兰实验室的方法论很朴素：趋势线上的数据不值得激动，掉出图表的那一个点才值得。这个习惯在工作里同样管用。
• 别被"这会毁掉你的职业生涯"劝退。如果一位资深前辈用这句话拦你，先别急着听。诺兰自己的经历是反过来的，他遇到的那位权威错了。
• 想参与的话，公开的数据采集项目比围观更有用。诺兰加入了伽利略计划，理由很简单：名单上没有生物学家。找一个你能贡献专业视角的位置，比等着别人给答案更实际。
• 对他人的遭遇保持最低限度的礼貌。七到十岁的孩子不会串供，几十个孩子画出同样的图，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待解释的数据点。你不需要相信它是什么，但也不必急着宣布它是假的。
• 做重大判断时，给自己留一次"往回翻几页"的机会。诺兰在组会上叫停学生的那个动作，成本几乎为零，收益是几个人的职业生涯。审阅别人的方案、复盘一次失败、重看一段数据，都可以先问一句：刚才那个是什么。

访谈结尾，主持人引了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索拉里斯星》里的一句话：我们连彼此都理解不了，还指望怎么和一片海洋沟通？

这句话放在两个多小时的对谈之后，位置刚刚好。诺兰整场都在讲怎么和蚂蚁说话，讲到最后，问题还是落回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连自己那套从 DNA 里长出来的预期都还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