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弗拉沃：UFO、外星人、战斗机与航空航天工程

2004年11月14日，太平洋上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飞行员在无线电里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打算下去会会它。”

他叫大卫·弗拉沃（David Fravor），海军飞行员，飞了18年，指挥过第41攻击战斗机中队，也就是番号VFA-41的“黑王牌”中队。那一天，他带着僚机拦截了一个被雷达反复捕捉了一周的不明目标。目标在海水下方搅出一片白色水花，水花上方飞着一个40英尺长的白色“Tic-Tac”（一种圆角长方形的薄荷糖），没有机翼，没有尾焰，没有可见推进装置。

他往下压坡度，目标突然开始爬升，朝他迎面飞来。他做规避机动切过圆圈，想绕到它后方。目标加速，在半秒之内消失。天空还是那片天空，海面那片白色水花也没了，底下只剩下深蓝色。

弗拉沃后来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件事。这段对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讲完UFO之后还说了一大堆别的事：怎么在完全看不到外界的情况下靠一个小屏幕把飞机开进峡谷，怎么在雨夜的航母甲板上落地之后两只手抖得停不下来，怎么看着一个快倒闭的机加工厂老板在会议室里被埃隆·马斯克当场收购，以及他爷爷，一个送啤酒的西西里移民，葬礼来了三英里长的队伍。

“电影里有两件事是真的”

访谈开场，莱克斯·弗里德曼问了个有点傻的问题：《壮志凌云》（Top Gun）到底有多真实？

弗拉沃笑了。他和一位当过Top Gun教官的朋友有个老段子：原版电影里只有两件事符合事实，一是确实有个地方叫Top Gun，二是他们确实在开飞机。除此之外，全是艺术加工。

“其他就没了。我是第97期毕业的，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都有记录，跟海豹突击队的训练一样，名单是有的，因为外面冒充的人太多了。有人说自己当过海豹，其实没有。有人说自己上过Top Gun，你真想核实，去查名单，名字不在上面，你就拿不到那枚徽章。”

Top Gun的教官选拔和训练，他描述得挺细。一门“战斗机战术运用”的课，光讲就要讲两天。讲课的人上台之前要过好几轮“谋杀板”（murder board，同行评审拷问），被同事们逐页挑刺。等到真正站到学员面前，250页PPT基本已经背下来了，人不用回头，按顺序点鼠标，每一页说什么一个字不差。标准化程度极高，因为他们的任务是训练别人，跟表演没关系。

他还讲了个细节：Top Gun内部不按军衔排座次，按在校资历。做战术决策的时候，是资历最靠前的那几个人拍板，哪怕你军衔更高，门一开，所有人出来说的必须是同一套语言。这套机制从建校起就没变过，也是它一直有效的原因。

说到“怎么走到今天”，他给了一个词：80%解决方案。

“你不需要100%。你要做的是非常快地思考，80%的答案通常就够了。因为你想太多，你就落后了。空战里就是这样，事情发生得太快，你根本没时间算到小数点后六位。”

他把空战比作快棋，但速度快得多，一秒钟几百节的速度在跑。你做动作，对手如果应对正确会做什么，如果应对错了会做什么，错到什么程度，你据此去吃掉他的误差。整个过程是持续修正的，一步到位这事不存在。你想把机头拉到47度仰角，拉到40度以上就够用了，剩下的靠观察和微调。

两个人的驾驶舱，和第三个“大脑”

弗拉沃的职业生涯一半飞双座机，一半飞单座机。早年飞A-6“入侵者”，那是60年代造的模拟时代飞机，飞行员坐左边，投弹领航员坐右边。他驻扎在华盛顿州的惠德贝岛，晚上在喀斯喀特山脉里低空穿行，高度500到1000英尺，速度420到480节，也就是每分钟飞七八英里，全程靠仪表，外面什么都看不见。

他讲这段的时候特别生动。A-6的地形规避靠的是一块CRT屏，显示的是前方12.5英里内的8个距离门。投弹领航员看的是原始雷达画面，能看到山体迎风面的强回波和背风面的巨大阴影，配合地图判断哪个山谷能钻。飞行员看到的则是一条一条的“台阶”：山出现在最远的距离门上时，那里会冒出一个凸起，随着飞机靠近，凸起在近的距离门上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像在朝你走过来。

“你刚开始得靠练。我第一次上舰的投弹领航员叫克里斯·萨多，现在在苹果做很高层，MIT毕业的，聪明得吓人。我们俩当时是中队里最资历最浅的机组，所以有大把时间一起练。”

练久了，两个人的对话会从完整句子压缩成短语。克里斯看到地形抬升，会说“12英里，地形抬升”，弗拉沃回一句“收到”，就够了。到后来克里斯刚开口说“我看到……”，弗拉沃已经在回“知道了”。他必须无条件信任对方，因为自己那块小屏信息不全，雷达覆盖有缝隙，左后方是什么情况只有后座知道。

换到超级大黄蜂，这套协同没消失，只是内容变了。后座是武器系统官（WSO），负责通信、雷达、传感器管理，前座专心飞。再加上第三个东西：传感器融合。

“第三个大脑在做融合。它把雷达、瞄准吊舱、链路数据全部拼到一起，给你一个上帝视角。屏幕上你能看到自己在哪，敌人在哪，僚机在哪，谁在锁定谁。信息量大到不可思议，因为一切发生得太快，光靠感觉追不上。”

头盔瞄准系统是另一个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座舱里测绘磁场，头盔知道你脑袋朝哪。他转头向右，雷达和瞄准吊舱就跟着转向右，后座转头向左，他控制的传感器就跟着转左。锁定、按下按钮，高精度坐标直接装进JDAM（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炸弹自己飞过去。过去要几分钟甚至要绕一圈回来再打的目标，现在几秒钟解决。

弗里德曼问他，那AI能做到哪一步？弗拉沃的回答很克制。

“AI系统通常是非黑即白的。你写算法，本质上是把思考变成一个巨大的数学问题。数学问题有边界，行或者不行，线很清晰。但人有灰色地带，会说‘也许我可以试试’。空战里有价值的东西，很多时候恰恰在边界外面。”

他举了个例子。飞机的飞行包线是物理定的：最慢多慢，最快多快，能拉几个G。AI通常不会让飞机飞出可控飞行状态，但一战开始就有人故意让飞机失控来换取战术优势。现代数字飞控又极其宽容，他在超级大黄蜂上做过很多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动作。这些边界上的事，能不能编程实现？他的回答是：也许能，但“怎么把不合逻辑的解法映射进去”，这问题还没解决。

“没有人在棒球里哭”

聊到萨伦伯格机长哈德逊河迫降，弗拉沃的落点在流程和训练上。

“你听完整的舱音记录，他们一边互相说话，一边还在跟纽约进近管制通话。鸟击发生，副驾驶已经在关报警，翻手册走程序，萨伦伯格在飞。管制建议他去新泽西的机场，他判断来不及。他做决定的速度足够快，快到能让全机的人做好准备。然后他落得毫无瑕疵，所有人都活着走出来，唯一没活下来的是那架飞机。”

他把这归到“80%解决方案”上：A和D肯定错，划掉；回拉瓜迪亚，划掉；剩下的选项里哈德逊河看起来最靠谱。定了就不再回头，一边往河面下降一边还在尝试重启发动机，到了最后一刻，换计划，固定飞机，按程序做完。

这套东西靠的是每半年进一次模拟机，进去就知道飞机要坏，液压要丢，发动机要失。他管这个叫“痛苦洞穴”（pain cave）。左发的液压系统出问题，右发也开始报警，那要不要关右发？关了液压就全没了，飞机就飞不了。这种题必须在实时压力下想明白，而且天气永远是坏的，永远是黑的，永远一团糟。设计这些科目的目的就是加压。

“事情真发生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大脑皮层那部分功能直接关机了，你就靠本能，跟动物一样。如果你练得足够多，那个本能反应就是对的。你根本没时间想‘我要是错了会死多少人’。”

弗里德曼问他，你飞的时候怕过吗？他答得很直接。

“不能说我没怕过，那我就是撒谎。我认识的人里没有谁从没怕过。尤其是航母飞行员，刚上手的时候，夜里没月亮，天气烂，甲板还在动，那真是能把你吓个半死。”

他讲了一次着舰，记得特别清楚。那是圣迭戈外海，“游骑兵”号（USS Ranger），他和克里斯·萨多一起，飞老A-6。埃尔尼诺年，暴雨，四周都是雷暴，圣迭戈罕见的鬼天气。着舰之后肾上腺素还没退，手抖得停不下来。飞机转过降落区停到舰岛前面的“六联座”，等于坐在演唱会第一排看别人降落。

“后面那架飞机进场，勾到了第一道拦阻索，那是你最不想勾的一道，说明你进场时高度不够。它发动机尾喷口朝下，把甲板上的积水全吹起来，白茫茫一片，我连自己飞机前面都看不清。我转头跟克里斯说，哥们儿，现在给我一条一万英尺的跑道我觉得真香。我手这么抖着给他看，我说我不是装的，我停不下来，刚才把我吓尿了。”

但关键是下一句：

“是事后怕。当时没空怕，你在做事。我们有句玩笑话，《红粉联盟》里说棒球里没有哭这回事，我们说海军航空兵里也没有。你想哭可以，夜里飞的时候随便哭，但飞机上只有一个飞行员，你得把它落下来。眼泪擦干，穿上大人的裤子，落。”

2004年11月14日

“普林斯顿”号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上面装着宙斯盾相控阵雷达。从11月10日起，它的雷达操作员就开始注意到一些东西：从28000英尺高度往下走，速度大约120英里每小时，在加州外海活动。跟踪了大约一周。

11月14日，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在训练。“普林斯顿”号把正在空中的两架超级大黄蜂调过来，取消原定训练科目，让他们去看一眼。

“他们先问我们带什么弹。我笑了，训练的时候不带实弹，因为出过事，有人忘了拨开关，导弹出去了打中友机，不好玩。我们挂的是CATM-9，训弹，前面装了寻的头，就一个蓝筒子。要把它弄下来只有两种办法，拿大锤敲，或者拿扳手把挂点解锁。真发射的时候，发动机的冲量会把它往前推，崩开挂钩，顺着滑轨出去。”

管制员报目标位置：方位270，高度20000，距离40英里、30英里，一路在缩。两架大黄蜂开雷达搜索，那时候装的还是机械扫描的APG-73。距离缩到雷达分辨率极限时，管制员喊了“merge plot”，意思是你和目标在同一个雷达分辨单元里了，雷达只能看到一个点。

“听到merge plot，我们的意思就是‘它就在你旁边’，所有人把头抬出座舱。后座可以继续看屏幕，前座必须用眼睛找。”

那天天气好得不像话。无云，无风，海面没有白浪，能见度一直到地平线。他往下看，看见海面上有一片白色水花，形状像个十字。

“看起来像把一架737放在水下15到20英尺，浪从上面打过去，你看到的就是那个形状。我们根本没看见水下有什么东西，只看见白水。是那片白水把我们的视线吸引下去的，否则根本不会注意到。”

白水上方大约50英尺，飞着那个白色的Tic-Tac。

它大约40英尺长，跟一架大黄蜂差不多，纯白，光滑，没有机翼，没有窗户，没有可见的排气口或热信号。它在做一种很不符合直觉的运动：南北向、东西向地来回移动，速度切换非常突然，没有加速和减速的过渡。后来他说得更准确：它像是绕着某个中心在“翻”，左右、上下，很随意。

“你第一反应是直升机。可直升机贴水面50英尺飞，会有旋翼下洗气流，把水吹起来，电影里都这么演。那个东西下面什么动静都没有。”

他决定下去看。僚机留在两万英尺高空，这样她可以同时看着他和目标，等于上帝视角，两个不同高度的观察者互相校验。他一边下降一边朝目标飞，速度保持在300节，那是超级大黄蜂最好用的机动速度，各种余量都在。

“我降到大概一万四五千英尺，从八点钟方向切进去。它明显察觉到我们了，机身纵轴一转，朝西，开始爬升。它知道我们在那。”

他切过圆圈，想绕到它后方会合。距离大约半英里。半英里在空战里不算远，能看清很多细节了。

“它从我机头前方横穿过去，然后加速，消失了。不到半秒。真的就是‘嗖’一下没了。我问另一架飞机，你们看见了吗？他们说没了，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们掉头回去找那片白色水花。海面一片纯蓝，什么都没有。

“我跟后座说，我不管你怎么样，我是真有点毛了。那时候我飞了3000多小时，干了18年，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回到甲板，他们知道要挨嘲笑了。舰上放电影，《黑衣人》《独立日》《异形》，全是外星人题材。飞行联队的日程表背面还画了漫画，把他和后座画成《黑衣人》里的角色，配文“保护尼米兹战斗群”。

同一天晚些时候，查德·安德伍德和另一名飞行员起飞，用瞄准吊舱拍下了那段后来广为流传的FLIR视频。弗拉沃他们回来看，一眼就认出来：就是这个。

视频里有几个技术细节值得说清楚。安德伍德先用雷达搜索模式拿到一个回波，锁定之后雷达开始报干扰，各个模式全亮，屏幕上出现多条告警线条。弗拉沃说这叫主动干扰，按国际惯例，和平时期对军用平台主动干扰算是战争行为。然后安德伍德把显示器切到瞄准吊舱，吊舱沿着雷达视线看过去，已经在那儿了，转成被动跟踪，靠像素对比度锁定目标。视频里那些小十字框就是视觉跟踪门。他切了宽、中、窄三个视场，又从红外切到电视模式，因为电视模式的窄视场比红外的中视场还紧，能拉得更近。这一整套操作，就是为了尽可能多拿数据。

视频末尾，目标快速向左飞出画面。米克·韦斯特（Mick West）等怀疑论者的解释是：视觉跟踪门跟丢了，目标自然漂出画面。

弗拉沃不认这个说法。

“这就像一个从没开过F1的人跑去教刘易斯·汉密尔顿怎么过弯。我们拿到原始带子后看了不知道多少遍。真看那一段你会发现，目标开始动的时候跟踪门是在张开的，它跟得上。那个东西离开画面的速度快到吊舱转不过来，吊舱的万向节有转速上限。还有一种说法是吊舱从飞机下面穿过去时会翻个个儿，那也不对，它朝前看的时候不会那样。”

他说，公众看到的只是吊舱画面，真正提高密级的是雷达画面。如果两段画面叠在一起看，判断会完全不同。

“它知道我们在哪”

弗里德曼问他，你当时觉得它是什么反应？是被吓到了，还是故意展示能力？

“我觉得我们一出现它就知道我们在。就像田野里的鹿，你在远处，它抬头看你一眼，判断没威胁，继续吃草。你走近，它才动。我们高的时候它在下面干自己的事，我们一下降，它转轴、迎上来，那是有意识互动。”

他说那更像是“二圆空战”里的姿态，双方互相绕，试探，等待。它不进攻，只是镜像。他切过圆圈逼近，它判定距离太近，加速脱离。

“它要是继续绕呢？我要是不切那个圆，一直跟它转呢？不知道。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按头盔上的摄像头开关。那个摄像头我们从来不用，因为拍出来晃得人想吐。我一个开关都没按。”

他没能锁上雷达。头盔可以指挥雷达指向目标，但他锁不上。带子拿回去，什么都没有。

至于那个水下的东西，他只能说看见白水，看不出形状。他在其他场合提到过，那片白水像是某个东西在水下搅动造成的，尺寸跟一架737差不多。海下是什么，他不知道。

“你要在这颗星球上藏东西，哪里最好藏？三分之二的表面是海洋。马航370到现在也没找到主体，那么大一架777。要藏，水下最容易。”

怀疑论者、保密和“小绿人”

弗里德曼把米克·韦斯特的质疑摆了出来：你怎么知道它40英尺长？会不会是距离和尺寸判断错了？

“我飞了16年，成天从天上看别的飞机，我知道一架大黄蜂从上面看是什么样。我们看到它的时候，我在两万英尺左右，往下看，大小跟一架大黄蜂差不多，所以我说40英尺。距离判断是职业本能。而且我们四个人回来报的尺寸是一致的。”

他还补充了一个常被忽略的点：飞行员受的训练恰恰是“不要相信你的眼睛”。夜航着舰如果纯靠视觉，几乎每次都会死，因为大脑认定跑道是静止的，而船在动。他们有一套多轴空间定向障碍训练设备，能把人转得以为自己在爬升或下降，实际上是水平慢转。所以他们在座舱里永远交叉检查：抬头看外面，低头看平显，用仪表修正感知。

“你要说我被骗了，那我得是被骗了，另外三个人也同时被骗了。概率有多低？”

关于政府保密，弗拉沃的看法跟很多阴谋论者拧着来。他不觉得政府有多能干，也不觉得它在刻意隐瞒。他的判断更朴素：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不买阴谋论那套。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不知道的东西，先定密，锁进 vault。就像《夺宝奇兵》结尾，方舟装进箱子，推进那个巨大的仓库，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

他讲了“磁带被拿走”那个传言的真相。当时他们确实要把带子交给航母情报中心（CVIC），带子是保密级，因为上面有数据。有人跟他说，情报部门在耍他，说有人坐直升机来把带子收走了。他直接下去找那个负责的年轻军官。

“我说，我知道你们在逗我，没有人来过，我给你30秒把带子还我，不然我把这地方拆了。你上司有意见让他来找我。他走到文件柜前，打开，把带子拿出来递给我。我拿回带子，翻录了我想要的部分。所谓原始视频10分钟，全是瞎扯。原始视频大概1分30秒，公开发布的那段就是全部。”

他很少主动讲这件事，原因之一是保护其他当事人。当年同机的后座吉姆已经不怎么和外界联系，另一架飞机的女飞行员上过节目但没公开姓名，后来家里出过一些怪事，她有孩子。弗拉沃对采访者划了红线：如果把名字漏出去，从此不再合作。

“跟我聊过这件事的人，算上报纸媒体，你大概是第23个。有个俄罗斯电视台的女记者，不光打我电话，还打了我太太、我女儿、我儿子的电话。所以我特别挑。我答应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能聊点科学，聊点理论，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而不只是聊那个Tic-Tac。”

“我不觉得是我们造的”

弗里德曼把可能性摆在桌上：先进的人造秘密科技、外星科技、未知自然现象、感知错误、对已知现象误判。弗拉沃一个个排除。

“肯定不是冰晶，冰晶不会飞来飞去还对你做出反应。也不是等离子体或者光投影，因为我们从两个不同高度、不同角度同时看它，背景是纯净的深蓝海面，白色目标对比度极高。它是硬的，它知道我们在，它的反应跟一架飞机被逼近时的反应一模一样。”

那么，是人造的吗？

“2004年你问我，我说不知道。现在16年过去了。如果这是我们的技术，一种能让人星际旅行的技术，我觉得它早该露出水面了。藏16年？我理解定密的逻辑，我也签过保密协议，那是要守的。但一种能改变人类出行方式、改变我们进入太空能力的技术，一直藏着，这个我说不通。”

他举了F-117的例子。隐身战斗机从首飞到公开承认，藏了很多年，但那是“推着技术边缘走”，跟“跨越一个时代”差着量级。而且真正的大突破通常会留下痕迹：论文、大学、实验室、DARPA项目。他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引力推进的公开研究线索。

“你要造一个能对抗地球这个巨大引力场的场，需要多少能量？这东西不是我们造的。我不喜欢扯小绿人，但我不认为是我们造的。”

雷达操作员告诉他，他们跟踪过最多十个这样的东西，从两万英尺以上（他说“那就是太空”）直直降下来，在两万英尺悬停几个小时，再升回去。悬停的时候不随风漂移，而那个高度是有风的。气球会漂，这东西钉在那儿。

“所以不只是推进方式，还有燃料，还有整个体系。这说明技术水平高出我们不是一点。”

“为什么不恐慌”

弗里德曼问了个很尖锐的问题：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为什么舰上的人、军方高层没有大规模反应？

弗拉沃给了两层解释。

第一层是现实层面。他当时刚接管中队一个月，是海军里最年轻的O-5指挥官之一。手下17名空勤、300名水兵，要吃饭，要训练，要准备部署。航母战斗群出去是要打仗的，空中力量是核心。

“我看见了这个东西，很特别，但我有中队要管。我没时间天天琢磨Tic-Tac。舰长没找过我，战斗群司令没找过我，他的参谋里我有朋友，也没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是追它的那个人，没人来问我。所有那些‘穿西装的人来了’的故事，全是编的。”

第二层是心理层面。他打了个比方：如果那东西侧面画着一面俄罗斯国旗或者中国国旗，事情立刻就不一样了，会一路捅到最高层。没有国籍标识，它就不在日程表上，不属于任何人的KPI，于是它就被放进“以后再说”的抽屉里。

“这挺让人难过的。如果外星人来了，不杀人不放火，就安安静静待着，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是‘我没空管这个’。它不会出现在任何人的待办清单上。”

他顺带讲了测试逻辑：新玩具不会拿到可能被撞坏的地方去试。万一撞了，两架飞机、两条人命、八千万美元沉到大西洋底，这个责任没人担得起。所以“秘密军事测试”这个解释，从工程管理上就说不通。

马斯克、贝索斯，和国家机密

话题转到航天。弗拉沃有个朋友是SpaceX最早的员工之一，参与过猎鹰1号。他讲了个故事。

“这家做高精度零件的机加工厂快倒闭了，我朋友过去取东西，一看这状况，当场给SpaceX打电话，问埃隆在不在，能不能20分钟内开个会。他把那个老板直接拉过去。一两个小时之内，埃隆把那家公司买了，那个老板成了高级副总裁，设备并进SpaceX，对外还能继续接单赚钱。就这么快。”

他拿这个对比波音。龙飞船和星际客机，一个私营公司用更少的钱、更短的时间做完了，还能回收复用。而政府合同有一套需求书、里程碑、审计，每一项都在消耗时间和金钱。

“政府必须对纳税人交代每一笔钱怎么花，所以要监管，要流程。马斯克不用，你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做出来，给你账单。我用一半的钱做完，剩下的就是利润。资本主义最好的一面。”

由此他引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如果真的有非人类技术被锁在某个库里，为什么不交给私人资本？

“贝索斯一个人身家一千多亿美元。盖茨基金会加上巴菲特，钱多得吓人。大学里有的是聪明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不是美国公民，走政府项目的路会非常难。但如果贝索斯和埃隆各出一半，资助MIT、Caltech、CERN那些最好的物理学家，十年，每年一千万美元，不公开发论文但内部流通，会怎么样？”

他自己也承认这里有张力。一边是科学的开放，一边是国家的安全。他讲了个经典的例子：美国60年代搞XB-70三倍音速轰炸机，只造了三架。消息走漏，苏联专门造了米格-25高空截击机来对付它，结果整个项目作废。

“你亮出一张牌，对手立刻跟一张。这是棋局。所以从国防角度，我们其实说得太多了。”

但谈到非人类技术，他的天平又倒向另一边。

“这跟‘领先一点’是两个层级的事，是文明级别的东西。如果真有罗斯威尔那种残骸，把它拿出来，哪怕什么都不说，光是把东西摆在那儿，你看看接下来10到20年会发生什么。看看马斯克的表情，看看贝索斯的表情，看看全世界工程师的表情。整个游戏规则会变。”

爷爷的葬礼有三英里长

访谈后段，弗里德曼问他，你给年轻人什么建议。

弗拉沃先讲了他爷爷。西西里移民家庭，他是家族里第一批生在美国的人。爷爷送啤酒，六七十年代送进黑人社区，那会儿种族骚乱，白人不敢去的地方他去。人特别和气，属于能把衬衫脱下来给你的那种。

“他葬礼的时候，托莱多市黑豹党的头儿来了，当地的黑手党也来了。天主教徒，意大利人，队伍排了三英里，教堂装不下，人站在外面。我当时问我妈，是谁死了，教皇吗？”

他第二次参加葬礼是他姑姑，来了三十来个人。他问他妈，怎么人这么少。他妈说，这才是正常的葬礼。

爷爷跟他说过一段话，他说他一辈子照着做。

“大卫，没有人比你更好，你也不比任何人更好。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要用他们应得的尊重和尊严对待每一个人。他要是穷，要是无家可归，那不代表他是坏人，那只是他做的选择。你一生会做很多选择，但永远不要看不起谁。因为永远有人会看不起你，而你不该做那种事。”

他说他父亲是消防员，家里月光族，不富裕。但爷爷那句话，他一直带着。

然后是给年轻人的建议，他讲得很朴素。

“第一，对人好。善良不花钱，但能带你走很远。把恨扔掉。第二，追随你的梦想，但要有自我认知。你要真对数学头疼，那读应用数学博士大概不现实。可是在你心里，别让任何人告诉你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得你自己判断，然后去做。”

他跟两个孩子说的是同一套：找一件你热爱、能干一辈子、还能帮到别人的事。他儿子色盲，当不了飞行员，他如实告诉孩子，然后帮他找别的路。现在女儿在做内科住院医，儿子在读医学院三年级。他说他不在乎他们

是不是医生，想挖沟就去挖，挖成最好的那个，而且挖得开心。

后面还有一段，是弗里德曼没怎么追问、但弗拉沃自己讲出来的。他说一个人一生里会听到太多“你不行”，这些声音有的来自别人，有的来自自己。他小时候是个有点野的孩子，邻居们知道他想飞，反应大概是“这孩子不进监狱就不错了”。后来他去参加表亲的婚礼，街坊里斯先生看见他，说了一句：“大卫·弗拉沃，你开战斗机、上Top Gun这些……”他回：“先生，我猜您觉得我早该在牢里了。”

“对我来说那反倒像枚勋章。我跨过那道坎了。你说一个人怎么跨过去的？一是永远不接受‘不行’这个答案，二是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能干什么。”

他同时留了个余地：有些事是真的不行。他喜欢篮球，一米七出头，弹跳一般，水平也一般，NBA这事再怎么练也不会成。身体条件摆在那儿。可飞行员这行的门槛，大部分不在身高体重上，而在脑子转得快不快。

关于死亡的一次梦

最后那个问题，弗里德曼问得很轻：你想过自己的有限性吗？

弗拉沃讲了一个朋友。一起在日本厚木基地驻防过，基地的焚化炉排放二噁英，那片区域癌症率偏高。这个朋友的儿子在18岁生日前死于癌症。后来朋友自己查出喉癌。

“我跟他通电话，大概是他走之前两个月。我说，哥们儿，我挺难受的。一个快死的人反过来安慰我。他说，戴夫，我们都会死。但我得这么看：我过了很好的一生，除了不能继续陪我太太，我接受。我准备好了。”

朋友去世前一晚，弗拉沃做了个梦。梦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一直在哭，朋友穿着白色海军制服，跟他说：戴夫，一切都会好的。他说那场对话极其清晰，不像是梦。

“你可以说那是我潜意识编的。但对我来说，那是真的，它出现在那儿是有原因的。两天后我得到消息，他走了。”

他说他信神，因为见过太多解释不了的事。他也说不清那是什么，但他不排斥。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总要给“无法解释”留一个位置。留了这个位置，日子才好过一点。

然后是那段关于高速公路的话。他说他常跟同事开玩笑：你觉得自己很重要，那你堵在93号或者128号公路上的时候，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可能一辆兰博基尼，可能一辆S级奔驰，另一边可能是辆破车。所有人堵在同一条路上，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回家，跟家人待在一起。

“我们最重要的东西跟钱没关系，跟职位也没关系。你让大多数人背美国副总统的名字，背不出几个。波士顿街头上一尊17世纪的雕像，你走过去，也不知道那人是谁。他可能影响过你的生活，但人会被忘掉。真正重要的只有家人和几个真正的朋友。”

他定义真朋友的方式很具体：凌晨三点，你在荒郊野外车坏了，你打给谁，谁会一声不吭开车来接你。

“你有六千个Facebook好友？真正能指望的大概就那么几个。剩下的都不重要。不重要不代表你要对人不好，很多熟人我也愿意帮忙。但那种人，如果你表弟查德出事，你不会想机票多少钱，你订票就走。因为你要在那儿。”

他还讲了一个词，叫“跨过那条线”。他有个大学同学，海军学院一起念的，全国排名的摔跤手，190磅级，高年级那年一路没输，直到全国赛才输了一场，那天状态不好。这人平时特别和气，见谁都“嘿兄弟你好吗”，可一跨进摔跤垫的圆圈，整个人就变了，上去就把对手往死里按，赢完裁判举手，他面无表情走下来，一跨出那条线，又变回那个和气的人，抬头笑嘻嘻打招呼。

“他今天还是那样，你跟他聊半天他都不会告诉你他练过摔跤。我觉得这就是美国最好的一面。你可以硬，可以狠，但下了垫子，你就是个普通人。”

关于善良和力量的关系，他讲了乔·罗根提过的一个说法：既要善良、有共情，也要在需要的时候硬得起来。他的补充是，真正硬的人往往不需要天天摆出硬的样子。他小时候认识的那些最能打的，从来不打人，因为用不着。

卡尔·萨根那句话被放在节目最后：某处，有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正等着被知晓。

弗拉沃大概会同意。他多半还会补一句：等它真出现的时候，别光顾着看日程表。

如果这件事让你想多做点什么

• 想认真了解这个事件，别只看剪辑过的短视频。去找2004年尼米兹事件那三段官方解密的FLIR视频，配合“普林斯顿”号雷达操作记录和后来流出的非官方调查报告一起看。视频本身信息量有限，雷达画面和多人目击记录才是核心。
• 遇到“专家”给你一个干净利落的解释，先问一句：他操作过那套系统吗？弗拉沃对米克·韦斯特最有力的反驳靠的是操作经验，跟观点对撞没关系。他说的是“你没飞过那个吊舱，你不知道万向节转速上限是多少”。判断一个解释靠不靠谱，先看解释者有没有一手的操作经验。
• 如果你是做技术或科研的，把“这不可能是真的”换成“如果它是真的，物理上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弗拉沃反复讲的一句话是：我们只知道自己知道的那点东西，而且少得可怜。爱因斯坦提出理论的时候也没法验证，是后来的人等到了技术。
• 对做投资或管项目的人，SpaceX收购那家快倒闭的机加工厂的故事值得记住。一两个小时，一次会议室里的决定，救活一家公司，补上一条供应链。流程和审计是为了防止腐败，替代不了判断。该做判断的时候，快比完美重要。
• 最后一条跟飞行和UFO都没关系。找个时间，列一下凌晨三点能打电话的那几个人。然后想想，你上次为他们做点什么是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