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金钱、成功、创业、能源、扑克与幸福

一个十岁出头的男孩，被父亲赶出家门，去楼下的树上折一根树枝回来。因为接下来要落在他身上的东西，就是这根树枝。

他在树下要完成一套计算：这根枝条有多粗，韧性如何，打到什么程度会断，父亲此刻的怒气处在哪个刻度上。折得太细，会被打回重折；折得太粗，后果更糟。还有那条皮带，皮带扣有一面是凸出来的，如果那一面朝外，落在身上会特别疼。所以他必须记住，哪一面朝里。

一个孩子在那样的时刻掌握的技能，是如何精确校准暴力的强度。

这是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Chamath Palihapitiya）在 Lex Fridman 播客第 338 期里讲的第一件事。他现在是 Social Capital 的创始人兼 CEO，Facebook 早期的核心高管之一，All In 播客的四位主播之一，身家以十亿美元计。他谈起这些往事时的语气，像是在复盘一个已经结束的项目。

那套为暴力校准的操作系统，至今还在后台运行

他先纠正了提问方式。当被问到童年里哪些时刻最艰难，他说这个问题他没办法直接回答，因为在一个由肢体暴力和心理暴力定义的家庭里，人的状态是持续性的高度警觉。在这种底色上，反而是那些安全、被善待的瞬间被刻得格外深。

“你会变成时时刻刻紧绷着的人。”他举了几百个小例子中的一个：走回家门口，推开门，整个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尽快离开这栋房子。

你走进那栋房子，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怎么才能离开这栋房子。（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

这套系统一旦装上，就很难卸载。Lex 问他，那种高度警觉今天还在吗，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分别是什么。

查马斯的回答绕到了更底层的地方。一个孩子在那种环境里学到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一句判决：你没有价值。他的推演很直接，如果换成世界上任何一个孩子，没有人应该经历这些，那么当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只能用“我大概不值得被好好对待”来解释它。

这个结论一旦在童年被写入，成年后所有的行为模式都是它的补丁。

他记忆里最亮的两帧画面，一个汉堡和一块打折的芝士蛋糕

五年级还是六年级，他记不清了，他在自己学校的幼儿园做志愿者，帮忙收拾东西。学年结束时，那位老师带上他和另外两个孩子，去了 Dairy Queen。

他说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进餐厅，家里根本没有这个预算。汉堡、薯条、可乐、一杯暴风雪冰淇淋。他坐在那里想：这是什么？

“我感觉自己非常特别。”他说这话时的重点是后半句：这些东西，绝大多数人都是理所当然的。周末了，或者我今天很忙，带孩子去吃个快餐，太正常了。

第二个画面更具体。家里预算极紧，没有车，他很小就跟着妈妈去采购，学会了找优惠券、挑特价。他们住的地方有一家大型连锁超市 Loblaws，每年年底会把芝士蛋糕从七块九毛九降到四块九毛九。父母一年买一次，那几年大概买过六七次。

他和两个姐姐坐在电视机前看新年前夜的庆祝节目，把这块蛋糕切成五份。他说那感觉像拥有了全世界。

幸福的绝对值，跟东西的价格关系不大，跟它离你的日常有多远关系极大。一块四块九毛九的蛋糕能成为一个人四十多年后的核心记忆，是因为它出现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余量的生活里。

这两个画面还有一层共同点：它们都由别人的善意构成。一个幼儿园老师，一对在极度拮据里仍然记得给孩子买一次蛋糕的父母。他自己总结那段日子：你活在一个高度警觉的循环里，中间被一些极其具体、极其生理性的善意时刻打断。

前三十五年，他把那些记忆关进了隔间

Lex 追问他后来是怎么放下对父母的责怪的。

查马斯说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前三十五年，他把所有相关记忆隔间化、回避掉，然后转向外部寻找认可。进好大学，找好工作，赚很多钱，用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这类表面的方式向世界证明自己值得被在意，试图填上那个很深的洞。

洞一直没被填上。

我这辈子前三十五年，把那些记忆全部隔间化、全部回避掉，然后拼命去外面找认可。（查马斯）

转折发生在半年之内。他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也失去了父亲。他说那感觉像堤坝崩了，因为隔间化之所以能运转，靠的是那个提醒你为什么要隔间化的人还在。提醒物消失了，机制也就失效了，他被迫进入一段彻底失序的时期。

然后他做了一件很反人性的事：给父亲做善意重构（steelmanning）。从父亲的角度，把他经历过的一切重新走一遍，直到能在里面找到同情和理解的落脚点。

做完父亲，他把焦点转向母亲。他意识到母亲并不是纯粹的受害者，她当时身心健全，事情发生时她就在那个房间里。于是同样的一套流程，又对她做了一遍。

我从来没有为他们做的事找过理由，但我确实原谅了他们做的事。（查马斯）

他给出的理由是：他们尽了力。最重要的那件事他们做到了，移民，放弃一切，留在加拿大，两个人一起扒着地面把钱凑出来，让他和两个姐姐有一次机会。

父亲从来没为他的成功鼓过掌，这比打骂更让他困惑

三十五六岁，按任何标准他都算相当成功了。他发现父亲对这些并不在意。头衔、钱、媒体报道，一概不在意。

父亲在意的是另一套东西：他的品格，他对家人好不好，他有没有准备好在这个男人不在之后接管这个家族。

这件事让他很不舒服。他说自己以为跑到了终点线，应该有一块奖牌。他对着麦克风讲了一句很轻的话：父亲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我爱你”。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反正那就是他的正常。他一直在等一颗金色的小星星，那颗星始终没有出现。

后来他想通了。父亲用自己的方式在道歉，比如握住他的手，十指交扣。他觉得那是一种非常亲密、非常笨拙的和解方式。这段关系最终被修复了，虽然是在父亲去世之后。

Lex 在这里插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如果他们俩都有看不见的裂口，可能在伤害别人而自己不知道呢？

查马斯的回答不留余地。在那种环境里长大的人，进入成年之后，会把童年那套失序原封不动地注入职场关系和私人关系，直到撞上某种谷底才开始修复。中间的过程是不断升级的应对机制，最终伤害的往往不是自己，是身边的人。

一百件摆在桌上的东西，他试到过第两百件

话题转到钱。

他用了一个很清晰的比喻。假设桌上摆着一百样东西，规则是：幸福在其中某几样里。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是，这些体验被一道道天鹅绒围栏隔开，价格越高，看起来幸福越多。

住公寓的人羡慕住独栋的，住独栋的羡慕住更大的，住更大的羡慕有私人岛屿的。开车的羡慕坐飞机的，坐飞机的羡慕坐商务舱的，商务舱羡慕头等舱，头等舱羡慕私人飞机。

大多数人只走到前五六样，然后就自然而然地认定，第七到第一百样才是幸福真正所在的地方。

“我试过一百，又往后试了两百。”他说，幸福不在那里。

更多、更好，从来都不是答案。（查马斯）

他引用过一份研究，说不上是否确切，大意是金钱与幸福的相关性在五千万美元附近见顶。研究给出的解释是：到这个量级，你可以有房子，有各种生活上的舒适，家人得到妥善照顾，然后你被迫开始思考一个更麻烦的问题：你到底想要什么。

钱买不到幸福，但它买来一层缓冲，让你能把“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放大到听得见。

你在一场只有你一个玩家的游戏里。其他所有人都是闯入者。设计玩法是你的责任。（查马斯）

他说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意识到了，人生里的很多决定会完全不同。他自己也经常退回到老路上去：到处问别人，我要怎么做你才会更喜欢我，我要怎么在你眼里更受欢迎。他说这条路是死胡同，一次都没成功过。

钱是一台放大器，也是一张出狱证明

Lex 问钱的负面作用，比如信任变得稀缺。

查马斯给出的答案更狠。钱最糟糕的地方，是它把你人格的三百六十度完整放大。社会一直在暗示，钱多的人就是更好的人，比钱少的人事实上更有价值，这也是个谎言。但当这种注意力涌过来，人很容易把自己活成一个漫画像。

他紧接着把话说反了。他在硅谷看到的规律是：一个人拿到大笔钱之后，往往会变成他本来就该成为的那个人。善良的人更善良，好奇的人更专注，混蛋更混蛋，吝啬的人更吝啬。面具还在，但社会递给你一张“出狱证明”，外界的期待突然消失了，你开始按最舒服的方式行事。

于是你看到的是一个人的出厂设置。

这件事的实用价值在于：它让人可以极快地分类。谁值得你把时间投进去，谁是这场游戏里的负项。

成功本身正在变成那个替罪羊

Lex 问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钱会不会让人失去共情能力，既在人的层面受限，也在作为文明分析者的层面受限。

查马斯承认这对很多人成立，因为钱提供了一种很方便的抽象，让人可以不去在意。

他接着引入了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的模仿欲望理论。简化版是：所有人都在争夺被社会认定为稀缺而珍贵的资源，推特粉丝、金钱、声望、名气，全都在这个竞争结构里。基拉尔认为，要跳出这个循环，唯一的出口是找一只替罪羊。

他觉得当下正处在这个循环里。仅仅因为一个人成功，就足以让他成为那只替罪羊，用来释放整个世界的张力。他说这个思路有点偏，因为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这里有一层自我指涉的意味：一个亿万富翁在解释为什么人们想找亿万富翁当替罪羊，同时也知道自己可能需要被当作替罪羊。他没有回避这一点，只是把话说完：如果你把自己活成一个漫画像，还主动喂进这个结构里，那你什么也没推动。

“独裁者”这个外号，是牌桌上挣来的

他的外号叫独裁者。来源是扑克。

他们的家庭牌局是个混乱的地方，大 ego 云集，旁边永远站着一圈围观的人（rail birding）。总要有人把卫生和规则立起来。他说自己非常在意牌局的公正性，需要一个能开口说“够了”的人。于是他开了口，别人回他：行了你别独裁了。外号就这么来了。

这段插曲跟前面关于钱的讨论接得很紧。规则、公正、让一场混乱的游戏还能继续下去，这些是他在牌桌上主动承担的成本。承担成本的人往往不讨人喜欢。

为什么 Hellmuth 是计算机的解药

Lex 问谁是史上最伟大的扑克选手，查马斯抢答：Phil Hellmuth。他的论证值得完整听一遍。

单挑（heads up）是一对一，是计算机能给出最大优势的位置，因为这是最容易被博弈论最优（GTO）求解的局面。可一旦加入第三个人，计算机推荐的价值会断崖式下跌。

Hellmuth 打了一连串单挑赛，对手基本是排名前二十里的十个人，他赢下了其中九个。查马斯的推论是：他的对手全部是按 AI 的方式训练出来的，而他能赢下九个，说明他在打一套跟 GTO 正交的牌，在 GTO 之上叠了一层人类判断。有些位置按规则应该做 X，他偏做 Y。

他拿国际象棋的 Magnus Carlsen 做类比。Carlsen 有时会走很怪的路子，故意牺牲局面，在某些位置上过度施压，象对马的取舍绕得人头晕。对手被拽出了自己的节奏。有场比赛下到第六步，对手已经找不到任何 GTO 走法，因为棋盘上的局面压根不在规则书里。有人开玩笑说，他大概是在俄罗斯某个酒吧里看过一局 1954 年的棋，背下来了。

然后他补了一句：还有一个人更强。Daniel Negreanu 也这么说过，他也认同。Phil Ivey，最全面、最冷血、最嗜血的那头动物。他说 Ivey 能看进你的灵魂，让你想喊一句：天哪，别再看我了。

两个人交过手，他的原话是：他把牌局碾平了。

错误减去错误，是扑克里唯一的公式，也是人生里唯一的公式

这一段是整期节目里最值得反复读的部分。Lex 问，被碾压在牌桌上到底是什么感觉。

查马斯说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扑克可以当作一个微型模型，用来解释别的系统：经营公司，做投资。

先看扑克里什么叫成功。成功就是正期望值。具体拆开：你和我对局，你会犯一堆错，也会打出一堆绝对正确的牌；我也会犯一些错，也会打出一堆正确的牌。你的错误减去我的错误，就是优势。就这么简单。我犯的错比你少，我就赢钱。

换成经营公司。你有一支团队，一份人力资本，有能力在世界上创造东西。但你在把这份资本变成产品的过程中一定会犯错：产品不完全对市场，定价错了，用的人超过实际需要，毛利结构因此变形。与此同时，你的客户面前摆着所有替代方案，那些替代方案也在犯错。他们犯的错减去你犯的错，就是 Google、Facebook、Apple 的期望值。

换成投资。你每买入一样东西，对面一定有个人在卖。他是不是犯了错，当时并不知道。他的错误减去你的错误，就是长期赚大钱的来源。有人在四十美元把 Google 卖给了你，你买了并且一直拿着。他犯了个巨大的错，你没犯什么错，两者之差就是你赚到的钱。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你能对别人的错误做什么？答案是几乎什么都不能。那是别人的游戏。你可以试着影响他，试着搅乱他，理论上甚至可以派人去他公司里搞破坏，但那些都是边角料。

人生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你怎么控制自己的错误。

接下来的推论开始反直觉。控制错误的唯一方式，是大量地犯错。你必须冒险。想把错误数量压下来，就得提高犯错的频率，缩短犯错到修正之间的周期。

他举了找对象的例子。你想要一段深度连接的关系，难道靠不出门约会来实现吗？你得去见人，得把自己打开，得真诚，得允许自己有可能受伤。如果你被伤了，那是对方的错误。如果你不真诚，那是你的错误。后者是你能控制的那一半。

他说生活里几乎没有什么是不能拆成这个结构的。

而社会教给你的是：别犯错，我们会评判你，会看不起你。真正做出东西的人反过来理解了这件事：把你送到成功那里的，是犯错的循环速度。犯得越多，错误率越低，因为你观察它们，找到源头，判断它是心理层面的还是认知层面的，然后修掉它。

Lex 追问了一句关键的话：所以你口中的“错误”，其实一直是在跟一条最优路径做比较，那个柏拉图式的 GTO 存在吗？

查马斯的回答很诚实。他说“错误”是个糟糕的替代词，但他没有更好的词。他用这个词，是因为这是大多数人能听懂的词。它真正的名字是学习。

Lex 接了一句：就像神经网络里的损失函数。

这一点值得展开。用“错误”这个词有个副作用，它让人变得保守、回避风险。换成“尽可能多地积累成功”，人反而会去承担风险。同一条曲线，两个词，两种行为。

错误之所以吓人，是因为社会喜欢一套非常简化的边界：谁在赢，谁在输。它奖励那些做传统选择并且成功的人。更腐蚀人的地方在于，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真正去犯一个所谓的错误然后失败，因为赛道在起点就被筛掉了。

常春藤没有对照组

他拿名校举了个例子。社会奖励你去常春藤，用一套在他看来并不正确的方式，惩罚你没去常春藤。名校自带一层身份，也自带一种对智力和能力的推定。

问题在于这套系统没有反事实。你不会看到同一个人既上 MIT 又上俄亥俄州立，然后两个版本摆在一起对比，发现其实没差别。缺了对照组，它就不断强化一个幻觉：这里没有求真机制，这件事无法被验证为完整。它只需要告诉你：你必须进来，进不来你这辈子就完了，你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所以人只能自己想别的办法，去拆掉这套预设。

没有朋友，是他运气最好的一件事

查马斯说自己高中没什么朋友，只有几个熟人。原因跟前面那套高度警觉直接相关：他为自己的生活感到羞耻，不愿意把任何人带进那个世界，也没法相信自己会被接纳。

这件事有个意外的红利。他没有一个参照系告诉他期待应该长什么样，所以他的期待不由周围的人塑造。他逃进自己的想象里去定义目标。

他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渥太华，正好赶上电信业的爆发期。NorTel、Newbridge Networks、Mitel、Bell Northern Research，全都是在渥太华郊区建起来的。他读《福布斯》《财富》，看那份富豪榜，然后对自己说，我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说，也许那些人并不真的是他想成为的人，但那是一条救生索，让他的心智相对完整，因为野心有了方向。

如果他当时有一个好朋友，去过对方家里，见过一个正常运转的家庭，他大概会把那种生活当成目标。他没有见过中产阶级生活长什么样，所以也没有向往过它。

他说父母最好的一年，两个人加起来挣了 32,000 加元。五口之家，那是个很复杂的工程，多数年份大概只有两万多。他从十四岁开始打工。

Lex 问，最糟糕的工作是什么。他说是最糟糕的，也是最好的。十四岁在汉堡王，做打烊班，从晚上六点干到凌晨两点。渥太华紧邻魁北克，安大略省的法定饮酒年龄是十九岁，魁北克是十八岁。他说到这里，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录音在这里断了，但那个画面不需要补完：凌晨两点，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在快餐店后厨，服务一群从省界另一边过来的、刚刚合法喝酒的年轻人。

把这期节目拆成可以用的东西

查马斯讲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结构：他很少谈结果，一直在谈机制。树枝的粗细是机制，外部认可是机制，错误率是机制，牌桌上的规则是机制。

如果要从里面带走几样东西，可以是这样几条：

• 把“我犯了个错”换一种说法，叫“我拿到了一个数据点”。同一条学习曲线，换词能改变你敢不敢下场。真正该优化的指标是犯错的循环速度，而非错误总数。
• 定期做一次记账：这段时间里，哪些损失是我的错误造成的，哪些是别人的错误造成的。对自己那一栏下狠手，对别人那一栏直接放手，那是别人的游戏，你改不动。
• 找一个你讨厌或者不理解的人，把他的处境从头到尾按他的逻辑推一遍，直到你能在里面找到同情的落脚点。这不叫为他开脱，这叫把这件事从你的后台进程里清出去。
• 把生活里那些被别人用天鹅绒围栏隔开的东西列出来，问一句：我真的想要那个，还是我只是被排在它前面的那五六样东西挡住了视线。
• 钱到手之后，观察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它是一台放大器，不会改造你，只会把原本就有的东西放大。想提前知道自己会变成谁，看看你现在在没人管的时候怎么做事就够了。
• 如果你在一个混乱的局里，做那个愿意开口立规矩的人。代价是被叫独裁者，收益是这场游戏还能继续玩下去。

最后一条留给那句最不像亿万富翁说的话。他这辈子一直在等一颗金色小星星，等一个从没出现的奖章。星星最后也没来，来的是父亲十指交扣的那只手。他花了三十五年才认出那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