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扬：宇宙、卡尔·萨根、旅行者号与科学之美

旅行者1号现在是离地球最远的人造物体。220多亿公里外，它还在以每秒17公里的速度往外飞。这台1977年发射的机器，功率只有11瓦，比你家烤面包机还省电，但它身上那几块核电池，还要再撑十年。

2019年，NASA的工程师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它的姿态。他们启动了推进器。距离上一次点火，过去了32年。

就像你把车停在车库里，1987年停进去的，33年后你把钥匙插进去拧一下，它第一下就着了。（安·德鲁扬）

安·德鲁扬（Ann Druyan）说这话的时候，语速慢了下来，像是自己也不太敢相信。她是旅行者号星际信息项目的创意总监，1980年版《宇宙》的联合编剧，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妻子。2020年3月，《宇宙》第三季《Possible Worlds》开播，主持人还是尼尔·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

Lex Fridman在她开播前一周把这期访谈录了。聊了什么？两个人从科学的价值观聊到金唱片上的脑电波，从1977年6月1日的一个电话聊到我们这代文明为什么像青春期的孩子。

科学得握在每个人手里，不能锁在 priesthood 里

访谈一开始，Lex问她科学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她没有直接回答，先搬出爱因斯坦1939年给纽约世博会写的一段话：如果科学要完成它的使命，它就必须像艺术那样，穿透它的内在意义，穿透每一个人的意识。

安·德鲁扬接着说，一个依赖高科技、又想保持民主的社会，公众必须能做出知情判断。人人不必都去当科学家，但每个人都得知道科学是怎么运作的。

科学的方法里有一个纠错机制，这是大多数我们做的事情没有的。（安·德鲁扬）

她把《权利法案》拿出来做类比。一份宪法修正案，本质上是制度层面的纠错机制。科学也一样，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你要是能证明我们错了，我们给你最高的奖励。换成别的行当，没几个敢立这条规矩。

Lex顺着往下问，科学除了方法、规则、技术，还有没有别的？比如美，比如神秘感。

她说，那正是她进入科学的入口。别人被宗教或诗歌打动，她是被科学的揭示打动的。无数代搜索者累积下来的发现，那些我们终于搞清楚了的一点点现实，在她眼里就是最大的快乐。

聊到这儿，话题转到了爱。

爱是什么：不带滤镜地看见一个人

安·德鲁扬说，基于幻觉的爱算不上爱。

爱是直面对方，毫不畏缩地看见他真实的样子，然后全心全意地接受。以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宇宙，或者至少是我们目前能理解的那一点点，这就是最纯粹的爱。（安·德鲁扬）

这话听起来像鸡汤，但紧接着她做了个延伸。如果我们的哲学、我们的宗教，在自然里扎不住根，它怎么可能是真的？

她认为，一个人要是真心爱生活、爱快乐、眼睛睁得大大的，读遍手头能读的东西，花几年时间去研究目前已知的宇宙是什么样，他就有了一种几乎无限的感受力：既活得特别充实，同时又对“我愿意相信什么”保持极度严格。

科学和爱在这里是同构的。科学从来不会对自己关于自然的理解感到满足，它总在说：底下还有一层更小的宇宙。爱也是这样，你总想更深一点、更近一点，永远不够，永远还能再靠近。

Lex追问，那知道得这么少，不害怕吗？

她的回答引了苏格拉底：知道自己知道得少，这才是真的知道。脑子里那个声音老在说“他可能是对的”，这声音很健康，因为我们是人，人就是很不完美的。科学让人谦卑，而谦卑并不恐怖，它是一张通往更深一层爱的门票。

怀疑与惊奇，卡尔·萨根的两条腿

Lex提了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清的问题。他说，科学的怀疑精神，特别是现代怀疑论者社群，很多时候让人觉得有点扫兴。他们把标准卡得那么死，稍微超出一点已知范围的想法，还没被认真想想就被掐掉了。可你和卡尔·萨根做的事，明明是在激励全世界做梦。

她回答得很干脆。

他的怀疑从来没有以牺牲惊奇为代价，他的惊奇也从来没有以牺牲怀疑为代价。所以他骗不了自己。他不会因为某个想法让他感觉好，就说服自己去信它。可另一方面，他认识到自然本身够好，比我们任何幻想都更好。（安·德鲁扬）

她在卡尔身边待了20年，日夜相处，她说那是她的科学启蒙课。她本人没有科研训练背景，但和卡尔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在学同一件事：怎么既保持惊奇，又保持怀疑。

这两种能力常常被当作对立面。一边是浪漫，一边是冷静；一边是梦想家，一边是书呆子。安·德鲁扬说这是假的二分法。真正厉害的人，两条腿同时走路。

她顺带吐槽了西方文化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电影里的科学家总是异化的、孤僻的、情感缺失的，缺了点什么。“他可能很伟大，但他是个糟糕的丈夫，他缺少他妻子那种灵性上的理解。”每次到了结尾，他们才终于开窍。

她说这个二分法害人不浅。我们越是了解周遭、理解周遭，我们就活得越充分。科学没把人从生活里抽离出去，它让人更深地扎进生活里。

她还把矛头指向了一个更古老的东西。西方文明最伟大的礼物之一是科学，可同时它又相信我们是“一个失望的父亲的孩子们”，这个父亲把我们关进最高安全等级的监狱，还管它叫天堂，每时每刻监视我们，为我们生而为人而恨我们。最大的罪是什么？是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可这恰恰是人类最大的天赋：模式识别，看见东西，把它们综合起来，跳到结论，然后检验结论。

一张给外星人的唱片

Lex把话题拉回旅行者号。他说这是自己最喜欢的题目之一。

安·德鲁扬说，她这辈子都绕不开这件事。

我永远也走不出来。我永远也没法真正把它的现实装进脑子里。（安·德鲁扬）

旅行者1号和2号是人类对“外太阳系”的第一次侦察。所谓外太阳系，那时候指的是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这两艘飞船的路线靠的是一个东西：引力助推（gravitational assist）。绕着行星甩一圈，借它们的引力加速，最后把自己甩出太阳系，甩进银河系，一飞就是10亿到50亿年。

它们给了我们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的第一次近距离照片，发现了新的卫星，在木卫一（Io）上发现了活火山。1970年代中期的技术，42年后还在工作。前几年他们还和旅行者号通过话，为了让飞船稍微调一下姿态，启动了1987年之后就没用过的推进器。

她讲了个细节：旅行者号用的电，比你家电烤箱还少，大概11瓦。

发射前八九个月，NASA做了一个决定。前面先导的“先驱者号”（Pioneer）上，弗兰克·德雷克（Frank Drake）和卡尔·萨根、琳达·萨尔兹曼·萨根（Linda Salzman Sagan）做了一块金属板，上面画了一男一女，男人举手打招呼，非常基础，但非常有效，全世界都记住了。NASA于是找到弗兰克和卡尔：给旅行者号也做一个信息吧，它要在银河系里转10亿到50亿年，大概绕银河20圈，万一有哪个能航天的文明能把它拦下来呢。

于是有了那张著名的金唱片。上面刻着科学象形文字，说明我们的地址和一堆基础科学概念，任何能航天的文明都应该看得懂。唱片下面藏着的内容更多：118张照片（一说115张，不同资料略有出入），27首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还有一段“声音散文”。

很多人说金唱片是“世界音乐”这个概念的发源地。在金唱片之前，世界音乐不是一个存在的概念。我们下定决心，音乐不能只取自占主导地位的技术文明，要取自地球全部丰富的文化遗产。（安·德鲁扬）

用麦克风当摄像机

那段“声音散文”藏在唱片里，做法和别的内容都不一样。它把麦克风当摄像机用，讲地球的故事：从地质的声音开始，进入生物，再进入技术。雷声、风声、心跳、火车、火箭。

结尾处，是安·德鲁扬自己的脑电波。

她问卡尔，如果她冥想一个小时，期间身上所有的信号都被记录下来，转成声音刻进唱片，有没有可能，那些几十亿年后的假想外星人，能把这信息重新拼出来，读懂它？

卡尔笑了。他说，10亿年是很长的时间，够用。

于是她做了。蒙上眼睛，什么都听不见，脑子里提前排好了一条路线。她真的被这个念头震住了：这些想法，有可能触到遥远的未来。

那是1977年。地球上有6万枚核弹头。苏联和美国正在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竞赛。她在冥想里试着讲这颗星球的历史：地球早期的存在，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演化，人类的历史，我们当时的困境，五分之一的人还在挨饿或者喝不上干净的水。

然后，她讲了一件私人的事。那几天，她和卡尔刚刚表白。

1977年6月1日，一个电话

他们认识好几年了，但各自都有伴侣，跨出那一步在他的道德和她的道德之外。她说，那是他们第一次真正说出对彼此的感情，承认这份感情的存在。

就在表白后的几天。

当时她正在为金唱片找一首中国音乐。中国音乐有最古老的音乐传统之一，可整个团队对中国音乐一无所知，这是她一直在啃的硬骨头。她到处找民族音乐学家、找中国音乐教授，几乎所有人都说：不可能，你不能只选一首曲子代表整个传统。

直到她找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听完就说，没问题，我有。他给她讲了这首曲子的来历，讲完她更确信这就是要找的东西。她听完录音，打电话给正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演讲的卡尔，在酒店留言中心留了言。

一小时后他回电话。她听到那个声音说：我回到酒店房间，看到安·德鲁扬的留言，我问自己，你为什么不10年前就给我留这个言？

我的心快跳出胸口。那是一个尤里卡时刻，一个科学突破，一个真相，一个刚刚被揭示的伟大真相。（安·德鲁扬）

她当时手足无措，脱口而出一句“我早就想跟你聊这个了”，其实根本不是真的，她从来没打算跟他聊这件事。他们之前单独相处过无数次，人类在这种时刻就是这么笨拙。

然后她说了一句“for keeps”。

他想了大概一秒钟，问：你是说结婚？

她说，是。

他说，好。

她挂了电话，在自己公寓里像疯子一样蹦来蹦去，因为这太明显了，明显得像“当然如此”。

电话又响了。她想，完了，他肯定要反悔。

结果他说：我只是想确认一下，刚才真的发生了。

她说，真的。

他说，我们要结婚了。

她说，对，我们要结婚了。

那天是1977年6月1日。唱片还没装上飞船。

一张裸照和一封国会抗议

唱片制作过程中争议不断。118张照片里，有一张是一对男女完全赤裸站着。接下来一张是剖面图，显示女人体内的胎儿，再往后是人类生殖的图示。

有一位国会议员在国会发言，说NASA在“向星辰发送淫秽物品”。NASA高层很紧张，让他们把照片撤掉。

那件事真的击中了我：我们有多恨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无法忍受被以本来的样子看见。（安·德鲁扬）

Lex说，某种意义上那位议员也代表了我们的社会，也许他的反对也该被刻进唱片。

她说，这正是制作过程中最激烈的一场辩论。五六个人的团队反复争：我们只把最好的一面拿出来，还是把广岛、刚果也放进去？我们到底做过什么？什么才算代表人类？

她的结论是，就算不放那些暴行，外星人也会自己填上空白。一个已经能在星系间移动的文明，看一眼这艘破旧的飞船，就知道这些人是技术上的青少年，刚出门，一定带着这些问题。谎言只有保质期，一幅伟大的画作如果是赝品，人们可能一时被骗，过个10年、20年再看，就会开始察觉。

Lex又追问，如果今天再发一张唱片，会放什么？

她说，现在可以把整个互联网都发出去，可以发维基百科，不设守门人。不过她话锋一转，承认信息过剩的时候，人类策展反而成了最有力量、最美的东西。金唱片做对的就是这件事：从海量可能性里熬出一点东西，代表我们天性里更好的那部分。

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她说她会发YouTube。因为她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就是任何一个她敬重的近百年音乐家，她都能找到、看到、听到。她还喜欢这种民主：每个人都成了策展人。

Cosmos想说的是：未来还没写死

Lex问她，《宇宙》系列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她谈过“萨满式的旅程”，不谈最新突破的细节，只揭示魔法。

她说，那个梦想就是爱因斯坦那句话：科学的惊人力量，应该握在每一个人手里。它不属于祭司阶层。

第一季《宇宙》是1970年代她和卡尔、还有另一位天文学家史蒂文·索特（Steven Soter）一起想出来的。它的做法是把科学概念、电影级的视觉特效和“搜索者的故事”编织在一起。第二季《宇宙：时空之旅》在181个国家两周内同步播出，是电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铺开。拿一个科学节目来衡量，这个数字太不正常。

她说，搞科学的人当然需要，不搞科学的人更需要。有些人对某个学科有兴趣但自己不知道，有些人被科学的术语和排他历史吓住了，这个节目是给他们的。

第三季叫《Possible Worlds》，可能的星球。她说这个名字偷自1940年代一位作家兼科学家。这个名字讲的是我们刚开始发现的系外行星，是未来可能造访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版本。

你问我三季《宇宙》共同的声音是什么。那是一个希望的声音。它说，未来还在，我们可以把它活出来，而且可以活得相当漂亮。（安·德鲁扬）

她讲了自己创作时的场景。坐在纽约州伊萨卡（Ithaca）家里，窗外满是树，有瀑布。她坐在那儿想：你怎么唤醒人们？你不能冲他们喊“我们都要死了”，没用。

但你如果给他们一个未来的图景，具体到科学怎么救赎我们、怎么修复我们的未来，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能力我们现在就有，去太空做事的能力我们现在也有。没做，工程、材料、物理都不是障碍，我们全懂。我们是某种意义上的瘫痪。

她打了个比方：我们像个刚学步的幼儿，离开妈妈的腿，摇摇晃晃跑到月球上，有那么一刻觉得“我们能行”，然后突然失去勇气，又爬回妈妈身边，做一些根本不能把我们带出去的事，比如航天飞机。那是一次勇气上的失败。

所以她认为，我们作为一个文明，现在正处在准备进入青春期的阶段。

我们这代文明，正卡在青春期

她把当前的人类处境比作青春期。她自己青春期时一团糟，鲁莽、不负责、完全不体谅人，别人的感受和未来的存在在她那里等于不存在。

一个技术上处于青春期的文明，凭什么要不一样？（安·德鲁扬）

但她认识的大多数人都熬过了那个阶段，后来变得更明智。这是她对这个文明的希望。

Lex把话题转到存在性威胁。核战争、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她的答案是“以上全部”。

不担心才奇怪。看看我们在人工智能上飞速增长的能力，看看这个星球病得多重，看看此刻正在发生的残忍和暴行。但她把气候变化放在了更靠前的位置，因为有一些我们正在发现的、无法预见的效应：海底冻土里封存的甲烷正在释放，除了我们的贪婪和短视，还有别的反馈回路正在被触发。“这件事我日日夜夜都在想。”

Lex问科学被政治化的问题。他说，在美国有很大一部分人，一听到“人为全球变暖是严重威胁”这句话，第一反应是“这是自由派的说法”。

她的回应是：这个情况已经不那么成立了。极端天气和火灾发生得太频繁，人们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公众没那么难说服，难的是领导层，有些人选择无视，装作它不存在。但最终他们会被选民淘汰。真正的问题只是：够快吗？

她把这件事接回了《宇宙》的核心信息：我们得用更长的时间尺度思考。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准备为了两种资源分配观点互相杀光对方，可两种社会制度里，没有一种是以100年为单位思考的，更不用说1000年，而科学的语言就是千年尺度。

1980年第一季《宇宙》第四集我们就在谈气候变化，就在警告无意中的人类气候改造。卡尔博士论文写的就是金星上的温室效应，他痛苦地清楚失控的温室效应会把这颗星球怎么样。（安·德鲁扬）

她说科学有一种惊人的预言能力。1977年发射一艘飞船，你能算准太阳系每一颗行星、每一颗卫星在那个时刻的确切位置，一丝不差地飞过去，让工程师最狂野的梦想变成设计规格。气候科学家当年用的是非常原始的计算机模型，他们的预测却被证明极其稳健，包括核冬天。

这种预言能力摆在眼前，人类却像罗马人用铅锅铅管、阿兹特克人剖开自己人的胸膛献祭一样，明知有更好的做法，却照旧行事。

法拉第没有申请过一项专利

聊到《宇宙》里那些人物故事，她说这些人都有我们今天需要的一切。

很多是穷人，很多是女性，很多是“不该有这种天赋”的局外人，但他们坚持下来了。她举了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家里14口人，功能失调，没上过大学，没学过数学，后来爱因斯坦年长时还盯着法拉第的画像找灵感。

法拉第创造的各种发明，奠定了20世纪财富的基础，可他一生没申请过一项专利。那个年代人人都申请专利，他一项都没有，因为这不在他的关心范围内。

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一种圣徒性。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里，从“寻找”本身获得了巨大的满足。（安·德鲁扬）

她讲这些故事的方式，也能看出《宇宙》的制作方法。她自己没有科研训练，所以她问自己一个问题，一直往下挖、往下挖，挖到故事本身为止。如果这个故事打动了她，她就讲出来，别人也会被打动。

她还埋了个伏笔，第三季里有一集讲一个“你肯定没听过的人”，一个对我们走向其他世界贡献最大、却完全被遗忘的人。她不肯说是谁，只说：等着看。

她不会选永生

访谈快结束时，Lex问她会不会想自己的死亡。

她说，一直想，刚过70岁，怎么可能不想。

Lex换了个问法：如果科学能让你活很久很久，如果永生是一个选项，你会为卡尔选吗？会为自己选吗？

如果是卡尔活着，我会一纳秒内答应。我想永远活下去，因为那会很好玩。但为我自己，不。（安·德鲁扬）

她说她过了神奇的一生，最疯狂的梦都成真了。42年后回头看，她确信当年那份感情有多真。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对那份感情之真的确认。她得到的远超过她应得的那份：和卡尔在一起的生活，家人、父母、孩子、朋友，走过的地方，读过的书，听过的音乐。所以她宁愿看到一种集体努力，让所有人一起把事情搞定，而不是研究怎么让最幸运的一小撮特权者永生。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半点悲情，像是在陈述一件很划算的事。

我不太感兴趣永生。我真的爱自然。我是自然的产物，我认得它的大礼，也认得它的真实。（安·德鲁扬）

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她把“永生”和“把这个星球的事情搞定”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称，然后选择了后者。这个选择里没有对死亡的浪漫化，也没有对科技的拒斥。她只是算了一笔账：同样一份巨大的资源和技术能力，投在少数人身上，和投在所有人的生存条件上，回报完全不同。

一个在1977年把脑电波刻进金唱片的人，本来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长生。她反过来问，如果我活得再久一点，能看到的东西确实更多，可那些因为饥荒、因为战争、因为气候而活不满的人呢？

一本书就是人类能施展魔法的证据

访谈的最后，Lex没有做总结，他放了一段卡尔·萨根写过的文字，作为整期的收尾。

书是一件多么惊人的东西。它是树做成的平面物体，上面有一些灵活的部件，印着许多古怪的黑色符号。可你只要看一眼，你就进到了另一个人的脑子里。也许是某个人几千年前就死了，跨越千年，作者的声音清楚地、安静地在你脑子里直接对你说话。写作也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把从未见过面的人绑在一起，把远隔时代的公民绑在一起。书打破了时间的枷锁。一本书就是人类能够施展魔法的证据。

这段话放在这期访谈的最后，位置选得极准。

因为它把所有散落的线索接在了一起：金唱片是一本书，写给几亿年后的人；《宇宙》是一本书，写给此刻还没意识到自己有兴趣的人；卡尔·萨根已经走了，可他还在 Lex 的播客里、在安·德鲁扬的节目里、在每一个被《宇宙》叫去学医、学物理、学天文的孩子的脑子里，安静而清楚地说话。

魔法这个词她用得很克制。整期访谈里她几乎没用过任何煽情的形容词，说到动情处反而语速变慢，句子变短。谈爱情那次，她说的是“我像疯子一样在公寓里蹦来蹦去”。谈死亡那次，她说的是“我过了神奇的一生，最疯狂的梦都成真了”。

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带着卡尔·萨根的影子。把最剧烈的情感交给最朴素的事实去承载，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其中重量。

她一直在做的同一件事

把这期访谈从头到尾捋一遍，会发现安·德鲁扬讲的所有事情，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

她说科学必须握在每个人手里，因为锁在祭司阶层手里的知识，最后会变成抵着我们脑袋的枪。她说爱是不带幻觉地看见一个人，科学就是不带幻觉地看见宇宙，两件事用的是同一套肌肉。她说怀疑和惊奇必须同时在场，缺一个都会让人变得残缺。她说不放人类的暴行到唱片上也行，因为谎言只有保质期，赝品过二十年就会被看穿。

所有这些话指向同一个东西：我们得对现实保持诚实，同时不放弃对未来的想象。

这两件事在今天听起来都不容易。信息太杂，立场太硬，承认自己错了的代价越来越高。她的方案没有多复杂，就是爱因斯坦那句话：科学要穿透每一个人的意识。因为科学有一套别的行当没有的东西，它给证明自己错了的人发奖。

一个能让“我被说服了”变成荣誉的社会，和不能让这件事发生的社会，几十年后的样子会差得非常远。

几个可以立刻动手的事

• 找一集《宇宙》看，从1980年原版第一集开始。不带目的，就让它带你走。安·德鲁扬和卡尔·萨根做的这件事，本质上是把科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展示出来，看完你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小时候被它叫去学了理科。
• 下次发现自己对某个“太玄”的想法本能排斥时，停三秒，问一句：我是因为它不成立而排斥，还是因为它让我不舒服而排斥？这两种感觉很接近，但后果完全不同。卡尔·萨根一辈子都在示范怎么把两者分开。
• 如果你有一件长期在做的事，试着像法拉第那样问自己一遍：我做这件事，是因为它能给我带来专利、头衔、回报，还是因为寻找本身让我满足？这个问题问清楚，很多焦虑会自动消失。法拉第没申请过一项专利，却造出了20世纪财富的底座。
• 去听一遍旅行者号金唱片上的曲目单。27首曲子，从巴赫到查克·贝里，从保加利亚民歌到秘鲁婚礼歌，从古琴《流水》到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策划得最认真的一份歌单，它没有讨好任何人，只是尽力把地球的声音装进一个能飞几十亿年的瓶子。
• 把“我们还有时间”这个默认前提换成“够快吗”。气候变化也好，AI 治理也好，问题很少出在没人看见，多半出在速度跟不上变化。换个句式，你的判断尺度和优先级会跟着变。
• 如果身边有人被科学术语吓住，别推荐教材，让他看一集《宇宙》。安·德鲁扬做这个节目，目标观众就是那些“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兴趣”的人，这个定位比任何科普方法论都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