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克斯·菲利彭科：超新星、暗能量、外星人与膨胀的宇宙

宇宙的年龄是137亿年，可观测宇宙的半径却是457亿光年。光速是宇宙速度的上限，光怎么能在137亿年里跑出457亿光年的距离？

这是亚历克斯·菲利彭科（Alex Filippenko）在节目里被问到的问题。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天体物理学教授，也是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团队的成员。那两个团队通过观测遥远的超新星，发现宇宙正在加速膨胀。

菲利彭科的答案出奇简单：光本身没有超速，是光跑过的路自己在变长。像人在机场的自动步道上走，脚下那段路也在往前伸。把宇宙137亿年的历史乘上大约3.25这个膨胀系数，就得到了457亿光年。

他用一根橡皮筋和几个乒乓球在课上做演示，讲了几十年。

暗能量：给宇宙加速的那个东西

宇宙加速膨胀这个观测事实，背后需要一个推手。物理学家给它取名叫暗能量，但菲利彭科坦率承认，没人真的知道它是什么。

目前最好的候选是真空零点能。听起来像玄学，其实是量子场论里一个很实的东西：真空的最低能量状态，能量并不是零。这个能量带排斥效应，会把空间往外推。菲利彭科说，如果暗能量真是真空能，它不会随时间改变，宇宙就会永远加速膨胀下去。

还有另一类可能。某些新的场，统称“精质”（quintessence），名字借自亚里士多德的第五元素。这类场可以随时间变化，甚至可能在遥远的未来改变符号，从排斥变成吸引，让宇宙重新坍缩。菲利彭科提到一个历史先例：宇宙诞生之初的暴胀，就是一种类似暗能量的东西在极短时间内把宇宙指数级吹大，然后它衰变了，变成了普通的、有引力的物质。早期宇宙从加速膨胀转为减速膨胀，减速期持续了大约90亿年，暗能量在大约50亿年前重新占据上风。

暗能量会不会再变一次？菲利彭科说，我们想回答，短期内恐怕回答不了。

观测数据目前和“常数真空能”的预言吻合得很好。但他补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你无法证明它就是这个，因为要证明，得让测量数字和理论预言的吻合精确到任意多位小数。哪怕前12位都对上了，第13位出现偏差，那暗能量就可能是别的什么场，一种弥漫空间的、带能量的新场。

他自己也留了后路。他半开玩笑说，有时候半夜醒来会尖叫，因为想到暗能量和暗物质也许只是21世纪的托勒密本轮。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靠一层层套娃式的本轮，可以把行星位置拟合到任意精度，傅里叶分析就是这么来的。模型能完美拟合数据，物理图像却是错的。菲利彭科说，作为科学家，他必须对这个可能性保持开放。

哥白尼看对了，靠的不是数据

聊到托勒密，自然聊到科学史上一次真正的范式转换。

哥白尼在16世纪初提出日心说，菲利彭科特别强调了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当时的天文观测数据并不支持日心说优于地心说。托勒密的系统相当精确，用了1500年。哥白尼的动机更多是哲学性的：他看到太阳是光和热的源头，又知道太阳比月亮远得多，既然看上去一样大，那太阳一定大得多。他想，这么大、这么亮的东西，凭什么不在中心？

真正给日心说提供硬证据的是伽利略。1610年前后，他观测金星的相位。地心说模型里，金星始终大致在太阳的方向上，人只能看到新月形和蛾眉形。伽利略看到了完整的相位序列，从新月到凸月到满月。金星呈现凸月或满月时，视直径明显更小，说明它在太阳远侧，离地球更远。这一条观测就把地心说钉死了。

菲利彭科还讲了另一个更微妙的点。伽利略发现木星有四颗卫星绕着它转，而木星本身在空间中移动。地球因此不再是唯一有卫星环绕的天体，一个移动的天体也能带着卫星一起走，卫星不会掉队。他顺带吐了个槽，说这个证据其实不如金星相位那么决定性。

还有一段历史的反讽。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软禁，菲利彭科说，这不意味着他认同宗教裁判所，但软禁客观上给了伽利略时间，把他几十年前做的实验结果整理出版。没有这段软禁，那些成果可能永远不会成书，牛顿后来也就无从站在他的肩膀上。

人类文明会怎么结束

话题转向一个更沉重的问题：如果人类躲过了眼前的自毁风险，最终会怎么灭亡？

菲利彭科先给了个时间表。太阳大约50亿年后变成红巨星，但在这之前，10到20亿年内，太阳的亮度就会增加到大洋蒸发的程度。二氧化碳含量不能再降，否则植物受不了，可温度又需要靠降低二氧化碳来维持。这是个死结。

更近的威胁来自天上。直径1公里左右的小行星就足以改变文明，10公里以上的才能造成真正的物种大灭绝。小行星的好处是可预测：99%的近地天体来自小行星带，人类可以追踪轨道。如果提前50到100年发现，聪明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有办法把它推偏。

彗星就麻烦多了。它们来自柯伊伯带、散射盘，以及更远的奥尔特云。奥尔特云距离太阳接近1光年，那里可能有上万亿个彗星状天体，偶尔被路过的恒星扰动，一部分飞向太阳。等我们能看见它们时，往往只剩一两年时间。更麻烦的是，彗星会排气，冰升华产生的气体按动量守恒产生火箭效应，把轨道推得难以精确预测。想推开一颗本来不会撞上的彗星，结果把它推得撞上了，菲利彭科说，那就是查理·布朗式的终极乌龙。

如果只剩几个月呢？他的回答很现实主义：那个阶段就别想着推偏了，该做的是预测落点，如果落在人口密集区，尝试有序疏散。然后他补了一句让现场气氛变冷的话：一年前我可能不会这么说，但看了这一年各国政府的表现，我对“极端称职的应急响应”这件事已经不太有信心了。

北美停电一年的世界

比起小行星，菲利彭科认为更现实的威胁是太阳耀斑。日冕物质抛射能把一大团高能粒子甩向地球，扰动磁场，在长距离输电线里感应出电流，烧毁变压器。变压器昂贵、难替换、难运输。

好消息是，天文学家24小时盯着太阳，耀斑发生后有一两天预警时间。如果电力公司能提前关停电网，大部分损失可以避免。

他顺势说了句半开玩笑的话：支持你身边的天文学家吧，他们没准哪天能救人类一命，靠的是告诉电力公司赶紧断电，或者提前100年找到那颗小行星，再让聪明的工程师把它推走。

话题延伸到超级火山。7万多年前的多巴火山爆发，喷出的烟尘遮天蔽日，全球温度骤降，有估算认为当时人类种群一度只剩几千到一万人。菲利彭科说，即便以今天的技术，短期15度的降温也很难让大多数人扛过去，农业一旦中断，可能就是几亿人挨饿。

他让人试着设想一个场景：北美停电一年。我们如此依赖这套系统，它却极其脆弱。真正能活下来的，可能是那些住在森林里、完全自给自足的硬核个体主义者。他说自己最近看了Netflix上的生存类节目，越看越觉得有道理，那些节目让人看清我们对这个美丽系统有多依赖。

我们极其幸运，但我们把自己设置得极其脆弱。（亚历克斯·菲利彭科）

火星：方向对，时间表过于乐观

聊到太空探索，菲利彭科说他基本同意马斯克的判断：人类应该成为多行星物种，把种子播撒到别处是审慎的。他特意反驳了一种常见批评，说“反正要去别的星球了，就不用好好照顾地球”，这是误读。地球要照顾到最好，同时也要有备份。

但他对时间表持保留态度。他认为马斯克给出的火星殖民时间线过于乐观。火星大气不到地球的1%，得马上建穹顶；水在永久冻土里，得融化或者从极地冰盖引水；沙尘暴猛烈，温度寒冷。他提到最近参加一个会议，讨论火星上最高效的人类营养来源，结论是昆虫。蛋白质高，容易养殖，就当农业来做。

他也顺带提了部电影：不像《火星救援》里种土豆那么轻松。

去星际的会是机器

真正的难题在太阳系之外。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是半人马座阿尔法，4.2光年。天狼星8.7光年。菲利彭科做了个计算：以地球逃逸速度每秒11公里飞过去，到天狼星要大约25万年，按25年一代人算，是1万代人。

他描述了这个场景：一艘飞船，1万代人，所有的食物、水、废物处理、循环再生都要自持。“我看不出这怎么发生。”

他看到的是另一条路：机器。机器人可以休眠，飞行途中几乎不需要做任何事。宇宙射线打坏电路，它能自我修复。到了地方，用带去的材料或者当地资源复制自己，建工厂。这听起来很科幻，菲利彭科认为它比送肉体凡胎穿越星际可行得多。

他提到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带来的能量门槛。大型强子对撞机可以把质子加速到光速的99.9999%，但那只是一个质子。人是由亿万个质子组成的，还要加上飞船的质量。把速度推到接近光速，能量需求无法想象。他算给学生听：当速度趋近光速，洛伦兹因子趋向无穷，能量需求也趋于无穷。这就是有质量的物体无法达到光速的原因。

至于尤里·米尔纳的“星片计划”（Starshot），用高功率激光把微型相机加速到光速的20%，飞掠半人马座阿尔法拍几张照片再传回来。菲利彭科说他很支持这个想法，但“送一台小相机”和“送一批人加设备，到了能开矿、能繁殖”，完全不是一回事。

虫洞和曲速引擎：他为什么不太买账

聊到科幻里的星际旅行方案，菲利彭科先做了一层自我防御。他说一个世纪前，开尔文勋爵说过“物理学大厦已经落成，剩下的只是工程精度问题”，然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就来了。所以他不想当第二个开尔文。

基于现有物理，他认为这些方案大多非常牵强。非旋转黑洞的奇点是一个点，要穿过去就会被压碎。旋转黑洞的奇点是环状的，理论上存在穿过事件视界、避开奇点、从另一侧出去的路径。即便如此，进入时携带的巨大能量会引发“质量暴胀不稳定性”（mass inflation instability），把穿越者汽化。

更根本的障碍是因果律。菲利彭科说，一旦虫洞穿越成为可能，人理论上可以回到离开之前的时间，阻止自己的祖父母相遇。这就是祖父悖论，物理学家对因果律违反极其认真，因为我们从未见过。

他也解释了为什么自己不相信曲速引擎。阿尔库维耶雷度规（Alcubierre drive）设想在飞船前方压缩时空、后方膨胀时空，像冲浪一样乘着时空波前进。菲利彭科指出了一个逻辑漏洞：得先把前方的时空压缩好，可怎么到前方去？还得以低于光速的正常方式过去。这么一算，时间一点没省。他原话的意思大致是：你不如直接飞过去。

费米悖论：他站在悲观的那一侧

可观测宇宙里有大约10的22到10的23次方颗恒星，以及数量相当的类地行星。菲利彭科说，宇宙中存在其他智慧生命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在银河系里，他倾向于认为没有，或者最多只有寥寥几个。

他给了四条理由。

第一，地球历史上存在过超过100亿个物种，没有一个接近人类的智力、机械能力和好奇心。鲸和海豚相当聪明，但没证据表明它们能进行抽象思考，更造不出研究世界的机器。

第二，人类出现得太晚。智人只有25万年历史。在地球生命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路过的外星人会说，这颗星球上没什么特别聪明的。

第三，智力是不是长期演化优势，并不清楚。过去一两百年我们改善了几亿人的生活，代价是可能自我毁灭。

第四就是费米悖论：如果它们普遍存在，它们在哪？菲利彭科说，各种UFO报告和罗斯威尔事件，都没达到科学证据的门槛。SETI扫了几十年，虽然只覆盖了几百光年，是银河系极小的一部分，但如果银河系充满生命，总该有一些远比我先进的文明。银河系的化学演化在几十亿年前就已经能产生类地行星，所以可能存在领先我们几十亿年的文明。按技术指数增长推算，哪怕领先一千年，都难以想象它们能做到什么。如果它们掌握了星际殖民能力，1000万年到1亿年就足以遍布整个银河系。

如果它们存在，为什么不在？

菲利彭科提了一个他喜欢的解释：真正聪明的文明，恰恰是那些决定不去殖民整个银河系的文明。殖民是指数增长的，探针到一个星球复制两份，两份再各复制两份，很快就会填满。但到下一个星系，比如250万光年外的仙女座，尺度完全不同。它们能存活这么久，可能正是因为克服了智能生物普遍存在的攻击性和自毁倾向。这可能就是大过滤器之一。它们也可能奉行《星际迷航》里的最高指导原则：探索，但不干涉。

他接着说了一句很诚实的话：人类称之为“探索”，但探索底下往往是想征服。人类就是这样。他愿意相信有文明能把这二者分开，像修道院一样，安静地存在几十亿年，种子撒在几个地方避免单点故障，但不扩张，也不打扰地球上这群原始生物。

或者，“这对它们来说就是一档真人秀”。

大过滤器：坏消息和好消息

聊到这里，菲利彭科说他最初说自己是“悲观主义者”，指的是德雷克方程意义上，银河系里智慧文明很少。莱克斯指出，这其实是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穿过了大过滤器。

菲利彭科承认这个视角的转换。如果宇宙中只有我们，那我们就是那个幸运儿，穿过了所有关卡。生命的起源本身可能就是一道极难的门槛。他用了那个经典比喻：人在撒哈拉沙漠里捡到一块手表，不会认为是一堆沙粒随机拼出来的。哪怕最简单的原核细胞，也是极其复杂的结构。从原核到真核，有了细胞核才能提供大量能量、支持更高的复杂度，这可能是又一道大过滤器。单细胞到多细胞，至少在地球上独立发生过几十次，所以不像大过滤器。

他提到一个让人揪心的推论。如果人类真的在欧罗巴或者别处发现了生命，哪怕是细菌，那可能是个坏消息。生命在宇宙中普遍存在，智慧文明却很少见，那说明大过滤器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我们还没走到那一步。

菲利彭科也说，别急着下结论。我们只观测了一次，样本量为一。我们坐在这里讨论这件事，本身就是观测选择效应。

UFO：为什么不值得投入

莱克斯提到他采访过的大卫·弗拉沃（David Fravor），一位海军飞行员指挥官，2004年遭遇了著名的“Tic Tac”UFO事件。莱克斯说他相信弗拉沃看到了他所说的东西。让他不安的是另一件事：整个海军、整个美国政府、整个科学界，似乎都倾向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菲利彭科的回答很坦诚。他说，我们应该去调查，问题是他们没带来一块氪星石，没有可触摸的、能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实物证据。全都是轶事证据，照片大多模糊不清。

他引用卡尔·萨根那句话：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有些UFO目击后来被证实是气象气球，是金星挨着新月时的误认，天文系经常接到这种电话。诱饵太多，噪音太大，而科学家数量有限，时间有限，必须选择研究什么问题。他说自己年轻时也调查过一些案例，觉得证据不够有说服力，于是选择了别的方向。

他也没有一刀切地否认。他说，以慢速飞行，星际旅行完全不违反物理定律。旅行者号和先驱者号在几百万年后就会经过其他恒星附近，我们甚至能算出是哪几颗。但那和“有外星人实时改变飞行器的轨迹、监视我们、再飞回去或者发信号”是两回事。后者意味着对方已经突破了光速壁垒，而这一条我们目前不知道如何做到。

他也回应了霍金“不要向外广播我们的存在”的警告。他礼貌地表示不同意。第一，我们通过无线电和电视已经无意中广播了100年。第二，任何有能力来消灭我们的文明，早就知道我们在这，只是不在乎，就像人不会特意去踩人行道上的每一只蚂蚁。它们只需要盯着我们，看我们是否发展出能威胁它们的技术，然后随时可以动手。广不广播，无关紧要。

超新星：宇宙的灯塔与元素的熔炉

节目后半段，菲利彭科讲了他真正的老本行。

超新星是爆炸的恒星。多数恒星死得很安静，我们太阳就是。少数恒星会以惊天动地的方式结束。这关乎我们的存在：恒星在演化过程中和爆炸时通过核反应合成的重元素，被抛射到宇宙中，成为新恒星、行星和生命的原料。

超新星同时也是极好的距离标尺。知道一颗爆炸恒星的真实亮度，再测量它看上去有多亮，就能算出它有多远，进而算出它所在星系有多远。菲利彭科打了个比方：晚上判断迎面来车的距离，靠的是车头灯看上去有多亮，人脑子里早就校准过两三米外车灯的亮度。

用于宇宙学的这类超新星叫Ia型，来自白矮星。白矮星是类似太阳的恒星死亡后的残骸，质量大约半个太阳，压缩到地球大小，密度高得离谱。物质处于“简并态”，电子被挤在极小的空间里，因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和泡利不相容原理而高速运动，产生远超热压的额外压力。

正常情况下白矮星不会爆炸。如果它和另一颗恒星组成双星，从伴星吸积物质，质量涨到大约1.4倍太阳质量时，就会逼近钱德拉塞卡极限。

菲利彭科讲了钱德拉塞卡的故事。这位印度天体物理学家在20岁从印度坐船去英国求学的路上算出了这个极限，50年后因此拿到诺贝尔奖。他的导师、英国天体物理学泰斗亚瑟·爱丁顿，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嘲笑他的工作。菲利彭科说，换了大多数人，被爱丁顿这么一嘲笑，可能就放弃天体物理了。钱德拉塞卡没有。“不管你的导师说什么，继续走。但也不是说永远不听导师的，他们有时也有金玉良言。”

越过极限后，白矮星内部的碳核开始聚变，释放能量。正常恒星可以靠膨胀降温来调节，简并态物质没法膨胀降温。能量让更多核子获得足够速度，触发更多聚变，释放更多能量，形成失控的热核反应，整颗星炸掉。

理论上每次爆炸的亮度应该差不多。菲利彭科的工作恰恰是证明：并非所有Ia型超新星都一样。它们的光谱有差异，亮度也有差异。1991年他研究了两颗极端特殊的，一颗极暗一颗极亮，证明了这种多样性。

转折出现在1993年。他的同事马克·菲利普斯（Mark Phillips）发表论文，指出光变曲线的形状和峰值亮度存在相关性：越亮的Ia型超新星，亮度衰减得越慢。有了这个校准关系，原本正负50%的不确定度可以压缩到正负15%。菲利彭科说，这才是游戏规则的改变。

宇宙里没有现成的标准烛光，我们能做的只是把每一根都校准一遍。（亚历克斯·菲利彭科）

1998年：两个团队，同一个震惊

有了校准过的Ia型超新星，就可以回溯宇宙的膨胀历史。逻辑很简单：如果宇宙的膨胀在减速，那过去的膨胀应该比现在快，远处的超新星看上去应该比预期更亮，因为它们比想象中更近。结果恰恰相反，它们更暗，也就是更远。

菲利彭科说，宇宙在前90亿年是减速的，但在过去50亿年变成了加速。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

他描述了自己看到数据的那一幕。亚当·里斯（Adam Riess）当时是他的博士后，被安排分析数据、测量遥远超新星的亮度。里斯把计算结果拿给他看时，他震惊了。

诺贝尔奖给了三个团队负责人：索尔·珀尔穆特（Saul Perlmutter）、布莱恩·施密特（Brian Schmidt）和亚当·里斯。菲利彭科同时是两个团队的成员，超新星宇宙学计划和高红移超新星搜索队。他排在作者名单的第二位，仅次于里斯。

莱克斯直接问了那个尴尬的问题：没拿奖，心里什么感觉？

菲利彭科的回答很坦率。他说诺贝尔奖最多给三个人，这是传统，不是规定。他讲了个故事：2011年诺贝尔周，他们在斯德哥尔摩的博物馆里查过诺贝尔的遗嘱，里面根本没写三个人这个限制，纯粹是沿袭下来的老规矩。那一年，两个团队的负责人正式知道，没有我们这些在战壕里苦干的人，这个发现不会存在，所以他们邀请全队参加诺贝尔周。

他说，团队里有人查过为什么是三个人，没人知道。他提到引力波发现，2017年诺奖给了三个人，但那是1000人的团队。希格斯玻色子，6000名物理学家和工程师，诺奖给了理论，实验方面至今没被单独表彰。这和今天大科学团队作业的现实并不匹配。

他也提到一些让他觉得遗憾的例子。乔斯林·贝尔（Jocelyn Bell）发现了脉冲星，诺奖给了她的导师安东尼·休伊什，没给她。休伊什最初看到她数据时的反应是“我亲爱的，这是垃圾”。维拉·鲁宾（Vera Rubin）在暗物质研究上做出关键贡献，拿了几乎所有其他奖，智利那台大型巡天望远镜以她命名，可她没拿诺贝尔奖，因为暗物质发现本身没获奖。

菲利彭科说，他认识一些物理学家，因为没拿诺奖，人生被毁了。他自己没被毁。“我做这行是因为发现本身的刺激，没有比参与这个发现更让我满足的事了。”

他讲了个诺贝尔晚宴的细节。他坐在两位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物理学家中间，席间不停给他们倒酒，等他们话多了，用礼貌而外交的方式问了尖锐的问题。他们承认：如果四个人及以上同等贡献，委员会要么等其中一位去世，要么干脆不发这个奖。

菲利彭科说，他们也不总是对的。但他补了一句：如果诺奖是完美的，它就不会这么有意思了。人类喜欢竞争，喜欢英雄，也喜欢看英雄故事里的不公和遗憾。正是这些让奖项变得动人。

费曼教他的事

菲利彭科在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时，上过费曼四门课：研究生级别的广义相对论，还有量子物理的应用。

他印象最深的是费曼的直觉能力。“在我认识的人里，费曼对自然运作方式有最直接的直觉理解。”他举了费曼图的例子。量子电动力学里，带电粒子交换光子，传统算法要写满好几页纸，朱利安·施温格就是这么干的，还拿了诺贝尔奖。费曼画了几条线和顶点，配上一套规则，复杂的计算变得直观可操作。

费曼还有一个信念：如果你不能用相对简单的方式向非科学家解释一件事，那你大概自己也没真正搞懂。这句话影响了菲利彭科，让他立志做科普。

他讲了个课堂细节。当时加州理工的学生大多不敢提问，怕显得蠢。菲利彭科和另一个同学杰夫·里奇曼（Jeff Richman，后来成了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物理学教授）什么都问。有一次费曼对着全班说：“为什么总是这两个人？你们就不好奇我在讲什么吗？你们真的懂了吗？如果懂了，为什么不问下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你们都太害怕了，不敢问这两个人在问的问题。”

后来费曼还请他们俩吃了两次午饭。三个人的午饭，对面坐着20世纪最深的思想者之一。

菲利彭科说，他自己上课也鼓励提问。他会告诉学生，你不敢问的问题，班上大概有一半人也没搞懂，只是还没意识到自己该问。

“你由星尘构成”

节目最后，莱克斯问了一个老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菲利彭科的回答很朴素。意义是自己赋予的，跟目标有关。给自己设一些目标，想做的事、想体验的事，实现了，就获得了意义。人不必像牛顿或米开朗基罗那样改变世界。现在有将近80亿人，大多数人不会改变世界，可这不意味着大多数人活得没有意义。

他说，基于人性，往往是帮助别人的事最能带来满足感。照顾过一个绝症病人，把一个家庭带好，把孩子教育好，读了很多书，走了很多地方。如果有些事你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允许，那就去找别的意义形式。不必是“我要改变世界”这种宏大叙事。

然后他把话题拉回到宇宙。宇宙通过我们认识了自己。岩石、恒星、黑洞没有抽象思维，没法学习宇宙的知识，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起源。我们能做到。菲利彭科说，他并不认为人类是生命的终极形态，但至少在地球生命的范围内，以思维的丰富度、探索宇宙的能力、做实验造机器的能力来看，我们目前是巅峰。

他提到多元宇宙的想法。物理常数稍微调一点，比如中子与质子的质量比，你得到的往往是无聊的宇宙：只有氢，或只有氦，或只有铁，连丰富的元素周期表都没有，更别说细菌、草履虫、蛞蝓和人类。要么我们极其幸运，要么骰子被掷了无数次，我们恰好落在了一个有趣的宇宙里。

他的结论带着一种平静的乐观：就像行星不特殊一样，宇宙可能也不特殊。有很多很多宇宙，其中偶尔会有一些适合复杂度的发育，最终孕育出生命。这是个美丽的故事。

宇宙用一种方式认识了自己，那就是通过我们。（亚历克斯·菲利彭科）

节目以卡尔·萨根的一段话收尾：我们DNA里的氮、牙齿里的钙、血液里的铁、苹果派里的碳，都来自坍缩恒星的内部。我们由星尘构成。

如果只能记住几件事

• 查一下所在城市最近的天文馆或者大学天文系的公开讲座。菲利彭科在伯克利教了几十年入门天文学，他的课在网上能搜到。天文学的门槛比想象中低，好奇心比数学重要。
• 下次看到夜空里的亮点，别急着拍照发朋友圈。下载一个星图App，认一认那颗星叫什么，离我们多远。知道天狼星8.7光年意味着此刻看到的是它将近9年前的样子，这种体感比任何科普文章都管用。
• 关心人类的长期生存，关注近地天体监测和空间天气预报，比关注火星殖民的时间表更有现实意义。前者是未来几十年内可能救命的工程，后者是几代人的事业。
• “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这句话值得存下来。不只用来判断UFO新闻，也用来判断工作群里每一条“重大突破”。
• 找时间读一读钱德拉塞卡和乔斯林·贝尔的故事。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导师可能是错的，评审委员会可能是不公的，可手里如果有真东西，那就继续做下去。
• 如果有人问起生命的意义，别往宏大叙事上靠。先想想你为谁做过什么事，答案大概就在里面。
• 最后一条留给夜空本身。找一个没有月亮的晴夜，开车离开城市灯光半小时，抬头看十分钟。银河、流星、几颗行星，这些肉眼就能看到的东西，是人类几万年来共用的同一份震撼。它是免费的，也一直在那儿，只是我们太久没抬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