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拉卡尼耶洛：病毒与疫苗

海洋里每一升海水中的病毒数量，比地球上的人还多。

这是量出来的。Nature 上有一篇叫《Microbiology by Numbers》的统计，说地球上大约有 10 的 31 次方个病毒，海洋里的病毒感染事件每秒发生 10 的 23 次，这些感染每天清除掉海洋中 20% 到 40% 的细菌细胞。

文森特·拉卡尼耶洛（Vincent Racaniello）喜欢用这串数字给他的第一节病毒学课开场。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教授，研究病毒四十多年。学生听完这些数字会愣住，他知道效果达到了。

如果把海里那些病毒头尾相接排成一排，它们能延伸到两亿光年之外的太空里。（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光是质量就比地球上所有大象加起来还要重上一千倍。它们干的事听起来像一场永不停止的屠杀：钻进细菌，把细菌撕开，把里面的有机物放回海水。细菌的尸体开始下沉，被代谢，被转化成别的生物需要的东西，很大一部分变成二氧化碳。

文森特管这套循环叫生物地球化学泵。病毒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给整个系统加速。

要理解为什么病毒这么多，得先把时间轴拉回到四十亿年前。

病毒可能是地球上第一批"活的东西"

文森特的猜测是，病毒很可能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有机实体。那时地球刚冷却，有机分子开始聚拢，出现了一批能自我复制的分子，它们今天看起来会非常像 RNA。

它们只是裸露的分子，没有任何保护，而且是 RNA 做的。这很糟糕，因为 RNA 在世界里相当脆弱，所以它们大概长不大。（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然后蛋白质出现了。再然后，细胞出现了。今天的细胞，哪怕是最简单的细菌，都拖着一条很长的 DNA 基因组。要造一个复杂的细胞，需要大量的 DNA。所以某个时刻，RNA 变成了 DNA。

最早出现的一批酶里，有一种能把 RNA 抄回 DNA。今天我们知道它叫逆转录酶，是文森特的前老板 David Baltimore 和 Howard Temin 一起发现的，为此拿了诺贝尔奖。

细胞出现之后，那些自我复制的分子钻了进去。它们当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碰上了，发现里面是块好地方：需要的原料一应俱全，于是留了下来，越变越复杂，然后从细胞身上偷来蛋白质，给自己裹上一层保护壳，变成可以离开宿主、去寻找下一个宿主的颗粒。

文森特的同事 Dickson Despommier 给病毒起了个外号，叫撬保险柜的人。造一个保险柜很贵，撬开它便宜得多。

分子是那么多样，一个分子进了细胞，那里只要有一个蛋白能贴住它，它就会贴住，然后就获得了优势。这里面没有计划，没有思考，它就是发生了。（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复杂生命卡在了能量上

从细菌到多细胞生物，地球花了大约二十亿年。那段时间里，生命一直停在单细胞阶段。

细菌也会聚成菌落，会形成生物膜，但菌落里每一个还是单细胞，各干各的。真正的多细胞生物不一样：你有皮肤细胞、眼细胞、脑细胞，每个细胞做不同的事。

细菌做不到这件事，原因大概率是能量。

细菌造不出足够多的能量来支撑分工，所以它们永远只有一种活法。（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转弯发生在某个细菌钻进了一个古菌体内。它没有死，留了下来，变成了今天的线粒体，细胞的能量工厂。宿主细胞从此有了充足的能量，可以越变越复杂。

这个说法最早来自英国演化生物学家 Nick Lane，他做了实验来支持它。文森特说自己只是转述。

病毒算不算活着

文森特的观点是：病毒颗粒不算活着。

你把一杯病毒放在桌上，它几年都不会有任何动静。不会繁殖，不会分裂，不会做任何事，除非它钻进一个细胞。所以病毒的定义里有"专性胞内寄生"这几个字，专性的意思是它必须在细胞里才能复制。

我说病毒有几个阶段。它有一个非生命的颗粒阶段，这是大家最熟悉的样子；可它一旦进了细胞，那个细胞就变成活的病毒感染细胞了。（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他举了个反例：细菌的芽孢也是躺着不动的，加水加营养才苏醒。但芽孢不需要进入另一个细胞，它自己就能重新分裂。病毒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区别。

病毒进细胞的方式也不神秘。细胞表面有各种受体，平时用来接收营养和信号。病毒碰巧能贴上去，细胞就把它当作有用的东西吞了进去。

它就这么滑进去了。你可以说这是特洛伊木马，但病毒完全没有在骗人，它只是被动地搭了个便车。（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文森特提醒学生小心拟人化。拟人化有助于理解，但容易把自己的价值观套到病毒头上。你觉得病毒这么做是为了某个目的，它其实没有任何目的。

创业公司和大公司

病毒可以按遗传物质分成两大阵营：RNA 病毒和 DNA 病毒。地球上除了病毒，几乎所有生命都用 DNA 存遗传信息。

RNA 病毒是活化石，来自那个 RNA 世界。但那不意味着它们是过时的东西，恰恰相反，文森特认为 RNA 病毒是最成功的一类。

RNA 病毒活在自己的错误阈值上。意思是它们复制的时候不能再多错一点，再多错一点就死绝了。DNA 病毒离自己的错误阈值还差好几百倍。（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错误阈值这个词很关键。RNA 的复制酶没有校对功能，每复制一次都会带进错误。错误多到一定程度，基因组就散了。RNA 病毒刚好卡在散架的边缘，用最高的变异速度换来了最强的适应力。

所以 RNA 病毒能在一只蝙蝠体内同时存在几百万个略有差异的基因组。文森特的说法是，这里面可能就有那么一个，恰好适合感染人类。

它们就像一群创业公司，绝大多数会死掉，但只要有一个活下来就赢了。DNA 病毒更像 IBM 和谷歌，体量大，动作慢，非常保守。（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为什么没有又致命又传染的病毒

埃博拉和狂犬病致死率极高，但传不开。新冠传得极广，致死率相对低。为什么自然界没有出现一个又致命又传得飞快的病毒？

文森特的回答从 SARS 一号和二号的区别讲起。

SARS 一号的感染者里超过一半会住院，病情重到必须躺在病床上。而他们排毒的高峰出现在住院之后。医院里做隔离很容易，病毒传不出去，所以那一次只感染了八千人就停下了。

SARS 二号不一样。大量排毒发生在症状出现之前，甚至有些人从头到尾没症状。他们照常上班、聚会、说话、咳嗽，病毒就跟着走遍了全世界。

如果一个病毒把人打倒得太快、太狠，这个人就没有机会到处走，也就没法替它传播。传播大概是病毒身上最强的选择压力之一。（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因为病毒必须找到下一个宿主。找不到，这条线就断了。任何让它更容易传播的性状都会被保留下来，妨碍传播的性状会被淘汰。致死性如果妨碍了传播，就会被选择掉。

这个推理有一组真实数据支撑，来自澳大利亚。十九世纪，澳大利亚的猎人从欧洲引进了一种兔子，因为本地兔子跑得太快，打不着。欧洲兔子到了澳洲繁殖失控，几年之内到处都是，几百万只挤满了所有的水坑。人们只好引入一种病毒，叫黏液瘤病毒，是一种兔痘病毒，靠蚊子传播。

第一年，99.2% 的兔子死了。活下来的那 0.8% 带有某种抗性。之后几年，病毒变得越来越不致命，因为兔子活得越久，蚊子越有机会把病毒传给下一只。（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最后兔子和病毒都活了下来。这是人能拿到的、关于致命性和传播性互相拉扯最干净的一个实验，也是仅有的一个。

从 SARS 一号到新冠

冠状病毒这个名字的来历很随意。最早发现它们的人把样本放进电子显微镜，看到的轮廓像太阳的日冕，就这么叫了。

它们有包膜，有刺突蛋白，里面装着 RNA。它们是已知 RNA 最长的病毒，新冠的基因组有三万个碱基，另一些冠状病毒能到四万个，别的病毒到不了这个量级。

1960 年代，人们发现了两种能感染人的冠状病毒，只引起轻微感冒，谁都不会当回事。2003 年，中国出现了一种严重的呼吸道疾病，11 月开始，直到次年 2 月才告诉世界，那时它已经传开了。疫情扩散到 29 个国家，感染了八千人，然后停了。

后来追查的来源是广州的活禽市场，中间宿主是果子狸，而果子狸是从蝙蝠那里拿到的病毒。研究人员跑到乡下的洞穴里去找，在一个洞里找到了能拼出 SARS 一号的全部病毒片段。那是第一次明确看到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能跳到人身上。

文森特说，那之后世界本该准备好。有人开始做疫苗，做到小鼠实验就停了。有人开始做抗病毒药，也没有下文。

没有病毒流行，产业界就没有理由做疫苗和药。你向 NIH 申请经费，评审会说这个方向风险太大，市面上没有这种病毒。这是非常短视的。（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2012 年，MERS 冠状病毒在阿拉伯半岛出现，来自骆驼，偶尔传人，几乎不人传人。又一个提醒。

然后就是 2019 年。新冠和 SARS 一号的基因组差了大约 20%，结合的是同一个受体 ACE2，刺突蛋白的结构也长得很像。差别在哪、这些差别为什么让它的行为完全不同，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清楚。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用动物模型，而现有的动物模型都不太像人。

很多人感染新冠是轻症，但有两成会发展成严重的、持续很久的病，甚至死掉。没有任何一种动物会这样。我们对是什么在控制这个差别，还没有头绪。（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把 RNA 抄回 DNA 的那一步

研究 RNA 病毒有个技术上的难处：RNA 不好操作，我们不知道怎么直接改它。DNA 就方便得多，七十年代的重组 DNA 革命之后，改 DNA 就像改文档。

文森特自己撞上了这个转折点。1979 年他去 MIT 做博士后，David Baltimore 给他的任务是：重组 DNA 在病毒上的禁令刚刚解除，你去给脊髓灰质炎病毒做一份 DNA 拷贝，看看放进细胞里会不会启动感染。

他做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只有七千五百个碱基，比冠状病毒小得多。他把 DNA 插进一个质粒，在细菌里扩增，纯化出来，然后测序。测序花了他整整一年，用现在的方法十五分钟就能做完。他把 DNA 放进细胞，脊髓灰质炎病毒从细胞里出来了。

那是个起点。从那以后，所有人都把这套方法用到了自己的病毒上。（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2020 年 1 月，中国公布了新冠的基因组序列，全球实验室立刻合成出三万个碱基的 DNA，并造出了病毒。想研究某个基因干什么，就从 DNA 上把它剪掉，看病毒还活不活。剪掉之后病毒还能复制，说明这个基因在细胞里不是必需的；剪掉之后一个病毒都出不来，说明它是致命的。

限制不在技术，在生物安全等级。新冠被归为 BSL3 病原体，不是每个实验室都有这样的条件。但做疫苗不需要碰完整的病毒，把刺突蛋白单独拿出来就够。

疫苗的五代技术

第一代流感疫苗的做法，今天听起来仍然很魔幻。

把病毒打进受精的鸡蛋里，里面有个十到十二天的胚胎，病毒在里头长起来，收十毫升左右的液体，用甲醛处理让病毒失去感染力，然后打进人体。1940 年代 Jonas Salk 就是这么做的，最初是给美军做的。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细胞培养技术，只能用鸡蛋。这个方法今天还在用。（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这种叫灭活疫苗。它的弱点是用化学药剂破坏了病毒颗粒，免疫系统看到的东西已经和真病毒差得很远，所以效果一般。流感疫苗的保护率最好也就六成左右。

第二代是减毒活疫苗，五十年代出现。黄热病疫苗的发明人 Max Theiler 把病毒在一堆鸡胚之间反复传代，每十代就放到小鼠或猴子身上测一次，传了两百多代之后，终于得到一个不致病但仍然能激发免疫的版本。麻疹、腮腺炎、风疹的疫苗都是这个路子。

这类疫苗里有一个出过事，就是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也就是 Sabin 疫苗。它口服就行，不用打针，在肠道里复制，保护效果很好。问题是接种者会往外排病毒，而排出来的病毒已经在肠道里发生了基因回复，变回了能致病的样子。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一些接种过疫苗的孩子的父母，从孩子身上感染了脊髓灰质炎。发生率大约是每一百五十万剂一例，美国一年有八到十个孩子因为疫苗而瘫痪。（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文森特的态度很明确：公共卫生界当时的理由是"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但回头看他认为这个代价不能接受。

第三代是病毒载体疫苗。选一个能感染人但不致病的病毒，用基因工程精确地切掉它的致病基因，再塞进目标抗原的基因。埃博拉疫苗、部分新冠疫苗都是这个思路，腺病毒载体是最常见的一种。

载体不只用于疫苗。文森特说，十年到十五年之内，大部分癌症可能都能用病毒来治。载体可以被设计成只攻击肿瘤，不碰其他细胞，毒性因此小得多。单基因遗传病也可以用载体把正常基因送回去。

第四代是 DNA 疫苗，理论上把刺突基因装进 DNA 打进人体就行。人用 DNA 疫苗到现在一个都没批下来，倒是有一款马的西尼罗河疫苗是 DNA 的。

第五代就是 mRNA 疫苗。

mRNA 疫苗为什么能成

文森特一开始是不信的。

我做了一辈子 RNA。它太脆了，你看它一眼都能弄断。你的手上全是能降解 RNA 的酶。所以我想，这怎么可能行得通，往人身上打 RNA？结果是我错了。（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他错在低估了脂质纳米颗粒。

把 mRNA 包进一层脂肪里，问题就解决了大半。脂肪是黏的、油的，而细胞膜本身也是油的，两者一碰就贴住，细胞会把纳米颗粒当成有用的东西吞进去。这里没有任何受体参与，纯粹靠贴。

用脂肪去撬保险柜，这件事本身就很离谱，但它居然打开了。（Lex Fridman）

被吞进去之后，mRNA 在细胞里被翻译成刺突蛋白，免疫系统看到这个蛋白，开始建立记忆。整个过程是经验性的：脂质配方被反复试了很多年，才找到能稳定保护 mRNA 的那一种。Moderna 和 Pfizer 用的是不同的脂质配方，效果类似。

最常见的担忧是刺突蛋白本身会不会造成伤害。刺突有一个已经被知道的功能：让细胞融合，病毒就是靠这个把基因组送进细胞的。如果疫苗产生的刺突也能融合细胞，那就是问题。

这一点已经被处理掉了。疫苗里的刺突做了两个氨基酸的改动，让它失去融合能力，这个版本叫融合前稳定化刺突。改动的位置来自结构生物学的研究，人们已经弄清哪几个氨基酸负责融合。

mRNA 和它翻译出的蛋白都不会长期留在体内。mRNA 大概几天就降解了，蛋白最多撑几周。这是 mRNA 相对于 DNA 的一个优势，DNA 可能进入细胞核，存在的时间长得多。

另一个常提的担心是注射后会不会到处跑。注射位置是肩部肌肉深处，不进血管，绝大部分留在局部。给小鼠打的剂量比人高一千倍时，确实能在全身组织里找到纳米颗粒，但那是极端剂量。

疫苗的注射量下，大部分留在肌肉里。有一小部分会去别的地方，但那个量很小。（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信任是怎么被弄坏的

关于长期副作用，文森特的回答很诚实。

如果有人对你说新冠疫苗没有长期副作用，那他是在说他没有做过的实验。要谈长期，你就得做长期实验，可能要等五六十年。你没法说绝对不会有。（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能做的是权衡。疫苗的副作用绝大多数在接种后头几个月就会出现，心肌炎、血栓、格林巴利综合征都是在这个窗口里被发现的，也确实出现了少量案例。没出现的东西不代表永远不会出现，但可以用已有的证据推断概率。

病毒这边的账目更清楚。新冠对身体的伤害遍及多个系统，不只是呼吸道，认知方面的影响尤其让人不安。长期新冠真实存在，只是现在只观察了六到八个月，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文森特举了两个医学辜负过公众的例子。

1955 年，第一版脊髓灰质炎疫苗上市，几个月之内就有几百个孩子因为接种而瘫痪，因为灭活做得不彻底。当时家长太想要这个疫苗了，每年夏天有三万个孩子瘫痪，他们相信了医学界的保证。第二个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口服疫苗。

那一次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把灭活做对。第二次我们有证据，本该停止使用那种疫苗。这种事情会消耗掉公众的信任。（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他不认为这些往事会一直影响今天，因为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但同样的机制还在，所以他不愿意说"绝对不会有"这种话。有一段话 Lex 在节目开头讲得很直接：对确定性的教条和人与人之间的分裂，长期来看比任何病毒都更具破坏性。

抗病毒药为什么总是失败

羟氯喹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好案例。

它最早在细胞实验里表现出抑制病毒的能力，这不奇怪。细胞的胞吞路径中，囊泡内的酸碱度会下降，很多病毒借此逃出。羟氯喹能阻断这条路径，所以它能抑制一大类病毒。

问题在于实验用的是肾细胞。肾细胞里病毒只能走胞吞这条路，所以抑制得住。人的肺和呼吸道细胞里，病毒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胞吞，一条是直接在细胞表面进入。羟氯喹只堵住其中一条，病毒绕过去就行。

这是一条科学上搞错了的结论，却推动了后来一大堆事情。（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更普遍的问题是给药时机。人得了新冠需要抗病毒药，往往是因为已经喘不上气、住了院。而喘不上气的时候，问题已经不是病毒了，是炎症。病毒载量早就开始往下掉，任何抗病毒药都帮不上忙。

症状出现后三天，你就已经排不出足够多的病毒去传染别人了，病毒量掉得非常快。所以你在医院里给人用抗病毒药，其实已经太晚了。这就是很多抗病毒药失败的原因。（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正确的做法是做一个能口服的药片，在第一次测出阳性的那一天吃下去。喉咙刚有点痒，十五分钟出结果，阳了，吃药，这才有可能拦住病毒。

伊维菌素的处境多一层麻烦。它是一种非常安全的老药，在非洲用来防河盲症，一年一剂就够。体外实验显示它能抑制新冠，但需要的浓度远超批准剂量能到达的水平。而且伊维菌素会结合脑内的受体，剂量高了会有神经系统后果，所以加量本身就需要先做安全研究。

还有生产上的问题。绝大多数药物靠化学合成，伊维菌素很难合成。实际做法是培养能产生它的细菌，发酵，再纯化。那株细菌在 Merck 手里，多年前有两个员工偷走菌株离职，被抓起来判了刑。这不是一个想扩产就能扩产的分子。

文森特的说法是：该做的试验应该做，现在有一个四千人的随机对照试验正在招募。在那之前，医生愿意超适应症开，他不反对，但会明确说不知道有没有用。

他还提了一个新药：molnupiravir，唯一一个口服的抗病毒药，看起来很有希望，几年前就做出来了，一直没有推进到人。他担心一件事。

如果最后只有一种口服抗病毒药可用，几个月之内就会出现耐药。我们需要两三种药，像对付艾滋病和丙肝那样联合用药。这是已经被验证过的做法。（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疫苗不会凭空造出变异

乔·罗根提过的那个说法，文森特认为需要先把概念理清。

病毒一直在变异，疫苗和药物都不会让病毒变异。它们能做的是施加选择压力。如果群体里恰好有一个颗粒能逃过抗体，它就会冒出来。

疫苗和自然感染都会筛选出变异株，这毫无疑问，因为它们都在制造免疫。不会筛选变异的免疫是不存在的。（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2020 年初就有证据。那时候全球几乎没人有免疫力，但从早期分离株的序列里，已经能看到今天所有关切变异株携带的那些突变，只是频率极低，没有被选择出来。到了当年 11 月，几千万人感染过、一部分人接种过之后，Alpha 变异株在英国冒了出来，驱动它的很可能就是免疫选择。

这个逻辑有个反面推论值得看清：如果不接种疫苗，病毒照样在人群中传播，照样被免疫筛选。区别在于，接种者重病的概率低得多。

至于能不能做出一个对所有变异株都有效的疫苗，文森特的答案是能。依据是那些先感染、后接种一剂疫苗的人。他们的免疫反应能覆盖目前已知的全部变异株，比接种两剂的人广得多。

感染加一针，免疫反应突然变宽了，能对付所有已知变异株。这告诉我，我们可以设计出同样的策略。（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流感疫苗也在往这个方向走。流感刺突的顶端每年都在变，抗体主要打在那里；而茎部几乎不变，针对茎部的抗体同样能防感染，只是现有的疫苗诱导不出来。如果能把茎部抗体做出来，可能一次接种管十年，冠状病毒大概也能用同样的思路。

便宜到一块钱的检测

检测分两类。

PCR 是核酸检测，把病毒 RNA 逆转录成 DNA 再扩增，十五分钟能出结果。它测的是有没有病毒的 RNA 片段，不是有没有活病毒。这里常有一个连专业人士也弄错的点：PCR 的 CT 值代表扩增循环数，CT 越小说明样本里的 RNA 越多。CT 35 意味着很少，CT 10 意味着极多。

如果你的样本里病毒 RNA 不到一百万拷贝，你就不会传染别人。疫情早期不管 CT 值多少一律隔离，那个做法是错的。（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病毒在体内的轨迹大致是这样：感染后四到五天到达排毒高峰，可能完全没有症状，这段时间能传染别人；症状出现前后排毒最高；然后三四天之内病毒 RNA 急剧下降，就不再排毒、不再传染了。十四天隔离期太长，十天足够。

另一类是抗原检测，找的是病毒制造的蛋白，药店里就能买。它最适合的场景是高频自测：如果一支不到一美元，每个人每天早上出门前测一次，阳性就再测一次确认真假，连着两天阳性就待在家里。

这个方案是哈佛的 Michael Mina 在 2020 年提出的，一直没被大规模实现。

如果去年夏天就能把这种检测做出来，我们今天面对的很多问题都不存在，因为人们会因此待在家里。这个想法到现在仍然有价值。（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没做出来的原因不止一个。FDA 对便宜的东西兴趣不大，没有审批就没有大规模生产的动力；检测的利润远低于疫苗；而当时整个体系把资源都压在了疫苗上。CDC 最初自己开发的第一版检测有缺陷，试剂盒被召回，本来应该有一百家公司同时在做这件事。

文森特认为下一次疫情里，快速抗原检测应该在第一周就启动。它比 PCR 慢是因为要先在动物身上做出针对目标蛋白的抗体，但那是几周的事，不是几个月的事。

口罩和空气

新冠的传播方式其实很明确：主要走空气，接触传播占比很小。说话就会喷出大量飞沫，大颗粒落到地上，小颗粒能飘一百英尺以上，但小颗粒里的病毒量也少。

感染需要多少病毒，没有确切数字，大概至少几千个颗粒。八成传播来自两成的感染者，科罗拉多大学做过一项研究，统计了学生半年的所有拭子，绝大多数病毒 RNA 集中在 15% 到 20% 的人身上，其余人的病毒量非常低，大概率不传染。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有人能在一个房间里坐两小时什么事都没有，有人只是路过就被感染。

为什么口罩的效果一直说不清？因为没法做真正干净的实验。你不可能在真实世界里找到受控环境去测量飞沫，用动物又不知道相关性有多大，用人做攻毒实验目前不做。剩下的办法是流行病学关联，比如研究同住家庭内的传播，反推飞沫类型。

实验室里倒是做过只用飞沫、不含病毒的口罩材料实验，可以测出不同材料拦住不同尺寸颗粒的效率。但把这些数字换算成减少多少传播，必须靠建模，而模型就是模型。

口罩数据不如疫苗数据扎实，疫苗数据是直接测出来的，口罩数据大多是统计模型推出来的。（文森特·拉卡尼耶洛）

更麻烦的是 2020 年 1 月，CDC 和 WHO 都说口罩没用、不要戴。等他们改口的时候，没有人说"我们搞错了"。文森特认为这是口罩命运的转折点：如果当初说清楚这是一条基于有限证据的临时判断，后来证据变了所以判断也变了，愿意戴的人会多得多。

数据不完美这件事本身就会被两边利用。反口罩的人说，你看，它没那么管用，所以我不戴。支持口罩的人说，证据已经够清楚，不戴的人就是不负责。同一批半成品数据，被两边各自引用。

这里有个更值得注意的机制：当科学结论本身带有不确定性，谁把它讲成板上钉钉，谁反而更容易被信任。而承认"我们还不确定"的人，会被当成软弱、含糊、没有立场。口罩之争最后伤害的不是某一种口罩，是"专家说什么我就信什么"这件事本身。

一个领导者做错了什么

Lex 在节目里谈到 Anthony Fauci 时，先说了很多好话，然后才说问题。

他承认领导极难，尤其是在一场所有人都不了解的新疫情里。但他认为 Fauci 作为科学界最重要的沟通者，有几件事没做好。

第一是不真实。有一种说话方式，听起来就像在藏东西，听起来不像在说全部的真话。这种语气，互联网和年轻一代的识别能力比上一代人强得多。

第二是躲在权威后面。病毒的传播动力、口罩的有效程度、检测要多久才能建起来、封锁到底管不管用、不同疫苗的保护能维持多久，这些问题在 2020 年初几乎全都没有答案。用确定的语气讲不确定的事，就是问题的来源。

没有人是这个新病毒的权威。尤其在最早期，它有多致命不清楚，怎么传播也还不完全清楚。用权威的语气说这些，是错位的。（Lex Fridman）

第三是对病毒起源的开放性不够。Lex 认为，公开表示"实验室泄漏这条线我们也在认真对待"，反而会让人更信任你，因为这证明你愿意面对不舒服的可能性。等到你把不确定性收窄、给出"这是目前最好的方案"的时候，人们才会跟着走。

Lex 说，他对 Fauci 最根本的反对不在细节，在结果：对科学本身的信任明显下降了。而科学恰恰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依凭，任何让这份信任受损的人，都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也承认，把这件事压在一个人身上并不完全公平，但最高位的人就是要背这个账。

文森特的回应更克制。他说，据他所知，所有数据都是公开的，临床试验数据 FDA 要求全部公布，你想看去查就行。他不认为有数据被藏起来，因为如果真藏了，连他也看不到。

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事实，在于人对信息的使用能力。文森特说，很多人没法自己去读那些数据，他理解这一点，所以他愿意坐下来一个一个回答别人的问题。

给多少信任给谁

关于疫苗厂商，Lex 把话说得很直：这些公司做了很多好事，但只要有巨额利润，一旦伦理不是百分之百干净，就有动机把东西扫到地毯下面。那数据造假有多难？

文森特说，大规模试验里造假很容易被发现，因为跨试验一比对就会出矛盾。这有点像登月：造一枚火箭真去月球，可能比假装去过还容易。

但他也承认，让健康依赖于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行业，未必是最好的安排。他设想过在各地建非营利的疫苗研究所，把有才华的人聚起来，给够钱，一样能出成果。

Lex 的回应来自一个从苏联来的人：资本机器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它有一个自动淘汰机制，干不好的人会被换掉，干得好的人会被留下。这个机制在选人上很难被替代。但美国的医疗体系现在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监管、补贴、政治一起进来，效率反而变低。

文森特说，政治本来就绝不该和医疗混在一起，可拨款来自政府，两者就分不开了。

他补了一句观察：疫苗和抗病毒药承受了最多的攻击，可人们日常依赖的很多药物副作用要大得多，却几乎没人质疑。这种选择性很奇怪。

阴谋论为什么跑得更快

两人都同意一件事：阴谋论在传播上占优势，因为它更好听。

我手里有一个秘密，关于这个世界真正是怎么运转的。这句话本身就非常吸引人。（Lex Fridman）

一旦进入这个叙事，讨论就没有共同的地面了。你在讲科学证据，对方在讲一个更大的真相被隐藏，两边的规则不一样。而且阴谋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