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图尔：从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到 AI 与滚石乐队

2004年，一个从没拍过电影、也没在电视台干过一天的纽约上州人跑去华尔街募资，说要办一家电影公司。当时好莱坞的产业规模是300亿美元，而这块蛋糕周围几乎看不到机构资本的身影。二十年后，他参与制作的片单包括《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宿醉》系列、《哥斯拉》、《盗梦空间》、《侏罗纪世界》、《300》。同一时间，他给哈佛的 George Church 投了5000万美元种子轮，要去北极苔原上复活猛犸象；他是匹兹堡钢人队的少数股东；他还是 Ghost Hounds 乐队的吉他手，跟着滚石乐队一起巡演。

这个人叫托马斯·图尔（Thomas Tull）。Lex Fridman 在第259期播客里，用两个多小时把他的这些平行人生串了一遍。串起来之后会发现，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背后跑的是同一套判断系统。

他看到的那个洞：300亿美元的行业，周围没有机构资本

图尔讲创业动机时很直白：2004年电影是个300亿美元的行业，但行业周围没有成建制的机构资本。他看别的同等规模的行业，私募股权、长期基金、养老基金，一层一层围着转，唯独电影是个例外。

我很困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发生。电影行业的运作方式，跟我此前研究过的任何一个行业都不一样。（托马斯·图尔）

这个观察本身就是生意的起点。他花了很长时间说服自己，只要足够自律、方法对路，这个行业能赚钱，然后才出去募资。他把这一步称为职业生涯里最难的事：一个零经验的人，要说服资本市场的钱相信他行。

他接着解释了什么叫机构资本。你创业，拉一圈有钱的朋友入伙，那也是钱，可那是零散的、随时会被抽走的钱。真正的机构资本来自富达、主权财富基金、大学捐赠基金，体量大、周期长、有耐心。

如果你拿的是隔壁成功牙医的钱，明年牙医可能跟你说，最近手头紧，我要把钱拿回去。如果你跟的是富达或者摩根士丹利，他们有能力说，好，我按五到十年的周期来看这件事。（托马斯·图尔）

耐心资本带来两个好处：打交道的对手方少，单笔投资大。图尔说真正有意思的差别在别处。投一家 AI 公司或者芯片公司，机构投资人没有那个技术能力去理解你在做什么，所以除了商业常识之外，他们不会对每个细节发表意见。电影和电视不一样，它完全平易近人，人人都有看法。

是你们选错演员了吧，为什么要拍那部片子。所以这个行业会招来大量的二次猜测。（托马斯·图尔）

他说的是一种反向的成本：技术门槛越低，外部噪音越多。图尔把这件事认作这门生意的固有属性来接受，没有花力气去抱怨。

每部大片都是一家独立的小创业公司

谈到《蝙蝠侠》三部曲怎么做出来的，图尔把功劳推得很干净：一个伟大的导演，加上一个能承载这些经典角色、又能在神话体系里留下自己印记的剧本。这两样是地基，缺了就不用谈后面的。

他补充说，光有这两样不够。你手里先是一摞印着字的纸，叫剧本，然后要把它变成让观众相信的东西。演员单拎出来再有天赋，凑在一起也得有化学反应。导演是战场上的将军，可如果有个事无巨细的强制片人在旁边，效果又会不一样。

每一部电影都是它自己的一家小创业公司。（托马斯·图尔）

这句话可以停一下。它说的就是字面意思：有独立的预算、独立的团队、独立的死线，失败了独立承担。图尔说自己入行时零经验，能跟克里斯托弗·诺兰连着做五部片子，运气成分很大。诺兰后来被公认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导演之一，而当时没人知道这一点。

永远喝不完的巧克力河，会杀死创造力

Lex 问了一个听起来有点怪的问题：钱是不是越多越好。

图尔的回答很干脆：不是。他喜欢约束。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无限的资源，或者资源可以再生，那这个局面里就没有杠杆。我失败了，再去拿一笔钱就是了。我觉得这种状态下，人很难有韧性，也很难想出新的解法。（托马斯·图尔）

他给出的平衡点是两头都不能走极端。一头是把氧气掐断，逼得团队为了付房租做短期决策、做不战略的决策。另一头是永远喝不完的巧克力河，要多少有多少，那样摩擦点就消失了，而摩擦点恰恰是好作品的必要条件。

图尔把这个逻辑延伸到了社会层面。他说人经历难的时候，被迫去做那些不想做、累了也得做的事，某种程度上是在练一块肌肉：对不舒服的耐受度。他觉得这块肌肉社会整体在退化。这个判断他做了一个限定，说不能用一把大刷子刷所有人，但这是他观察到的一个走向。

Lex 接了一句：如果一件事真的很难，它本身就是筛选器，大部分人会在上面失败，所以难是特性，不是缺陷。图尔的回应是他喜欢听别人说某件事不可能。

当有人告诉你这件事不可能，我很喜欢，因为那意味着很多人会相信这一点，而这就给了你一个机会，成为那个证明它并非不可能的人。当然你可能是错的，但如果你没错，你就有机会站到人群外面。（托马斯·图尔）

贵和不负责任是两回事

Lex 问参与过最贵的电影是哪部，不用报数字。

图尔说《侏罗纪世界》挺贵的，《黑暗骑士崛起》也是。然后他自己加了一个区分：贵和不负责任是两回事，有些贵是因为那个构想就需要那么多钱，而且最后账面上也证明值。

《侏罗纪世界》的成本大头在电脑特效。恐龙不可能实拍，绝大部分画面是从零建起来的。这类片子如果还要在制作过程中不断发明新东西，成本曲线会更陡。图尔拿詹姆斯·卡梅隆举例：拍《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剧组需要的水下摄影机根本不存在，卡梅隆就去把它们发明出来。他有工程直觉，更重要的是，他不只是能想象，还能带着一支团队把想象做出来。

图尔去过《阿凡达》早期的拍摄仓库。工作人员给他解释他们怎么捕捉表演，为什么拍完之后还能回炉重做，因为那个环境是数字建起来的，可以反复进入。图尔说他当时被震住了，跟对方说，这才是真正的大跨越。

智力诚实这四个字，比听起来难得多

播客中段，图尔反复提到一个词：intellectual honesty，智力诚实。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做决策的依据是别人的期待，靠惯性被推着走，走到了自己本来就没想到要去的地方，那会出大问题。

这套判断落到具体选择上，会切出两类人。一类从顶尖大学出来，迫不及待要创业，他们要的就是那种压力，就是要磨。另一类同样聪明、同样有才华，但他们明确说：我不想半夜躺着盯天花板，算下个月工资怎么发，我不想让这种东西进我的生活。

如果你能把这件事想清楚，并且接受它，然后问自己：什么让我有动力，什么让我开心，什么让我状态变差。因为挑战自己和违背自己的天性，是两件事。（托马斯·图尔）

Lex 把这个话题推到了更难的地方。他说智力诚实有好几层。第一层，你想做的那件事没人做过，这本身就说明你可能只是个空想家。第二层，你已经做了十年了，为什么还没成。

Lex 举了创业的例子：公司开了四五年，还可以，但远没有爆发成你梦想的样子，你得有勇气把它关掉。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你可能需要反过来把自己逼进那个梦想里，砍掉手上分散精力的事，全押上去。两个方向看起来相反，用的却是同一种诚实。

图尔的回答落在风险管理上。他说全押和鲁莽是两回事。要全押，先量两次、切一次。他还提到一个自己记了很多年的说法：永远不要把清晰的视线和距离搞混。大意是，看得清不等于离得近，别把判断力当成已经抵达。

巴菲特那个下午：别想聪明的事，先想蠢事

图尔跟巴菲特吃过一顿午饭，只有一个下午，他说这个下午他会记一辈子。

他先讲了一套看人的方法。有时候你见一个非常成功的人，聊二十分钟就会想，哦，你只是站对了位置、赶上了时机，这也没什么。但也有另一种人，你把他扔回零起点，他照样会走到一个好地方。巴菲特属于后一种。

那个下午让图尔印象最深的一段，是他正说着自己在投资上怎么想办法做得聪明一点，巴菲特打断了他。

查理（芒格）和我，从来不试图去想什么是聪明的事。我们想的是，这里什么是蠢事。（沃伦·巴菲特，转述自托马斯·图尔）

图尔笑了一下，巴菲特说，不，我是认真的。他们思考的角度是：在眼下这个局面里，我们做什么，将来回头看会觉得自己蠢透了。

图尔说这句话钻进了他脑子里，到现在拆解问题的时候还会想到。这个思路的妙处在于它把决策的成本结构翻转了。找聪明事，你要比别人更有洞察力，那是稀缺能力。避蠢事，你只需要诚实加一点想象力，去想自己可能怎么把自己坑了，这是人人可练的。而且它能长期复利：不犯大错，剩下的交给时间。

看人：坏消息要比好消息跑得快

Lex 说自己常去旧金山，那里人人都在做梦，人人都有大计划。他因此不羡慕投资人的工作，因为很难分清哪一个梦会成真。他问图尔怎么判断。

图尔说，如果他有任何一套框架，一定从人开始。理由是商业计划书一定会变。

我很少见到这样的生意：我们在这个地方做这个小零件，三十年后我们依然成功，依然只做这个小零件，事情就是这样。事情会发生。而且今天的发生速度这么快，你必须能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做艰难的决定。（托马斯·图尔）

既然计划会变，那就要看这个人在变化里会怎么动。他给出了一串具体的问题：你会怎么算这些账？你有多自利？你用什么样的伦理？你的短期和长期怎么权衡？你能不能诚实地评估一个局面？因为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问题一定会发生。

他还有一个具体的沟通准则。

我总是跟人说，如果有事，就用这句话开头：Lex，我们有个问题。好，我现在坐直了，我全部的注意力都给你，我们谈。坏消息应该比好消息跑得快。（托马斯·图尔）

为什么这条重要，他给了更深一层的解释。如果一个人不敢报告坏消息，原因往往是他承受不了让你失望，于是选择拖。而拖着这件事会反过来印证另一个问题：他大概也没法在照镜子的时候对自己狠一点，承认公司正在往错的方向走。

Lex 顺着往下推：那些最后爆掉的公司，多数人一开始并没有打算骗人。图尔同意，他说自己见过的情形，绝大多数是一小步一小步挪过去的：这周我们把它搞定，但今天得先把材料交上去，那就先微调一点。这就是滑坡。他提到 Theranos，说大家现在都盯着那个案例看。

5000万美元去复活猛犸象，投的其实是人

话题转到一个听起来像科幻的项目。图尔领投了 Colossal 的5000万美元种子轮，这家公司做的是去灭绝（de-extinction），用基因编辑把猛犸象带回北极苔原，恢复已经消失的生态系统。

他讲了来龙去脉：五六年前在哈佛认识 George Church，觉得这个人极其聪明，而且有想象力。Church 后来跟企业家 Ben Lamm 搭档。图尔说，媒体和公众被抓住眼球的部分是「把猛犸象带回来」，这确实抓人，这条路最后通向哪里，还得看。

我更感兴趣的是，作为投资人参与他们在基因、蛋白质、CRISPR 这些方向上的工作。在未来十年里，能待在 George Church 和他的团队旁边看这些事情展开，我觉得这是该做的事。（托马斯·图尔）

Lex 追问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技术再强，如果做技术的人不理解人性和历史，那会出事。图尔回应说，他花了不少时间跟 Church 团队聊边界在哪里。他也清楚，别的国家有团队在没有同等审查流程的情况下推进同样的研究。所以他至少确认了一件事：Church 和 Lamm 是负责任的人。

Lex 在这里说了一句玩笑话，意思其实不轻：你需要一个麻省理工博士学位的马可·奥勒留。技术能力和古典修养得装在同一个脑袋里。

吉他那条线：从罗伯特·约翰逊到吉米·佩奇

播客后半段，两个人都放开了。

图尔说自己是那种「老灵魂」小孩，很小的时候就在听 Muddy Waters、Robert Johnson、Lightnin' Hopkins、B.B. King。他形容 B.B. King 弹五个音就能杀人，那种情绪是别的乐器给不了的。他也承认自己不是拿起琴就能弹的人：没上过正式课程，技术和耳朵全是硬磨出来的，右手节奏是他唯一能算作长处的东西。

乐队名字来自 Robert Johnson 的传说，那位在十字路口把灵魂卖给魔鬼换琴技的蓝调乐手。图尔说 Robert Johnson 的歌里常提到「地狱猎犬在追我」（hellhounds on my trail），他就想，那幽灵猎犬怎么样。Ghost Hounds 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他自嘲说，希望背后有个更聪明的故事，但也就这么多了。

关于设备，Lex 抛出了一个经典站队问题：Les Paul 还是 Strat。图尔选了 Strat，理由是亨德里克斯的影响太深。但他自己主用的是一把1959年的 Les Paul，名字叫 Hazel。他说1959这个年份有点魔法，像小提琴里的斯特拉迪瓦里。音箱是59年的 Fender Twin 或者65年的 Marshall，巡演路上换成 Two Rock，因为老管子太娇气。效果器只有一个：一块老 Klon，直接进音箱，能多老派就多老派。

《It Might Get Loud》是怎么来的

这部2008年的纪录片，把吉米·佩奇、U2 的 The Edge、白条纹的 Jack White 凑到一起，制片人是图尔。

他讲起源头：某天下楼，桌上放着《滚石》杂志评选的史上最伟大吉他手榜单，旁边是一份财经报道，说当时最畅销的电子游戏是《吉他英雄》。他问自己，吉他这个东西为什么在摇滚乐里这么中心，为什么它是那个符号。然后他说，我想问问吉米·佩奇，当年为什么拿起吉他。

他给 Davis Guggenheim 打了电话。Guggenheim 导过《难以忽视的真相》，当时是影史票房最高的纪录片。图尔说自己没做过纪录片，只是想听听建议。结果 Guggenheim 说，这个念头我甩不掉，我来导。

三个人选代表三个时代、三种风格。图尔说，三个全中这种事很少发生，这次是。

坐在那儿认识吉米·佩奇，那感觉，他就像甘道夫。（托马斯·图尔）

他描述了片场一个画面：佩奇翻吉他箱，拿出《Stairway to Heaven》用的双颈琴，递到他手上。图尔说那会儿的感觉，像有人递给你一枚核弹。另一边，The Edge 是他见过最和善的人之一。Jack White 是另一种能量，永远在推自己。

片子最后那段，三个人本来该收工了，他们说不想走，问能不能再弹点什么。于是现场打印歌词，他们坐在沙发上弹了 The Band 的《The Weight》。图尔说还有一幕他永远不会忘：佩奇弹起《Whole Lotta Love》的 riff 那一刻，The Edge 和 Jack White 脸上全没了摇滚之神的架子，跟他一样是十五岁的小孩。

滚石六十年：没有捷径这件事

Ghost Hounds 在2019年跟滚石乐队一起巡演，后来又受邀再去。图尔说这是他这辈子最喜欢的乐队，没有第二。

他描述了在体育场演出的具体感受。场地太大太旷，为了保护耳朵要用入耳监听，这反而让你跟观众有点隔开。观众一旦起来，那种双向的能量没法形容。他之前跟 ZZ Top 巡演过，五千到七千人的场子，人就在你面前；跟 Bob Seger 的最后一次巡演走过体育馆，两三万人压下来，很吵很爽；体育场是完全另一种动物。他说如果要选，体育馆是最佳平衡点。

Lex 问，米克·贾格尔六十周年了，怎么还能这样。图尔的答案非常不浪漫。

他练得像疯了一样。就是那个一万小时。可能就是今天我状态不好，但我还是起来，把该做的做完，练完。所以到了他这个年纪还能满场跑。很多人想找那个魔术，想知道捷径在哪。大多数时候答案是：没有捷径。（托马斯·图尔）

他补了一句，贾格尔不只是体能，他非常聪明，懂得怎么跟观众互动，怎么把人握在手心里。天赋加上职业化，两样都占。

关于具体的歌，图尔点了三首。《Sympathy for the Devil》，他喜欢那种近乎伏都教的节奏一层层堆上去，歌词里那种跟魔鬼调情的语气，既好玩又危险。《Gimme Shelter》，他提到 Merry Clayton 那段和声，还推荐了一部关于伴唱的纪录片，里面讲了那个录音的夜晚：他们晚上十点把人从床上叫起来，她进棚，一遍过。《Paint It Black》，他说那首歌定义了一整代人。

写歌：先有标题，然后住进那个角色里

图尔的创作流程不太像典型的音乐人。他不喝酒，说自己不喝也能把事搞砸，不用再加东西。

他的起点通常是两个：一个 riff，或者一个标题。他很喜欢先有一个标题，标题像一个坐标，告诉你这首歌要待在哪儿，然后再往回填。写之前他要搞清楚视角：这是角色在唱，还是叙述者在讲；这个人开心还是难过，处在人生的哪一段。他说真正厉害的作家可能觉得这些都是多余的，直接写就完了，但这是他自己的方式。

他举了新专辑里一首观众很喜欢的歌《Good Old Days》。写这首歌的动机跟疫情有关。他发现人回忆往事时，浮上来的常常是些极普通的画面：记得那个夏天我们老去湖边，记得那天谁在场。当时在场的人、当时你处在人生的哪一段，才是让那段记忆发亮的东西。

我们现在正在过的日子，将来也会变成你回忆里那个「那时候真好」。所以这些就是好日子。（托马斯·图尔）

他说自己写歌必须知道歌里的人物是谁。光把韵脚对上、对上调性和和弦，他做不来。三四分钟要讲一个故事，语言效率必须极高，而且得知道自己在往哪儿推。

钢人队：如果你表现得像个球迷，你就会和球迷坐在一起

图尔在纽约上州长大，小时候看的第一场橄榄球赛就是钢人队打超级碗。那还是三台电视机的年代，常规赛看不到，只能等他们上了本周重点场次。Jack Lambert、Joe Greene、Franco Harris 那些人，在他眼里像从奥林匹斯山上走下来的。

后来他认识了鲁尼先生（Dan Rooney）。鲁尼家族1933年创立了这支球队。2007年底，他被邀请加入所有权集团，2008年球队赢了超级碗。他说这超越了「现实感」这个词能覆盖的范围。

他谈鲁尼家族时语气变了。他说这个家族在体育界最受尊敬，原因不在赢了多少场。老鲁尼是联盟的建筑师之一，更重要的身份是民权推动者，那个要求球队在招聘主教练时必须面试少数族裔候选人的「鲁尼规则」，就是他推动出来的。

Lex 问，经营球队最难的是什么。图尔的答案不在战术板上。他说最难的是你认识了一个球员，他做了教练要求的一切，然后到了职业生涯末期，或者球队需要换个方向，你得把他交易或者裁掉。这件事让人难受。而你要有能力退后一步，不带球迷情绪地做决定。

我记得是 Jerry Reinsdorf 说的，如果你表现得像个球迷，你就会和球迷坐在一起。（托马斯·图尔）

他随即自己把这句的边界划出来了。球队最终属于那座城市，属于那些球迷，老板只是托管人。一支球队给球迷制造的记忆、制造的联结，是一份责任。疫情那段时间他看得特别清楚：大量的人失业，大量的不确定性，而体育能把人重新聚起来。

下一个屏幕在哪里

Lex 问，未来十到二十年，真正能定义一代人的作品会出现在哪个媒介上。

图尔的答案里加了一个别人不常提的：真正沉浸式的虚拟现实。他的判断是，等算力足够支撑、能社交、能让人走不同的分支路径的时候，会冒出一批我们今天还不认识的故事讲述者。他分了三种形态：一种是《头号玩家》式的，你以自己身份进入一个完整渲染的世界跟它互动；一种是介于被动观看和自由移动视角之间；第三种是游戏和叙事的混合，有任务、有障碍、有推进，但它是沉浸的，同时在讲故事。

关于流媒体，他讲了一段好莱坞的集体误判。2015年前后，Netflix 决定做《纸牌屋》，一次性放出整季，把观看节奏的决定权交给观众。

如果你在好莱坞找到任何一个人说，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那他在撒谎。我聊过的每个人都说，这帮人是白痴，他们懂什么电影和电视。（托马斯·图尔）

图尔看到的另一件事是：Netflix 意识到制片厂周围其实没有护城河，你真的可以做出很好的东西。于是他们开始自制内容，这逼得亚马逊进来，谷歌通过 YouTube 进来，然后是 Hulu，然后是迪士尼决定做 Disney+。结果就是，全球资产负债表最漂亮的一批公司，全部进了创意行业。

如果你是个独立制作方，那你就是带着一把刀去参加枪战。（托马斯·图尔）

他也承认，过去那种「电影承载大事件、电视是小屏幕」的分工已经被《权力的游戏》这类作品冲掉了。电视剧还摆脱了两小时的时长限制，可以做三集、五集，形式自由了，创作者反而能做更多有意思的事。

他没有唱衰影院。走进一间黑下来的放映厅，跟一群陌生人一起，灯暗下来，你被带着走一段旅程，这件事有它独特的东西。《沙丘》他就认为该在大银幕上看，《阿凡达2》上映他也想去大银幕。他提到自己在传奇影业时拿到《沙丘》版权那天高兴坏了，那本书他爱了很多年。

Lex 提了一个观察：电影会拿奥斯卡，会被写进历史；电视剧即使拍得跟《权力的游戏》一样史诗，在历史里被忘掉的速度也快得多。图尔没有正面反驳，他的整体判断是，未来五到十年会出现多种形态并存，谁也替代不了谁。

制造业回流：韧性是要花钱买的

图尔说他对美国重新制造东西这件事很有热情。他个人大额投资了一家叫 Rebuild 的公司，合伙人是 MIT 出身的一批人，包括前亚马逊高管 Jeff Wilke。

他的思路是把「做不了基本的东西」这件事的风险算进成本里，而不是把所有东西一股脑搬回美国。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认为你没法做孤立主义者，那对我来说讲不通。但自给自足、自主决定，确保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因为依赖别国供应链而做不了基本的事，这很重要。不管是朋友翻脸了，还是自然灾害，还是病毒，我认为这些都是在做生意的成本里必须算进去的项。（托马斯·图尔）

他特别点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让供应链有韧性，成本很高，你必须真的把这块成本算进去，算完之后才会发现，长期投资本土制造是划得来的。

关于自动化和就业的关系，他的立场偏中间。技术效率最高的地方在人机接口，不在「全部自动化，谁都不用人干活」。后者在很长时间内既不可行也不可取。该做的是增强岗位，让人跟机器的接口变得极高产，配套上足够的培训。

大公司为什么转不了身

图尔的控股公司叫 Tulco，他自嘲名字毫无想象力，可所有好名字都被注册了。他解释了控股公司和基金的区别：基金有募集期、有投资期、到期要把钱还回去，这种结构本身会制造人为的时间压力；控股公司是更永久的资本。

Tulco 的做法是几乎总是买下整个公司或者多数股权，找那些传统上没有太多创新的行业，然后把自己内部的实验室团队（数据科学家、AI 工程师、机器学习专家）派进去。他讲的场景是「你们没法单独招到的这批人，我这边有」，而不是给一笔钱让你们自己去搞数字化。

Lex 问，为什么传统行业的大公司自己不转型。图尔给了两个原因，都很朴素。

第一个是人性。如果这件事让我不舒服，不在我的舒适区，也不是我的专业领域，我就会回避。尤其是我已经很成功了，感觉良好的时候，更会回避。

第二个是资本市场的计量方式。上市公司每个季度被称重一次，这套机制在奖励那些把数字稳稳打出来的管理者。你要站起来说，各位，接下来两年别指望我们的财务预测了，因为我们要把自己重做一遍，五到七年后你会看到这是一笔聪明的投资。这跟当下资本主义的接线方式不兼容。

如果你用年度奖金和跟股价挂钩的期权来奖励管理者，然后又让他们去打破常规，我觉得这很难。（托马斯·图尔）

他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一个是 Figs，做医疗工作服的，两位女性创办，早期 Tulco 帮着搭平台、招人，让整家公司从骨子里拥抱技术，同时创始人对产品、对每天在前线的医生护士极度执着，两件事撞在一起就有了结果。另一个是 Acrisure，全球最大的保险经纪商之一，创始人 Greg Williams 来自密歇根大急流城。图尔说他见过很多保险业高管谈技术，但 Greg 是真懂精算、预测分析、机器学习能怎么改造整个业务，而且这家公司早就有数据采集体系和部门，转型的起点比同行靠前很多。

十岁那年冬天，铲六条车道

播客快结束时，图尔讲了自己的来路。他在纽约上州长大，家里穷，单亲妈妈，打好几份工。他从小就得铲雪、剪草坪，帮着确保家里那间小屋不被断电。他祖母在一家医院做了五十年清洁工。

他说家里没有大学这条脉络，他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信托基金、什么叫预科学校，这些概念在他的世界里不存在。但他妈妈从他很小的时候就说，你要去上大学。这句话变成了一个默认的预期。

大概十岁的时候，天很冷，如果不去铲六条车道，家里就不够钱付账单。（托马斯·图尔）

图尔说，他不是心理学家，说不清这些经历在他今天的生活里具体怎么显形。但他能说出那是什么：不想干、没心情干，可这活必须干完。没有借口，也不坐下来把自己当受害者讲一遍。事情就是这样，该做完的就得做完。

他讲这段的时候没加任何升华。祖母五十年清洁工，妈妈打几份工，十岁小孩铲雪。这些事实本身不需要修饰。

给年轻人的那份清单，第一条跟野心无关

Lex 问，一个高中生或者本科生，该怎么过一种自己将来会感到骄傲的生活。

图尔的答案顺序很有意思。他先说的是，你要尽可能地搞清楚：我是谁，什么对我重要，我想做成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套有点像规则的东西，一套哲学：这些是我会做的，这些是我不做的。改变世界、创新，这些词他放在了后面。

他说有了这套东西，你才能灵活、才能应变，因为后面你一定会需要应变。只要那个罗盘还在，你至少知道自己走在哪条路上。

Lex 接了一句，这些规则就是底线，是这条路上你不越的线。图尔说对，而且正因为你有这些绝对项，很多决定会瞬间变清楚：这个不是我的路；或者，为了做成这件事，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然后他把话题拉到了比事业更基础的地方。

除了那些大词，我要改变世界、我要创新，我给的任何建议都可以被质疑该不该给，但让我从这儿开始：你是个好朋友吗？你能被依靠吗？你说要做的事，你做了吗？你对自己承诺的东西负责吗？你也要求别人负责吗？（托马斯·图尔）

这段话的分量在顺序。他先问的是可依靠性，再问阅读，再问韧性。很多人做职业规划时，把这三样的顺序完全倒过来了。

韧性和坚毅，不是同一件事

图尔说他听人讲过这两个词有细微差别，他认同这个区分。

他没有展开定义，但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了同一个前提下面：生活里会有各种挑战，有悲剧性的，有不公平的，这一点没有疑问，这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他自己尽可能不做的一件事，是进入受害者心态。

我们都想活在一个理想的、公正的世界里。那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还没见过那样的世界，我还没经历过，但你仍然要在眼下这个世界里运转。（托马斯·图尔）

这话容易被听成冷酷，其实不是。他的意思是，理想值得追求，可它不能拿来当当前处境的解释。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

他还加了一条：把自己放出去。如果打球的时候一直怕输，怕失败，那这条路走不远。

抬头看星星的那几分钟

图尔说他在西部的时候特别喜欢蒙大拿、爱达荷那种大天空的地方。晚上抬头，几乎没有光污染，那种景象他别处没见过。

然后他讲了一个自己的习惯。当他抬头看的时候，手上那些最吓人的问题会突然缩小。那些星星在那儿待了十亿年，他会消失，这些问题也会。两百年前地球上最有名的那个人，现在呢。

所以这些都是很短暂的。那就确保这趟旅程走得好。（托马斯·图尔）

他顺势说到疫情。这两年很多人被切断了连接，从这段经历里出来，他觉得应该告诉那些你在意的人你在意他们，应该去维护、去经营你的朋友和关系，别让它变成纯交易性的。他说，等到有一天你躺在那儿，你希望能说：我是个好的家人，我是个好的朋友，我是个可以被依靠的人。

每天想一次死亡，但别天天怕它

Lex 把话题推到了最硬的地方：你抬头看星星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终点吗？会想到死亡吗？会怕吗？

图尔说他是斯多葛主义的重度读者，还点名 Ryan Holiday 把这些东西重新带回公众视野做得很好。他说很多斯多葛的内容读起来就是：对，就是这样。

关于 memento mori，死亡冥想，他的表述有两个人。一个，终点是确定的，所以你应该去想它。另一个是别在两个极端里选：不要每天为它焦虑恐惧，也不要松垮到觉得自己会永远活着。中间那个位置，会影响你做决定的方式，影响你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影响你怎么活。

我不会说我痴迷于此，也不会说它无处不在。但因为读了很多斯多葛，我觉得停下来问一句是对的：谁知道呢，总有一个到期日。如果它明天就来，我想做的事做了吗？我想成为的那个人，我是吗？（托马斯·图尔）

他说这种检查应该在路上反复做，不是等到临终前才做一次。这个区别听起来小，实际差得很远。临终前做检查，你能改的东西已经不多；每周做一次检查，你还有时间调整方向。

Lex 回应说自己有个习惯，每天结束的时候会想一遍：如果这就是我生命里的最后一件事，我是否甘心。他对着图尔开了个玩笑，说如果是跟你聊完这一场，那我甘心。

这段对话的落点其实很朴素。把终点放在心上，是为了让当下的每一天、身边的人、手里正在做的那件有意思的事，都变得更清楚一些。包括明天要跟滚石乐队同台这件事。

Lex 在收尾时说了一句很直白的赞美，然后道谢。图尔说他是这档节目的听众，这次聊得很开心。

节目最后，Lex 用滚石乐队《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的歌词收尾：你不能总是得到你想要的，但如果你有时试着去争取，你可能会发现，你得到了你需要的。

这句歌词放在图尔身上有点巧。他想拍电影，后来拍了电影；他想搞清楚吉他为什么是那个符号，后来拍了那部纪录片；他小时候只能靠翻报纸上的技术统计想象钢人队，后来成了那支球队的股东。这些东西他大概都没在十岁那年铲雪的时候规划过。

他真正规划过的，是更底层的那套东西：不越线，不说谎，坏消息早点说，别想聪明的事、先想蠢事，量两次再切，然后把自己放进那些很难、大多数人会失败的事情里去。

可以把这套东西直接拿去用的地方

两个多小时的对话，能落到手上的东西不多，但下面这几条是当天就能开始做的。

• 把「想蠢事」变成决策流程的第一步。下次面对一个重要决定，别先问「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先花十分钟列出来：在这个局面里，我做什么，一年后回头看会觉得自己蠢透了。列完再决定。这个动作的门槛低到人人可做，它能避开的坑往往是最贵的。
• 给你的团队定一条沟通规则：坏消息跑得比好消息快。具体到操作上，允许任何人用一句话开场，不带铺垫、不带道歉，直接说问题是什么。你收到时的第一反应是「好，我们来看」，不去追问责任。这条规则能不能立住，取决于你收到第一个坏消息时的反应。
• 写下来你的不做清单。写你不做的事，别写要做的事。哪些钱不赚，哪些话不说，哪些线不越。图尔说，有了这些绝对项，很多决定会瞬间变清楚，因为你可以直接判断这条路是不是你的。清单不用长，三五条就够，但要具体到能在真实场景里被认出来。
• 检查你手上那件事的资源结构。两头都要看：是不是穷到必须为下个月的现金做短期决策，是不是富到失败了也无所谓。两种情况都会杀死创造力。目标是中间那个有摩擦但不窒息的位置，如果你现在在某一端，主动往中间调。
• 把你正在经历的日子当成将来的「那时候真好」。图尔写《Good Old Days》的出发点就是这个。它有个实操版本：这一周里，记下一个具体的、普通的场景，和当时在场的那个人的名字。别等它变成回忆才知道它值钱。
• 每季度做一次智力诚实检查。三个问题：我现在做的决策，有多少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这件事我做了几年了，如果它不会成，我有没有勇气承认？我是在挑战自己，还是在违背自己的天性？第三问最容易被混淆，前两问容易答，第三问需要安静地想。
• 去读点斯多葛。不用读完，马可·奥勒留或者爱比克泰德随便翻几十页就够。图尔说的那个中间位置，你自己找一个：既不为终点焦虑，也不假装它会不来。

图尔在播客里说过一句自嘲的话，说他的人生像一集恶搞节目，只是到现在还没人冲进来。

这话听着轻松。可把这些线索摆在一起看：一个十岁在雪地里铲六条车道的小孩，四十年后同时出现在好莱坞片场、哈佛实验室、钢人队包厢和滚石的舞台上，中间隔着的是一套他自己反复讲、反复用的判断方式，不是运气。

那套东西里没有一条是关于怎么变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