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基恩：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与经济学

1982 年，一个在悉尼大学教书的年轻讲师，在一篇论文的结尾写了一句他自己觉得挺漂亮的修辞：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出现的相对稳定期，不过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他当时认为这只是句俏皮的收尾。二十五年后，他眼看着美国经济从 1990 年到 2007 年一路风平浪静，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这个时期命名为"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并且给这套管理术记了功。他坐在屏幕前，越看越觉得那是自己模型正在跑的轨迹。2008 年，剧本按他模型里的方向跑完了。

这个人是史蒂夫·基恩（Steve Keen），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经济学错在哪里》（Debunking Economics）和《新经济学宣言》（The New Economics: A Manifesto）的作者。他和莱克斯·弗里德曼聊了三个多小时，从马克思 1857 年的一页脚注，一路聊到 AI 有没有必要恐惧死亡。

一个学科，名字对了，灵魂错了

基恩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评价很不客气。他说经济学有一个正确的名字和一个错误的灵魂，他甚至不愿意把它叫做一门专业，更不愿意叫它科学。在他看来，经济学大概帮着把人类文明推到了可以被终止的边缘。

那它本来该干什么？基恩的答案是：解释人类文明是怎么来的，以及怎么维持下去。人类之所以能过得比一块石头一把长矛的日子高得多，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开采太阳、煤炭、核能这些高品位能源。没有这套能量转换系统，他和弗里德曼今天不会对着麦克风聊天，而是大概在敲鼓。文明的本质，就是把自己抬升到地球基础能量水平之上。

我们开采的是宇宙给的那一顿免费午餐，这是我们唯一拿到的一顿免费午餐。（史蒂夫·基恩）

可经济学不去研究这件事。基恩说，真正应该被这门学科拿来当工具的，是工程师那套东西：存量和流量、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本质上就是系统工程。而主流经济学在用什么？差分方程。

差分方程就是电子表格里那种算法，1990 年的值、1991 年的值、1992 年的值，一格一格跳。微分方程描述的是连续时间内变化的速率，变量变化的速度是它自身和其他变量状态的函数。研究流体力学，你会写一组微分方程描述整团水怎么流动，不会去模拟每一个 H₂O 分子的离散运动。经济是随时间连续发生的聚合过程，对应的是微分方程。萨金特（Thomas Sargent）那本用 Python 讲高级经济学方法的教材，上下两册接近两千页，讲微分方程的只有四页。

更麻烦的是稳定性分析。很多经济学者学过微分方程，却没学过怎么判断一个均衡是不是稳定。他们干脆假设均衡天然稳定，然后把所有分析都放在均衡附近做。基恩在数学上是个内行，算雅可比矩阵、算李雅普诺夫指数对他来说很顺手，在他的世界观里，均衡不稳定才是常态。而整个学科的训练反着来。

马克思最重要的一次思想断裂，藏在第 267 页的脚注里

基恩给历史上经济学家的智力排了个序：马克思第一，熊彼特第二，凯恩斯第三。这个排序里没有亚当·斯密。他读马克思读了几十年，从 1844 年到 1894 年所有跟经济有关的文字都读过。

经济思想史的脉络，他讲得很快。两百五十年前有一批叫重农学派（Physiocrats）的法国人，他们从解剖学里借来循环系统的想法，看经济也像看一套血液循环。法国当时是农业国，他们认定财富来自土壤，准确地说来自太阳。一颗种子种下去，收回来一千粒。制造业在他们嘴里叫"无生产力的"（sterile），意思是不创造价值，只是把土里长出来的东西换个形状。他们有一句原话，管土地产出叫"自然的免费馈赠"。

亚当·斯密从苏格兰看出去，身边全是机器和工厂，他改口说价值来自劳动。古典学派由此成立：价值是客观的，由投入的努力量决定，一件东西的价格反映了制造它所需要的相对工时。他们嘲笑主观效用理论。

马克思从这条线上长出来，把一套拥护资本主义、反对封建制度的理论，改写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1870 年代，杰文斯（William Jevons）、门格尔（Carl Menger）、瓦尔拉斯（Léon Walras）三个人分别搞出了新古典学派，把价值重新定义为主观的边际效用。这套框架活到今天，一百五十年了，是所有人进大学第一课学到的东西。

新古典经济学里有一个默认设置：货币是无关的。学生入学几周就会学到"货币幻觉"这个词。老师会给你画无差异曲线，就像天气图上的等压线，把香蕉和椰子的各种组合连成一条双曲线，说这代表你的偏好。然后让你算：如果把椰子和香蕉的名义价格都翻倍，同时把你的收入也翻倍，会发生什么？标准答案是，什么都不会发生。你留在原来那个切点上。谁要是担心货币，谁就是不懂经济学。

这套理论假设我们靠物物交换过日子。基恩说，这种假设只有在货币完全不参与经济创造的前提下才成立。

真正让他着迷的，是马克思 1857 年的一次思想断裂。那一年，一个叫奥托·布劳的人把黑格尔的一本书还给住在切尔西的马克思。马克思此前已经十几年没碰哲学，一直在啃古典经济学家。重读黑格尔之后，他的写作风格突然变了，从李嘉图切换到黑格尔。基恩形容这个转变的时候打了个比方：这就像亨特·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书里的人物，前一页还在抽大麻，后一页改吸可卡因了。

转变的痕迹留在了 Penguin 版《大纲》（Grundrisse）第 267 到 268 页一页半的脚注里。马克思在那里问自己：使用价值，这个被古典学派完全丢掉的维度，是不是商品的一个根本属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是不是存在一种张力？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还在后面加了一句：这对经济学有意义吗？

从那一刻起，他的论证方式变了。此前他关于劳动是唯一价值来源的论证是"排他式"的：劳动具备一种别的商品都没有的特性，所以它是价值的来源。重读黑格尔之后，他找到了一个正面推导。购买劳动力支付的是交换价值，也就是维持生存的必要工时，比如说六个小时。而使用它的使用价值，是十二个小时的工作能力。两者不相关，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就是利润。这个论证很漂亮，而且它同样可以套到机器上。

三十页之后，马克思自己就这么干了。他写道，机器同样需要被考虑，其使用价值显著大于其交换价值，也就是说，机器对生产的贡献超过了它的折旧。基恩说，这一句话把他自己的革命理论挖空了。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又坚持说，一台机器无论造它花了一百小时还是花了 150 镑，它给生产带来的增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超过 150 镑。前半句用辩证逻辑，后半句回到排他逻辑，两句话打起来了。

打起来的地方正是要害。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论证，建立在利润率趋于下降这个趋势上。利润率下降，资本家就会更狠地压榨工人，工资压到生存线以下，工人反抗，社会主义到来。而利润率下降的前提是只有劳动创造利润。如果机器也能创造剩余，这个链条就断了。基恩认为，1857 年那个发现让马克思自己意识到了矛盾，但他没办法处理，于是把这件事略过去了。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创新：一辆 1942 年的宝马

关于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基恩说自己百分之百同意刚去世不久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 Kornai）的解释。

科尔奈设想过一个理想版本的社会主义：没有斯大林，没有清洗，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所有理想全部兑现。但这个理想建立在一个原始经济体的地基上，也就是当年的俄国。

这里有一条关键的分叉。马克思本人的设想是革命先在英国发生，发达经济体先进入社会主义，落后经济体得先经历一个资本主义过渡期。孟什维克相信这条路，布尔什维克认为可以一步到位。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就出自孟什维克家庭，他的父母是在斯大林时期从俄国逃出来的难民，在芝加哥相识，家里始终是社会主义者，政治上一直活跃。

科尔奈分析的对象，是一个从封建农业起步、工业化程度极低的国家，想要直接跳到发达工业社会。这个国家有农业、矿业、各行各业，每一块都有正当的资源诉求，结果就是所有资源被充分使用甚至过度使用。面对资源约束，最省事的应对方式就是重复生产去年的产品，不创新，不变动。于是你会得到一座刚起步的钢铁厂，一座刚起步的汽车厂，但产品年复一年是同一个。

基恩给了一个亲身经历。他年轻时的女朋友的哥哥想买摩托车，日本的 650cc 本田或者川崎当时要三千美元，他找到一辆哥萨克（Cossack），650 美元，一美元一毫升。木箱运到悉尼郊区，撬开木板，掀开油布，里面是一辆 1942 年的宝马，和电影《大逃亡》里史蒂夫·麦奎因骑的那辆一模一样。苏联人把这辆车造了三十年，座椅还是自行车式的。

科尔奈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给你的是产量，资本主义给你的是变化。资本主义里，川崎、本田、宝马互相抢市场，抢的方法就是创新。社会主义里你在拼命给工人发高工资，想尽快建成最好的世界；资本主义里你在拼命压低工人工资，想抢走对手的需求。所以资本主义会有周期、繁荣和萧条，也会有创新。两者之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鸿沟。

赫鲁晓夫在联合国敲桌子说"我们要埋葬你们"，他指的是要用商品产量埋葬西方。他错了。长期来看，要在商品生产上埋葬别人，你必须创新。苏联工程师费尔德曼（Grigory Feldman）曾经把马克思的部类模型改写成数学形式，主张优先生产生产资料而不是消费品，先造汽车厂而不是汽车，在假设有大量失业劳动力的前提下，模型能跑出指数增长。基恩在硕士阶段重新算过费尔德曼的方程，发现真正推动那个指数增长的，是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等到失业劳动力和农村剩余人口被抽干，增长就会撞到天花板，此后只能跟着人口增长，因为没有创新。苏联体系撞的就是这堵墙。西方的消费者看着邻居买的商品，说了一句："如果这就是剥削，那我们要剥削。"

再往上一层，是政治结构。基恩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当年没有绕开资本主义阶段，斯大林主义或许不会以那种形式出现，但资源约束下民众不幸福，不幸福的人最好用压制来管理。所以从机制上讲，这条路确实容易通向斯大林主义。他也顺手反驳了"集权必然导致极权"的简化说法，引了那句经典的苏联笑话：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给他们干活。

他在古巴见过类似的场景。酒店旅游办公室里有三位女员工，他走进去问怎么去海滩，三个人没有一个抬头。最后他主动走过去问，对方说外面能叫出租车。他理解这背后的东西：工资低到没有意义，人就不会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成因在结构里，跟民族性格无关。

那条线，中国画在了别的地方

基恩说，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相当程度上把政治和经济切开的国家。政治权力保持集中，经济权力分散出去。他认为从长期存续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可能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有韧性。

他 1981 年带过一群澳大利亚记者去中国，去过四川的自由贸易区。那次经历让他看到中国会成功的理由：外资不能进来单纯利用廉价工资，必须找中国合作方，而且五年之内中方要拿到企业 50% 的股份。这个条件极其苛刻。美国企业在本土关掉的工厂当时付的工资可能是每小时两美元，到中国付的是每小时两美分。它们愿意让出一半的利润和所有权，这说明工资差额有多夸张。中国做的事情不止是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它同时在培育一个资本家阶层，今天中国的企业就是从那里长出来的。

代价也在。基恩注意到中国基层执行体系里那条老毛病：一个下属要避免被批评，最安全的做法是把上面的指示执行到字面极限，甚至超出上面的本意。1981 年那趟行程里，他们看到一个新闻：轻工业产值增长 17%，重工业下降 7%。反复追问原因，得到的标准答案是"我们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最后终于有人解释，中央发了一个发展轻工业的文件，执行方式是把重工业工厂拆掉改成轻工业工厂。这种层层加码的破坏性，在今天的封控里也能看到影子。

但他也承认自己在中国的观察里看到过另一种东西。他待过一些二三线城市，人口只有四百万，在中国算很小。他参加过的社交圈子里，人们是快乐的。他用了一个比方：这有点像一个仁慈的老大哥，或者说像一段婚姻。有边界，边界之内可以玩得很开心，人确实感觉自由，只是没人想去离婚。这个比方成立的前提是边界足够宽，没有真正碰到限制。

他还举了一个反例，说明选人机制的重要性。澳大利亚的国家宽带网络（NBN）是全世界最差的之一，原因是金融危机期间工党政府想铺光纤到户，自由党反对，说太贵太慢，改成了光纤到节点加铜线入户。做这个决定的是两个政客，托尼·阿博特和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中国不会发生这种事，因为做决策的人本身是工程师，他们知道光纤接铜线跑不出速度。基恩承认，中国的选拔机制里也有拍马屁的成分，但里面有一部分是在筛选技术水平，这意味着一大批决策是懂行的人做的。

气候模型里没有降雨

基恩说，他过去五年里有过一段抑郁，起因是读主流经济学家写的气候变化论文。

先看科学家那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经合组织 2021 年的一份报告里，有一章讲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也就是俗称的墨西哥湾流）消失的后果。在平均气温上升 2.5 摄氏度的情况下，如果这条环流崩溃，地球上适合种小麦的面积会从 20% 掉到 7%，适合种玉米的面积也是类似幅度，适合种水稻的面积从 2% 升到 3%。报告里用的词是"灾难性的"粮食生产崩溃。

再看经济学家这边。理查德·托尔（Richard Tol）2016 年发表过一篇论文，用所谓"综合评估模型"（IAM）算出来，墨西哥湾流消失会让全球 GDP 增长 1.1%。基恩说这是他五十年来读到的最糟糕的工作。科学家的气候模型（GCM）里包含降水，经济学家的综合评估模型不包含降水，只有温度。他 2021 年的一篇论文里又一次确认了这件事。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温度朝着更适合农业的方向变化，那降水也会跟着变好。基恩的反应是：你要建模气候，却把降雨这一项删掉了。

还有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会前主席。他假设美国 87% 的产业活动发生在"受控环境"里，因此不受气候变化影响。制造业、服务业、政府活动、金融业，这些东西共同点是什么？都在屋顶下面。基恩说，这里的"气候"被他当成了"天气"。气候变化改变的是整个行星天气系统的模式，最极端的形态是每个半球三个环流圈，哈得来环流、费雷尔环流、极地环流，一旦大气能量升到足够高，这三个环流结构会崩解成乱流。那时候降雨会集中在赤道和极地，中间带干旱，除了极端风暴什么都不下。

人类文明恰好长在一个气候极其稳定的窗口里。过去一百万年里，全球平均温度像锯齿一样在比今天高一度到低四到六度之间来回摆动，而过去一万两千年里，它的波动幅度只有半度左右。这个窗口是由米兰科维奇周期（Milankovitch cycle）造成的，地球轨道变化导致太阳辐射分布变化。人类文明正好卡在这个周期的顶点上。基恩说，如果我们什么化石燃料都没烧，本来会走向下一个冰期，农业区会被冰川吞掉，游牧化不可避免。我们反过来走了另一头，而且变化速度比那个自然周期快十万倍。

弗里德曼在这里扮演了一次魔鬼代言人，问：那技术创新能不能救我们？实验室培养肉之类的。基恩的回答借了马斯克的话：做出原型和量产原型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原型到能替代现有农业体系的量产，需要的时间尺度大概是几十年，而我们现在大概只剩下几十年的窗口，肯定没有几百年。

他也承认像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人口炸弹》那种历史预测是错的，但他不认为这能构成反驳。他说自己现在对科学家的态度有了一层警惕，这层警惕来自疫情期间他看到的一些同行：他们在基础研究和公共政策之间的那个跳跃上，表现得过度自信和傲慢。他的判断标准干脆变成了一条：站在谦逊的人那一边，而不是站在傲慢的人那一边。

债务才是资本主义真正的定时炸弹

基恩在 1982 年做出的那个模型，来自一个被严重忽视的美国马克思主义数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古德温 1967 年写过一篇只有五页的论文，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里描述的那个口头周期模型翻译成了数学，当作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的礼物。

马克思那个模型的逻辑是：经济繁荣时工人要求涨工资，工资上涨吃掉利润，资本家预期收益不足于是减少投资，经济转入萧条，工人失业，被迫接受降薪，周期循环。古德温意识到，这套结构对应的正是洛特卡-沃尔泰拉（Lotka-Volterra）捕食者与猎物方程。草是猎物，牛是捕食者，草多牛多，牛多草少，草少牛少，循环不会消失。

基恩在这个模型里加了一层：资本家在繁荣期投资超过利润，在萧条期投资低于利润，差额靠借债，还要付利息。这一加，模型从两个方程变成三个：劳动收入份额、就业率、私人债务水平。两个方程给出固定周期的极限环，三个方程就进入了洛伦兹系统那种混沌。他自己算出来的轨迹在一段时间里振幅会越来越小，然后突然反弹，这在技术上叫 Pomeau-Manneville 通往混沌的路径。而现实中 1990 年到 2007 年那段振幅变小的时期，正好被主流经济学家命名为"大缓和"并归功于自己。

债务在这里的角色不只是背景。基恩的模型里，借钱的是资本家，但还账的是工人。银行家的收入份额上升，对应的正是工人份额下降，资本家的份额可以保持不变。他还原了这个比例关系：美国私人债务对 GDP 的比重，2006 到 2007 年峰值是 16%，2008 到 2009 年掉到负 5%，二十个百分点的总需求缺口。把这条曲线和失业率叠在一起，1990 年到 2010 年的相关系数是负 0.9。新古典模型里这个数应该接近零。

私人债务不可持续，如何收场？基恩给出一个具体数字：健康的私人债务对 GDP 比重应该在 30% 到 70% 之间，美国现在是 170%。他认为政策目标里应该把私人债务水平写进去，和通胀率、失业率并列。做法是限制债务能爬到的高度，停掉投机性放贷，只保留用于创新、投资和必要消费的信贷。周期不会消失，但崩盘可以避免。

这里绕不开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费雪原来是新古典均衡的信徒，写过《利息理论》，还提过有效市场假说的前身。他自己也是发明家，靠折叠名片盒赚了钱，大萧条前身家按今天算大约一亿美元，其中九成是股票市值，加了保证金杠杆。1920 年美国保证金债务占 GDP 的 0.5%，1929 年涨到 13%，然后归零。股票崩盘时所有人被追加保证金，只能抛售一切，有人拿劳斯莱斯换二十英镑。费雪后来写了一篇《大萧条的债务通缩理论》。

债务人还得越多，他欠得越多。（欧文·费雪，转引自史蒂夫·基恩）

清算会压低价格水平，名义债务减少了，实际债务反而增加。基恩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最危险的一种失灵，比通胀危险得多。

钱不是挖出来的，是借出来的

基恩讲货币的部分，是整个访谈里密度最高的一段。

他说货币的本质是复式记账的产物。资产是你对别人的索取权，负债是别人对你的索取权，两者之差是你的权益。资产减负债减权益等于零。如果我和你之间做一笔转账，你的存款账户减少，我的增加，总额不变。如果我向银行借钱，银行的资产端多出一笔贷款，负债端多出一笔存款，两边同时增加，货币就被创造出来了。所以货币是银行体系的负债。

政府也一样。政府财政赤字意味着它花给私人的钱多于它从私人那里收的税，私人的银行账户因此增加，货币被创造出来。这笔钱最终会出现在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账户上。从记账角度看，政府赤字在运行良好的混合型信用经济里属于正常特性，不需要当成缺陷去纠正。政府正常状态本来就该是赤字。

基恩指出，主流经济学里有一个持续几十年的赤字恐慌，卡尔文·柯立芝 1922 年到 1930 年让联邦政府保持 GDP 约 1% 的盈余，还宣称这是美国稳定的基础。他没有看的是，同期美国私人部门平均每年从银行借走相当于 GDP 5% 的钱。这些借来的钱变成了需求，吹起了房产泡沫，也吹起了保证金债务。等到借债意愿见顶，信用从正转负，总需求塌陷。

弗里德曼在这里试图替凯恩斯主义者说话，提到保罗·克鲁格曼说过信用对总需求没有影响。基恩的回答是，那套"可贷资金"模型里，我把钱借给你，你能多花，我能少花，两者抵消。现实中英格兰银行 2014 年已经公开声明教科书里的这个说法是错的，银行放贷是同时在资产端和负债端记账，钱是凭空产生的。

关于通胀，基恩给了一个有意思的角度：货币的三个职能里，记账单位和交易媒介是一组，价值储藏是另一组，后一组和前两组是冲突的。如果货币升值，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理性选择是囤着不花，这压制了交易媒介的功能。如果货币贬值，你放着就亏，流通速度就快。

这套想法一百年前有人做过实验。奥地利经济学家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ell）提出过货币应该贬值的方案，被主流嘲笑，凯恩斯说他是了不起的思想家。大萧条期间，奥地利小镇沃格尔（Wörgl）的镇长面对 25% 的失业率，发行了一种只能在小镇内购货、可以用来缴地方税的地方券，如果持有者不花掉，需要每月贴邮票让它贬值。因为大家要用它缴税，且放着会折旧，货币流通速度极快，小镇经济活动起飞，失业率降到零。奥地利央行起诉他们发行替代货币，把实验关停，失业率回到 25%。几年后奥地利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纳粹。

基恩强调，这跟魏玛式的恶性通胀是两回事。恶性通胀几乎总是发生在实物资源被大规模摧毁、货币当局试图用纸把窟窿糊上的时候，那背后是整个社会秩序的瓦解。适度通胀的作用是让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跑起来，代价是削弱它的储藏功能。这个矛盾就是我们对通胀态度撕裂的根源。

给 AI 一个怕死的理由

访谈里有一段关于意识与人工智能的对话，基恩的态度很明确。他怀疑人类能否造出真正有意识的机器。在他看来，意识的关键在想象力，跟算力关系不大。他说自己经常在毫无预兆的时候被一个想法砸中，写下来解决了某个他都不知道自己在想的问题。他不清楚这个过程怎么运作，也不知道怎么让机器做到。

但如果非要做，他给了一条路径：得造一个想活下来的 AI，一个会恐惧自身消亡的 AI。因为人类智能本身就是在这个星球上捕食者和猎物的斗争里进化出来的，智能是一种生存技术。弗里德曼补充了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拒斥死亡》里的观点：人不只是有情绪、想活下去，人还能在遥远的未来里预见到自己的必死，而正是这个预见性成为更强的创造力来源。

基恩同意这个逻辑，并且很坦率地承认代价：你没法控制一个真正有意识的存在。他用自己家里的例子作证。他有个侄女六个月大的时候躺在婴儿床里咿咿呀呀，她父亲挥手说别发出那种声音，那个六个月大的婴儿回了他一个表情。基恩当时就说，老兄，你跟这个孩子以后有的闹了。

生命一旦被给出去，就不再归属创造者。这个比喻对 AI 同样成立，也因此让他既兴奋又害怕。

如果你现在二十岁

基恩给年轻人最直接的建议是：别去读经济学学位。

他说这话有具体理由。现在大学里教的那套经济学已经过时了，就像还在学地心说的天文学，模型拟合不上数据就往里加本轮。想研究经济问题，先去学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这门课你在任何领域都用得上，学完之后再拿它去碰经济。

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他二十岁在悉尼大学带头闹过学生运动，多年后在一家餐馆碰上一群当年一起参加运动、后来去做会计的老同学。有人问他这些年干了什么，他讲了自己当老师、做海外援助、写程序、搞研究的经历。桌上安静了一会儿，有人说"我真希望我也这么干过"。基恩说，兄弟们，看看我这人生的下行面吧，你们结婚了我单身，你们有稳定工作我失业，你们有房子我连车都没有。那个圈子里的核心人物回答他：史蒂夫，我们所有人还是宁可过你那种人生。

他说自己并没有在规划这条路。他没办法不做，因为一旦看明白主流经济学错在哪里，他就没法再假装没看见。这条路很混乱，他的个人和财务生活到现在还有很多麻烦，但他宁可要这种性格。

关于人的集体性，基恩有一条经常被引用的推文：人类是蚂蚁的反面，个体聪明，集体愚蠢。他解释说，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共享信念，这是能集体行动的原因，也是能集体自我欺骗的原因。在和其他物种竞争、需要拿长矛去驱赶狮群的年代，这套机制帮我们成为优势物种；现在我们已经是优势物种，这套机制开始挡路了。

他给出的出路是重新定义人类的角色：维护和扩展地球上的生命，如果在别处找不到，就把生命播撒出去。太空在这套逻辑里是必要的，原因很实际：废物处理。在地球上，我们往系统里倒的废物已经多到在破坏自己的生产能力。在太空里，废料扔进太阳就行。

基恩还提到 E.O. 威尔逊（E.O. Wilson）提出过"50% 规则"：把地球的一半留给非人类物种，人类不许进入。基恩觉得这个比例对人类太慷慨了，他主张最多留 20% 到 25% 给人类使用，其余全部让生命自行演化，不受我们干预，不受我们支配。

这套方案落在民主制度和威权制度之外。它的前提是先承认一条底线：人类首先要学会尊重生命本身。剩下的政治形态，才在这个底线之上生长出来。他说，我们需要一个能让人感觉自己对社会方向有发言权、同时这条底线不可触碰的制度，而且关键决策需要由懂复杂系统的人来做，因为这个世界里的因果是斜着传导的。

基恩在访谈里提到过他最黑暗的时刻。他读托尔那篇论文读到那一段时，脑子一片空白，坐在那里发愣。他妻子是泰国人，平时会给他端点心进来，那天走进房间用断断续续的英语问他：你干吗弄那个东西，没人在乎气候变化，你也改变不了什么，如果我们要死，那就死吧。他说这是彻底的佛教式落点，他没法反驳。

如果你要做那个东西，没人对气候变化感兴趣，你也改变不了什么。如果我们要死，那就死吧。（史蒂夫·基恩的妻子）

他说这句话把他从抑郁里拽了出来，虽然问题还在那儿。

访谈快结束时，弗里德曼问他希望人们怎么记住他。基恩说，希望被记成那个把经济学和对生命的尊重整合到一起的人。他引了马克思的那句话作结：激进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如果想从这三个小时里拿走一些能用的东西：

• 想学经济问题，先去学系统动力学或者工程数学，学完再回头去碰经济，比先读一个经济学学位更划算。想入门可以找《Econ Comics: Taking the Con Out of Economics》。
• 看任何一个经济模型之前，先问两个问题：里面有债务吗？里面有降水吗？这两个东西缺一个，结论就可能是反的。
• 判断一个专家的意见时，把谦逊程度当成权重的一部分。头衔、奖项、学会主席身份，都不能替代这一步。
• 关注私人债务对 GDP 的比值。基恩给的健康区间是 30% 到 70%，美国现在是 170%。这个数字涨到极端再掉头，历史上每一次都对应一次金融崩盘。
• 理解货币时不要用黄金或者商品的框架，用复式记账的框架。货币是银行体系的负债，政府赤字是在向私人部门投放货币，把它理解成从别人口袋里抢钱是记账上的错误。
• 做长期规划时把气候稳定性当成前提假设检验一遍。农业、供应链、房产、保险定价，这些决定都建立在过去一万两千年那个半度的温度窗口上，那个窗口不是自然常数。
• 给自己留一块不参与交易的地方。基恩认为人类真正的出路在于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是维护生命，而不是无限开采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