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奥勒：希特勒、纳粹、毒品、二战、闪电战、LSD、MKUltra 与 CIA

1940年5月10日，德国国防军穿过阿登山脉发起突袭。三天三夜之后，前锋抵达法国边境城市色当。这条路法国人认为走不通，山路太窄，整支军队要通过这里，等于让一头大象穿过针眼。

出发之前，前线士兵领到了一份特殊配给。德国药企泰姆勒（Temmler）向西部前线交付了3500万剂甲基苯丙胺，药片的名字叫柏飞丁（Pervitin）。

历史学家诺曼·奥勒（Norman Ohler）在德国军事档案馆里翻出了这批档案，写成了《闪电战：第三帝国的毒品》（Blitzed: Drugs in the Third Reich）。研究希特勒的顶级传记作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称它是研究扎实、严肃的学术工作，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称它是令人惊叹的研究成果。

同一本书也招来了另一位史学大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的严厉批评。他的原话是“粗鄙、危险地不准确，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有害”。

这期播客里，奥勒花了不少时间正面回应这些批评。他的回答，比争论本身更有意思。

慕尼黑的啤酒，柏林的毒品

要理解甲基苯丙胺怎么进入德军的，得先理解1920年代的德国被分成了两个精神世界。

纳粹运动发源于巴伐利亚的啤酒馆，酒精是早期纳粹的首选毒品。希特勒本人不喝酒，是个彻底的禁酒主义者，但他并不介意同伙喝醉。喝醉的人更容易接受右翼民粹，也更容易对“他者”产生攻击性，他可以利用这一点。

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就是这么发生的。一群人在酒馆里喝了一晚，忽然决定“就是现在”，冲出去试图推翻慕尼黑政府。奥勒的原话是，这就是一个愚蠢的醉酒主意。巴伐利亚警察那天很清醒，直接开枪把人打趴下。希特勒靠跳到保镖身后躲过一劫。戈林腹部中枪，此后靠吗啡镇痛，成了终身吗啡成瘾者。

同一时期的柏林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凡尔赛条约》把全部战争责任压在德国头上，赔款压垮了经济。柏林物价极低，吗啡、可卡因、麦司卡林、乙醚在城里流通。威廉皇帝时代那种“年轻人不许疯”的秩序消失了，魏玛共和国没人管你。

奥勒说，这正是柏林至今还有点魅力的原因。而慕尼黑的纳粹恨透了这座城，宣传部长戈培尔管它叫“可恨的柏林沥青现实”。1933年纳粹上台后，最先抓的一批人里就有吸毒者。反毒政策和反犹政策被迅速绑在一起：官方宣传说德国犹太人的吸毒率比非犹太德国人更高，而纳粹的目标是净化“德意志身体”，犹太人则是毒。

于是在意识形态上，希特勒成了那个不抽烟、不喝酒、吃素、连咖啡因都不碰的纯净标本。这套人设维持了很久。

然后甲基苯丙胺登场了。奥勒自己都说这事完全荒诞。

一个被黑人运动员刺激出来的产品

1936年柏林奥运会，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拿下多枚金牌，跑得比“雅利安超人”快。泰姆勒公司的老板接受不了，他的解释只有一个：欧文斯一定嗑药了，多半是美国的苯丙胺（Benzedrine）。当时奥运会根本不查兴奋剂。

老板给首席化学家豪斯希尔德（Fritz Hauschild）下了任务：造一个更强的、德国版的苯丙胺。豪斯希尔德查到，1917年东京的一位日本化学家已经合成过甲基苯丙胺，于是复刻并改良。公司内部先自己试，试完大家都觉得很好，话多、精力旺盛、心情好。

产品1938年拿到专利，取名柏飞丁，在任意药店都能买到，不用处方。一个孩子可以走进去买十盒纯甲基苯丙胺。价格便宜，社会接受度高。

它当时压根不算“毒品”。官方给它的定位是性能增强剂。奥勒的反问很到位：早上喝一杯咖啡算不算吸毒？在当时的德国，重要商务会谈前来一片柏飞丁，跟今天喝杯浓缩咖啡是一个意思。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战后拍的电影《一二三》里，美国高管对秘书说，“早上的咖啡我想来半片柏飞丁”。

大学的临床测试报告几乎全是正面的：降低恐惧感、不用睡觉、食欲下降。这三条，对一支准备打仗的军队来说每一条都是刚需。

负面报告要到1940年才出现。第一个公开反对的是施佩尔（Albert Speer）的一位亲戚，一位心理学家。他提了两点。靠药物变成高效者，违背纳粹意识形态，雅利安人应该靠意志；这东西会成瘾、会产生耐受性。

把整支军队变成实验对象

把柏飞丁推入军队的核心人物，是兰克教授（Professor Ranke），德国陆军生理研究所所长。奥勒形容他像007里的Q，专门研发提升士兵性能的装备和手段。

兰克给自己定的问题是：德军士兵最大的敌人是谁？英军、法军、苏军都排在后面，排第一的是疲劳。

他在军校做了对照实验，晚上8点开始，分别给年轻军医甲基苯丙胺、咖啡因片、安慰剂、苯丙胺。到第二天早上10点，服柏飞丁的那组还想出去派对，喝咖啡的那组已经在长椅上睡着了。

兰克的上级是陆军军医总监，一个老派人物，不回复他的信。所以1939年德军进攻波兰时，甲基苯丙胺根本没有正式的管控体系，很多士兵自己就带着吃。战后兰克向所有随军医官发函收集使用报告，结论是：这是极好的战斗药物。

波兰打完后，希特勒要打西线。统帅部强烈反对，认为德国打不过英法联军。1939年11月，一批军官甚至策划政变，就是为了阻止这道进攻命令，因为在军事上这会是灾难。

转机出现在1940年2月17日早上。希特勒把三位年轻坦克将军叫到办公室：古德里安、曼施坦因、隆美尔。他们提出了穿越阿登的方案。

希特勒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那是一整片山地，整支军队怎么穿过针眼？将军们的回答是，大家误解了坦克。坦克不该跟在步兵后面当支援火力，坦克要放在最前面，当赛车开。不等法国人反应过来，德军已经在他们身后。

这个方案有个硬条件：三天三夜必须打到色当，也就是不能停。

兰克意识到，自己的时刻到了。他手里正握着让人三天三夜不睡的方法。此前他是那个“有毒品怪念头的边缘人”，一夜之间变成所有人追问的对象。他在军官面前开讲座，写下《兴奋剂法令》，规定整支军队如何服药、剂量多少、间隔多久、副作用是什么。

1940年5月10日，士兵服下柏飞丁，进攻开始。

药效之下，与它带来的战争罪行

奥勒承认，这个方案本身就是天才的军事构想。如果只用单一原因解释胜利，那个原因是穿越阿登的想法，不是毒品。这一点他一直坚持，也是他的导师、德国纳粹研究权威汉斯·蒙森（Hans Mommsen）反复叮嘱他的：不要用单一因果解释战争。

但毒品确实是那个必要条件。没有它，三天三夜不停顿的推进在生理上做不到。

而且当时没人测试过：一群人在甲基苯丙胺的作用下，坐在坦克里穿过敌国山区，会发生什么？万一集体崩溃呢？

奥勒读到的报告显示，进攻前的军营气氛是低沉的，士兵害怕，不想打。服下药之后，气氛变成了派对。大家很兴奋，喜欢待在坦克里，喜欢一起行动。甲基苯丙胺触发的是战或逃模式，把大脑里应对高危情境的神经递质全部释放出来。在正常情况下，人在极度恐惧时会警觉、会反应。而在甲基苯丙胺的作用下，人通常不会选择逃，反而觉得正在发生的事很酷。

这份“很酷”的代价，出现在夜里。

按常规，任何军队夜间都要停下来休整。法军也停了，在一个村庄宿营。而隆美尔在高剂量药效下不停，带着师部直接碾过村庄。他站在坦克打开的舱盖里，像个狂战士一样穿过去。法军每人每天配给四分之三升红酒，夜里正是困倦的时候。档案里有描述说，坦克履带碾过之后是带血的。

奥勒对此的定性毫不含糊：这是战争罪行。德军在法国乡间的那次推进中，失去了自己的清白。敌人正在睡觉，你不该这么做。

埃文斯批评说，奥勒这套叙述等于用醉酒状态为德军战争罪行开脱。奥勒的回应是，他从未在任何一处这样写过。

他举了自己家里的例子。他的祖父在德国铁路系统工作，曾见过一列装满犹太人的牲畜车厢。祖父只对他说了一句：“这违反德国铁路的运输规章。”他问：“那你做了什么？”祖父说：“车站有党卫军，我太害怕了，我什么也没做。”奥勒认为，祖父是有罪的。

他还专门去问了当过高官的父亲，法律上到底怎么算。答案很硬：如果你策划了一场犯罪，实施时又处于药物或酒精影响下，责任不会减轻。减轻责任只适用于一种情况：一个从没伤害过任何人的普通人，某天意外喝醉或服药，失手杀了人。纳粹的罪行完全不属于这一类。

至于“右翼读者因为这本书而购买”，奥勒说这根本不是事实。相反，他收到过一封愤怒的来信，来自一位德国军队的高级军官兼军事史学者。对方指责他贬低了国防军的水平：德军本来就这么强，你偏说他们是因为嗑药才这么强。

奥勒觉得这事有点好笑。国防军早就不存在了，今天的德国联邦国防军与它名义上没有任何继承关系，但那位军官仍然觉得国防军的荣誉被冒犯了。

敦刻尔克：一次被吗啡推动的决策

法国战役六周结束。军事上最漂亮的阶段，终止于一个命令。

德军装甲部队已经推进到敦刻尔克郊外，这里是英军最后还能撤走的港口。古德里安、隆美尔、曼施坦因都觉得，第二天就能拿下，战役彻底结束。

然后希特勒下达了著名的“停止命令”（Halte-Befehl）。坦克停下，英军从敦刻尔克撤走了三十多万人。

奥勒的解释里有两个因素。

第一，希特勒跟不上这场战争的速度。坦克部队在药效下不需要睡觉，行为方式也超出常规。统帅部讨论时用的还是旧语言：侧翼没有保护，英军从北面来怎么办？希特勒还在打一战的战争，而坦克将军们已经在打另一种战争。

第二，戈林来了。这位空军总司令当时吗啡成瘾，有充分档案记录。他在“鹰巢”元首大本营见到希特勒，说了一番话：如果陆军拿下敦刻尔克，这场战役的功劳就全归陆军了，而陆军统帅部本来就一直反对你，那些人私下叫你“那个小下士”。你该让空军来结束西线战役，让国家社会主义的空军拿下这个功劳。

希特勒被说服了。空军轰炸没能阻止撤退，船沉了一些，主力撤走了。要封锁海滩，当时只能靠地面部队。

曼施坦因后来把这场战役称为“失去的胜利”。三十多万人能撤走，靠的是希特勒在那一刻的政治焦虑，以及一位吗啡成瘾者的建议。奥勒对诺兰的电影《敦刻尔克》评价不高，因为片子完全没写德军这一侧发生了什么。

莫雷尔医生登场

1936年，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霍夫曼（Hubertus Hoffmann）淋病发作，被柏林选帝侯大街上的一位医生治好了。这位医生叫特奥多尔·莫雷尔（Theodor Morell）。霍夫曼说，我有个好朋友，你一定要见见。

一架飞机把莫雷尔接到慕尼黑，晚宴上只有希特勒、爱娃·布劳恩、霍夫曼和莫雷尔。菜单是番茄酱意面，撒了肉豆蔻。

莫雷尔其实很紧张，意面难吃。机会来了：希特勒抱怨肠胃问题。他是个“蛋糕素食者”，不吃肉，只吃蛋糕和白面包，长期胀气，胀到影响工作。

莫雷尔介绍了益生菌。他说，这是一战期间在塞尔维亚作战的德军士兵身上提取的活菌。当时所有人喝了当地的水都得了肠胃病，只有一个人没事，他的肠道菌群被培养成了药物，叫 Mutaflor。这是真事。希特勒试了，症状消失了。

他很快问莫雷尔：你愿意做我的私人医生吗？莫雷尔的妻子强烈反对，说你会没时间陪我。莫雷尔回答：这样的机会一生只有一次。

莫雷尔不是江湖骗子。他在激素、维生素、益生菌上确实有见识，只是完全没有边界感。他的逻辑是：一个人愿意付钱，想打一针睾酮、维生素或者阿片类，那就给他打。他不在乎你是否有病。

希特勒从不服片剂，认为药片经过他有问题的消化道太慢，他只信注射。而莫雷尔是注射大师，针头比今天粗得多，他打针能让你感觉不到疼。

于是希特勒对每日一针上了瘾。他上瘾的对象是“打针”这个动作本身，药物倒在其次。打完针，这一天就是好的。

1936到1941年，注射的内容基本只有维生素和葡萄糖。这段时期希特勒身体很好，从没生过病。档案里甚至有一份记录：他专门练拉力器，为了能在阅兵时把手臂举几个小时不放下。

网上流传的那段“希特勒在1936年奥运会抽搐、疑似嗑甲基苯丙胺”的视频，奥勒判断是假的。理由很硬：1936年柏飞丁还没上市。他推测是有人读了他的书，以为希特勒一直在嗑冰毒，于是把视频剪了出来。真实情况可能只是他兴奋地晃了几下。

1941年8月：分水岭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六周后，德军进展顺利，到了一个必须做决定的时刻。

统帅部说，现在该打莫斯科了。希特勒说，不打莫斯科，分兵：北边打列宁格勒，南边抢油田。

就在做这个决定的那一天，希特勒第一次病倒了。他得了“俄罗斯流感”，高烧，人非常虚弱，但必须去开军事会议。

莫雷尔的笔记里有非常详细的记录，这批笔记存于联邦档案馆，奥勒说此前没有任何历史学家看过。笔记里写，希特勒说维生素已经不够用了。

莫雷尔犹豫了很久，最后给希特勒静脉注射了一种阿片类药物：Dolantin。

奥勒在这里插了一段自己的经历。1988年他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做交换学生，是校网球队一号。关键比赛那天他得了流感，被带去看医生，打了一针。他至今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烧立刻退了，他感觉极好，然后以6比0、6比0赢了那个谁都不敢惹的对手。他用的战术是德国人叫 Lüddeln 的高球打法，不好看，但极其有效。

希特勒打完 Dolantin，站起来，走进会议室，主导了整场会议。没有人能压过他。部队被分兵，列宁格勒成了目标，向莫斯科的主攻被削弱。

奥勒认为，这很可能就是德军没能拿下莫斯科的原因。那是唯一一次机会。德国的战争机器只能在闪电战里赢，靠速度和突然性，因为它整体上一直比对手弱。这个速度靠甲基苯丙胺维持，而药效是有期限的。你不可能一辈子嗑冰毒，两个月可以，之后人就废了。

从维生素到“国王的快感”

1941年8月这一针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希特勒开始对各种药物产生实验兴趣。

莫雷尔本人也变成了另一副样子。他成立了自己的制药公司，工厂设在占领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德军打进乌克兰后，莫雷尔向军方申请垄断乌克兰所有屠宰场所有动物的所有器官。器官被取出，用军列运回工厂，做成猪肝提取物之类的激素制剂。

军方非常愤怒：这些车厢本来要运伤员，现在整车厢都是下水、猪心、猪肝。莫雷尔会用一句话威胁他们：如果不让我的原料车通过，我就告诉元首。

他的商业模式是这样的。战时很难走完新药上市的完整审批流程，希特勒对他说，你在我工厂里造，我来当小白鼠，我觉得好，就直接下法令让它在全德国合法。

1943年7月，墨索里尼想退出战争。希特勒在北意大利的一座别墅与他会面。莫雷尔的记录显示，希特勒情绪极差，拒绝前往，专机在山上等着，他说不见这个人。

然后莫雷尔给他注射了 Eukodal，也就是后来的羟考酮（oxycodone），德国默克公司生产。这是希特勒第一次用这个药。

效果立竿见影。他走向飞机时对莫雷尔说，这药真管用，再来一针。于是他又打了一针。

会谈现场有十五到二十人在场，多人回忆录里提到这一幕：墨索里尼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希特勒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小时，讲他们如何共同作战，意大利绝不可能退出。中途有人递条子说罗马刚刚被轰炸，墨索里尼知道了，但他插不上话，只能坐着。

这次成功，让 Eukodal 成为希特勒最看重的药。1943年7月起他开始规律使用。1944年9月，他隔天用一次，奥勒说这就是成瘾者的节奏：用一天，停一天，因为需要恢复，需要睡一觉，需要吃点东西，然后再来。

他采访过一位静脉注射过同款药物的人。对方说，那是国王的快感。神志完全清醒，身体极度舒适，你清楚地知道自己说的每一个点，而对面那些人是凡人，他们昨晚没睡好，他们有烦心事，你远远高于他们。

1944年7月20日之后：可卡因进场

施陶芬贝格的炸弹在桌子底下爆炸。那张德国橡木桌质量太好，挡住了大部分冲击。希特勒活了下来，但耳膜被震破，身上扎进一百多块木刺，内出血，处于休克状态。

一位耳鼻喉科军医基辛（Dr. Keesing）被调来治疗耳膜。他给希特勒用了可卡因，当时可卡因还是常规药物，局部使用可以麻痹疼痛。

希特勒第一次用可卡因，很快产生了兴趣。他开始要求“往鼻子里再来点”。用的是液体，可以用棉签滴进去。

基辛战后被美军审讯，留下了一份十五页的详细报告，奥勒说这份报告读起来非常精彩。

报告里，基辛第一次走进房间，看见的是一个穿着蓝色睡衣的老头，颤颤巍巍走过来跟他握手。他震惊了：整个德国的命运、整个欧洲的命运，都挂在这个人身上。而他此前见到的元首，是宣传机器塑造的形象。

可卡因起效后，希特勒会说：“我终于又能清晰地思考了。”可卡因带来的是一种优越感的冲动，奥勒说这药不谦逊，它放大自我。炸弹袭击之后，希特勒认为所有人都是叛徒，连自己的地堡都不再安全。这种偏执和可卡因的作用正好合拍。

接下来发生的是医生之战。基辛发现元首在大量用药，试图把莫雷尔赶走，他和党卫军头子希姆莱联手。而莫雷尔会在基辛离开房间后进去，给希特勒静脉注射 Eukodal。可卡因加阿片，这就是 speedball，药物生涯末期的用法。那种快感不再稳定。

奥勒说，这一段单独拿出来都够好莱坞拍一部电影。

地堡：断药、戒断、清算

1944年12月，英国轰炸机摧毁了默克公司的工厂。Eukodal 断供。

有记录显示，超重的莫雷尔骑着摩托车，在被炸成废墟的柏林一家家药店跑，想找到 Eukodal，找不到。

希特勒进入戒断状态。奇怪的一点是，吗啡一直供应到最后，但他始终没有换药。很长时间里，他都没意识到自己已经生理性成瘾，这个认知直到地堡的最后几周才发生。

点破他的是戈培尔。戈培尔想要莫雷尔在地堡里的那间卧室，于是对希特勒说：你明白发生了什么吗？莫雷尔把你变成了一个瘾君子。希特勒感受到了戒断的颤抖，明白戈培尔说的是真的。

1945年4月底，莫雷尔被解职。有记载说他跪在希特勒面前，希特勒拿枪指着他的头，说：你让我对阿片上瘾，滚出地堡。莫雷尔哭着离开，搭上了离开柏林的最后几班飞机之一。

他活了下来。5月2日，他到了巴伐利亚南部的实验室，妻子还在柏林，他一个人待着，然后开始报税。

奥勒说，这一幕一定要放进电影里。这大概说明他当时精神已经不正常了。也可能只是典型的德国人作风：终于有时间了，那就把税报了吧。

美军占领巴伐利亚后逮捕了他，审讯了两年。他心脏有问题，最后被丢在慕尼黑火车站前的人行道上，穿着一件太小的、大概是美军的制服外套。一位有犹太血统的护士路过，把他送进医院。他的妻子从柏林赶来，在泰根湖边的一家医院见了最后一面，然后他死了。

关于爱娃·布劳恩，奥勒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找到一份莫雷尔的记录：某天早上她来找他，身上有抓痕。这说明她和希特勒的性生活可能带有暴力成分。奥勒对此的判断很干脆：这件事本身在历史上不重要，除非它能解释军事决策，而它不能。但爱娃远不是历史学家长期描绘的那个没脑子的金发女郎。她和希特勒每天晚上10点通电话，她掌管着贝格霍夫，她用摄影机拍摄了大量“元首与儿童”的彩色影像，参与了那个“私底下是个好人”的神话建构。

另一条线：一群在派对上抵抗的人

奥勒还写了另一本书《波希米亚人》（The Bohemians），讲的是德国内部最大的抵抗网络。

核心人物是哈罗·舒尔策-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奥勒是在慕尼黑一个档案馆查空军毒品资料时，偶然翻到他一封信的。那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封信，写给父亲。信里说：我做的一切我都接受，我知道这对你们很难，我主要为你们难过，但我问心无愧，我做了我能做的来阻止这场疯狂。

奥勒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人是谁？

哈罗和妻子利伯塔斯（Libertas，意为自由）组建了纳粹时期最大的抵抗网络，超过一百人，横跨艺术家、工人、左翼、爱国者。1933年4月，他办的杂志《对手》被党卫军冲进来砸毁，打字机和印刷机被砸烂，他和一位半犹太血统的好友被拖进早期的集中营。朋友被折磨死了，他被刻上伤疤，党卫军用刀在他大腿上划了卐字。

他由此得出结论：跟纳粹没法辩论。他选择“穿过机构”，进入空军部工作，一路升到能接触到军事机密的位置。他把德国参与西班牙内战的情报试图交给 BBC，对方太害怕，压下了。

抵抗网络的组织方式是派对。这对夫妇在选帝侯大街附近有一间大阁楼，每隔一个周四办一次聚会。他们在聚会上说一句批评政权的话，观察对方的反应：接话的人可以继续接触，转身去吧台拿酒的人就到此为止。盖世太保擅长渗透共产党小组，只要会说那套话就行，但在这群人面前失效了，因为他们会嗅你。

1942年5月，他们干了件很漂亮的事。纳粹当时在柏林市中心办了一个极受欢迎的展览，叫“苏维埃天堂”，展示共产主义有多可怕，两百万人去看。这群人印了一千多张背面带胶的贴纸，把“苏维埃天堂”改成“纳粹天堂”，下面写：酷刑、党卫军的酷刑、饥饿、战争，还要持续多久？

他们两人一组，一男一女，假装靠在墙上接吻，一边把贴纸贴上去，然后走进黑暗里。第二天早上，几十万柏林人看到了。他们一个人都没被抓。

暴露的方式极其荒诞。苏联方面想把他们收编为间谍，哈罗拒绝了，只同意提供情报、接受了一台电台。俄文说明书他们看不懂，操作出错。真正致命的是，莫斯科回了一份电报，被德方截获并破译，里面直接写了哈罗的名字和地址。奥勒说，这是彻底的情报失误，也可能是斯大林方面故意放弃他们。

之后是几个月的监视、抓捕、军事法庭、死刑。利伯塔斯被盖世太保安排的一位女秘书假扮朋友套话，她把秘密说了出去，成了压垮整个网络的一环。

嗑药的智人

奥勒正在写的新书叫《嗑药的智人》（Stoned Sapiens），用药物作为透镜重看整个人类史。

起点是克里特岛。他在那里度假时想不通一个问题：为什么欧洲第一个高级文化，米诺斯文明，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是克里特突然开始建造巨型建筑、制作精细艺术品？

他在旧书店里找到一本记录某处海边发掘的书，然后自己游到海里，看到水下有一段防波堤的残墙，翻过围栏进去，看到了整个青铜时代最大的墙体。那是个相当大的港口。

那么他们贸易什么？克里特是第一个生产橄榄油的地方。另外，罂粟在那里生长，鸦片在那里被制作。奥勒的说法是：整个欧洲的高级文化，从米诺斯到雅典，起点是一群毒贩。至少，鸦片是当时唯一确定有效的药物，它确实能止痛。

书里还有一段更早的推演。大约150万年前，直立人生活在大裂谷一带，那里有一种植物叫卡塔（khat），是植物性的安非他命，至今在埃塞俄比亚、也门一带仍被日常咀嚼。没有证据证明直立人用过它，但他们住在那里，植物就在那里。

直立人做了一件关键的事：褪去了体毛，因此有了汗腺，能在高温下持续散热。羚羊跑得比人快，但十分钟后必须停下喘气，人不用。人类由此发展出慢跑狩猎：不冲刺，只是不停地跟着，等猎物累垮，再上去解决。

再往后，智人一度只剩大约1500人，近亲繁殖严重，灭绝风险真实存在。奥勒认为，是意识的出现把人类从灭绝边缘拉了回来。那么意识是怎么出现的？

他给出一个假说：智人穿过中非雨林时，遇到了一种大象爱吃的植物，伊博格（iboga）。人看到大象吃了根和叶之后倒着走路、行为异常，于是自己也试。这个过程可能在雨林里持续了十万年。

这个假说无法证明。奥勒自己也承认，也许额叶就是自己长出来的。但他指出，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写到两次认知革命时，明确说“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他要做的

他要做的，是把赫拉利跳过的部分全部摊开来看。

他采访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位伊博格专家。这位专家从没自己服用过，只看数据，用脑扫描做研究。他的发现是：LSD、裸盖菇素这类经典致幻剂会对接特定受体，机制相对清楚；伊博格完全不同，它像是同时出现在大脑各处，像给神经元做了一次水疗。它似乎认识人脑很久了，能立刻看出你抑郁在哪里、成瘾在哪里。抑郁本质上是神经网络的凹陷，是一套“我不配、我做不到”的思维循环。伊博格会把这个凹陷拿出来，让大脑重新恢复正常。这位专家不称它为植物，称它为22世纪的神经技术。

关于宗教，奥勒讲了摩西。摩西在埃及杀了人，逃亡，带着一群人在西奈旷野里禁食多日、不饮酒。这本质上就是一次致幻静修。圣经里那段“燃烧的灌木”和“十诫”的叙述中，多次提到金合欢（acacia）。埃及金合欢恰好生长在西奈，含有二甲基色胺（DMT）。以色列学者对此有详细研究。奥勒的推演是：摩西独自上山三小时，其他人在山下等着；DMT 体验的一大特点就是因人而异，有人毫无感觉，有人体验极强，而摩西有太多东西需要处理，他刚杀了一个人。所以他接收到的诫命里有一条是“不可杀人”。

他还提到德国著名的《啤酒纯净法》。这条1516年的法令规定啤酒只能含水、啤酒花、大麦。长期以来它被视为质量控制，但奥勒认为，这实质上是教会发动的欧洲中世纪第一部禁酒令，目的是清除此前啤酒里加入的各种东西，比如颠茄。女巫们酿的那种能让人看见幻象、围着火跳舞的酒，教会不喜欢。啤酒花是教会引入的新原料。

再往后是苏美尔。人类从冰期结束到苏美尔文明之间，有数千年没有国王的时期。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这种聚落运转了两千年，没有等级结构。那么等级是怎么来的？奥勒的答案是啤酒。啤酒由祭司阶层酿造，标注归属于某座神庙，出售，神庙因此地位上升、积累财富，等级由此产生。

他由此推到一个更大的判断：我们不需要国王。人类曾经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组织过自己。他认为最终出路是打破民族国家、建立行星尺度的社会，配合开源 AI，实现行星最低收入，让所有人拥有同等政治权利。他也清楚这说的是五十年后的事。

LSD：从瑞士实验室到 CIA

《迷幻》（Tripped）讲的是 LSD 的历史。

1943年，山德士（Sandoz）的化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意外发现了 LSD 的效果，向 CEO 汇报“大脑出现了强烈反应”。公司在巴塞尔总部设了一间“中毒室”，员工自愿参与，成为世界上第一批使用 LSD 的人。那间屋子离德国边境只有一步之遥，窗外能听见战争的声音。

所有报告都是正面的：一直想笑、感觉很好、想明白了自己生活里的一些事、觉得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CEO 阿图尔·斯托尔（Arthur Stoll）判断这可能是精神健康领域的游戏规则改变者。那是抗生素之后、抗抑郁药之前，二战已经制造了数百万心理创伤者。

奥勒为了查档案，用了很直接的手段。山德士后被诺华收购，档案是私有的，档案管理员有权拒绝。他带去了一片 LSD，上面印着山德士1940年代的旧 logo，是巴塞尔本地实验室的人做来致敬的。他把这片给管理员看，说：这是你们公司做的。然后送了他一次。管理员收下了，冰破了。十分钟后，斯托尔与纳粹科学家的通信就被搬了出来。

铁证出现在1943年10月：理查德·库恩（Richard Kuhn）确认收到半克麦角胺，那是 LSD 的前体。

库恩是谁？他是斯托尔在威廉皇帝研究所的同门，导师是同一位犹太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威尔施泰特（Richard Willstätter）。斯托尔去了山德士做制药，库恩成了希特勒的首席生物化学家，负责寻找“吐真剂”，也参与神经毒气研发。纳粹掌权后，两人仍然是朋友，1920年代一直通信讨论麦角研究，库恩也去过山德士实验室一起做实验。

奥勒早在写《闪电战》时就发现，党卫军在达豪用麦司卡林和另一种未命名的致幻物质做过实验。麦司卡林有个问题：苦，难做。“吐真剂”的逻辑是，我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下一种无色无味的东西，半小时后你发现大脑不对劲，你开始不安，而我掌握着这个局面，于是我可以从你嘴里掏出任何东西。LSD 无味、易合成，正好合适。

所以他一直怀疑 LSD 有一段纳粹前史。这听起来很违和，LSD 是嬉皮士的药，是和平主义者的药。

在达豪，一位囚犯的报告被保留了下来：他的咖啡里被下了药，他经历了一次完整的迷幻之旅，而党卫军在一旁审问他。奥勒说，他本以为在集中营里会是一次糟糕的体验，但这位囚犯看到了分形和色彩，看到了比纳粹更大、比集中营更大的东西。最糟糕的时刻是药效结束、他重新变回一个囚犯的时候。

美军解放达豪时带了一支叫“阿尔索斯”（Alsos）的特别小组，任务是找到德国科学家、获取他们的知识，重点是核计划，也包括生化武器。他们最早审讯的人之一就是库恩。库恩立刻配合，他不想上纽伦堡法庭，还想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涯。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纳粹信念其实没那么坚定，他同样喜欢美国人。于是他第一时间把 LSD 的事说了出来。

第二天，一位美军高级将领从美国飞到法兰克福，去海德堡再次见库恩，然后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前往中立国瑞士的巴塞尔，从斯托尔的儿子手里拿到了第一批 LSD。那是1945年夏天。

美军开始研究：LSD 会不会就是吐真剂？如果纳粹认为它是，也许它真是，因为纳粹的科学家确实站在最前沿，无论他们多邪恶。

结论是彻底失败。LSD 不是吐真剂。它也许能让你更接近你自己的真相，但它不能让人被控制。它不会把你变成一台服从的机器。你可以用它来强化自己原有的信仰体系，也可以用它打开新的视角。

然后这套东西转到了 CIA 手里。1947年中央情报局成立，首任局长杜勒斯提出“大脑战”的概念：冷战是大脑层面的战争，苏联可能正在研发针对我们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好。于是有了 MKULTRA，一个从未经过国会批准的心智控制项目，LSD 是其中的核心工具。

奥勒的评价很直接：这是纳粹人体实验的延续。击败了纳粹，然后把那面旗继续举着往前走。

LSD 最终被列为非法，这件事也和 MKULTRA 的负责人西德尼·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有关。他认为 LSD 危险的说法只是幌子，他真正想要的是独占它。他亲自飞到巴塞尔，提着装有24万美元的手提箱，要买下全世界所有的 LSD。按美国大使提供的情报，山德士应该已经生产了400公斤，这笔钱就是那个价格。斯托尔回答：实际上我们只生产了400克，但我当然会全部卖给你。

压力是这样施加的：CIA 与 FDA 关系密切，如果你想让你的药物进入全球最大的市场，LSD 就不会是其中之一。斯托尔妥协了。此后 LSD 只作为研究用药发放，任何研究者都可以写信给山德士申请。而绝大部分流入了 CIA，用于 MKULTRA。

它也流了出去。其中一个“小白鼠”叫肯·克西（Ken Kesey），拿了75美元参与 CIA 的 LSD 实验，当时他在门洛帕克的一家精神病房工作。在药效之下，他意识到那些病人也许不是疯了，只是看世界的方式不同。这就是《飞越疯人院》的来源。

奥勒对 LSD 倾向性的判断是：它更容易放大共情、多样性和对差异的接纳。

他给母亲用了 LSD

书里最私人的一段，是奥勒自己的家庭故事。

他读到一项研究，说微量 LSD 对阿尔茨海默症可能有帮助，而他母亲正患此病。他去问了父亲，也采访了一位顶尖的阿尔茨海默专家。专家的反应是“这太惊人了”，因为 LSD 作用的5-HT2A受体，正是阿尔茨海默症破坏的那些受体。LSD 做的事，和阿尔茨海默症做的事正好相反。

他父亲当过法官，曾经把毒品犯送进监狱。父亲的问题是：如果这东西这么好，为什么药店买不到？他说：你最好把故事给我讲清楚。

于是有了《迷幻》这本书。

结果是他们真的一起用了。圣诞节三人一起用了 LSD，母亲节用了蘑菇。母亲节那天，报纸放在阳台上，他们在太阳底下坐着，母亲服了微量蘑菇。奥勒强调这是微量，不会产生旅程，只是激活大脑。她那个被阿尔茨海默侵蚀的大脑，反应比父亲强得多。父亲总说自己“什么都感觉不到”，而母亲突然拿起那份一年多没碰过的报纸，开始念标题给他们听。那是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新闻，她从没听过这个词，念“乌克兰”的时候发音很困难，因为她已经一年多没接触新闻了。

一次微量蘑菇，让她重新拿起了报纸。

那些写作者和他们的药

访谈后半段聊到了写作本身。

奥勒说写作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实际的写作，那部分是痛苦的，靠的是纪律和专注，而专注越来越难，因为手机。他在瑞士西尔斯玛利亚的尼采故居租房间写作，尼采在1882到1888年间每个夏天都在那里待三个月，写出了大部分作品。那个房间还在，书桌还在。

奥勒说他在那里才能关掉手机。他像士兵一样进那座房子，从不在那里用药，因为会破坏那个房子里的清晰感。他还说，他会跟尼采说话，尼采的门一直开着。他评价尼采：是个彻底的怪人，但人不错。

写作的另一个部分是灵感。LSD 给他的帮助，是第一次旅程让他明白世界有深渊，也有恐怖。他说自己小时候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从没想过世界这么深。LSD 让世界变深了。但他不会在 LSD 状态下写作，因为那时你想去森林走走、想上山，绝不会坐在难看的电脑屏幕前。

关于凯鲁亚克，奥勒说《在路上》据传是三周内靠安非他命写成的，用的是不停换纸的卷筒纸。他自己的体验是：吃安非他命能写二十页，写得很爽，但第二天绝不会再吃。因为安非他命会降低自我批评，让你感觉太好、太自信，只是往下写。而文学写作靠的是细微差别，需要极度开放，安非他命恰恰会让人封闭，变成一台机器。要是方向错了，你可能写完两百页然后全部扔掉。凯鲁亚克大概也扔了很多。

他说《在路上》是一本速度之书，主题就是快速移动、不停下来。

关于“哪些名作家没在写作时用过药”，奥勒的反问是：你能举出哪个名作家没用过？他说这是当作家的一大好处，你可以在工作时段用药，没人会因此取消你。政治家不行。

他提到菲利普·K·迪克也是安非他命写作者，剂量大了会进入某种幻觉空间，写《银翼杀手》原著时也许有用。也提到马尔科姆·洛瑞和 Hemingway 靠酒精写作，但自己喝酒就写不出来。

他的建议是：写醉，改醒。如果他在安非他命状态下写了东西，第二天一定要清醒着改。

那些他愿意称为同事的人

被问到影响自己的书，奥勒列了一串。

《尤利西斯》。但他说这本书只在一种条件下成立：二十出头、住在纽约、正在写第一本小说、刚吃过 LSD。那时读它，会觉得它打开了什么。你不必理解全部，但它让你看到讲故事有很多种方式。

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加缪的《局外人》。他说自己主要在乎语言，不太在乎写的是什么。二十岁那年他躺在摩洛哥的海滩上读这本书，一个摩洛哥人走过来问他：你为什么在读一本种族主义的书？他愣住了。对方说：他杀了一个阿拉伯人，没什么后果，只是因为无聊，这就是种族主义。奥勒当时完全不接受这个论证，因为对他来说那是一次纯粹的文体体验。

但他记住了《局外人》的一个特征：没有一句是多余的。他一直想写出每一句都不多余的书，但他说这非常难。尼采能做到，每一句都像被凿出来的。所以对他来说，尼采的格言也是诗。

还有卡夫卡、托马斯·曼。曼很好笑，虽然话太多，但在德语里很有意思。

以及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他九十年代末在柏林读，被彻底震住了，认为这是二十世纪最好的小说之一。他不理解品钦是怎么做到的，也没人知道，因为品钦过着完全隐居的生活。奥勒说自己知道一点，知道他的妻子是谁，但不会说。他对这种隐私保护的评价是：这也很了不起。

宇宙在讲一个大故事

访谈最后，被问到人生的意义。

奥勒的回答是：他总觉得宇宙在讲一个大故事，一直在讲，而我们的意识是这个更大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宇宙的意识，那个巨大的故事，大概就是意义所在。或者，个体生命的意义，是去理解那个故事。

他说这是他一个月前在山上走的时候，在 LSD 状态下相当清楚地感受到的。山很高，伸进大气层，由各种矿物组成，它们在接收击中这颗行星的宇宙能量。往上走的时候，他没法用语言描述自己在感知什么，但他感知到了那个更大故事的一部分。

他说，那就是灵感。那种时刻会把你带到离意义很近的地方，而那意义不能落成文字，它是一种体验。对一个创作者来说，这是他必须去经历的。数学家也一样，他会在某一刻听到更多的东西，抓住某些联系，可能还写不成公式，但如果他是个开放的人，他会成为更好的数学家，因为他多懂了一点万物的意义。

他也提到沃尔特·本雅明说的“被装箱的人类”：我们住在城市里，醒来，做事，被框住。所以要多待在自然里，待在系统之外。他希望自己的写作能松开一点脑子里的波，让人多理解一点。理解的过程本身，就是他追求的东西。

节目结尾，Lex 引了特伦斯·麦肯纳的话：自然热爱勇气。你做出承诺，自然会回应这个承诺，把不可能的障碍移走。做不可能的梦，世界不会把你碾碎，它会把你举起来。这就是魔法实现的方式：纵身跃入深渊，然后发现那其实是一张羽毛床。

如果只能记住几件事

• 读《闪电战》时，把它当成一份档案研究，别把它当单一因果的解释。阿登方案本身才是德军西线胜利的军事核心，药物是让这个方案在生理上可行的必要条件。奥勒在书里和访谈里都反复强调这一点，蒙森那句“不要用单一因果解释战争”值得贴在书页上。
• 看历史人物时，别把制度和身体分开。希特勒从1941年8月的一针阿片开始，决策风格、体能、偏执程度同时发生变化。1940年5月敦刻尔克的停止命令、1941年8月的不打莫斯科，都能在时间线上和具体的用药记录对齐。这不是给罪行开脱，是为决策质量找一个此前被忽略的变量。
• 分辨“性能增强”和“毒品”这套标签是怎么被划出来的。甲基苯丙胺1938年在德国是药店随便买的性能增强剂，LSD 在1943年的巴塞尔是公司内部自愿参与的项目，两者变非法都是具体的政治过程：一个是战时管制与意识形态，一个是 CIA 想独占。标签反映的是权力，不是分子本身。
• 如果你要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去现场。奥勒去弗莱堡的军事档案馆读兰克手写的战地日记，去诺华档案室拿斯托尔与库恩的通信，去找波兰毒贩要一克冰毒并意外收到1938年柏飞丁专利复印件。档案不会自己开口，但去了，它就会给你东西。
• 把“历史学也是虚构学”这句话放在心上。奥勒说没有人在现场，所有历史写作都是一种基于事实的虚构。这不是相对主义，是提醒你读任何一本历史书时都问一句：作者选了什么、跳过了什么、为什么这样组织。
• 关于致幻剂，别推荐。奥勒和 Lex 在这个问题上罕见地完全一致：对不熟悉的人一律说不。他自己第一次 LSD 是在曼哈顿下城的一个周六夜，被强度吓到以为自己疯了，认为大脑出了化学失衡，会一辈子这样。他把那称为自己最糟的一次旅程，虽然事后回看价值极高。剂量单位是微克，那是已知最强的精神活性物质之一。
• 写作这件事，纪律和灵感要分开处理。灵感部分可以从容探索，纪律部分需要一个能关掉手机的地方。奥勒的选择是尼采故居，你的选择可以是任何一间没有信号的房间。写醉改醒，这条对任何状态的写作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