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马利斯：白色药丸、自由、希望与混乱中的幸福

2020年的某一天，迈克尔·马利斯（Michael Malice）坐在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对面，讲敲门笑话。

"咚咚。"

"谁啊？"

"奥利弗。"

"奥利弗是谁？"

"奥利弗你。"

英文里 Olive you 和 I love you 谐音。对着那个以阴谋论和咆哮闻名全美的男人，说出一句"我爱你"，这件事本身就够离谱。更离谱的是，马利斯还准备了一个后备笑话，关于桑迪胡克（Sandy Hook）小学枪击案，藏在背后没拿出来。

"那是必要时候的匕首。我喜欢一件事能同时在好几个层面上成立。"（迈克尔·马利斯）

这场对话发生在2020年12月31日，播客第150期。那一年刚刚过去，疫情、选举、封锁、骚乱，几乎所有东西都在撕裂。马利斯穿着一身和主持人完全相反的装束出场：白西装，黑衬衫。

幽默是一种筛选机制

马利斯说，琼斯比他想象中更有自我意识，也更懂幽默。敲门笑话在这类对话里是一根救命绳。当谈话随时可能滑向失控的深渊时，一句"咚咚"能把温度硬生生拉回来。

但他做这件事还有另一层目的：筛选观众。

总有人会说，这个人怎么讲这么幼稚的东西。马利斯的回答是："如果你因为一个人穿什么衣服、讲什么笑话就判断他的想法，你就不配待在我这边。"他之前上蒂姆·普尔（Tim Pool）节目时戴了个带马达的螺旋桨帽子，也收到过同样的批评。他管这叫"太好了"。

在莱克斯·弗德曼（Lex Fridman）看来，马利斯身上有好几副面孔：深沉的思考者、扬言要烧掉权力结构的人、以及一个轻飘飘地嘲弄世界的恶作剧者。哪个才是真的？马利斯的答案是不必二选一。做一道基辅鸡，你需要鸡肉、火腿和黄油酱汁，少一样都不成立。

他把自己定位成"混乱的代理人"。琼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而正是这种没人能预测下一步的对话，让播客这种媒介显得有意思。"如果你要出场，就要做一场秀。"

他把二十几岁的男人当儿子养

马利斯说，随着听众变多，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父母本能，一种他完全没预料到的东西。

二十四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对很多聪明、有野心的年轻男人来说是最难熬的一段。同龄人开始结婚、安定，退出了这场比赛。而如果你还在找自己的路，身边没有人能给你指方向，那种孤独是实打实的。

马利斯现在手里握着的，就是这群人。他能对他们说的是："不不不，问题不在你，在别人。你才是英雄，他们才是背景噪音。"

"能站在那个位置上，既受宠若惊，又觉得谦卑。"（迈克尔·马利斯）

红药丸、蓝药丸、黑药丸

人们熟悉《黑客帝国》里的红药丸和蓝药丸。红药丸的意思是：企业媒体和娱乐工业呈现给你的"事实"，其实是一套精心构造的叙事，用来让一群不怎么体面的人保住权力，让其余所有人保持服从。

但马利斯有一句话："红药丸你只吃一颗，不是把整瓶都吞下去。"吃到某个程度，你会觉得一切都是谎言，于是失去分辨真假的能力。

他看到的现实是，很多吃了红药丸的人变得沮丧、愤世嫉俗。他把这种状态叫黑药丸：一切都完了，我们只是在等结局。

马利斯的英雄之一是加缪（Albert Camus）。加缪说过，最糟糕的事情是愤世嫉俗。马利斯不接受黑药丸，所以他要写一本书来正面回应它，书名就叫《白色药丸》（The White Pill）。

这本新书讲的是苏联的崛起与崩溃。他发现自己一直在对保守派抱怨：你们从不说冷战不费一枪一弹赢了这件事。"你不能指望《纽约时报》来讲这个故事，因为血就在他们手上。"那不如自己来讲。

《白色药丸》的结构是三幕：第一幕是1930年代，第三幕是1980年代，中间那一幕要做一个假设：如果你是1930年代的人，你会放弃吗？你会说"我们完了"，然后你确实说对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会很糟。还是你会成为那少数几个说"我们要做点什么，哪怕倒下也要挥拳"的人？

西西弗斯必须被想象成幸福的

马利斯最初打算用加缪的方式重写《西西弗斯神话》，像他的朋友瑞安·霍利迪（Ryan Holiday）用斯多葛哲学写当代读物那样。但重读之后他发现，自己记忆里的那本书完全不是那本书。

《西西弗斯神话》其实只是那本书末尾五到七页的一个尾声。整本书讲的是加缪的"荒诞"概念和文学里的"荒诞人"。而西西弗斯这个神话人物，被罚在地狱里永远把石头推上山，每次快到顶的时候石头又滚下来。加缪从这个故事里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马利斯的解读是：一旦你接受自己活在一个荒诞的处境里，一旦你承认你的现实，它就失去了咬人的牙齿。你可以把这个当成基线，在上面生活。

"你可以活得像个冲浪者。你永远控制不了海洋，但你可以享受那趟冲浪。如果你试图控制海浪，你就完了。"（迈克尔·马利斯）

什么算好人

莱克斯问，那"好人"该怎么定义？希特勒当年大概也很确信自己带领的是一群好人。

马利斯的回答很朴素：如果你想让世界比你发现它的时候好一点点，你就是好人。问题在于，有太多人的动机根本不是这个。

但光有动机不够，动机还得和现实对上。你得有足够的谦卑去检查自己的动机。如果你要开始干涉别人的生活，你最好真的确定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你需要泄压阀：万一哪里出错了，有没有备用方案，别让整个系统一起崩塌。

他举了乔·拜登的例子。拜登说他把伊拉克战争视为一个错误。马利斯说，你我这辈子也犯过错，但我们的错没有让成千上万人丧命。如果一个厨师因为失误让客人吃死了，他会悲痛，但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回头检查整个系统，搞清楚怎么走到那一步的，然后确保它再也不会发生。

而拜登身边的幕僚，还是当年劝他打伊拉克的那批战争贩子。在马利斯看来，这就不算好人。这个人对自己导致大量美国人、以及大量伊拉克人丧命这件事，毫无悔意。

莱克斯提到，他当年第一次对奥巴马产生好感，就是因为奥巴马在战前公开反对伊拉克战争。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没当选，政治风险并不小。很多想往上爬的政客要么支持战争，要么不敢反对，敢于说出常识的人值得尊重。

马利斯补充了一个更刺痛的对比：2020年，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是最大的反战候选人，却被自己党内的边缘化处理，企业媒体尽一切努力假装她不存在。而在十二年前，乔治·W·布什在纽约开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时，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伊拉克战争让民主党在2006和2008年取得压倒性胜利。到了2020年，反战这件事居然完全从民主党内消失了，这既令人震惊，也令人不齿。

出版业是个卡特尔

话题转到写书。马利斯上一本《亲爱的读者》（Dear Reader）是自助出版的，下一本《白色药丸》也打算这么做。

莱克斯说他总被人劝着写书，但自己更想去做产品、去建公司。他觉得写书有危险：它会把你带到某个地方，你开始思考这个世界，开始玩想法，然后就变了。马利斯同意。"写书就像怀孕，它永远不会从你脑子里离开。"

然后是钱的问题。通过圣马丁出版社（St. Martin's）卖一本书，作者拿到1美元。通过亚马逊自助出版，比如《亲爱的读者》，作者拿到6美元。差了大概百分之八十七。

但马利斯说，真正让他难受的是那种无能。他去上乔·罗根（Joe Rogan）和鲁宾 Report 的节目，打电话问出版社有没有差旅预算，对方说没有。他自己上的节目，出版社没帮任何忙。他说，现在一个人能拿到出版合同，唯一的原因是出版社知道这个人能自己把书卖出去。

还有更荒诞的。有个朋友上 CNBC 节目和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同台，出版社说塔勒布想要一本样书，结果那天是周五下午四点，出版社已经关门了，编辑自己走过去，把书拿了两条街送到。

马利斯说，这已经越过无能这条线，到了另一个层次。他有两个朋友因为出版这件事被逼到想自杀。这是他们人生里巨大的机会，而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面前被打，马利斯得在电话里把他们从悬崖边拉回来。

他还有一本书《Concierge Confidential》，第一章结尾有个错字，平装版都没改。

那为什么还要跟这个系统打交道？因为不这么做，《纽约时报》就会假装你不存在。这是卡特尔的运作方式：你是圈内人，才有资格上榜单、被评论、被承认。你放弃的是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换来的是六倍的版税和两个月就能出书的速度。

"如果我知道这套流程背后是那种凌晨两点还在为你做的事情兴奋的人，我认了。但它不是。"（迈克尔·马利斯）

1930年代的记者们知道，但他们不在乎

莱克斯问了一个他一直思考的问题：当麻烦正在酝酿，需要非常勇敢和深刻的思考才能看清的时候，记者和知识分子该做什么？1930年代面对斯大林，1937、1938年面对纳粹德国，你会怎么做？

马利斯推荐了两本书，都是女性历史学家写的杰作。一本是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的《超越信念》（Beyond Belief），讲的是纳粹德国崛起如何被当时的媒体呈现。

这本书厉害的地方在于，它同情当时的记者，理解他们的处境。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背了绥靖的骂名，但就在不久前，他们刚经历过一战，那是人类从未见过的屠宰场。由血肉做成的人撞上工业机器，整形外科就是那场战争的副产品。人们回来时面目全非。为了什么？而且当时还有一整套关于德国人的西方宣传，关于暴行、关于野蛮。

所以二十年后，当你再次听到关于希特勒的这套说法，哪怕是事实，你的反应是：这套我们二十年前听过，全是谎话，省省吧。

而且信息非常有限。纳粹德国对记者来说并不开放，没法随便走动。希特勒本人很擅长偶尔漏一点东西，但总体上他让人看起来像是想要和平。

当时流行的"高见"是：既然这么多犹太人在街上被打，这恰恰证明希特勒是软弱的。因为一个政治家控制不住这些流氓，说明他的权力不稳，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

然后发生了"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一场全国性的迫害。所有新闻机构一致的反应是：糟了，我们搞错了。谴责是普遍的。

利普斯塔特还破除一个迷思：西方不知道大屠杀正在发生。他们知道，但那时他们已经和纳粹德国开战了，到那个地步，除了打仗还能做什么去救那些犹太人？

另一本是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的《红色饥荒》（Red Famine）。马利斯说他讨厌二元思维的人，把拜登叫马克思主义者的那种。但阿普尔鲍姆是个硬核左派，这本书却系统地摆出了斯大林做了什么。

饥荒是人为的。如果看你的样子不像在挨饿，就说明你在藏粮，于是他们晚上回来，把你的手指夹在门缝里，或者烧掉你的房子。你流落街头，没有食物，因为你说谎了，这是人民的粮食。而"富农"这个词，很快就变成了"任何手里有一块面包的人"。

当时有个英国记者，在乌克兰一个小镇提前一站下车，走进去，把看到的一切写了下来。他被嘲笑、被奚落，说他是在搞反俄宣传。因为在1930年代，这是社会主义结出的果实，是一场高贵的实验。悉尼·韦布（Sydney Webb）说过那句著名的话："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

还有一个叫尤金·杰诺维斯（Eugene Genovese）的人写过一篇出色的文章，讨论的问题是：你知道什么，什么时候知道的？关于集中营，关于饥荒，关于学校教孩子举报父母藏了一块面包。他的结论是：我们都知道，从一开始就知道，每一件事都知道。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更想推广这套意识形态。

马利斯说，当有人觉得地球上最糟的事情是罗伯特·E·李的雕像被从华盛顿移走时，回头看看那个信息远比今天受限的年代，有多少媒体在说：他们是未来，他们是科学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大萧条。任何觉得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糟的人，不是妄想就是无知。

那个投了反对票的女人

马利斯讲了他最喜欢的人物之一：珍妮特·兰金（Jeannette Rankin）。

她是第一位当选国会议员的女性，1916年在蒙大拿当选，那还在女性投票权写入宪法修正案之前。她是投票反对美国参加一战的少数人之一，在当时这是正确的判断。她还是个和平主义的共和党人。

她因此丢了席位。1940年再次参选，赢回来了。然后到了二战，全场只有珍妮特·兰金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她说："你没法赢得一场战争，就像你没法赢得一场飓风。"

珍珠港事件之后，顶着那样的压力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当然，很多人没兴趣听她的观点，说她疯了，说她邪恶。马利斯在推特上提到她，有人回：也许她同情希特勒。他回：是啊，兰金女士是希特勒的大粉丝，你猜对了。

莱克斯问：有没有一种论证，说美国本不该卷入二战？马利斯说，这是个容易论证的观点。在互联网的某些圈子里，对话拖得越久，就越可能出现"我们本该让希特勒和斯大林互相残杀，然后再进去干掉那个弱的"这种说法。至少从战略上看，这能摧毁两个噩梦般的体系，不算难卖。但珍珠港之后就没法卖了。

至于大屠杀，几乎没有哪个情境能避免它，除非你进场早得多。而且希特勒早就说过，如果犹太人再发动一场战争，就把他们从地球上抹去。犹太人被希特勒当成了人质。他还有一招很恶毒：为了让各国无法接收犹太难民，他规定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必须一贫如洗。于是来的都是身无分文、语言不通的人，各国接收他们的难度一下子就上去了。

事后诸葛亮是最廉价的东西

马利斯说，他特别讨厌"事后一切都清楚"这种说法。一般来说，我们应该给祖先比我们习惯给的更多的信任。

他举了个别的领域的例子：避雷针。人们总说信教的人愚蠢迷信，其实他们往往很有逻辑。每年，镇上最高的建筑都是教堂，而它总是被雷劈中、起火。这看起来像巧合，其实是逻辑：它最高，所以吸引电。当避雷针发明出来时，这还引发了争议：如果闪电打在避雷针上而不是烧掉教堂，上帝还怎么展示他的不悦？

很多事情的内部逻辑，比我们以为的要连贯得多。张伯伦是一个议会政党的领袖，他没有希特勒那样的自由度，说一句"兄弟们，我们再来一次"就行。

莱克斯说，可他毕竟和希特勒同处一室，面对面。一个伟大的领袖应该能看穿那层伪装。马利斯说，你很容易想象他坐在房间里，那人非常冷静，非常有魅力，然后你想：那个演讲的样子是表演，是做给他的人民看的，这个才是真的。

问题是，我们其实不知道和希特勒同处一室是什么感觉。回头看，我们总觉得一切都该一目了然。

金正日能"缩小时间"

马利斯写过一本关于朝鲜的书《亲爱的读者》，副标题是"金正日的未经授权自传"。他的做法是去朝鲜，把他们翻译成多种语言的宣传材料全带回来，因为朝鲜的宣传前提是：地球上每个人都对他们感兴趣，都想分享他们的意识形态。

金正日2011年去世，马利斯2012年去朝鲜，书2014年出版。在这本书里，金正日被写成朝鲜版的阿甘：每当历史发生什么，他都在场。通过讲他的一生，其实就讲了朝鲜的整部历史。马利斯想写的是那种能躺在沙滩上、或者坐在马桶上读完的书，一本书读完，你就掌握了关于朝鲜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人们不了解的是，朝鲜变成今天这样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这个家族一步一步把国家从世界密封起来，不断升级压迫，阻止任何信息进入。他们在操纵和控制上的手法非常有创造力。

所以书里有一种闹剧的成分。人们常说金正日第一次打高尔夫就打出十七个一杆进洞。但还有一个更妙的故事。

金正日在开会，有人在发言。他一边听，一边做笔记、处理工作，旁边有个助手不停打断他问问题。发言的人不停停下来。金正日问，你为什么停？发言的人说，因为我看到你在做别的事。他说，不，我可以同时做所有这些事。所有人都震惊了。于是他们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金正日看时间不像看一个平面，而像看一个立方体，他能"缩小时间"。

马利斯的朋友问：他们说的是"多任务处理"吗？是的。金正日是朝鲜唯一有能力"多任务处理"的人。为了抬高他，他们把朝鲜其他所有人都设定成了无能的人。

这有实际目的：一旦领袖消失，这个国家会在一夜之间崩溃。

还有那个平壤的方尖碑，长得像华盛顿纪念碑，但顶上有个塑料火炬。宣传里说，所有建筑师聚在一起商量，说我们把它建成世界第二高的石方尖碑吧。金正日说，不，建成最高的。他们就说，哦，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个。

书里的东西都是按字面呈现的，有时读者会说它像一本讽刺小说。马利斯不认这个说法，他管这叫闹剧，他其实还把所有东西都往轻里写了。

还有一个例子：朝鲜把游乐场叫"游乐园"。有一座游乐园，金正日说，在我亲自冒险试过之前，不会让任何老人和孩子坐这些设施。他们说，可是亲爱的领袖，天在下小雨。他说，不行，我必须确保这些设施对每个人都是安全的。哪怕下着小雨。他们说，那我们能和你一起坐吗？他说，不行不行，我一个人来。然后他坐着所有设施，他们站在旁边，为他的勇气流泪。

莱克斯说，可有些游乐园的设施是真的生锈、危险的。他扮演反方：这种宣传确实让人感到安慰、有用，但它似乎自然会导向权力滥用。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智力去理解一整个经济体，更别说每个具体领域。一个领袖可以雇很多专家，可以是个极好的管理者，但一切都在动态变化，他们不会拥有管理所需的数据。

马利斯说，看起来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把自己解雇"。乔治·华盛顿据说是例外。而一个系统如果不能让人自我解雇、不能知道什么时候该交出权力，那就是一个明显的缺陷。朝鲜没有这个机制，结果就是1990年代他们那里还有小儿麻痹症。

马利斯引用了一句他常说的话，出自 H.L. 门肯（H.L. Mencken）："普通人并不想要自由，他只想安全。"

无政府主义对客观主义

莱克斯提到他和亚龙·布鲁克（Yaron Brook）聊过客观主义，聊到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核心是暴力：政府拥有暴力的垄断权，是确保暴力不失控的仲裁者。

马利斯说，让他正面论证无政府主义下暴力不会失控，可以。"那些被当成反对无政府主义最强论据的东西，其实无一例外是在描述现状。"

反方的说法是：无政府状态下会有军阀杀人，谁最强谁就占一个街区。马利斯说，这个我们现在就有。我们看到警察很乐意解除民众的武装，而当民众试图自卫时又受到惩罚。他们乐意袖手旁观。这只有在你拥有垄断权的时候才可能发生。

他打了个比方：假设有几家电视台，CBS 说我们不转播了，好，你不转播，我们看别的台就行。垄断的问题在于所有人都必须依赖这一个东西。

他说，客观主义者让人惊奇的地方在于，他们会论证政府在它做的每一件事上都非常非常糟，所以它必须掌管最重要的东西。

布鲁克还说过，历史上没有任何政府以他设想的方式运作过。而安·兰德（Ayn Rand）的哲学建立在客观现实之上：你观察、研究自然的规律，那就是现实，然后据此推导。她自认属于亚里士多德传统，而非柏拉图传统。所以布鲁克说的其实是：所有数据都与我的论证矛盾，但我还是要造一个从未存在过、也没有证据能存在的想象中的政府。

马利斯说，想想司法系统。你希望发生纠纷时能有一个地方去解决，而政府垄断之下，它会更贵、更难，穷人更难负担。请律师比请外科医生还贵。你没法板着脸说这是唯一或最好的方式。

还有那个所谓的致命反驳：如果我属于一家安保公司，你属于另一家，我们起了纠纷，两边都上门了，怎么办？马利斯说，地球上就有这个情况。每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我们没有世界政府。一个加拿大人在墨西哥杀了一个美国人，会怎样？我不知道，但我确信这套流程三个国家之间早就商量好了，不用你我现在重新发明轮子。

就像手机运营商。我在 Sprint，你在 MetroPCS，我打给你，谁付钱？他们怎么分账？没有一种客观的、唯一正确的方式，但公司之间会解决。车祸也一样，保险公司之间会仲裁，根本不会到我们桌上。

他还有一个科舍尔食品的类比：遵守洁食的犹太人，食物要按特定方式处理，要符合更高的拉比标准。你看食品包装上会有认证标志，甚至有竞争，有宽松的 K，也有更严格的 U。人们不留意，是因为他们在找。安全认证也一样。会有公司为不同地点认证安全等级，做一个 App 只要一个小时，像收费公路一样，告诉你前方是不安全区域，不在我们的覆盖范围内。今天就能做。

莱克斯追问尺度的问题：如果无政府主义只在佛蒙特或布鲁克林实现，中国打过来怎么办？马利斯说，小国不存在吗？萨尔瓦多不存在吗？有的暴力，有的不暴力，但它们都不是随时会被入侵。科威特被伊拉克入侵，很快所有大国都因为自身利益介入，把他赶了出去。

莱克斯说，可你刚才说我们相对于其他国家正处于无政府状态，那这不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吗？马利斯说，这就是关键：你出生在一块地理区域上，仅仅因为出生，就被迫签了一堆东西。如果你能更自由地选择自己认同的观念空间，那才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

安·兰德最好的想法

莱克斯说，那能不能说说兰德的好话。

马利斯说，她最好的想法是：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生产性的工作是你最高的价值，你不必为此道歉。你不欠任何陌生人一秒钟。这一点他非常认同。你在推特和社交媒体上经常看到，有人要求你跟他辩论，要求你按某种方式行事、回应他。你什么都不欠他。

"安·兰德没有所有答案，但她有所有问题。"（迈克尔·马利斯）

但马利斯对"自私"这个词的用法有意见。兰德谈"自私的德性"，她说当人们谈自私时，指的是"主要关注自我"。马利斯说，这个解释站不住脚。人们说自私，指的是那种反社会的、完全只顾自己，比如有人倒在街上，我连浪费一秒钟去救他都不愿意。兰德设定了一个关于这个词的漫画式靶子。

她真正在攻击的"无私"，是那种没有自我的人：没有自己的价值，没有自己的目标，脑子里的一切都是二手从大众文化里拿来的，没有任何独特的、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所以她讲的"自我"，其实是自我发展、自我提升、成就。这个词选得很糟，既不准确，又毫无必要地让人反感。

那个发明红药丸的人

莱克斯提到门修斯·莫尔布格（Mencius Moldbug），也就是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的笔名。马利斯采访过他两次。

雅文发明了"红药丸"这个概念，他的博客叫"不合格的保留"（Unqualified Reservations）。他写得非常长，非常啰嗦，也非常聪明。他的视角非常异端：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他不只认为是错的，而是荒谬的。他不把很多人视为美国公共话语基础的东西当作自己思考的起点。

莱克斯念了维基百科上关于他的"种族观点"一节，说他的观点被描述为种族主义，包括认为白人在基因上智商高于黑人。雅文本人则坚持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虽然他怀疑"所有种族同样聪明"，但他认为"智商测试得分高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更优越的人"这种说法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莱克斯说他读了几篇雅文的东西，觉得他是个真诚、有思想的人，但用词不够小心。马利斯说，他也能批评雅文：如果一个人漫不经心地讲有争议的东西，那和故意讲有争议的东西是两回事。莱克斯说他被雅文的这种漫不经心劝退了，如果跟着他走太久，自己也会染上这种漫不经心。

马利斯的猜测是，雅文的想法是：我已经在一个和主流完全不同的世界观里游泳了，我注定会被叫种族主义者，所以没必要努力保持细致，因为反正都会被贴标签。

莱克斯说这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思维方式。他自己反而觉得，一个人漫不经心会失去他这样的听众，而他本该属于可以被公平对待、可以被争取的那类人。

马利斯说他不想替雅文说话，但他能理解那种"反正没法取悦他们，何必费劲"的思路。

特朗普是水坝，不是河流

话题转到分裂。马利斯说，美国从建国起就是一个国家、多种文化。没有理由让一个你反对的人来统治你。如果你厌恶特朗普，那是你的权利；如果你觉得拜登是个小丑，那是你的权利。没有任何理由你必须被一个你不认可的人统治。这个说法本身就站不住脚。我们之所以把它当成一个假设，是因为从幼儿园起就被训练成相反的想法。

他认为，社交媒体有一件事做得很好，就是让想法经历一个进化过程，被推到逻辑终点。你很难在网上保持现代，因为人们会把你的想法推过好几个循环，最后你会落到一个更纯粹、或者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更极端的立场上。不同的人群根本没法被同一个政府治理，因为世界观根本不同。

莱克斯问，有没有可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分裂？马利斯说，有捷克斯洛伐克，有英国脱欧。脱欧就是一次分裂。内战本来可以不打，那会是一次非暴力的分裂。就算担心奴隶制，你也可以把奴隶都买下来、送到北方，代价更小，死的人更少，种族关系可能还更好。

他说，有些保守派圈子里有个神话，说内战跟奴隶制没什么关系，争的是州权。可你去看每个州脱离时发的声明，他们白纸黑字写着，我们这么做是因为奴隶制。

莱克斯说，特朗普不是历史的意外。马利斯说，有人以为特朗普是那条河，其实他是那道水坝。特朗普走了，事情会变得更糟，因为现在一切真的要爆发了。

至于2024，马利斯说，他很期待看到特德·克鲁兹对迈克·彭斯，两人都很擅长辩论。他还说，2021年会很疯狂：特朗普第一次会去追究共和党、对基本盘负责，这是历史上没发生过的事。而参议院50比50，众议院民主党只多三席，对哪一方来说，这都凑不成执政所需的联盟，会是一场彻底的混乱。

莱克斯说，他觉得分裂是把人喊过去，而不是让人去建造。真正在建造的人，像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像在让世界变好的那些技术，在公共话语里没得到什么认可，因为分裂盖过了这一切。

马利斯的回答是：能消除分裂的，是分裂（secession）。

火星、外星人和蘑菇

莱克斯兴奋地聊到人类踏上火星。马利斯说，他不太在意火星。如果让他选，他宁愿在深海待一周，看那些生活在那里的生命形式，因为那些是字面意义上的外星人，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东西。

不过他把火星当成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你去火星建一个政府，不在旧系统里，而是在一个从未有过系统的地方，你会怎么做？马利斯说，你得靠"有机"的方式，他讨厌这个词，但这个词用得对。先看这些人是谁，再让组织去适应他们，别把某种东西强加给他们。美国就是这么建起来的：詹姆斯敦殖民地试过一次共产主义，彻底失败，第二批殖民者转向了更自由的市场体系。

莱克斯问，你觉得外面有外星文明吗？马利斯说，当然有。那他们的政府是无政府主义吗？因为他们是先进的。莱克斯追问 UFO。马利斯说，他外公是苏联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说他们经常看到一些东西，运作方式和我们已知的飞行器不一样。这就够他相信了。

莱克斯问，政府是不是掌握着某些公众不知道的信息？马利斯说，这是无可争议的。这么多目击者来自飞行员这样的专业人士，是有信誉的人，他们公开说看到过说不通的东西。而当年美国和苏联都以为那是对方。这一点本身就说明问题。

为什么这不成为更大的新闻、更大的问题？马利斯说，问题是，如果他们真公布了，会引发连锁反应：你们还藏了什么？到那时你就算说"没有了，这就是全部"，人们也不会信，而且你不能怪他们不信。他们会说，把外星人给我们看。你说，我们没有外星人，我们只有飞行器。他们会说，你撒谎。

关于迷幻剂，马利斯说，他不确定我们是否理解它做了什么。他听过的解释是：人脑的很大一部分功能在于屏蔽信息。每一刻涌入的数据太多，你必须训练自己只看、只听你想看的。迷幻剂做的，就是把这层屏蔽撕掉，你突然对周围的一切更敏感，也会注意到以前没注意到的模式。

他提到罗根让 DMT 大众化了，但没有人，连研究者也没有，能对为什么这种到处都是的药物会对这么多人产生如此特定、如此极端的效应给出接近连贯的解释。有意思的是，CIA 当年开始实验 LSD，还弄死了自己人，然后一旦这些东西进入主流，他们很快就把它关掉了，尽管它不会上瘾，也不会让人发疯。

莱克斯提到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研究所谓"英雄剂量"的裸盖菇素。马利斯说他想试试。莱克斯说，有意思的是，某些迷幻剂，比如裸盖菇素，似乎没有致死剂量。约翰逊教授研究可卡因，说可卡因的问题是，你给长期使用者的剂量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裸盖菇素是唯一一种，连日常使用者都会被实验剂量震住的。

幸福是可以选的

莱克斯问，什么是爱？马利斯说，他给 D.L. 休利（D.L. Hughley）写书时，休利描述过一种轻度的抑郁。他在机场注意到一个穿红裙子的女孩，走过去谢谢她。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好几周没有"登记"过颜色了。爱就像那样：你看到一个人，眼睛突然睁开了，这是我从没见过的东西，我想要更多。它会让人迷失方向，然后重新校准。

马利斯说，那种能聊上好几年都聊不完的人很稀有。那种你离开房间也知道他会替你办好事的人，更稀有。

莱克斯问，在一个世界烧起来、马利斯站在旁边拿着火柴、脸上挂着大笑的背景下，怎么在2021年把更多善意和爱带进世界？

马利斯的回答很简单：坦然地说出"我想要幸福"。如果有人说三道四，就把他推开，去和那些也想幸福的人待在一起。

他举了朋友克里斯·威廉姆森（Chris Williamson）的例子。威廉姆森最近在迪拜，给他发了张泳池边的照片，就是在享受生活。马利斯花了一周才反应过来：换作别人，看到这个内衣模特在泳池边，会觉得他是在炫耀。但这个念头从没进过马利斯的脑子，他的反应是：真好啊，我这兄弟能过得开心，还把这份开心分享给我。你需要的，就是这种永远不会心生怨恨、只会分享你的丰盛的人。

什么让马利斯幸福？他说他大部分时候都幸福。他很讨厌给建议，因为觉得除非你懂行，否则别给。对他而言，幸福是自我实现：他在事业上可以24小时做自己，永远不必寒暄，永远不必和不想要的人打交道。很少有人有这种条件，能拥有它，还能因此被奖励、被人认为有价值，这让他非常幸福。

还有当舅舅。他有两个小外甥，让他非常幸福。他姐姐用俄语养他们，所以他们说话像移民，他说这没关系，我们会改过来的。

还有写完这本书，知道它会给人带来希望，这让他感到被认可。

莱克斯问，你今天最感激的是什么？马利斯说，他很感激自己走进这里，不知道要聊什么，也不用担心必须保持警惕、必须小心措辞，而莱克斯和他的听众都不会对他报以嘲讽。"我在这里感到安全。"

节目最后，莱克斯引用了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一句话：人们拥有的自由，只等于他们有智慧去渴望、有勇气去争取的那一部分。

可以带走的东西

这场对话看起来散，从敲门笑话一路聊到金正日和迷幻剂，但里面有几条线一直没断。

• 把幽默当工具用，不当装饰。它能给失控的对话降温，也能帮你筛掉不该留在身边的人。如果你因为一个人讲什么笑话、穿什么衣服就判断他的想法，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 红药丸只吃一颗。看到叙事的构造是好事，但别把整瓶吞下去，否则你会失去分辨真假的能力，掉进"一切都是谎言"的黑药丸里。
• 用"世界有没有变好一点点"来定义好人，但别只停在动机上。回头检查你的系统，找到出错的那一步，确保它不会再发生。做不到这一点的领导人，无论说得多动听，都不算好人。
• 给祖先多一些信任。张伯伦和1930年代的记者并不蠢，他们面对的是一战刚过、信息受限、宣传早已透支的处境。事后诸葛亮是最廉价的东西。
• 想清楚你的信息来自哪里。1930年代西方知道乌克兰在饿死人、知道大屠杀在发生，很多人只是不在乎，因为意识形态比事实更诱人。这个陷阱今天还在。
• 做一个有"泄压阀"的人或组织。万一你错了、你的信息有限，有没有机制不让整个系统跟着崩掉。朝鲜没有这个机制，代价是小麻痹症重新出现。
• 你不欠任何陌生人一秒钟。不必接受每一次辩论邀约，不必回应每一次挑衅。你被激怒，恰恰说明对方赢了。
• 坦然说出"我想要幸福"，然后和那些也想幸福、会分享你的丰盛、不会嫉妒你丰盛的人待在一起。这才是对抗"世界在烧"最实际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