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莱文：生物学、生命、外星人、进化、胚胎发育与异种机器人

把一条涡虫（planaria）训练到学会某个动作，然后一刀切掉它的头。尾巴那一端会重新长出一个全新的脑子。这个新长出来的脑子里，还记得之前训练过的内容。

莱文在播客里提到这个实验时，语速一点没变。对他实验室的人来说，这已经算常识。涡虫大概两厘米长，有头有尾，有真正的大脑，身体里装着一堆器官。它不衰老，切碎了能再生，还能把学到的东西存在一个不在脑子里的地方。

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在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带实验室，研究的东西横跨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听完这场对话，你会重新审视“智能”“记忆”“自我”这些词到底指什么。Andrej Karpathy 最早把莱文的工作介绍给播客主持人 Lex Fridman，理由很简单：生物学能给 AI 上课，AI 也能给生物学上课。

从一块皮肤细胞里长出来的小怪物

先从一个听起来像科幻的情节说起。莱文实验室做了一件很朴素的事：从青蛙胚胎上取下一小撮皮肤细胞，把胚胎的其他部分全部拿掉。剩下这些皮肤细胞，平时的工作是在胚胎外层当一层被动的、无聊的屏障，挡住细菌。

现在它们孤零零了。48 小时之内，这些细胞自发组织成一个小生物，在培养皿里到处跑。它能穿过迷宫，能独立行动，也能集体行动。更离谱的是，它还能自我复制。如果你往培养皿里撒一堆散落的细胞，这些小东西会跑过去把细胞拢成一堆，堆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下一代的异种机器人（xenobot）。

这就是冯·诺依曼（von Neumann）当年设想的自我复制机器，被一群青蛙皮肤细胞在两天内实现了。

这些细胞的基因组完全是野生型。没有基因编辑，没有纳米材料，什么外来东西都没加。莱文管这叫“用减法做工程”。你什么都没添，只是把别的细胞拿掉，而那些别的细胞平时一直在霸凌这些皮肤细胞，逼它们当皮肤。现在没人管了，它们露出了自己的默认行为。

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挑战了一个标准答案。你问蝌蚪的形状从哪来，教科书会说：选择。几百万年里，自然选择塑造出了适合蛙类环境的身形。那你问异种机器人的形状从哪来？地球上从来没有过异种机器人，从来没有任何选择压力塑造过一个“好的异种机器人”。这些细胞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两天之内就学会了一种全新的原生物（protoorganism）生活方式，包括运动学自我复制，这种方法在整个生物圈里都找不到第二例。

DNA 里装的只是硬件，软件是物理定律白送的

要理解这背后为什么可能，得先纠正一个流行观念。很多人以为 DNA 编码了生命的全部信息。莱文的说法是，DNA 编码的是生命的硬件：所有蛋白质、所有信号因子、所有离子通道，细胞手里那些好玩的零件。

剩下的一切，来自所谓的“普适定律”。数学的定律，计算的定律，物理的定律。这些东西不在 DNA 里。

你试图进化出一个三角形，你可以进化出第一个角，进化出第二个角，但你不需要进化第三个角。你早就知道它是什么了。这是几何在这个特定空间里免费送你的礼物。（迈克尔·莱文）

离子通道就是晶体管，是电压门控的电流导体。一旦你进化出一个离子通道，你立刻就能用上真值表、逻辑函数。这些不需要写进 DNA。有 NAND 门，你就能搭出任何东西，这也是白送的。你只需要进化出第一步，那个能让你和这些定律耦合上的小机器。

胚胎发育更像一个揭示和体现既有规律的过程。你造不出定律，你只是创造出让定律显现出来的能力。莱文自己说，这大概率不是分子生物学的主流看法，但他认为这就是真相。

涡虫：基因组乱成一团，却永不衰老

回到开头那条被切掉头的涡虫。这个物种几乎踩中了莱文关心的每一个深刻问题。

它和我们的远古祖先很像，有真正的两侧对称，有真正的大脑，不像蚯蚓那么原始。它大概一到两厘米长，有头有尾，身体里有一堆器官。它不衰老，世界上不存在一条“老涡虫”。这一点直接否定了那些把寿命归结为热力学限制的理论。时间流逝，万物退化，这句话对涡虫不成立。它们大概存在了四亿年，你实验室里那条涡虫，和四亿年前那条在物理上是连续的。它们靠撕裂自己来繁殖，不经过单细胞压缩那一关。人类要经过卵细胞这道窄门，涡虫不经过，直接把自己撕成两半。

它的再生能力离谱到什么程度？Thomas Hunt Morgan 当年把它切成 276 块，每一块都长回了一条完整的虫。你把它拦腰切断，在它长另一半的时候，原来的组织会同步缩小，保持比例。你饿它，它缩小；你再喂它，它膨胀。它的解剖控制精度高得让人头皮发麻。

然后是最诡异的部分。大多数动物身上出现突变，孩子不会继承，因为我们都要经过卵细胞这道关卡。涡虫不经过。它撕裂自己来繁殖，四亿年里，每一个没把所在细胞弄死的突变，都被保留了下来。所以涡虫的身体是混倍体（mixoploid），每一个细胞的染色体数目都可能不一样。你看它的基因组，那简直是一团乱麻，看起来像肿瘤。

可它的解剖结构稳如磐石。它是地球上再生能力最强的动物，最抗癌症，基因组却乱得一塌糊涂。

莱文的解读是，这里发生了一次“算法上的失控”。设想一个动物，它的组织有很强的多尺度能力（multi-scale competency）。如果它的适应度不错，自然选择其实分不清这个适应度是因为基因组优秀，还是因为基因组很烂但组织能力把它补上了。组织能力越强，选择就越难看清基因组的真实质量，信息被藏起来了。于是演化压力全部堆到了能力上，基因组的整洁反倒没人管。最后活下来的，是那些无论基因组多烂都能造出一条好虫的算法。

换句话说，演化不怎么把过去当回事。它造出来的东西擅长解决问题，把过去原样记住对它价值有限。

记忆不在脑子里，在细胞之间的电场里

那么，一条被切成三段、中间那段要同时长出头和尾的涡虫，怎么知道该长几个头？头应该长在哪一端？

莱文实验室做了一个很直接的假设：存在一个体细胞（somatic cell）的电网络，它记住了正确的图案，再生过程就是调用这个记忆去建造。

他们用了一种可视化细胞电活动的方法，本质上就是人们用来观测大脑电活动那套技术的变体。结果发现，那段中间碎片有一个非常特定的电模式，你能直接看出头和尾该出现在哪里。

接下来是决定性的一步：他们去改这个模式。用靶向离子通道的药物，把“一头一尾”的电模式改成“两头”的电模式。结果细胞真就造出了双头涡虫。

整个过程没有动基因组，基因型完全是野生型。更神的是，这些双头涡虫再被切碎，很多碎片会继续长出双头涡虫。这段电学记忆，不只用在了当下的再生上，还存了下来。你甚至可以把双头涡虫再改回单头。

莱文讲了一个思想实验。把这些双头涡虫扔进查尔斯河。一百年后，科学家来采样，发现一个单头形态和一个双头形态。哇，物种形成事件。来测序看看发生了什么。结果基因组完全一样。什么问题都没有。

这个实验的意义在于，它把“硬件”和“软件”的区分摆到了台面上。DNA 造出的硬件，默认输出是“一个头”，就像你打开计算器，屏幕默认显示零。但计算器是可编程的，你改了之后，下次它就不显示零了。这个记忆可以被我们改，也可以被细菌改，被寄生虫改。

能动性材料：你在跟有脾气的东西合作

莱文有一个词叫“能动性材料”（agential materials）。传统工程里，你用木头、金属，你能依赖的只有它们会保持形状，其他一切都要靠工程师去安排。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你的材料有议程，有偏好，有几十亿年演化出来的目标。

这就像拿一堆猫，试图从它们身上组织出一个形状。你不能直接堆，它们不会待在那儿。但好消息是，如果你训练它们，有人把它们撞倒了，它们会自己爬起来。（迈克尔·莱文）

他在一篇论文里用乐高和狗做对比。乐高你有完全的控制权，但一旦被撞翻就全完了。狗你没法直接叠，但训练过之后，它们有韧性。

对工程师来说，真正该问的问题跟“这东西是用什么做的”“它是设计出来的还是演化出来的”关系不大。该问的是：我不在旁边盯着的时候，能多大程度上依赖它自己把事办完？它有多少能动性？这个答案决定了你该用什么技术去和它打交道。是微管理，是训练，还是给它发信号？

这套思维直接对应再生医学。你今天吃的绝大多数药，除了抗生素，一停药问题就回来。你没治好任何东西，你只是在压症状。而且副作用巨大，因为你是在最底层动手脚。这就像你想给电脑编程，跑去改铜的熔点。也许能成事，但天哪，这太难了。

更聪明的做法是找到高层的控制点。你要让一只老鼠钻圈，你可以试着控制它的每一个神经元，也可以训练它。人类在完全不懂神经科学之前，几千年里一直在训练动物，因为我们认得清一个系统在什么层级上有能动性。你知道它的动机货币是奖励和惩罚，你知道它喜欢干什么，你就在一个平滑得多的空间里搜索。

再生医学也一样。你要让手臂长回来，你真想去控制每一个时间点上的上万个基因吗？还是想找到那个高层开关，对它说：在这儿给我造一条手臂。你本来就会造手臂，你以前造过，再造一次。

蝾螈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停

蝾螈断了一条手臂，你从任何位置切，它都能长出正好缺的那部分，然后停下来。能长这件事已经够神了，更神的是它知道什么时候停。

停的时机是：当一条正确的蝾螈手臂被完成的时候。

这套机制可以用目标导向的分析来描述。系统必须知道正确的手臂长什么样，必须能测量当前形状和目标的差距，然后持续采取行动，重塑、生长，直到差距归零。莱文实验室利用这个机制做了不少疯狂的事：篡改这个记忆，给它一个错误的目标形状，看细胞去建别的东西；或者干扰它的测量装置。

更硬核的例子是细胞大小实验。蝾螈肾脏有一套小管子，正常横截面是 8 到 10 个细胞协作围成的。研究人员强行让早期细胞分裂出超大号的细胞，胚胎整体大小不变，但细胞变大。横截面过去，可能只剩 4 到 5 个细胞，甚至 3 个。再把细胞弄得更大，一个细胞自己弯过来，绕成一圈，还是那个大尺度结构，只是分子机制完全换了。原来靠细胞间通讯造管子，现在靠一个细胞的细胞骨架把自己弯起来。

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为了服务一个大尺度的解剖特征，底层的分子机制可以被整个替换掉。如果你是一个胚胎细胞，心里有个固定剧本“谁该干什么”，细胞一变大你就完蛋了，什么都对不上。生命对这种变化有惊人的容忍度。你可以往里插电极，塞奇怪的纳米材料，它照样工作。

这就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对智能的定义：用不同的手段达到同一个目标。

癌症：细胞的自我边界缩小了

莱文对癌症的解释，是我听过最不一样的一种。

他反着问：为什么大部分时候没有癌症？

正常状态下，一堆细胞协作追求一个大尺度目标。它们通过间隙连接（gap junction）连成一个电网络，在这个网络里，它们是一个“自我”。当某个细胞从这个网络里断开，它关于大目标的记忆就没了，它退回到单细胞的生活方式。

这里有个关键的概念转换。那个细胞的自私程度没变，变的是它“自我”的边界。原来这个自我很大，现在这个自我很小。一个小自我的目标是什么？增殖，然后迁移到生活舒服的地方去。那就是肿瘤和转移。

人们很多年前就注意到，细胞转化成癌细胞时，第一件事是关闭间隙连接。这很像那个黏菌实验：在你关闭间隙连接之前，你根本没法产生离开集体的念头，因为那时候“你”还不存在，你的心智和整个网络融在一起。一旦连接断开，身体的其他部分对你来说就变成了外部环境，你成了一个单细胞生物。

莱文实验室的做法是，人工控制这些细胞的生物电状态，物理上强迫它们留在网络里。结果是，像 KRAS 这种真正凶猛的致癌突变，在生物电被控住的情况下，致瘤率大幅下降。已经启动了转化过程的细胞，会被“正常化”，回去当正常细胞。你测序，能看到 KRAS 突变，按教科书该长肿瘤了，但就是没有肿瘤。因为生物电把细胞连住了，它们还在乖乖地造皮肤和肾脏。

现在他们已经把这项工作推进到人类胶质母细胞瘤细胞。

24 小时，18 个月，一条青蛙腿

成年青蛙不像蝾螈，断了腿不长。莱文团队解决了这个问题。

做法是：截肢之后，给残端套一个可穿戴的生物反应器。里面是丝蛋白凝胶，载着一些药，比如离子通道药物。整个装置只戴 24 小时，然后取下来，之后再也不碰这条腿。

18 个月后，长出一条相当不错的腿。

整个做法里没有微管理，没有 3D 打印，没有逐个控制细胞。这是趁细胞刚受伤、正在决定要干什么的那个窗口期，给它们一个信号，然后放手。我们不知道怎么造一条青蛙腿，但青蛙知道。

他们成立了一家叫 Morphoceuticals 的公司，现在在小鼠身上做试验。

再往远看，莱文设想的终极目标是“解剖编译器”（anatomical compiler）。你坐在电脑前，画出你想要的器官或身体形状，不用画到分子细节，就是“我想要一条这样的腿”“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心脏”。系统把这份解剖描述转换成一组必须给细胞的刺激信号，让它们照着建。他觉得这辈子可能看不到，但这是可以达成的。

一旦这个成了，除了传染病之外的所有医学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出生缺陷、创伤、癌症、衰老、退行性疾病。而且经济账也翻过来了。现在的医疗模式是等人到九十岁、身体这艘船到处漏水时，做越来越英勇、越来越昂贵的抢救。再生医学的思路是提前再生，在退化之前就把系统修好。

认知光锥：衡量一个东西能想多远

莱文提出过一个框架叫“认知光锥”（cognitive light cone）。这东西长得像倒过来的闵可夫斯基锥，把空间压成一个轴，时间作为另一个轴。对任何一个存在物，你可以半定量地估出它有能力追求的目标在空间和时间上有多大。

细菌追求的是附近某种化学物质的浓度最大化。它的光锥是个小点。狗能记住一点过去，预测一点未来，但它永远不会关心四个星期后隔壁镇发生了什么。人的光锥可以大到追求世界和平，哪怕自己死后才实现。再往上，也许存在某种存在物，能像佛陀那样真正地关心每一个生命的福祉，那种关心是我们做不到的。

这个框架的用处在于，它不问你是什么材料做的，不问你从哪来，只问你追求的目标有多大、多复杂。这样你就能把 AI、外星人、蜂群、合成生物体放在同一张图上比较。

莱文还造了一串词。Teleophobia，对新系统过度赋予能动性的无端恐惧，也就是害怕“拟人化”。他认为“拟人化”这个指控本身是前科学时代的遗留物，那时候人类是神奇的，其他东西不是，你敢说别的动物有类似人的特征，你就是在拟人化。他认为所有认知主张本质上都是工程主张。当有人说“这个东西知道”“这个东西希望”，你该说的是：太好了，给我一个你用这个假设推导出的工程协议，我们看看它管不管用。

还有 target morphology（目标形态），用来抓住一个事实：生物系统很多时候在解剖形态空间里朝着一个目标导航，前馈涌现解释不了一切。你怎么知道它在导航？因为你把它带偏，它会回来。

从单细胞到心智，中间没有一道闪电

莱文认为胚胎发育最深刻的启示是：从物理到心智的转变是渐进的、平滑的。我们都从一个静止的未受精卵开始，那基本是一袋化学物质。九个月加若干年之后，出现了一个有高级认知、有偏好、有内心生活的有机体。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天上劈下一道闪电说“好了，从现在起这玩意儿有真正的认知了”。

他自己经常让学生做思想实验：假设你被缩小到单细胞尺度，待在胚胎中间，四处张望，你根本猜不到这一堆乱糟糟的细胞活动最后总会造出同一个东西，更别说猜出造的是什么了。就算给你完整的基因组信息，你也不知道它们在建什么。我们目前没有任何办法从基因组预测出最终的解剖形态。

但“随机乱搞最后总能得到同一个结果”这种能力，正是演化的杰作。演化造出的硬件有一个稳定的基线模式，放着不管它就会稳定地做同一件事。同时它又有大量的解题能力，如果你的细胞大小奇怪，或者细胞数目不对，或者有人半路插了根电极进去，它还是能把大部分该干的事干完。

他把这个叫多尺度能力架构。每一层都有目标。分子网络有目标，细胞有目标，组织、器官、群体都有目标。这些层级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让生物能在全新的情境里解决问题，异种机器人就是例子。

这里有个特别漂亮的机制，莱文借用了广义相对论的术语：高层级会“弯曲”低层级的选项空间。细胞不需要知道大局，它只要顺着自己的局部梯度走，就会实现高层的意图。反过来，高层也不需要计算低层的所有控制，它只需要把空间弯对。每一层都只做自己擅长的事，而且都挺“笨”的，叠在一起却造出了极其聪明的东西。

他用蝌蚪变青蛙的实验证明这种能力。蝌蚪变青蛙时，脸要重排，眼睛前移，下颌外突，鼻孔移位。过去的想法是，所有蝌蚪长得一样，所有青蛙长得一样，所以只要每块组织朝正确方向移动正确的距离就行了。莱文团队做了“毕加索蝌蚪”，把眼睛弄到后脑勺，下颌弄到侧面，整个脸打乱。结果它们还是长出了相当正常的青蛙脸。所有的部件在新奇的路径和配置下移动，直到凑出正确的青蛙脸构型，然后停下。

现在把这个放进演化里看。一个突变通常干很多事。它带来一点好处，同时把你的嘴挪到了侧面。如果没有多尺度能力，你的适应度瞬间归零，因为你没法吃东西，你永远没机会去探索那个好处。但因为有这种能力，嘴自己会找回去。于是大量本来致死的突变变成了中性突变。适应度地形因此平滑了很多，演化才能跑得起来。

合成生物体某种意义上就是外星人

莱文说，我们手里只有地球生命这一个样本，拿它来推演生物学的一般规律，等于用产生理论的那批数据来检验理论。所有东西都锁死了。所以必须造出地球上从未有过先例的东西。

异种机器人从来没有为了成为好的异种机器人而被选择过。细胞本身有各种选择历史，但异种机器人这个整体以前不存在。他还做过青蛙和蝾螈的嵌合体，做过活组织和机器人的嵌合体。这些东西，某种意义上就是外星人。

那么真正的外星智能会是什么样？莱文猜，肯定不依赖碳基，也不依赖地球上的遗传密码。所有我们平常讨论的特征都靠不住。会保留下来的，是一些更基本的东西：资源有限，你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你必须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划出一条边界，而这条边界没人送给你，你得自己估计着立起来；你必须对自己的经验做粗粒化；你会倾向于最小化惊奇。

他画过一个“自我”的定义：自我由它能追求的目标的尺度来划界。从很小的局部目标，到人类那种行星尺度的目标，中间是连续的谱。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认知光锥”和主动推理（active inference）这类框架有普适性，而遗传密码、生物化学这些没有。

自由意志是省能量的副产品

他对自由意志的讨论角度有点绕：什么样的系统会相信自己有自由意志？

逻辑是这样的。你没有无限的算力去像拉普拉斯妖那样计算每一个可能状态，所以你被迫粗粒化。你必须把世界上某些东西归类成“会干事的能动者”：这个我得躲，那个我得追，那是食物。这种把世界看成充满能动者的视角，是早期生物就要做的事。然后你把这个视角转向内部，说：等等，我也有能动性，我也能做事。于是你开始决策。

所以自由意志很可能是简化世界时讲出的好故事，一个省能量的副产品。

他补了一句：人类非常擅长在中速移动的三维中等尺寸物体上检测能动性。你看到保龄球和老鼠，一眼就知道区别。但从出生起，我们从来没有高带宽地感知过自己的血液化学，没感知过肝脏在干什么。如果造一个能像看老朋友一样“看见”自己肝脏运作的生物，它会在生理空间里极其擅长检测智能。人的外貌吸引力、面部对称性判断，其实是一种半吊子的健康评估，我们在推断对方细胞协作得够不够好。

为什么演化不给我们更高带宽的信号？他猜这是军备竞赛。你需要让自己对内部部件足够可理解，这样它们能协同工作；但你又不能太可理解，否则太容易被劫持。涡虫身上有一种细菌，能干涉涡虫“该长几个头”的计算系统，让它长出两个头。太开放的系统会沦为寄生虫和搭便车者的天堂。高带宽和低可劫持性之间永远有张力。

给年轻人的建议

莱文在学术界见过太多聪明人。他给的建议非常具体：严格区分“具体批评”和“元建议”。

如果某个非常聪明、非常成功、显然很能干的人针对你做的事情给出具体批评，那是金子。那是打磨手艺的机会，是找出错误的机会，认真听。

如果他们告诉你应该研究什么、应该怎么入手、什么才是正确的思考方式，这部分大部分可以忽略。原因很简单：这些成功人士对自己的领域、自己的想法校准得很好，但他们没有针对你的想法校准过。他们说“这主意很蠢，别做”，这种话往往比没用还糟，会让人泄气，会限制人。

他说，他自己觉得最有意思、最有用的工作，很多都被非常聪明的人说过“这是个糟糕的主意，别做”。我们对自己的方向最多能有个模糊的判断，我们极少知道别人应该做什么。

还有一点：你听到的反对意见，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恰恰说明这里有机会。你没法区分。所以不能把“很多人说这不行”当数据用。只能靠自己的直觉，通过一次次承担自己觉得合理的风险，慢慢积累出可信任的判断力。

死亡这件事

莱文不特别担心死亡本身。他见过几次人离世，知道那不好看。他更在意的是“怎么走”这件事。现代医疗把人放进一个设施里尽量拉长生命，他觉得这不见得好。现代社会也没多少机会让你为某件有用的事牺牲自己。

他说，这场旅程开始了，这就够了。在他出生之前，有几十亿年他不在场，这没什么。第一人称的体验是原初的，任何关于意识本质的科学发现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如果有一天发现他打开自己里面是一堆齿轮，他的结论会是“哇，齿轮也能有真正的认知”。

关于自杀这个演化上的谜题，他觉得很有意思。昆虫会一直爬到物理上不能动为止。哺乳动物不一样，包括老鼠。当它们判断局面绝望时，会直接放弃然后死掉，哪怕物理上还能撑。有个实验，老鼠正常溺水几分钟就完了，但如果先教会它们“坚持踩水几分钟就会有救援”，它们能踩一个小时。所以它们是真的“放弃”了。这在演化上很难解释，为什么会存在“放弃”这种策略？这说明在哺乳动物身上，生存不再是唯一的顶层驱动力，某些元认知控制接管了优先级。

你现在能做的几件事

这场对话里，莱文反复回到一个核心：不要用二元标签切分世界，去找连续谱上的位置。智能、意识、自我、生命、机器人，这些词都在连续谱上。你想知道一个东西在谱上哪一格，唯一的办法是做实验，看这个判断能不能帮你控制、预测、构建下一步。

把这套思维落到日常，有几件事是立刻能做的：

• 遇到一个新系统，不管是人、团队、AI 模型还是一堆细胞，先问“它的能动性在哪个层级”，而不是“它是什么”。这决定了你该微管理、该训练，还是该给它发信号。
• 戒掉“这不是真正的智能/创造/意识”这种反射式判断。这种判断通常是在保护一个过时的分类，对描述现实没什么帮助。换成“它到底能做什么”会更有生产力。
• 面对别人的反馈，先分类。具体的技术批评当金子收下，人生方向和“你应该做什么”的意见，礼貌地忘掉。这个区分能省掉大量自我怀疑。
• 想清楚你正在追求的目标，在时间和空间上覆盖多大范围。这就是你的认知光锥。光锥短的人目标永远可达成，光锥长的人可能一辈子碰不到终点。知道自己在哪一格，比盲目乐观或焦虑都有用。
• 如果你在做医学、生物、材料相关的工程，别再假设你的材料是被动的。先花时间搞清它自己想干什么，然后要么顺着它，要么弯它的选项空间，别幻想你能控制每一个变量。
• 身体不是一台等你维修的机器，是一个由几十万亿个有目标的细胞组成的共和国。睡眠、运动、饮食之所以重要，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在给这个共和国的细胞发高层信号，靠修某个零件解决不了问题。
• 遇到“这东西压根不可能”的判断时，先分清楚这是具体的技术反驳，还是关于方向的断言。前者值得认真对待，后者往往只是说话人被自己的成功路径锁住了。

莱文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们就是自己的实验。做科研也好，做人也罢，你不可能站在实验对象外面，你永远在里面。既然如此，值得把它做成一个有意思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