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03 期·中文精读

丽莎·兰道尔:暗物质、理论物理与物种灭绝事件

Lisa Randall: Dark Matter, Theoretical Physics, and Extinction Events

理论物理学家丽莎·兰道尔谈暗物质的本质、额外维度等前沿猜想,以及小行星撞击与物种灭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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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只是宇宙的5%。

丽莎·兰道尔(Lisa Randall)是哈佛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研究覆盖粒子物理、超对称、重子生成、宇宙暴胀和暗物质。大多数人听到"暗物质"这个词,脑子里浮现的是一种玄乎其玄的东西。兰道尔真正在意的,是更基础的一件事:人类的感官,从来就不是认识世界的可靠工具。

她说过一句朴素但分量很重的话:如果你只依赖直接看到的东西,你会错过这个世界里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暗物质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看不见它,但宇宙里有大量关于它存在的线索,至少八九种独立的方法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而且这些方法算出来的数量彼此吻合。

暗物质只是另一种物质,谈不上神秘

兰道尔的第一个纠正,是别把暗物质想得太玄。它就是物质的一种,只是不和光发生相互作用。它有引力,会成团,会驱动星系形成。它和普通物质的区别只有一条:它感受不到电磁力,所以不发光,我们也看不见它。

这句话后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推论。普通物质因为能辐射、能冷却、能失去能量,最后在角动量守恒的约束下塌缩成一个薄薄的盘,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银河系盘面。暗物质做不到,它没有辐射机制,所以不会塌缩成盘,而是维持着大致球形的分布。

但兰道尔又提醒,别以为普通物质才是主角。暗物质实际上比普通物质更早开始塌缩,也更容易塌缩。普通物质在小尺度上因为辐射压难以聚集,是暗物质先把结构的骨架搭起来,普通物质后来顺着这个引力势阱流进去,星系才得以形成。她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类比:我们看一栋楼,总想到建筑师,想到那个最高层级的设计,却忘了那些干了所有粗活的工人。暗物质就是那些工人。

宇宙的能量密度里,暗物质是普通物质的五倍。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我们多惨,只是宇宙的边角料。兰道尔反过来看:我们熟知的物质能占到宇宙能量密度的5%、占到物质能量密度的约六分之一,这本身已经很了不起。宇宙里什么东西都可能有,偏偏我们能看到的那一部分,还占了相当的比例。

她还顺带解释了暗物质的密度为什么在不同地方不一样。因为它是物质,物质就会成团。星系里的暗物质比星系之间多得多。在小尺度上,人们一直在找偏离,看看是不是存在别的相互作用、别的作用过程,或者和重子也就是普通物质之间存在我们还没搞懂的联系。大尺度上,暗物质的分布已经被模拟得相当清楚了。

恐龙灭绝,可能和暗物质有关

兰道尔在《暗物质与恐龙》(Dark Matter and the Dinosaurs)一书里提出过一个最出名、也最容易被误读的猜想。她把话说得很清楚:这个理论属于推测性质,请不要当成已经证实的事实。

猜想本身很有意思。主流物理学界通常假设暗物质是单一的东西,除了引力之外几乎不和其他任何东西作用。兰道尔问了一句:我们凭什么这么笃定?我们自己的世界里,物质有原子核、电子、中子,有强核力、弱核力、电磁力,结构非常丰富。为什么暗物质就必须是简单的一种?

她的设想是:暗物质里可能有一小部分,有自己的相互作用,会辐射出一种我们看不见、但暗物质自己能"看见"的东西,她管它叫"暗光"(dark light)。如果这一小部分暗物质能像普通物质一样辐射、冷却,它就可能塌缩成一个非常薄、非常致密的暗物质盘。

然后是最精妙的一步。太阳系在绕银河系中心公转的过程中,会像旋转木马上的马一样,周期性地上下穿越银道面。每次穿越,如果那里正好有一个致密的暗物质盘,太阳系受到的引力扰动就会增强,边缘奥尔特云(Oort Cloud)里的彗星和小天体就可能被"踢"出来,撞上地球的概率随之上升。

而六千六百万年前,确实有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上了地球,造成了我们现在确切知道的最近一次大规模物种灭绝,恐龙就此退场。

兰道尔自己都说,这个故事听起来像五岁小孩编的:恐龙被一块大石头砸死了。可这件事后来真的长出了一套严肃的科学解释。她喜欢暗物质盘这个猜想,原因也在这里:无论听起来多离谱,它都有可以被检验的观测后果。通过测量恒星的位置和速度,可以直接去银河系里找那个盘到底存不存在。它能写在论文里好看,也能拿望远镜去查。一个猜想只要能被证伪,就值得认真对待。

至于外界的批评,说她的理论让暗物质"变得更奇怪了",她的回应很干脆:我们根本不知道暗物质本来是什么样子,也就没有"更奇怪"这个参照系。大家总预设自己已经知道暗物质是什么,可这个前提本身就是空的。

那场撞出人类的大灾难

访谈里有一个瞬间,兰道尔少见地严肃起来。

她说,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是她真的认为我们在滥用这颗星球,在用太快的方式改变它。当你在改动一样东西的时候,最好先回头看看它是怎么来的。

她讲了一个尺度层层递进的故事。宇宙要先形成结构,形成星系,形成太阳系,形成地球,然后才有生命的条件。而人类能出现在这里,有一部分功劳要归于那颗撞上地球的天体:恐龙灭绝,哺乳动物才有机会发展起来。这个故事的跨度有几十亿年,在无数个尺度上同时成立。

她的结论并不宿命论,反而很清醒:就算地球重来一次,也可能长出别的东西,但那不会是如果我们继续折腾下去还能存在的"我们"。

人类有一部分是那场撞击的结果。这个故事很惊人。如果因此演化出别的东西,那也不是我们,前提是我们没有把它搞得太糟。(丽莎·兰道尔)

大科学机器教给我们的两件事

谈到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时,兰道尔给出了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判断。

一方面,它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希格斯玻色子五十年前被提出,最后被真的找到了,粒子质量来源的机制被证实。人类能够做到这件事,本身就是能力的最好证明。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教训。她入行的时候,美国正在建一个叫超导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ing Supercollider,SSC)的大家伙。当时很多物理学家,尤其是欧洲的同行,信誓旦旦地说 LHC 的能量就足以发现标准模型之下的东西了。但欧洲人反而更谨慎,希望做一个能量更高、事件更多、能更彻底证实或排除新理论的机器。很多人当时都笃定,那里一定有超对称(supersymmetry)。结果呢?LHC 成了唯一在场的机器,SSC 被取消了。

兰道尔的评价很克制:你可以相信自己的理论,同时也要质疑它,用更可能接近真相的方式去质疑。别在证据还没出现的时候,就假设答案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但她也特意为 LHC 说了另一面好话。这件事技术难度极高,工程上极难,还得几十个国家一起合作才做得成。它是一个长期项目,人们把心血投进去,最后把它做成了。这本身就说明,当人类真正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是能做到很了不起的程度。

访谈里她聊到 CERN 的起源。二战之后,很多欧洲物理学家离开了欧洲,后来他们希望看到欧洲人重新合作、重建,于是有了 CERN。她说自己常想,人类最大的问题之一是遇到的人不够多。当一个人被当成"他者",就更容易忘记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让人为了一个具体的项目坐到一起,非常有价值。她提到一个叫 Sesame 的项目,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一起做科研。忘掉政治,专注在一个具体的项目上,有时候真的能成。

她还补了一句很实在的观察:科学让进步发生,政治让进步慢下来,可没有政治,那台机器也根本造不出来。这两句话同时成立。

电子到底存在吗:一场和罗韦利的争论

访谈里最有哲学味的段落,是兰道尔和卡尔洛·罗韦利(Carlo Rovelli)的那场分歧。

罗韦利在他的书里写过一句话:电子并不总是存在。它在你和它互动的时候才存在,在碰撞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才在一个位置上"显形"。

兰道尔不同意。她在书里打了个比方:股票的价格在你交易之前,可能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那之前你不能估算它的价值。电子也一样,它可能没有确定的性质,但它存在。在位置被测量之前,电子确实不是以经典物体的方式拥有确定位置,可那里有东西,物理学家用波函数去描述它。

我倾向于认为宇宙就在那里,不管我看没看到。如果只有当我观测的时候,事物才开始存在,那也太奇怪了。我可以假装中东不存在,因为我现在不在那儿,但这显然很荒谬。(丽莎·兰道尔)

她补充说,这个分歧甚至不涉及标准模型,它关乎怎么解释量子力学。量子场论告诉我们,电子可以被创造和湮灭,对撞机里天天在发生这种事。但这不意味着原子里那个电子不存在。它就在那儿,它的电荷就在那儿。

谈到物理学的"底层",兰道尔说自己比很多物理学家更谦逊:她不确定人类会不会有一天触到那个最终极的底层,但她相信我们会一层一层往下走。她还讲了一个特别好的观察:也许在某个层次上,"距离"这个概念本身就会失效,到那时,连我们现在用来提问的语言都不再适用了。

这里还牵扯到另一个常被混淆的点。当她说"我们几乎测完了所有东西",她的意思是标准模型已经被测到了很高精度。可现象层面还有大量我们没搞懂的东西,比如意识,比如湍流,比如生命。这些现象往往可以在已知的基本成分之上被描述,但那不等于我们已经理解它们。她举了一个很朴素的例子:我扔一个球,不会告诉你每个原子在哪儿,我只说这里有个球。不同层级有自己的语言,不能拿底层的完备性去否定上层问题的真实性。

但她也划了一条线。遇到那种非常放飞的理论,比如认为意识是一种弥漫在万物之中的基本力,物理学家的做法是先穷尽现有框架内的所有可能性,不会一上来就跳到最离奇的那一个。你可以跳,但接下来你要么找到证据,要么证明没有这个假设就说不通。而现在,我们离那一步还很远。

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兰道尔把理论研究分成两条路径。

自上而下(top-down):先有一个自己认为足够完美的理论,从这个理论推出预测,再去看它预言了什么特征。

自下而上(bottom-up):从具体问题出发,比如质量为什么是这个值,先测量,再想办法把测量结果拼起来。

她的判断是,最好的做法通常是两者结合。她很多最好的合作,都是和比自己更"自上而下"的人一起做出来的,因为只靠任何一边,那些点子都想不出来。

这里有个常被误解的地方。很多人以为爱因斯坦是自上而下的典型天才。兰道尔纠正说,不是。狭义相对论诞生的时候,爱因斯坦非常自下而上。他在琢磨麦克斯韦方程组的对称性问题,试图理解电磁定律为什么在那种对称下说得通,为此做了大量思想实验。他甚至长时间抗拒自上而下的方法。后来做广义相对论,需要把引力纳进来,需要反馈,他是在一位懂微分几何的数学家的帮助下才把方程写下来的。再之后他才觉得自上而下才是正路,可惜那时候他反而没做出太多东西。

所以她说,把科学进步简单归为某一条路径是幼稚的。真正推动进展的人,大多扎在真实的测量里。

顺着这个话题,她也谈了物理和数学的关系。两边的重叠比她预想的更多,但提问的方式不一样。数学家着迷于结构本身,物理学家则始终盯着这个结构对真实世界意味着什么。有些人能在两个领域之间来回走,那种人往往能做出真正有意思的东西。她还说,美学在物理学里确实起作用,但一个洞见之所以美,未必是因为它长得漂亮。爱因斯坦场方程如果拆成一个个分量写出来,你不会觉得它美;写成紧凑的形式,它才显得优雅。

弦理论的成败,不能这么算

被问到弦理论的成功与失败,兰道尔先拆掉了问题的前提:用"成功"和"失败"来谈任何一门科学,经常抓不到要点,因为科学里没有那种绝对的终点。

她的批评很直接:弦理论家在起步阶段有点过于自信,以为能解决很多问题,实际上那些问题他们解决不了。但她也承认,弦理论确实带来了工具和洞见。问题后来变成了一个近乎社会学的问题:这些聪明头脑该往哪边分配,一个方向占了多少资源,另一个方向就少了多少。

她说,人很容易陷进问题本身,也很容易陷进方法本身,然后一直在做别的例子。真正的物理洞见,往往来自那些同时在想物理和想数学的人。

暗物质里会不会有生命

访谈里最"放飞"的一个问题,兰道尔的回答依然保持了物理学家的克制。

Lex 问她:如果暗物质里也有相互作用,会不会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演化出类似化学、甚至类似生命那样的复杂性?

她说:有可能。

紧接着补了一句重要限定。产生生命和复杂性的那些条件,本身就复杂而罕见,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发生。但同样地,也没有任何理由断定它一定不会发生。值得去问的是:暗物质那一块里,是不是还有别的力存在?

这就引出一个更大的图景。我们目前知道的那部分暗物质,似乎什么力都没有,只有引力。但也许它有自己的力,就像它可能拥有自己的"光"。甚至在我们自己这一块里,也可能存在我们还探测不到的力,只是因为它们太弱,或者存在于我们还没探索过的能标和尺度上。我们造更大的对撞机,一部分原因就是想去那里找找看。物理学家只探测那些和探测器作用足够强的东西,剩下的全是盲区。

人工智能能不能做出物理发现

兰道尔对 AI 的态度,是这次访谈里最微妙的部分。

她说自己曾经不像别人那么担心 AI,但现在理解了。逻辑很简单:一旦你造出了自己失去控制的东西,那就很可怕。

AI 能不能发现新物理,她的判断是现在还处在很早期。大语言模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已有东西的泛化,它们会给出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我们分不清真假的内容,这在物理学上是个大麻烦。但她也承认,突破可能正在发生,也许很快。

她讲了一句很值得琢磨的话:我们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自己有多聪明,也不真正理解自己是怎么思考的。但有一点确定,和计算机相比,人类在产生想法这件事上效率高得多,消耗的能量也少得多。如果有一天计算机也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游戏了。

她还提醒,AI 不只是抽象的智能问题,它会被嵌进真实的世界里。它会被资本主义的逻辑推动,被地缘政治塑造。人们最初拿它做玩具问题,接下来它会被用来做什么、会被优化去完成什么目标,这些才是现在就该开始讨论的事。谁来控制它,研究者还能保留多少自由去问那些不直接产生商业价值的问题,这些都不乐观。

她还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对比。她说如果没有互联网,她根本写不出那些书,因为她没有时间去图书馆一本一本查资料。互联网实实在在地帮了她大忙。可互联网的另一部分,正在毁掉政治,毁掉公共讨论。AI 有可能走同样的两条路,一条是让人类的效率再上一个台阶,另一条是变成我们控制不了的东西。现在还没有答案。

脆弱的东西,和支撑我们活下去的东西

访谈里有一段,兰道尔谈到了风险的逻辑,值得单独拎出来。

她说,我们今天正在学到的一课是,只需要少数几个坏人,就能把事情搞砸。要让事情顺利,需要所有人配合;要让事情出错,一件就够了。

健康是这样,民主也是这样。一个系统要正常运转,需要大量条件同时成立;要崩溃,只需要一个条件被打破。我们赖以生存的很多东西,都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态里。我们试着给这些系统加一些冗余,让它们结实一点,但少数极端事件仍然足以改变一切。

她点了自己最担心的事:核武器。她说这比人们意识到的更危险,而现在的警惕程度反而比二三十年前更低。她也担心大流行病,觉得人们虽然比以前怕了一点,但还远远不够。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她同样在意,她认为我们可能正处在一场灭绝事件的中途,只是过程太缓慢、太分散,不容易被感知到。

她还讲了一个细节,特别能说明人性。她去参观一个核武器历史与技术博物馆领奖,发现那里展出的主要就是核武器。真正吓人的地方在于:它们看起来真的很酷。你一边觉得这东西很可怕,一边又忍不住觉得它很酷。这种"东西本身就很吸引人"的冲动,有时会压过对后果的思考。她说这有点像早期的硅谷,大家只想着"如果我们做这个会怎样",没人去追踪边缘的后果。AI 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全速前进。

她引用了里尔克(Rilke)的一句诗:美无非是我们尚能承受的恐怖之开端。她说这话放在核武器上成立,放在科学探索的某些时刻上也成立。科学家常年站在"我还不知道答案"的悬崖边上,那种不适感是真实的,虽然它毁不掉地球,但它确实折磨人。而真正能毁掉地球的那些东西,反而常常被我们觉得酷。

为什么她不怕宇宙这么大

Lex 问她,面对暗物质的量级、黑洞的引力、宇宙的尺度,会不会感到某种恐惧。

兰道尔的回答很坦率,甚至有点反人类中心主义:她说自己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人类的狂热粉丝。如果人类就是全部,那也太无聊了。她喜欢的是这样一个念头:外面还有很多东西,还有很多可以发现的,我们并不是一切。

她说,如果宇宙里只有我们,那才真的令人失望。

这种态度贯穿了整场访谈。她对科学的信心,根源不在"我们终将解决一切"的乐观里。真正托住她的是另一种东西:相信世界背后有逻辑,然后一层一层往下挖。她讲到自己做研究时的驱动力,是那些说不通的地方,是那种"这事不对劲"的不适感。这种不适会逼着她往不同方向走,直到把它理顺。她说这个习惯可以推广到任何领域:遇到事情,先问它为什么是这样。

她还提到后来那本书《叩响天堂之门》(Knocking on Heaven's Door)里讲的有效理论。与其一上来就问那个最大的问题,不如先问眼前能测的东西。有时候你能判断出某个方向一定会失败,那就别把职业生涯押在上面。有时候从有效理论出发去逼近大问题,反而更容易走通。她还提到额外维度那部分工作,最让她兴奋的一点是发现高维可以只存在于局部,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三维空间,也许只是局部的真。

谈到日落,她说自己不管看多少次,都还是会觉得美。她承认这大概是因为人类就是这么演化出来的,那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事,与宇宙本身无关。但她也说,人类已经走了很远,发现了很多美妙的东西,而外面还有更多。她希望我们还有机会继续走下去。

给年轻人的那句话

访谈最后,Lex 问她给高中生、大学生的建议。

兰道尔的回答,可能是整期节目里最实用的一段。

她说,做科学、做学术最别扭的地方在于:你必须同时极度相信自己做的事,又必须不停地质疑它。这两件事很难平衡。你要真的相信自己能想出好点子,同时又要清楚这些点子可能全都是错的。这根钢丝很难走,但你还得走,因为不走就没法真正检验它们。

她的第二个建议更接地气。有时候你抬头看,觉得前面有那么多东西、那么多巨人,会觉得自己没戏。这时候不妨把视野收回来一点,别去想"我要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先想:我能不能想出一个和我旁边这个人一样好的点子?

她还引了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在费米实验室(Fermilab)听证会上那句著名的话:这座加速器不会保卫国家,但它会让这个国家值得被保卫。兰道尔说,世界再乱,这些事依然重要,不要因为大事发生就忘了这一点,但也不要因为做科学就忘了世界。两头都要顾,这才是难的地方。

整场对话下来,她没有给出任何一句"我们终将理解一切"的豪言。她给出的是另一套东西:把不确定性当成工作环境,把质疑当成日常动作,把能测出来的东西当成唯一可靠的锚点。这种态度放在物理里成立,放在别的地方大概也成立。

  • 想理解暗物质,先从"我们的感官不可靠"这个前提出发,别从"神秘物质"这个想象出发。任何依赖"看得见才算存在"的判断,在宇宙尺度上几乎必然是错的。
  • 评估一个新理论时,别只问它听起来是否合理,先问它有没有可以被观测检验的后果。兰道尔的暗物质盘猜想值得认真对待,正因为它可以被测出来。
  • 当你对某个领域已经形成"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的共识时,主动去找那个共识的漏洞。她对暗物质"应该是什么样"的预设,评价只有一句:那本来就是空的。
  • 做长期项目时,把"相信"和"质疑"同时放在桌面上。相信你的方向值得投入,同时设计出能证伪自己的实验。LHC 和 SSC 的故事说明,把赌注全押在一个未证实的理论上,代价相当高。
  • 看风险时,别只盯着缓慢累积的那一类。系统的崩溃往往由单点触发,核武器、失控的 AI、一次误判,都属于这一类,它不需要很多条件,只需要一个。
  • 如果你在做研究或创作,定期把视野从"史上最伟大"收回到"我旁边这个人"。这个尺度的目标更容易让你真正开始动手。
  • 找一件让你觉得"这不对劲"的事,然后一直追下去。兰道尔说,驱动她的从来不是宏大的愿景。那些说不通的地方带来的不适感,才是她一直追下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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