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西·谢伦：战争、炮兵、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爱

M777 榴弹炮，155 毫米口径，炮管单独就值一百万美元，一发炮弹一百磅重，最远能打四十公里，一门炮需要五到七个人才能运转起来。2009 年在阿富汗操作它的加拿大炮手当中，有一个身高一米五二、体重四十七公斤。

她叫凯尔西·谢伦（Kelsi Sheren），那年十九岁。

她原本想当步兵。招募官说她太轻了，怕她练到一半被淘汰，还得重新分配岗位，劝她换个兵种。装甲兵要钻进封闭的铁盒子，她一想到就发慌。剩下炮兵，她选了，理由很直白：炮更大。

这个选择后来把她送进了人类能制造的最猛烈的常规火力中心，也把她送回了家，带着一身几乎拆散她的东西。十年之后，她坐在莱克斯·弗里德曼（Lex Fridman）的麦克风前，把那段经历从头讲了一遍。

一个背步枪会拖地的炮手，被塞进了纯法语团

2007 年 11 月，凯尔西入伍。2008 年 1 月进基础训练，随后是武器训练和兵种专业训练，一路到 9 月被派往部队。她在新兵营里待的时间短得离谱，因为加拿大当时正在阿富汗扩编，2007 年之后才开始真正承担作战角色，之前更多是戴蓝头盔、不轻易开枪的联合国式存在。人不够，流程就得压缩。

她原本想进步兵，被拒。想进装甲，怕幽闭。最后进了皇家加拿大骑炮兵（Royal Canadian Horse Artillery）。她说这三个兵种的区别很粗暴：步兵是踹门、睡战壕、背着上百磅的包被人炸的那种人；装甲是坐在坦克里；炮兵是“上帝之手”，你看不见它在哪，直到它落在你头上。

训练期的日子按她的说法是：早上五点集合做体能，十公里跑、打几个小时地板球、一起举铁、负重行军。然后洗澡，去团部坐着。有杂活就拖地、擦枪。闲着的时间很多，忙起来的时候忙得要命。

她分到的是魁北克的一个法语团。整个团里没几个人会说英语，她的军士长是其中之一，但一开始也不怎么搭理她。她是五个被塞进这个团里的英语母语者之一，五个人还被拆散到不同的炮组。她花了几个月，把刚学会的所有武器系统术语用法语又学了一遍。装填、闭锁、报弹、开火，全部得用她当时并不熟练的语言喊出来。

还有个物理问题。她背 C7 步枪的时候，枪管会拖在地上。她后来更偏爱 C8 短管型，理由跟性能无关，纯粹是不用拖着地跑。

装填一百磅的炮弹对她也费劲。军士长看出来之后，开始带她去健身房，专门练怎么从地上把弹丸提起来，怎么用膝盖顶住借力，怎么用腿而不是用腰。如果她负责的是药包那一侧，她可以踩到炮架上，借着一个向内倾的动作加蹬地，把药包甩进炮膛。如果她负责拉火绳，那就轻松得多：绳钩挂上，右手叉腰、左手扶绳，盯着军士长，等他指着你喊“放”，然后整个身体跟着转过去拉。不能只用手腕，那样容易瞎火。

她管这叫“永远不当那个 shit pump”，加拿大军队里形容废物的词。

把仿真服穿在身上，看自己会不会死

部署前的实弹训练在德克萨斯。她说飞机一落地就有人告诉他们别碰蛇，然后被拉进教室看幻灯片：这些是德州野外的动物，看见别靠近，别在外面蹲下撒尿，现在是蛇季。她当时想，可我憋着尿啊。

选德克萨斯是因为地形像阿富汗：干旱、空旷、一望无际。那也是她第一次穿上沙漠色的作战靴和装备，第一次摸到实弹射击的完整流程。她在那儿还得了肠胃炎，因为基地的水和卫生都出了问题，半个营的人都在拉。

真正让他们进入状态的是阿尔伯塔的温赖特（Wainwright）训练区。她管它叫 Waincock，因为那地方实在太烂。在那里待一两个月，住帐篷，睡行军床，进入全任务状态。有个叫“枫叶行动”（Operation Maple Leaf）的演习，所有人穿上带触觉反馈的模拟作战服，胸前的屏幕会显示伤情，中弹之后要自己选择处置方案，选错人就死。不参加轮换的士兵半夜扮成塔利班来突袭他们。

我问她训练里有没有讲塔利班的战术。她说讲得极其清楚：自杀式袭击者、车载简易爆炸装置、把炸弹塞进背包再在周围摆上玩具，专门引诱人去捡。用女人靠近士兵，因为罩袍下面看不出任何东西，一个穿罩袍的人走过来，你不会想到会有一支 AK 从里面伸出来。

这套逻辑后来在她眼前变成了现实。

坎大哈有 Tim Hortons，出了围墙才是另一个世界

她说登机那天，飞机是自己的，行李自己搬。先飞到一个中转基地，那里才第一次领到防弹插板。她第一次意识到那两块板有多重。也是在那儿领到武器、弹药、头盔、防弹衣。那个基地热得要命，湿度大到洗完澡出来身上还是湿的，她问会不会阿富汗也这样，对方说不会，那边干。

然后上了 C-130。进入阿富汗领空之前，机舱里喊“准备武器”，枪口朝下，戴头盔。飞机开始贴着山谷飞，做规避动作。她说那一刻才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如果这样飞，说明 RPG 能打下来。也就是说，她现在可能就在半空中被打下来。那年她十九岁。

坎大哈基地是个奇怪的地方。有木栈道，有 Tim Hortons，有 Subway，有 Pizza Hut，有健身房，有地板球场地，因为加拿大人必须有冰球。英国区、美国区、加拿大区各自分明，意大利人、德国人、法国人穿着各自的军服走来走去，她根本不知道该向谁敬礼。你随身带枪，但你可以过日子。基地够大，爆炸声传不进来，能听到的是直升机起降时地面的震动和偶尔的火箭弹警报。

前出作战基地（FOB）就不一样了。她去的那个叫 FOB Ramrod，美军的地盘，驻扎的是第 101 空降师，加拿大这边只有一个极小的炮兵分队挤在一角。墙是铁丝网笼子里灌碎石，五座瞭望塔，美军管四座，加军管一座。因为人手太少，还得随时保证有人能上炮，他们每天只能出一个人上塔，四小时一班。她就在那四小时里，看着塔外的阿富汗。

她描述的画面很平：远处是山，近处是沙地和荒地，外面有几处小院，一条经常被打的路。没什么可看的。

M777 是直升机吊过来的。支奴干（Chinook）从底部吊着飞，落地放下，轮子其实用不上，反正也不打算挪窝。炮组接手时上一批人刚撤，墙上还留着他们挂的一个绳套，正对着帐篷门口，算是欢迎。

她说当时觉得挺好笑。现在她不发那张照片了，因为退伍军人自杀的数字太高。

那双靴子的鞋带系得很好

这次行动她是被借调给英军的。原因是她是女性，而前线几乎没有女性，所以搜查妇女和儿童这件事必须由她来做。塔利班会教妇女把东西藏在身上，因为没人会搜。

她讲了一个很小的片段。在一户人家里，一个小女孩悄悄溜到她旁边，看她吃东西。她身上有英军口粮里的糖果，就给了女孩一颗。女孩的哥哥过来，一巴掌扇在她头上，把糖抢走。凯尔西走过去，也给了他一巴掌，然后端着枪站在那儿，指着女孩，让她把糖全部吃完。

她问随行翻译，能不能和女孩拍张照。相机是她军官的，荧光粉色的，掏出来的时候小女孩整个人都愣住了。拍完她翻过来给女孩看，女孩眼睛一下睁大，抓过相机冲进屋里。所有人都以为相机没了。过了一会儿女孩又偷偷溜出来，她进去拿，女孩的母亲掀起罩袍，给她看自己刮过的腿毛。

那一刻我不可能意识到它对我有多大影响。是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一幕在我身上留下了什么。（凯尔西·谢伦）

然后是同一场行动里的事。

他们从一个院子移到另一个院子，她在墙根等着前面的侦察组清路。那片空地很宽，她说他们最恨这种地方，视野太开阔，可能埋了任何东西。她背靠墙，本来是背对着爆炸方向的，恰好转过头往左看。

她先感觉到地面在震，然后才明白自己眼睛看到的是什么。一个躯干在空中飞过去，落进田里。

简易爆炸装置（IED）被埋在一间葡萄干晾房下面，压在一堆树枝底下，英军带的金属探测器碰到了什么，把它引爆了。门口还有一个单膝跪地的士兵，冲击波从侧面把他掀翻，头盔、装备全部被扯掉。

电台立刻炸了，有人在喊，有人在报 KIA 编号。迫击炮开始落，轻武器开始打。她说她当时只说了一句：我们得走，现在就走。有人让她等等，她说他妈的现在就走。

她去按住那个重伤的士兵做急救。那人睁着眼睛，眼球大得吓人，一直问“他在哪，他在哪”。她说他没事，他很好。那人说话是极重的苏格兰口音，说快了根本听不懂。

然后是穿过没清过的路。她形容那一刻像游戏里的隧道视野，能听到自己的呼吸，腿在跑，速度却像慢动作。到了坑边，她看见一只靴子。腿还在里面，膝盖以下还连着，鞋带系得整整齐齐，靴子完好无损。

她把它捡起来，转身对其他人说：这只靴子还能再用。

那一刻我的大脑短路了。我把那个叫“光开关”的东西关掉了。它碎了，我能感觉到它碎掉。（凯尔西·谢伦）

她当时没有情绪。她知道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因为有人看着她，说这里有的就是这里有的，开始捡，我们得走。于是她开始从墙上的方孔里往下扒，那些孔里挂着组织。她没戴手套，手套只在搜查的时候用。

要把人带回去。不能让同伴的一部分被拖在卡车后面做宣传。她说这些人配得上完整的遗体。

她记得自己一直在喊，我们没捡全，我们不可能捡全。有人对她说，我们捡全了。她说没有，我们没捡全。

她把一支扭曲变形的步枪挎在身上，胳膊底下夹着两顶头盔。担架抬起来跑，担架翻了，东西掉进沟里，回头再捡。子弹从耳边过去的声音，她说来向和去向完全不同。黑鹰来了两趟，一趟送人，一趟送遗体。黑鹰起飞之后，机上的火力往地面倾泻了一遍，然后突然全部安静下来，安静得刺耳。

后来有人告诉她，那天她还递过去一袋肠子。她完全没有这段记忆。

战争是主观的，是从你的视角看到的。你的大脑记得它想记得的，允许你记得它允许你记得的，它有理由让你忘掉一些东西。（凯尔西·谢伦）

她后来才知道，返程时有人回头把剩下的部分也收回来了。这个消息她是在跟我录播客之前那一周才第一次听到。她在仪式上失控的时候喊的就是“他没被完整地带回来”，这句话她背了十年。

光开关关掉之后，人是回不去的

行动结束，她跟着英军回了坎大哈。因为有人员死亡，接下来三四天她要向一名英军宪兵逐字复述全过程，手写记录，反复复述，反复核对，确保所有人的说法一致，确保没有人从背后开枪。她说这个流程在事后复盘里也许是必要的，但对一个刚刚经历这些的人，一遍一遍地重写，等于一遍一遍地往上刻。

那天晚上本来有人来接她，去基地另一头，没人来。她自己背着装备走回加拿大营地，进了淋浴间，坐在地上，抱着自己哭了四五十分钟，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

然后医生给她开了一堆药，把她送回了 FOB。没有人告诉她的军士长她在吃什么。

所以当那门炮在夜里开火，全组人冲上炮位的时候，她还在帐篷里睡着，炮就在她旁边。军士长以为她在偷懒、躲活儿，直到后来看到她那一排药瓶。他后来跟她说，如果早知道，绝不会让她待在那儿。

她说有天夜里打夜靶，军士长看着她的眼睛问，伯恩斯，你还好吗，你眼睛不对劲。她说我挺好的。她当时的状态是“嗑到天上去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她变成了另一个人。她变得异常安静。她说人在极度恐惧里会学着安静下来。愤怒和仇恨这两个词都不够用。有一次一个女人拿着剪刀攻击她，她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她可以当着那家人和孩子的面，把这个人踩死，而且不会有什么感觉。

她没有把那群人当人看了。一件事就够了。

回国之后，她开始回避所有中东面孔，代价再大也回避。她被吐过口水。她开车会因为路边一片垃圾猛打方向盘。她在公共场合对着长得像的人破口大骂。她不出门。六年里，自杀的念头每一分钟都在。

她给我列举当时脑子里的清单：不用再有人忍受我了，不用再感受这些了，我是家里的负担，我是军队系统的负担，我软弱，我是个烂士兵，我没做好我的工作，我不配活着，我不配拿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支持，我父母不该看着我这样，我男朋友不该忍受这些。

2011 年 5 月 23 日，她以 3B 医疗荣誉退役。

十种药、一床的副作用，和一条走出来的窄路

她说那几年她试过很多种药，一种一种换，很多都没有用。有一种药的副作用是，如果她吃完不马上睡，就会整夜说话，说个不停，说所有最糟糕的事，第二天完全不记得。她会半夜起来开火做饭，第二天毫无印象。

她说一个高度自律的人，连“抬头翻身”这个动作都需要鼓起巨大勇气。这话比任何数据都能说明重度抑郁是什么。

转机来自她的医生格雷格·帕西（Greg Passi）。帕西本人是老兵，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服役过，是军医出身，也骑哈雷。他问她愿不愿意试试大麻。她当时很抗拒，因为父母从小就跟她说别碰。后来她去了一些叫“女性种植”（Women Grow）的社群，慢慢了解，慢慢发现睡眠回来了，早上不再像被卡车碾过。她那时还想生孩子，不想身体里全是处方药。

从 2014 年前后开始，她用大麻替代了大部分药物，在医生监督下一点点减。她说这东西算不上灵丹妙药，好处是把“必须一直吃药”变成了一件可以商量的事。

2021 年 1 月，她去了死藤水（ayahuasca）仪式。介绍人是 Combat Flip Flops 的创始人之一格里夫（Griff），组织方是 Heroic Hearts，创办人杰西·古尔德（Jesse Gould）是陆军游骑兵出身。这个组织专门给退伍军人提供致幻剂辅助治疗，包括裸盖菇素、氯胺酮、伊博格碱，有完整的准备期、整合期、教练和经过审查的场所。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在一群不质疑她服役经历的人中间，那些人全是特种作战出身，铜星勋章、紫心勋章，没有一个人问她“你真的上过前线吗”。

她说去之前必须先停掉 SSRI，那是她最后一种药。她给医生打电话说我要去，医生说我们通常建议夏天减药，她说我是在通知你，不是在问你。停药的那一周，她说像坐在原地但脑袋在摇滚演唱会里上下甩。

三夜仪式。第一夜，她喝下去二十分钟就吐了，吐了三次。她说她当时觉得自己很没用，觉得自己又搞砸了。之后进入状态，先是黑暗，然后一道裂缝，然后是她说人类语言里找不到词的颜色。她见到了她没能生下来的女儿。女儿告诉她，这里只是全部里的一小块，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平面、这个维度、这一生，都只是一个瞬间。

她说那一夜之后，她第二天醒来不想死了。这是十几年来的第一次。

笔记本上留下的是这样的句子。她翻给我看，字迹潦草，中英文夹杂，写得很急。

你可以选择。现在呼吸，现在存在，现在在场。你是战士，你是力量，呼吸，成为力量。你就是力量。（凯尔西·谢伦的死藤水笔记）

第二夜，她说自己被变成了一头狼，从头到脚。萨满过来给她做祷告的时候，她跟人家说：你好，我有个问题，我是一头狼，我需要它停下来。萨满说，别担心姑娘，交给我。然后她感到有人抓住她的马尾往后一拽，像有什么东西从喉咙里被拔出去。

她给这一夜的解读是：她一直想当狼群的头领，想当那个领导者，但方法全错了。她得到的结论是，你不需要再咬人了，你只要露出牙齿就够了。

她还有一处旧伤。肩膀在一次创伤后做了手术，手术失败，锁骨移位、消失，至今没有医生愿意碰。她说她以前每天要靠大量 CBD 才能压住那种慢性疼痛。那一夜，

那一夜，她说肩膀上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像是被谁按了一下。

第三夜她本来差点错过，因为新冠检测出了假阳性，被叫去做血检。她走了，剩下的人在仪式里等她回来。

她带走的结论很朴素：这条路是通的。会很难，得非常难，但值得。她在笔记本里写过一句，说如果你一直朝对的方向走，你写下的每一件事都会发生。

她曾经以为自己会死在那个沙坑里，现在她在卖首饰

Brass in Unity 的起点很普通。帕西医生建议她做艺术治疗，她买了珠子、管子切割器、锤子、电钻，把家里的厨房餐桌弄坏了，自学做首饰。她丈夫布拉迪（Brady）一直在旁边说你可以的。她最开始给这个牌子起名“Her Wearables”，做得很小，根本没打算做成公司。

转折点来自她母亲。她妈是长途卡车司机，当时在给凯文·哈特（Kevin Hart）的巡演开车，硬是缠着人家说“你必须见见我女儿”。哈特给的建议很直接：如果你想让所有人都能戴，你不能叫 Her Wearables。当晚他发了条推特，两千四百万人看到，问“这是谁”。她丈夫随后说，那就认真做吧，把名字改掉。最后是他想出来的 Brass in Unity，因为这件事的核心就是把人对到一起。

公司做首饰、做墨镜，绝大部分利润捐给退伍军人和急救人员的康复项目。她的逻辑很清楚：她不擅长募捐，也不擅长跟人开口要钱，但她可以做出一个东西，让人愿意买，然后把钱送到真正在做事的组织手里。买的人还得到一件可以戴的东西，一枚子弹造型的手镯，别人看见了会问，这就是一个开口。

很多人不想只拿到一张抵税收据。捐款很好，但人多少有一点私心，这没什么可指摘的。你要是能顺着这一点去做事，就能真正给这些机构筹到钱，让它们有工具去干活。（凯尔西·谢伦）

她挑合作机构有两条硬标准。第一，不付六位数年薪。第二，看实际提供了什么资源，别只看宣传。她合作的有 Heroic Hearts（致幻剂辅助治疗，目前有八百多名退伍军人在排队）、Honour House（为在温哥华地区接受治疗的军人、退伍军人和急救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免费住宿，后来在阿什克罗夫特开了 140 英亩的 Honour Ranch，做马术治疗和作战应激损伤门诊）、All Secure Foundation（汤姆·萨特利是三角洲部队老兵，参加过“黑鹰坠落”，这个机构服务特种作战家庭，处理配偶的继发性创伤，因为特种部队家庭的离婚率高得吓人）、Children of Fallen Patriots（资助阵亡军人子女的教育，孩子还没出生也算）、One More Wave（教截肢者冲浪）。

她说她不试图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只聚焦一小块。聚焦了才能给够钱，给够钱才能买对工具，工具用对了，人才可能有一段能维持的婚姻，孩子才不用看着父亲喝到死、听着父亲吼母亲、看着父亲摔门走人。

她提到每天有 22 名退伍军人自杀。她说现在这一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因为过去二十年里所有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服役过的人，正在集体追问自己那二十年到底干了什么，而各种外展组织已经被打爆了。

加拿大政府把这些人扔在了那儿

2021 年 8 月喀布尔陷落时，她参与撤离了一个九口之家。那家人为政府工作过，参与起诉塔利班，在优先名单最上面。

她讲了几件事。加拿大政府为所有持加拿大签证的阿富汗人只留了一个邮箱，渥太华在那个邮箱上安排了两个人。加拿大派到地面的不到七十人，且被限制不能离开机场，还在 8 月 31 日那个周二之前的周四就撤走了。她说她现在还知道有高价值签证持有人在那个国家，在击杀名单前列，没有人管。

她讲那个三岁的孩子被塔利班打。她接到电话，对方说他们回不去机场大门了，孩子刚被打了一顿，现在怎么办。她在温哥华。她说为什么这件事落到一个平民和前军人头上，为什么这件事没人规划，时间线是公开的，所有人都知道。

她提到一位叫布罗克的老兵，失去一条腿之后想换一个假肢，因为旧的疼得受不了。特鲁多说，你要得太多了。不到六个月之后，政府给了一个在加拿大监狱系统里的阿富汗人一千零四十万加元。

她说她不认为美国政府做得更好，但她知道有那么几个现役的人，绕过指挥链，硬是帮她把那家人弄了出来。英国那边有人留在原地，帮她核对生物信息和护照。没有这些人，那家人还在那儿。

我们被当成一次性的数字。高中毕业就把你招进来，因为你还蠢到不明白自己要面对什么，然后等出了事，就说这是你自己选的，是你自愿的。（凯尔西·谢伦）

她说她大概是加拿大最爱国的那批人之一，她为自己曾经代表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她只是不喜欢有些时候坐在上面的一些政客。

然后是疫情。

她说她是一个在自己国家里的二等公民。她不能跨省去看父母。她不能走进自己儿子的学校。她不能和家人去餐厅。她出不了加拿大，或者在回来的时候要经历一整套流程。她说自己被皇家骑警盯着，邻居会举报。一个曾经为这个国家上过战场的人，现在在自己国家里被这样对待。

这段话她说得很平静，那种平静本身就很重。

“我的五岁孩子都能做得更好”

谈到阿富汗撤军，她的愤怒点不在“该不该走”，而在“怎么走的”。

她的原话是：我们家五岁的孩子能想明白，为什么不先守住巴格拉姆那个基地，等把要撤的人撤完再走；为什么要跑到一个我们既不控制、也不了解的民航机场；为什么那个机场只有一条路进去。

她说这怪不到士兵头上。她说地面上那些人是世界上一流的，她认识的几个现役人员在没有任何人下令的情况下，自己绕过指挥链，把她的家人弄出了那个国家。她用的是“绕过”这个词，语气里全是敬意。

她把责任放在民用领导层。她认为将军们大体上知道该做什么，问题出在文官系统愿不愿意听，以及愿不愿意承认战争不是一个二元的、有终点线的、可以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胜利的东西。

这不是关于入侵和宣布任务完成。这不是公关。这是关于地缘政治的全部复杂性。（莱克斯·弗里德曼）

她说起一件事：加拿大媒体找她做关于阿富汗的采访，她先跟还在地面的人通了气，然后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讲了一遍，采访被取消了。

她提到同一时间加拿大政府正在搞提前大选。她说这个时间点选得漂亮，零问责。

该做却没做的事，清单其实很短

我问她，假设入侵已经发生，什么才是更好的做法。

她说她只以一个执行者的身份回答，因为她对战略层面没有发言权。她列了几件事。

第一是文化准备。她说她几乎什么都没被告知。有一次在一户人家里，一位男性从背后抓住她的防弹衣，因为她把头发塞进了头盔，他以为一个男人要进到有女人的房间里。她当时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她说没有任何人给她讲过这些：这个社会怎么运转，为什么他们这样做，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

第二是心理准备。她说这是最要命的一项。没有任何人在训练阶段告诉他们，你会看到同伴被炸成碎片；没有任何人教他们该怎么处理；没有任何人给他们工具。她说这叫“工具箱里的工具”，而军医们自己都用这个词。

第三是报告机制。她说现在的系统是这样运转的：如果你说自己睡不好，医生会问有多严重，你会立刻回答“其实没那么严重，不需要处理”。因为你知道笔一动，记录就进去了，你就死定了（dead red），你不能再部署，你不能再做你热爱的事，不能和你热爱的人在一起。所以所有人都会撒谎。

我们知道有 PTSD，我们知道有焦虑，我们知道有重度抑郁，我们知道有前兆，有症状，有信号。这些我们都知道。那我们为什么不给工具？这不是什么玄学，我讲的是冥想、瑜伽、同伴支持。这些不难教，不花多少时间，也不花多少钱。唯一花钱的地方是开药。（凯尔西·谢伦）

她说她见过最强悍的那些人也在做这些事。她认识的一些特别行动队的人，会去练瑜伽，会去打坐，会去做仪式。因为他们知道不能一直那样活着。

她说她的医生问过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她想了很久。医生问：如果在当年，有长官坐下来跟你说，伯恩斯，你现在的感受是正常的，是应该出现的，是在这种处境下必然会发生的，你会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她说她想了很久，答案是：可能不会。因为她不会在被药物麻痹的状态下被送回炮位，不会在完全没有处理能力的情况下继续执行任务。

PTSD 长什么样：整套系统一起坏

她说她不是医生，这一点她强调得很清楚。但她从自己的病历里总结出几种可观察的东西。

失眠。愤怒和攻击性。一点就炸。回避。她回国之后回避所有中东面孔，代价再大也回避，哪怕那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场合之一，她也宁可不出现。触发物，声音，气味。她说很多老兵受不了烟花，那就走开，这没什么丢人的。

她说 PTSD 不会单独来。她在确诊 PTSD 大约四年后被诊断出重度抑郁，那是一堆东西叠在一起的结果。

我问她，重度抑郁到底是什么。她说她也没有答案，她只是被告知自己有。

我问她，在最糟的时候，脑子里在转什么。

每一分钟都在想自杀。好处是没有人需要再忍受这些了，我不需要再感受这些了，我是家人的负担，是军队系统的负担，我软弱，我是个烂士兵，我没做好我的工作，我不配活着。（凯尔西·谢伦）

她说她那时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活着。唯一的原因是身边那个人。她说那六年里，那个声音没有任何停歇，就是“杀掉自己，杀掉自己，杀掉自己，那样更省事”。

她说这跟意志力无关。她说她是一个非常有意愿的人，但要她把头抬起来翻个身，那个动作让她恐惧。

“你最近睡得怎么样”

我问她，普通人该怎么帮一个正在挣扎的人。

她说最简单的做法是：告诉对方，我在，你想说的时候我就在。然后就盯着他。

具体一点。如果他晚上开始喝四五瓶啤酒，就问一句为什么。如果他明显没睡好，就问一句“你最近睡得怎么样”。如果他说“就是睡不着”，别回一句“那真糟糕”，继续问：是做梦吗，是失眠吗，还是睡前吃太多糖。

她说要真的在乎到愿意多问一句。

然后她讲了两个超市里的故事。

一个是她自己的。加拿大短暂取消口罩令的那几周，她那天刚做完采访，化了妆，戴了帽子，在超市里站着。一个老太太走过来，越走越近，她不知道要发生什么，然后老太太抓住了她的胳膊，说，我很喜欢你这顶帽子。她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她在疫情期间碰了我，她年纪很大。然后她说，我也爱你，谢谢你。

另一个故事是我讲的。我刚搬到奥斯汀不久，在沃尔玛，一位女士对我说，先生，你穿这身西装很好看。那句话里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就是善意。我当时就想，我要搬到这里来。

她说，你看，就这么一点事。

关于死亡，她不再害怕了

我问她，你现在怎么看待自己的死亡。

她说她不认为自己会死，你只是去了另一个层面，另一个频率，随便你怎么称呼它。这不是全部，这只是一个瞬间。

她说她在参军之前非常怕死。她有一种不理性的恐惧，怕有人闯进她的房间把她带走。她说她小时候把这种恐惧归因于父母的叮嘱：她爸爸开卡车，从她很小就告诉她，你进那个洗手间，我看着你出来，你要盯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因为人会被人带走。这不是危言耸听，这就是现实。她说她当时很小，头发剪得很短，像个小男孩，她妈妈跟她说，人会被人带走，亲爱的，这就是生活。

然后她去了阿富汗。她发现一个人可以正在和你说话，下一秒就从地表上消失，而你什么都做不了。

她说她后来接受了这件事：轮到我的时候就轮到我了。差别在于，现在她知道自己如果真要离开，她是按自己希望的方式活过的。

为什么他们没撑住，而有些人撑住了

我问了一个很暗的问题。罗宾·威廉姆斯，安东尼·波登，都是表面上极其成功、被全世界爱着的人。为什么他们最终输掉了那场仗。

她说这是个沉重的问题。她说可以从生物标记物去看，去看血清素和多巴胺是不是已经跌到底了，有些人天生就是双相，有些人天生就是精神分裂，我们对大脑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但她只能说自己的经验：她真的不知道凭什么她活下来了，而别人没有。

东西不会让你快乐。人不一定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但他们也不一定愿意讲出来，他们会把表面维持得很好。如果没有人看出来，你能指望什么。（凯尔西·谢伦）

她说拥有任何东西都不保证幸福。我说这确实很可怕。她说，可是当它好的时候，那就是全部的意义。幸福就是，在所有荒诞和不可预测之中，你居然还能真切地感觉很好。

她说她一直很幸运，能在几乎一切事物里找到意义和乐趣。她认为这大概是生物学层面的东西，跟父母无关，他们从来没能理解她身上那台小发动机。她就是坐在那儿看人，觉得人怎么能这么了不起，然后脑子里就在放烟花。

她说这也是为什么她可以非常自嘲地谈论自己。因为生活这样更有意思，也更有产出。

莱克斯说，他自己也是同一个方向的人，也见过相反的那一面。他见过那些非常努力、非常优秀的人，某一天身体里那个“继续”的开关就没了。他说他没办法真正理解那种状态，只能承认它存在。

她还留着那些叶子

采访快结束时，她翻出那本死藤水时期的笔记本，里面夹着几片叶子。她说每次她一个人散步，就会有一个声音说，拿上这个，带上它，夹进你的书里。

她还夹着法国诺曼底海滩边的虞美人。2019 年她参加了诺曼底登陆七十五周年纪念骑行，六百公里，为慈善筹款，最后一天正好落在六月的海滩上，路过一片一片的虞美人田。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夹这些东西，但她就是会夹。

她说这本笔记本她现在随身带着。

这很离谱。我给他们看，我的丈夫、我的医生都说，这不是你写的东西，你不这么说话，你不这么写字。所以你可以想象我读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凯尔西·谢伦）

她自己解释不了这件事。她只说，那是她身体里的一部分，是她一直没有真正接触过的那一部分，被打开了。

给年轻人的话，她说得又直又糙

我问她，如果面对一个高中生或者大学生，你会说什么。

她说，活成一个你能为之骄傲的人生。如果你每天早上醒来都讨厌自己在做的事，就换台。不要待在那种循环里，那不值得，那不是你来这个世界的理由。

她说，动起来。让血流起来。去跑，去走，走不了就跑不动，哪怕多往冰箱那儿走三趟，至少你在动。

她说，注意你在看什么。这一代年轻人被单向的信息强行灌喂，两边的都有，没有一样说得通，只会在脑子里制造混乱。要真的留意你在听什么。

她说，她花了很久才学会给自己留时间。一天干十八个小时，不睡觉，只是干，干，干，这不成立，不可持续，也不健康，没有人应该那样。

她说，如果你要给自己留点时间，别把它变成坐在电视前六个小时吃一袋薯片喝一罐可乐。把它变成去散步，顺便听一期能学到东西的播客；把它变成去某个地方做志愿者。她说现在已经没什么人做志愿者了，但你可以去，Honour House 只有一个带薪员工，其余全是志愿者，那些人非常了不起。

她说，无论你做什么，带着点劲头去做，往你的人生里放点力气，然后选一个会让你快乐的行当，不要只选一个给你六位数的。她说她现在什么都有，而她最想要的是更少的东西，她想要树林，想要安静，想让她身边的人重要起来，想让那个很小的圈子里的每一个人随时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可以打过去的朋友。

她说的那句话，我想留在最后

整场对话里，她反复回到一个地方：那个沙坑几乎把她从地表上抹掉了，但她现在坐在这儿，做生意，做播客，帮人撤离，给人筹钱，抱着她儿子。

她说她花了十年，靠的是治疗，是药物，是戒断，是大麻，是仪式，是运动，是一个不肯走的人，是一群在仪式上第一次不质疑她的人，是那位骑哈雷的军医，是一本夹着叶子的笔记本。

她说她并没有被治好，她说的原话是这条路是通的。

而她给所有人的那句话，其实写在自己做的马克杯上。那个杯子是和 GFDA（Good Fucking Design Advice）联名做的，卖完了。上面印着“fucking help somebody”，底下是一段话，大意是：善良是一种越给越多的财富，你得到的回报不经过手，而是落在心上。

等等，那句话本身也带着“不经过手，而是落在心上”的结构。她说这段文案是对方团队写的，她只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每一句都带脏字。对方说，只放一个吧。

她说这个杯子代表了她现在相信的东西。

采访的最后，她说了几句话，语速还是那么快，音量还是那么大。

她说谢谢你今天听我说话。她说她会去听这个播客，因为她能看出来，这个人不只会说话，还会听。

莱克斯在节目结尾留了一句话，是赫伯特·胡佛说的：宣战的是老人，去打仗和去死的是年轻人。

放到这个故事里，这句话显得格外扎人。宣战的是老人，签撤军时间表的是政客，写报告的是委员会，而在那条没清过的路上，端着一只鞋带系得整整齐齐的靴子说“这还能再用”的，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

• 如果你身边有人从高处掉下来过，不要等他自己开口。多问一句“你最近睡得怎么样”，比“有事随时找我”有用得多。追问是关心的具体形状。
• 把“心理状态不好”和“能力不行”这两件事拆开。真正的强在于知道自己的工具箱里缺什么，然后去把它补上。冥想、运动、同伴支持、规律睡眠，这些东西不酷，但它们便宜、有效、随时能用。
• 如果你在做管理，注意别把“报告问题”变成“职业生涯终结”的同义词。一旦下属发现说实话的代价是自己热爱的工作，你就再也听不到实话了，你只会听到“我挺好的”。
• 不要根据一个人表面的成就判断他的状态。罗宾·威廉姆斯和安东尼·波登都在最被爱的时候离开。幽默和体面是最常见的伪装。
• 想帮退伍军人或急救人员，未必要捐款。买一件有意义的商品、去这类机构做志愿者、把这类组织转给需要的人，都是有效动作。Brass in Unity、Heroic Hearts、Honour House 这类机构的具体信息都公开可查。
• 如果你自己已经在那条黑暗的路上走了很久，把“尝试”当成一件需要提前计划的事，别等有力气再做。凯尔西的路径是：先找一个不肯走的人，再找一个愿意跟你商量、不直接下命令的医生，然后一步一步减，一步一步试，过程会很难，但这条路是通的。
• 最后一件小事。下次在超市排队，可以跟前面的人说一句“我喜欢你这顶帽子”。你不知道那句话会落在什么地方，但有时候它会成为某个人那天唯一被善意碰到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