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维尔瓦克：意义危机、无神论、宗教与智慧追寻

多伦多大学的认知科学课堂上，约翰·维尔瓦克（John Vervaeke）问了学生三个问题。

你们去哪里找信息？学生们举起手机。你们去哪里找知识？学生们慢了一拍，说，科学，大学。你们去哪里找智慧？

教室里安静了。

这个沉默就是“意义危机”最有画面感的注脚。智慧在各个文化、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过，因为人面对的困境同样跨文化、跨历史地存在着。现代人却失去了安放它的地方：找不到一套既被科学世界观认可、又能真正起作用的实践体系。维尔瓦克在多伦多大学教了三十年书，也是那个在网上流传的五十讲系列《从意义危机中觉醒》（Awakening from the Meaning Crisis）的作者。这期节目里，他把这套思想从头讲了一遍。

先分清两个问题：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

维尔瓦克说他谈的从来是 meaning in life，不是 the meaning of life。前者是一组可以测量的因素，让一个人把自己的生活评价为更值得过、更值得承受痛苦。你去做研究，会发现它指向一种连接感：与自己、与他人、与世界相连。

但这种连接有讲究。你要连上的是那些价值与存在独立于你自我中心偏好的东西。养孩子之所以被认为极有意义，正是因为你连上的是一个将来会拥有独立生命和价值的对象。

他给了一个诊断性的问法：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你希望什么东西继续存在下去？你和它之间是什么关系？你对它又意味着什么？

光是美、光是真、光是善，还不够。只有当它让你的生命变得有意义，你与它相连，你在意它，而你也对它产生了某种影响，它才从单纯的“真善美”变成你生命的意义源头。

那“生命的意义”这个问法呢？维尔瓦克说，它像“北极点以北是什么”或者“太阳上是几点”。听着像个问题，其实不是，因为它的预设就有毛病：预设宇宙本身带着某种安排，等着你去发现并进入关系。

他也承认这个问法有用。它最大的好处是把你从日常的仓鼠轮里拽出来。你有日程表，你叫孩子起床，你送他们上学，你去上班，然后循环，然后加薪，然后换房。这种问题粗鲁地打断这个循环，逼你停下来问一句：这到底在干什么。

他自己觉得意义既不在你这边，也不在宇宙那边。他用了一个自造的词，transjective，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绑定关系。就像杯子的可握性不在你手里，也不在杯子里。把一只杯子放到苍蝇面前，它握不住；把你放到非洲大陆面前，你也握不住。可握性是一个真实的关系，是适配。

死亡就在此刻

访谈里有一段，维尔瓦克纠正了莱克斯·弗里德曼（Lex Fridman）的一个用法。弗里德曼说人的必死性（mortality）是“根本性的问题”。维尔瓦克说，我要把你从“死亡是未来的某个事件”这个想法里挪开。

他说，mortality 的词根是 fate。命运在这里的含义，是宇宙对你的个人叙事毫不在意。你刚刚遇到此生挚爱，你整个人生的幸福计划到达顶点，然后你走上街，一辆卡车撞死你。这就是必死性。它就在此刻，就是你此刻身处的一个状态。

从这个角度看，人会经历很多小型的死亡。你做的每一个计划、每一个项目，随时可能撞上宇宙直接从上面碾过去这个事实。

关于厄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拒斥死亡》和恐惧管理理论，维尔瓦克讲了一个他认为值得重新考虑的实证发现。实验里给被试看一串词，里面混着“棺材”“葬礼”这类死亡相关词，然后观察他们。通常结果是思维变得更僵硬，更认同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灵活性下降。

但换成第一人称，让被试想象自己正在死去，而所爱之人就在身边，反应就反过来了：认知灵活性上升，开放性上升。

维尔瓦克由此提出，可能我们把马和车放反了。关键落在死亡里有没有意义，死亡本身倒在其次。人有能力认定某些死亡有意义、某些死亡无意义，而且有大量证据表明，人愿意为一种被认为有意义的死亡放弃自己的生物学存在。

被问到怕不怕死，他说不怕。他说佛教传统里有一种练习，让你同时意识到死亡的可怖和不朽的可怖。活到永远这件事，对他来说是恐怖的。

弗里德曼反驳说，那中间地带呢，像贪睡按钮，多给十五分钟？维尔瓦克说，斯多葛派给出的答案是加深那些时刻，让它们饱满到死亡来临时你并不觉得那是灾祸。

他还讲了自己身上的一件事：到了三四十岁某个点，时间视界会翻转。在那之前你从出生开始往未来活，前面是无限的可能；翻转之后，你开始朝着死亡活。

那死后呢。维尔瓦克说，心智和生命完全消失。他打了个比方，就像最后一个乐手放下乐器，那首曲子结束了。曲子结束不意味着它不美，不意味着它不复杂，不意味着它没有给宇宙的存在增添价值。它只是结束了。

智能可以传播，意识不会

访谈中段有一段关于分布式认知的讨论。

维尔瓦克说，人大部分的问题求解都发生在群体里，单靠个体独自完成的那部分只是一小块。你环顾四周：这套录音设备不是你造的，这栋楼不是你建的，我们共用的这门语言也不是你发明的。

更硬的证据来自实验。有个经典推理任务叫华生选择任务，从六十年代做到现在，跨全球顶尖大学反复复现，单独做题的正确率只有 10%。把四个人编成一组，允许他们互相说话，正确率升到 80%。

但维尔瓦克坚持一个区分：集体智能存在，集体意识没有证据。研究分布式认知的人甚至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僵尸能动性”。没有哪一个人能独自运营一家航空公司，那是一套集体智能在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套集体智能并不因此支持某种意识。

他说，从原则上讲，如果有一天出现某种神经连接，把大脑连起来，带宽、密度、信息传递速度都到位，那么群体意识可能出现。他不认为这里有什么原则性的障碍，只是这些偶然条件目前还不存在。

顺带他也谈了自己对泛心论的态度：不觉得荒谬，但认为它有无法解决的难题。至于“我们活在模拟里”这个假设，他的回应很干脆。要么这个幻觉你永远无法发现，要么你可以发现。这两种情况下，你的处境没有任何变化。所以他继续做他的科学。

非有神论者的位置

维尔瓦克称自己是“非有神论者”（nontheist）。这个立场的意思是，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共享了一套预设，而这套预设本身就该被拒绝。

他点了两条。第一，神圣性要被理解为一个位格存在，也就是某种至高的存在者。第二，与它的正确关系是持有一套正确的信念。

他反对“存在的根据（ground of being）是某种存在者”这个说法。杯子是一个存在者，桌子是一个存在者，人是一个存在者。但当你问这些东西凭什么存在，答案不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杯子”。存在的根据本身无法被归入任何一类存在者。存在不是存在者。

他说这正是许多神秘传统最终汇聚到“无物性”（no-thingness）的原因。这个词平时被念成 nothingness，虚无，但把连字符加回去，才是它原本的意思：不是任何一物。

他还区分了自己和两位常被放在一起讨论的人。乔纳森·佩吉（Jonathan Paget）是基督徒，研究象征、神话，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基督教。佩吉会说“上帝不存在”，然后解释说，上帝不像杯子或桌子那样存在。古典有神论看起来其实比现代有神论更接近非有神论。

至于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维尔瓦克说得比较谨慎。他的理解是，彼得森未必真的相信那套最高存在者的命题，但他看到了这套预设作为意义源头的力量。彼得森是个复杂的人，很难钉死。

宗教真正在做的事

维尔瓦克把这个问题称为“黄金问题”，也给了他认为很重要的答案。

要理解宗教的功能，先要回到笛卡尔之前，承认认知有不止一种。他在 4E 认知科学的框架下分了四种。

命题式认知，知道某件事是这样，比如猫是哺乳动物，存储在语义记忆里。这类认知在当下几乎有一种暴政式的地位。

程序式认知，知道怎么做一件事。技能不是理论，不是信念，无所谓真假，它要么能应对世界，要么不能。它存在程序记忆里，和语义记忆可以分离。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丢掉大量事实，却仍能把钢琴弹得毫无瑕疵，就是这个道理。

视角式认知，知道此刻在此地作为你是什么感觉，是整个显著性景观的场。它对应情景记忆，也有自己一套真实性标准。玩 VR 的人说“我真的在游戏里”，那个“真”跟画质逼真无关。俄罗斯方块没有写实画面，照样能让你沉浸；反过来，一堆高保真画面的游戏也可能让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参与式认知，你和世界共同参与，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真实的可供性。重力塑造了你，也塑造了环境，于是走路这个可供性才成立。文化塑造了你，也塑造了这只杯子，你得学过才知道把它当杯子用。这种认知对应的记忆仓库，维尔瓦克认为就是“自我”，是所有你能承担的角色、能认领和指派的身份的协调中枢。这种认知缺席时人会怎样？极度孤独，思乡，文化休克。

回到宗教。宗教的转化作用主要发生在后三个层面，也就是非命题的层面。而这三个层面才是跟意义生成联系更紧的，因为命题式认知是表征性的，它依赖那些非命题、非表征的连接与相关性实现过程。

所以宗教真正的功能，是在深层做功，而这些层面的东西，恰恰是我们丢掉命题信仰时一并丢掉的。

历史上有过一次真实的对照。亚历山大帝国瓦解之后，人们散落在离家乡几千里的地方，周围全是语言不通、信仰不同的人，一种“家被杀死”的体验蔓延开来。斯多葛主义专门为应对这场意义危机而生。所以它今天重新流行，并非巧合。

维尔瓦克还讲过一段亲身经历。他去华盛顿州参加拉夫·凯利（Rafe Kelly）的 Evolve Move Play 静修，用跑酷、自然、武术、正念、对话混合成一套实践。结束时他对全场说，据我所知你们都不是宗教信徒，对吧。大家说是。他说，可你们刚才做的那件事，是一件宗教行为。大家说，是的。

冥想是摘下眼镜，观想是戴上眼镜

维尔瓦克拿出一副眼镜做比喻。他说框架（frame）托住镜片（lens），你透过它看东西，同时也凭借它看东西。现在眼镜对你是透明的。

冥想就是摘下来，看这副眼镜本身。观想是戴上它，看外面的世界是否更清楚。他特别强调，这两个词在英语里经常被当作同义词，这个区分被抹掉，后果不小。

contemplation 这个词里有 temple，拉丁语 contemplatio 的意思是仰望天空，它翻译的是希腊语的 theoria，也就是 theory 的来源，意思是深深看进事物里。meditation 更偏向后撤、回看。正念（mindfulness）两者都包含，既包括打破一个不合适的框架的能力，也包括建立新框架的能力。洞察发生时，两件事同时发生。

用迷幻药研究作类比会更清楚。他说，人们现在都强调整合，这非常对。服药的旅程相当于冥想，回到现实中把所见整合进新的世界观相当于观想，而正念是整个过程。

只有观想会陷入膨胀和投射性幻想。只有冥想会陷入退缩、灵性绕道、逃避现实。两者互为制衡，这就是他反复说的“实践的生态”。

具体怎么做，他给了三类。

一是冥想式练习，比如内观。你把注意力从透过感觉看世界，转到看感觉本身，跟着腹部呼吸时的胀与缩。心会跳走，去想待办事项或者刚才那是什么声音。这时不要去碰内容，只用一个 -ing 的词给过程贴标签：在听，在想象，在计划。然后把注意力带回呼吸。

带回去的态度很关键。佛教里把乱跳的心叫“猴心”，像猴子在树枝间跳跃。他更喜欢杰克·康菲尔德的说法，像训一只小狗。小狗跑开了，你冲它发火、把它拽回来，你其实在训练它怕你。你任它跑，它永远学不会待着。既不与它斗，也不喂它。你得跟它做朋友。

二是观想式练习，比如慈心观。他取的是存在主义解读，不是情绪式解读。你试着觉醒到一件事：你一直在认领某种身份、指派某种身份，你要看见这个过程。他也教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的观想，比如经典的“从高处看”：设想你在房间里，然后飘到奥斯汀上空，飘到德克萨斯上空，飘到美国上空，飘到地球外面。要真的想象，不是想想而已。而且必须一步步走，跳过去就没用了。随着你抽离到越来越大的尺度，你对自我的感受、对什么重要的判断，也会跟着变。

三是带身体动作的正念练习，最好能进入心流。他当年开始练习时运气很好，同一条街上有个地方同时教内观、慈心观和太极。这三样东西，他建议一起练。

心流的三个条件，和一个陷阱

心流研究来自契克森米哈伊（Csikszentmihalyi），2021 年去世。维尔瓦克说他一直想请他上节目，但对方身体状况不佳，最终没有成行，这件事让他很遗憾。

心流有两个条件集，人们往往只谈一半。第一半是：情境的要求略高于你的技能。你必须调用所有能调用的技能，全力以赴，同时又在拉伸自己。

第二半是信息条件，共有三条。信息必须清晰，不能含糊。攀岩者如果看不清岩点，就麻烦了。行动与环境的回应之间必须紧密耦合，你一动，反馈立刻来，中间没有大延迟。失败必须真的要紧。错误要有代价，你才会有一点焦虑。

维尔瓦克和他人在《牛津自发思维手册》上发过一篇文章，试图给出心流的因果解释，把话说透到描述层面之下。他们提了两个互相咬合的机制。

第一个是洞察的级联。攀岩者在不断重构自己看岩壁的方式，一次洞察引发下一次洞察。把“啊哈”这个瞬间想象成瀑布一样连起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流里一切都那么鲜明、那么有发现感、那么有恩典感。

第二个叫内隐学习。六十年代就有人做过实验：给人看复杂的字母和数字串，他们能在无意识中学会其中的规律。有意思的是，一旦要求他们明确说出规律，表现反而下降。

霍格思（Hogarth）的洞见在这里。内隐学习非常擅长捕捉复杂模式，但它不在乎捕捉到的是因果模式还是纯粹的相关模式。同一个机制，捕捉到有用的东西，我们叫直觉；捕捉到不靠谱的东西，我们叫偏见。

你没法用显式学习去替换它，那会丢掉全部适应性。能做的只有一件事：照料内隐学习发生的环境。什么环境最擅长区分因果和相关？实验环境。变量清晰，没有混淆，没有含糊，自变量与因变量紧密耦合，假设可以被证伪，错误真的要紧。

现在回头看，这三条正好就是心流的三个条件。所以心流不只是洞察的级联，它还是你正在培养最优质直觉的标志，也就是那些最贴合环境因果结构的直觉。攀岩的人觉得这件事非常真，因为他知道一旦不符岩石和身体真实的因果结构，他就会摔下去。

但心流有个陷阱。电子游戏的设计者已经非常擅长劫持这套机制。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承认，人在游戏世界里可以获得心流，代价是在现实世界里越来越难进入心流。心流的反面是抑郁，有说法直接把抑郁称作“反心流”。

关于社交媒体，维尔瓦克给了一个可能的机制：错觉性社会比较。Instagram 上的人摆拍，看的人却当真，于是不断进行向下的社会比较。你和弗里德曼一周可能碰到一两次那种事件，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碰到。

迷幻剂做的事，像给神经网络加噪声

维尔瓦克先用神经网络讲了一个经典问题。神经网络擅长捕捉复杂模式，因此容易过拟合，抓到样本里其实不存在于总体的规律。对策有很多，比如 dropout，周期性关掉一半节点，或者往网络里注入噪声，效果是防止过拟合，提升泛化能力。

他认为迷幻剂做的基本就是这件事。大幅度的约束削减。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大脑区域开始互相交流，平时彼此连接的区域反而断开，占主导的网络比如默认模式网络被下调。这非常像 dropout 或者往数据里加噪声。

还有个细节：给正在解洞察题的人加一点噪声，比如屏幕上闪点静电，能触发洞察。噪声让感知系统从过拟合里脱出来。

但这也是问题所在。神经网络关掉 dropout 就恢复正常，人类要乱得多。人需要能帮自己整合的实践，把打开的新状态空间正确地整合回去。所以他提出，除了 set 和 setting，还需要第三个 S：sacred（神圣）。迷幻剂要放在一个智慧框架里使用，使用者事先就要在提高自己应对自我欺骗、促成洞察、自我调节的能力。他说，这正是原住民文化里压倒性的使用方式。

他还区分了神秘体验和转化体验。格里菲斯实验室给被试服裸盖菇素，事先教他们神秘体验有哪些特征。结果是，只有一部分人从迷幻体验进入了神秘体验。而进入的人，在五大人格的一大因子上出现了可测量、长期的变化：开放性上升。开放性本来应该随年龄下降，这不容易被改变。

问题是，只提升开放性而不给辨别工具，会很麻烦。

高阶意识状态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们会把人从神秘体验推向转化体验。人在这种状态里会做一件反常的事。正常情况我们从梦这种共识可理解性之外的状态回来，会说“它不符合一切，所以它不真”。他们反过来：“它不符合这个共识可理解性，所以这个才没那么真。”维尔瓦克说他对此非常着迷。正是那种唯真性，那种要求你改变生活的实在感，让这些状态成为桥。

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更像是宗教

访谈里有一段关于二十世纪两大意识形态的讨论。维尔瓦克的框架是：黑格尔之于新教，相当于阿奎那之于天主教。他明确说过自己要把哲学和宗教接起来，为此搭了一套哲学体系，把基督教的核心神话结构收进去。那个核心讲的是现实有一个叙事结构，进步是真的，我们此刻的行动可以改变未来，我们可以与上帝共同创造未来，而那个未来可以更好，可以到达某种应许之地。

黑格尔给了这套宗教图景一副哲学上可理解、可敬的外形。然后马克思接手，说那个辩证过程主要不在观念里发生，而在阶级之间、在经济与社会因素里发生。故事是一样的：有一个目的论的历史机制，朝着某个方向走，可以走向乌托邦，你可以参与推进它，也可以阻挠它。

维尔瓦克认为马克思也继承了黑格尔的一个主要缺陷：注意力集中在命题层面，没深看非命题层面。这正是黑格尔两个最大的批评者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想指出的东西。克尔凯郭尔那句话说得狠：黑格尔建了一个体系，然后坐在体系旁边。

那为什么这套东西在俄国产生那么强的吸附力。维尔瓦克说，因为它提供了通常只有宗教才提供的东西，一个造新人的许诺。它同时给出了宗教乌托邦的全部陶醉感和“这是关于历史与经济学的科学”的全部合法性外观。

弗里德曼追问，那他到底为什么走成了那样。维尔瓦克把答案放在“普罗米修斯精神”上：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神一样的存在。想一想这里面有多少傲慢，想一想认为自己足以完全理解人性全部复杂性和人类历史，然后拿一份计划去运行的自信有多离谱。而这种精神会授权你做任何事，因为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而只有当你相信乌托邦时，你才会相信存在一种能证明任何手段的目的。

纳粹那边，他提到魏玛共和国本身就是一场失控的意义危机，人人都失去了家，失去了身份、文化，以及与宗教和科学的关系。诺斯替主义在意义危机加剧时抬头。他心里一直记着本科时一位政治学教授的话：如果你把纳粹主义只理解成一场政治运动，你就误解了它。它更接近一种宗教现象。

希特勒在这个框架里成了核心的象征人物，他把人们推入越来越深的意义稀缺，人就越来越退回神话式的思维方式。卐字本身就是宗教符号，仪式、神话、优等民族的神话，全都在。

弗里德曼问，那恶是什么，这个词你回避吗。维尔瓦克说不回避。他认为罪（sin）的含义比不道德（immoral）更广。罪是未能明智地去爱，最终陷入某种偶像崇拜，把不是终极的东西当成终极。这种事会在分布式认知里凝结出他称之为“超主体”（hyperagents）的东西，其破坏力不能还原为许多人各自做出的不道德决定的总和。

他提到汉娜·阿伦特写艾希曼“平庸之恶”，说她已经接近了什么，但略有偏差。把一堆平庸的不道德选择加总，解释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那是一套庞大的分布式认知内部出现的寄生过程，它有能力与世界对抗，而单个个体没有。

弗洛伊德是蒸汽机，荣格是活物

关于这两位，维尔瓦克选荣格。他说弗洛伊德是更好的写作者，但荣格对心智的建模更接近认知科学正在走的方向，更有先见。

区别在于：弗洛伊德是液压模型，心智像一台蒸汽机，压力、流体、管道。荣格是有机模型，心智像一个活的生物，在做对立加工，在自我超越，在生长。

另外，两人都只谈了精神动力学层面的无意识，那只是无意识的一小部分。还有那部分让你把从对方嘴里发出的噪声变成观念的机制，那是巨大而强大的，他们没怎么谈。

谱系上，维尔瓦克说他的第一位哲学家是柏拉图，第一位心理学家是荣格，而荣格非常像“心灵领域的柏拉图”。他说自己拒绝单一中心的心智模型，人是多中心的，有多个动机中心，按不同原则运作，解决不同问题。人的任务之一，是让这些中心形成某种内部文化，从彼此冲突走向互相合作。性还是权力？他说，柏拉图是对的。

关于海德格尔，他挑出的是对“本体神学”的批判：把存在理解为一个至高的存在者，会让人与存在本身脱节，只爱一个个具体存在者，而不爱它们从中涌出的根据。

关于蒂利希，他挑出的那句话是：信仰是终极关切，不是你断言的一组命题。你最终关切的是什么？你想与之保持正确关系的是什么？那个东西是终极的吗？这两件事同步吗？

智慧是理性的自我超越

维尔瓦克对智力、理性、智慧这三个词的划分很清楚。

智力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理性是你用来克服自我欺骗的能力，而自我欺骗恰恰是你解决问题时容易掉进去的坑。智慧是协调多种理性，让它们相互最优地约束与支撑。

他的概括是：

智慧是理性的自我超越。（维尔瓦克）

支撑这套说法的核心机制叫相关性实现（relevance realization）。这个房间里的信息量是组合爆炸的，你长期记忆里的信息量是组合爆炸的，你能考虑的可能性、能生成的行为序列，全是组合爆炸的。可你还是在可靠地聚焦于正确的东西。你谈不上绝对可靠，但足够可靠，以至于该跟什么互动，对你来说常常显得不言自明。

这就是智力的核心，一种接近禅宗公案的能力：你的智力，是你忽略海量信息的能力，而且忽略的方式介于随机猜测和算法搜索之间。

他举了个认知层面的例子。一只哺乳动物走过去，大多数人会说，那儿有条狗。为什么不是德国牧羊犬，不是哺乳动物，不是生物体，不是警犬？因为这是基本层次范畴，在类内相似性与类间差异之间取得了最佳平衡。这是最优抓握（optimal grip），谈不上正确，但它最优。

“最优抓握”这个词来自梅洛-庞蒂。你手里的杯子，你该离它多近，从哪个角度看，那是你要达到目标所必须演化出的抓握方式。相关性实现就是你在不断演化自己的感觉运动回路，去获得对世界的最优抓握。

他还解释了显著性景观。显著性就是抓住你注意力、或者被你注意力指向的东西。他拍一下手，那很显著，自下而上地拉走你的注意。然后他说，你现在感觉到了自己的左脚大脚趾，它也变显著了，这是自上而下。两者之间同样是动态的对立加工。

这套系统一直在运作。自主神经系统里，交感偏向把环境解读为威胁或机会，副交感偏向把它解读为安全和放松，两者此消彼长地演化你的唤醒水平。注意力层面，默认模式网络一直在推着你走神、漂移，任务网络则从中筛选出能存活下来的那些可能。没有一个小人在算你的唤醒水平，是这两个系统在动态耦合。

至于工作记忆，他提到多伦多大学的同事林恩·哈舍（Lynn Hasher）的结论：工作记忆是一个更高阶的相关性过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分块（chunking）能塞进去更多信息，因为它衡量的是这块信息里已经沉淀了多少相关性实现。这也回答了什么时候需要意识：面对高度新颖、高度复杂、高度定义不清的情境，需要动用工作记忆的时候。

说谎和胡扯是两回事

维尔瓦克说自己属于那一派，认为“对自己说谎”这个模型最终讲不通。理由是：为了骗你，我得知道你不知道的事，还得依赖你对真相的承诺，才能改变你的行为。我不会对自己做这种事。

但人会对自己胡扯（bullshit），这是法兰克福那篇著名文章里的概念，区别很大。

他把胡扯者跟说谎者对照。说谎者依赖你对真相的承诺。胡扯者想让你对真相这个问题本身变得无所谓，它的手段是让东西变得显著，变得抓人，从而改变你的行为。电视广告是原型：一群俊男美女在酒吧里笑，眼睛清亮。你知道那不是真的，他们也知道你知道，但你不在乎，因为那些画面很显著，抓住了你的注意力。于是你去商店，那瓶酒自己跳进你眼里，你买了。

你没法对自己说谎，但显著性可以抓注意力，注意力也能反过来驱动显著性。所以你可以通过反复把注意力放在某样东西上，让它变得更显著，更频繁地抓回你的注意。这就是自我胡扯的机制。

他还引了一段《辛普森一家》里的外星人竞选演说，说这种政治话术的精髓在于底下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向前，不向后；向上，不向前；旋转，旋转着走向自由。台下欢呼。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他说斯宾诺莎是对的，真理只由它自己的标准被认识。这话听着循环，但他的意思是不循环的。我们只能在事后、在穿越某种自我超越的过程之后才认识真理，也就是当你从一个框架移到更包容的框架，才能看见旧框架的限制与扭曲。洞察就是你在重新认定什么是相关的：你原以为她在生气和攻击，其实她非常害怕。你先前框架错了，你对相关性的判断跟着变了。

所以能不能到达某种绝对客观的真相？他认为不能。他借了德鲁·海兰德的概念“有限超越”：人有自我超越的能力，所以人才能真正提出真、善、美的问题，但这不意味着人能超越到某个“无处之见”（view from nowhere），把全部信息纳入一个整体。但真相并不因此失去价值。更好的说法是“真实”（real），而真实与幻象是比较级：你只能通过把另一样东西当作真实的，才判定某样东西是幻象。

关于艾茵·兰德，他指出一个区分：知道存在一个独立于意识的现实，跟知道那个独立现实是什么，是两回事。他认同最深的认识是心与现实的符合，但兰德式的立场会掉进美诺悖论：你不知道 P，你怎么可能找到它；可如果你知道 P，你又何必去找。出路是承认部分知识也是真知识，它足够引导你认出你还没掌握的东西。

关于唐纳德·霍夫曼说“一切都是幻觉”，他的回应是：说一切都是幻觉，就像说一切都是高的，这话没有意义，因为它是比较词。而且霍夫曼的论证依赖进化是真的、数学是真的，那为什么这些有特权接触现实，其他认知就没有？他说这其实并不新鲜。这是笛卡尔，是“感官不可信、数学通向实在”的老路子。

黑色的燃烧

被问到人生中是否经历过黑暗的时刻，维尔瓦克讲了自己的故事。

他早年是基要派基督徒，离开之后有一段时间是个强硬、咬牙切齿的无神论者。问题在于，他离开了信念体系，却没有处理那些已经进到他身体里的非命题的东西：程序、习惯、视角、身份，还有相关的创伤。他需要治疗，需要多年的冥想和太极，到今天还在处理。

他给那段时间起了个名字，“黑色的燃烧”。他说感觉像体内有一团黑色的东西在烧。宗教在他嘴里留下了一种对超越的味觉，但它在胃里变酸了，让人反胃。这两件事并置在一起，对他来说曾经像一个无解的问题。

那种时候，孤独感极强，疏离感极深，宇宙显得荒谬，存在性焦虑涌上来。他说自己开始出现自我毁灭性的行为。

转机在于他不再把这当成纯粹个人的、特异的事情。他开始教这本书那本书，开始练太极和内观，开始做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当他开始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他看见学生的眼睛亮了。他意识到，也许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经历的事。后来做研究、把范围铺开，发现许多人正在以共享的方式、也以孤独的方式，经历同一场意义危机。

访谈最后谈到爱。维尔瓦克说爱是核心，甚至对理性和合理性来说也是核心。这是柏拉图的看法，但斯宾诺莎这个最讲逻辑的理性主义者也这么看。《伦理学》写得像欧几里得的几何，但他偏偏管它叫伦理学，因为他要谈的是至福的生活。斯宾诺莎说理性最终需要爱，因为爱才是把理性从自我中心主义的引力井里拉出来的东西。

他引了 Iris Murdoch 的一句话作结，说它说得漂亮：

爱是当你痛苦地意识到，你自己之外的某个东西是真实的。（约翰·维尔瓦克引 Iris Murdoch）

这些可以立刻做的事

• 先做一次诊断，答三个问题：你到哪里找信息，到哪里找知识，到哪里找智慧。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一片空白或者含糊其辞，那里就是你要动手的地方。
• 找一套实践生态，三样一起练：一个内观式的冥想练习（看自己的感觉，不碰内容，用 -ing 词贴标签，再把注意力带回呼吸）；一个观想式练习（慈心观，或者斯多葛的“从高处看”，要真的想象，一步步往外走）；一个带身体动作、能进心流的练习（太极、武术、跑酷，任何满足清晰信息、紧密反馈、失败有代价这三条的事）。维尔瓦克录过一套免费的每日课程，分冥想、观想、动作三个部分，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上。
• 检查你的关切次序。写下来你实际投入时间最多的五件事，再排出你自认为最重要的五件事。两张单子对不上的地方，就是你正在把非终极的东西当成终极的地方。
• 每周至少一次和某人做一次不预设结论的对话。把目标放在让话题自己长出你们两个都没预料到的方向，别把目标放在说服对方。这种对话本身就是意义感的来源之一，也是你检验自己框架的场合。
• 给自己几天时间，把追的东西全部记下来：买了什么，看了什么，被什么推送抓住。然后逐个问一句：这个显著性在追踪现实吗？答案若是否，你就找到了自己正在被胡扯的地方。
• 做重大决定前先分辨环境。这个决定涉及的领域，信息清晰吗，反馈及时吗，错了会有代价吗。三条都满足，你的直觉比较可信；缺一条，就别急着信任自己的直觉。
• 找一群人，一群同时在做不同事情、且互相能看见的人。这是维尔瓦克认为最难也最重要的条件：一个既能让想法生长、又不会滑向个人崇拜和邪教化的社群。他没给出万全之策，仍在和一群人试着建立一套自我校正的审查机制。这份诚实本身值得借鉴：找不到标准答案，也先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