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弗·伯恩斯：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兰德、经济学、资本主义与自由

1967年12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站上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演讲的讲台。他要谈通胀和失业的关系。当时经济学界手里握着一份叫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东西，用战后十二年的数据画出来，关系清楚得让人放心：通胀上去，失业下来。政策制定者看着它，像看着一份菜单，想要多少失业率，就点多少通胀率。

弗里德曼说这套东西短期也许管用，长期一定崩。原因是通胀会自己长出腿来。工人去商店，看到东西贵了，要求涨工资；企业发现工资涨得太高，雇不起那么多人，只好裁员。结果是同时拿到高通胀和高失业。他说这种事还没出现过，但理论上会发生。更狠的是他给了时间表：货币供应量从1966年起开始扩张，接下来会有一轮通胀，然后一轮失业，要回到常态，大概二十年。

四年后，滞胀（stagflation）来了。整个1970年代，英美通胀在8%上下晃，偶尔冲破10%，失业率跟着一起飙。1976年他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真正让他过瘾的，是那些最讨厌他、最讨厌他政治立场的经济学家，跑着跑着模型，回头说了一句：弗里德曼是对的。

这一期播客里，历史学家珍妮弗·伯恩斯把弗里德曼和安·兰德（Ayn Rand）放在一起讲。两个人都是个人主义者，都用个人作为分析单位，都为资本主义辩护，都被20世纪后半段的美国人当成路标。但他们走向资本主义的路，几乎是两条。

一个从公理出发，一个从数据出发

兰德先建体系，再找世界。她的起点是理性：理性是人的定义性特征，所以存在可以被理性认识的客观现实，所以资本主义是唯一让理性开花的制度。她把这套东西叫客观主义（Objectivism），能单脚站着背出来：认识论上要理性，伦理上要自私，政治上要资本主义。

弗里德曼反过来。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做历史研究和经济研究，从人们实际怎么做决定里捞数据，用数据去检验和修正理论，最后落在一个核心价值上：自由。他自己说自由就是他的上帝。他不为资本主义本身辩护，他为资本主义能撑住自由辩护。

"兰德是个纯粹主义者，她最爱的说法之一是'比你想象的更早'。弗里德曼不这么说，他是那种'给我半个面包也行，先拿到手，再往我真正想去的地方挪'的人。"（珍妮弗·伯恩斯）

这个差别落到人身上会变成两种性格。兰德决裂起来毫不留情，朋友不同意她的观点，关系就可以断。弗里德曼也喜欢和观点相近的人做朋友，但他永远愿意跟对手辩论，而且带着笑。伯恩斯的观察是，弗里德曼靠情绪和愉快赢下很多场辩论，兰德则常常一遇到不同意见就发火，把辩论输掉。

伯恩斯研究兰德的时候，最享受的是看到了她早期的样子。那时候她还开放一点，后来慢慢关上门，越来越硬。弗里德曼反过来，晚年居然还留着一扇窗。他去世前大约两年做过一次访谈，开始对全球化表达怀疑，特别是全球化对美国工人意味着什么。伯恩斯原本以为这人老了会越来越固执，结果发现他在最后几年还在想事情。

"能说出'我错了'，这是弗里德曼相信的事。"（珍妮弗·伯恩斯）

大萧条时，他是个还没定型的学生

弗里德曼1912年生在纽约，父母是东欧来的犹太移民，一家人没留在纽约，搬去了新泽西的拉威（Rahway）。父亲在他16岁时去世。他上面有三个姐姐，高中成绩都比他好，但去上大学的是他。

他进罗格斯大学的时候，本来打算当精算师。数学好，去保险公司算账，在当时是条挺体面的路。改变他的是两位导师：一位是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和本书作者无亲属关系），跟他一样是移民出身的犹太青年，正在经济学界往上走；另一位是霍默·琼斯（Homer Jones），在芝加哥跟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念过书，劝他去芝加哥。

他去芝加哥的时间是1932年。大萧条的第三年。

这里有个背景值得说清楚：大萧条完全没被预测到。192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是制度经济学，最拿手的活就是研究商业周期。结果史上最大的那个商业周期砸下来，他们不但没看见，还解释不了。芝加哥那批老师手里剩下的，是一种把货币放在中心的经济学直觉。他们也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但第一眼看向银行危机：1933年，数千家银行每周在倒闭，前后可能三分之一的美国银行没了，银行挤兑成片。这是弗里德曼拿到的第一个印记：大萧条和银行系统有关。

第二个印记是，他所有教授都对社会危机极度焦虑，他们想要救济，现在就要；想要银行监管，想要金融改革。这完全不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伯恩斯强调这一点，因为很多人把弗里德曼想象成一个从头到尾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事实不是。

紧接着，凯恩斯的思想从英国登陆美国。凯恩斯对大萧条有一套不同的解释，也更受欢迎。它在美国的化身里藏着一个前提：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有根本缺陷，它繁荣和萧条的周期会制造社会动荡，必须被驯服、被监管。这个前提成了美国政治的底线，塑造了新政，塑造了民主党，也部分塑造了共和党。

弗里德曼不买。他有种直觉，问题出在钱上。于是他找到了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

一部八百页的书，和一个被重写的大萧条

施瓦茨当时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还没拿博士学位。两个人开始研究美国的货币史，这本书写了十二年。写到一半，弗里德曼到处发论文、做演讲，说钱很重要，没人信。他在芝加哥，芝加哥是名校，但他被当成怪人。

1963年，《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出版。八百页。这本书把美国历史重新讲了一遍，主角是货币本身。大部分数据工作是施瓦茨做的，她跑到银行去说：把你的账本给我看。然后一列一列地加，金库里有多少钱，存款有多少，在市面上流通的有多少。

加到大萧条那一段，他们发现经济中可用的货币量掉了三分之一。这在某种意义上显而易见，因为那么多银行倒闭，当时又没有存款保险，银行一倒，你的存款就没了；再加上部分准备金制度，银行可以把存款的九成贷出去。

他们把这个过程叫"大收缩"（the Great Contraction），然后往下追：这是怎么发生的？谁该负责？答案是美联储。这家当时还很年轻的机构，作为最后贷款人，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危机，几乎什么都没做。伯恩斯说他们真的挖到了人事层面：1920年代的关键人物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已经去世，而纽约联储那种见多识广、知道该慷慨放贷的影响力在下降。掌权的换了一批不太清楚状况的人，他们奉行的策略叫"高超的无所作为"（masterly inactivity）。

这套解释的分量在于，它把大萧条说成一次制度失败和政治失败，而不是资本主义作为系统的失败。书一出，原本觉得弗里德曼是怪人的经济学家开始说：这两人摸到东西了。

更长久的影响是，这本书成了美联储的操作手册。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准备好了放贷。2020年新冠，美联储做了一堆新动作。没有哪位美联储主席愿意成为"弗里德曼和施瓦茨2.0"里那个让经济熔掉的坏人。

"具体该做什么随系统变化当然变了，但处理经济危机的剧本就是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写的那本。"（珍妮弗·伯恩斯）

先把经济学派的地图铺开

要理解弗里德曼在这场论战里的位置，得先知道他在哪条谱系上。

最老的是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那一代。它不太用数学，更接近政治经济学，关心国富，关心分配，关心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算好。它有个标志性的理论：劳动价值论。价值来自投入的劳动，这跟洛克说的"你把劳动掺进自然物里就形成财产"是同一路。

真正把古典经济学翻页的是边际革命。价值不再看总量，看边际：你有一个苹果，想要第二个，从一到二对你值多少钱？大概不少。你有十个苹果，从十到十一就无所谓了。边际价值在下降。这件事最重要的是打开了数学的门，因为边际关系可以画成图。伯恩斯提到一个有意思的学术发现：很多发展边际主义的人是在拿物理学当模板，把"均衡"这类词从自然界搬来描述社会。市场会在供需匹配时达到均衡价格。

所以这里出现了第一条裂缝：一边认为经济规律像自然规律，到哪儿都适用；另一边认为经济生活是历史的、演化的，在不同社会里表现不同。德语区的边际主义者后来长成奥地利学派，跟历史学派对着干。

到了20世纪初的美国，这条裂缝映射成两拨人。用边际分析但主张维持现状的，叫新古典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是其中之一，人数很少。主张用国家和社会控制来驯服工业资本主义的，属于进步主义运动，在学界长成制度经济学，一度是主流。用最简单的话说：新古典那边要更少的政府干预，制度学派那边要更多。

然后是凯恩斯。凯恩斯本人是新古典传统训练出来的，是个极有意思的人：他参加了一战后的凡尔赛和谈，回来就说这份和约太报复性，会引发下一场由德国引起的战争。大萧条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推翻新古典关于市场会自然回升的机制。旧理论说，经济下行时价格跌、工资跌，跌到某个程度，企业会发现雇人便宜、进货便宜，重新进场，繁荣就回来了。凯恩斯说，未必。工人阶级现在更有力量，不会一路把工资压到地板上；企业主可能因为恐慌不肯投资；人可能选择抱着现金不动。结果就是卡在一个坏均衡里出不来。这时候政府必须出手，直接投钱；他的学生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补上乘数效应，政府花一块钱，会在经济里扩散出更多。

于是经济学的中心从银行和金融系统，挪到了联邦预算和财政政策。这就是财政革命，也是凯恩斯主义的实质。伯恩斯讲了个好玩的故事：凯恩斯本人到华盛顿赴宴，回来跟伦敦的朋友说，今天挺有意思，我是现场唯一的非凯恩斯主义者。

"保罗·萨缪尔森说，凯恩斯主义像一场南海病毒，所有年轻经济学家立刻中招，五十岁以上的人一个都没得，因为他们的脑子已经定型了。"（珍妮弗·伯恩斯）

弗里德曼和凯恩斯有一处奇怪的默契。荷兰经济学家扬·丁伯根（Jan Tinbergen）出了两卷用数学做经济学的书，第一卷凯恩斯写书评批，第二卷弗里德曼写书评批。两人在同一件事上站同一队，只是后来走了完全不同的路。

数学进入经济学还有一个务实的推手：你带着模型和数字去华盛顿，看起来更有权威。伯恩斯说得很直白，数字变成了一种专业身份的象征。

货币主义：让钱重新变成主角

二战后的美国经济学教科书里，"钱"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急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税收""预算"。学界把视线从货币挪开了。弗里德曼是少数坚持说钱仍然重要的人。

他和施瓦茨建起"货币总量"（monetary aggregates）这套东西。要理解它，得先回到那个年代：没有信用卡，买旅行支票是件大事，股票市场很小，没有共同基金。货币体系简单得很。他们主要看M1和M2，最爱用的是M2。储蓄账户里的钱能生息，一般被认为不流通；支票账户里的钱当时法律上不许生息，被认为在流通。

货币主义的硬核，是重提一个老掉牙的数量理论：价格水平和流通中的货币量相关。钱多了价格涨，钱少了价格跌。弗里德曼的贡献是坚持说这条基本关系在高度的工业经济里依然成立，而这正是当时很多人开始怀疑的。

由此推出政策主张：让货币供应量按一个稳定速率增长。早期他甚至只写"K%"，不给具体数字。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稳定性。因为只要增长速率稳定，它就会退到背景里去，人们做经济决策时依据基本面，而不是对冲通胀或者对冲通缩。

"货币政策有一种悖论：做对了你看不见，做错了它能从根子上把一切搅乱，能造出大萧条，也能造出虚假繁荣。"（珍妮弗·伯恩斯）

1964年，弗里德曼公开支持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竞选总统。戈德华特当时极不受欢迎，尤其在他生活的那些高知圈子里，弗里德曼因此成了边缘人。这个政治标签反过来伤了他的学说：人们觉得接受货币主义就得接受他的政治，于是更不愿意碰。

但他同时开始在《新闻周刊》写专栏，媒体发现这人聪明、能说、上节目好看，他的公共形象快速上升，正好和货币主义往上走同步。

资本主义凭什么道德

回到我们开头说的那条线：弗里德曼怎么给资本主义找道德理由。

奈特的答案是从不确定性来的。利润来自企业家职能，来自承担风险。你面对不确定做出行动，就该被回报，这既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什么有效，也解释了它为什么能把责任分配到社会主义做不到的地方。奈特本人不是资本主义的吹鼓手，他是个悲观的人，怕资本主义要垮，怕社会主义或者法西斯接盘。

弗里德曼一度想用另一条更顺的路辩护：在资本主义下，你付出努力就有回报，所以人们得到的是他们应得的。他自己把这个想法按下去了。人人出生时的禀赋差太远，运气占的比重太大，有些人生在好位置，有些人不是。他还说，他对这个说法有一种反应，最后他管它叫"审美反应"：这么说就是不对劲。

于是他转向自由。资本主义不能作为伦理核心，市场的纪律也不能，核心必须是个人自由；资本主义之所以值得要，是因为它让个人自由成为可能。他还处理了不平等：在他所处的年代，宏观数据显示收入在收敛；从历史看，一个国家从封建农业社会转向市场经济，收入会先收敛。他把不平等看成一个可以用具体政策处理的问题，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

后来他对自由的理解分了层。

最早他特别推经济自由。他说的经济自由，是你能留下自己挣的东西，能决定自己的生意，能决定自己做什么工作。从这里推出来他反对最低工资：他相信你该有自由接受一份你自己认为可以接受的工资；也推出来他主张对安全之类的监管要极少，因为如果你做了不安全的产品，它卖不出去，这本身就是激励。

智利给了他一次教训。皮诺切特（Pinochet）的军政府开始引入经济自由，但没有政治自由。弗里德曼当时相信两件事最终会走到一起，他跟皮诺切特说，你有了经济自由，早晚会有政治自由。皮诺切特的回应大意是：行吧，我不太关心这个，我想知道通胀怎么办。弗里德曼离开智利后被猛烈攻击，被说成支持那个政权。他意识到自己谈经济自由谈得太多，谈政治自由谈得太少，因为他从美国语境出来，把政治自由当成了默认存在的东西。此后他改口：没有政治自由，你最终保不住经济自由。

晚年他看亚洲四小龙，看到一种新情况：市场经济运行得很好，没有选举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但也没有斯塔西，没有克格勃，不会因为言论把人抓走。于是他补出第三种自由：公民自由（civic freedom）。伯恩斯说这个补充不算完整理论，但它说明弗里德曼在临死前还在困惑一件事：那些使用市场配置资源、却不给人类似自由的社会系统，到底怎么归类。

他一直相信中国会民主化。部分原因是智利民主化了，皮诺切特最终被选下去，国家变成繁荣的民主资本主义。他以为中国会走同一条路。他没活到看见今天。

最低工资和最低收入，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同时反对前者支持后者

反对最低工资，同时主张给所有人一个收入底线，这两件事在弗里德曼那里不矛盾。

伯恩斯在档案里找到一篇1938年的论文，弗里德曼在里面主张我们今天会叫全民基本收入（UBI）的东西。他的逻辑是：我们是发达社会，我们按自己的道德和伦理决定了不能让人饿死，问题只是怎么做到。他得到的结论是给每个人一个底。收入高的人拿不到，收入低的人拿一点，没收入的人拿到够用的。早期他主张按买食物需要多少钱来定，因为营养和食品价格是可以客观算出来的。

在他看来，这符合自由主义政体，因为它不干预价格体系，不干预经济关系，也不需要一套官僚机构来审核资格，不需要你属于某个受保护群体才能领，你就是这个公民共同体的一员。

最低工资在他看来完全是另一回事：它给非熟练劳动力定价，把这些人挤出市场。一个非熟练工人能提供的东西，就是愿意拿很低的工资干活。你把最低工资定高了，企业就不雇人，或者干脆上自助结账机。伯恩斯指出这是场还在打的辩论，存在某个水平的最低工资不会造成这种反向效果，反而能让人们手里有更多钱花，从而带动经济。

最低收入那套东西最后没成。原因很有意思：它太个人主义了。美国社会政策习惯先认定"这群人值得"，再发钱。士兵、退伍军人值得，抚养孩子的母亲值得，其他人你最好出去工作。弗里德曼的方案没有这个判断层，人人都拿。它在1960年代一度很受关注，最后不了了之。但它的一个变体落地了，就是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政策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它很成功，做到了它该做的，成本也不高。

"这个政策非常抽象，非常没有判断，纯粹、优美，也完全不切实际。"（珍妮弗·伯恩斯）

新冠期间的现金发放，走的其实就是这个模型：快，直接，给人钱，让他们自己花。

尼克松、布雷顿森林和一次悄悄发生的货币革命

弗里德曼影响力的一次经典展示，发生在尼克松政府内部，而且大部分是幕后。

背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战后西方工业国约定按政府设定的固定比例兑换货币，同时各国可以拿手里的美元来美国换黄金，因为美国实行一种改良版金本位。弗里德曼主张的是浮动汇率：让货币在公开市场上交易、波动，价格说了算，而不是上面设计出来的行政政策说了算。

他看准了布雷顿森林的不稳定性。美元印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值钱。欧洲国家如果继续拿本币换美元，就是把通胀进口到自己家里，于是它们开始要求换黄金。这叫黄金外流，美国黄金储备逐渐见底。

1968年尼克松上台，弗里德曼给他递了份备忘录，说这事是个化脓的伤口，必须立刻切开，否则会炸。尼克松把备忘录归档了。他喜欢让人以为自己在听弗里德曼的智慧，但并不打算真听。

后来财政部意识到黄金要没了，所有人跑去戴维营，尼克松决定停止用货币兑换黄金，这叫关上黄金窗口。同一场会上他还决定搞价格管制，起名叫"新经济政策"，这个名称无意中呼应了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名字和政策都有问题。弗里德曼对价格管制暴怒，但对关黄金窗口这件事，他的反应是：太好了，干脆一步走到浮动汇率。

这在财政部内部是异端。但弗里德曼当时和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关系很近，舒尔茨是高层任命官员，后来成了财政部长。弗里德曼不断向他输送关于浮动汇率的想法，舒尔茨做的事是不做任何宏大宣告，让布雷顿森林自己慢慢消散。世界就这么滑进了一个价格不断变动的货币体系。伯恩斯说，如果当时在舒尔茨耳边的是另一位经济学家，告诉他灾难在即必须回到布雷顿森林，美国政府可能会更用力地去救。这件事本身就是弗里德曼影响力的一个度量。

顺带说，布雷顿森林垮掉还松开了资本流动的管制。以前资本进出一个国家要登记，不能随便投资，这些规矩一破，全球化的前奏就响了。

里根、沃尔克和"你要现在做，1984年就见效"

弗里德曼和自己的老导师亚瑟·伯恩斯之间，有一段痛苦的通信。亚瑟·伯恩斯后来当了美联储主席，在弗里德曼看来，他对通胀没有一套扎实的理论，弗里德曼越推他，他越像是故意反着来，货币政策放得很松。整个1970年代通胀高企。卡特任期的失败里，外交占一部分，没能制服通胀也占一部分。

然后里根来了。里根爱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爱里根。里根政府设了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弗里德曼在里面，他已经退休，但里根真听他的。

他给里根灌的是这套理论：通胀是货币现象，是坏政策造成的；通胀有加速的动力；唯一结束它的方式是明确信号，表明政府政策变了；过程会痛苦一阵，然后你会走到稳定的价格那一侧。

执行者是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沃尔克受弗里德曼影响，接受他的大图景，甚至试过他的具体技术，也就是盯住货币总量。试了一年多，发现因为通胀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去监管，货币总量已经不是弗里德曼说的那个样子了。真正起作用的是让利率高到超过通胀，高到普通人和金融市场都相信：他们是认真的。利率一度超过20%，建筑业失业率高达25%。

这个过程里，弗里德曼在里根耳边说：这是对的事，别动摇。他还非常务实地说了一句：你得现在做，你有四年任期，在头两年做掉，到1984年竞选连任时局面已经转好，你会从中受益。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伯恩斯补了一句耐人寻味的细节：弗里德曼从不肯把功劳给沃尔克，但他把功劳给了里根，而他自己在防止里根动摇这件事上的贡献，其实相当大。

这段历史教给后来的一件事是"可信度"。福特说过"现在就打败通胀"，好几位总统都说过，说到大家都麻木了。等到货币政策失去可信度，要拿回来代价惊人。

加密货币：他会看到用例，不会买那套意识形态

1992年有段视频，弗里德曼在讲支付最终会电子化，很多人拿它说弗里德曼预言了加密货币。伯恩斯的态度是：他确实看出计算机和货币会走到一起，他大概会认为加密货币有它的用例，但他不会买那套更强的意识形态版本，也就是我们将来会有一大堆互相竞争的货币，或者是分布式货币，或者是无国家的货币。

他针对的正是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弗里德曼的回应有两层。第一，就算你设计出多种竞争货币，社会最终会收敛到一种，因为人只想要一种自己认得、自己放心的货币，即便在某些地方存在多种选择，实际使用也非常少。第二，国家总会进来。他说理论上不必如此，我可以给你画个模型，告诉你没有国家怎么运作；但现实中，从古到今，国家最终都会介入货币供应，因为货币对太多人、太多事有连带影响。

他还强调，货币体系的变更只会发生在巨大的危机之中。你看那些国家控制不好货币的地方，人们才会更多地转向加密。而一旦哪个国家把货币搞得极其糟糕，政治压力会大到让政府垮台、被替代。恶性通胀从来持续不了太久，因为它太让人痛苦。

七号房间和一家人之间的数字辩论法

弗里德曼在芝加哥的第三、第四年，跟一群朋友占了地下室一间旧储藏室，那是他们的辩论据点，伯恩斯叫它"七号房间帮"。这个世界的引力中心是弗兰克·奈特：一个魅力型领袖，一群门徒围着他。奈特说一句，又说一句相反的话，写作里充满限定和反讽，学生得伸手去抓，抓回来再一起拼成一个整体。

关键还有一层：这群人有个共同感觉，他们抓到的东西是整个经济学界已经忘掉或者拒绝的东西。这种使命感，让学术教育和另一种平行教育同时发生。伯恩斯找到过弗里德曼从非经济学课程带出来的书单，上面写着不同书的价钱，比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论自由》旁边标着五毛。他给自己排了一份平行课程，读政治自由主义传统，然后跟朋友一起把这些想法讲透。这群人散了十年，后来又一个个回到芝加哥：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被聘来了，亚伦·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是他妻子的哥哥，也在芝加哥。弗里德曼后来成了奈特的同事。

这段关系里有个弗洛伊德式的细节：弗里德曼最早发表的统计学论文之一，是反驳奈特的。奈特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看法是，风险可以计算，不确定性你抓不住，它是黑天鹅。弗里德曼写了篇统计论文说：我能把不确定性画到图上。

还有一个更好玩的东西：弗里德曼一家有一套用数字承认错误的系统。一号是"你是对的"，二号是"你是对的，我错了"。这套编码的来源之一是效率，另一部分是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用数字是提醒听的人：说出"我错了"这三个字很难。你是在召唤对方的同理心，同时也在提醒他，我们是一家人，有共同的暗号。

"承认自己错了，现在居然带上了温暖的模糊感。"（莱克斯·弗里德曼）

伯恩斯认为这是他们家庭生活里一个很妙的发明。人际摩擦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归结为一件事：人做不到快速、频繁、自然地承认自己错了。

被档案藏起来的另一半

弗里德曼的工作方式是以社交为底的。在芝加哥教课的半年，他是高压的、对抗式的、逼着学生绷紧神经的；有人爱这种风格，有人被压到说不出来话。夏天他跑去新罕布什尔或者佛蒙特，与边界很近的地方，两处房子，一间独立的工作室，白天深潜，晚上朋友开车过来，在他家里争论到深夜。他的朋友大多是经济学家，都住在达特茅斯图书馆车程范围内，方便借书。

他每年会去纽约见安娜·施瓦茨，那段合作维持了十二年。电话贵，他们通信很多，然后一年两次在往返芝加哥的路上做深度对齐。

还有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伯恩斯强调这位女性在他成就里的位置被严重低估。她参与了消费函数理论的早期阶段，但为了结婚生子放弃了学位，因为在她生活的世界里没有同时成为经济学家的路径。她推动了《新闻周刊》专栏，推动了《自由选择》，而《资本主义与自由》那本书基本是她把弗里德曼零散的笔记整理成书的。

伯恩斯说她留下的话很少，她自己整理了弗里德曼的档案，又把自己从里面拿掉了，所以研究者很难在文献里找到她真实的声音。罗斯说过一句让人难受的话：嫁给米尔顿的时候，我失去了一半的对话；大卫出生后，另一半也失去了。

伯恩斯的判断是：如果把安娜·施瓦茨、罗斯·弗里德曼和另外那些与他合作的女性拿掉，弗里德曼的学术简历会薄很多。

安·兰德：用小说写出来的伦理学

伯恩斯写过兰德的传记，她给了兰德一个很精准的定位：兰德是小说家，是哲学家，但她几乎是在神话学的频道里工作，在心理学的频道里工作。她创造人物，人们在这些人物身上认出自己，认出自己经历过的经验，这是她的东西扎得那么深的原因之一。

伯恩斯读完了所有写给兰德的粉丝来信。有人说读了《源泉》（The Fountainhead），现在我要离婚了。有人对伯恩斯说，是安·兰德让我去读医学院的，在那之前我根本没想到我可以当医生。

弗里德曼收不到这种信。

"兰德自认理性，认为理性就是她在做的事，但她实际上同时在做一种神话诗学的、心理学的工作。"（珍妮弗·伯恩斯）

弗里德曼当然也借用美国神话：镀金时代、边疆神话、移民个人、拓荒者。但他不是这些神话的创造者，他演奏的是一首已经存在的曲子。兰德不一样，她伸手进人的心理，然后把那种情绪和心理体验，焊接到一个智识世界和一个政治世界上。这是她的力量来源。

她的客观主义可以一句话背出来：认识论上理性，伦理上自私，政治上资本主义。她还借了尼采的路子，要重估价值、重写道德谱系：西方文化收敛到"利他主义是善"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把我们带向共产主义，把个体贬低给集体。所以需要一套新道德，把自私提起来，把个体提起来，把被告知是坏的东西重新说成是价值。

伯恩斯说，这是野心最大的智识工程之一，也正是这一点把人吸进来。但她也指出，兰德在逆着人类道德和伦理演化的方向飞，她一个人改不过来。

还有用词的问题。她坚持用"自私"这个词，哪怕身边最亲近的学生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求她换个词。她有一部分就是喜欢这个词，她想挑衅，想让你不安，她不想放弃这个效果。

"谁会阻止我"

《源泉》讲一个挣扎中的建筑师霍华德·洛克。伯恩斯说它的信息其实是"忠于你自己"的一个版本。洛克的设计太前卫，没人欣赏，他继续做他想做的，只盯着自己的视野和自己的天才。

弗里德曼在访谈里提到其中一个场景：建筑学院的院长把洛克叫来，以为他会求第二次机会。院长说，你的作品违背了我们试图教你的一切原则，违背所有既定的艺术先例和传统，你是认真的吗？洛克说，是。院长问，我亲爱的朋友，谁会让你建？洛克回答：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谁会阻止我？"（霍华德·洛克）

伯恩斯补充，这个味道带着一点"别惹德州"的气质，所以任何觉得自己在对抗当权者的人都会共鸣。她也提到另一句她以为弗里德曼会引的台词：我不继承任何传统，我站在一个传统的开端。她认为兰德写这句时想的是自己。

这本书1943年出版，兰德的编辑读完说这书太好了，他老板说不行，编辑说你不接这书我就辞职。书最后靠口碑变成畅销书，没有广告，只有一篇好评，人们互相告诉对方这书多好，印一版卖光一版，然后被拍成电影。

它的时机很特别：美国正在打二战，全国在做一场巨大的集体事业，人在为集体做各种牺牲，同时去读一个完全不肯妥协的人的故事。伯恩斯说，这种悖论式的吸引力，就让被征召睡在远洋客轮上的人读着《源泉》，感觉自己好一点。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源泉》在印度极受欢迎。伯恩斯问过当地人，回答大概是，这本书像一股新鲜空气吹进一个非常传统、非常从众的文化，人们抓住它，喜欢它，它给了他们想要的那种自由和可能性的感觉。

兰德的性别观是一团乱麻

兰德有一个客观主义版本的性理论，伯恩斯认为这是整套客观主义里最不令人信服的部分。它的说法是：你的性欲望表达的是你最高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与你的理性相关。所以她认为自己对布兰登的吸引、布兰登对她的吸引，是他们最高价值的函数。布兰登把这套东西吸收得太深，以至于后来他被一个没什么成就但很漂亮的女人吸引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自我谴责，觉得自己不够客观主义。

兰德的性别政治更乱。她出生在俄国，原名阿丽莎·罗森鲍姆（Alisa Rosenbaum），从一开始就是人群里突出的人，从来没真正融入过。按传统标准她不算美，为体重苦恼，不认为自己有一张好看的脸。她极其独立，完全不符合传统女性的任何指标。她跟一个很英俊但很被动的男人在一起，却在所有小说里写强悍的男性英雄。伯恩斯说这里有明显的投射：她真实生活里的男人不是那种强悍英雄，而她笔下的英雄，她大概跟他们同处一室一分钟就会吵起来。

她后来发展出一套男女理论：女人应该崇拜她的男人，女人的真正表达就是崇拜她身边的男人。这跟她自己过的生活毫无关系。伯恩斯把它理解为一种补偿性理论：因为她无法符合当时的性别规范，于是用一种极强的、几乎扭曲夸张的方式把它们说出来。

至于《源泉》里那场强奸戏，伯恩斯更倾向于从文学类型去读。兰德是编剧，是电影的消费者，那场戏在言情类型里是范式：男主强奸女主，然后他们相爱。放到那个年代的通俗言情小说里，这是标准桥段。它也是它当时吸引力的一大来源。有个讨厌兰德的女性主义者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想写文章痛骂这场戏，从图书馆借了这本书，书直接翻到那一页，因为太多人翻过那里。

伯恩斯顺带提到兰德和尼采的一点相似：都对女性有强烈看法，而私人生活里这件事也都不太顺。对这些人物关于两性权力关系的分析，也许得带着一点笑意去看。

至于兰德算不算女性主义者，伯恩斯说她几乎是反女性主义的。有人问她女性该不该当总统，她说女人不该当总统，因为当了总统就无法仰望任何男人，于是灵魂会腐坏，不适合作领袖。伯恩斯说这段话完全说不通。但另一方面，兰德本人过着个人主义的生活，把性别规范放到一边，她是20世纪最强的智识之一。伯恩斯的分辨是：她活出了这些理想，却没有把它当作对其他女性的贡献，也没有要改变社会对女性的看法，她没有那种集体层面的女性认同。

还有更难处理的部分：她的作品里有很多同性恋的暗涌主题，很多男同性恋被她吸引，而她会公开说同性恋是肮脏的、糟糕的人，会因为别人是同性恋而谴责他。伯恩斯的态度是想尽量宽容一点：想想她成长的文化给她的巨大压力，那些加在她身上的期待，以及她完全无法满足它们的处境，最后变成一套非常扭曲的理想。这种无力大概痛苦到无法自省，于是她只能用理性化的方式绕过去，绕出来的就是那些奇怪的理论。

为什么她不在那些"伟大思想家"名单上

伯恩斯被问到过这个问题：那些20世纪伟大思想家名单里，有西蒙娜·德·波伏娃，有汉娜·阿伦特，但很少有兰德。她的回答是一串原因。很多人深深厌恶兰德，厌恶她的想法，觉得不深刻，因为她的想法和其他对人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是脱节的。另一部分读者会觉得这些想法极有挑衅性、极深，因为她什么都不当真，她把一切翻过来，逼你真的去想。但对她的批评者来说，这些想法很荒谬，你怎么能提出这种主张。

还有一层：她不把自己编织进一个知识共同体。你看得出来波伏娃影响了谁，阿伦特在和谁对话，兰德没有这种自然的网络。伯恩斯说自己那本书是最早认真把兰德当成美国历史人物来对待的作品之一，去指出她连接了谁、影响了谁，为此收到不少反弹，现在人们更开放一些了。

再一层，她是个在"系统已死的时代"做宏大系统的人。伯恩斯有个很漂亮的说法：她几乎是在造一个反向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写于1848年，不是20世纪中期的思想家。

观念怎么落地：一个从上往下，一个从下往上

伯恩斯做观念史，最关心两件事。一是观念怎么从书本、从精英空间走到大众层面，路上被扭曲成什么样。二是人在后基督教、世俗化的时代怎么找意义。

她说兰德和弗里德曼都在提供这种替代物。客观主义像一种准理性的宗教；人们把经济学当成一套可以信奉的世界理论。两个人传播的路径却不一样。

兰德是自下而上。人们在书里遇到这个想法，被击穿，或者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吸收，之后开始觉得，也许我没那么喜欢罗斯福了，也许我该重新看看戈德华特。一群人开始自称客观主义者，聚在一起读兰德，这是自发的，没有资金支持，没人策划。

弗里德曼是自上而下。你清楚知道自己在接受一套东西，你被定位在一个精英的经济学话语里，你交钱、上课、拿文凭。

然后观念撞上事件。弗里德曼的想法如果没有1970年代的滞胀那一击，走不了那么远。兰德的想法在冷战美国烧起来，那是个社会高度从众的时代：人们开始为大公司工作，被编入庞大的军队，美国走上世界舞台，一切都变大了，那么作为一个个体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兰德的问题被听见的地方。

伯恩斯还讲了一个对比。共产主义在它最纯粹的形式里，几乎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套关于历史怎么走、事情应该怎样的分析。汉娜·阿伦特对它的分析最锋利，把它归为逻辑的意识形态，逻辑不可阻挡地通向它的结论，然后经验冒出来，经验不一样。而一个理性的教派撞上经验时会做什么？它会试着把经验掰弯，掰到服从自己的意志。伯恩斯说，这就是共产主义被写大的那个故事。

那它为什么会烧起来？因为那是一个更道德的世界的梦，平等的梦，弱者反抗强者的梦。法西斯主义在她看来是释放了人身上更黑暗、更原始的东西，它提供的是一种许可结构：那些平时被约束、被压住的冲动，在法西斯政权里得到许可可以放出来。

弗里德曼提议过一个更刺激的框架，问观念是被人拥有，还是观念拥有我们。伯恩斯引了凯恩斯那句名言，大意是大多数人是某个已死经济学家的奴隶。她说原创的想法极难，你出生在一些思考、存在、认知的传统里，大多数人永远不会质问它们，也永远不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所以她做观念史的工作之一，就是让人意识到自己身上带着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在用某种方式给自己定位。你可以训练自己变成一个自主的观念消费者，但平均而言，大多数人不是，这也没什么问题，他们想做别的事。

从德里达到 Tumblr

伯恩斯说自己下一本书想写后现代主义，理由很有意思。她发现这套东西走了和弗里德曼、兰德一样的路。读原版后现代理论很痛苦，她逼学生读德里达，学生受罪。可是它终究渗进了一种大众形态里。伯恩斯问：从德里达到 Tumblr 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她意识到，这正是观念的高纯形态走向大众形态的通道，跟从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理论走到 YouTube 上的《自由选择》是同一个通道。

她还看到一个更惊人的结构对应。客观主义是一群自认个人主义的人，最后深深从众于一个魅力领袖的指令；后现代主义一开始要打散二元对立，要流动，要越界，要扰乱二元，而它在流行形态里反过来重新刻下一堆二元：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成了你戴上就能理解世界的范式眼镜。

她说这两套东西在动力学上非常相似，都涉及一个观念从纯粹形态变成流行形态的过程，以及它如何被政治化、被动员。而她觉得背后那一层，是人类对意义的渴望，和传统供给意义的方式在这个时代不够用。

翻档案的感觉，和教学生怎么读

伯恩斯说自己喜欢去档案馆，在那里她感到和亡者有了某种相通。她跟博士生说，这件事必须能让你早上愿意起床，因为读博到某个阶段，你无处可去，无处可待，你只能是出于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好奇才起来。写兰德的时候，她有一种真实的发现感：我想知道这个女人，我想知道她在这个位置上意味着什么，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做研究。

她的方法有个顺序：先读他们本人的主要著作，尽量不带别人的评价，保留自己第一手经验。然后进档案，看他们在跟谁通信，谁在给他们写信。兰德研究从她到美国开始，从她出版第一本书开始，看她收到什么信、写回什么信，从这里翻出一个正在成型的新保守主义世界。攒够了，就是一"章"。书出版之后，她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再去找下一段材料。高层次的结构是预设的，内容是从档案里长出来的。

她还讲了一个只有同时做研究又上课的人才会有的顿悟。她知道兰德在时代华纳兄弟那里参与过一场劳工行动，但通过教学，她意识到那是全国性罢工浪潮的一部分。这直接改变了《阿特拉斯耸耸肩》的起源故事：兰德看着当时的劳工行动，原本想的书名是《罢工》（The Strike）。她是在实时回应1940年代中期的美国。

谈到教学，伯恩斯说老派那种支配式的讲法今天行不通，学生也不会买。她的方法是把自己最大的东西拿出来：热情。看这些想法多有意思。她尽量把自己的观点留在外面，尽量给每个思想家一个最公正的呈现；如果确实被某个人冒犯到，她会在讲座结束时加一句旁白，说我觉得这个让人不适，这告诉我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事。上课时她们会一起读文本，她问学生：你在这里看到了什么，什么让你停下来？她教的是一种集体阅读的能力，一种集体专注的能力，而她觉得这两样本领眼下都在退化。

她还会做和弗里德曼一样的事：让学生给自己排一份平行课程。

至于读你不同意的想法，她的建议是：不必期望被照亮，不必期望同意，可以很临床地去看。她自己读兰德不会生气，只会想"哦，你又来了"，或者"这要出事了"。再就是找幽默：这些人归根到底也是人，他们的想法被抛光打磨得足够久，久到一百年后我们还想读他们。

写给你的可操作建议

如果你从这期三小时半的对话里只想带走几件能动手做的事，可以从这里开始。

• 挑一个你不同意的思想家，读他本人的原著而不是别人的转述，读的时候不带期待，也别指望被照亮。用"这要出事了"的心态去读，比用"我要被说服"的心态更容易读得深。
• 给自己排一份平行课程。弗里德曼从非经济学课程的书单上抄下书名和价格，一本本自己读。找一份和你专业无关的书单，标上你想读的顺序。
• 在家里或者团队里发明一个承认错误的快捷编码。口头说"我错了"很难，用一个约定的词或者数字，让承认错误变得顺滑。这个小装置对关系质量的影响，比大多数沟通技巧课都大。
• 选一个你天天在用的东西，问一次它最底层的机制是什么。弗里德曼问的是钱怎么在整体经济里流动，施瓦茨做的是把银行账本一列一列加总。深的东西往往藏在最笨的加法里。
• 在你判断一个政策或者一个产品之前，先分清它是在改变价格信号，还是在价格体系外面给人发钱。前者干扰信息，后者不干扰。这个区分能解释弗里德曼为什么同时反对最低工资和支持最低收入，也能帮你拆开今天很多政策争论。
• 读一本你所在领域二十年前的书。弗里德曼回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数量理论，从中做出了一次预测。很多被扔掉的老想法，只是当时没有合适的工具。
• 给自己留出六个月的深潜期，再留出六个月的争论期。弗里德曼的节奏是半年讲课和别人吵，半年去佛蒙特一间独立工作室里独自工作，晚上让朋友开车来吵到深夜。两种状态都需要，但不要混在一起。
• 找一件你正在努力的事，然后用弗里德曼给里根的那条建议做决策：把最痛的那一步放在任期或项目周期的头两年做完，让收益在需要交成绩的时候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