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第一次世界大战、意识形态、宣传与政治

1917年6月5日，美国各地的邮局门口排起了长队。所有21岁到30岁的男性被法律要求亲自到场，填表，留下姓名、住址、职业、身体状况。几周后，范围扩大到18岁到45岁。整个战争期间，大约2400万人完成了登记，其中近400万人最终以某种方式服役。

奇特的地方是这样的：当时的联邦政府并没有能力找到这2400万人。没有全国身份数据库，没有社保号，没有驾照系统。华盛顿手里能派出去的探员，用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Christopher Capozzola）的话说，大概只有一百来个。

那登记是怎么完成的？靠邻居。

卡波佐拉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历史学教授，研究现代美国的政治与战争史。他在 Lex Fridman 播客里花了大半场时间讲一战，而这场战争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里位置很尴尬：它不像独立战争、内战、二战那样被反复讲述，却塑造了今天很多看不见的地方。

战争的起点比萨拉热窝早了一代人

大多数人对一战起源的印象是：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开了两枪，欧洲就烧起来了。

卡波佐拉说，更有用的说法是：一战至少早一代人就开始了。1870年代之后，德国这个新兴强国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向陆军和海军，欧洲随之进入军备竞赛，同时展开对殖民世界的争夺，谁来控制非洲和亚洲的资源。

等到1914年夏天，很多东西已经就位。萨拉热窝的枪声算不上起火点，它只是一根火柴。

"到1914年夏天，从很多意义上说，战争已经开始了，那两枪只是点燃火焰的火柴。"（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1914年之前，战争已经在打。在非洲、北非、中东、巴尔干，冲突持续进行，只是欧洲列强之间还没正面撞上。它们习惯的是不对称战争，对付远比自已弱小的对手。

美国算不算帝国？卡波佐拉的答案是，1898年之后就算了。美西战争让美国拿下了西班牙帝国的前属地，有了正式的殖民地，也有了统治与军事占领的心态。"帝国"不必总以正式领土的形式存在。

责任在体系，但体系里德国背得最多

问"谁该为一战负责"，是历史学界吵了一百多年还没吵完的题。

有一派把责任全压在德国身上：一代人的军备扩张、对巴尔干盟友的承诺、对奥匈帝国的背书。也有一种近年流行的说法，说没人有责任，各大国是"梦游"进战争的，一不小心就滑了进去。

卡波佐拉对后一种说法不太买账。他认为这让所有人都太轻松了。

"我会把责任放在帝国体系本身，放在这个体系上。但在这个体系之中，承担责任最多的行为者，毫无疑问是德意志帝国。"（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他也拒绝用"必然"这个词。历史学家不喜欢必然。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有人可以选择另一条路。但他补了一句关键的话：不一定是这场战争，但很可能必须有一场战争。1914年的世界帝国体系里，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

四周之内，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在防守

从萨拉热窝的枪声到各国宣战，大约四周。

这四周里发生的事可以拆成三层。第一层是最后通牒：一方要求另一方在某个问题上退让，否则后果自负。第二层是同盟条约：秘密签订的协定规定，一旦盟友被卷入，其他签约国自动跟进。第三层是军事动员。

第三层才是真正锁死局面的东西。一旦开始征召部队，就没有哪个大国愿意做最后一个准备好的。

荒诞的是，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在做防御动作。也都觉得最坏情况不过是边境摩擦，一次对峙，外交官晚些时候还能收拾。结果外交失败了，摩擦变成了总体战。

美国当时在边上看。1914年那个夏天，它对欧洲发生的事几乎没有影响力。

1914年秋天，战争形态发生了一次相变

德国最初的计划是照着1870年普法战争的剧本打：快速突进法国，几周内结束西线。

法国人的抵抗强度超出预期。战线没能推进，然后凝固了。双方开始挖土。

战壕一开始只有三英尺深，主要为了躲避炮击。然后是六英尺、十英尺。宽度达到两英里，里面铺着电报线，后方连着整座医院。到这一步，前线就锁死了。

要打破锁死的局面，只能把战争强度直接拨到顶格：投入海量兵力和物资，反复冲击。没有一次成功。

这个过程中，工业革命的成果被完整地搬到战场上。机枪、火炮。绝大多数战场伤亡来自炮击，步枪交火造成的伤亡反而是少数。某种意义上，一战最核心的武器是人，成千上万人成波次地翻出战壕，试图撕开对方防线。这种打法能奏效一阵子，但守住夺来的土地往往比夺取它更费劲。于是双方又退回去，等下一次。

美国人从头到尾都在看，看得相当清楚

到1917年美国要决定是否参战的时候，它已经知道这场战争是什么样子了。报纸上有照片，电影院里放新闻片，press 报道里不少描写相当血腥。有些内容被审查掉了，但关心时事的美国人，基本都清楚欧洲在发生什么。

Fridman 提到他2022年在乌克兰待了几周的感受：离前线一公里，你能听见爆炸，会本能地应激；离得再远一点，比如在基辅，战争还在进行，周围所有人都牵扯其中，但那种感觉会变得遥远，像电影，像电子游戏。

卡波佐拉说，这一点对欧洲的后方也成立，除了比利时和法国那些战火就在自家后院的地区。前线的士兵对这件事感受尤其强烈：他们休假回家时，常常对平民在战争期间过的"奢侈"生活深感愤怒。

1917年，德国人主动把美国拽了进来

先回答"美国能不能不参战"：能。作为军事力量，美国本可以置身事外。但它无法完全无视这场战争，战争塑造了贸易、商品、农业、收成，以及有没有移民渡过大西洋来美国工厂干活。

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刚以"让美国远离战争"为纲领赢得连任。第二年年初，德国最高统帅部算了一笔账：他们在战壕里卡死了，需要一次大突破，唯一的机会是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同时在大西洋上击沉船只，包括美国船。

德国人完全清楚这会把美国拖进来。但他们看当时的美国：陆军规模很小，海军规模很小，国内对参战与否吵得不可开交。他们判断，等美国兵真的到了，战争早就结束了。

这是一次赌博，也是他们最好的机会。赌输了。法国的抵抗比预想的强，美国的动员速度和规模也远超德国判断。

"他们赌了一把，他们输了。"（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美国国内从1914年到1917年有一场撕裂性的辩论，而且不按党派划线：参战是否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士兵会不会只是给欧洲帝国当炮灰？卢西塔尼亚号1915年被击沉，1917年更多船只被击沉，舆论随之转向。国会最终宣战，票数悬殊，但远非全票。

Fridman 注意到一个现象：到了投票的时刻，好像没人愿意做那个对战争说"不"的人，因为那显得软弱。这个观察在后来几十年的国会投票里反复出现。

一战重新定义了"美国公民"这四个字

卡波佐拉把公民身份拆成两半：你有哪些权利，你有哪些义务。

一战带来的变化是，公民身份里第一次明确写进了"防御国家的义务"，被要求时要去服役，被要求时要去死。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当你向人们提出大量义务要求时，他们接下来就会开始索要权利。时间点更多落在战后。更多关于言论自由的诉求，更多关于平等的诉求，更多边缘群体的诉求。义务和权利在动态中互相生长。

Fridman 把它描述成一次权力越界引发的反弹：政府能把你拽进一场你不同意的战争，人们就会想，不能这么信任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卡波佐拉说，这种张力一直都在，但它的现代形态，是从这一次重新绷紧开始的。

2400万人去邮局登记，靠的不是华盛顿

1917年的《选择性征兵法》（Selective Service Act）是美国参战后很快通过的。它要求所有男性登记，最初是21到30岁，后来是18到45岁，由政府机构挑选谁去服役。登记是法律义务。

卡波佐拉认为，这件事比"对德宣战"更是一个转折点。宣战是一回事，走到本地邮局填一张表，让政府有权把你送到前线，是另一回事。

而且，一战时的联邦政府除了让你自己来登记，几乎没有别的方式找到你。也就是说，普通人是在亲手参与搭建这台战争机器。

至少50万人没有登记。他们搬去别的城镇，就这么消失了。但2400万人登记了。

Fridman 追问：一个分裂的国家，怎么会有2400万人配合？

卡波佐拉的答案是：这绝不是自上而下执行的。华盛顿没有那个能力。它靠的是邻居的眼睛，社区的监视，各种各样的日常压力。

1917年之前，美国有规模可观的反战运动。1917年之后，组织化的反战运动很难维持，尤其当政府开始关停抗议活动之后。

自由是一件一件被拿走的

首先是人身自由。征兵本质上要求一部分人为"所有人"的安全做出牺牲。即使你反对这场战争，你也得去打。

有豁免条款，但只给因宗教原因反对一切战争的人，不包括因政治原因反对这场特定战争的人。几千人通过这一条获得了豁免，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要面对社会制裁、嘲笑和恐吓。

然后是言论自由。征兵法案通过后不久，《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出台。它是一部大杂烩式的法案，包含十来项条款，其中和"间谍"直接相关的很少。最关键的一条是：说或做任何妨碍军事征兵的事，都是违法的。

这一条被用来关停激进刊物，关停德语报刊。战争期间的言论因此出现寒蝉效应。

监控国家就在这时候出生

《反间谍法》给了联邦机构监视本国人的权力。他们重点关注几类人：阻挠征兵的人、组织劳工运动或罢工的人、以及可能同情德国的人。最后这一类，实际上意味着所有德裔美国人都进入了监视范围。

起初规模很小。很快，每个政府部门都参与进来。财政部的特勤局、邮政部门（检查邮件）、司法部（动员了20万名志愿者）。这是一项相当庞大的工程。

战后，其中大部分都撤掉了。但在所有这些临时机构里，监控国家的核心部分保留得最完整。

同时发生的还有政府规模的指数级膨胀。联邦预算、联邦雇员数量、常备军人数，用任何指标衡量都在战争期间暴涨。战后回落，但从未回到战前水平。

旋钮与棘轮：军事工业复合体到底从哪年开始

Fridman 问：一战是不是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起点？

卡波佐拉把问题拆成两半。战争投机确实存在，战后还有专门调查。但要说"军事工业复合体"，核心要看的是军政与产业什么时候互相锁定，军事选择被产业目标塑造，产业目标反过来塑造军事选择。有没有军火商赚钱，反倒是次要的。

他不认为这种锁定在一战期间完成。那是冷战现象。

"可以这样理解：冷战是它从一个旋钮变成一副棘轮的时刻。"（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一战期间，军政与产业的关系是一个旋钮，快速调高，维持在高位，然后调回去。冷战期间，它更像棘轮：只能往上，一格一格，回不去了。

一个容易被忘掉的事实是，一战之后的那一代人，是认真讨论过这件事的。美国的奈委员会（Nye Committee）、英国的皇家委员会、大量新闻调查报道，1930到1936年间这是公共舆论的中心话题之一，因为人们开始担心欧洲上空又在聚集乌云。

卡波佐拉说，今天这类讨论常被边缘化，被贴上阴谋论的标签。但在两次大战之间，这是一场严肃的公民对话，它促成了对国防财政的调查，也促成了英国和法国在战争物资公共融资上的实验。这场对话需要在21世纪重新召集。

那幅指着你的海报，原本是杂志封面

詹姆斯·蒙哥马利·弗拉格（James Montgomery Flagg）的"我要你"（I Want You），大概是全世界辨识度最高的图像之一。山姆大叔用手指着画面外的你。

它最早出现在1916年，是一张杂志封面，最初标题是"你为备战做了什么？"，当时美国还是中立国。1917年它变成美国陆军的征兵海报，二战时再次启用，之后被无数次重制、戏仿、做成表情包。

卡波佐拉把它看成一个窗口：联邦政府即将发动一场对公民提出巨大要求的海外战争，而大规模生产与大众传媒的技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被动员起来，去生产我们今天会叫作"宣传"的东西。

但作为历史学家，他更在意另一件事：被山姆大叔指着的那些人是怎么回应的。

"没有美国人的回应，就不会有全球性的美国力量。"（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海报只能提出要求。人不站出来，它就只是一张纸。

换个角度看美国：从太平洋看

卡波佐拉写过一本书叫《被战争束缚》（Bound by War），讲一个世纪里美国在太平洋的战争，主线是美菲关系。

他写这本书的动机是：美国史的叙事太偏向欧洲了。从太平洋看20世纪美国史，能看到一些新的东西。

起点是1898年。美国入侵菲律宾，征服并吞并。卡波佐拉认为这是20世纪一场定义性的冲突，却常常被忽略，或者被错误地描述成"只是和西班牙打了一仗"。

菲律宾战争是美国的第一次长期海外冲突，第一次在后来被称为"

菲律宾战争是美国的第一次长期海外冲突，第一次在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地方作战，形式是反叛乱。美军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后来在二战、朝鲜、越南、9·11之后反复被使用。

书里聚焦的是一群特殊的人：在美军中服役的菲律宾人。他们的位置从根本上是讽刺性的，他们来自菲律宾，为美国作战，而美国正是占领他们国家的殖民者。

这种讽刺延续至今。全球民调里问"你对美国持正面还是负面看法"，菲律宾的比例是全球最高的。菲律宾人对美国的好感度，比美国人自己对美国的好感度还高。

1986年马尼拉街头，和那堵墙

1986年，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被一场被称为"人民力量"（People Power）的群众运动推翻。导火索是一场竞争激烈、几乎可以确定被操纵的选举。

结果之所以能成立，很大程度上因为美国没有出手救这位冷战盟友。马科斯任内一直支持美国政策，但里根政府最终选择不支持他。这对里根个人是个痛苦的决定，他被当时正在崛起的新保守派外交声音影响，其中代表人物是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

这些人看到的是198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拉丁美洲、韩国、东欧，一个接一个。

卡波佐拉说，这股浪潮在1989年6月的天安门广场撞上了墙。

Fridman 追问这堵墙意味着什么。卡波佐拉的回答回到贯穿整场对话的那个主题：领袖与人民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舞蹈。有时候它奏效，有时候不。

爱国主义是情绪，民族主义是工程

卡波佐拉把两者分得很清楚。爱国主义是一种情绪，对国家的爱。它是参与民族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仅此而已。

民族主义是一个在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里必需的工程：你得相信自己和陌生同胞在共同做一件事，相信你愿意为他们付出，交税也好，上战场也好。他称之为"公民民族主义"，这是好的版本。

问题在于，公民民族主义能不能不带排他性。不带"我们对抗所有其他人"的那种恐惧和憎恨。美国历史上有过一个相当包容的传统，向新来者开放这个共同项目。这个传统值得捍卫。

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建立在族群仇恨之上，那是需要警惕的东西。

但他也不打算把美国说得多美好：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定义自己"反对什么"，往往比说清自己"为了什么"要容易得多。冷战是这样，今天对着中国也是这样。这不只是美国的问题，可能是人的本能，我们需要一个对手。

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类文明能不能学会把对手造成"竞争者"而不是"敌人"。这两者不一样。你和竞争者比赛，你和敌人厮杀。

一战最硬的一条教训：人命不便宜

整场对话里，卡波佐拉说得最重的一段在这里。

"我希望每个人从一战里带走的教训是：人命不便宜。所有参战国都以为，只要往战线上多扔人、多扔物资，就能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1918年，一方确实赢了，但它没有真正解决任何一个政治问题。最后买单的是普通人，用他们的命。"（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而且，那些被告知"你的命很便宜"的人记住了这件事。这重塑了整个20世纪的大众政治，欧洲和世界都是如此。整场战争死亡人数约1600万。

一个士兵或一个平民的死，代价远不止那一条命。它是怨恨，是愤怒，是仇恨，会一代一代回荡下去。

Fridman 讲他在乌克兰看到的东西：大规模代际仇恨的诞生，指向的对象跳过了具体政府、具体领导人，直接落在整个民族身上。一夜之间就生成了，消散可能要几十年。而且需要集体努力去建设制度，把这些仇恨引向别处。

他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反恐战争的账本上。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最没有被算进去的一项成本，是仇恨的生产。你投下一枚炸弹，即便命中了军事目标，周围仍然会有大量平民伤亡。一枚炸弹，制造了多少年、多少月、多少小时的仇恨？

五角大楼有没有一张图表，算过"会有多少人恨我们"？一百万人里，有多少会变成恐怖分子？有多少会做出让美国付出极大代价的事？

他的判断是：没有这样一张图表。考量的是短期效果。

"还是同一个想法：用军事力量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世界上很多人原本对美国抱有的善意，被大量挥霍掉了。"（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领导人能停下战争，但得有人推他

Fridman 承认自己有个浪漫的念头：把领导人关进一个房间，让他们面对面说话，战争就能停。这是他做面对面播客的部分原因。

卡波佐拉的回答是"能，但"。领导人可以在房间里做出选择，前提是他们从本国民众那里接收到"我们要停战"的信号。人民最终有很大的发言权。

他举的例子是核 freeze 运动，是美国和苏联的民众推动，才让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坐到雷克雅未克，最终给核武器加上上限。房间里是这两个人做的决定，但他们都在被推着，而且都知道自己被推着。

这套逻辑也可以用在丘吉尔身上。我们习惯把历史看成领导人的会面：张伯伦、丘吉尔、希特勒、斯大林。但丘吉尔那句"我们绝不投降"，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英国民众已经到了那个位置。一个能听到民众要什么、并且同时塑造民众要什么的领导者，是一种动态的艺术。

美国没有想象的那么分裂，但党派极化是真的

卡波佐拉在准备一门课，讲美国总统选举史，正好要横跨2024年大选。

他先拆了一组概念。

美国是不是分裂的国家？在修辞上、在日常政治里，是。但和历史其他时期比，远没有那么分裂。最明显的参照是150年前的内战。而且区别不只是"还没打起来"，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社会、一个经济，作为国家在国内和世界舞台上都深度整合，和1861年的美国完全不像。

但有一件事确实不一样：党派性。政治学者管这叫"高度党派化"（hyper partisanship），两党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立场分化，而且越走越远。人们说"国家分裂"，其实说的是这个。

国家不一定分裂，政治却高度党派化。这是和历史上其他时期的一个真实差异。

Fridman 提出一个更激进的看法：这种党派对立可能是"分裂的幻觉"。大多数人在基本问题上其实是一致的，被放大的那些分歧，很大程度是媒体机器和政客需要你选边站。感恩节餐桌上因为投票给谁而翻脸，这种压力确实存在，但它到底是民主制度的特性还是缺陷？

卡波佐拉的回答是：我们正在实时搞清楚这个问题。两党制是一个因素，美国不走议会制，这在制度上可能助推极化。但看全世界的议会制国家，同样的"不可调和的分裂"修辞、同样的情绪政治也在蔓延。其中一部分，确实不像电视和社交媒体上看起来那么真实。

"选举被操纵"这句话，左右两边都在说

Fridman 从2000年布什对戈尔那场开始，一路数下来，几乎每次大选都有人喊作弊。2016年特朗普赢了，他认识的很多人说选举被操纵，理由包括俄罗斯干预。2020年他在奥斯汀河边跑步，有人拦住他说：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但这个国家不对劲，2020年选举显然是被操纵的。

卡波佐拉的立场很明确：美国的选举制度在根本上是健全可靠的，不管看哪一场选举，证据都很清楚。从总统大选到地方小选举，选民登记、计票、认证流程投入的时间和资源是巨大的，这些对民主制度至关重要。

但他给了这句话一个更细的解读。当有人说"被操纵"，无论左右，他们都在找一个答案：一个复杂系统的单一解释。

左派说被操纵，可能指的是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选举人团造成的代表性扭曲。右派说被操纵，可能担心投票安全、主流媒体控制信息。两边的表述都是"我的票没被正确计入"，但更深层的担忧是：我的票不算数，我的声音没人听。

Fridman 不肯放过这个舒适答案，他扮演反方：接近的选举一场接一场，金融利益那么多，有权势的人那么多，难道不能真的、以完全违法的方式操纵结果？这个论证算不上荒谬。

卡波佐拉的回答是：选举干预在美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可以一路追溯到18世纪，不用回到1960年代德州找林登·约翰逊。1850年代堪萨斯，蓄奴派和反蓄奴派的人潮涌进去，就为了决定一场选举的结果。重建时期，三K党站在投票站门口挡住黑人选民。这段历史不新。

"当我说选举制度在根本上是健全的，我没打算安慰谁，也没打算鼓励自满。我是在说，这是一件我们必须去做、必须去维护的事。"（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他还需要一样东西：美国人民自己要求选举公平、安全。而这意味着愿意输。不管你支持哪个党。

媒体的激励结构，和历史给出的反驳

Fridman 提出他的担忧：媒体和政治人物有巨大的动机去把国家尽量平均地劈成两半，因为愤怒和势均力敌能把点击量最大化。最愤世嫉俗的版本是：这台媒体机器为了点击量，会眼睁睁看着民主被烧掉，因为燃烧本身就有流量。

卡波佐拉的回应分两半。前半是认同："你诊断的激励结构，描述得百分之百准确。"

后半是历史学的反驳：你可能给了媒体过多的因果力量。美国人民比他们消费的媒体要聪明。即便是只看福克斯或者只看 MSNBC 的人，也知道自己在看什么。

他也不认为回到20世纪中期那三家电视台的时代是个好主意。那算不上什么黄金年代。

推特是一个政治事实，虽然它算不上民主机构

推特有没有改变"美国公民"的含义？卡波佐拉说没有。它改变的是日常的质感：更吵、更响、更去中心化。

它的悖论在这里：它是个彻底的民主平台，把过去由守门人和权威把持的机构民主化了；它同时根本不是民主机构，一家营利公司，按营利公司的原则运转。

封禁特朗普这件事，Fridman 要求他从两个方向都论证一遍。

支持的一方：推特是一个有服务条款的平台，它判定总统违反了条款并封禁。有规则就得执行。

反对的一方要盯住的是长期的非预期后果，当时的后果反倒容易看清。它产生了一个直接且可预测的后果，让数百万美国人觉得推特在政治中选边站，或者确认了他们本就有的这个信念。至于更长远的后果，历史学家只能说：非预期后果总是存在，我们还不知道。

Fridman 补了自己的思路：他一般不赞成审查，但这件事他也拿不准。封禁一个被几千万人支持、甚至被一部分人视为史上最伟大总统之一的人，很可能强化那种支持，把"对政治人物的普通支持"变成"对殉道者的崇敬"。反过来看，拿掉最大的扩音器，能让中间那些冷静、克制的声量相对变大，等于在教所有人别走极端。但他说，审查是一条很滑的坡。

卡波佐拉抓住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民主社会里，民主政治不该把这种塑造对话的权力让渡给营利公司。

推特有没有能力发动战争、改变选举方向？Fridman 觉得有。卡波佐拉用的比喻是：海浪有冲走沙子的能力，它本身不是行为者，重要的是行为者如何使用平台，以及平台的结构和准入方式。

Fridman 不完全同意这个比喻。一条推文不只是水，它能放大系数，能从病毒式传播中获益。单个声音、甚至单个戏剧化的想法，可以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这就要求平台承担一种责任：不能只因为某条内容互动量高就加速它。

卡波佐拉给出的历史学家的安慰是：这也终将过去。但在此之前，平台的算法和结构，都是民主制度可以审视的对象。

要不要采访特朗普

Fridman 说他一直在纠结要不要请特朗普上播客，问历史学家给什么建议。

卡波佐拉先给了一个很少被提到的角度：特朗普被推特封禁时，账号也被删除了。那是历史学家理解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史料之一，被删掉了一部分，只能靠存档和重建。这对历史记录来说是一个真实的损失。

他也不打算说"别去谈"。他自己就坐在这儿。

他提到一个让人难受的事实：希特勒和斯大林留下的访谈少得可怜。从历史角度看，这很可惜。但从当下来看，一场对话会产生什么即时影响，取决于这场对话怎么进行，可能压制火焰，也可能助燃。这就是记者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张力。

他说，这两者的共同难点在这里：不要离你的研究对象太近，不要被对方过度影响和利用。跟一个在世的对象谈话时，要用其他记录去交叉验证他的叙述，用"两个真话一个谎话"的方式去分辨哪些准确、哪些不准确。历史学家能回到三四十年后去找所有其他故事，记者得在一天之内做完。

他还观察到记者采访独裁者时的一种惯性：他们往往当面激烈批评对方，看起来是在向同行示意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种采访不产生理解，独裁者因此也不太做这种采访。要理解一个人，得能共情。很少有权势者是从恶意出发做事的，他们大多真的认为自己在为自己的国家和群体做对的事，而且常常有一大部分国民支持他们。

Fridman 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审查一个被大量民众支持的领导人，是对民众本身的不尊重。你欠这个国家的公民一种深度的共情，去理解他们支持的领导人，即便你不同意那个人说的话。他更担心审查带来的怨恨，一场好的对话没那么危险。理解最终通向同情、爱和团结。

纯民主不用等上火星

Fridman 问：等人类在火星上建立文明，技术上可以实现对议题的直接投票，纯民主能行吗？

卡波佐拉说，不用去火星。答案也不是"按一个开关，开启纯民主"。在人们没准备好、激励结构没为此设计好的时候，那行不通。

但可以一项一项地试验更民主的治理形式。他举了几个方向：

• 排名选择投票（ranked choice voting）和决选，可能比只选一个人更能反映真实偏好
• 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把纳税人的钱怎么花这件事，交给更民主的方式决定
• 最紧迫的一项：让外交政策制定更民主。在现代美国史上，外交和军事决策与大众参与严重隔离

技术本身解决不了这个，技术加上人的创造力才有可能。能不能在登上火星之前走到那一步，他说他不知道。

给学生的历史课：历史教你比周围更乐观

Fridman 问，教这门课希望学生带走什么。

卡波佐拉说，现在的大学生，整个人生都在2000年大选和9·11之后。他们把党派对立和争议性选举当成常态。他们不记得一个有很多温和民主党人和自由派共和党人的世界。

所以这门课有两个作用。一是回看过去，寻找组织政治的其他方式。二是让学生安心：美国历史上经历过争议激烈、甚至暴力的选举，人们为投票权冒过生命危险。

还有一个更微妙的用处：关于历史的认知，能帮你把一个候选人的情绪降温。从冷静的位置出发，更容易抵达智慧。

如果让他写毕业演讲，他会说：历史教你要比你所处的环境更乐观。年轻人很容易觉得，政治我改变不了，对面那个人我说不通，气候问题我无能为力，然后就放弃了。历史学告诉我们，长期看谁输谁赢没人知道，但放弃的人永远是输家。人这种动物有很强的韧性和创造力，在比今天困难得多的处境里也活过来了。

最伟大的总统，和历史的翻案

Fridman 问，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是谁。

卡波佐拉的答案毫不犹豫：亚伯拉罕·林肯。

华盛顿有政治家的品质，他理解自己作为第一任总统的权力，也愿意交出权力。林肯是另一类组合：个人领导力、根本性的道德品格，加上打政治这场仗的能力。他会玩这个游戏，能跟敌人合作，必要时也能挡住他们，短的局和长的局一起下。

他也不是竞选高手。1860年那场选举一团乱，本来可能有很多种结果。1864年在内战期间办大选，连任绝非板上钉钉。他擅长的是治理，不是竞选。

今天的领导人里还有这个级别的人吗？卡波佐拉说，两个说法都对：我们身边确实没有林肯这个量级的人；但我们也确实在浪漫化过去，忘记缺点只记得高光。

他举了杜鲁门。杜鲁门离任时民调惨不忍睹，整个任期内被说成不合格、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事后看，他比当时任何人理解的都更擅长这份工作，也更擅长赢下长期的东西，他建起的那些制度在他离开很久之后才显出作用。那块"杜鲁门击败了杜威"的牌子，最后是他笑到了最后。

这里有个前提：胜利者书写故事。泽连斯基会被历史怎么记住？普京会被历史怎么记住？都不明显。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怎么展开。特朗普、拜登、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也一样。这是个大概率无解的问题。Fridman 半开玩笑说，等机器人终于接管世界，看它们最欣赏哪个人类，会很有意思。

那本讲毒品与第三帝国的书

Fridman 提到诺曼·奥勒（Norman Ohler）的《Blitzed：Drugs in the Third Reich》。书里主张毒品，主要是甲基苯丙胺，在二战中扮演了很大角色。批评者说它拿一个变量解释一切：希特勒、闪电战、所有战略决策。

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纳粹德国是人类历史上被写得最多的时期之一，而毒品这个话题几乎完全没被涉及过。

卡波佐拉说他读过，也有过那种"为什么我们没想到"的体验。作者没受过学院派的历史训练，但写好历史不需要学位，没人因为这个批评他。

他把这本书当作一个窗口，算不上解释。毒品解释不了全部，但它帮你看到：第三帝国从很早开始就是靠胶带粘起来的，到1940、1941年已经是烟雾和镜子。它也让你看到那些支持希特勒的人，看到改变精神的药物如何被用来把士兵留在战场上。

Fridman 在这里做了一个更一般的观察：有些解释特别"粘"，一旦你引入了"是毒品"，大脑就想用它解释一切。就像兰斯·阿姆斯特朗，一提到类固醇，所有成功都被归因于它。这种解释的危险在于，它同时解除了人的责任，无论是对军事天才还是对恶行。

它还有一个后果：它把希特勒变成一个怪物。但希特勒是人，一个会在早上情绪化、会思考、会充满希望、会悲伤、会抑郁、会愤怒的人。承认这一点是为了记住：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有作恶的能力。当民众的怨恨遇到合适的、有魅力的领袖，那种军事冲突的启动，就会反复可能。希特勒并不真正是历史中的孤例。

关于丹·卡林和讲历史的两种手艺

Fridman 提到丹·卡林（Dan Carlin）的《Blueprint for Armageddon》，说那是一战最好的通俗讲述之一，问卡波佐拉作为学院派怎么看。

卡波佐拉说，历史学家不需要博士头衔才能当历史学家。他对同行"摆资格"这件事毫无耐心。学院里的历史学家依赖地方社区的人录制口述史、保存文献。历史是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一门讲故事的手艺。书店里那些人们读着玩的历史书，和在学术机构里生产的知识，两样都值得欣赏。

"当一个像丹·卡林这样的口述故事高手出现，几十万上百万人去听，这是有原因的。"（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他说历史学家的第一职责是把事实搞对，然后再基于事实讲故事。但事实本身是模糊的。他提到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大量依靠原始史料，那是诚实的方式，但那种写法很难。

而卡林试图做的事情也很难：让你感觉到"当时在那里是什么滋味"。他靠讲单个士兵、单个公民的故事做到这一点。

Fridman 问，这种讲法对他有说服力吗？

卡波佐拉说需要历史想象力，而历史想象力教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谦逊。意识到还有其他人在这个星球上活过，他们把生活组织成另一种样子，也过得不错。这种和过去的人相遇的能力，也是和今天与你不同的人相遇的能力。

他还补了另一面：如果你被放进那个时空，你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无论是勇敢善良的，还是邪恶的。

然后他给了一个对那句名言的修正。人们常说"不学历史的人注定重蹈覆辙"，但另一半也是真的：不学历史的人，没有机会重蹈覆辙。我们不是这个星球上第一批面对某类问题的人，别人活过像今天这样的世界。

Fridman 的类比是：十几岁第一次恋爱然后分手，你以为那是全世界最惨的悲剧，你是第一个经历的人，虽然罗密欧与朱丽叶早就出过这个问题。被提醒"人的处境就是这样，我们在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都活过来过"，是有好处的。

生命的意义，和两个行当的分工

节目最后，Fridman 请卡波佐拉回答那个历史学家常被推给神职人员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卡波佐拉说，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比想象的要小。宗教传统给出的答案往往有一个根本性的历史内核：把过去和现在统一起来，放到某个非尘世的维度里。即便没有宗教信仰，历史也关乎共同的人类处境。

历史学家想要讲述全部的故事。我们会深挖战争的苦难、大萧条的苦难，但故事不完整，如果没有蓝莓、蝴蝶，以及所有与之相伴的东西。

这期节目真正给出的东西，可以一路往回追：一个帝国体系如何滑进战争，一个政府如何在四周内把2400万人登记进征兵名册，一套监控和言论管制如何在战争结束后只拆掉一半，一副只能往上不能往下的棘轮如何在冷战中成型。这条链子今天还在运转。

伍德罗·威尔逊1917年说："这是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1922年，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回应说：只有死者见过战争的终结。

如果要把它变成可以做的事，大概是这样几条：

• 看到"选举被操纵"这类断言时，先分两层问：他说的具体是哪个机制，杰利蝾螈、选举人团，还是投票机？他真正想说的是不是"我的声音没人听"？后者是政治问题，前者是技术问题，混在一起谈永远谈不完。
• 判断一项外交或军事决策时，把"这会生产多少仇恨"当作和"这会花多少钱"同等级的成本项。一枚炸弹落下，短期效果可以评估，几十年的怨恨无法评估，它不会因此就不存在。
• 读历史的时候，别只读领导人的决策。把注意力放到山姆大叔手指指向的那些人身上：他们怎么回应的，怎么登记的，怎么被邻居监督的，怎么在义务和权利之间讨价还价的。历史的机制在人群里，不在海报上。
• 遇到一个"粘性很强"的单一解释，某种药物、某个人的性格、某一次暗杀，先退一步问：这个解释解除了谁的责任？越是能把复杂系统压缩成一句话的说法，越要警惕。
• 在争论中区分"竞争者"和"敌人"。和竞争者比赛，前提是承认对方的合法性；和敌人厮杀，前提是否定对方的生存权。很多冲突升级的起点，就是把前者说成了后者。
• 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保持比周围环境更高的乐观。历史反复证明，长期看谁输谁赢没人说得准，但提前放弃的人一定是输的那一方。

卡波佐拉在课上说，现在的学生把党派对立当成常态，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记忆。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经历的那段历史当成世界的默认设置。历史学的用处，就是告诉你默认设置改过很多次，而且还会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