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布拉特曼：战争与暴力

2022年3月，俄乌战争打到第三周，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基辅城外那条几十公里长的俄军车队。同一个月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几乎没人记住。

印度海军在演习中误射了一枚巡航导弹，落进了巴基斯坦境内。两个有核国家，边境常年陈兵，历史上打过三次战争。巴基斯坦的官方回应是：我们接受这是意外。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件事比战争本身更能说明人类是怎么处理冲突的。两个互相敌视了几十年的国家，面对一次明摆着的军事挑衅，选择了接受一个漏洞百出的解释，而没有开战。学者克里斯·布拉特曼（Chris Blattman）在《我们为何而战：战争的根源与和平的路径》（Why We Fight）里管这叫“和平地憎恨”。印度憎恨巴基斯坦，憎恨了几十年，但憎恨的方式是边境上瞪眼，不是开火。

布拉特曼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研究暴力和战争的起因与后果。他这本书想干一件挺大胆的事：把爱尔兰共和军、哥伦比亚毒枭、欧洲独裁者、利比里亚叛军、希腊寡头、芝加哥黑帮、卢旺达种族屠杀者、英国足球流氓和美国入侵者，全塞进同一个分析框架里。

看上去完全不搭界。但他的核心洞察是：这些群体的行为逻辑惊人地相似。

战争是那个我们不该做的事

布拉特曼给战争下的定义是：群体之间长期的暴力斗争。群体可以是村庄、氏族、帮派、族群、宗教派别、政治派系，也可以是国家。

他特意把三样东西排除在外：个体暴力、短期暴力、非暴力的竞争。

为什么排除短期暴力？他讲了一个芝加哥老帮派头目的故事。这人叫拿破仑·英格利什（Napoleon English），二三十年前是芝加哥一个帮派的上层人物。他回忆起十五六岁时干的事：跑到敌对帮派的地盘上“gang banging”。布拉特曼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朝建筑物开枪，有时候也朝人开枪。

他不想杀人。他只是在发信号：我是狠角色，我不怕死，你们最好小心点。

布拉特曼说，这算不上战争。国家也干同样的事，军事阅兵、边境摩擦，都是在发信号。这些都是相对廉价的信息传递手段。

战争是另一回事。战争是那种代价高到所有人都痛苦、本来完全有别的办法解决、却还是打起来的东西。

战争是那个我们不该做的事。或者说，战争是那种讲不通的暴力。还有一大堆别的暴力，包括帮派火拼和小规模冲突，可能恰恰因为它便宜、因为它是一种廉价的沟通方式而讲得通。战争是那个代价高到我们本该竭力避免的东西。（克里斯·布拉特曼）

这个定义带着明显的经济学味道。布拉特曼坐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口，还沾一点心理学，因为他妻子是心理学家，两人有时候一起做研究。

核心逻辑很简单：人和群体之间永远在就某样东西讨价还价。不管你有没有坐在谈判桌前，你都在议价。既然在议价，就应该能找到一种分蛋糕的方法。而暴力会让所有人痛苦。你可能会死，可能杀人坐牢，你的士兵会死，枪战期间没人买你的毒品，生意中断。开战的人往往自己也输。

战争因此成了一个谜题。它本不该发生，可它发生了。布拉特曼想解释的就是这个断裂点。

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不打

书里有个比喻布拉特曼反复用。他说学者应该像医生：医生的注意力在病人身上，但他清楚健康才是常态，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是健康的。正因为知道常态是健康，医生才能识别出什么是疾病。

政治也是这样。正常状态是和平，是合作。人类作为物种极其擅长合作，比擅长暴力要擅长得多。战争是疾病发作的时刻。

有政治学者统计过：把所有存在领土争端、彼此相邻、有历史积怨的国家对子列出来，再把所有存在紧张关系的族群列出来，然后看有多少真的打起来了。结论是绝大多数没有。九百九十九对里有一对开战，剩下的九百九十九对都在和平地互相厌恶。

美苏冷战了几十年，没打热战。印巴敌对了七十多年，大部分时间是边境对峙加偶尔摩擦。2022年印度误射导弹那次，两星期内就翻篇了。

这些事不上历史书，因为没发生。历史书记录的是阿富汗战争，1994年那次没打起来的海地入侵不会出现在课本里。

说到海地。1994年，海地军方发动政变，拒绝让民选总统回国。美国决定干预。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飞去跟这位新独裁者谈判，对方一口回绝。鲍威尔掏出一段录像给他看：运输机起飞，部队登机，一架接一架。独裁者说这肯定不是实况。鲍威尔说，对，这是两小时前拍的。

独裁者当场放弃。

布拉特曼说，这才应该是常态。独裁者当然可以打一场游击战，他本人也不用承担多少战争代价。但从头到尾算一遍，这事就是讲不通。讲不通的事，大多数时候人不会做。

我们记住的是那些失控升级、一路炸到不可收拾的时刻。社会学家管这个叫“依变量选择”：只盯着出事的案例，忘了绝大多数没出事的。

五个让理性失效的缺口

那剩下那不到千分之一的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布拉特曼把原因归成五类。他自己说这个分类是个“糟糕的比喻”，是五个“押韵的桶”，里面装着不太一样但逻辑相通的东西。

前三个是战略性的，可以用博弈论的语言描述，说白了就是在特定环境下，开战确实是当时的理性选择。后两个更接近人性。

第一个桶：不受约束的权力。

做决定的人不承担战争的代价。他不上前线，他的家人不上前线，战败了也不一定被清算。更极端的情况是，他本人从战争中获益：战争能巩固他的权力、转移国内矛盾、让一个麻烦不断的地区持续内耗。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琢磨。不受约束的权力不只是“领导人不心疼老百姓”这么简单，它还会引发一串恶性连锁反应。

独裁者最大的问题是信息问题。没人敢跟他说真话。他听到的每一份报告都经过了层层美化，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又不完全相信报告。他需要一些渠道来校准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威权政府喜欢受控的选举、喜欢推特、喜欢在可控范围内让人说话。这些渠道能帮他解决信息问题，避免国内天天有人造反。

信息渠道一旦扭曲，独裁者就会在失真的事实基础上做判断。他未必真的相信自己的谎言；他只是在被污染的信息里取平均。而这个平均值可能离现实很远。

希特勒到很晚都认为美国军事上是个软蛋，经济上也软，人民没有斗志。这套判断一部分来自他自己的宣传机器。等到他当上军队最高统帅，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对美国宣战，本来完全可以避免。宣传在前，相信在后。当一个人用来控制民众的谎言开始反过来控制他自己，他就跟现实脱节了。

第二个桶：不确定性。

这个最好用扑克牌解释。

两个人对峙，双方都不完全清楚对方的底牌。我有动机虚张声势，你也有动机虚张声势。谁都没有动机亮出真实底牌。于是双方都在加注，都在诈唬，直到有一方决定跟注看牌。

乌克兰战前说：我们非常坚决，你们的军队没有你们以为的那么强。俄罗斯说：每个在我边境上的人最后都跪了，你们也会跪。

这里没有谁算错了。那是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做出的最优赌注。你诈唬输了，不等于你决策失误。你只是赌输了。

布拉特曼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家都在说“普京误判了”。他不太同意这个说法。他觉得普京拿到了一手很差的牌，但下注的时候并不算错得离谱。

西方空前团结、乌克兰抵抗得出乎意料地顽强、俄军腐败无能到这种程度，这三件事单拎出来都在可能性范围内，同时发生就是俄罗斯抽到了下下签。

第三个桶：承诺问题。

这个稍微绕一点。道理是这样的：权力会变化，现在强不代表以后强。如果我现在强、以后弱，我就有动机趁现在动手，把未来的不利局面提前解决掉。

一战前德国参谋本部的逻辑就是这个：俄国正在工业化，铁路正在铺，再过十年我们打不过他们了。现在打还有胜算，以后就没有了。窗口正在关闭。

问题在于，这个逻辑理论上可以被化解。俄国完全可以说：我们知道你现在能打赢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以后会变强。我们承诺，等我们强了不会欺负你，甚至可以现在就交出一部分筹码换取和平。

但俄国没法做出这个承诺，因为没有人能强制它履约。这就是“承诺问题”。

解决承诺问题需要制度：国际法、可执行的协议、联合国安理会、世界政府，任何能让承诺变得可信的东西。美国宪法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么一个装置。当年小州担心以后人口大州会欺负自己，制宪会议给的方案是参议院每州两票，不管人口多少。这是一笔交易，一笔把未来权力转移的风险提前对冲掉的交易。两百五十年过去了，这笔交易还在生效。

黎巴嫩也试过类似的方案：总统职位固定给某个教派，总理由另一个教派担任，议长再给一个。目的就是让当时强势、但人口趋势不利的群体放心。这套安排后来崩了，因为地面上的实际力量对比跟纸面上的配额差得太远。但思路是对的，每一部战后宪法都是人类试图用制度锁住权力转移风险的尝试。

第四个桶：不可言说的激励。

这一桶装的是价值观、意识形态、地位、荣耀、自由、种族纯洁、宗教原则。用经济学的说法，这些是“偏好”。偏好没有对错，你喜欢什么就是什么。

布拉特曼说，这一桶很杂，里面的东西只是“押韵”，并不是一回事。为自由而战和为种族纯洁而战，逻辑结构相似，道德分量天差地别。但分析框架上它们占同一个位置：有些东西重要到即使要付出战争代价也值得。

这一桶解释了为什么乌克兰不肯交出主权，也解释了希特勒为什么非要打。同样是“价值观凌驾于成本之上”，一边是自由，一边是灭绝。

第五个桶：误判。

纯粹的计算错误。错估敌人，错估自己，错估盟友会不会出手，错估战争会打多久。

布拉特曼说，这一桶和前四个不一样。前四个在原则上可以建模，可以推演，任何一个在市场里砍过价、跟邻居闹过纠纷没上法院的人都能理解。第五个才是真正难以形式化的部分，因为它涉及人类判断的系统性偏差。

他提醒说，我们这些旁观者特别容易把战争归因到第五桶和第四桶：这个领导人疯了，这个民族有暴力传统，这群人有世仇。归因到人性，归因到激情，归因到疯狂，因为这样解释起来最省事。

真正的结构性原因往往藏在前三个桶里。人性和疯狂只有在战略空间已经被压缩到极窄的时候才起作用。

就像一位老人死于肺炎。肺炎当然杀死了他，但肺炎之所以能杀死他，是因为他身体已经很脆弱了。战略性的力量让局面变得脆弱，误判和激情就是那个肺炎。（克里斯·布拉特曼）

乌克兰人为什么不交出手机

访谈录制时，俄乌战争刚打到第四五周。布拉特曼讲了一个他同事康斯坦丁·索宁（Konstantin Sonin）说的故事。

一位乌克兰教授在芝加哥访学，某天晚上在街上走，不知道为什么同时在打两部手机。一个劫匪拦住他，要他交出手机。

索宁用一种面无表情的语气说：因为他是乌克兰人，他决定打。

布拉特曼说，这基本上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普京是那个劫匪，要求乌克兰交出某样东西，乌克兰说不交。

事实是，大多数人会交。大多数人在面对超级大国、暴君、独裁者或者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时，会把手里的东西交出去。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平等的帝国关系。帝国的本质，就是足够多的人说“行吧，我们放弃一部分自由或主权，因为你太强了”。

乌克兰说不。这个东西太珍贵了。

这是第四桶在起作用。有时候一个群体珍视的东西重要到他们愿意承受代价。有时候那个东西很可怕，比如灭绝另一个民族。有时候那个东西很高贵，比如自由，比如不肯放弃主权。乌克兰人大概清楚自己在冒什么险，然后还是选了这条路。

布拉特曼说，这让他想起美国革命。当时英国是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不太民主的强权，要求北美殖民地接受部分主权的丧失。从冷血计算的角度，接受是合理的。但北美殖民者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拒绝了，宁愿打一场可能输的血战。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那套解释，核心就是这种自由观念。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丘吉尔身上。法国打了几下就投降了，丹麦几乎没抵抗，希特勒并没有说要毁灭英国，他甚至表现出对英国的尊重，想保留大英帝国。从任何理性计算看，英国都没有胜算。

丘吉尔还是说了那句“我们决不投降”。

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温斯顿·丘吉尔）

布拉特曼说这番话时还没有任何一场重大胜利。那支可怕的舰队正在开过来。

但他提醒：不要只盯着站出来的案例。中国在新疆做的事，世界基本上默认了。太强大了，不值得为它翻脸。没有人站在那儿发表丘吉尔式的演讲。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发生类似的事，而大多数时候人们被吓住了，妥协了，低头了。

“站出来”这件事因此才显得珍贵。大多数时候，你既得不到原则，也保不住命。你只是死了。

布拉特曼对乌克兰战争的结构性分析是这样的：俄罗斯为什么要提这么残酷的要求？乌克兰的民主伤不到普通俄罗斯人，对北约、对资本主义也构不成威胁。真正被威胁的是普京、他的寡头圈子，以及这套统治机器本身。所以他们必须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放弃北约、成立傀儡政府。这些要求他们用别的手段尝试了几十年，现在换成了入侵。

麦德林的监狱谈判桌

书的另一半讲和平。要理解和平，得先看那些没打起来的案例。

布拉特曼的日常工作是在麦德林研究黑帮和贩毒集团。麦德林是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九十年代曾是地球上最暴力的地方。但他在书里指出一个反差：麦德林的帮派比芝加哥更多、组织程度更高，凶杀率却只有芝加哥的一半。

怎么回事？

麦德林有一层帮派之上的结构。在几百个社区帮派之上，有十七个左右的“大佬组织”，有人叫它们 razones，有人叫 bandas criminales，说白了就是黑手党。这些组织有一个非正式的协调机制，有时候叫“办公室”（La Oficina），有时候叫“桌子”（la mesa）。

他们定期磋商。未必见面，但会通气。很多大佬本人在坐牢，而且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同一个监区里。

在美国，你把黑帮头目关进超级监狱，他就没法继续运营帝国了，太难了。在哥伦比亚，他还真能。你可能觉得这是个坏主意，但布拉特曼说，砍掉一个犯罪组织的头，让一群头脑发热的年轻人上位，往往不是通向和平的路。把这些大佬关在同一个监区里，反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给他们提供了谈判场所。 这十七个组织用各种工具管理下面的社区帮派。有调停，有制裁。制裁的方式可能是“你不听话我就往你脑袋里放颗子弹”，比国家间的制裁直接一点，功能却一样。

布拉特曼说，你看，这套东西跟联合国安理会的工具几乎是同一套。制裁让不受约束的领导人承担战争成本，对应第一个桶。调解人解决信息不对称，对应第二个桶。能强制执行协议的国际机构解决承诺问题，对应第三个桶。

安理会也很不平等，也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拿着否决权为自己或自己集团的利益服务。麦德林的“办公室”同样不平等，同样不完美。

2021年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们得以实时观察这套机制怎么运转。前一年麦德林的凶杀率在攀升。一些基层帮派开始火拼，可能上面的大佬想：我们不确定这帮人到底有多强，让他们打一打，测一测，然后再重新分配毒品街角。这是短促的试探性冲突，达不到战争的强度。

结果凶杀率翻了一倍，然后又翻了一倍。

这样下去会失控，对谁都没好处。然后神奇的事发生了：某一天，好几个监狱的大佬同时被转移到新的监狱，转移过程中有三天时间都待在同一片收押区。政府在这里起了作用。接着，一个在犯罪世界里有信誉的调解人故意让自己被抓，恰好关到同一个地方。

一周之后，凶杀率降到了原来的百分之三十。

布拉特曼说，这就回到了常态。不是零，但回到了“和平地互相厌恶”的水平。因为战争对谁都不划算。

一个疯子为什么能闹二十年

书里另一个案例来自北乌干达。布拉特曼2004、2005年第一次去那里做田野，赶上了一场持续二十年的内战的尾声。叛军头目叫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自称先知，打着圣灵的名号搞武装运动。问题是没人愿意加入他。他既不流行，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意识形态。

科尼选了一条路：绑架小孩。

外界常引用的一组数字是，他在某三年里绑架了五百多个孩子。布拉特曼说这个数字严重低估了。真实情况是，被短暂劫持过的孩子可能超过五万，有的只被关了几个小时，有的被关了十年。

绑架的规模为什么这么大？逻辑冷酷得可怕。

如果你是一支小规模叛军，你想征兵，可你没控制整个地盘。别人跑了你也追不回来，你没法像正规军那样立规矩说“逃兵就地枪决”，因为你根本管不了那么大地方。那怎么办？

答案是挑一部分人，把他们变成回不去的人。逼他们对自己的亲人和邻居下手，逼他们杀人。这样他们的村子就再也不可能接纳他们，他们只能留在队伍里。科尼的算盘是：假如一百个被绑架的孩子里只有一个真的信了那套说辞、真的回不了家、真的成了铁杆，那就多绑一些，够数就行。

剩下的绝大多数，要么跑了，要么被杀，要么被放回去。这本质上是一种极其低效的筛选流程，用数以万计儿童的人生作为分母，筛出少数忠诚的骨干。而顺带产生的恐怖效果，本身就是武器。

那为什么这场内战能拖二十年？

布拉特曼说，他站在里面的时候也没看明白，很多研究者当时也不明白。现在回头看，清楚的是一笔政治交易。

乌干达独立后的政治权力长期来自北方，伊迪·阿明（Idi Amin）、米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都出自北方。1986年上台的现任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来自南方，他打的是推翻北方独裁者、让乌干达更自由的旗号。某种意义上他确实做到了，至少比前几任强。

上台之后，北方一些人想继续打。穆塞韦尼的态度是：你们想在北边搞叛乱？行啊，闹吧。北方的乱局会持续消耗传统权力基础，这对他巩固统治是好事。

布拉特曼说，这就是第五桶和第一桶混在一起发生的事：一个不受约束的领导人，不仅不承担代价，还从暴力里拿到了私人收益。一个疯子被允许在北方折腾，原因很简单，放任他折腾符合掌权者的利益。

这场战争本来是可以被掐死的。它没什么技术含量，缺乏思想感召力。缺的只是有效执法和政治意愿。而政治意愿的方向正好是反的。

这从来不是个谜题。某种意义上，就这么简单，也就这么悲剧。没什么需要理解的。（克里斯·布拉特曼）

二战能不能避免

布拉特曼被问到二战。这场战争能不能避免？

他从承诺问题讲起。一种解释是德国的“时间窗口”。德国在某个时段暂时强大，它自己清楚这个优势不会永续。既然现在能赢，就现在动手，把未来的不利局面一次性解决掉。一战也是这套逻辑：趁俄国还没工业化完，趁俄国还没把铁路铺好，现在打。

二战里这个逻辑也存在，还叠加了希特勒自己的意识形态变量。他要的是一种文化上、人口上的“纯种”秩序，这需要趁现在动手，早动手才能保住这个窗口。

再加上当时英国和法国的普遍厌战情绪。如果打起来，周边国家都没准备好。所以现在的时机正好。

理论上的解法还是承诺问题。俄国可以承诺“我们以后强了也不欺负你”，问题还是没人能强制它履约。所以答案是同一套：国际法、可执行的协议、任何能让承诺变可信的东西。

布拉特曼专门用一战举了个例子：德国可以走进来说，我们知道现在能打赢你们，也知道以后打不赢。我们承诺以后不滥用优势，甚至现在就交出一些筹码换和平。这笔交易本来能让所有人都更好。实现不了，因为没有人能保证德国守约。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真实状态

访谈转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布拉特曼说了一句可能让两边都不舒服的话：这场冲突虽然持续了一个世纪，但真正意义上的严重暴力大概只有十到十五年，主要是2000年到2009年那段，拖到2014年左右。其余时间是零星的、断续的暴力，和大量的对峙。

他说，这不是要淡化人的痛苦。但那个状态够不上战争的门槛，叫做僵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其实相当擅长把冲突控制在低烈度。低烈度暴力包含恐怖袭击、反恐镇压、大规模逮捕、剥夺投票权、秀肌肉、打三周就收的短促战役。这些都很糟，但都在战争门槛以下。

双方因此处于一种“不安的和平”。这也是他最担心的地方。

稳定的和平需要一份双方都相信自己能守住的协议，需要能公开说清楚、能被强制执行、能让自己往前走的安排。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目前没有。按现在这个趋势，未来很可能也不会有。

他还担心俄乌战争会走向同一个结局：俄罗斯实际控制东部和克里米亚，没人正式承认，但也没人能拿回去。接下来是三十年的紧张、摩擦、小规模冲突，但不再升级成全面战争。

布拉特曼说，那会是个令人难过但可能的结果。

他透露自己2021年专门开了一门课讲当代冲突，包括印巴、台海、以巴、墨西哥毒枭和政府的战争。选这些是因为他写书时特意避开了当代还在变化的热点，怕书很快过时。现实让人不得不去想。

谈到以色列的困境时，他说得很克制：以色列在几个身份之间拉扯。它想属于西方，想坚持自由主义理想，想保持民主制度，又想做一个犹太国家。这些东西彼此并不完全兼容。承认非犹太公民的完整权利，或者接受一国方案，长期维持犹太国家的属性就变得困难。反过来拒绝，又等于背弃自由主义民主的自我认同。

他说自己在个人立场上是个自由民主派，情感上更同情巴勒斯坦人，但这不是一个“两边都对”的判断，只是一个事实陈述：双方都在原则上不肯妥协，双方也都能给出听起来合理的自我辩护。这正是他不抱太大希望的原因，看不到让双方解开这些死结的路径。

中美之间靠什么不打

最后一个大国问题是中美。布拉特曼在书的后半部分讲和平的路径，最核心的两条是相互依赖和对权力的制衡。

先看相互依赖。回到那个最简单的博弈模型：我和你是对手，赢了多分一块蛋糕，战争成本是威慑，但只威慑我感受到的那部分。我本来不在乎你受多少损失，那部分对我是零。

现实里，我们往往在乎对方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利益是交织的，经济上互相嵌入，战争的成本就会大幅上升。社会上如果也有联系，通婚、家庭、人际网络，也会抬高成本。意识形态上如果还有共同语言，比如共享某种自由观念或者某种人性共识，又是一层缓冲。

布拉特曼说，今天中美在所有这三个层面上的相互嵌入程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种缓冲让他相对不那么悲观。真正让他担心的是缓冲被一层层剥掉：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制裁的连带伤害、中俄走得更近。这些都会让局面变得更危险。

第二条更根本：分权。中国比俄罗斯的权力集中程度低得多，没有普京那种个人化程度那么高的统治。权力越分散，越多人握有否决权，越难有人一拍脑袋就发动战争。这一点给了布拉特曼一些安慰。

趋势在往反方向走。权力向个人集中，这会放大前面五个桶的所有风险。

他还提到另一层担忧：中美之间的文化理解断层比历史上任何一对超级大国都要深。苏联和美国的精英至少互相看得懂，彼此读对方的文学，研究对方的体制。中美更像是两个平行宇宙，各过各的日子。这种状态让误判更容易发生。

解决办法他说得很朴素：多接触。留学生、移民、商业往来、合拍电影。哪怕只是多拍几部《洛奇》那样的电影，让双方在同一个故事里出现，也比彼此想象对方的模样强。

内罗毕那家网速慢得要死的网吧

访谈最后落到一个几乎和战争无关的地方。布拉特曼在书的致谢里写，谨以此书献给我在内罗毕一家又慢又破的网吧，因为它让我遇见、共事，并最终娶了珍妮·阿南（Jenny Annan）。

2004年前后，他还是个发展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增长，相信工业化是解决非洲贫困的出路。所以他要去研究非洲的企业和工业。肯尼亚当时是非洲企业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很多公司都在内罗毕。

他通过世界银行拿到一份工作，帮忙做企业调查。他穿着西装，每天正儿八经地出门。然后笔记本电脑被两个很有魅力的骗子偷了。

于是他就出现在一家网吧里，穿着西装，没有电脑。肯尼亚当时还没接入海底光缆，网速慢得离谱。一封邮件要加载十分钟。在这样的环境里，跟旁边的人聊天成了常态。

他进门时特意坐在一个看起来很好看的女人旁边。她是个心理学家，在读博士，也是人道主义工作者，之前在南苏丹和北乌干达做事，帮那些被叛军绑架过、逃回来或者被放回来的孩子重返学校。

她可能愿意跟他说话，是因为他穿着西装，居然还知道一点那场战争的事，而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

他们在一起待了一周。然后各自忙各自的，渐渐淡了。

过了一阵，他偶然跟一位年轻教授朋友聊天，说“你该见见这个人，你们的研究兴趣重合”，因为研究非洲内战武装团体的人当时实在太少。朋友说，那是个挺有意思的研究问题。布拉特曼走出大楼，心想：这确实是个有意思的研究问题。

他打电话给珍妮，说你还记得我吗，能多跟我讲讲吗，我刚跟人聊到这个。结果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聊着聊着，两个人合谋出一个相当疯狂的方案：要在这片区域找到二三十年前出生的所有孩子的联系方式，追踪其中一千人的下落。抽样，访谈，利用叛军活动地点的差异作为外生变量，看看被暴露在暴力和强征入伍之下的人，后来在心理上、经济上发生了什么。这样就能设计出更好的帮扶项目。

方案疯狂到他把原来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撤下来换了一份新的，结果委员会背着他开了一次会，一致认为这太不靠谱，建议他别去。等他去做答辩，他们协调好了：你想讲那个新计划，我们就听你讲，但我们不同意你去。

他说，这是他职业生涯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疯狂的计划完全按原想的样子执行成功了。后来这成了他一贯的研究方式。

我日常的研究工作不是写《我们为何而战》这样的书。我干的事是，去收集没人认为能收集到的数据。我每次都真的做成了，但从来不是以我预想的方式。总有各种转折，总在有意思的地方出岔子。（克里斯·布拉特曼）

珍妮最终答应跟他在一起，这一开始很难。他对她说，我十一年没谈过超过三个月的恋爱。她的理解是：这人不靠谱。他的解释是：两三个月就差不多能判断一段关系有没有未来，如果没有，我就走。

他说，跟她在一起时他决定，就是这次了，这次要成。她不信。现在她信了。结婚十五年，两个孩子。

这也是他在书里加进心理学那一层的原因。妻子是心理学家，他们前十年很多工作是一起做的。

采访那些孩子有多难

问到最难的事，布拉特曼分成两种。

情感上最难的是在北乌干达访谈那些孩子。每天都是一记重拳。从技术角度这件事并不难：孩子到处都是，人们都愿意谈，没人做过这件事，他们做了。

他讲到一件很残酷的事。叛军要让你回不了家，最好的办法是让你做一件你相信自己永远无法被原谅的事，通常是对亲人下手。这种操作被常规化到了什么程度呢，你坐在那里听人讲述时，脑子里会有一个声音说：好，我知道这段了，接下来该问症状了。

他说那是自己身上非常阴暗的一部分。追问的目的在于搞清楚创伤怎么表现出来，有些人变强了有些人垮了，只有弄清楚这些，才知道怎么帮人。但你确实得穿过那道东西。

你每天都要穿过它，才能抵达能真正帮助别人的地方。所以你得跟自己相处。这时候如果你的伴侣既经历过同样的事，又是专业的、非常非常好的心理咨询师，那会非常有用。（克里斯·布拉特曼）

他承认自己发展出了一种可以暂时抽离的能力，这是我们分析远方发生的、发生在陌生人身上的事时都有的能力。这种能力用久了人也会变硬，得防着。

另一类难是组织犯罪的研究。纯技术上的难，因为没人知道怎么做。没有哪个网站会介绍那十七个黑手党组织，没有脸书群。他们自己弄了一个私人维基，由一群研究者和记者协作维护。

他讲了一个视角：在麦德林这样的城市，黑帮管辖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你有债务要收、跟邻居有纠纷，你可以去报警，也可以去找黑帮。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那你就要问了：他们提供什么服务？收费多少？人们喜欢这些服务吗？人们在警察和黑帮之间怎么比较？什么会让人从黑帮转向警察？黑帮又会怎么反应？以前让国家治理变好的政策效果如何？黑帮怎么应对？

这些都得一点点摸出来，每去一个新城市都要重新来过，因为每个城市的规则都不一样。

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墨西哥时语气明显变了。他说在墨西哥他不会去跟那些人谈，记者在那里因为知道太多被杀的案例屡见不鲜，没有人追责。而在哥伦比亚、在芝加哥，这种事不会发生。他猜一个原因是，在那两个地方，杀掉一个记者会招来政府的严厉报复，成本太高。而在墨西哥，这个均衡已经崩溃了。

对比风险时他开了个玩笑：他在奥斯汀看到一堆人不戴头盔骑电动滑板车。他说他整个职业生涯里做过的事，都没有那个危险。

试错，包括及时离场

访谈最后是给年轻人的建议。

布拉特曼说花了很久才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他最开始是会计师，在德勤干了几年，很不快乐，人也变得越来越糟。最后辞职，换了条路。他是在私人部门工作的时候，业余时间读世界史、读发展、读穷国的书，慢慢意识到：等等，我可以把这个当职业。我可以去研究这个，甚至写这种书。

那时他甚至不知道这条路的存在。

他提到两种人生路径。一种叫志业（vocation）：你在这份工作里找到意义，工作几乎成了附属品，因为不给钱你也愿意干。另一种是把意义放在工作之外，家庭、志愿活动、爱好。他说这两种都好，而且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志业。

他推荐了一个方法：及时离场。他引自泰勒·考恩（Tyler Cowen）：电影看半小时不喜欢就走。他和妻子在纽约住的时候，把这套用在看戏上，第一幕不好就走。一开始妻子觉得这太奇怪，试了一次之后觉得极其解放。

我们开始多冒很多险，去看更多没看过的东西，不喜欢就走。我们经常中途退场。我意识到这就是我一直做的事：不停辞掉工作，去找别的。（克里斯·布拉特曼）

他马上补了平衡：有些事值得熬下去，好东西可能在后头。

关于死亡

最后一段对话聊到死亡。

布拉特曼说自己是个容易焦虑的人，特别在意把风险降到最低。他说自己从没遇到过生命受威胁的情况。

访者把他和徒手攀岩的亚历克斯·霍诺德（Alex Honnold）做了类比：都是把极端风险拆解成可控变量的人。布拉特曼说他连《徒手攀岩》那部电影都不敢看，太吓人。

问到存在意义上的死亡恐惧，他说他有一种惊人的能力，不去想它。也许是自我保护机制。

他讲了他的岳父，珍妮的父亲，一位退休的福音派牧师。两人当年谈婚论嫁时有过一场对话。岳父问他：你怎么可能相信死后什么都没有？这太可怕了。

布拉特曼的回答是：我没法让自己相信别的。别的可能性在我看来都不成立。他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件事从来没有困扰过他。人们因此焦虑、因此去寻找答案，完全可以理解，但他自己没有这种焦虑。

一个研究战争、常年出入冲突地区、天天计算风险的人，对死亡本身却是平静的。这个反差大概能解释他为什么能一直做这份工作。

访谈的结尾，主持人引用了爱因斯坦那句老话：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打，但第四次会用石头和木棍。

这句话放在2022年4月，分量不太一样。

• 下次看到一场战争，先别急着归因到领导人的疯狂或某个民族的野蛮。先问三个问题：做决定的人承担代价吗？双方的信息是不是都失真了？有没有一方觉得时间不在自己这边？激情和误判永远最显眼，前三个桶才是让局面变脆的原因。
• 把“和平地憎恨”当成一种成就来看待。印巴误射导弹那件事值得记住，敌对了七十年的两个有核国家，选择接受一个漏洞百出的解释而没有开战。你身边那些没撕破脸的长期矛盾，逻辑是同一套。
• 如果你在一个组织里做决策，主动去建一条能听到坏消息的渠道。独裁者最大的敌人是信息失真，而非外部对手。大多数组织的崩溃是因为在美化过的报表里自我说服，最后被现实击穿。
• 谈判时记住承诺问题的存在。对方不肯接受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方案，往往出于他不相信你未来会守约，而非他蠢。解决这类僵局的着力点是把条件开得更好之外的东西：第三方担保、分阶段交换、公开可核查的条款。
• 对自己的职业和关系也适用这套判断：如果长时间处在“两三个月就知道不行”的状态，及时离场是理性的；一旦确认了，就别再用随时退出的姿态对待它。布拉特曼换过五份工作，却在认识珍妮之后决定这一次要成，然后真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