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卡尔德利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帝国的兴衰

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里，有46%是被暴力推翻的。一千年间发生了大约120场内战。这个比例放在任何现代国家身上，都意味着政权合法性彻底破产，但这套系统在欧亚交界处运转了一千二百年。

拜占庭史学者安东尼·卡尔德利斯（Anthony Kaldellis）反复回到这个问题。他正在写一本新书，专门解释这件事：一个看起来随时会散架的政治体，为什么能在全世界最容易打仗的一块地方活这么久。

这期播客聊了将近四个小时，从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一直讲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横跨两千两百年。以下是其中信息密度最高的部分。

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帝国

先说最基础的一件事：拜占庭帝国不存在。

卡尔德利斯的立场很直接。这个国家从生到死都自称罗马帝国，它的臣民是罗马公民，也自称罗马人，一直到最后一天。所谓"拜占庭帝国"是后世史学家发明的标签。西欧人先叫它"希腊人的帝国"，叫了一千年，后来又换成一个更有政治用处的名字。现在这套命名正在瓦解。

他把举证责任推给了对面：说这个地方不是罗马帝国的人，需要拿出证据。而所有史料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我们一直知道这件事。这几乎是一种认知失调，你知道事实是什么，却继续装作不是。（安东尼·卡尔德利斯）

为什么西欧人需要一个"别的"东西？因为罗马在公元五世纪陷落，这个故事对西方文化的谱系太好用了。东边那半确实活下来了，但把它算进自家的祖先序列会很麻烦。于是干脆假装它变成了别的东西。

卡尔德利斯用了一个比喻：忒修斯之船。船在海上航行，零件一件件被换掉，到最后没有一块原始木料，但它还是那条船，因为关于它的故事没有断。

罗马史和希腊文化史、基督教史不一样。基督教史是一个宗教的故事，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国家、任何族群。希腊文化史也不依赖某个特定国家，古希腊人从来没统一在一个国家里，但人人都读荷马、读柏拉图。罗马史是特定国家、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历史，这个共同体就是罗马公民群体。它一直在变，但没有任何一个时刻，生活其中的人会觉得"我们不再是那个故事的一部分了"。

两千两百年，一条不断的线

快速过一遍时间线。王政时期，公元前八世纪到前510年，基本属于传说。国王被驱逐，共和国建立，贵族主导，但与罗马平民有各种形式的合作，这套安排撑了五百年。然后凯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的内战终结了共和，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此后是帝制，下一个一千年半都是帝制。

帝制可以粗分两段：权力中心在罗马，和权力中心在君士坦丁堡。两段之间的分界线划在哪里，学者们争了很久，因为这种大转变往往跨越很长时间。

卡尔德利斯提醒，395年东西分裂、476年西罗马灭亡，这些整齐的年份都是后人贴的标签。395年压根不是分裂，那只是一次普通的管辖权分配，一个儿子管东边，一个儿子管西边，之后又合并过，又分开过。476年也没有某一天突然发生，那是一个持续几十年的过程。

"有时候我们在谈论过程，有时候我们在谈论有长期后果的离散事件，这两者要分清楚。"

那有没有一条贯穿两千两百年的线索？有。它是一个关于罗马人民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叙事。所有的变化，只有放进这个故事里才讲得通。

212年：一次真的兑现了的承诺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Caracalla）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几乎所有自由居民。

敕令颁布了，而且它真的被执行了。这才是要紧的地方。

罗马公民权此前是慢慢扩散的，可以通过集体授予、将军授权、甚至外包给外邦城市自己选。到三世纪初，帝国境内最多三分之一自由人是罗马公民，其余人持有的是本地公民权，比如"我是亚历山大里亚人"、"我是雅典人"，适用的是本地法律。

敕令之后一切归零重来。罗马公民享有的权利和机会，包括进入罗马元老院，对所有外省人开放。一代人之内，皇帝全部来自外省，最有权势的官员也全部来自外省。

卡尔德利斯在这里打了一个现代类比：假如大英帝国在巅峰期把英国公民权授予所有殖民地居民，包括印度，然后让印度人进入伦敦的权力核心，甚至继承王位。这在十九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种族、殖民主义这一堆东西横在中间。罗马没有这道坎。

我们甚至不知道敕令的完整原文。只有一张 papyrus 残片，还是希腊文译本，拉丁原文丢了。但关键条款还在。同时代的证据也很明显：帝国境内突然冒出一大堆叫"Aurelius"的人，因为那是卡拉卡拉的家族名，获得公民权的人就跟着姓这个。

动机不清楚。卡拉卡拉自己说是宗教原因，希望所有人以罗马公民身份去神庙为他祈祷。同时代有史家说是为了扩大税基。也有可能是他身边的法学家在推动一个"全帝国统一共同体"的理念。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后果。

三世纪危机：五十年，二十六个皇帝

敕令之后是几十年的混乱。三世纪危机这个名字担得起：五十年内二十六个皇帝被杀，几乎全是将军，几乎全被自己的士兵杀死。249到262年还有一场大瘟疫，可能是天花或埃博拉，仅罗马城一天就死五千人，税基和兵源同时塌方。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帝国一度裂成三块。

卡尔德利斯提醒不要把这个危机看得太绝对。顶层确实在崩，但如果你去埃及，那里有一整柜子的 papyrus 文书，普通人的日子看起来没受什么影响。

这个提醒很重要。君士坦丁后来杀了不少家人，但如果你生活在高卢的村子里，这些跟你毫无关系，你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危机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所谓"高卢帝国"的分裂，跟行省人民想脱离罗马没有关系。那是一批行省将军想夺取帝位，只是暂时只控制了自己能打下来的地盘。他们的政治想象力里没有别的选项，只有"我们在这里搞一个罗马"。

真正收拾残局的是奥勒良，五年内把三块重新统一。然后是戴克里先，284年上台。

戴克里先的做法，卡尔德利斯的概括是：把问题变成了解决方案。问题是想当皇帝的人太多，因为一个皇帝管不过来所有前线。那好，就正式分出几个同僚来。这些人都是他在军中关系极好的伊利里亚人。有段时间同时有六个皇帝，最后收缩到四个，即四帝共治。分的是军事防区，行政系统在后方照常运转，跟着皇帝走。

配套的是一整套大政府：更大的官僚系统，可能更大的军队，为了养这些，需要更系统的税收，需要人口普查，需要收税的人。伊利里亚那几个省，也就是前南斯拉夫那片，面积跟苏格兰差不多，却在几百年里源源不断产出皇帝。原因很简单：那地方经济落后，年轻人参军是条出路，参军的人多了，升上去的机会就多了。

税是帝国的骨架

问卡尔德利斯，如果只能指一个因素来解释这个帝国的运作，他会指什么。答案毫不迟疑：税。

戴克里先的改革核心就在这里。在此之前，意大利是免税的。意大利是征服者的土地，征服者不向自己收税，靠别人交的税活着，等于一个巨大的税务天堂。戴克里先这帮人是从巴尔干上来的，他们想不通：凭什么意大利免税？那地方那么富。于是意大利开始交税。

至此，所有罗马人不仅有了同样的公民权和同样的法律，还有了同样的税制。戴克里先搞了一次全帝国普查，每个应税资产都被登记，从此可以编预算。这套东西的框架用了三百年以上，某些元素用得更久。

实际操作中，罗马没有一部成文的税法，它靠的是豁免。你向皇帝或官员申请：今年收成不好，蛮族过来把东西抢光了，能不能免掉这一项？皇帝经常批准。麻烦在于，皇帝时不时会发现官员自己在批豁免，于是不得不来一次大清理，把所有豁免作废，重新来过。到十一世纪，文献留存多起来，你能看到每个修道院、每个小村子、每个高官手里都攥着一堆豁免文书，层层叠叠，复杂到没法看。

但这套系统的好处是覆盖面。税不是一年收一次，可能一年收三次。交的也不只是钱和实物，还有劳役、兵员和各种名目。加上教会、硬币、历法，整个社会被编进了一张极密的制度网络。

卡尔德利斯反驳了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中世纪存在与世隔绝的农村社区，不知道皇帝是谁，税务官几年才来一次。他说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种社区存在。唯一接近的例子是基督教苦修隐士，文献里会说某人跑到山里深到"连人口普查的人都没去过"，这句话本身就说明当时人怎么理解"与世隔绝"。真正的村庄藏不住，每一块可耕地都被登记了几百年。

君士坦丁堡：用移民堆出来的城市

君士坦丁堡在君士坦丁手上不到三万人，两个世纪后到了五十万。这个增速在古代城市里不可能靠自然繁殖实现。

古代城市还有一个隐藏的漏斗：疾病密度太高，人口每年自然损失百分之一到三，光是维持不下降就需要不断进人。要涨到五十万，只能靠大量移民，主要来自希腊语区，希腊、小亚细亚、东地中海的大城市。

卡尔德利斯算了一笔账。他先前提到，君士坦丁堡初期要求大约两三千名元老住在城里。元老不住单身公寓，元老住庄园，庄园有仆役、奴隶、厨子、理发师。罗马那边估算一个元老家庭大约一百人，保守假设君士坦丁堡只有三十人，乘下来也接近十万人。这只是元老带来的人。

再加上君士坦丁为大约二十万人安排了免费面包配额。光这一条就足够吸引人往那搬。粮食从埃及来，等于新罗马从旧罗马嘴里抢食。旧罗马没饿死，因为它可以从北非和西西里调粮，但信号很清楚：国家的重心在东边。

君士坦丁：两个世界史级别的决定，和一桩没有解释的血案

卡尔德利斯把君士坦丁排在拜占庭最佳皇帝第一位。他给出的理由跟人品无关，那些决策的分量太重了。

建君士坦丁堡，皈依基督教并把帝国引上基督教化的道路，这两件事都是世界史级别的。没有几个皇帝做过这种量级的事。至于谁把工作做得更好，那是他另外一套标准，看的是有没有把事情办成，看结果有没有让臣民的日子变好。

人品另说。君士坦丁杀了很多"家人"，但这些所谓的家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上升过程中缔结的政治联盟。联盟不再有用，或者对方翻脸，他动手毫不犹豫。更麻烦的是他杀了自己的儿子克里普斯（Crispus），一个看起来相当能干且受欢迎的将军，紧接着又杀了妻子。两次都没有给出理由。

这一点很反常。罗马皇帝做这种事，只要能找到一个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就会动用全部宣传机器广播出去："克里普斯要造反。"这里一个字都没有。卡尔德利斯的推断是：那一定是无法辩解的事。

同时代的史家处理得更直接：克里普斯活着的时候，文献里全是赞美；他被处决之后，直接从记录里消失，从此没人提。这种沉默本身也是一种史料。

基督教没有征服罗马，是罗马收编了基督教

一个经常被拿来讨论的问题：是基督教战胜了罗马，还是罗马捕获了基督教？

卡尔德利斯倾向后者。

基督教有一套自己的胜利叙事，现代史家往往还在延续它：基督教战胜了古代宗教，宙斯和阿波罗被赶下台，动物祭祀消失。这个叙事的问题是，它只挑了一个方向看。往另一个方向看，是罗马国家，基督教既没有战胜它，也没有驯服它，它变成了它的一部分。

这跟伊斯兰教的历史很不一样。伊斯兰教出现时，没有一个现成的国家来接住它，它自己造了一个国家。基督教的处境相反：它诞生在一个非常成熟的社会和政治系统里。

君士坦丁时代有多少基督徒？推测是帝国的10%，可能还高估了。这群人里精英不多，大多是城市里的中间阶层，少数精英，少数奴隶。而帝国大多数人口在农村。这是一些集中在城市里的社群，政治分量有限。

那君士坦丁为什么皈依？过去流行一种解释：出于精明的政治算计。卡尔德利斯说他从没读到过一篇有说服力的论证，讲清楚那个政治收益到底是什么。主教确实是有用的社会影响者，但他们不会篡位，他们不构成威胁；而且很快就会发现，有些主教带来的麻烦远比价值大。

找不到政治解释，就只能回到个人解释：他信。他可能真的相信基督教的神在战斗中帮过他。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这就是支持这位神的最好理由。

但他不是一个从头到尾的虔诚信徒。他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跟基督徒讲话时他谈基督；面向全体臣民颁布一般法律时，他只说"好的宗教"，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我不明说。他在君士坦丁堡立了一尊巨大的镀金雕像，赤裸，头上有光芒，明显是从阿波罗像改的，所有人都看得出来那是阿波罗。

这个人身上同时挂着好几套符号，他在做品牌管理。

至于米尔维安桥战役前的那次异象，问题首先在史料。相关记载是战后几十年写的，其中一位作者说自己在几十年后跟皇帝吃过一顿饭，皇帝亲口跟他讲了这件事。这种材料不能照单全收，那是皇帝希望被记住的版本。而且君士坦丁一生有过很多次宗教异象，皈依基督教之前还见过阿波罗，他去高卢的一座神庙，阿波罗以光的形式显现。他每次想调整政策、重塑形象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次异象。

基督教传播得慢。5世纪中期才勉强算多数社会，6世纪初才算稳固，那时非基督徒还占10%到15%。从耶稣算起，这是半个千年。手段是激励加抑制：主教拿到资金做慈善、救济、抚养寡妇，皇帝和遗嘱把土地送给教会，让它有能力执行社会政策；另一头是越来越多的限制，禁止动物祭祀，禁止在树上系彩带许愿，非基督徒不能担任某些高级职务，遗嘱会出问题。一点点收紧，最后就成了。

它为什么这么能打？因为它长出了很多张脸。有智识的一面，神学与哲学学派的对话，能吸引知识分子；有公共仪式的一面，游行、节庆，可以接管古代节日的生态位；有入门仪式的一面，洗礼、信经、个人的来世承诺；它还钻进了宫廷、军队、街道、文本。士兵向三位一体宣誓。这种多功能性让它能同时插进社会的很多缝隙。

代价是分裂。排他性宗教天然制造冲突："我的信仰是真的，你的信仰按定义就是假的，甚至是邪恶的，是撒旦把那些念头放进你脑子里的。"古代宗教通常不产生这种强度的身份对立，也不驱动历史。基督教同时是更强的凝聚力和更强的分裂源。卡尔德利斯说他没法判定哪一面更重，因为两面都成立。

西边塌了，东边没塌

西罗马灭亡的机制并不神秘，是一个恶性循环。蛮族军队的压力越来越大，罗马国家压不住其中一支，只好安置他们，或者没能阻止他们占领某个行省，比如汪达尔人拿下北非。失去那个行省就失去那部分税收，没有税收就养不起军队，军队更少就更难应付下一波。汪达尔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一轮一轮。

东边为什么活下来？地理是其中一条。哥特人没有舰队，从色雷斯或西巴尔干过不到小亚细亚，抢不到那些更富的省份。他们被卡在巴尔干，逐渐被挤到西北边那块最不值钱的地方，最后想通了：那不勒斯好像不错。于是去了意大利。

这个机制是双向的。波斯人或阿拉伯人从东边打进来，通常也过不到巴尔干的省份。君士坦丁堡是一座固若金汤的掩体，指挥中心在里面，哪边出事就往哪边调兵，从另一边调援军。

更根本的一层是：地方社区选择留在罗马国家里。他们不会主动站到入侵者一边。麻烦过去之后，他们立刻恢复与君士坦丁堡的联系，因为那是他们天然的政治归宿。这才是卡尔德利斯真正想解释的问题。

君主制共和国

"拜占庭帝国"这个叫法，两个词都不对。帝国不对，是因为这个国家里根本没有一个词对应我们说的 empire。常用的两个词是 basileia，可以译作君主制，和 politeia，即政体。politeia 是拉丁语 res publica 的希腊语翻译。

res publica 跟"共和"无关，那是启蒙时代才有的用法。在拉丁语里，res publica 指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构成的"公共事务"、"共同利益"，不管它采取什么政体。西塞罗可以想象一个由国王统治的 res publica，也可以想象由元老院或民主统治的。罗马人在帝制下继续用这个词。皇帝的角色，无论叫凯撒还是巴西琉斯，是服务这个政体。文献里他们一直这么说。

所以卡尔德利斯提出的词是"君主制共和国"：一个罗马意义上的 res publica，由君主制政权治理，而皇帝被期待为共和国工作。

这个组合在其他王朝帝国里找不到，因为那些帝国不是从一个古代共和国里长出来的。

关键的结构性事实是：皇位没有法统。罗马的皇帝不是创建了国家的王朝，这个国家在共和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奥古斯都结束内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必须假装自己不是他实际是的东西：继续奉承共和的理念，"我不是国王，我只是担任了这几个官职，都是元老院授予的"。这层伪装本身很重要，说明他不得不装。

为什么不得不装？因为结束一场内战不等于不会再有下一场。他必须造出一种共识，让人们不想再打内战。如果他直接撕破脸，只会招来更多战争。而且就算靠暴力上台，也不能阻止别人用暴力上台，因为没人对皇位有权利。

数据：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有46%被暴力推翻。接近一半。每个皇帝都知道自己随时可能完蛋。保命的办法不是把可疑的人全抓起来杀光，那是卡利古拉和尼禄的路子，那条路通向死亡。最好的办法是让人民满意，这样有人造反时没人跟着走。

君士坦丁堡有一套惯例。你觉得这个皇帝不受欢迎，可以沿着中央大道进军，让人群跟着你，走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制造出足够大的声势，要求废黜皇帝。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不成功的时候，跟着你走的人会一路走一路消失，最后你一个人跑到圣索菲亚寻求庇护。这是一次竞价。另一些时候，人群真的恨皇帝，会把他拖出来，割掉鼻子。

所以皇帝一直在防止这种事发生，而最好的办法是施恩。

竞技场就是一场永久公投

选举给政府一个四五年期限的授权，这期间你可能不受欢迎，但你是合法的，因为制度在那儿。君士坦丁堡没有这种制度。它有的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公投。

皇帝出现在公共场合，所有人要欢呼，要喊口号。竞技场里十万人一起喊"配得上"或者"奥古斯都万寿无疆"，很好。但如果皇帝进去的时候人群沉默，欢呼有气无力，或者有人喝倒彩，他就知道出事了，得赶紧查是哪里出了问题，可能是粮食供应断了。

竞技场能装三万人到十万人，数字有争议，因为考古遗存有限。卡尔德利斯说三万是明显低估。它的形状今天还在伊斯坦布尔，南侧的弧形结构还能走进去。它紧挨着皇宫，皇帝不用走远。

这里不只是赛马的地方。皇帝在这里面见人民，宣示、公开惩罚、政治示威都在这里发生。蓝党、绿党、红党、白党这些赛车队，后来变成了有社会影响力甚至准军事力量的组织。

1190年代有个例子。阿莱克修斯三世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敲诈，对方说给钱，不然就打进来。阿莱克修斯决定征税，把人群召集到竞技场，宣布要开征"德意志税"。全场哗然，反对声浪大到当场撤回："那不是我的主意，不知道从哪来的，算了，不征了。"后来那位德意志皇帝死了，事情没发生。但这个过程能看出政策的回撤有多快。

任何大规模人群聚集的地方都能起这个作用：军队集结地、圣索菲亚、君士坦丁广场。军队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罗马人民，而且有时候是最有决定性的那一部分。如果一支军队在行省决定要换皇帝，那是很严重的事。

军队为什么几乎从不用于镇压

东方罗马帝国算不算军事独裁？奥古斯都的体制常被这么描述：说到底权力基础是军队。皇帝控制军队，军队常常对谁当皇帝有发言权，内战就是这么来的。

卡尔德利斯不认为这是军事独裁，理由很硬：他们几乎从不把军队当作社会控制的工具。

一千年里，这种事基本看不到。一部分原因是他不认为这个社会需要被压制。这回到前面说的共识：军队的职责是保护罗马人民，兵源常常就是人民，大部分时间里军队就住在人民中间。皇帝要调兵，调的是本地村庄里的士兵。

反过来看，动用军队镇压人民是有风险的。穆巴拉克在阿拉伯之春那三个星期里，一直在判断能不能指望军队向示威者开枪。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照做，这可以反噬得很惨，甚至导致政权更迭。这是很危险的武器，即使在现代也一样。

有一个人是例外：查士丁尼。

宦官：一套平行的权力轨道

宦官属于皇帝的家务班子，相当于白宫西翼。他们管皇帝的起居、寝宫、宴席、衣橱。为什么重要？首先，你整天跟皇帝待在一起，处理会面安排，人们可以找你走后门，你也收贿赂，你是管用的，因此也被恨。这种恨还有功能：人们从宫廷拿不到想要的东西时，需要一个发泄对象。

更有意思的一层是：皇帝怎么保证官僚系统不把自己架空？如果整个帝国的事务都由官僚处理，他们能自己长出规则来解决请愿、豁免、各种问题，那皇帝还有什么用？皇帝不希望被这种非人格化的机构遮蔽。办法是设置平行的权力轨道。

宦官特别适合这个角色。他们常常来自帝国之外，或者是前奴隶，跟本地豪族网络没有关系，权力完全依赖皇帝，因此忠诚度可以预期。皇帝有时候会把一支军队直接交给他们，就为了对冲那些根深蒂固的将门网络。一个管衣橱的宦官被派去统兵，让体制内的人没法确信靠关系就能拿到所有权力。

有些宦官极有能力。纳尔西斯（Narses）是查士丁尼的将军，在意大利打了一场大仗击败哥特人。他又老又小，还是个宦官，哥特人嘲笑他，最后笑不出来。

宦官不能有自己的家庭和后代，也就不用为子孙打算。来源有的是被掳走强阉的孩子，有的却是家族主动送去的。帕夫拉戈尼亚在亚美尼亚北部，那地方出宦官出名，有的家族把这当成一种家族战略，专门往宫廷里放一个人。

查士丁尼：无法被归类的那个

527到565年在位，统治时间很长。他是前任皇帝查士丁一世的侄子，两人都出自西巴尔干一个贫穷的农业社区。查士丁靠军功一路升上来，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位置，当上了皇帝，然后一步步把侄子推到继承人的位置。查士丁尼在38岁之前干了什么，文献里一片空白。我们知道他来自哪里，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上场时带着的装备是罗马法知识和一些基督教神学，看起来不像在军中待了几十年。

他娶了提奥多拉（Theodora），一个曾经的性工作者。当时元老娶这种职业出身的人是违法的，他说服叔叔修改了那条法律。卡尔德利斯的评价是：他显然爱她，这一点没有疑问。查士丁尼在自己颁布的一条法律里几乎就是这么写的。

他用人的标准值得单独说。他似乎只看这个人有没有才、对自己有没有用，完全不看社会阶层和声望。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群五花八门的人，有些名声相当糟糕，但都能把事情办成，而且办出的事情对世界史有长期后果。这是一种识别人才的眼力，加上不怕用别人看不起的人的胆量。

一部让全世界法学院还在学的委员会作业

查士丁尼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把全部罗马法压缩成今天所说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主持这项工作的是特里波尼安（Tribonian），一位造诣很深的法学家。

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罗马法，绝大部分就是特里波尼安的委员会认为罗马法是什么。原始版本早就没了，留存下来的都是这个东罗马版本。欧洲很多国家的现行法与之相关，法学院学生仍然要学。虽然在英美普通法体系里分量较轻，但罗马法关于财产、所有权的概念，后来在政治思想里塑造主权观念时起了极大作用。

内容上看，大部分是关于财产的。也有婚姻：法定婚姻要符合年龄、公民身份、亲属禁婚范围的规定。也有查士丁尼对同性性行为的态度，他认为那会引发地震，并且试图用相当严厉的手段惩罚，最终可以到死刑。

不过卡尔德利斯补了一刀：这个社会总体上不会系统性地追查所谓丑闻或越轨行为。没有宗教裁判所，没有社会警察。事情闹出来了才是问题，没有人会主动去调查、监控、审讯别人的私生活。尽管他们对性的看法跟今天不一样，实际做法上大体是让人待着别管。

提奥多拉在位期间权力极大。查士丁尼选人只看能力的作风也体现在她身上。

尼卡暴动：三万人，和一座被烧掉又重建的教堂

532年的尼卡暴动，首都人民起来反对他，街头混战持续了大约十天。他从外面调进军队，最后下令屠杀示威者，死者超过三万人。君士坦丁堡在那场火里烧掉了很大一部分。

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他后来重建的。这座建筑被公认为他最亮眼的成就之一，作为建筑和象征都极为耐看。但它烧掉的原因也是他。

这是理解查士丁尼的关键：好与坏的分量几乎相等，分量都很重。卡尔德利斯用布里丹之驴比喻自己的处境，两堆干草之间选不出来。

征服：赢了北非，赔了叙利亚

查士丁尼认为上帝授权他收复西罗马失去的行省。他确实做到了，这在他看来是上帝偏爱他的证明。他的手法是机会主义的，专挑那些蛮族王国最危急的时刻介入，利用它们的弱点吞并它们。

代价是：意大利被战火蹂躏了几十年。他把本该保卫君士坦丁堡的几支部队解散，派去了意大利，本土防线因此变薄。有些被征服的行省根本养不活自己，意大利到后来就不行。北非大概是划算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很难说。

最严重的一次战略失误是抽空东方的军队去打西方，结果波斯人长驱直入，摧毁了安条克。卡尔德利斯的判断很硬：你不能靠交出叙利亚来换取征服北非的通行证。

他也承认，征服本身从来不足以让人被称为"大帝"。如果要比评这些统治者，至少应该期待他们有计划，或者结局是好的。

541年的瘟疫：病原体确认了，死亡率没有

腺鼠疫，病原体是鼠疫耶尔森菌，这一点现在有实验室证据，一个世代前还只是猜测。这场瘟疫断断续续持续了两个世纪，在很大一片区域变成地方性流行病。

关于它的影响，学界有争议。有一派主张最激进的数字：人口死掉一半。卡尔德利斯不信。他的理由是操作层面的：如果真死了一半，这个社会在后勤上会直接停摆。

十四世纪欧洲黑死病留下了非常好的记录，那些社会基本停了好几年，才慢慢把东西重新拼起来。六世纪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查士丁尼当时同时在四五条战线上打仗，那些战争的叙述里看不到任何停顿，没有因为瘟疫中断的痕迹。税收照常，法庭照常。

所以瘟疫确实有影响，税基会缩，兵源会紧，社会会有大规模错位，但远不到一半。

希拉克略：一场自己也有份的灾难

希拉克略（Heraclius）没有进卡尔德利斯的最佳皇帝名单，这让很多人意外。他在西方中世纪文学里被当成第一位十字军，因为收复了耶路撒冷，夺回了真十字架。现代那些崇拜他的人，某种意义上是在延续一个非常长的传统，只是未必知道。

卡尔德利斯认为这笔账是平的，甚至是负的。希拉克略本人就是个叛乱者和篡位者。602年起罗马和波斯开战，波斯沙阿霍斯劳二世（Khosrow II）原本只是劫掠，很快意识到可以永久占领土地，于是军队开进来。当时的皇帝福卡斯（Phocas）也是篡位上台的军人，希拉克略从北非的迦太基起兵，608到610年打了三年内战。

这场内战把罗马军队从波斯前线调走，是给波斯人的一份大礼。而且主战场之一在埃及，埃及此前基本没被战争波及，现在被自己人打烂了。

希拉克略拿下君士坦丁堡，处决福卡斯，当上皇帝，然后面对一个比叛乱前糟糕得多的局面。

他最后确实打赢了。过程很不寻常：花了大约十五年组织力量，这期间波斯人和阿瓦尔人626年围攻君士坦丁堡，他没回去，留在东方整军备战。他不去打那些在小亚细亚流窜的波斯军队，直插对方腹地，先进高加索，再进美索不达米亚，破坏波斯的腹地和基础设施。最后召来中亚的突厥盟友，一路穿过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宫廷政变，霍斯劳被杀。

但这一切的后果是：两个帝国都成了废墟。几十年后阿拉伯人过来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这两个被打空的对手。

阿拉伯人的方向，没人防过

阿拉伯军队最初的目标是统一阿拉伯半岛。然后他们开始向外打，同时打罗马和波斯。

卡尔德利斯说这不是什么历史谜题：一支新成军、刚打赢的军队，门口摆着两个虚弱的对手。真正的问题在方向。这两个帝国从来没准备从阿拉伯方向防守。偶尔有些劫掠者，但不会有能征服你的军队从那儿开出来。整个防御部署的朝向都是错的。

而这两个帝国刚互相打了一场大仗，人力枯竭，资源枯竭。结果几乎是注定的。

失去的省份里，埃及最要命。埃及的粮食供养君士坦丁堡，那条线断了，接下来几十年首都人口急剧下降。

止血：从挨打到能还手，用了几十年

七世纪剩下的时间基本是在挨打。一直到660年代、670年前后，罗马人开始能在陆地上打赢，在海上守住线。这时候开始投资舰队，后来搞出了希腊火。

希腊火的配方和制法是国家机密，保密到什么程度？到今天学界还在争论它的具体构造，这本身就说明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可能是通过某种压力阀，把一个加热加压的容器里的可燃混合物从喷嘴喷出去，点火，等于向对方船上喷燃烧的凝固汽油，落到水面上还继续烧。

他们还有手榴弹版本。一个陶罐装着混合物，外头有点火装置，扔出去。扔人效果一般，烧一个人浪费一颗手榴弹，但扔攻城器械那种木架子很管用。

后来对付维京人也用过。940年代和1040年代维京人袭击君士坦丁堡，罗马人派出希腊火舰队，直接把对方烧掉。

与此同时是一整套痛苦的后勤和行政重组：军队撤进小亚细亚，就地防御、就地设堡、就地供养。这个过程花了很多年，最后弄出来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战略后勤系统，国家变小了，也变得高度军事化。

717年：一个刚篡位的人，守住了城

八世纪初阿拉伯人第二次围攻君士坦丁堡，那时候帝国真的只剩一根线吊着。恰好掌权的是个很能干的人：利奥三世（Leo III），刚通过政变上台。罗马精英可能正是因为知道这场大攻势要来，才倾向于把权力交给一个有本事的人。

准备做得极充分。城防、舰队、希腊火的使用时机、把阿拉伯人限制在特定区域让他们慢慢饿、耗，还有保加尔盟友。保加尔人几年前刚渡过多瑙河，定居在河南岸，后来保加利亚就是从那儿长出来的。

这场防守战几乎看不出运气的成分。所有要素都用得很准。利奥三世之后又统治了二十多年，儿子接班，形成了伊苏里亚王朝，虽然他们家不是伊苏里亚人。

圣像破坏：一场被写史料的人放大的争论

接下来是圣像崇拜的争议：教堂里的圣像该被尊崇还是该被销毁。听起来是神学问题，实际上牵扯到政治权力。

今天的东正教堂里满墙满顶都是圣像，每个能想到的空间都被圣徒像覆盖。这不是基督教教堂本来的样子，至少君士坦丁堡不是。这是那场争论的结果。

卡尔德利斯在这里给了一个重要的修正。他研究发现，普通民众对这件事没有表现出兴趣。真正认真投入的，是几个皇帝、一些主教、修院院长和修士，加起来可能一两百人。而这些人恰好是写文本的人。

你能找到的记载里，从来没有"君士坦丁堡人民起事，要求恢复圣像"或者相反的说法。皇帝改政策，几乎所有人都跟着转向：行，挂上，行，取下。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核心议题。

但那些真在乎的人非常在乎，而且他们写下了全部史料。所以你读到的历史，是这一两百人的历史。

最后主张圣像的一派赢了。他们的观点开始填满空间，字面意义上填满了教堂，一直填到今天。

十世纪：从活下来到再扩张

《金流血河》（Streams of Gold, Rivers of Blood）写的是955年到第一次十字军之间那段。卡尔德利斯写这本书有个私人动机：此前他写的都是分析性的东西，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叙事。这本书够成功，后来编辑找他写那本一千页的《新罗马帝国》。

955年，新的军事领导层上任，罗马人重新开始征服，主要集中在奇里乞亚、叙利亚北部、塞浦路斯、高加索，后来还有保加利亚。之后是一代人多的时间的稳定和繁荣。

然后三重打击同时到来。

东边是塞尔柱突厥。北边是多瑙河对岸下来的佩切涅格人。西边是南意大利的诺曼人。

他花了不少篇幅讲这三种敌人的性质差异。诺曼人是新式的西方战争方式，正面碾碎对手，而且手段极其残暴，用他的原话，就是恐怖分子。佩切涅格人大概是游牧骑兵。塞尔柱突厥也是游牧骑兵，但他们背后是中亚庞大的人力储备，而且他们进入小亚细亚之后做的事情，是把耕地变成牧场，这是一种生态层面的改造，而且不可逆。

传统解释把十一世纪的崩盘归因于内部道德衰败、文官皇帝忽视军队。卡尔德利斯认为主因在外部。他的方法论质疑是：一个社会突然遭遇一堆问题，你的第一反应总是去找它内部机制出了什么毛病，这是"衰亡论"模型训练出来的思维定式。另一种可能是，一个没有明显结构性缺陷的社会，遭遇了它无论如何也预见不到、准备不了的挑战。

他也不否认内部问题。马其顿王朝延续两百年后终结，继承危机的政治后果很实在。这个时期有好几个无子的老皇帝，没有王朝光环加持，于是大把买政治支持：发豁免、给现金、给头衔。这直接导致预算问题，然后又得征召大量军队应付各路敌人，压力更大。

不该用危机定义这个社会

卡尔德利斯反对把这个帝国的历史讲成一次次危机。他数得出来：七世纪三十年代的阿拉伯征服，一个十年就丢了；1070年代塞尔柱拿下小亚细亚，速度极快，后来只收回一部分；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主要来自法国的军队攻下君士坦丁堡，尽可能把帝国拆碎，虽然没能长久，罗马人重新集结收复了。

就这三次大的。

其余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在做的事情是巩固、重组、缓慢但稳定的经济增长、小规模但持续的领土扩张。

他提出的问题很尖锐：应该用这些短暂的外生冲击来定义这个社会，还是用它长达数百年的、内生的重建与稳定来定义它？他的答案是后者，毫不含糊。没人从外面来帮他们重建。

这也是他下一本书要处理的问题：这个社会的长寿和韧性从哪来。

终点：十四世纪初，回不去了

前面所有危机都能翻盘，唯独最后一次不能。转折点在哪里？

卡尔德利斯说是十四世纪初，1300到1350年之间。韧性的来源开始干涸。

大约1300年丢掉小亚细亚，意味着再也无法同时依托欧亚两翼，只能在欧洲一侧活动。然后是一连串内战，塞尔维亚扩张，黑死病。这几样加起来，再没恢复。

1300年的时候，这个国家从君士坦丁堡到亚得里亚海，是横穿巴尔干的一条带子。看着很小，但面积不比英格兰小多少，收入甚至更多，因为税制还在，皇帝还能收上大量黄金。

然后内战，一个叛军跟塞尔维亚人做交易，把一半领土送出去。到这一步就结束了。

奇怪的是突厥人又花了一个世纪。1453年，其实本可以更早。1400年前后看起来就要收尾了，结果帖木儿从中亚过来把突厥人打垮，他们的国家碎了一地，重新开始一轮重组，于是又拖了五十年。

为什么会终结？外国入侵。没有别的。他们扛过了很多次，但只要输一次就丢一块地，输得足够多，就没有可以退的地方了。

它本可以再活一千年

卡尔德利斯说他完全相信这一点：如果没有那些它扛不住的外来入侵，凭它的税制、政策生成方式、政治运作方式、代表机制，这个帝国可以再运转一千年。

他的证据是反面清单。看那些让国家失败、碎裂、变得不可治理的因素，这里一个都没有。

没有分离主义运动。唯一一个真正要脱离并成功的是保加利亚，1018年被征服，1185年独立，不到两百年。其余一千二百年里，行省人抱怨税重，但不想离开，也没有任何动作。

中央从未失去征税能力。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农业叛乱，这在其他所有同类帝国里都发生过。

没有人试图分割这个国家。法兰克人在查理曼之后分了，罗马没有。也没有军人割据一方、自建独立政权。一个都没有。

那他怎么解释这种稳定？

他先做了一个对比。英国君主制、葡萄牙、日本，这些长寿政体有一个共同点：都在边缘，是岛，或者被挤在角落。而这个社会正好处在全世界帝国缔造和新宗教兴起的主要走廊正中间。这是你能选择的最危险的居住地段。它能活下来本身就很反常，活不下来才是常态。

所以答案分两部分。

第一，当局做了极大的努力说服臣民，说他们是为臣民的利益在统治，而且在多数情况下确实这么做了。

第二，它有一个极其紧密的统一身份：罗马人，东正教徒。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清楚自己周围全是既非罗马人、也非基督徒的敌人，而他们不想活在非罗马人、非基督徒的统治之下。

这两个因素加起来，让所有人有理由维持这个东西。替代方案更糟。

卡尔德利斯强调"足够"这个词。不要理想化。他们不是手拉手在街上跳舞。他们一直在抱怨税，因为抱怨没有代价：你可能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但抱怨本身不会让你倒霉。所以抱怨是系统的一部分，是健康信号，就跟抱怨天气一样。

皇帝的说法和皇帝的做法

罗马帝国对臣民投射的那套形象，卡尔德利斯称为 persona。它由法律、颂词、请愿回复这些渠道同时播出，内容大致固定：当局对臣民的需求是有回应的，是负责任的；他们清楚自己在行使公共权力，授权他们行使这套权力的唯一目的是为臣民谋利；他们是主动的，在问题发生之前就预先解决；他们极其勤奋，皇帝常用的陈词之一是"不眠"。

查士丁尼公开被称为"不眠的皇帝"。这件事连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整夜不睡，随时把官员叫来讨论战争、建筑、法律、神学。

（顺带说，当时也有传说认为他的头会自己飞出宫殿，那是另一个版本的"不眠"。）

这套说辞跟宣传有什么区别？宣传意味着说和做之间有一道大缝。卡尔德利斯从马基雅维利那里学到的判断方法是：看人做什么，不看人说什么。他对东罗马的研究结论是，这些皇帝和当局大体上是真诚的，他们说要做的事，总体上做了。不完美，当然不完美，人类社会的腐败、滥用应有尽有。但整体上存在一种足够水平的理解，而且他们有动机这么做，因为处境也很脆弱，需要臣民相对满意。

修辞本身也有力量。他举了个自己的例子。做了多年系主任，他见过两种院长。一种说：抱歉，预算不好，得砍你们的项目。另一种说：我完全支持你们在做的事，我是人文学的捍卫者，不幸的是预算这样，我们得砍一些项目，但我保证，一旦有了钱，我们立刻恢复。

两种说法指向同一个实际结果，产生的配合度和共识完全不同。

最好的修辞有一个前提：你得相信它。你说了不做，它就失效了。行动是让修辞变得有力的最好方式。

这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给僭主的建议是一回事。僭主通常被憎恨，死于政变。那怎么自保？可以从遵守法律开始，让臣民也遵守法律，为他们的利益工作。他实际上是在劝僭主变成仁慈的君主。而让臣民相信你是个合法的仁慈君主的最好办法，就是真的做一个。

罗马、基督教、希腊：三种身份叠在一起

问一个罗马人"你是罗马人还是基督徒"，答案会是"都是"。

但再追问一句"罗马人和基督徒是一回事吗"，稍微想一下，他们会说不。基督徒里有很多非罗马人，保加利亚人、罗斯人，罗马人不会因为他们信基督教就把他们当罗马人。反过来，他们也非常清楚历史上有过不是基督徒的罗马人，怎么知道的？教堂里几乎每周都在纪念被罗马皇帝杀掉的殉道者。罗马皇帝对基督徒施暴这件事，是他们反复记忆的。

所以这两样东西从来不完全重合。有些场合你更是罗马人，有些场合你更是基督徒。卡尔德利斯说他喜欢找那种人物：有的史料会记载某人"不太在意基督教那一套"，就是个政客，干自己的活；另一些人物完全投入东正教和修道生活，对罗马那一套毫无兴趣。

还有第三种选项：希腊的东西。语言是希腊语，文学是希腊文学，有人一头扎进古典里去。

他把这个社会看成一个实验室，三种元素以各种奇特的配比共存。通常都是配比，偶尔有人想在某一种上做纯粹派。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时是罗马的、基督教的、希腊的社会，虽然三者的配比一直在变。

现代能拿走什么

美国算不算帝国？卡尔德利斯说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和"帝国"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已经不需要犹豫了，学术界也在不带讽刺地用这个词。

他给出的第一条经验是：投资于对多数臣民有用的制度，即使他们要为这些制度付出代价，也要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付这个代价，这对统治阶层自己也有好处。前提是你在考虑长期成功，短期收益不在此列。

罗马人修路修了几百年上千年，制度也一样。基督教教会就是他们建的制度之一，他们建东西是为了长久。

第二条是马基雅维利那条：缩小修辞和行动之间的落差。

他说美国有个特殊问题：它宣告的目标常常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记得当年有人试图说服大家，入侵阿富汗是一场女权主义的战争，新闻里全在讲阿富汗女性处境多糟。他的反应是：你真的想让我相信这就是你派军队过去的原因？

他研究的社会里，军队是最大的一笔开支，而且它做的基本就是皇帝说的那件事：保护臣民。不是全部时间，有时皇帝会带兵出去打一圈，抢点东西回来，给皇帝增光，这确实发生。但大部分时间，它就在干那件事。而在前现代的条件下，搞影子外交政策之类的东西很难操作，不在选项里。

美国的情况不同。它擅长造战争技术，从希腊火到今天的东西，加上那些崇高目标，加上战争技术能带来的利润，落差自然会扩大。

越南战争也是同一课的重复。那场灾难严重到美国不得不放弃征兵制，转向职业军队，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有政治空间去打那种规模的战争。这种事在君士坦丁堡不会发生。打输一场战争会被批评，但"你用军队去做别的事"这种指控不成立。

卡尔德利斯不想被国王、君主或皇帝统治。他明确说自己不是在提倡任何东西，只是在解释。民主制度有它自己的代价：我们想每四五年换掉领导人，连带换掉他们的专家团队和政策设计者，这也是有成本的。

人性有没有变

他读研的时候，后现代主义正盛，学界很流行一种看法：不存在所谓人性。人类历史是一系列不可通约的切片，你没法从一个走到另一个。

他不同意。他站在修昔底德那一边：人会爱，会恨，有野心，会无能，你在任何二三十人的群体里都能找到差不多的类型分布。文化会来拧那些旋钮，这是他觉得有意思的部分，但旋钮的范围就是一到十。

他也不认为文化系统或意识形态能把每个人的脑子完全殖民，让所有人变成克隆体。历史行动者有时候就是能自己思考，能跳出框子。他遇到这类人时总是留着这个可能性。

至于人类历史走到哪一步了，他不喜欢用开头、中间、结尾来想，更愿意分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狩猎采集，占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第二个是农业革命，开始有剩余，能撑起复杂社会。第三个是工业和技术革命，正在改写人能做到什么、可能成为什么。

第四阶段几乎一定会有。到那时候回头看我们，大概会像我们看罗马人：明白你在做什么，明白你用的是当时的技术和材料，但我看得出你在干什么。你有家庭，有军队，你埋葬死者。

他对未来谈不上乐观或悲观。他成长于冷战，八十年代有一种普遍感觉：核战争随时可能发生，把一切抹掉。而八十年代的大众文化全是欢快、天真、无所谓的，两者完全不相关。到了九十年代，冷战结束，所有人反而抑郁了，音乐变得哀怨。这种情绪和客观状况之间没有对应关系。

他承认技术在制造新问题，但也有大量事情一直在变好。他说很多问题是可解的，只要能把一些精英管住。这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

可以拿去用的几条

• 读任何一段历史之前，先问它的名字是谁起的。"拜占庭帝国"这个标签背后有六百年的政治动机。把这个词换回"东罗马"，你对它的所有直觉都会重新校准。
• 看一个政权，别听它说什么，看它把最大的那笔预算花在哪，以及这笔钱实际在做什么。东罗马的军费基本花在保护臣民上，这是它能收上税的原因。
• 判断一个组织的稳定性，不看它有没有危机，看它有没有内生的重建机制。没有分离主义、没有军阀割据、中央征税能力从未中断，这三条比任何一次军事胜利都重要。
• 读史料先看作者是谁。圣像破坏运动那场争论，真正在乎的可能只有一两百人，而恰好是他们在写全部文本。你读到的强度，是写作者那一小群的强度。
• 如果要做长期的事，就把制度建得能解释自己为什么存在。罗马人修路修了上千年，也建了教会，他们建东西的时候想的是几百年后。
• 修辞不能替代行动，行动也替代不了修辞。同样的坏消息，两种说法产生的配合度天差地别，而唯一让好说法站得住的前提是：说的人自己信，而且真的做了。
• 听到"某国在传播民主"这类说法，把它和它实际在做的事并排放一次。落差有多大，可信度就有多低。这个检验方法对两千年前的罗马和今天一样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