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卡拉汉：Channel 5、荒诞报道、QAnon、O-Block、政治与亚历克斯·琼斯

2020 年 5 月，明尼阿波利斯骚乱的第二晚。安德鲁·卡拉汉（Andrew Callaghan）被一个大学同学和她的两个闺蜜接上车，往 Lake Street 开。Kmart 在烧，Target 在烧，整条街都在冒烟。同学递给他一支麦克风，指着街对面说：“去跟那个人聊。”那个人手里攥着一瓶莫洛托夫鸡尾酒，十几分钟前刚把 Kmart 点着了。

安德鲁问：“我该问他什么？”

“问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走过去，开口问：“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那人说，这里发生的一切本来就该发生。这是我们的感受。这正确吗？不。这对社区有好处吗？不。但这就是我们的感受。

“这就是我们的感受。”这句话几乎成了他后来所有作品的底色。（安德鲁·卡拉汉）

在此之前，他靠“Quarter Confessions”（街区忏悔）在 Instagram 上出名，穿着从 Goodwill 淘来的 12 美元灰西装，在波旁街上拦住醉汉，问他们“你内心最深最暗的秘密是什么”。喝多了的人什么都肯说：乱伦、出轨、杀人。在此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出现在骚乱现场、抗议现场、边境线上的记者。这条分界线，把他的人生切成了两半。

八年级的那撮蘑菇，把他永久留在了另一个视觉世界

要理解安德鲁为什么能在燃烧的 Kmart 前面镇定地递出麦克风，得先回到他八年级的那个早上。

他在朋友托比家吃了八分之一盎司的裸盖菇。这个量对成年人是正常剂量，可他当时才十三四岁。第二天醒来，他发现世界变了：视野里永远飘着一层雪花状的噪点，物体边缘会轻微变形，墙壁像在呼吸。他以为过几天就好。没有。他得的是 HPPD，致幻剂持续性知觉障碍。

“这个雪花现在就在房间里。它在你身上，到处都是。HPPD 目前没有治愈方法，它是终身的。”（安德鲁·卡拉汉）

目前医学上唯一确认有效的缓解手段，是酒精和苯二氮䓬类药物。这解释了他少年时期那段每天放学灌一瓶 Mickey's 麦芽酒的日子，40 盎司，绿色瓶子，瓶身印着一只大黄蜂。酒精能让雪花变淡一点。

HPPD 还常伴随两种更麻烦的东西：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和现实解体（derealization）。前者是“我不真实，但世界还在”，后者是“世界是我脑子投射的幻觉，只有我是活的”。他两个都经历过。用他的比喻，感觉像灵魂被塞在一件血肉做的宇航服里，你躲在眼睛后面操纵它，可那并不是你的身体，那里也并不舒服。

有个细节很说明问题：他把新闻课当成了应对这种症状的治疗工具。九年级那年他同时得了 HPPD，同时进了卡尔文·肖老师的新闻课。往极端现场跑、把自己放到事件最前沿、被人拍摄，这些行为给了他一种“我确实存在”的确认感。他看着自己出现在 MP4 文件里，就知道自己确实在这个星球上待过。

这件事解释了他后来的镇定。无数人把他的风格形容成“疯狂”“不怕死”“什么都敢拍”，可那副镇定来自一个更朴素的地方：站在危险现场，比待在自己脑袋里更舒服。

第一篇稿子的标题是《深入暗网：与一名杀手对话》

他的高中是一所另类学校。卡尔文·肖老师允许他整天不在学校，只要天黑前回来交一篇稿子，就给他记出勤。于是他背着包在 Seattle 到处走，见人就聊。

九年级那年他发现了 Hidden Wiki，那种列出暗网服务目录的页面。上面有一栏写着“雇佣杀手”。他真的发消息过去，说自己想在学校里解决一个人，问要多少钱。对方回复了。他把这段对话写成了稿子，叫《深入暗网：与一名杀手对话》，署真名发表。

“那个人可能是个卧底探员，也可能不是，谁知道呢。我当时躲在 Tor 浏览器后面，所以其实没什么可怕的。”（安德鲁·卡拉汉）

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用匿名网络接触暗网杀手服务，然后署真名发表。这个组合本身就说明了他对待风险的方式：他看上去鲁莽，其实把风险和匿名性都算得清清楚楚，然后照样往前走。

70 天，一个背包，一张去巴吞鲁日的单程灰狗票

大一的最后一天，他把所有东西留在宿舍，坐上有轨电车去灰狗车站，买了一张去巴吞鲁日的单程票。计划是从路易斯安那搭车回西雅图，全程不带钱。

促使他做这件事的是大一的校报经历。他在 Loyola University 的校报《The Maroon》干了一整年，却没资格自己选题。编辑分给他的是：教皇访问新奥尔良、法国区恢复玻璃回收、校园禁止平衡车。他想做的是荒诞报道（gonzo journalism），而传统新闻编辑部的晋升阶梯看起来并不能通向那里。

于是他读了大量二战后流浪汉文学，其中一本是老流浪汉 Ed Buryn 写的《Vagabonding in America》。书里那些“栅栏上的记号代表这户人家有免费汤”的内容早就过时了，但有一件事还有效：哪些铁路小镇对流浪者友善。Dunsmuir、蒙大拿的一些地方，从六十年代延续下来的态度一直没变。

第一趟车就出了意外。他在 Crowley 附近的路边等车，那是一个以男妓闻名的卡车停靠点。一个洪都拉斯小个子男人停下车，皮夹克上钉满金属铆钉，一句英文不会说。安德鲁以为遇到了好心人。结果对方把他带到南方那种带隔间的私人影院，买了两个隔间，然后在他旁边开始自慰，还说“我带了钱给你”。

安德鲁解释自己只是个普通搭车客。对方大笑，说“我的错，我以为你在卖”。然后一路把他送到了休斯敦。剩下的四个小时车程里，两个人默契地聊了一切话题，除了那件事。

“我口袋里其实有刀，但我不想捅他，尤其不想在那个地方捅。”（安德鲁·卡拉汉）

这 70 天里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和善意有关，方向却出人意料。

那些车后贴着耶稣鱼标志、车窗上贴着一家四口火柴人的基督徒家庭，从来没有一次停下来。他们会全家一起朝他竖中指，全家一起朝他扔整罐的 Dr Pepper，全家一起喊“去死吧，嬉皮士”。反而是边缘人群停得最勤：持季节性签证的工人、油箱只剩四分之一的人、正在跟毒瘾搏斗的人。他们普遍以为他没车，只能靠搭车赶去上工，于是愿意绕路把他送到目的地。

“那些最有基督教家庭价值观的人，从来没给过我一分钱的慈善，连一次对话都没有。真正伸手的是边缘人。”（安德鲁·卡拉汉）

Lex 在这里补了一句自己的观察：很多宗教社群构建了一套价值体系，靠这套体系确认自己比别人好，而这套体系反过来会把人推成刻薄的人。安德鲁说他从没从这个角度想过，但这个说法是真的。

波旁街的那份工作，让他见识了什么叫人间战场

回新奥尔良后，他在波旁街和 Iberville 街角的一家高档餐厅当领位。餐厅叫 Bourbon House，菜不错，价格虚高。他们要在一整条几乎人人都在呕吐、打架或半裸的街上，维持一套高级餐饮的门面。

店里有条规矩：给客人上菜时不能往窗外看。窗外是整面落地玻璃，波旁街的一切一览无余。有一次他正在给客人介绍红米饭和克里奥尔菜，窗外一个戴着蝙蝠侠面具、全身赤裸、脖子上挂着十二串珠子的男人正在自慰，整间餐厅的人都跑出去拍照。经理斯蒂芬看着他说：“眼睛给我盯着桌子。”

午夜下班后，他得走十二个街区回法国区的家，住在一对卖冰毒的男同性恋情侣楼上。这段路他形容成《游侠战队》里的场景。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做了“Quarter Confessions”。灵感来自身边一个朋友的建议：做个出租车忏悔的翻版，问路人最深最暗的秘密，第二天发出去。第一条就爆了。内容大多是乱伦故事，也有杀人自白。

有个大概十五岁的男孩告诉他，自己刚在 Magnolia 操场杀了一个人，因为那人性侵了他妹妹。安德鲁当场搜新闻，真的搜到了：一名无家可归男子在 Central City 操场被行刑式枪杀。他问那孩子为什么要把这事告诉他。孩子说：“发出去啊，我想火，记得 @我。”

“我当着他的面把素材删了。我说，看见这个垃圾桶按钮了吗，我现在就按。以后别再跟任何人说这件事。”（安德鲁·卡拉汉）

新奥尔良的凶杀案破案率是 22%。这意味着大多数时候，人们真的会跟你讲。

可“Quarter Confessions”做久了，他心里开始不舒服。几乎所有上过节目的人，后来都或多或少后悔。波旁街是个什么都行的氛围，可这段视频被搬到网上，五年后那个人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孩子会搜到自己爷爷年轻时在讲吃屁股的事。他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在做伏击式采访，表面上和善，目的是做出好笑的东西。Ali G、Borat 都这么干，这不违法，但他不想继续了。

一辆房车，四万五的年薪，和一个叫 DJ Soft Baby 的人

2019 年 5 月他大学毕业，一周后接到一家叫 Doing Things Media 的公司电话：我们给你一辆房车，年薪 4.5 万美元，油费、饭钱、每周两晚酒店全包，你出去做内容，我们在后台支持。《All Gas No Brakes》就这样诞生了。名字来自他自出版的那本搭车日记。

节目最初的设定换了个问题：不问“你最深的秘密”，改问“你经历过最疯的一次迷幻旅程是什么”。第一次测试在博尔德，一位女士讲了她在 Peyote 静修营见到祖先外星人的经历。他们以为在嬉皮士和流浪朋克身上很容易挖到这类故事。

第一站是火人节。问题来了：火人节极度排斥拍摄，它号称是一个非商业化、礼物经济、互相参与的逃离现实之地。参加者却大多是硅谷高收入人群，来这里是为了卸下身份，变成“burner 人格”：吃氯胺酮、戴万花筒眼镜、戴蒸汽朋克帽子、在沙地上奔跑。

他们在火人节电台做了场广播，自称“迷幻记者”，公布了房车停的位置，说我们搭了一个播客棚，专门聊迷幻旅程。两小时后，十个人在房车前排起了队。这个办法替他们完成了筛选。

采访里有位叫 Rosmah 的女士，说她在伯克利的若干圈子里以“多高潮”闻名，能只靠眯起眼睛、用意念制造连续不断的性高潮。还有一位火人节艺名叫 Kimbo Slice 的男士，详细描述了吃了四分之一盎司蘑菇后上厕所的体验，说在粪便冲入马桶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和前世。

真正的麻烦来自一个叫 DJ Soft Baby 的人。他穿着金色紧身连体衣，戴着万花筒眼镜，光着上身，一边跳舞一边把一碗浓汤往脸上抹，边抹边喊“这汤太好喝了，我要汤覆盖我全身”。安德鲁只是让他跳个舞拍点 B-roll。第二天早上视频发出去，Doing Things Media 的 CEO 打电话来说：所有页面都被下架了。那个往脸上抹汤的人，是 MIT 的顶尖人物（安德鲁自己也不确定是 MIT 还是哈佛）。他打了几个电话给大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把整个 Instagram 页面矩阵给封了，直到公司同意永远不再发布那段视频。

“那是我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接触到嗑药的权贵。”（安德鲁·卡拉汉）

被解雇的那个下午，费城南部的沃尔玛停车场

2020 年，事情开始加速。Eric Wareheim（Tim & Eric 组合成员）给他发私信说“我们来做一档节目”。三天后他接到电话：Jonah Hill 想加入。再然后，A24 说想做电影而不是剧集，并且允许他继续运营线上品牌。

A24 问他：你想拍什么电影？他回答说，2020 年会发生这些事。如果特朗普赢，全国大城市会暴乱；如果特朗普输，民兵和他的死忠会在华盛顿试图政变。所以他要跟拍大选前的造势，再拍结果出来之后发生的事。A24 说好。

问题出在合同上。他 21 岁签的那份合约，在说唱圈有个名字，叫 360 合约：他在合同期内的任何收入，公司都要抽 100%。就算他去 Sbarro 或 Quiznos 打零工，那每周 500 美元也归公司。他没读细则，因为当时 4.5 万年薪加一辆房车听起来太香了。

拍 A24 电影期间，Doing Things Media 的另一位合伙人要求他同时继续给线上节目供内容。他说一天只有那么多小时，要做也可以，节目利润要分我一半。对方的回应是：立刻解雇他，以及他雇来一起做的两个发小。

“我们当时坐在 Tim & Eric 公司买的那辆房车里，停在费城南部的沃尔玛停车场。煤气刚好用完，外面零下十五度，房车冷得很快。我看着手机，上面写着‘你被解雇了’。”（安德鲁·卡拉汉）

那位合伙人说了一句原话：“我在喜剧圈人脉很广，我们一夜之间就能换掉安德鲁。”

安德鲁给这件事起了个名字：配角综合征（sidekick syndrome）。当一个人参与了制作却不在核心位置，他会开始觉得台前那个人不重要，真正的大脑是周围这些人，观众不会在意换人。他没意识到的是，这档节目的全部来历都连在这个人身上：看过《Quarter Confessions》的人、读过那本搭车日记的人，才会来看《All Gas No Brakes》。

最后把他从合同里捞出来的，是 Jonah Hill 免费借给他的律师。

《This Place Rules》：从 Joker Gang 到 QAnon 家庭

2021 年 3 月，Channel 5 成立。这个名字的来历很好笑：拍《All Gas No Brakes》时，遇到难缠的路人，他们就自称 Channel 5，因为每个城市都有一个 Channel 5，对方一听“我奶奶会看到”就走了。后来他们发现 channel5.com 和 channel5.news 都没人注册。

那部电影最后叫《This Place Rules》，原名是《America Shits Itself》。开头是两个迈阿密人吵架：Joker Gang 和 Gum Gang。一个是“Joker 305，活着的古巴兄弟里最狠的那个”，安德鲁关注他很久了，因为他会在马桶上一边嗑 Percocet 一边抽烟一边即兴说唱。这场街头口角在电影里变成了美国左右极端的微缩模型：两个都觉得自己在为社会正义而战的人，互相对骂，最后打起来。

而在片尾，Joker Gang 成了说出最清醒那句话的人。

电影里另一条线是 Spencer 一家。2020 年 9 月“Stop the Steal”运动开始前，这家人完全不关心政治。四个月之内，他们的全部生活围绕 Q 的神话展开。安德鲁说，他从没见过一个心理战行动能以这么快的速度、这么彻底地吞噬一家人的心智。

最让他难受的是那家的孩子。孩子完整地走完了那条路：先相信希拉里是蜥蜴人，相信所有最黑暗的版本，然后醒过来。他对父亲的失望跟政治立场无关，真正扎人的是那句“他们让我爸失望了，他们令我们全家失望了”。按 QAnon 的说法，1 月 6 日是“风暴”降临的日子，军队会动员，深层政府成员会被逮捕，特朗普会坐直升机回来夺回国家。什么都没发生。第二天，特朗普本人几乎在谴责这件事。

“特朗普说唱歌手 Forgiato Blow 跟我说，很多人的自尊心被 1 月 6 日伤到了。”（安德鲁·卡拉汉）

说到 QAnon 的机制，安德鲁提了一个猜想：QAnon 可能本身就是一场转移注意力的行动。它把刚刚接近阶级意识的人，一把推向“蜥蜴人住在月球上”“希拉里在镜头前吃婴儿”这类叙事，顺便让人相信两件事：一，不存在保守派的深层政府，特朗普跟庞大的企业宣传机器毫无关系；二，民主党建制派是唯一的深层政府。这个猜想未必成立，但它解释了一件事：

这个猜想未必成立，但它解释了一件事：为什么这些阴谋论总是出现在人们快要看清金钱流向的那一刻。把注意力从“谁在真正分配资源”引开，引到月球上的蜥蜴人身上，成本极低，效果极好。

关于 Alex Jones，安德鲁的态度比外界想象的复杂。他说 Alex 在镜头外和镜头内是同一个人，不是表演。他提到 Alex 的演播室条件好到 MSNBC 级别。他还提到 Alex 当时警告过他：“我知道你觉得把我放进这部电影是好主意，但你会因此遭到严重的反弹。”

反弹确实来了。HBO 给他安排了媒体培训，教他怎么回答“你在给问题意识形态提供平台”这类问题，标准答案是“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他一条都没用。他说自己不想被媒体训练，他更愿意自由地说话。

CNN 直播间的那个清晨，和 NPR 后台的两层 N95

电影上映前的宣传期，某天早上七点，他坐在 CNN 演播室，前一晚刚在时代广场做完一场演出，人还没醒。主持人 Don Lemon 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国会山暴乱前夕，Enrique Tarrio 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他当场反问：这跟 Tarrio 无关。真正该问的是，像 Fox、MSNBC，还有你们 CNN 这样的机构，如何用 24 小时新闻循环激怒观众、制造广告收入、让美国人互相对立。

对方说：“CNN 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

他回答：“我没说你们是假新闻，我没说你们在撒谎。我说的是，你们在直接煽动一半的国民，因为你们需要一个正在衰亡的平台继续赚钱。”

他妈妈当时在看直播，发短信问他：你在干什么。

下节目后，A24 派给他的宣传陪同脸色铁青，说刚收到时代华纳高层的邮件。他这才知道 CNN 和 HBO 是同一家公司。整个媒体行程被取消，所有原定的深夜脱口秀全部作废。

只剩最后一场：波士顿 NPR 的放映会。他坐在观众席里，看着人们被电影逗笑，心情不错。回到后台，一位 NPR 记者在那儿等他，戴着两层 N95 口罩，拒绝跟他握手，理由是“你最近接触过一些人，我不想沾到他们的细菌”。

坐下后第一个问题，当着全场观众：“你觉得 Sandy Hook 的家属会怎么看你在电影里给 Alex Jones 提供平台这件事？”

“我回答她，Sandy Hook 家属在康涅狄格庭审时的代理律师 Mark Bankston 亲口告诉我，Noah Pozner 的父亲 Leonard Pozner 是这部电影的忠实粉丝。”（安德鲁·卡拉汉）

这句话让对方闭了嘴。可整场对话仍然围绕“你在剥削精神病患者”“你在传播阴谋论”“有人会说你是虚假信息记者”展开。NPR 从未发布这场活动，现存唯一的影像是波士顿一位叫 Rob 的粉丝用手机竖屏拍的，发在 YouTube 上。

Lex 在这里替他说了句重话：那部电影对 Alex Jones 的批评非常精准，而且是用最艺术的方式做的。它让人看到，Alex 更在意的是这整套东西带来的生意，而不在意被他煽动起来的人会付出什么代价。它没有用手指着人骂，它只是把那些荒诞的层次摊开：娱乐、煽动、以及从不计算后果的那部分。

电影上线前八分钟的那条短信

2022 年 12 月 30 日，HBO 项目上线。上映时间他 11 月才被告知。那五十天里，他每天数着日子，像小孩等圣诞节。上映前两天，他一个人跑到莫哈韦沙漠，开了一间酒店房，坐在里面等。

上线时间原定太平洋时间晚上八点。七点五十二分，他收到一条短信，来自一个几年没联系、他以为关系还不错的人。内容是：希望他拿出一部分 HBO 的片酬，补偿对方这几年累积的治疗费用，因为她觉得自己当年是在他的压力下才同意的。

他没有回复。七天后，对方在朋友的帮助下发了 TikTok 视频，一场线上运动随即展开，媒体很快跟进。

他后来才知道，对方当时已经有律师，那条短信的目的是制造一份可用于民事诉讼的自认证据，标的额是几百万美元。

“我不反对赔偿成为真正伤害事件中私下问责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被伤害到无法工作，我认为对方应该得到补偿。但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是一次为了民事诉讼而制造证据的尝试。”（安德鲁·卡拉汉）

他讲清了事情本身的经过。当时他 22 岁，开着房车全国各地跑，每两天换一个城市，养成了一个他自己也承认很坏的习惯：把 Instagram 当约会软件用。到一个新地方就发定位，翻私信，找粉丝出来玩。不总是女生，但很多时候是。

他和这个人没有发生性关系。有过一次双方都同意的亲密接触。两周后对方主动联系他，说“我不想你误会，我觉得这不能怪你，只是你来得有点猛，我不想让你失望，所以我就顺了”。他说这句话让他很难受，因为如果对方当时说不想，他一定会说那当然不要。他也提到对方告诉过他童年创伤史，正在接受 PTSD 治疗，他觉得关系推进得太快了。他道了歉，说随时可以打电话聊。

大约半年后，在 Sturgis 摩托车周，他收到朋友短信：“你现在正在被取消。”他打开手机，看到一张自己的丑照被截图，配文是“主持 All Gas No Brakes 的那个丑逼失败了，他明知故犯地伤害了我朋友还全身而退，你关注他我就私信问你为什么”。发帖的人他不认识，对方给他合作过的每一家制作公司发邮件，给成百上千的人发私信。他挨个给过去一年里所有有过亲密关系的人打电话，问我们之间没问题吧。最后他找到源头，联系上当事人，再次道歉。对方说：道歉我接受，对不起，是我朋友问我能不能替我发声，我当时心理状态不好，看到你越来越红，就答应了。他们在私下和解了。

两年后，电影上线前八分钟，那条短信来了。

他不想在上线期搞砸发行，把处理权交给了公关公司。公关公司的方案是在 TMZ 发一条“安德鲁·卡拉汉深感痛苦”，配一张他在 NBC 的画面。他到现在也想不明白这个方案为什么能帮到他。

他说，他不愿意把一切归因于最初那件事是被人设计的，因为后来确实有其他人发了类似的视频，说明他的行为模式确实存在问题。他的原话是：我要完全朝向问责，而不是怨恨。我在这个情境里的角色是什么？我怎样才能再也不让任何人有那种感受？

他给这套反思配了一句很实在的话：作为男性，从小被训练成必须在任何性接触里当主动方，男追女，她说不要就是要。这套脚本本身就有毛病。如果你在关系里扮演主动角色，而对方有创伤史，对方可能会因为害怕而同意，而你不会察觉，因为你不觉得自己是会越界的人。

他不愿意细说，但说得很清楚的那段日子

事情发生后，他进了戒瘾项目，先是从 AA 开始，后来找到更针对他问题的专门项目。

最难的时候，他逻辑推导出一个结论：如果他消失，他爱的人会过得更好。妈妈的朋友会说“她儿子是个耻辱”，家人会觉得把他教坏了，朋友会觉得自己成了负担。他读了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写的书和文章，发现那些父母在孩子自杀后普遍感到愤怒。于是他开始思考：哪种方式能让留下来的人愤怒最少。上吊会有人发现尸体，所以他觉得把自己喝死是相对好的方式，只是没能做到。

“我那时候恨爱我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悲伤，而这一点让我生气。我准备好走了，我没有活下去的意志。但他们的悲伤是我不能造成的，因为我不想伤害他们。所以我恨那些爱我的人，因为他们在阻止我结束自己的生命。”（安德鲁·卡拉汉）

他说那段时间如果有人在街上从他身边走过，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所以现在他走在街上看到别人，会提醒自己：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人在经历什么。太多人在完全的沉默里受苦，而痛苦并不写在脸上。

他还讲了那句最刺人的观察：整个支持系统在一周内消失了。朋友不见了，有人给他发来悼词式的短信，说“认识你很高兴，看着你成长很棒，祝你好运”，像他已经死了一样。他被经纪公司解约。没有一个人打来电话问他“你还好吗”。

两周后，他遇到了现在的伴侣。他说自己克服了两个最大的恐惧：一夫一妻制，和狗。现在他有一个他爱的女朋友，和两只狗。

Lex 在这里说了一句不太好听但很直接的话：一个人在低谷的时候，才是你该帮他的时候，尤其是你知道他的品性的时候。安德鲁没有顺着骂谁，只是把事实摆出来。

镜头面前那种镇定的来源

撇开这些，回到手艺本身。他的采访风格，他自己定义为“冷面、亲和、有指向性”。早年在《Quarter Confessions》里，他会像《办公室》里的 Jim 一样看镜头，现在不这么做了。剪辑上，他们受 Vic Berger 影响，把那种夸张的剪辑语言搬到实拍里：急速推镜（crash zoom）、拆开人声制造喜剧节奏、用环境音铺出两秒尴尬的沉默、切镜头加快语速。现在他们尽量收敛，因为想让作品被更认真地对待。

他也开始做旁白。第一次真正用旁白是在旧金山街头那期：关于旧金山无家可归问题的视频网上太多了，但几乎没人讲背景，住房危机、NIMBY 主义、听起来很无聊的分区法规、为什么 Tenderloin 被警察和市议会放任，而 Nob Hill 和 North Beach 那么体面。费城那期也一样，他在街头采访之间加入了历史分析。

他给 Channel 5 定了两个目标。一个是人性化：让那些平时只是新闻条目的人，被公众看见成有生活、有牵挂、有梦想的人。另一个是做解决方案导向的报道：不能只停在“天啊，这太糟了”，还要回答“你能做什么”。

维加斯隧道那期就是个例子。他们不只是采访，还真的带无家可归者去 DMV 办身份证。因为没身份证就进不了收容所、做不了日工、申请不了住房。办完之后，那些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他们去请教一位做了十年一线工作的康复专家，对方说：他十年里一直在做安德鲁一周内做的事，而这些人的底层创伤，必须在他们踏入社会之前就处理掉。羞耻循环要先打破。五十岁以上陷入无家可归的人，普遍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很多人有没能照顾好的孩子，这种痛不是一个微型房子能解决的。

“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想改变，你怎么帮都没用。如果你太家长式，用羞耻去推动他们清洗自己，他们会回到原点。”（安德鲁·卡拉汉）

还有一层他很在意的东西：他自己这一代人把流浪浪漫化了。如果这件事叫 Van Life，如果它发生在 Willie Nelson 那种“上路就走”的语境里，就成了一种美学。而真正掉进去的人，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感到的却是彻底的失败和羞耻。这两种东西被混在一起谈，会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更难开口。

那期视频被 Fox 5 拉斯维加斯以版权为由投诉下架。整部纪录片一小时四十五分钟，只用了十秒公开播出的新闻片段。按 1976 年版权法，公开播出的新闻片段可以在纪录片中转化性使用。控制全美几乎所有小城电视台的 Gray Media 让律师联系了 YouTube，YouTube 照做了。他投入了大约七万美元，其中包括花两万美元做的五种语言配音。他决定起诉，因为他有这个能力：粉丝量、经济基础、法律资源。可他想到的是那些没有这些条件的小创作者。

他要的不是打赢这一场，他要的是给后来的人留下判例。让大型媒体集团不能随手对纪录片作者发版权投诉。这话说出来很轻，但它意味着他愿意花自己的钱去替一批不认识的人试一次。

讲这件事时，他的语气不带多少愤怒，更像在陈述一个必须被修掉的系统漏洞。YouTube 的处境确实难，每天有海量版权主张，逐条核查不现实。可正因为难，第一道防线才有意义：对大公司的主张回推一下，先问一句“这真的构成侵权吗”。否则规则实际上变成了谁的法律团队更凶，谁就赢。

边境线上的那几天，和那句“我不知道要去哪”

他去过边境，也进过拘留所。这件事他讲得很坦率：他以为作为美国人，回国可以从任何地方入境。错了。只能从官方口岸入境。他被边境巡逻队逮捕，在一处移民中心被拘留了几天。

他描述的条件是：单人牢房，大部分时间独处，没有枕头，没有床垫，只有一条太空毯。他把鞋垫在头下睡，把牢房弄得很难闻。看守吓唬他们说，你们被控联邦罪，我们在等圣安东尼奥的消息，看要不要引渡，至少六个月。他说自己讲这段时显得很怂，因为肯定有观众坐过更久的牢。

更让他记住的是采访到的那些人。他遇到很多真的相信美国是他们成功的唯一希望、是养活家人的唯一出路的人。他问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人“你打算去哪”，对方回答“我完全不知道”。

“我意识到自己作为美国人，某种程度上被保护得太好了。我以为的贫困，比如西巴尔的摩、新奥尔良第九区，跟世界上将近一半的地方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安德鲁·卡拉汉）

他也提到美国梦宣传的问题：很多人被灌输的期待，跟当代美国的现实并不匹配。他祝每个来这里的人成功，可他觉得这些人被“钓”了。一个人放弃家人、跨过几个大洲、最后落在一个自己毫无计划的地方，这件事本身就在反问：别处到底糟到什么程度。

这一点他引申到了国内媒体叙事上。西雅图、旧金山的无家可归问题，确实是住房危机和绅士化的结果，其中有市政管理的失误。可保守派媒体把它包装成“看看拜登的美国”，仿佛拜登亲手制造了无家可归者。真实的问题被拿去当党派武器，而住在街上的人成了论据。

“我们离内战还远得很，因为大家还想去 Sonic 买奶昔”

Lex 问他，1 月 6 日那样的事还会发生吗。

他说不会。

理由跟制度是否更健全无关，跟人们有没有学到教训也无关。他的判断建立在一个更朴素的观察上：美国人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太满意了。人们喜欢开车去 Sonic 点奶昔，喜欢去 AMC 看电影，喜欢滑冰、打迷你高尔夫、下班后去酒吧。即便是政治上最分裂的人，也不想看到 7-Eleven 消失。

“真要发生那种事，需要有经济上的绝望，需要有人真的在挨饿，或者某样基础资源消失了，比如水。”（安德鲁·卡拉汉）

他拿其他地区作对比：欧洲人怎么抗议，阿拉伯之春那些人说的话和 1 月 6 日的参与者很像，但他们真的夺取了政权。而就算 MAGA 人群占领了国会大厦，那也只是一栋楼。

关于 2024 年大选，他说自己可能都不投票。他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人选”这件事本身就荒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聪明人、这么长的历史，最后端出来的是这两位。他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城市政治：在他住的内华达州亨德森，一个五百人的社区里，你能影响这里到底修不修自行车道、建游乐场还是建 AMPM 便利店，你能说服一百个人一起选，然后这个社区就是你的。而总统大选的结果，你影响不了。

Lex 补了一句：可总统这个层级会定下全国的调子。安德鲁的回应很短：“我就是不敢相信那就是我们的人。”

钻头说唱：一种要求表演者真的杀过人的音乐类型

他采访过大量说唱歌手。钻头（drill）说唱起源于 2010 年的芝加哥，有人说是 Chief Keef，他认为是 King Louie，但都深受 Waka Flocka Flame 那张《Flockaveli》影响：肾上腺素飙升、极度暴力的说唱，唱的人是真正在街头的人。

钻头说唱和九十年代匪帮说唱的区别在这里。五十美分那代人唱贩毒、打人，他们并不真的在做这些事。钻头说唱带有真实犯罪属性：听众想知道，唱自己“收人头”的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杀过人。这个类型听感很好，内核却相当可怕。它从芝加哥传到英国，又反弹回纽约布朗克斯和布鲁克林，再扩散到全美。现在大概每十平方英里就有一个钻头说唱歌手。听众大多不住在被贫困影响的社区里，所以这些人在他们眼里像超级英雄。

他去过 O Block。那是芝加哥南部 Englewood 区的一处公屋，米歇尔·奥巴马在那里长大，Chief Keef 在那里被养大，是现代钻头说唱的源头。附近还有一片叫 St. Lawrence（又名 Tookaville）的区域，两边是长期的对手。

他并不担心安全问题。原因有两个：O Block 现在有安保，进出都不容易；更重要的是，那里正在做形象重塑。你去看 O Block 任何人的 Instagram，会发现他们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发早上祈祷的照片，配文是“放下枪，我们来祈祷”。所以当他们看到有人带着摄像机来，会把它当成一次正面宣传的机会。一位叫 Boss Top 的说唱歌手全程保证了他的安全，他说其实根本不需要，那里的人都很友好，而且非常懂 YouTube 这一套。

他也讲了这一整套生态里的黑暗面。Lil Durk 与 O Block 有关联，一位叫 King Von 的说唱歌手（Lil Durk 旗下的艺人，现已身亡）可能出资策划了对 FBG Duck 的刺杀，后者在芝加哥黄金海岸社区被杀。所谓 O-Block 6 并不是说唱歌手，里面的人是枪手。所以有传闻说联邦指控可能会落到 Durk 头上。

还有 Crip Mac。他本名 Trevor，在加州安大略市长大，父亲离开后跟母亲搬到德州，母亲后来和一个休斯敦警察 Gary 先生交往。母亲发现 Gary 被一名同事肛交，于是给 Crip Mac 买了一张去洛杉矶的单程灰狗票，他在那里加入了 Crips。安德鲁说这是典型的案例：一个没有父亲形象的男孩，在街头帮派里找到了兄弟情谊、归属感和目标。在洛杉矶的大部分地区，帮派规则几乎就是法律。

有一个现象值得单独拿出来说。他开始拍街头采访之后，说唱歌手会主动朝他靠过来。他自己也想不通。他说自己在初中和高中第一年做过说唱歌手，也许“只有同类才认得出同类”。他还有个更浪漫的解释：某个更深的层面让说唱歌手的大脑知道，在这台摄影机前面他们是安全的。Lex 说这可能是他最强的一项能力，他能在陌生人身上造出一种“这里可以表演”的空间。这件事在采访里比任何提问技巧都值钱。

他要在节目里第一次公布的项目：濒危语言

访谈后半段，他提到一个此前没公开过的计划：做美国的濒危语言。

美国有大约一百五十种语言的使用者不足一千人。

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夏威夷手语，现在只剩十五个使用者。夏威夷被吞并后，美国手语社群试图让失聪的夏威夷原住民无法使用自己的母语手语，他们只能在学校课桌底下偷偷打，一旦被发现，就会被用肥皂洗嘴。另一个是 Gullah Geechee 语，在南卡罗来纳的 Sea Islands，希尔顿黑德岛一带。那几乎是一种克里奥尔语，在美国孤立存在了几百年，现在受到高尔夫球场开发的威胁。

Lex 接过这个话题，讲到语言和权力的关系：乌克兰语作为独立象征被推为主要语言，语言在这里不只是交流工具，它和文化的存续绑在一起。他还提到第二天要采访一位 MIT 的语言学家，研究亚马逊雨林里多种语言的句法。

安德鲁说自己正在学纳瓦霍语。他会西班牙语和英语，西班牙语能说到日常对话的程度。

那么多人受苦，但没人看得出来

访谈快结束时，Lex 问了一个大问题：见过这么多人之后，你觉得大多数人本质上是好的吗。

他说是。

“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在为世界做最好的事。除了极少数反社会人格，我不认为有人每天早上醒来会说，我今天要去毁掉某个人的人生。绝大多数人都在为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战，都希望美国成功，希望我们处在一个没有人被压制的、快乐的地方。只是大家对‘用什么手段能到达那里’的理解差异极大，而这种差异正在造成大量文化间的误解。”（安德鲁·卡拉汉）

他紧接着补了一层，这一层来自他自己的经历：很多人主要是被自我利益驱动的。在战或逃的情境下，大多数人会选择逃。所以他不确定人们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勇敢。

“人被自我利益驱动，不等于人是坏的。我认为人类主要是自利的，但总体上怀有正向的意图。”（安德鲁·卡拉汉）

他自己经历过的那一周，是这句话最直接的注脚：解约、消失、悼词式短信。他没有把这段讲成控诉，只是当成一个观察。

关于怎么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他的答案只有两个字：倾听。

“听。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不是强制教育，不是强制让政治对手坐在一起调解。就是去听更多的人，真的听。把你对某个你‘应该’不同意的人预设的感受拿掉，把耳朵和心打开，你的人生会变。”（安德鲁·卡拉汉）

Lex 说，很多人害怕倾听。

几句可以带走的东西

Lex 在结尾引了 Hunter S. Thompson 的一句话：边缘没有诚实的方式去解释，因为真正知道它在哪的人，都已经掉下去了。

安德鲁是这个时代少有的、主动往边缘走、并且回来把看到的东西讲清楚的人。他的方法其实不复杂：找到那些看起来准备好说话的人，递上麦克风，问一句“你脑子里在想什么”，然后闭嘴。

这件事的门槛比想象中低，也比想象中高。低在于不需要设备、不需要平台、不需要名头；高在于你得真的忍住不评判，真的愿意听一个你完全不认同的人把话说完，真的在对方说出让你不适的内容时，先想“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再想别的。

他自己付出的代价不小：少年时期的 HPPD、长年的酒精依赖、一段几乎走不出来的低谷、一次被设计成证据的指控、一周之内消失的整个社交圈。但他讲这些的时候，重点从来不在自己受了多大委屈，而在“我在这件事里的角色是什么，我怎样才不会让任何人再有那种感受”。

这大概就是他说的、那个让人愿意在他面前即兴说唱的东西。技巧之外，那是一种“这里安全”的信号。

如果你想从他身上拿走点什么，以下几条可以立刻开始做：

• 下次跟人聊天，把“问一个真问题然后闭嘴”当成练习。不要急着接话、不要急着表态、不要急着纠正。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只要被给足空间，会说出比你预期深得多的东西。
• 去找那些“眼里有痛”的人聊一次。不带采访的目的，也不为了帮助谁，就是去听。你会发现自己以为的同情和对方真实的处境之间，隔着一整个世界的距离。
• 如果你有任何形式的平台或影响力，先把这件事想清楚：你继承了一种权力结构，里面有不被你察觉但确实存在的压力。跟新伴侣聊一次创伤知情的对话，问对方有什么触发点、希望你怎么做。如果这场对话让你觉得扫兴，那你大概本来就不该待在那个场合。
• 把“帮助”和“解决”分开看。给流浪者一个三明治是善意，可对方真正卡住的地方可能是没有身份证、是没打破的羞耻循环、是几十年的创伤。动手之前先问一句“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比直接给答案有用得多。
• 把注意力从国家级叙事挪回你住的那几条街。总统大选你影响不了，可你家门口修不修自行车道、要不要建游乐场、社区里那个废弃球场归谁管，你能影响，说服一百个人就够了。
• 如果你正在做一些创作，试着抵抗一次数据的诱惑。浏览量是一种药物，它会悄悄改写你对自己作品的判断。做一期你真正想做的、明知数据会差的内容，看看你还喜不喜欢它。
• 如果你此刻在一个很暗的地方：安德鲁描述过那种“逻辑推导出自己消失会更好”的状态，也描述过那种状态如何被一个具体的人、两只狗、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下午慢慢拆开。找一个人说出口，哪怕只有一个。你不需要先变好才配被听见。

剩下的，就是走出去，问一句：你脑子里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