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考恩：经济增长，以及对抗从众与平庸

Tyler Cowen 被问到美国会不会最终被核武器毁灭。他给的最乐观估计是 700 到 800 年。

他的模型是泊松过程。一个概率极低的事件，只要时钟一直走，终会发生。不一定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也不一定发生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可能是沙特和土耳其，也可能是生物武器。

但他也做了修正。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走的是合作逻辑，他用博弈论里的一个词形容：颤抖的手均衡（trembling hand equilibrium）。基本逻辑是合作，敌人之间也大多是合作，但每隔一段时间有人做出疯狂的事，你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你不可能每次都打败希特勒，有时候希特勒会拖着你一起沉下去。

他顺带给了官僚制度一个意外的辩护。你要在官僚系统里往上爬，就得建立联盟，就得妥协，纯粹的疯子过不了这道筛子。官僚体制在无意中筛选掉了最坏的那批苹果。

经济学最多帮你问出更好的问题

谈到经济学的本质，Cowen 说它同时是艺术、科学、哲学和魔法。

魔法在于：你可以做一点改变，然后每个人就都变好了。它算得上现代版的法术，取代了旧式的法术。艺术在于模型不够精确。科学在于偶尔有命题被证伪。至于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不管听起来多平庸，你不知道你就完蛋。

他不认为经济学会变得很有预测性。博弈论从来没有预测过美苏会不会开战，但如果你懂博弈论，关于战略冲突的讨论会立刻变得有意思得多。经济学最大的用处，是帮你问出更好的问题。

这里有个反例。核威慑这个解释，看起来真的描述了为什么我们还没把自己炸成灰。相互确保摧毁（MAD）不是一句空话，它似乎真的在起效。

话题于是转到了人性的两面。Cowen 说他对人性并不那么悲观，作为经济学家，他大量看到合作的收益。但你只要问一句：历史上有没有异常值？比如希特勒。答案显然是有的。让时钟继续走，下一个掌握核武器、根本不在乎自己毁灭的希特勒，就会出现。

美国梦的账要分开算

现在美国收入最高的群体，来自印度和伊朗，这种现象相当新。这两个群体都可以被称为有色人种，也可能因为宗教受到歧视，但他们做到了。某种意义上，这对美国是最好的赞美。

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是另一本账。人们普遍以为代际流动性最近大幅下降，其实没有。大约四十年来，本土美国人的代际流动性相当稳定。稳定是好消息，但跟更早的年代比，那时候的流动性高得多。

Cowen 不认为那种高流动性可以复制。回到 20 世纪初，很少美国人读完高中，也没多少人有多少财富，不存在学历壁垒，往上走的通道反而更多。他说，因为现代世界无法重现那个状态就责怪它，这不公平。

但真正的问题还在。谁能进哈佛，谁能进康奈尔，底层一半美国人是不是机会太少，这才是要害。这个国家在这件事上演变到今天的样子，是一种耻辱。美国梦显然在生病。而它从一开始就有病，对黑人、对女性、对很多其他群体都是如此。

关于美国梦的当代版本，Cowen 给出了一个很具体的观察。英语语言网络的价值，今天比三十年前高得多，主要因为互联网。这意味着移民美国的回报变得更陡峭。如果你去了法国，你做出一个全球知名播客的概率会小很多。法国仍然是个富裕、宜居的好国家，只是相对回报变了。

那美国的文化影响力是不是只靠英语？Cowen 认为不止。它还有别的东西：娱乐在这里被当真，怎么跟观众连接被当真，直接、说到点子上被当真，幽默和科学能揉在一起，而且揉得比欧洲大陆强很多。英国有它自己的版本，做得也非常好，在音乐和喜剧上影响力巨大。加拿大也不错，但它最好的人才往往往南跑。

科学家在美国其实不够酷。你让普通人说出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多数人只能说出爱因斯坦，也许还有 Neil deGrasse Tyson，而 Tyson 是科学传播者，算不上科学家。但换个角度问：哪个国家最容忍给科学家不平等的回报，无论是名声还是金钱？答案还是这里。

谁在疫情里救了美国

Cowen 写过一本书叫《大企业：给美国反英雄的一封情书》。他给出的最硬证据来自疫情。

亚马逊把配送能力在几乎一夜之间提上去，很少出问题。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基本在两周内切换到 Zoom，Zoom 扛住了。NBA 甚至更早取消赛季，向公众传递信号说这件事是真的，然后靠提前布置好的检测完成了隔离园区，一个病例都没有。

他列了一串：DoorDash、Uber Eats、通过亚马逊走 Whole Foods，还有他自己的银行转账。如果只看资源、能力和激励，疫情里的明星表演者是企业。

为什么公众对大企业这么负面？Cowen 的解释是一层心理学：人类整体上是高神经质的物种。有人说你十件好事和一件坏话，你更容易被那件坏话困扰，尤其是当那件坏话有几分真实的时候。

他引用了 Martin Gurri 的论点。互联网让你看到更多东西，你看到某样东西越多，不管它是好是坏，你能找到的抱怨就越多。这个机制不只作用在大企业身上。国会挨骂很多，有些是活该。宗教没有被同样攻击，但宗教性在下降。军队的民调还不错，可人们对很多事情的幻想都在破灭。

没人知道钱是什么

关于加密货币，Cowen 先从最根本的问题开始：钱是什么？他说，没人知道，可能从来没人知道。中世纪的汇票算钱吗？金、银、铜币呢？那些被视为法定货币但不总在流通的金属呢？信用呢？对"钱性"感到困惑，本来就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如果今天出现更多这种困惑，他倾向于认为这是好事。

具体到比特币，他认为它已经接管了黄金占据的一大块空间，而且这个位置看起来可持续。他本人不做空比特币，也不认为价格必须偏离现价。

但对 DeFi、预测市场这类更进一步的加密应用，他持 40 比 60 的乐观。也就是说，他认为它们失败的可能性略大于成功。他仍然认真对待它们。

"比特币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之一"这件事，他不认为会发生。理由很直接：比特币太贵。像黄金一样持有它也许没问题，但黄金也很贵。以太坊有一些机会成为更有效的货币。

比特币值不值一百万美元？他的回答是：我们没有一个关于比特币价值的好理论。如果人们决定它值一百万美元，它就值一百万美元。

他用安迪·沃霍尔来类比。沃霍尔刚起步的时候，那些东西大概一毛不值，只是些鞋子速写。今天一幅好的沃霍尔能卖到五千万美元以上。这个升值速度惊人，比特币走的是一条相似的轨迹。你不知道它会在哪里停。沃霍尔可能在一个世纪后过时，比特币也一样。你持有的不是钱，你持有的是别人的看法。

至于名人币，比如 Dogecoin，他把它类比成棒球卡。每个球员都有卡，明星的卡能值不少钱，这个生态稳定运行了几十年。勒布朗·詹姆斯能不能不发卡，直接发自己的货币？完全可以。但这件事在宏观经济上重要不重要，他存疑。如果它只是新一类的收藏品，那他说，来吧，欢迎。

他顺手给了法币一个正面案例。他给埃塞俄比亚一个受他资助的家庭汇钱，不到 24 小时到账。走的不是加密通道，是他那家"原始恐龙银行"，北卡罗来纳的 BB&T，美联储特许，FDIC 和 OCC 监管。汇率也许不算好，但你要把最后一公里的所有麻烦都算进去，加密要追上这个体验还很远。法币运转得很好，人们并没有坐在那儿骂它。

他还点了一句加密圈的心态问题。你跟他们聊，会发现很多人必须假设一个凭空出现的超级通胀，而那种通胀毫无证据。这在他看来是思维不清的标志，说明他们没认真想过要击败法币得付出多大努力。

他把这个逻辑套到了自动驾驶上。很多人极其兴奋，但你真正要跟人类开的 Uber 拼成本、拼效率、拼用户体验，这不是件小事。技术上的可行性，和能不能围绕它建起一门生意，是两回事。

互联网没让人变傻，它把人变怪了

WallStreetBets 那场闹剧，Cowen 的看法很冷静。你告诉一群人，去玩个有趣的游戏，可能花你点钱，但你能上头条，还有机会搞垮几个亿万富翁和对冲基金，那足够多的人就会来玩。

他不觉得这件事有宏观经济意义。这些股票的中期价格，会回到它们该在的地方。他把这形容成一种新的电子竞技，比旧的更有趣，也更贵。

真正重要的宏观现象，是另一个：现在每个人都变怪了。

他做了一组对照。假设你生来就有点怪、有点神经质，但你接收到的信息只有艾森豪威尔、《我爱露西》和电视网节目，那你就会被框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个框架现在完全消失了。互联网让你能连上 QAnon，也能连上无数好东西。好坏都有，它把人变怪。

怎么分辨哪些怪是真信号，哪些只是噪音？他用棋手举例。今天的棋手下开局的怪招比二十年前多得多，因为你能在网上研究任何怪招。但这重要吗？大概不重要。很多我们看到的现象，只是奇怪的棋路。真正的工作是分清哪一步是怪棋路，哪一步是新的、正在长大的怪异。他说，这才是对冲基金投资人该干的活，而且现在没人知道答案。

平庸的执法者住在排名二十到四十的学校里

谈到大学，Cowen 和 Eric Weinstein 的分歧很明确。Weinstein 认为学术界已经完全破产，Cowen 认为只是部分破产。

他看好学术界的方式很具体：你需要不断有后起之秀的学校，最后变得比起点更好。MIT 曾经就是这样的学校。现在它不再每个领域都如此。有些领域里，它已经变成了问题本身。芝加哥大学算不上后起之秀，但它仍然不同，这很好。

他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排名带来的荒谬的从众主义。真正有害的那一批，排在二三十名，前四十但进不了前十二。它们努力当一个小号的 MIT，结果是平庸加模仿。哈佛和 MIT 反而不在这批里。

这些学校往往是最教条的一致性执法者，比哈佛还严格。它们通过再爬三名、离 MIT 近一点来证明自己，而这个方向本身有害。他更希望它们像芝加哥，或者像加州理工那样，挑一个模型，然后在里面怪起来。就算失败了，对社会也更好。

他还讲了一个更扎心的观察。年轻教师是大学里最无聊的一批人。他们的工作技术上很有意思，但热情被磨掉了，他们成了苦工。偶尔有人能溜过去，比如年轻版的 Max Tegmark，知道怎么扮演无聊、怎么融入，然后在私底下做怪异的事。这种人太少。

他认为 MIT 的 Broad Institute 在生物医学上是巨大的成功，而它的内部机制大概比正式院系更支持年轻层面的怪异。

接下来是一段关于"多元化话语"的批评。他说自己收到太多关于会议和讨论的邮件，但从没收到足够的邮件说：来开个会，讨论一下为什么你的所有想法都很糟。他点名问，MIT 为什么不在深度学习和 AI 研究上踢斯坦福和 Google 的屁股？CSAIL 曾经是 AI 研究的实验室，为什么它不再是一座伟大的灯塔？

多元化谈话，已经变成了强制一致的新机制。一致性机制总会找到当下最热的话题，用它来推行进一步的一致性。

他对人文学科反而乐观。他说人文学科已经通过播客完成了创新，包括他和 Lex 的播客，而且活得很好。关于大学人文学科的那些坏话也许都对，但互联网上已经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绕行创新。

排除法能把你带到很多错误的地方

UFO 是 Cowen 少数逆着圈子共识的立场。他认为海军那批数据相当严肃。多位参议员、前 CIA 局长 Brennan，在被最聪明的人简报过之后，一桌人给出的答案都是：我们不知道。这种社会学层面的数据，他非常重视。

但他依然怀疑这些不是外星起源。他的理由跟技术细节无关，问题出在推理方式上。

支持者们用的是反向推理，或者说排除法。他们先排掉一批：是俄罗斯的先进飞行器吗？不是。是中国的吗？不是。是地球未来的人回来吗？不是。排掉一批之后，剩下的就是外星人。

这种排除法论证并不让他信服。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说服自己相信很多错误的东西。外星起源的正面证据仍然很弱，可这个谜题存在的正面证据却极其巨大。谜底无论是什么，都可能非常迷人，也可能平凡到另一种奇怪。

他还讲了一个判断标准。当 Avi Loeb 这样的人被大量攻击时，他对批评者会变得非常警惕。如果他是错的，就告诉我他错在哪。他的耳朵是开的。

至于政府在隐瞒什么，他的看法很反直觉：如果一切都解密，你大概会找到更多证据，而且全都指向同一个谜题。地下没有关着外星人，也没有一份写清了真相的秘密文件。政府的真正教训是，它在任何新信念上都迈不出步子。政府比它愿意承认的更困惑。他觉得这可以接受，政府不该在街上制造恐慌。但到某个时刻，它该像对待 AstraZeneca 疫苗那样，真正把它当回事，而不只是嘴上说说。

为什么大多数人不想创作艺术

先说一个数字：真正渴望创作艺术的人，大概只占人类的 10%。

Cowen 说他不渴望创作艺术。写非虚构有一点艺术性，但那是另一种冲动。有人出五百美元让他画一个小时，他说也许值，但那一小时结束他会很高兴，而且他对结果不会有任何自豪。

他年轻时弹过吉他。他从没弹好过，但那让他更懂音乐。他弹吉他的目标不在弹好，他想知道和弦是怎么运作的，爵士即兴是怎么运作的，布鲁斯和古典吉他有什么不同。他能弹所有的音。

他列了自己心中最动人的艺术品，前两名由米开朗基罗占据：梵蒂冈的《圣母怜子》和佛罗伦萨的《大卫》。你没法把它们从历史语境里剥出来看，站在佛罗伦萨或梵蒂冈，你已经被前置了一大堆情绪。但纯粹从技术上，它们表达人体情感的方式是最好的。

绘画上，他记得最震撼的一次是 23 岁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看到维米尔的《绘画的艺术》。他之前看过复制品，但原作在面前的尺寸完全改变了它。那次他在国外长住，维也纳这座城市本身也在给情绪做前置。

关于现代艺术，他有一个明确的立场。真正聪明的人犯的最大错误，是认为当代艺术或当代音乐是一堆垃圾。这就像一门他们还没学会的数学，学起来确实很难，也许有些人永远学不会。但有一大群极其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辈子泡在里面，真心喜爱，用共同语言讨论它。说他们全是骗子，这不成立。

他甚至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优越感。他说 Eric Weinstein 总体上比他聪明，他认了。但在当代艺术这件事上，他比 Eric 聪明。

他还提到一个反常的分布。有些人对抽象艺术的理解来得更容易，有时候是小孩子。你给他们看维米尔或伦勃朗，他们无感，但一面纯色的墙，他们立刻爱上。门槛要么极高，要么极低，中间地带反而不多。

寿司和白色专辑：听起来简单是最贵的事

Cowen 是位认真的美食作者。他描述自己梦想中的最后一餐，是飞到墨西哥北部的 Hermosillo。

那里有一种名义上和美国墨西哥菜最像的食物：卷饼、法士达。味道完全不同。美国接过去的那部分墨西哥食物被改造过，而 Hermosillo 保留了原版，所以它反而是最激进的，你得重新理解你以为你懂的所有东西。

他拆解了食材。牛肉在空气里干式熟成，熟到发绿，FDA 永远不会允许，但味道是现象级的。辣椒的种类比美国多得多，更新鲜。那里是小麦区，玉米反而次要，小麦的层次更复杂。未经巴氏消毒的奶酪在墨西哥所有地方都合法，白色、粘稠、惊人。整个食物链不依赖冷藏。

他还讲了一个冷知识：俄罗斯和美国都是食品冷藏的早期先驱，这让两国的很多食物很早就变差了，而且很久都没爬出来。因为国土大、铁路长，冷冻加运输太方便。

为什么那里的食物更好？除了食材，还有一个原因是没有烹饪人才流失。在美国，一个有天赋的人会被无数种东西拉走。在墨西哥，投入烹饪的人才密度和在中国、印度一样高。

至于寿司那种对完美的执念，他的类比很精彩。寿司像披头士的白色专辑。人们以为它简单、不过度制作，其实它是他们最过度制作的专辑，只是制作得太完美了。要把音乐做到听起来这么简单，而不变成一滩泥，极其困难。《Let It Be》那张专辑里有伟大的歌，但很多听起来就是泥。

寿司也是这样。从米饭开始，它一点都不简单。把它精炼到看起来超级简单，这才是最复杂的事。

那么十年只学怎么捏米饭，值不值？Cowen 说他替这些人感到难过，觉得自己是受益者，他们像是献祭的牺牲品。但 Lex 接了另一面：他练了很多年武术，反复练同一个动作成千上万次，你开始能欣赏最微小的细节，并在其中找到美。去修道院打坐的人讲的是同一件事，你静坐到某个程度，会开始惊叹于动一根手指有多复杂、多美好。他们好像找到了某种免费的午餐。

一篇 1945 年的论文，提前写好了今天的 AI 问题

Cowen 提到三本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柏拉图对话录，他 13 岁开始读。安·兰德《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还有哈耶克那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收录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里。

他展开讲了哈耶克的例子。假设智利或玻利维亚的铜矿出了问题，铜价上涨。这个单一的价格变化，会引导全世界的人去节约铜、寻找替代品、改变生产工艺、改变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用不同的方式盖房子。

一个事件带来极微小的信息变化，全体社会随即在多个维度上有条理地重组。哈耶克把这个过程讲得非常清楚。

Cowen 说，这本质上是一个 AI 问题。而且在很多领域里，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 AI 问题。他 13 岁读哈耶克，学到的是分布式的力量。

他还从哈耶克那里读出了另一层，跟注意力有关。人能吸收的信息量常常很小。现代文明的很多进步，你得把它理解成对这个约束的回应。

找导师，找同侪

给年轻人建议，Cowen 强调所有好建议都是情境特定的。他给两条通用的。

第一条：找一个导师。任何你想学的东西都适用。他经常收到信问，学当代艺术该读哪本书？他说那大概不管用。你需要一个导师帮你把书框起来，带你去现场看，和你讨论。

关于坏导师的伤害，他很乐观。因为甩掉一个导师很容易，维持一个导师反而很难。好导师忙，坏导师也忙。你可以试穿导师。他本科时有个导师是斯大林主义者，编过《斯大林精粹》，才华横溢，他跟着学了很多，还被介绍去读了苏联和东欧的科幻小说。那是个好导师吗？谈不上。但那一年的收获是巨大的。

怎么找好导师，他的答案是三个动作：有趣、直接、去试。他说没有一个完美公式，但很多人连这三件事都不做。

第二条：建立一个小型的同侪小组。不必同龄，但通常同龄。兴趣大体相近，观点可以有分歧。你们每天或几乎每天聊天，一起琢磨同一件事。你们真心喜欢彼此，在乎彼此怎么想。这既是为了人的连接，也是为了思想的生长，这两件事其实没那么不同。

他把披头士当成范例。经典的小团体。当然伴随大量戏剧，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们也一样，小团体总是会分裂，这没关系，就像恋爱会结束。但他强调：人类做成的、真正重要的事里，很少有不是以小团体形式完成的。

安·兰德其实是个俄罗斯哲学家

安·兰德是个极容易激起情绪的名字。Cowen 承认她对自己影响很大，《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是关键一本。她的核心观点是，财富创造机会和好生活，财富应该被高度评价、被赋予很高地位。他认为这个观点完全正确，而且她给出了最深刻、最清晰的表述。

但作为哲学家，他在大多数问题上不同意她。他小时候读她的书之前先读了柏拉图。苏格拉底对话里各种立场被抛来抛去，你不管同意谁，都能感受到智慧存在于不同观点的汇合之中。兰德没有这种结构。

他对兰德有一个很独特的解读：安·兰德的秘密，在于她是个俄罗斯人。

他说她比表面上看起来俄罗斯得多，甚至包括从客观主义圈子里清洗朋友这件事，也很像俄罗斯人，尤其是俄罗斯女性的做法。他想在自己的播客里只问她关于俄罗斯的问题，因为兰德在写完《我们活着的人》之后基本上不再谈俄罗斯。他想问：她在那里受过的创伤是什么？她在音乐和文学里真正爱的是什么？她对两性关系的看法和美国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她的小说里始终带着一种旧的俄罗斯想象，那种极端的性别二态性，同时又配上非常强势的女性？

在他看来，那才是兰德真正的哲学，拍桌子说"存在存在"撑不起这些。如果她不那么确定，她本可以成为另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定把她推上了神坛，也招来了憎恨。

由此他延伸出一个更大的观点：没有哪一个人拥有智慧，没有哪一个想法本身就是智慧，汇合才是智慧。他举例：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本质上是一部共同创作的作品，却被当成传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某种意义上在和哈丽特·泰勒共同创作；柏拉图与苏格拉底；《浮士德》，形式上是戏剧，也是哲学。莎士比亚，也许是所有思想家里最智慧的那一个。

大停滞之后，他改主意了

谈到经济增长，Cowen 曾经站在停滞派一边。他的名字和 Peter Thiel、Robert Gordon 摆在一起，2011 年那本《大停滞》就是那个立场的代表作。

但过去两年，他变得乐观了很多。

他看到的突破是成片的。绿色能源和电池技术。mRNA 疫苗和医学，这已经是件大事，会修复 GDP，也会在全球救下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一款疟疾疫苗已经进入临床三期，大概率有效。CRISPR 用来治疗镰状细胞贫血。还有太空。

很多突破的根系在更好的算力，最终根子在摩尔定律，以及接触到这些算力。

他的悲观只有一处，但很重。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新技术出现，也都会被用于暴力，直接或间接。收音机没有用来敲人的脑袋，但它促成了各种独裁者的崛起。新技术会带来很多麻烦。他不认为创新会重新放缓，他只是认为代价也会来。

俄罗斯的病在三相失调

俄罗斯经济从 1999、2000 年起有过几年极好的增长，普京至今仍在吃那几年的红利。此后是连续的负增长，有几年连着负四到负五。经济过度依赖化石燃料。

但 Cowen 认为真正的病是结构性的。一个系统需要经济权力、社会权力、政治权力三者协调。它们不必完全同构，但分配必须一致。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几乎从一开始就做不到这一点，他的激励是把经济权力收进少数人手里，且不分散。

结论是：这个系统以现在的架构，再也交不出可持续的生活水平增长。当然，如果化石燃料价格涨上去，他们会有几年好日子。

至于普京的高支持率，他很纠结。新闻被控制当然是一个原因，新加坡早就明白这一点：被媒体讨论的人，不管是谁，看起来都不好看，科技公司高管正在学着体会到这一点。但他不认为支持率全是不真诚的。

他给了一句很有个人色彩的话：那种高人气，是我的看跌信号。如果老百姓更生他的气，我会对这个国家更有信心。

他还讲了俄罗斯创业文化的缺失。这跟规则关系不大，问题在文化。对商业的敌意有很长的历史，苏联没了，但很多态度留下来了，很多腐败留下来了。资产拍卖形成的那套财富分配，不利于形成广泛平等的民主。少数权力节点控制信息和财富，它们不热衷去鼓励别人。

东正教的复兴也是同一块拼图。老派的东正教会不亲商业，它传统主义、亲家庭，这些都是"更安全"的想法。

而最大的安全阀是人才外流。最有野心、最聪明的人会学英语，能在任何国家融入，他们受过极好的教育，来自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甚至来自西伯利亚也一样。他们走了，就不会成为反对派的来源。这整套机制因此能再运转一代人。

中国的考试制度做对了一件事

谈到中国，Cowen 先把它放进坐标系。跟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比，中国仍然做得差得多，甚至不接近。这既是生活水平的比较，他犹豫了一下，没有把民主本身当作无条件的标准。

他承认中国做成了不起的事。中共的治理能力很强，做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决定，这一点你得承认。他不确定这个连胜还能持续多久，因为现在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形式也更极端。下一代高层的人选压力，大概率会变糟。国企相对私企的生产率在下降。至于把马云放在一座岛上，让他只能发一些奇怪的问候语，他说，这件事闻起来很糟。

但他不认为中国会崩，它有人才，会跌跌撞撞地走下去，只是不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他纠正了一个常见误解。中共早就拆掉了"铁饭碗"，拆掉了医保保护、福利系统和保障性就业。中国的经济崛起，恰恰伴随着福利的削弱。人们以为中国有个照顾所有人的政府，这离事实很远。不少指标上，美国经济里的政府成分比中国多。

他认为中国真正做对的一件事，是在一部分领域里严格执行了能力选拔。如果你是富家子弟，你会得到不公平的特权，这确实不公平，但系统承受得起。如果你聪明、来自农村、父母一无所有，你会被系统往上提，被送进好学校、好研究生院，因为考试制度在那里。他们这么做，而且是持续、认真地这么做。苏联在国际象棋和浪漫派钢琴上有过类似的版本，在那些地方，苏联强得可怕。

死亡最糟糕的部分是读不到结局

话题转到爱。Cowen 说这个问题有多个层次。最底层的答案是达尔文式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就不会成功繁衍和建立联盟。但这个答案远不完整。最高的那一层是诗意的，他建议去读济慈。

他的妻子出生在莫斯科，在 Kolniki 街区长大。他收养的女儿不是亲生的，但他真心养大了她。他的岳父一周前刚去世，和他们一起住了六年。老人七十岁前一直在俄罗斯生活，经历过斯大林时代，他的父亲被送进过劳改营，他本人经历过二战。他始终没真正学会英语。Cowen 说，他从这位老人身上吸收到了一些俄罗斯的东西。

但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有俄罗斯灵魂。他说他欣赏它，但家庭里有分工，有人负责那部分。他的浪漫主义来自听布鲁斯·斯普林斯汀长大。

说到斯普林斯汀，他挑的专辑是《Born to Run》。他承认这张专辑被认为是过度制作的超级流行专辑，很多人觉得早期或晚期作品更好，但他认为从歌曲质量上讲，《Born to Run》遥遥领先，其次才是《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每一处细节都对，每一句歌词都对，它像 Phil Spector 那种完美的制作。他很喜欢专辑里那些冲向开阔公路的歌。

关于死亡，他说自己不太想自己的死，这可能也是好事。他不确定自己怕不怕死。对他来说，死亡最糟糕的地方，是不知道人类的故事后来怎么走。如果能让他临死前读一个维基百科页面，叫《人类历史的剩余部分》，给他几天时间消化，那他会死得安心很多。

有意思的是，他对"生命的意义"这个页面没兴趣。那个页面现在就能写，写出来不会好。意义不在那个页面里，它散落在你研究过的文化、艺术、旅行、数学里，散落在你在乎的那件事里。

你的无政府主义，要压缩到正确的角落

关于竞争，Cowen 说真正决定一切的是法律框架有多好。自然界为了食物的竞争，一直在制造血腥冲突。但如果你有法治，有清晰界定的产权，且产权的分配大体公正，竞争大概率会运作得很好。竞争绝不是无条件的善，它可以是高度破坏性的。军事竞争有时本身是好事，但它不是本质上好。

什么该被保护在竞争之外？他的第一答案是领土争夺，也就是暴力，任何涉及真实身体暴力的东西。他说他不认为现在的边界是公正的，你去找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聊聊，他们能跟你讲一整天，其中有些人大概是对的。但国际秩序大体存在，他宁愿大家继续守着它。

关于医疗，他认为在美国应该竞争得多得多。你去医院、去看医生，他们不把你当顾客，他们把你当白痴，或者当孩子，或者当第三方付款人。那种体验常常是羞辱性的。

至于纯粹的自由市场，他说这个词根本无法界定，因为你总需要一个法律秩序。而这个秩序必须就一些关键问题做判断：知识产权是不是比过去更重要？惩罚是什么？执法投入多少？光说"自由市场"，并不能告诉你这些最重要的问题该怎么做。不过自由市场确实能自发产生大量规则，通过私人规范和行业协会，国际贸易大部分就是靠私人和规范在跑。但最终你需要政府划出非常清楚的线，否则它会退化成黑手党式的系统。

谈到无政府主义，他说他不会按下那个废除宪法的按钮，现行宪法相当好也相当明智。但更深的点是：所有社会都有一些无政府的成分，我们应该认真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全球范围来看，边界之间本来就存在某种无政府状态。联邦制系统内部也很复杂，谁在什么事上有最终发言权，往往没有清晰的传递关系。

他给了一句很好用的话：你想要的是一种好的无政府状态，坏的那种要避免。要把你的无政府主义，挤压到正确的角落里去。怎么挤，没有理论答案，只能从一个具体国家开始，问它现在运转得够不够好。

给读者的行动清单

这期访谈跨度极大，从核战争概率到维米尔的画，从加密货币到寿司。但 Cowen 反复给出的建议，其实高度集中在几件具体的事上。

• 找一个导师，而且不止一个。想学任何东西都适用这个动作：有趣、直接、去试。别指望一本书能替代一个带你进入这个领域的活人。坏导师的伤害很小，因为甩掉很容易，维持才难。
• 建立一个小型的同侪小组。不必同龄，兴趣相近但观点可以不同，每天或几乎每天聊同一件事。这是思想生长的方式，也是人与人的连接方式，这两件事没那么不同。
• 把注意力投给少数几个高复利的技能。Cowen 自己押的是阅读速度，所以他宁可少花时间在音频上，多花时间读书和写作。你能比所有人快的那一件事，才是真正的护城河。
• 去判断哪些是新奇现象，哪些是根本变化。今天看起来热闹的东西大多是"奇怪的棋路"，分清楚它和"正在长大的怪异"，这是稀缺能力。这个判断力本身就能变现。
• 在冷门的地方找未被开采的富矿。Hermosillo、被学术界冷落的 Avi Loeb、维也纳博物馆里的一幅原作，价值密度往往藏在主流视线之外。热门赛道挤满了聪明人，冷门赛道才留得下套利空间。
• 对理解不了的东西保持谦逊。当代艺术、抽象艺术、任何深奥的学问，先假设它是一门你还没学会的数学，不要假设它是一堆垃圾。这个习惯会持续给你带来新的世界。
• 珍惜还在身边、一起扛过事的人。一起经历过移民、大流行、一段艰难岁月，共同承受过的东西才是真正把人绑在一起的胶水。成年之后再想重建这种关系，成本高得多。
• 别指望某一条宏大变革来解决个人的问题。UBI 也好，技术突破也好，它们能改变总量，改变不了你每天怎么安排那几个小时。Cowen 反复表达的态度是：宏观很乐观，微观靠自己。

这期对话里最有意思的地方，是 Cowen 几乎每个话题都给出了一个反直觉但站得住的判断。核战争终会发生但还要几百年。中国崛起伴随着福利削弱。安·兰德是个俄罗斯哲学家。他真的把"异端"当成了方法：先顺着主流走一遍，走到某个位置觉得不对，就停下来重新推。

他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我们要么在整体上变成更自由、更开放、更容忍怪人的社会，要么就慢慢萎缩。（泰勒·考恩）

他真正担心的事情只有一件：一致性。学校的排名在制造一致性，多元话语在制造一致性，官僚系统在筛选掉疯子，大公司的公关在磨平棱角，媒体的道德审判在让人闭嘴。所有这些机制，都会把最怪异、最有创造力、也最难相处的那部分人挤出去。而历史上推动文明往前走的，恰恰是这部分人。

这也是他反复强调"奇怪"的原因。他自己也算得上一个奇怪的人：每天读几百页书，把阅读速度当成核心资产，写美食专栏写出学术专著的水准，在播客里问嘉宾各种不着边际的问题。他在采访里说，他不渴望创作艺术，不想学画画，弹吉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搞懂和弦怎么运作。

他的方法论几乎可以总结成一句话：用分析的方式处理所有事情，包括那些通常被认为不适合分析的领域。艺术可以分析，食物可以分析，爱情可以分层理解，死亡可以换算成"读不到结局的遗憾"。这种态度听上去冷，但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反而有点温暖。

他讲过自己的岳父。老人七十岁前生活在俄罗斯，父亲进过劳改营，自己经历过二战，一辈子没学会英语，最后六年住在他家，一周前刚刚去世。接着他说，他觉得自己没有俄罗斯灵魂，家里有人负责那部分，他负责更表面的东西。

这句话放到整场对话的末尾，几乎成了注脚。

一个把一切都拆解成模型、数据和激励结构的人，最后承认：真正塑造一个人的，是他和另一些人共同承受过的东西。这套逻辑没法写进模型，也没法量化，但它确实存在。

如果要给这期对话留下一句最有用的提醒，大概是这个：把你自己变得有趣、直接、敢于尝试，然后去找那些同样如此的人。其他的事，会在那里慢慢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