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艺术之战》

莱克斯·弗里德曼把一个问题抛给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如果想象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那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这个问题落在一个写过温泉关斯巴达人、写过亚历山大大帝、写过 1967 年六日战争的人面前。他的历史小说被公认为同类作品里最好的之一。弗里德曼想问的，和军事史本身无关。他想弄清楚一件事：人类为什么打仗？战争仅仅是仇恨和征服欲的产物，还是某种更深的东西在驱动它？

普雷斯菲尔德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他其实并不真的对战争感兴趣。

我真正写的，是自己内心的战争

访谈进行到一半，普雷斯菲尔德打断了弗里德曼的提问节奏，反问了一句：“莱克斯，你这些问题的指向到底是什么？”弗里德曼解释说，他采访过埃里克·温斯坦，温斯坦说过一句话：战争的一切都好，除了杀戮。战争里有浪漫，有英雄主义，有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当一群人愿意为某件事共同赴死，那里面有种东西，是别的动物做不到的。

普雷斯菲尔德接过这个思路，却把它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他说，他真正写的，是自己内心那场战争，是自己对抗自己的抗拒、自己的消极、自己身上那些灵性对立面的搏斗。

在我看来，人类是穿着肉身外衣的精神存在，这个结构本身就制造了一种可怕的张力，这种张力在我们每个人内心制造了一场战争。（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

所以他笔下的斯巴达人、亚历山大、六日战争中的以色列飞行员，都只是隐喻。温泉关的 300 名斯巴达人自愿赴死，在普雷斯菲尔德看来，和耶稣基督一个人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同一种行为的不同版本：为了更大的善，主动放弃自己的生命。

这个视角切换，把整场对话从军事史的层面，拽进了一个更私人的领域。

英雄和反派，是同一个人内心的两个部分

普雷斯菲尔德有个习惯，他把几乎所有故事都拆成两个角色：英雄和反派。他说，反派永远是“自我”（ego），英雄永远是“大我”（the greater self）。

《异形》里的怪物是个好例子。它不断变形，先附在人的脸上，再从胸口破出来，但它始终只有一个执念：摧毁。这就像自我，像抗拒，永远在变化形态，永远在阻止你前进。但他也承认这个例子不够好，因为西格妮·韦弗最后必须用和异形相同的方式去战斗。

他更喜欢《卡萨布兰卡》。亨弗莱·鲍嘉饰演的里克，本来只想带着英格丽·褒曼远走高飞，过自己的小日子。但最后他把心爱的女人送上飞往里斯本的飞机，自己转身去沙漠里和纳粹作战。这是“大我”战胜了“自我”。

普雷斯菲尔德用这个框架解释了很多东西。他说，自我的世界里，主导情绪是恐惧。因为我们都由肉身构成，都会死，都会受伤，都会一无所有。所以我们时刻在保护自己，甚至我们想要创造的欲望，也来自对死亡的恐惧。

而大我的世界里，主导情绪是爱。大我相信死亡不是真的，时间和空间不是真的，你和我没有区别。如果我伤害你，我就是在伤害自己。

他引用犹太神秘主义的说法，把那个中间作梗的力量叫做“yetzer hara”，翻译过来大概就是“恶的冲动”。它在灵魂和肉身之间架起一道屏障，让你听不到来自更高维度的声音。

弗里德曼问，抗拒有没有进化上的好处？普雷斯菲尔德说，有，而且好处很大。

抗拒就像死亡，它给生命赋予了意义。如果没有抗拒，我们就会待在伊甸园里摘果子，又快乐又愚蠢。（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

亚当和夏娃决定自己动手获取知识，然后被逐出伊甸园，来到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在这里，他们必须面对恐惧，必须面对抗拒。这就是人的处境。意义和目的，恰恰来自抗拒的存在，以及克服它的过程。

灵感的来源，也许真的在另一个维度

普雷斯菲尔德相信缪斯（Muse），真的相信，没有打比方。

他提到卡巴拉犹太神秘主义里的“neshama”，也就是灵魂。他说，你的灵魂在高处，我的灵魂也在高处，它们在更高的层面上，试图向下和我们沟通。而我们在下面，同时试图向上够到它们。作家坐在键盘前，就是在进入一种祈祷的状态，一种意识被改变的状态。你在打开一条管道，你在调频到那个宇宙电台。

他举了电影《天使之城》的例子。梅格·瑞恩演一个心脏外科医生，尼古拉斯·凯奇演一个天使。医生在给病人做手术时，天使穿着长风衣出现在手术台旁，等待带走病人的灵魂。医生看不见他，手术室里所有人都看不见他，只有那个即将死去的人突然看见了。

普雷斯菲尔德说，他真的相信有那样的存在。

他们就在这里，就在此刻。他们试图和我们沟通，隔着一层膜，像在敲那扇窗户。他们携带着未来，他们是一切潜在的东西。（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

他说，你将来要做的所有作品，你的创业项目，你要做的一切，他们都知道。那些想法并非凭空出现。是有人敲门，把它送了进来。

他引用《伊利亚特》来佐证。荷马在描写战场时，神和女神会随时出现在人类对手身边。阿芙罗狄蒂想帮助帕里斯，就说我会在他梦里以他兄弟的形象出现。在希腊人看来，这是不同维度上的存在在和人类沟通。普雷斯菲尔德说，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

那么，有多少种可能的未来？多少个可能的想法？

他回答得很谨慎。他说，是有多种可能的，但你去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专辑，他究竟能有多大的不同？你能看到一股贯穿始终的推动力，没有什么能让他偏离这条线。也许《河流》那张专辑可以叫别的名字，但他处理的那些议题，是他意识层面无法控制的。他被召唤着去做这件事，没什么能阻止他。

所以创作是一种合作关系。创作冲动来自别的地方，或者说，来自我们内心深处。就像橡子长成橡树，坐在键盘前的艺术家，既在运用自己的意识，也在向无意识或另一个领域敞开自己。

他提到济慈写《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时的草稿。整页纸涂满了修改痕迹，划掉这个，划掉那个。但他的意识确实在工作。所以这是一种合作。普雷斯菲尔德说，他刚开始写作时在广告公司上班，试着写小说，但怎么写都写不出来。他根本不知道怎样调频到那个电台。他拼命用脑，结果什么也做不成，因为他太用力了。就像一个禅修的人拼命想静下来，结果脑子里全是念头，快把自己逼疯了。

但年复一年，他说，我大概变好了一些。我能放下那个拼命用力的自己，让那些天使更容易地穿过那层膜。

用三十年学会“放松”

弗里德曼问他，能不能描述一下那个“放下”和“清空通道”的过程？需要什么？

普雷斯菲尔德说，他花了大概 30 年。他把这个过程类比成冥想，虽然他自己并不冥想。他说，世界上最难的事之一，就是坐着不动，停止思考。这很难用语言描述，所以那些冥想老师才会用各种技巧和花招。

这就是年复一年的尝试，撞了无数次墙，然后一点一点地，不再撞墙了。

弗里德曼追问，有没有什么捷径？大家都想找捷径。

普雷斯菲尔德说，没有捷径。他把这个过程想象成那位女神在看着你。你在下面拼命撞墙，就像一个陆战队员在过障碍训练，或者一个武术家在练那个四英寸的寸拳。女神在旁边看着，说，我过几个月再回来看看他还在不在。最后她说，好吧，他付出了代价，我给他吧。

弗里德曼提到，他在俄罗斯学摔跤和武术时，非常强调重复训练技术。普雷斯菲尔德同意这个类比。他说，训练（drill）是个很好的视角。你坐下来写，然后看你写了什么，有时候会进入心流，有时候什么都写不出来。你从那些写不出来的时刻里，回头看看自己是怎么了，当时脑子里在想什么。就是这样一遍又一遍，直到它慢慢变得容易一点。

弗里德曼问，你读自己写的东西时，一直都有很好的判断力，知道什么是好的吗？

普雷斯菲尔德说，不。他说，现在他有了，但以前真的很难判断什么是好的。

编辑比写作更难

谈到编辑，普雷斯菲尔德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在写作中，真正的功夫下在编辑上。

他提到他的编辑肖恩·科因（Shawn Coyne），就是当年在 Doubleday 出版社买下《盖茨之火》的那个人。普雷斯菲尔德写完一本书就交给他。编辑的活儿不止是改几个逗号。它要看整个作品是否成立。如果不成立，为什么不成立？问题出在哪里？

他打了个比方：就像你在建金门大桥，有一跨出了问题，一个真正熟练的编辑能看出来。肖恩理解是什么让一个故事运转起来，而且他有普雷斯菲尔德自己已经失去的视角，因为作者离作品太近了，看不出问题在哪。

普雷斯菲尔德说，他有一本书被肖恩推倒重来，从头开始写。那本书是超自然惊悚小说，类似《罗丝玛丽的婴儿》或《驱魔人》。肖恩指出他违反了某些类型小说的惯例。你不能那么做。类型小说有它必须遵守的规则。

他说，任何真正成功的作家，除非他自己是那种绝顶天才，否则背后必须有一个好编辑。

弗里德曼把这个经验和他自己的科研经历做了对比。在科研中，通常有两三个人合作写论文。写完初稿后给别人看，他们不仅批评写作，还会批评你采用的方法本身。他们会说你问错了问题。这非常痛苦，但也非常有帮助。普雷斯菲尔德说，对，就是这样。你必须还保留一点自我，但也要时不时把它静音。这中间有个平衡。

恐惧是路标

话题转回《艺术之战》。弗里德曼问，抗拒来自哪里？为什么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力量，一直在用懒惰、借口这些东西破坏我们的努力？

普雷斯菲尔德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人有两个可以安放身份的地方。一个是自我（ego），有意识的自我。另一个是更大的自我，荣格所说的“神圣地基”，他称之为缪斯、女神，或者随便什么名字。

自我是那个大我里面的一个小点。但自我对生活的看法完全不同。自我相信死亡是真实的，时间和空间是真实的，我们每个人是彼此分离的。我可以打你的脸，那只伤害你，不伤害我。在自我的世界里，主导情绪是恐惧。

而大我相信死亡不是真的，时间和空间不是真的，你和我没有区别。如果我伤害你，我就是在伤害自己。这是因果律。在大我的世界里，主导情绪是爱。

所以，他说，我们这些有意识的人类容器，就处在自我和大我的拉扯之中。抗拒，就是自我的声音，一个恐惧的声音。当我们认同大我，把意识转移到那边，像艺术家或科学家那样向宇宙维度敞开自己，自我就受到了巨大威胁。因为如果我们待在那个空间里，我们就不再需要自我了。

他举了一个他觉得可能不太好的例子：特朗普就是自我。那是一个零和的世界。而它的反面是马丁·路德·金或甘地。这也正是他们最终被刺杀的原因，那个自我的声音紧紧抓住自己，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弗里德曼问，那为什么恐惧会和自我绑得这么紧？

普雷斯菲尔德说，你去看故事。反派永远是抗拒，永远是自我。英雄永远代表大我。英雄是那个愿意做出牺牲去帮助别人的人。放下恐惧，才能带来创造力和成功。

他接着说，抗拒并不真实存在。它不是一种实际的力。它就在你这里。你向它投降，或者你打开灯，它就消失了。但它不会永远消失，它明天早上还会回来。所以你得每天换灯泡。

弗里德曼问，你个人生活中最顽强的抗拒来自哪里？

普雷斯菲尔德说，永远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写作，就是在自己的作品体系里进化。它从来不会消失，也从来不会减轻。但抗拒是变化多端的。当你走到更高的层次，抗拒会变得更微妙，更细腻，试图骗过你。你最终会明白，它永远在那里，你永远要面对它。

每天去健身房，然后坐下来写

弗里德曼问，你的战斗是不是就是每天坐下来，面对空白页面，写够一定字数？这场战斗是不是就是投入一定的小时数？

普雷斯菲尔德说，他坚信这场战斗虽然发生在最高的精神层面，但打法却是最世俗的。

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健身房。他说，健身房就叫“抗阻训练”（resistance training）。你就是在对抗阻力。他不想去，不想起床，讨厌这个过程。但他在用这种方式武装自己，为一天做好准备。

他说，真正的抗拒，也是他认为所有人都一样的，是那个问题：下一个想法是什么？下一本书是什么？下一个项目是什么？当他问这个问题时，他是在问缪斯，问自己的无意识。就像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下一张专辑是什么？现在他做百老汇了，那是个好主意，那想法从哪来的？但那之后又是什么？

他说，那个作品体系已经活着了，它已经在我们内心存在，就像女性的生物钟。我们必须为它服务，否则它会报复我们。抗拒的很大一部分，是“接下来是什么”。他写完手头这本书，还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

弗里德曼问，你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就像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有一条单一的专辑线，那个东西已经在宇宙某处被知道了？

普雷斯菲尔德说，他不知道那是不是预先决定的，但他喜欢相信有某种类似的东西。就像量子力学，一旦你观察它，一旦你和缪斯对话，它就是确定的那一个。但在现实中，它是一个分布，可能是很多东西中的任何一个。

他说，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不会去写一首琼尼·米切尔的歌，不管他怎么努力。但他做百老汇这件事，本来不像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会做的事。事后回看，这是他的下一步进化。为什么不把他的音乐带到那个地方去呢？事后看，一切都说得通。

不要想象自己拿奥斯卡

弗里德曼问，你会不会像奥林匹克运动员那样，想象自己完成作品？他们会在比赛前几年，每天想象比赛那天会怎样，想象站在领奖台上的感觉。

普雷斯菲尔德说，他不会。因为写作是在当下发生的，它太神秘了，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和体育不一样，写作没有金牌。

他说，他更愿意相信，你一完成一部作品，第二天就进入了下一部。甚至在你完成第一部的时候，你已经开始了下一部，已经写了 100 页。写作是一个旅程，是一个过程。想象自己会拿奥斯卡，是很危险的。

弗里德曼问，为什么危险？

普雷斯菲尔德说，因为你在把自己交给自我。他说，他一直在对自己说，我是缪斯的仆人。我在那里做她让我做的事。如果我突然想，哦，我真的很厉害，我想要这个那个，那就完了。

弗里德曼试图为运动员的想象辩护。他说，在体育中，想象成功是一种冥想，它帮你排除一切杂念，专注于这一场战斗。自我在体育中扮演的角色，比在写作中更重要。

普雷斯菲尔德同意。他说，你看斯蒂芬·库里的采访，他是个那么好的人，但他有极强的自信。这种自信没有变成自我，因为他为此付出了太多努力。他想象的重点，是自己能做到最好，进入心流，做他知道自己能做的事。

在创作世界里也有类似的东西。一个编舞、一个导演，可能会在心里说，我能拍一部奥斯卡级的电影，我能导演这部片子。我在驱除那些“我不够好”的念头。我能做到。我能剪辑，我能配乐，我能把它们组合起来。这算不上自我，这是过程的一部分，是好的部分。就像运动员那样。

弗里德曼问，作为一个作家，有可能有极端的自信吗？

普雷斯菲尔德说，我想是有的。约翰·列侬坐下来写歌时，肯定觉得，妈的，我能做到。但他也不确定。伟大的艺术家总是被自我怀疑纠缠。那是抗拒。但在自我怀疑之上，在更大的层面，你能看到更大的画面。你在害怕自己做不好，但你知道你能做到。

写作不孤独，因为你和角色在一起

弗里德曼问，写作过程从根本上说是孤独的吗？

普雷斯菲尔德说，不。因为你和你的人物在一起。你把自己放进了那个世界。

他说，他以前的书桌是对着墙的。人们会问，你不想看看窗外吗？但他就在里面。他看到了斯巴达人，看到了那些场景。书页上的那些角色并非偶然。他们来自你身上的某个议题，某个很深的议题，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可能 20 年后才意识到，别人告诉你了，你才明白。所以你的角色在你眼里是迷人的，他们的困境在你眼里是迷人的。你试图理解他们。你是透过玻璃看他们，看不太清楚，你很想看得更清楚一些。所以，不孤独。他说，他有时候反而是后来出去吃饭，真的和人说话时，才更觉得孤独。

弗里德曼问，书写完后，你会想念那些角色吗？

普雷斯菲尔德说，他对他们有感情。就像孩子上了大学，你只在感恩节才见到他们。他对他们有感情，甚至对坏人也是，也许尤其是对坏人。

作家要像个母亲，也要像个战士

弗里德曼提到，普雷斯菲尔德写过，作家即使很成功，也常常不够强硬。你必须以职业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情绪。你必须有点像个战士，才能当作家。

普雷斯菲尔德说，他认为天赋有一部分是天生的。你可能像武术家一样，有某种天赋。但训练是大事。90% 是训练，10% 是基因。

他用了另一个类比。他说，作家就像一个母亲。如果你是个作家或任何创作者，你就是在孕育一个东西，你体内带着一个新生命。说到勇气，如果你两岁的孩子跑到街上，有辆车冲过来，母亲会赤手空拳拦住一辆别克车。作家或任何创作者，也要这样看待自己在做的事，看待这个正在诞生的新创造。

关于健康和疯狂的对立

弗里德曼把话题引向一个矛盾。他最近和阿丽亚娜·赫芬顿做过对话。赫芬顿当年创建《赫芬顿邮报》时，每天工作 20 小时，完全痴迷于工作，然后晕倒了，出了健康问题。所以她写了本书，说你要建立一种不牺牲健康的生活方式，既能高产，又不牺牲健康。她批评埃隆·马斯克工作太拼命，反而降低了效率。

弗里德曼说，他自己有点矛盾。他觉得自己有时候太俄罗斯了。他感觉疯狂和痴迷根本不在乎健康、睡眠、饮食这些东西。努力工作就是努力工作，其他一切都见鬼去。如果你真的专注于写一本书，其他一切都应该见鬼去。你站在这条线的哪一边？

普雷斯菲尔德说，他站在健康这一边。他承认，他生命中有一段时期，没有任何义务，住在一个小房子里，不停地工作。但即使那时，他早上也会吃肝和鸡蛋，也会锻炼。虽然他仍然每天工作 18 小时。

他说，他倾向于像运动员那样思考。斯蒂芬·库里完全致力于赢得总冠军，但他有家庭，家庭一直在那里。他肯定吃得很好，睡得够，有训练师帮他处理膝盖和脚踝的问题。科比·布莱恩特也一样。任何在高水平上运作的人都是这样。所以他属于健康派。

他说，当作家有个好处，你没法一天工作很多小时。四五个小时就是极限。他从来没能工作更久。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能做到。所以他有很多时间优化健康，锻炼身体。因为你是在训练，你工作时消耗大量 B 族维生素。

弗里德曼说，也许这是俄罗斯人的问题，也许也是年轻的问题。35 岁的时候你可以疯。普雷斯菲尔德说，也许和职业选择有关。他听说写作几乎不可能做超过几个小时。但当你进入某些学科，比如工程，就有很多非缪斯的时间。那些疯狂的小时数，是你必须做的。

完美的一天

弗里德曼问，你的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

普雷斯菲尔德说，他起得很早。他去健身房。他和朋友吃早饭。他现在起得特别早，疯狂地早。他以前不这样，但现在是这样。他和四岁、三岁的侄子在一起时，他比他们还早睡。

他的锻炼有教练，有一两个人和他一起练。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先热身，之后拉伸。洗澡，吃早饭。这是很激烈的运动，他肯定不想做，很难。所以你一早就有了一种成就感。这是当天的一大成就。但同时也不会难到让他彻底精疲力尽。

然后他回家，处理必须处理的通信之类的事。然后工作大概三个小时，然后就垮了。办公室关门了。他关掉开关。什么都不想。完全不想工作的事。

弗里德曼问，之后你会听音乐吗？

普雷斯菲尔德说，办公室关门后就不工作了。大概是 12 点到 3 点那个样子。

弗里德曼问他写作时的那些小仪式。

普雷斯菲尔德说，他确实有各种仪式，但他不太想讲，因为讲出来会“招霉运”。但有一件事他会做：坐下来就立刻进入状态。不闲逛，不磨蹭，尽快进入。

另一件事是，写一本书或剧本是多次草稿的过程。第一稿是你和缪斯最亲近的时候，你面对空白页面。现在他在写的是第五六稿或第七稿。所以他已经有写好的页面，他在读的时候是重新读的，边走故事边看。所以现在不是深度缪斯的状态。部分是，但也是在左右脑之间来回切换。他一边看，一边评估，然后进去改一点。

他说，他会坐下来，立刻进入。前一天晚上他会想好从哪里开始。他总是试着在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停下来。他说，这是海明威或斯坦贝克写到过的，或者两个人都写过：总是在你知道接下来要写什么的时候停笔，这样你就不会面对一个深渊。

然后，做完之后，办公室关门。他把一切交给缪斯。他不想担心它，不想想它。他认为担心或想创作过程是很不健康的。

他说，他之后会长时间散步，那时他会对想法保持开放，但不会痴迷。有时候散步时会有东西跳进脑子里，你会想，哦，我应该改那个。但推动这件事的，是更深层面的东西，你的自我插不上手。

一天结束时，办公室门关上，剩下的时间就随便了。可能出去吃晚饭。他女朋友现在不在，她在纽约。他会做晚饭或出去吃。也许读点东西，不读太重的。他很早上床。健身房对他很重要。

他说，前一天晚上，他会像武术家那样，想象第二天要做什么，让自己兴奋起来。然后他就像灯一样睡着了，在黎明时分醒来。

未来是无法看见的

弗里德曼问，展望未来，这一年，接下来几年，你觉得缪斯为你准备了什么？

普雷斯菲尔德说，你永远不知道。可能还是类似的东西。他说，他完全不相信那种练习，让你想象五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给现在的你。他不信这个。因为就像《走出非洲》里那句台词，上帝让世界这样转，就是为了让人看不太远。

他说，作为作家或创作者，你就是不知道。他从来不知道他的第一本书会是一本传奇，会拿到一大笔预付款。在那之前，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写那样一个主题的东西。一点都不知道，直到它来了。然后写完了，人们说，你得再写一本。他完全不知道下一本是什么，那就是《盖茨之火》。一点概念都没有。

所以，如果有人在那个时候坐下来问他，他不可能回答。他只是希望，随着未来的展开，他能对它保持开放。

这场对话从战争开始，绕了一大圈，最终落在了一个很朴素的地方：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只能保持开放，每天坐下来，面对空白页面，写下去。

普雷斯菲尔德最后送给听众一段话，是关于恐惧的：

你被恐惧麻痹了吗？那是好迹象。恐惧是个指示器。恐惧告诉我们必须做什么。记住一条经验法则：我们对一件作品或一项使命越害怕，就越能确定我们必须去做它。（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

如果你也想开始自己的“艺术之战”

• 把抗拒当成路标。你越害怕做某件事，越说明那件事对你重要。恐惧并非叫你停下，它在叫你开始。
• 每天用最世俗的方式打这场仗。早起、锻炼、坐下来立刻开始写，不闲逛。精神层面的战斗，靠的是最具体的日常纪律。
• 在知道接下来要写什么的时候停笔。不要把自己写到枯竭，留一个明确的起点给明天的自己。
• 找到你的“肖恩·科因”。一个能看出整体结构问题、敢于让你推倒重来的编辑或伙伴。任何创作者都需要一个能站在作品外面看的人。
• 别把健康和创作对立起来。像运动员那样对待身体：锻炼、睡眠、饮食。写作一天四五个小时就是极限，剩下的时间用来恢复。
• 不要想象奖杯，想象过程。想象自己站在领奖台上，是把控制权交给自我。想象自己进入心流、做到最好，才是可持续的方式。
• 每天“换灯泡”。抗拒不会永远消失，它明天还会回来。接受这一点，然后每天重新打开那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