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科特金：斯大林、普京与权力的本质

1922 年春天，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新设了一个职位：总书记。这个职位的本意，是给自己找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助手，管人事、协调各地组织、把琐碎的活儿扛下来。

列宁选了斯大林。

不到六周，列宁中风。1924 年 1 月，第四次中风带走了他。斯大林手上那个"助手"的位子，慢慢变成了整个国家机器的中枢。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用这个细节作为他斯大林传记第二卷的核心线索之一。他正在写第三卷。在那之前，他先和 Lex Fridman 聊了两个多小时，从斯大林怎么拿到权力，一路聊到普京什么时候会走、俄罗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以及为什么马克思的设想在每一个地方实践都变成了短缺和暴政。

渴望权力的人，远比你想的少

Fridman 的第一个问题很直接：是不是所有人类都渴望权力？

科特金的回答把这个前提拆掉了。他说人真正渴望的是安全感、爱、冒险，权力排在后面。而且渴望权力的程度差别极大。

有些人从小就想要领导位置，在操场上、在自己家里、在同龄人中间。这类人后来确实容易进入权力位置，但权力位置本身五花八门。董事会里的席位是权力，咨询委员会里的席位是权力，三权分立下的一个部长位置也是权力。

真正渴望那种没有任何约束、能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的，是极少数。

这些人不是你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人。他们是极特殊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连实现这个梦想的机会都没有，极少数人才真的得到了这个机会。（科特金）

华盛顿被拿来做例子。他完全有条件行使远大于实际的权力，但他没有。他更在意让国家长出强健的制度，而不是让像他这样的个人拥有过量的权力。这并不意味着华盛顿没有野心，他在当总统之前已经是一位成功的将军。

野心和专制权力是两件事。MIT 的校长有野心，但他必须和校董会、教职员、学生群体协商，这些约束让机构更强、决策更好。这不等于校长没有野心。

为什么不受约束的权力会让人变蠢

那句老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科特金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它。

当一个人做决定时不需要说服任何人、不需要争取投票、不需要应对任何人否决他的可能，他就更容易犯错，更容易走向极端。原因很朴素：没有人替他纠错。

美国的制度设计里，国会掌握"钱袋子"，总统没有。这在实践中制造了大量僵局，人们抱怨国会什么都不干，抱怨政治瘫痪。科特金说，那恰恰是这套系统的强项。

我们的制度是被设计成阻止政府随便做事的。人们对此感到沮丧。但从根本上说，这正是我们制度的强大之处。（科特金）

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能带来惊人的动能，很多事情能飞快办成。毛时代的中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Papa Doc 和 Baby Doc 治下的海地、以及某些不受股东和董事会约束的企业领袖，短期看都像是天才，后来都出了问题。

Fridman 追问：那俄罗斯人呢？是不是有一种对威权领袖的心理倾向？

科特金把这个问题拆成两半。第一半，美国也有这样的人，数量不少，只是还不是多数、甚至不是相对多数。这种情绪往往来自挫败感：事情办不成、某个政治事态必须被迅速纠正。这种冲动事后会让人后悔。

第二半，他不同意"俄罗斯文化天然向往威权"这个解释。他倾向于认为，这更多跟后苏联转型的功能性失败有关。俄罗斯人试过一套带约束的行政权力，那套东西没有按想象运作，于是有人开始觉得，也许不受约束的权力能解决问题。

俄罗斯人今天能看到别的国家的制度怎么运作，能看到那些地方的生活不一定更差，可能还更好。但挫败感和急躁情绪确实会强化对"铁腕"的渴望。

"唯一的爸爸"：支持率是怎么构成的

普京的支持率从哪来？

科特金的回答用了一个私人化的类比。他问自己的孩子：我是个好爸爸吗？孩子没有别的爸爸可以对比，他是唯一的选项。如果不选他，他还是爸爸。

今天的普京是俄罗斯人民唯一的爸爸。如果我的孩子能接触到替代的爸爸，那些爸爸可能比我更有爱、更慷慨、更有趣、更富有。他们至少能做出选择，而我就得在那个竞争格局里重新赢得他们的青睐。（科特金）

这个类比撑起了他后面所有的分析。普京的受欢迎程度，一部分来自他确实读懂了转型失败者的心理，一部分来自替代选项的缺失。

他没有否认普京本人的能力。普京刚上台时在公开场合相当笨拙，没有今天这套政治直觉，也不会打传统价值观和东正教会这些牌。他是在位子上长出来的。

更精妙的是他的政治布局。普京自己面向转型中的失败者：养老金被通胀吞掉的人、工资停滞的人、被抛弃的地区。同时他用梅德韦杰夫（Medvedev）面向另一群人：大城市里成功的、懂技术的、有创业精神的新一代。梅德韦杰夫当过几年总统，因为宪法限制普京不能连任三届，这就是俄罗斯人所说的国际象棋里的"王车易位"。

这套组合拳一度非常成功，把社会里一条很深的裂缝两边都罩住了。

易位结束后，梅德韦杰夫的光环消退，城市里爆发了大规模抗议，不只是首都。普京需要新的支撑点，于是有了克里米亚。那次吞并给他带来了显著的支持率拉升。科特金说，这个趋势现在又转向下了，虽然相对其他世界领导人仍然算高。

真正有意思的是另一面：普京在国家行政系统内部其实不受欢迎。

各级官僚信息灵通，他们清楚国家在衰退：人力资本在流失，基础设施在退化，经济没有真正增长，也没有真正多元化，俄罗斯没有在为未来投资。同时他们看着普京的小圈子把眼前能拿的一切都拿走。

这些官员暂时没法公开反对，因为他们有家庭、有职业、有要上学的孩子、要找工作的孩子。科特金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克制的说法：这可以叫怯懦，也可以叫现实主义。当家人的前途摆在桌上时，一个人能有多勇敢，他说不好。

但这种不满一旦有了出口，局面可能变得很快。而这个出口，可能来自体制内部。

那十年 7% 的增长，该记在谁账上

普京前两个任期，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约 7%，持续了整整十年。这确实是实打实的成绩。

常见的反驳是：那只是油价。科特金的算法把这个说法推翻了。第一个任期平均油价 35 美元一桶，第二个任期平均 70 美元，十年下来平均在 50 美元左右。这个价格不算低，但也不是暴利。真正拉开差距的对照在后面：当油价超过 100 美元一桶时，俄罗斯反而停滞了。

所以油价解释不了那十年。

他的解释有三层。

第一层是政策。普京确实推出了一批重要的自由化措施：降税、允许土地买卖、在很多经济领域放松管制。这催生了一波创业潮，中小企业起来了。

第二层是 1998 年卢布崩盘。本币暴跌让俄罗斯产品在国外变得便宜，让进口变得昂贵，客观上扶了本国制造业一把。

第三层最容易被忽略：中国。中国的超高速增长制造了对几乎一切苏联时代能生产的东西的饥渴需求，化肥、化工、金属、钢铁、水泥。苏联工业在 1990 年代跌得比美国大萧条还惨，2000 年代大量产能重新点火。中俄贸易不是直接的，这是通过抬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间接效应。

科特金在这里强调了一个容易被跳过的点：这种复苏只能做一次。把苏联时代的工业从死亡里拉回来，这个动作一辈子只能做一次，而它正好发生在普京的前两个任期。

结果落到普通人身上，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超过 GDP，有些年份达到 10%。俄罗斯人感受到了这波繁荣，并且心存感激，这是应当的。

但科特金马上补了一句：这不代表它是可持续的。

走掉的是最不该走的那批人

1991 年以来，有 500 万到 1000 万人离开俄罗斯，彻底搬出了前苏联空间。

走掉的是哪一批人，这比走了多少人更值得看。不是穷人，不是没受过教育的人，不是转型中的失败者。走的是人口中更有活力的那部分：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有创业精神、更有能力的那批。

科特金指着自己和 Fridman 说，就坐在 MIT 这里，就有够格来 MIT 的俄罗斯人，其中一位就是 Fridman 本人。

从政权角度看，这件事有另一面：不喜欢你的人走了，就不会留下来抱怨、抗议、投反对票。反对力量随着人口外流而下降。科特金说，这对政权本身未必是坏事，但对国家的爱国者来说，这是巨大的损失。人力资本大量失血本身就是一种伤害，而且过去七八年还在加速。

总书记这个职位，本来是给列宁自己找的助手

访谈的后半段转向斯大林。这是科特金真正的主场。

他先讲了一个前提：斯大林也是环境的产物，个人驱动力很强，但不是全部。

一战打垮了沙皇政权，而斯大林在整场战争里完全没有参与。1917 年 2 月沙皇倒台之前，他一直在西伯利亚流放，只有政权垮台他才能离开。他被短暂征召过，又因为身体残疾被刷了下来。他没打过一天仗。与此同时，农民自己开始夺地，事实上而不是法律上摧毁了大部分地主阶级。这些巨大的进程在他身边发生，他不是驱动者。

然后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围绕列宁的一小群人宣布自己夺取了政权。

到这里，1917 年 10 月接替沙皇的临时政府已经失败了，其实没多少权力可夺。列宁做的是在左翼内部搞政变。当时遍布全国的苏维埃（Soviets）极受欢迎，是激进的基层民主，不属于任何一派，但总体偏社会主义、偏左。1917 年 12 月，俄国在战争期间举行了一次大体自由公正的选举，四分之三以上的国家投给了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政党。

所以那场争夺的真正焦点是：谁来定义社会主义，谁有资格参与定义。

列宁的集团对左翼的其余部分发动了政变，而不是对已经失败的临时政府。他在苏维埃的名义下夺权。（科特金）

十月革命这个叫法，科特金说，很多历史学家和他一样，认为它其实是十月政变，革命发生在夺权之后。

历史上很多次左翼夺权都失败了，被军队清掉，被反革命力量清掉。列宁这一次成功了。它不只是夺权，它守住了权力，赢了内战。到 1921 年，它已经在国家心脏地带扎下根。

列宁需要有人用最琐碎的方式打理这个新政权。1922 年春天，他专门为斯大林创造了一个此前不存在的职位：共产党总书记，一个日常政治管理者，一个左右手。列宁不是要找接班人，他是要给自己找个帮手，把这个帮手制度化。

不到六周，列宁中风，很严重的一次。1924 年 1 月第四次中风去世之前，他再也没能完整地回到权力运行中。

于是一个为列宁服务的职位，交到了一个服务对象已经不在的人手上。斯大林用这个位置，在布尔什维克专政内部建起了个人独裁。

中风不是历史结构

Fridman 问了一个略带阴谋论色彩的问题：这一切是不是太巧了？

科特金的回答是历史方法论层面的。他说历史充满偶然，但事情发生之后，所有人都觉得它必然如此。希特勒 1933 年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之后，整个德国史都被扭成通向纳粹掌权的故事，那些没通向这个结果的趋势就不再被检视。

但希特勒当上总理不是必然的。他是被传统保守派请上来的，纳粹党在他掌权之前从未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 outright 赢过，而且在他即将被任命的前一次选举中，纳粹得票还下降了。

列宁的病也一样。如果列宁身体更健康，斯大林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我们认识的那个斯大林。这不等于说历史全是意外，只是说结构因素和偶然因素必须放在一起看。

那列宁为什么选斯大林？因为总书记是个组织性职位，而斯大林是极高效的组织者。他能办事，不管任务多难。他不会抱怨活儿太累，不会跑去玩女人喝酒、把职责晾在一边。列宁是在若干选项里挑了当时看更好的那个，他不知道六周后自己会中风。

至于斯大林后来能坐稳并且把苏联建成超级大国，科特金说这不可能只是意外。你可以靠某个人的朋友、亲戚身份拿到位置，但拿不住。意外把你送上去，意外也会把你拿下来。

一旦一个人因为偶然原因上台，除非他有能力驾驭，否则他留不住。斯大林有手腕，冷酷，是个工作狂，极其勤奋，记忆力惊人，能记住人的名字、面孔、事件。这些在他搭建那台后来成为苏联国家的机器时，全是优势。（科特金）

他是个真信徒，这一点不能跳过

Fridman 提出一个容易被简化的问题：斯大林是不是只是一个靠操纵上位的恶人？

科特金明确否定了这个简化。斯大林是真正的信徒，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同样渴望权力，渴望个人权力，但不只是为了权力。

他身上有两种东西叠在一起。一层是共产主义者，他真心想在现实中实现共产主义。另一层是俄罗斯国家主义者，而且是帝国意义上的传统国家主义者。

这两重身份各自为他赢得了不同的追随者。共产党的硬核信众因为他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跟随他，俄罗斯爱国者因为他是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强硬捍卫者而跟随他。这两个群体有时候重合，有时候完全不重合，但都对他在这些目标上的投入和能力心存敬佩。

科特金提醒不要走过头，不要以为斯大林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共产主义信徒或俄罗斯爱国者。但这两股吸引力确实广泛而强大。

同时，斯大林用尽了一切手段：操纵、暴力、撒谎、两面三刀、诽谤他人、破坏潜在对手。他在自己心里和对外都把这一切正当化为通向共产主义和俄罗斯荣耀的必要手段。他把个人权力等同于共产主义，等同于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

扔核弹，但想减少平民伤亡

为什么那个年代那么多人信共产主义？科特金把语境摆出来。

大萧条对资本主义体系是一次重击，大规模失业、普遍困苦。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帝国日本同时崛起。即便是民主法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统治着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殖民地。两次大战之间，资本主义的形象和现实与后来完全不同。

在这个背景下，共产主义对一些人有吸引力。苏联内部如此，苏联外部也如此，因为资本主义让很多人失望。

科特金紧接着给结论：共产主义的结局要糟糕得多，受害者多得多，这个体系最终自我崩塌。但它试图回应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它没有解决那些问题，可它也不是凭空出现的。

他接下来给了一个类比。

马克思的图式是这样的：资本主义曾经带来巨大进步，比封建主义创造了更多财富和机会，但后来它只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所以为了全人类，普遍阶级即工人阶级必须推翻资本主义，让更高的生产力和财富为所有人服务。

这意味着消灭市场、消灭私有财产、消灭所谓资产阶级议会。马克思同时承诺，消灭这些之后，除了更大的丰裕，还会带来更大的自由。

每一个地方试过之后，产生的都是暴政、大规模暴力、死亡和短缺。历史上没有例外。（科特金）

科特金说，这就像宣布要扔一颗核弹，同时声明要尽量减少平民伤亡。核弹扔下去了，平民大规模死亡，然后你一直说，可我说过要减少平民伤亡啊。

这就是历史和哲学的区别。

那些想明白这件事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了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不消灭市场，而是用国家监管市场。不摧毁私有财产，而是用国家重新分配收入。在马克思主义的图式里这是叛教，因为他们原则上接受了资本主义，只是想修补它、改善它、监管它。列宁主义者给他们起的名字是"修正主义者"。

这场左翼内部的裂痕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科特金称之为左翼的内战：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列宁主义者，对接受资本主义但要监管和再分配的社会民主党人。

今天的争论里还能看到同样的混淆。一方引用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是死路，必须消灭它才能到达更好的世界；另一方承认有不平等、有机会不平等、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但可以通过监管和再分配来解决。

科特金特意声明他不站政治立场。他只是在描述一个混淆：历史上已经把两种路径的结果都演示过了。

美国革命给的是另一个模板

科特金把美国革命拿出来做对照。它跟阶级无关，跟工人无关，跟所谓普遍阶级无关，跟消灭资本主义和市场也无关。它围绕的是"公民"这个范畴。

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公民。实践上它远没做到：没有财产的男性不是完整公民，女性不论有没有财产都不是，从非洲被强制贩运来的人是奴隶不是公民。

但这个范畴可以扩展。废奴、女性投票、无财产男性投票，一步一步，公民身份慢慢接近它最初承诺的样子。科特金讲了一个私人细节：他母亲在 1970 年代才能不靠父亲联署办下自己的信用卡。花了很多年，但范畴确实在扩展。

另一个遗产是那次访谈开头讨论的分权。制宪者怕暴政，怕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所以建了一套从制度上而不是从环境上约束它的系统。

在这两样东西之内，长出了正常政治：左派右派，主张再分配和政府干预的一边，主张小政府和少干预的另一边。科特金说他对这个没有任何意见，这是给这个国家也给世界的礼物。

问题出在两端的极端。极左和极右的共同点是都不承认资本主义或民主法治制度的正当性，都想消除对行政权力的约束，都想控制公共领域或削弱媒体独立，都想取消市场和私有财产。

他顺带谈了平等。平等的结果不可实现，而且会产生反噬和意外后果。平等的机会才是健康社会的关键，而这是眼下真正塌陷的地方：学校系统没有为大多数人提供机会平等。

需要一群人，不是一个救世主

Fridman 提到了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也是普京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把普京视为自由世界的敌人。

科特金的回答没有否定卡斯帕罗夫个人，但把重点挪开了。

我们不需要个人。有些个人非常了不起，他们有勇气，他们抗议、批评、组织。我们需要的是制度：一个能运作的杜马，一个能运作的法院系统，权力分立，中立专业的公务员体系，中立专业的司法体系。你很少能从一个人身上得到这些，不管这个人多出色。（科特金）

他举了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在苏联体制下造出氢弹的世界级物理学家，后来对自己科学成果被如何使用感到不安，反过来试图给科学加上文明的、人道的约束。萨哈罗夫后来更接近一位道德和精神领袖，他没有成为国家领导人，即便成了，也仍然不会带来司法系统、公务员体系和能运作的议会。

需要的是一个领导者和其他领导者组成的联盟，是一整群人。这群人之间还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分权，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能摧毁其余所有人。他们还必须有建立制度的意愿，而不是只关心个人权力。

那么俄罗斯的出路是什么？革命？暴力？

科特金的判断很明确：俄罗斯不是失败国家，它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潜力巨大，历史上多次证明自己能在糟糕处境里扭转轨迹。暴力很少是解决方案。它可能打断一个既有趋势，但很少产生非暴力、可持续、正面的结果。它会发​​生，但不常发生。

社会动荡也不是通往制度化改善的常规路径。中东的抗议席卷多地，但没有自动带来更好的制度，因为从抗议到建立起强健、稳固的新制度，是一个巨大的跳跃，不是一小步。

他看到的历史模式是：权力结构内部一群爱国的人，看到国家相对邻国、相对更富裕更成功的国家在往下走，他们想改变轨迹，以联盟的方式换掉现政权，形成新的权力分享安排。

这种安排会让人沮丧，因为什么都不能立刻办成。但那正是重点。你不能一夜之间改完一切，不能强推变革，这种约束才可能通向长期的、可持续的成功。俄罗斯需要更强大的制度：法院系统、民主制度、开放而有活力的市场而不是垄断、以商业计划而不是政治标准或贿赂来放贷的银行。

还有一句我觉得值得单独拎出来：俄罗斯似乎每一次都需要一个奇迹。问题就在这里。解决方案是不再需要奇迹。

如果坐下来，问他一天是怎么过的

Fridman 提了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可以和普京或斯大林坐下来聊，你会问什么？

科特金先区分了两个人，然后谈普京。

他想知道普京认为这件事要往哪走。25 年或 50 年后俄罗斯会是什么样？长期愿景是什么？当前趋势会产出一个什么结果？他是否真的相信俄罗斯在上升轨道上，25 年后仍然是一个拥有强劲经济、高技术、充沛人力资本、优良基础设施、很高生活水平和安全的伟大国家？

如果他不这么认为，这件事困扰他吗？他在意 25 年、50 年后的未来吗？

科特金说这是他眼里的谜。普京很聪明，信息源极广，作为世界级领导人积累的经验已经超过了勃列日涅夫 18 年的执政期。他好奇这个人怎么看待俄罗斯的长期演变，以及他是否相信自己把国家带在正确的轨道上。

然后他给了另一组更具体的问题，都是绕着弯问的：你的一天从早到晚是什么样的？从哪儿开始？高点在哪，低点在哪？一天里你最期待哪一段，最不期待哪一段？什么算好日子，什么算坏日子？你怎么知道自己在做的事产生了你想要的效果？你怎么跟进？怎么收集信息和反馈？你怎么让人当面对你说那些他们知道你不爱听的话？

他说，透过这类问题，你能看到一个掌权者的窗口。

谈到权力本身，科特金用了一个生理学的类比。你去健身房，内啡肽释放，哪怕累、哪怕酸痛，那股化学变化会改变你一整天的能量和感受。练久了突然停下来，身体会想念那种释放。权力对普京这类人就是这样，对大学校长、国务卿、企业 CEO 也一样。它变成一种近乎毒品的东西，变成自我感受和幸福感的必需品。

我最敬佩的那些人，是能主动从权力里走出来的人。能在有机会继续的时候放手，能放弃那个毒品，能感到满足，甚至因为走开而变得更强。（科特金）

他也描述了另一种滑坡：你会开始把个人权力和国家福祉混为一谈，觉得自己的权力越大，国家就越好。你会逐渐无法想象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公民，或者一个管着小公司的人，甚至无法想象做一件比管一个国家小得多的事。

对斯大林，科特金说问题太多，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但核心的好奇是：手里握着对数亿人生死的权力，是什么感觉？他会不会有时候反过来想，一个人拥有这种权力意味着什么？这如何影响他和别人的关系、他对自己的感知、他在生活里看重什么？他会不会有时候觉得积累这么多权力是个错误，会不会希望自己过一种更简单的生活？还是说他已经沉醉其中，离了它活不了？

还有一类更具体的问题：某个日期、某个处境，你做了一个决定，本来可以做另一个。你当时在想什么？能回忆起来吗？是拍脑袋，还是早有盘算？是即兴，还是有策略？你依据什么？你读那些书、在上面画铅笔线，是因为吸收了教训，还是只是确认一下，像条件反射？

科特金说，你越靠近斯大林，他有时候反而越难捉摸。

冲突不会消失，但要防止它变成零和

访谈最后，Fridman 问：世界上会永远有恶吗？会永远有战争吗？

科特金的回答是"不幸的是，会"。利益冲突和目标冲突是持久事实，永远无法消除。人类的任务是把这些冲突放进一个能被和平解决、不以零和方式解决的框架里，这就是强健制度的作用。

这个目标在全球尺度上做不到，所以总会有时候升级成暴力。真正要避免的是最强国家之间的冲突。大国冲突糟糕到没有语言能描述。二战至少死了 5500 万人。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和中国之间或者别的什么组合，数字可能是 1.55 亿、2.55 亿、5.55 亿。他说他连想都不愿意想。

也门、叙利亚这些地方的战争对当地人来说是巨大灾难，规模惨烈，但不是行星级的。避免行星级毁灭，是真正重要的事。而其中一部分工作，是记住历史。

这期访谈留下的可操作清单

科特金没有给读者开药方，但整场对话里散落着一些可以直接拿走的判断。整理成可以对着做的几件事：

• 评估一个组织时，先看它有没有纠错机制，再看它跑得多快。没有纠错机制的高速运转，错误会复利。
• 看到一个强势领导人受欢迎，先问替代选项存不存在。受欢迎程度和可选空间是两件事，混起来会误判。
• 看到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先查三件事：政策变化、汇率或外部冲击、外部需求。三项叠加的一次性红利，不要当成可持续的增长率。
• 看到一个国家或公司人才外流，先看走的是哪一层人。走掉的是受教育程度最高、最有创业精神的那批，留下来的人均素质在下降，这个损失要持续二十年才显形。
• 判断一套权力约束可不可靠，先分清它是制度性的还是环境性的。距离太远管不过来、一天只有 24 小时、精力有限，这些都是环境约束，技术和意志一变就被突破。只有写进规则、有人能合法否决的约束才算数。
• 不要等一个华盛顿式的人物来建立制度。华盛顿只有一个，萨哈罗夫也只有一个，而且他自己都承认，再伟大的个人也变不出法院、公务员系统和能运作的议会。要的是一群人，并且这群人之间还得互相分权，谁都吃不掉谁。
• 看一个体制会不会变，别看民调支持率，去看中层官僚私下怎么说话。他们信息最全，最清楚国家在往哪走，也最清楚自己在拿什么换安稳。他们的沉默不是认同，是在等一个安全的出口。
• 警惕任何把个人权力和国家或公司利益说成一回事的人。这个等式一旦在心里成立，他就再也无法想象自己离开位子之后的样子，也听不进任何说他正在损害集体的话。
• 最后一条，关于计票。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前不久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党内谁投票、怎么投票，我认为完全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谁计票、怎么计票。这句话放到今天任何一个组织里都成立。谁掌握数据的采集口径和解释权，谁就掌握实际权力，表决只是走个形式。所以你要判断一个组织里谁说了算，别看他坐在哪张桌子上，去看报表是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