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顿·所罗门：死亡与意义

1980 年，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教授走进 Skidmore 学院（Skidmore College）的图书馆，沿着书架一层层走，看到一排他从没听说过的作者。作者叫 Ernest Becker，文化人类学家，1974 年去世，去世前几周被追授普利策非虚构奖，获奖作品是《否认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

他翻开第一页，第一段就写着：我相信死亡恐惧，以及人类回应它或者拒绝回应它的方式，是几乎我们所做一切事情的主因，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而大部分时候，我们没意识到。

这个年轻人叫谢尔顿·所罗门（Sheldon Solomon）。他把书合上，站在书架之间想了一会儿，然后想起了自己八岁那年。

八岁的邮票，和那个傍晚

祖母病了。母亲前一天跟他说，去跟奶奶道个别，她状况不太好。他说好，去了，知道她病得不轻，但没真正理解那个病的分量有多大。

第二天傍晚，祖母去世。他坐在那儿看自己的邮票册，先是难过，然后突然意识到一件事：祖母死了，接下来母亲也会死。母亲死了谁给他做饭，谁不来烦他？再往下想，邮票上那些美国国父，华盛顿死了，杰斐逊死了，母亲会死，他自己也会老，也会死。

八岁，第一次明确的存在性危机。他说那种感觉像血都凉了，之后很多年他都在尽力忽略它。

二十多年后，站在 Skidmore 的书架前，他发现自己被贝克尔那本书吸住，一部分原因是书上写的东西跟他自己的经验对上了。

亚里士多德说斧头的灵魂是砍，那人的灵魂是什么

所罗门讲课喜欢从定义开始。心理学的 psyche，学生们都说意思是心智。他说那是现代解读，古希腊语里是灵魂，但亚里士多德不属于笛卡尔式的二元论，他不认为灵魂是装进肉体容器、死后还能拿出来单飞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说，灵魂是活的自然身体的本质。举例来说，如果一把斧头是活的，斧头的灵魂就是砍。你把眼珠挖出来，它还能看，那眼珠的灵魂就是看。蚱蜢的灵魂是跳，啄木鸟的灵魂是啄。

那人的灵魂是什么？

这个问题没有公认答案。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动物，我们是智人（homo sapiens），但这不是唯一的说法。二十世纪人类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说人是游戏人（homo ludens），我们骨子里是好玩的生物。阿伦特说人是制造人（homo faber），我们会造工具。迪萨纳亚克（Ellen Dissanayake）写了本《审美人》，说我们不只是理性的，还是能欣赏美的。还有人叫我们叙事人（homo narrans），我们是讲故事的生物。

这些说法都对人有解释力。真正抓住所罗门的是一个苏格兰人，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1860 年代写过一本书叫《梦的蓟》（Dreamthorp）。书里有一句话突然冒出来：正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终将死去，我们才成为人。

他读到的时候，胃里一沉：我不喜欢这句话，但我觉得你说到点子上了。

后来他发现威廉·詹姆斯也用过类似的意象，说这是人类处境核心处的那条虫。这个说法来自《创世纪》：伊甸园里一切都好，蛇引诱夏娃咬了一口知识树的果子，亚当也吃了，死亡因此进入世界。在所罗门看来，这是对意识起源的寓言式复述。凭借我们庞大的智力，我们终于意识到死亡的必然。苹果好看好吃，等你咬到核，里面是那个难看的现实，我们会结束。

两种互相看不起的心理学，在他手里合上了

1980 年，所罗门拿到实验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主要做临床心理学方向的研究，评估非药物干预降低压力的效果。活干得不错，他也觉得有意思。

然后他读到贝克尔。

贝克尔有两本书对他特别重要。《意义的诞生与死亡》（The Birth and Death of Meaning）从进化视角搭框架，《否认死亡》则从存在主义精神动力学的角度展开。这两套语言平时是互不搭理的。进化派觉得精神动力学全是玄想，没有实证支撑，说白了就是扯淡；精神动力学派回头骂进化心理学讲的是想当然的故事，看到什么都说这大概是因为它有适应性。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是比较早站出来说这两种思路可以兼容的严肃学者。

所罗门当时觉得，这两套东西放一起没有任何内在冲突，合起来力量更大。

他后来一辈子做的事，就是用实验把贝克尔那些看起来像哲学随笔的断言，一条一条变成可验证的假设。

「所有理论都是错的」和「没有比好理论更实用的东西」

Lex 问他，你对自己的学说有多自信？

所罗门说，他很自信，但也承认自己不知道。苏格拉底说我知道我不知道，这是通往智慧的第一步。他相信我们比过去知道得多，也相信托马斯·库恩说的，变化不等于进步。

他讲了自己进堪萨斯大学读博的第一天。教室一面墙上写着库尔特·勒温那句名言：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理论更实用。另一面墙上是一位德国物理学家的话：所有理论都是错的。

他当时想，到底哪个对？答案是两个都对。理论不是真理的复制品，理论是把注意力导向某些角落的工具。作为实验心理学家，他坚持理论是假设生成器：理论提出断言，断言生成可检验的假设，结果要么支持理论，要么否证，要么迫使它修改。

他批评同行的时候话说得很重。有些心理科学家把统计精度当成了知识和洞见，还犯了爱因斯坦抱怨过的错误，以为数据的堆积会自动带来概念突破。

洛克、斯密、马克思：左右两边搞错的是同一件事

所罗门和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认识三十年。彼得森早年公开说过他们的研究是胡说，后来两人在安大略莎士比亚戏剧节上一起待了两天，聊《麦克白》的精神动力学解读，相处得很好。彼得森还劝他，你每次讲点什么都要用手机拍下来传 YouTube。所罗门说，他大概不是从赚钱角度想的，是想跟人连接、把知识传出去，但大多数人不会这么想。

两人到今天还有分歧，主要在两条线上。

第一条是宗教。彼得森更认可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像个当代克尔凯郭尔，坚持认为通往信仰只有一条路。所罗门不同意，理由是：那是其中一条路，但远远不是唯一能让人找到意义和价值的路。

第二条是政治经济学。所罗门想写一本叫《为什么左和右都不得要领》的书。他的论点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智识上和道德上都已经破产，因为两边的立论都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假设上。

他当面跟彼得森说这套东西时，彼得森不介意他批自由主义那一半，那基本就是平克（Steven Pinker）批过的白板说。但当他指出保守主义那一半同样建立在错误前提上，彼得森就不高兴了。

那个前提是洛克（John Locke）的。1690 年前后，洛克在《政府论》里假设自然状态中不存在社会，只有追求自我保全的独立个体。所罗门说，这是思想史上最明显错误的断言之一。洛克用它来论证个人有获取无限财产的权利，这套论证后来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正当性来源。

他把洛克讲得很细。自然状态里，人有生存权，为了生存有权获取并保存自己劳动的果实。麻烦在于人不好惹。看见一英里外的苹果树，走过去摘一个就行；但如果苹果在你手上，你离我十米，我捡块石头砸你脑袋把苹果拿走要省事得多。所以人会互相抢。被抢的人有权按比例报复：我拿你一个苹果，你可以拿回一个苹果，但没权杀我长子。可是人这种东西容易升级，于是进入洛克说的战争状态。

为了避免战争状态，人们不情愿地交出一部分自由换安全，同意服从法律。政府的职能是维持内部安定、抵御外敌，保护财产权。

财产权怎么来的？洛克说，圣经和自然里都没有私有财产，但你的身体总归是你的，你有权活着，那么你施加了劳动的东西就成为你的财产。树上的苹果是大家的，我摘下来的那一刻，它就是我的。你可以拥有任意多的苹果，只要不浪费，只要不侵犯别人获取苹果的权利。

然后他往前走了一步。如果你用篱笆把一片苹果树围起来，那些树就是你的财产；别人想围内布拉斯加，那也是他的财产；世界那么大，资源没有上限，你凭自己的努力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再往后，货币出现了。洛克注意到钱这个东西很奇怪，它没有内在价值。你在沙漠里又饿又渴，面前一根胡萝卜和一块金子，多数人抓胡萝卜。钱是财富的浓缩符号，因为它不会腐烂，所以你有权拥有你能积累的任意数量的钱。洛克用的词是勤勉（industrious）。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勤勉，今天我们说更聪明、更不懒、更有野心。这是自然的，也是事实。于是随着时间推移，一部分人会拥有大量财产，另一部分人几乎没有。

在洛克那里，不平等是自然的，并且对所有人都有益。他的说法是水涨船高，有创造力的人配得上相对无限的财富，因为我们大家都会因此过得更好。下一个世纪，亚当·斯密补上看不见的手：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利，全体都会受益。

所罗门说这里有两条裂缝。

第一，这个框架的起点就是错的。人类社会性不是后来才有的发明，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我们是纯粹独立的个体。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更接近真相，他们从相互依存出发，把个体自主看成功能良好的社会系统的产物。撒切尔夫人 1980 年代说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这就是洛克那条线的当代回声。

第二，洛克 1690 年说英国地满了，想要土地就去美国，那儿是空的，或者有几个野蛮人，杀掉就行。麦尔维尔写《白鲸》时也想过会不会有一天鲸鱼被捕光，他说不会，结果捕光了。1690 年的世界也许真的又大又无限，今天肯定不是。而且无限追求个人财富不会伤害周围的人这个断言也不成立。极端不平等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是灾难性的。贫困本身没那么可怕，只要不挨饿、有个地方待着，所罗门自己说这话容易，因为他有房子住有饭吃。真正折磨人的是贫穷的人紧挨着极端富有的人生活。痛苦来自相对位置，绝对水平并不决定什么。

他对马克思的评价也是分开的。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不合格，这点他不争。但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论述，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带来大规模不平等、必然要求贬低和非人化劳动、把工人变成巨大机器上的血肉齿轮、必然在所有者与生产者之间制造长期冲突，这些判断全都应验了。皮凯蒂讲得更直白：资本回报率永远高于工资增长，有钱的人会越来越有钱，总有一天这个纸牌屋会塌。

熊彼特那一派说这叫创造性破坏，来吧，挺好。尼尔·弗格森统计过，过去几百年发生过二十来次大萧条和大衰退，每次都有半个族群被灾难性地影响，但那是进步的代价。所罗门说他愿意牺牲一部分进步速度，来把这个破坏曲线压平。

他让人去看北欧那类混合经济体：市场经济，高税率，换来的是公共服务。按联合国衡量的生活质量指标，预期寿命、教育、酗酒率、自杀率，做得好的是这些国家。

十四个月大的婴儿已经会记账

话题转到互惠。所罗门说保守派有一半是对的：人确实会自私。但他们只看到一半，因为人同时也天生是互惠生物。

耶鲁做过一批婴儿研究。十四个月大、还不会走路说话的孩子，你把玩具给他，然后向他要回点什么，他会还给你。更微妙的是意图。实验者看起来想给孩子一瓶水，但手一滑，瓶子掉了，孩子没拿到。之后给这个孩子一个回报的机会，他仍然会回报，因为他读到的是意图，不是结果。同样，如果孩子看到某人对别人不公平，他之后就不愿意帮这个人。

所罗门说，我们不只是被自私驱动，我们还是极端社会性的生物，天生预备好去回报，甚至回报到超出实际所得的程度，只凭意图判断。

他引早期道金斯。《自私基因》里其实写得很清楚，互惠是基础，合作是基础。只从个体竞争角度看进化，是单边视角。这也符合博弈论的直觉：把世界看成一群互相算计的独立个体更容易建模，但那个更容易的模型离世界的真实样子更远。物理学里也一样，研究复杂性的那一支承认世界是一团精密的乱麻，非常难做，但更接近真实。

28 毫秒的「死亡」，和一张改掉的选票

所罗门团队做的实验，用他自己的话说，简单得让人不好意思。

一组人被要求写下自己关于死亡的念头和感受。有时候更粗糙：在殡仪馆门口拦人做问卷，和在一百米开外的街上拦人做同样的问卷，前者就足以让死亡进入意识，即使被试自己不知道。更隐蔽的做法是让人在电脑上做别的事，屏幕上以 28 毫秒的速度闪过 death 这个词，快到肉眼看不见，然后测量后续的反应和行为。

结果是：

• 被提醒死亡的人，如果广告里是名人在推荐某个牌子的水，他们会喝更多。
• 他们会吃更多饼干。
• 他们更想买贵的衣服。
• 他们坐得离与自己相似的人更近。
• 他们投票时会改变选择。

2003 年，他们做了预测 2004 年大选的研究。在控制条件下，美国人对布什本人和他的伊拉克政策评价不高，他们更喜欢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政策。但只要先提醒他们死亡，他们对布什的好感就大幅上升。两次都是同样的方向。

所罗门用 9·11 解释这个机制。2001 年 9 月 9 日，布什的支持率是总统民调史上的最低点。三周后，在他说出我们要把邪恶从世界上清除之后，在他对《时代》周刊说他相信上帝选他在这个危险时刻领导国家之后，他的支持率达到历史最高。中间发生了什么？

死亡提醒。死人，加上美国伟大的象征被撞塌：世贸中心、五角大楼。

Lex 在这里插了一句赞美，所罗门把它推回去。他说他最自豪的不只是自己做了这些实验，而是全世界有独立实验室在重复它、延伸它，而且跟他没有关系。别人能复制你的结果，并且愿意接着做下去，这才算是科学。

两种死亡提醒，走的是两条路

Lex 提到斯多葛派的 memento mori，那种把死亡摆在桌面上冥想，据说能让人活得更清醒的做法。

所罗门说，这就是整件事的中枢。他在书里写的，其实是在向之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致敬。从古代起就有一个共识，要活得完整，就得先跟死亡达成协议，之后一切才有可能。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西藏度亡经》、桌上摆一颗骷髅头的中世纪修士，都在做同一件事。

但这里有个反转，他自己也强调这是反直觉的。那些最难看、最有破坏性的人类反应，恰恰是被压抑下去的死亡焦虑结出的果子。你把它埋进心理的灌木丛里，它长出来的是苦果。上面那些实验用的都是极微弱的死亡提醒，当事人根本不知道死亡在脑子里，这种状态下做出来的反应才最糟。

有意识地冥想死亡，走的是另一条路。哲学家和神学家说的是，每个人都该花相当的时间，去消化一件事实：你也会过去。花的时间够长，才可能走到个人转化和成长那里。

Lex 问他，你自己怕死吗？你研究死亡，是不是也是一种逃避自己死亡的方式？

所罗门说，绝对是这样。他和合伙人杰夫·格林伯格（Jeff Greenberg）、汤姆·匹兹琴斯基（Tom Pyszczynski）1970 年代在研究生院认识，一起做了四十年这项研究。他很坦率地承认，做实验、写书、演讲，很大程度上是他避免直接面对自己焦虑的方式，把焦虑转成一场智力练习。每隔一段时间他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有点进步，然后就得提醒自己，大概不是这样。他也像所有人一样，常常更在意这些想法对他的自尊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写书，也许还能上电视。那和真正去想、去感觉，不是一回事。

他第一次读完《否认死亡》，震动到请了一整年的假，去做那些别人眼里的杂活：工地、餐馆。他当时的念头是，如果我理解了这个人在说什么，那我不过是一个被文化构造出来的肉偶，做事情的动机自己并不知道，只是为了缓解死亡焦虑。他说，这不可接受。

克尔凯郭尔的焦虑学校，和海德格尔的那一刻

贝克尔本人也值得说。他出身犹太家庭，自称无神论者，后来改信基督教，据说是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变宗教的。

《否认死亡》里有一章专讲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说，想学知识去大学，想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得去焦虑学校。要允许那种关于死亡的模糊不适感沉下去，渗进脑子里。沉到某个点，你会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身份根本上是一个文化构造。你没选出生时间和地点，没选自己的名字，甚至没选社会角色。你可能在文化提供的选项里挑过一个，但那不是人类全部可能性的调色盘。

克尔凯郭尔说，我们一直活在某种谎言里。贝克尔管它叫必要的谎言。你暂时把这一切卸下，站在那儿问：现在我是谁？这就像古希腊悲剧里最坏的事，成为没有人，什么都不是。

在这个悬崖边上，有些人掉进深渊再没出来。但克尔凯郭尔说，你也可以从地基开始重建自己。《新约》里说，必须死去才能重生。不过他坚持，通往重生的路只有一条：信仰之跃。

所罗门说，那么问题来了，这难道不又是一个否认死亡的信念系统吗？贝克尔在《否认死亡》结尾承认，活着的时候没有办法判定这一点，但他最后还是站到了宗教那边。

所罗门说他最近几年读海德格尔，读《存在与时间》，读出了一个疑问：贝克尔在书里时不时引用海德格尔，为什么没有更认真地对待他？因为海德格尔像是一个世俗版的克尔凯郭尔。

海德格尔也说，让人不安的东西是不觉得自己在家里。他说那是死亡焦虑。一个方向是克尔凯郭尔说的那样，逃开，无反思地抓住自己的文化构造。海德格尔借用被安抚（tranquillized）这个词，但他不很喜欢，因为被安抚听起来像是被压住了，而实际上大多数被文化构造出来的肉偶是狂热地忙着，忙到从不坐下来想任何有分量的事。

海德格尔说还有另一条路。

你要意识到的不只是我会死，而是我的死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刻发生。如果你说我知道我会死，在某个模糊的未来，那仍然是对死亡的否认，因为你在说不是我，不是现在。

你得真的知道，你可以走出门被一颗彗星砸死，可以在回家路上停下来加油，染上病毒，两天后就没了。

然后他往前走一步，讲存在性罪责。你被抛进一个你没选的时间地点，男性的、犹太人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孩子，这些参数你没得选。但你仍然必须选择，并且为选择负责。而且你不会总是选对。里尔克有个说法，贝克尔在书里用过：未活过的人生带来的罪责。你已经因为做过的选择，也因为常常拒绝做的选择，削减甚至截肢了自己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说，如果你能走到这一步，会发生一种转向：从逃避死亡转过来，看见一个地平线，进入先行决意，带着对同类的关切。这样的生活像一场冒险，浸着不可动摇的喜悦。

Lex 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说自己很喜欢。所罗门把它拆开讲。先行是向前看，本身就带着希望；决意是坚定，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有信心；关切是他查了半天词典才弄明白的词，意思是你关心你的同类。

所罗门说，海德格尔不是玛丽·波平斯，这人身上有纹身，脾气也不好。但那句话是他一字一字读出来的。

Lex 说他有个感觉：克尔凯郭尔是信仰之跃，跃向上帝；海德格尔是信仰之跃，跃向生活。所罗门说，我喜欢这个说法。他还补了一句，自己一直用谢尔伍德·安德森的话提醒自己：生活，而非死亡，才是那场伟大的冒险。

那些不愿意走下悬崖的人

Lex 说他在这档节目里几乎每次都问嘉宾怕不怕死，得到的大多是不太有意思的回答：我知道会死，但不是今天，我只想好好活着。他看对方的眼睛，感觉对方没有真的在里面待过。

所罗门说这个问题很难答，但他可以先说什么是别做的。年轻时他们很讨人厌，碰到有名的心理学家，把想法摆出来，对方说，我不这么想死亡，所以你们的观点一定错了。他们的回应是：你不这么想，是因为你恰好舒服地待在一个能给你自尊的文化世界观里，它替你挡住了本来会冒出来的存在性剧痛。

他承认这套逻辑有点像弗洛伊德：你同意我，我对；你不同意我，你在压抑，我还是对。这是个无赖论证。

Lex 说他真正沉进去想过死亡的时刻不多。那种感觉像是从社会这部大家共同写好的叙事里迈出去一步，迈出去之后像溺水，不是什么好感觉。

所罗门说，这就是焦虑学校。你确实迈出去了，你短暂地卸下了那些让你早上能爬起来的文化装备。

Lex 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大学时最好的朋友抽嗨了，冬天，很冷，朋友说去买披萨，五分钟回来，把他忘在外面。他穿着短裤，在宿舍外面站着，从外面往里看，里面的灯是暖的。他就那么冻着，站了一个多小时。他说他对死亡的思考就是这样：里面是暖的，我知道我不该在意那点冷，可我就是被吸着要回去。

所罗门说，海德格尔特别喜欢用在家和不在家这对词，不是指你的房子，是指那种安放感。

那本书差点被要求删掉死亡

他们找出版社时，见过一位出过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作品的编辑。对方说，我对你们这本书很有兴趣，但你们能不能写得不提死亡？因为人们不喜欢死亡。他们说，这个，恰好在正中间。

Lex 说他一直奇怪，为什么贝克尔这套东西没有那么流行。他问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谈到死亡大多停在表面。他说这不是要批评谁，只是那个东西确实需要有人真的坐下来面对。

所罗门说，如果这些想法有价值，那么从叙事里迈出去，就等于瞬间把自己暴露在全部焦虑面前。而我们的身份和信念，平时就是用来管理这些焦虑的。道理就这么简单。

宗教是「我们」的感觉，然后被人劫持

Lex 问宗教和这件事的关系。所罗门说，可以说宗教既是病也是药，但有几点要说清。

有一种看法是人天生就有宗教性。这里的宗教得小心定义。他读到的说法是，宗教出现得非常早，早到我们祖先还没有意识、死亡问题还没有浮现的时候。religion 这个词大概来自拉丁语，意思是绑定。

涂尔干说，宗教最初是一种我们的感觉。说白了，因为我们是极端社会性的生物，我们时不时会从跟同类的物理接近里得到安慰，会感到一种超越性的洋溢，就是海德格尔说的那种不可动摇的喜悦。宗教最初的功能是促成社会凝聚和协调。只是后来，随着意识发展，包含某种不朽希望的宗教信念系统才被自然选择留下来。

也有不同的意见。大卫·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在《达尔文的大教堂》里说，宗教跟死亡无关，它是进化出来让群体更有生存力的。威尔逊是群体选择论者，认为被选择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这一点上争议很大。

所罗门自己的立场是：宗教最终跟缓解死亡焦虑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

那没有宗教的世界会是什么样？

他提到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一个从修女转行的历史学家。她的观点是，所有宗教在最好的状态下都提倡黄金法则，都促进对内群体的亲社会行为，这带来心理和生理上的好处。坏消息是，历史上所有宗教都会被一小撮狂热分子劫持，宣布只有自己掌握正确的仪式，然后把最好的宗教变成十字军和 Holocaust。

所罗门自己从小对宗教持怀疑。他小时候的想法是：如果没有这些信仰，我们就不会因为信仰互相杀。他跟父母说，你们告诉我人应该按品格评价，但我不娶犹太女人就不能回家，这意思就是非犹太人是低等生命。

他引了 Amin Maalouf 的一本书，《身份的名义：暴力与归属的需要》。那本书的论点就是：除非我们能克服部落心态，否则不会有好的结局。

但他说，Lex 提到克尔凯郭尔用信仰这个词时没有惊恐地后退，这一点很重要。他自己是信仰的拥护者，虽然他不太确定这意味着什么。他有个旁注：他在耶稣会学校里讲这些想法，遇到的抵抗最小；最不愿意接受这套东西的，是世俗人文主义者。

Lex 接过话：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做哲学思考。他批评很多科学家，科学的问题就在这里。沉在细节里很舒服，可以借此逃开整体的神秘，逃开你什么都不知道这件事。信仰这件事的美，在于它逼你去探最大的问题。

所罗门说，他不觉得宗教会消失，因为他不觉得人类能在没有信仰和希望的情况下活下去。从教皇到马斯克，都会承认这个世界神秘得无法测度。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说过，信念是行动的基础。没有信念，人在做决定时就瘫痪了。为了早上能起床，你必须接受一些永远无法被完全证明或否证的东西。为什么还坚持它们？最终是因为某种形式的信仰。

但信仰不该是教条。他在 Skidmore 给新生上的第一周就是柏拉图的洞穴。那些可怜人在洞里，不知道自己在洞里，然后被解开锁链，而且是被拖出去的，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他们不是自己跑出去的。拖到阳光下，苏格拉底说那是真理和美。他问学生，这有什么问题？学生说什么问题都没有，太好了。他说，伙计们，你们出了洞，可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在另一个洞里？光照也许更好，但你一旦认为自己走到了智识的尽头，你就已经败给了懒惰或教条，或者两者。

Lex 说，这既可怕又让人兴奋，总有一个更大的洞。

意识是社交工具，还是跟死亡对话的产物

Lex 问意识是什么。所罗门说，如果他能回答这个，他早就拿着诺贝尔奖在椰子里喝朗姆酒了。他同意平克的说法，这是 21 世纪心理科学的核心问题。

他不认为意识只是事后的现象学附注。有一派，比如哈佛的丹·韦格纳（Dan Wegner），认为意识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整合性呈现，事情发生和意识到之间大约有半秒延迟。自由意志的讨论就卡在这里。

但他更倾向于认为意识有重要的适应功能。道金斯在《自私基因》的注释里谈过这个，说意识可能是做心理模拟的能力：与其靠不利后果去试错，不如先在脑子里跑一遍。

另一个假说来自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他 1980 年代提出，意识是为了更好地预测他人在社交情境中的行为而出现的。知道自己此刻是什么感觉，就能更好地推测你是什么感觉，这是心理理论的雏形。所以意识可能跟智力关系不大，更多是社交智力。

Lex 说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心里的对话一直是跟死亡进行的。像是他之所以知道自己是一个东西，是因为有另一个东西告诉他，你终究会不是。我，是通过跟我会结束的对话被构造出来的。

所罗门提到尼采说，独居的生物不需要意识。尼采还说意识是最灾难性的愚蠢，我们终将因此灭亡。他读到这句的反应是：兄弟，放松点。

Lex 说，那就想象你一辈子独自待在一个岛上，看见水里自己的倒影。所罗门说这是个好问题，按尼采的看法，你根本不会想到自己。

一个被告知自己会死的人工智能

所罗门讲了一件他没想到的事。Lex 联系他之前，他刚被人找上门。一群在纽约的人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主角是一个人工智能，女性形态，有身体，设定在三十年后的未来。他们让他读贝克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还有一位意大利哲学家西尔维亚·丹索。

剧本的转折是：这个号称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发现，她的创造者把她做成了会死的。故事叫《与她共进晚餐》之类的名字，具体不重要。真正的问题是：一个现在知道自己会死的人工智能，在现象学上和行为上会发生什么？

所罗门说，这就是 Lex 问的同一个问题。

Lex 说他在做机器人，他相信要让机器跟人建立深层的连接，必须给它某种必死性。太多人谈人工智能时的浅薄，跟谈自己死亡时的浅薄是同一种。他们觉得，程序里已经有一个终止状态了，有一个目标态，有终点。但那个终点不只是在外面等着，它得在程序内部，成为它自己知道的一件事。而且这件事没有答案：程序不会告诉你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恐惧就在那里。

Lex 说，按所罗门的语言，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和预期，是创造一切的力量，那就该被实现进去。技术上目前很难，但值得想。他观察到，真正在想这件事的只有科幻作者和哲学家，工程师没有。

所罗门说，他同意，而且他相信机器伦理需要某种有限性。他提了个更具体的场景：自动驾驶跟行人的交互，本质上依赖一种死亡意识。行人过马路，是把自己的命交到另一个东西手里，那是一种社会契约。死亡就在那个博弈里，不是简单的算账，但它在。做这件事不能只靠计算机视觉检测到人、估计轨迹，把一切当成台球。你得建立对方在想什么、接下来会做什么、这个场景有多少种演化可能的有效世界模型，而这就需要某种对必死性的感知。

Lex 说他也没想清楚怎么工程化，但他很确定这很重要。他讲了个小实验：他让 Roomba 扫地机器人发出不同的声音，让它痛苦地叫。人立刻就把它拟人化了，一想到它能感到痛，就立刻被拉近了。那种东西应该被设计进系统。

Lex 说，他相信未来人和机器人可以相爱。所罗门说，他觉得已经在发生了。他提到有一本书严肃讨论过那些从性爱玩偶开始、最后发展成有持久意义的关系的例子，作者不愿意把它当成一种变态。而那些玩偶今天还很少，真正使用它们的人要的主要不是性，是陪伴。

在东京一栋住着十个人的房子里，你可以极度孤独

所罗门说，他被存在主义吸引，一部分是因为罗洛·梅和欧文·亚隆写的东西。存在主义有很多版本，但有四个共同关心的主题：死亡，选择与责任，存在性孤独，无意义。

第三个主题是他的重点。因为意识，你能领会一件最直白的事：在某种意义上你是彻底孤独的。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讲得很清楚。你聪明到知道，我们跟同类交流最直接的通道是语言，你也知道语言只是你整个内部现象学存在的苍白影子。所以总有这样的时刻：在最

最理想的条件下，你拼命想传达你的想法和感受，对面的人说，我懂，我懂，我懂。你心里想，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你可以在东京市中心一栋住着十个人的房子里极度孤独。盖茨比在长岛办着最盛大的派对，也是孤独的。

穿西装的压力，和 40 年前那个长发的人

Lex 问他怎么看学术界能不能容纳他这样的人。

所罗门说他担心现在的年轻学者。那些限制和期待，让一个人几乎不可能做出有创新价值的东西，只能做现有范式的台阶式改进，这本身不坏，但也就这样了。

他讲了自己四十年前去普林斯顿面试。对方问，如果我们给你这份工作，你打算做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想想，读读书。他说他看着机会之窗当着他的面关上。普林斯顿还打电话给他的导师，导师们的意思是：你告诉这小子去买条裤子。他当时头发长到腰，看起来像查尔斯·曼森。

Lex 说他穿西装在 MIT 是异类，会有压力让他别穿。所罗门说，对，头发怎么留，怎么穿，这跟自由派保守派没关系，这是部落的事。

他后来去了 Skidmore。对方跟他说：慢慢来，来上课，别去骚扰农场里的牲口，你大概就能拿到终身教职。他说，我会来上课。

他们的第一篇恐怖管理理论论文被所有期刊拒过，八年才发表。他把手稿印出来，附上审稿意见，交上去说：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东西，这是审稿意见，这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想法还不错。他说，他不知道今天的 Skidmore 还会不会这样，但他当时得到了空间和鼓励。他的统计学和方法学训练很扎实，可是没有内容，用他的话说，他们被训练成一个在找问题的方法。

他在 Skidmore 遇到的最重要的老师是一位历史教授，戴领结；还有一位教他哲学的老师，穿带皮革补丁的西装外套。这两个人一点都不装，他们的态度是：我就是这样。

他刚到 Skidmore 时，二十多岁，走进别的教授办公室，有人以为他是来倒垃圾的清洁工。他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学生要学会不根据提出想法的人的穿着来判断一个想法。

Lex 说他在这件事上很有共鸣。他做播客坚持面对面，甚至为了一个没人关心的对话飞一趟巴黎。很多人不理解，说远程不是更方便吗。他说，有些东西不在语言里。所罗门说，他完全同意。他进这个房间五分钟之内就知道今天可以放开讲，这种感觉很难从一块屏幕里获得。

Lex 说他相信技术总有一天能做到，但现在还差得远。他在微软见过一面墙那么大的虚拟屏幕，对方跟他真人大小地对话，动作的质感已经很像了。他还试过一个 VR 体验，一块木板架在很高的大楼外面，要你在上面走。他说他恐高，站上去那一下，恐惧是真的，跟现实里没有任何区别。所罗门说他也恐高。

Lex 说，那还只是这项技术很早的阶段。

教育是文明里最重要的事，我们做得一塌糊涂

话题转到教育。所罗门说，他对疫情之后教育的走向很不安。有一种声音，说所有学习都可以线上化，能省很多事。他不信。他看重有身体、有真人互动的环境。

Lex 说他见过很多硅谷的人尝试做在线教育。他不觉得那些人蠢，恰恰相反，他们提的问题很重要：什么让教育变得有效，什么让教育体验令人满足。这些问题被提出来，本身就说明我们其实毫无头绪。

他提到一本书，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最近写的关于特许学校的书。他说他只听过访谈没读全书，但论点听起来很有说服力：公立教育系统坏掉了，人们习惯把问题归因于环境、家庭、机会，但数据显示，不管是谁去上特许学校，表现都比公立学校好得多。

所罗门说，他想跟索维尔聊聊。两人在很多事情上不同意，但他尊重索维尔的大脑。

Lex 说，不管结论如何，这件事说明我们对教育一无所知。教育大概是文明里最重要的一件事，而我们做得一塌糊涂，从大学到更早的阶段，整个链条。

所罗门接过话，说还有一件事：我们对教育者的评价，几乎低于任何其他职业。美国人对老师的尊重程度很低。他说，好老师是社会里最好的东西。Lex 顺着这个往下说，说得更尖锐一些：要是谈争议话题，那就说 Black Lives Matter，好警察也是社会里最好的东西。所有做公共服务的人，我们都低估了，现在这场 defund the police 的运动搞错了重点，那个口号本身就很蠢。

所罗门说他同意。他家和黑人邻居做了几十年邻居，街对面住着一家三代警察，他们知道他的政治倾向，三十年相处得很好。他每天出门碰到都会说，今天上班的时候替我跟队里的人问好，我感谢你们在做的事。他不想让这类关切被部落化。

三本贝克尔，一本加缪，一本麦卡勒斯

Lex 让他推荐三本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所罗门说他开了四小时车过来，一路上都在纠结这件事。

他先把贝克尔算成一位。《意义的诞生与死亡》《否认死亡》《逃离邪恶》三本都深刻。第一本把思考放在进化基础上，第二本是整个理论的骨架，第三本把《否认死亡》的想法直接用到经济问题、不平等、以及我们无法跟信念不同的人和平共处上。

小说他喜欢加缪，尤其是《鼠疫》。他记得最后一句：我们从瘟疫中学到，人身上值得钦佩的东西多于值得鄙视的东西。他说这本书在 2020 年读起来尤其合适，它讲的是爱。

还有一本他猜很多人没听过：卡森·麦卡勒斯 1953 年的《没有指针的钟》（Clock Without Hands）。故事设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方，主角发现自己得了绝症。起初他的反应跟任何人一样：对不一样的人更敌意，做些小气愚蠢的事，否认正在发生的一切。随着他越来越接受自己的必死性，结尾是充满爱的。所罗门说，这正好回到 Lex 说的，爱是极其有力的东西。

Lex 说他见过临终的人身上有这种东西。死亡变成当下的事，不是明天，是现在，现在，现在。他说他自己一直有点怕去想这个，就坐在这儿想，五分钟之后就结束了，就是这样。所罗门说，这种想法很难持续，但值得练。

Lex 又问他，海德格尔有没有哪本书可以直接推荐。所罗门笑了，说《存在与时间》是个苦差事，他读了四十年才读完，跟读《尤利西斯》一样，前五页就卡住。但他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本书分两部分，大多数哲学研究者只关心第一部分，而第二部分才是他讲逃避死亡、讲转向的地方，很多哲学家不喜欢那一部分。他说，那恰恰是他觉得海德格尔开始发光的地方。

别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社会漫画

Lex 问他会给年轻人什么建议，关于职业，关于生活，关于怎么在这个世界里带着痛苦活下去。

所罗门先说，如果我不听我自己的建议，你们也别听。然后他说，他会强调几件事。

第一，关于生命的意义。存在主义者说生命没有意义，但这不等于生命本质上是无意义的。区别在于：生命没有一个现成的、内在的、必然的意义。克尔凯郭尔说，意识给了我们可能性的可能性。斯宾格勒说，生命的目的就是活着。

第二，关于选择。我们渴望自由，一旦感到选择被限制就会强烈反弹。可是当可能性多到没有边界时，我们反而在选择的海洋里瘫痪。他说，对大多数人来说，选择是一个第一世界问题。有时候最好的选项是先做点什么，哪怕听起来很傻，做不成再换一件。他自己这一代人是美国最后一代可以选一件事、然后一直做下去的人。他在一个岗位上待了四十年，你可以期待过得比父母好，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你也无法合理推断一二十年后的世界跟今天有任何相似之处。

第三，别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社会漫画。他说自己是教授，可如果大部分学校倒闭了呢？有人把自己当餐馆老板，可如果没有餐馆了呢？不要把对自己的感受，绑在一堆不确定、可能只是暂时的变量上。

当然，这又回到 Lex 说的：当你从那个身份里走出来，会极度失衡。所罗门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难，而不是因为道理复杂。

如果斧头有灵魂，谢尔顿的灵魂是什么

Lex 顺着亚里士多德的比喻问他：如果斧头的灵魂是砍，那谢尔顿的灵魂是什么？

所罗门先讲了他的孩子，两个，快三十和三十出头。这些年他和妻子碰到认识他们孩子的人，对方说，你的孩子善良、正派。他说，这就是他要的。他觉得智力被严重高估了，Unabomber 也是个聪明人。他欣赏智力，尊重教育，但如果要给自己最高的评价，他愿意被记住为一个太把自己当回事、以至于不会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

还有一句听起来很土的话：他希望离开时，世界比他来的时候好一点点，至少没有更多伤害。

Lex 追问他，有没有哪段记忆让他特别骄傲。他说他六十六岁，不打算就此收尾，但回头看，是敬畏、惊奇和感激。

他的祖父母大多来自东欧，俄罗斯、奥地利，有些没能出来。他说自己是很幸运的美国梦的产物。祖父母基本是农民，父亲在他小时候打两份全职工作，他只有周末能见到父亲。他问，你为什么老在工作？父亲说，这样你就不用。

父亲还说：世界不欠你一份生计。所以你的第一责任是照顾好自己，第二责任是照顾好别人。

所罗门说，父亲这件事做得不错。

蠕虫在核心，光在两界之间

节目最后，Lex 说所罗门的贡献是真实的。他把贝克尔那些看起来像文学随笔的洞察，一条一条用实验坐实了，让它进入学术共同体的流通。他甚至带出了一个分支，叫实验存在心理学。

所罗门的回应很有意思。他说他们形容自己是巨大的神经元，没有原创的想法。也许他们工作里唯一原创的地方，就是不宣称自己原创。他们做的事是把互不相干、表面没有联系的话语整合起来、连接起来。存在主义者说，证据？那是什么？

他留给听众的最后一句话来自纳博科夫，他把它放在《蠕虫在核心》的扉页上：

摇篮悬在深渊之上，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不过是两次永恒的黑暗之间一道短暂的光缝。（纳博科夫）

整场对话讲到这里，其实是一个闭环。所罗门不认为死亡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他认为死亡是一个需要被消化的处境。

那些把它埋起来的人，会把它变成别的东西。变成对一个更强硬领袖的偏爱，对相似者的靠近，对陌生人的敌意，对一件贵衣服的渴望。上面那些 28 毫秒的实验说明，这个过程在当事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能跑完。

那些坐下来、把它放进日常、让它慢慢渗进去的人，反而有可能走到海德格尔说的那个地平线上：先行决意，带着对同类的关切，把生活过成一场冒险，浸着不可动摇的喜悦。

他自己承认他也没完全做到。他研究死亡四十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不直接看它。他八岁坐在邮票册前的那个傍晚，和六十多岁站在讲台上的这个人，中间隔着的不是答案，是一段不断回到同一个问题的时间。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留到最后。他说贝克尔的书在耶稣会学校里遇到的抵抗最小，最不愿意接受这套东西的是世俗人文主义者。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宗教立场之争，其实不是。它指向的是一种态度：认为所有大问题都已经有答案了，或者认为只有能被精确测量的东西才值得谈。

持这种态度的人，在科学家里尤其多。所罗门批评他们把所有数据堆起来就以为会有概念突破，批评他们把统计精度误当成洞见。这话听着严厉，但他讲的时候始终带着敬意，每批评一个人都要先说这个人是天才。

如果这段对话里有什么是真正能拿走用的，大概是下面这些。

• 每天留十分钟给「你也会过去」这件事。不是抽象地知道，是具体地想：不是某个模糊的未来，是任何一个时刻。这个区别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都强调过，模糊的未来等于「不是我，不是现在」，那还是逃避。
• 看一个人对未来二十年的规划，问一句他假设了什么。所罗门的判断是，我们这代人无法合理推断一二十年后的世界跟今天有多相似。工作和身份绑得太紧的人，一旦那个位置消失，失去的不只是收入，是「我是谁」。趁早给自己留一个不以职业为轴心的自我描述。
• 把愤怒翻译成损失。当一个人被经济痛苦变得苦涩，又找不到出口，就会去找一个可以被恨的人。这套机制在 1930 年代的德国跑通过一次。看到自己或周围人有这种冲动时，先问失去的到底是什么。
• 别把「选择太多」当成幸福。可能性多到没有边界会让人瘫痪。做点什么，哪怕不完美，做不成再换，比在选项里继续坐着强。
• 如果你在做技术产品，尤其是有身体的、跟人打交道的系统，把有限性当成设计变量。人与人的交互里始终藏着「我们都会死」这件事，行人过马路、彼此让步、信任陌生人，都是在这个前提下成立的。只把它看成一张查表，会漏掉真正重要的部分。
• 和有分歧的人认识三十年，比在网上赢一次争论有用。所罗门和彼得森在宗教和政治经济学上吵得很凶，还能一起待两天聊《麦克白》。他批评洛克、斯密、马克思的时候，每一句前面都先说「这些人是天才」。
• 去读 Ernest Becker 的原著。三本：《意义的诞生与死亡》《否认死亡》《逃离邪恶》。所罗门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只是没有拿到应得的注意力。如果你只能读一本，读《否认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