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恩·凯利：存在主义、虚无主义与意义的追寻 > 哈佛哲学教授解读克尔凯郭尔、尼采等思想家，探讨在虚无主义处境中如何为人生寻找意义。 - 原标题：#227 – Sean Kelly: Existentialism, Nihilism,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 期数：第 227 期 - 发布日期：2021-09-30 - 嘉宾 / 主题：肖恩·凯利：追寻意义 - 网页版：https://lexfridman-cn.pages.dev/ep/sean-kelly/ - 官方页面：https://lexfridman.com/sean-kelly/ - 精读字数：约 13524 字（阅读约 30 分钟） > 本文为 lex.qiaomu.ai 基于原始访谈的 AI 改写中文精读，非官方翻译；引用请注明出处并链接网页版。 1940年代的巴黎，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存在与虚无》里盯着一个咖啡馆侍者看。这个人的每个动作都精确到让人不适：走路时身体微微前倾，托盘端得恰到好处，俯身的幅度不多不少。他记得你的名字，知道你的心情，笑起来刚刚好。 萨特说，问题就出在那个“刚刚好”上。 这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演“侍者应该是什么样”这个观念。他把动作背后的责任交给了一套社会写好的剧本，然后整个人躲进角色里。萨特把这个叫“自欺”（bad faith）。 哈佛哲学家肖恩·凯利（Sean Kelly）在 Lex Fridman 的这期访谈里用很长时间聊这件事，因为从这里能扯出的问题比看上去大得多：当一个世界既没有上帝、也没有预先写好的本质，你做的每一个选择，有多少真是你自己的。 凯利在哈佛开着一门叫“文学与电影里的存在主义”的课。他开学就跟学生说要聊自杀，这句话他在心里压了好多年才敢讲。 ## 存在先于本质，这五个字要怎么读 “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的招牌口号，但口号本身没什么信息量，要看怎么拆。 传统观点反过来：先有本质，再有存在。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讲了个神话，说人一出生，灵魂的成分就定好了，金的、银的、铜的。金的去做哲学王，银的当战士，铜的去种地。你是谁，在你开始活之前就已经是一个事实，跟你后来干了什么无关。 现代版本换了个说法：决定你的是智商、基因、身上快肌纤维的比例。总归有某个东西，在你做出任何选择之前就把你分类完毕了。 萨特不接受这套。他说，关于“你是谁”这件事，在你开始活着之前什么都不成立。你没有先拿到一个本质，再照着它去生活。你是通过一个个决定，把自己变成某个人的。 麻烦的地方在于，做决定的时候没人能替你负责。你没法说“上帝让我这么做”，也别说“功利主义算出来应该这么做”，甚至不能说“某个哲学理论告诉我这么做”。萨特的意思是，在那个瞬间，除了“是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外，什么都没有。 > “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我们的自由在于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做出这些选择，并通过选择成为某个人。我们逃不掉。”（肖恩·凯利引述萨特） 凯利说，这个观点同时给人赋权，也同时让人恐惧。它几乎把你放到了上帝的位置上，又把一副扛不动的担子压在你身上。萨特认为事情比这更糟：它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你坐着的姿势，你跟人说话时盯不盯着对方的眼睛，别人说了句话你记不记笔记，全是选择。你说“我其实是个很棒的作家，只是还没写出那本伟大的书”，萨特会回一句：**没写出来，你就不是。** 没有独立于你行为之外的“你”。 ## 第一次约会上那只僵住的手 凯利提到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给的第二个例子，比侍者那个更日常。 第一次约会。晚上某个时刻到了，气氛适合一个人去握另一个人的手。你做出决定，把手伸出去。按萨特的说法，这时候对方也该做一个决定：拒绝，说“还不到时候”，并为这个拒绝负责；或者反握回来，那同样是选择。 还有第三种情况。对方把手留在那里，冷冷的，僵着，既不拒绝也不回应。 萨特说这也是自欺，而且性质更严重。它假装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假装你可以不做选择。而我们是那种永远在做选择的生物。把手留在原地不动就是一个选择，只不过你在假装这件事不需要你负责。 凯利在这里补了一句自己的观察：社交互动本身就常常是责任的转包。你把手递出去，等于把一部分责任推到了对方那边。这是人际关系的常态，它也确实在稀释“完全由自己承担”的那种状态。 萨特由此推出那句著名的话：他人即地狱。 为什么？因为别人也在做选择。当别人做选择的时候，他们会给你压力，让你觉得“他那样做挺好，我也可以试试”。一旦你因为看到别人那样做才那样做，你就掉进了自欺。顺着这个逻辑推到底，最理想的状态似乎是没有他人在场。 凯利说，这正是萨特问题的所在。 ## 萨特漏掉的那一半：你是被抛进来的 凯利在访谈里反复回到一个词：thrownness，被抛性。他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来纠正萨特。 你并非自己把自己生出来。你有父母，你被扔进了一段历史、一套传统、一堆社会规范里。等你开始理解什么叫“合适”、什么叫“不合适”的时候，你已经在那个语言和文化里泡了好几年。这些都是你没法选的，你也不可能选。 萨特认为没有上帝，所以人必须自己充当那个给世界赋予意义的存在。凯利说，萨特把“上帝”这个模板套在了人身上：上帝不受他人影响，上帝没有父母，上帝不欠任何人。如果这就是理想，那人永远够不着。 > “萨特有一个描述上的问题。他漏掉了一个基本事实：我们身上有太多东西，是在我们没有做出选择之前就已经落定的。”（肖恩·凯利） 海德格尔的说法更准确。人是一种被抛的存在，被抛进一个你从未选择的处境，被抛进一段历史、一条血脉、一套语言。这个事实逃不掉。你能做的，是在这个已经被给定的处境里做出属于你的那些决定。 凯利用了一个冲浪的比喻。浪不是你造的，你控制不了它，但你站在板上，在浪来的那一刻做出判断。这个判断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浪本身是给定的。 这个修正很重要。它把萨特那个近乎 inhuman 的自由理想，拉回到人真正能生活的尺度上。 ## 波伏娃看见了萨特看不见的那一面 凯利在这里顺带提了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他说波伏娃比萨特更早、也更清楚地看到了“被抛性”，原因很直接：她是个女人。 两人在智识上旗鼓相当，但萨特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白人男性，更容易觉得“限制只是还没清除的残余，清掉之后我们就能像上帝一样”。波伏娃不行。她每天都要面对“被抛进一个已经对你做出预设的文化”这件事。 她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人并非一生下来就是女人，她是在过程中逐渐变成女人的。 这个过程怎么发生？你被抛进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因为你的性别开始用某种方式对待你，这种对待逐渐塑造了你理解世界的方式。等你长大，你已经成型了。 凯利说，这对萨特同样成立，只是他更难注意到，因为他被塑造成了特权本身。 他还提到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萨特和波伏娃的同时代人。法农在1950年代写过在巴黎当一个黑人是什么体验：独自和一个女人一起进电梯，那个女人不认识他，对他没有任何具体的看法，但她的反应已经把他放进了一个特定的社会位置。如果你没经历过这种事，你很难意识到“被抛进什么”有多沉重。 ## 尼采说上帝死了，这句话不是庆祝 尼采在19世纪末宣布“上帝死了”。凯利强调，这首先是一个描述性判断，谈不上什么宣言。 它的意思接近于：上帝曾经在我们理解自身的过程中扮演的那个角色，现在已经演不下去了。1300年的人理解自己的方式，是“被造为上帝的形象”，同时“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而带有原罪”，一生的课题是怎么在带罪的状态下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这套框架在当时真能运转。 到了19世纪末，这套框架对文化来说已经失去了说服力。上帝曾经是那个“让你成为你所是”的根据。现在这个根据没了。剩下的词是 Nihil，虚无。 所以虚无主义说的是：**在我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在为我们的存在提供根据。** 尼采和萨特在这里分道扬镳。萨特强调的是激进的自由，尼采强调另一件事：我们是生活的艺术家。 艺术家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得先有回应的对象。他面对一个处境，然后说：这个东西得这么写，这个舞得这么跳，这段音乐得这么弹。有约束，但约束是什么，本身就是活着这件事的一部分。 ## 赫比·汉考克弹错的那个和弦 凯利讲了一个从爵士钢琴家赫比·汉考克（Herbie Hancock）那里听来的故事，用它解释尼采的“回应”。 1960年代，汉考克在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的五重奏里弹钢琴。有一次在斯图加特演出，气氛特别好。轮到汉考克独奏，他弹了一串和弦，然后弹出了一个错音。他自己立刻知道：完了，我把整场搞砸了，迈尔斯正要开始他的独奏，我给他留了个烂摊子。 迈尔斯停了一下，然后接着吹。他吹出的那几个音，让汉考克那个错和弦变得对了。 > “迈尔斯停了一下，然后他突然吹出一段东西，把我那个和弦变对了。全场都听得出来。你只能说，它就是对了。”（肖恩·凯利转述赫比·汉考克） 凯利说，这里面没有“什么都可以”的自由。迈尔斯不能随便吹任何东西，大部分音符在那个位置都会难听。约束来自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来自这些听众、这几位乐手、这个已经被弹错的和弦。 这就是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回应：我们有责任创造，但我们没有凭空创造。迈尔斯没有在虚无中造物，他在一个已经给定的、甚至是被搞砸的处境里，把它变得对。 凯利把这个和“第一次约会那只悬在半空的手”连了起来。你被递给一只手，然后你要从中做出音乐来。这是双方的责任。他开玩笑说，第一次约会的责任可真够重的，因为你必须创造。 同时还有另一半：倾听。迈尔斯听见了那个错误。他知道不对。然后他找出了让它变对的方式。 ## 海德格尔：技术时代真正的危险 凯利说，海德格尔是这批哲学家里最复杂的一个，也是最难绕开的一个。1889年出生，和维特根斯坦、希特勒同年。这个巧合有它的意味，因为海德格尔本人就是个纳粹。 1933年他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那在德国是一个政治任命。这段历史，任何一个想认真对待他思想的人都得面对。 但海德格尔确实提出了一套很难绕开的诊断。他认为，从柏拉图甚至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开始，整个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一个它没有权利做出的预设上，而这个预设把我们带偏了。 海德格尔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正确名字是“技术时代”。 什么叫技术时代？它指的是我们对“什么东西算存在”有一套理解，这套理解我们从未真正选择过，但它已经在支配我们怎么生活、怎么理解自己、怎么理解一切。这套理解的核心是：**存在，就是作为可无限调配、可优化、可提升效率的储备而站在那里。** 这不仅仅是我们看待硅芯片的方式。我们在河上修水电站的时候，把河流看成一股可以被截取、被转化、被调用的能量，这已经是同一套理解。更麻烦的是，我们也是这样理解自己的。 凯利说他上课时会问学生：你的日程表长什么样？你一天的目标是什么？是把尽可能多的事情塞进去吗？是不是一天不够高效，你就觉得自己失败了？那种“必须把自己变得更高效”的压力感，就是技术时代的线索。 > “在至高的危险中，藏着拯救的可能。”（肖恩·凯利引用荷尔德林，海德格尔也常引用这句） 危险在哪？如果我们就这样活下去了，我们会把自己耗干。同时，这套理解是被给予的，并非我们所选，而且我们参与了它的更新。海德格尔把这个叫“无根据的根据”（the groundless ground）：它不像上帝那样是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它一直在更新，而我们一直在参与这个更新。只有当我们像迈尔斯·戴维斯那样去倾听，我们才是在以正确的方式参与。 所以问题不在于反抗技术。凯利在访谈里说得很明确，他不想做卢德分子。难的是如何与技术建立一种正确的关系，一种不致被它控制、而能在其中找到某种巨大喜悦的关系。 ## 荷马世界里的那个陌生人 凯利拿荷马做了一个对照。 如果你读《奥德赛》，会发现那是个很奇怪的世界。其中最奇怪的一点是，希腊人对效率几乎没有概念。贯穿各种希腊文化的一条共同线索是：如果有陌生人来了，你必须招待他，因为宙斯是陌生人的神，宙斯会发怒。 奥德修斯在海上漂了十天，船沉了，浑身是伤，赤裸着爬上岸。他遇到的第一个人是瑙西卡娅，国王的女儿。她把他带回宫殿。然后呢？他们连着办了三天宴会和庆典，才想起来问他的名字。 凯利说，这就是“一个陌生人来了，我们的任务是庆祝这个陌生人的到来，因为意义就在这里”的世界。 你不必非得这么活。但这个例子说明，意义本来可以在很多完全不符合“优化”逻辑的地方出现。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几乎把这些地方都关掉了。 ## 《白鲸》：亚哈船长为什么要追那条鱼 凯利和已故的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合写过一本书，叫《万物闪耀：从西方经典中寻找世俗时代的意义》（All Things Shining）。书里花了大量篇幅谈《白鲸》。 凯利说，《白鲸》是19世纪的另一部伟大小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正好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做的是对俄罗斯东正教的存在主义解读：你怎么这样活，才能在存在中找到喜悦？梅尔维尔完全不是这个路子。 小说开头，以实玛利（Ishmael）正处在一种他称为“十一月阴郁”的情绪里。他走在街上，心情低落，什么都提不起劲。于是他签了合同，上了一条捕鲸船。 船长是亚哈（Ahab）。一个极具魅力、也极令人不安的人物。他有钱、有名、有权威，却被一条鲸鱼彻底占据了。那条鲸叫莫比·迪克，最大、最白、最恐怖。几年前亚哈遇到它，被咬掉一条腿。他活下来了，但那次遭遇对他而言是一次深刻的宗教经验。他必须搞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的痛苦有什么意义？我到底是谁，以至于世界中心这头巨兽要这样对待我？ 所以他的活儿名义上是捕鲸，实际上他想通过和那头鲸正面遭遇，搞清楚宇宙的意义。 梅尔维尔写了一个细节：鲸鱼的脸太大，额头太宽，眼睛长在两侧，你永远无法真正和它对视。这几乎就是上帝的隐喻。你没法直视上帝的脸，你没法通过直视上帝的脸找到宇宙的终极意义。 但亚哈想。他说，它脸上戴着一个纸板面具，我要击穿这个面具，看看后面是什么。 以实玛利被卷进这件事，一开始只是因为心情不好，想出海换换状态。然后他遇到了魁魁格（Queequeg），一个来自南太平洋岛屿的异教徒，从头到脚刺满纹身，五彩斑斓。以实玛利说，那是他文化里对宇宙不朽奥秘的书写，只不过没人能读懂。 凯利说，梅尔维尔的意思是，拯救得靠正确地进入多神教。一神教那条路走不通。意义没有统一性，它是好几个彼此不相容的小世界。有时候你在爱里，那是阿佛洛狄忒的领域；有时候你在战斗的狂怒里，那是阿瑞斯的领域。这两个世界完全不搭，你只能在某一个局部有意义的世界里待着。 梅尔维尔说，我们得把过去那些欢乐的五月节诸神请回来，让它们重新住进这个已经被剥去灵性的天空和山丘。他要承认意义本来就是碎片化的。把意义重新统一起来，这个方向他不认同。 ## 《卡拉马佐夫兄弟》：如果上帝不存在，是不是什么都允许 凯利说，萨特在构建自己观点时引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句话，大意是“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一切都被允许”。萨特把它当成一个肯定前件式：没有上帝，所以一切都被允许。这就是他的激进自由。 凯利说，如果你看《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整体结构，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在跑一个否定后件式。 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一切都被允许。可看看你的生活：并不是一切都被允许。你会做出可怕的事，比如卷入你父亲的死，而这件事有代价。你会感到罪疚，你会发现自己负有责任，哪怕你并没有真的动手。承担这个代价、承认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有罪，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你不是那种“一切都被允许”的存在。 所以，并非一切都被允许。所以，有上帝。 凯利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不是一个住在时间之外的实体，那不是他关心的层面。他关心的是：我们能不能活出基督教所说的那种喜悦状态。 小说里有个场景，凯利花了很长时间讲。阿廖沙（Alyosha）是个年轻修士，二十岁出头，心地极善，在修道院里跟着佐西马长老修行。格鲁申卡（Grushenka）是个被社会打上“堕落女人”标签的女人，身上有种强烈的、几乎带攻击性的性吸引力。阿廖沙对她有感觉。他为此感到羞耻，因为他是修士，他可能还想当神父。 他怎么做？每次在街上遇到她，他就把目光移开。 他为什么移开目光？因为他尴尬。 格鲁申卡怎么感受这件事？她知道自己是个堕落女人，她知道阿廖沙在社会里是什么位置。她的解读是：他在评判我。他看得出来他不想和我有任何关系，他看得出来我是个堕落的女人，他知道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必须避开我。 阿廖沙没有这个意图。可这就是这件事被经历的方式。 然后有一个时刻，阿廖沙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自己在把一个已经很苦的人往下拽。她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她在做很难的选择。他为什么不能在她脸上看到这些，反而看到那个让他想躲开的东西？ 这一瞬间，按凯利的解读，是整部小说的关键之一。我们都在以未必想要的方式把别人往下拽，这就是我们的处境。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一种几乎到极致的共情，需要对世界保持倾听。 > “上帝和魔鬼在搏斗，战场是人的心。”（肖恩·凯利引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的话） 凯利说，事情不简单。不存在一种纯粹好的做事方式。我们做的任何事都会被它自身的某个方面削弱。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共情，必须承认别人也在面对同样的处境。 Lex 在这里加了一段自己的看法。他提到，今天所谓的“觉醒文化”里也内置了霸凌，也有同样的恶。当你站在社会正义的浪潮里，你也得倾听，也得问：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我们是不是在伤害人？我们是不是在做我们反对的那些人曾经做过的事？ 凯利完全同意。他说，一个真正承担起所处规范责任的人生，必须不停地质疑自己，不停地倾听世界，又不被任何单一的领悟压垮。 ##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无聊能不能被战胜 凯利在书里为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写了一整章。德雷福斯完全不关心华莱士，凯利却很着迷。 他说华莱士是当代世界极出色的观察者，而且非常幽默。华莱士看到的核心问题是：当代世界不断用娱乐来引诱你转移注意力。这和 Heidegger 讲的“效率优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你被诱惑去看那些愚蠢的、其实没什么意思的节目，正是因为它在把你从“优化自己的存在”这件事上拉走。 华莱士1996年写过一个短篇，叫《一项我永远不会再做的极其有趣的事》，讲的是坐邮轮。他在里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四处滚动的眼球”，在船上走来走去，观察一切。凯利说，他这种观察力极强。 凯利也担心，这种把自己当成世界旁观者的姿态，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伊凡（Ivan）是同一种病。伊凡上大学时靠给镇上发生的惨案写稿赚钱。有人被马车碾了，他总能第一时间到现场，写得绘声绘色，然后署名“目击者”。他从不想阻止坏事发生。他只想在坏事发生时看到它、报道它。 凯利说，伊凡是个极度孤立的人。病根在于他不愿意爱别人，因为爱会把他和某个人绑在一起。这种“把自己从世界里拿出来”的姿态，今天很多人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也写过。凯利认为这是一条危险的路。 他提到华莱士的《苍白的国王》（The Pale King）。小说中心有一个人物，在国税局工作，每天翻别人的报税单，看他们有没有守规矩。工作地点是一个绵延数英里的巨大仓库，一排排桌子，一排排没有名字的人，每人都在做这件事。你在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无聊到极点。而主角在试图训练自己忍受这种无聊。他最后做到了一种境界：一边翻别人的报税单，一边幸福到整个人飘起来，真的离地了。 凯利说，这就是他能读出的华莱士对“我们该追求什么”的答案。他觉得这个答案不可活。 > “我认为那是一种不可活的目标。我不认为我们能达到那个状态。我认为还有另一种我们能达到的东西。”（肖恩·凯利） 另一种东西，华莱士也写过，只是写得少。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题目叫《罗杰·费德勒作为一种宗教体验》。他写的是：看一个人用和我们一样的身体打出那种球，是一件震撼的事。身体本身是一种限制，它会酸痛、会疲惫、最后会死，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东西。当你看到一个拥有身体的人把身体用到那种程度，你会看到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被超越了。 凯利说，这是一种我们能够达到、也能够被生活承载的“拯救”。华莱士如果能多往这个方向写写就好了。他自己也知道另一面，只是那一面没被展开。 Lex 在这里说了一句：人生最重要的是成为不可无聊的人。他说他常给年轻学生这个建议：别等着找到你热爱的事，你应该努力在每件事里发现喜悦，发现那种飘起来的感觉。哪件事你能待得更久，那可能就是你该留下的地方。 凯利回应说，他同意一半。很多时候人觉得一件事无聊，是因为他们没好好注意，没在倾听。这个洞察是深的。这个洞察的完美化版本是“任何事都不该有一丝一毫不喜悦”，那就不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梅尔维尔都会说，人生有一整个情绪的光谱，所有情绪都重要，包括悲伤。有人死了，悲伤是恰当的。悲伤和喜悦相关：正是因为它让你体验到相反的东西，喜悦才会更浓。 《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阿廖沙失去了他的导师佐西马长老，他悲伤。这场悲伤极其重要。他的宗教顿悟恰恰是在悲伤中发生的：他看到万物深处的美。那是穿过悲伤看到的，并非绕过悲伤看到的。 ## 加缪：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吗 凯利说，加缪（Albert Camus）大概是他最喜欢的存在主义者，也是最容易读进去的一个。但很多年他都不敢在课上讲，因为《西西弗神话》的开头那句话： >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阿尔贝·加缪） 他说他当时想，我没法跟十八岁的学生讲这个。这话不算错，但我不想把它带进教室。于是他回避了很多年。直到七八年前，他逼着自己坐下来读完。 读完他发现，加缪其实是反对自杀的，这让他松了口气。 加缪的核心概念是“荒谬”（the absurd），这是个术语。意思是你生命中的每一个片段，以及你的生命整体，都向你呈现为好像有某种意义，实际上并没有。表面和真相之间存在张力。 加缪举了个例子：你走在街上，透过一扇玻璃窗看到一个人在打电话。他很激动，说个不停，好像事情真的有什么意义。加缪说，那是一场哑剧。不仅因为它愚蠢，更因为它是无声的：它向你呈现为好像有某种意义，可那意义被从你那里扣留了。他说，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所有东西都呈现为好像有意义，实际并没有。 然后他说，我们的生活其实就像西西弗斯。日复一日，你在某个时间起床，坐公交，上班，午休，下班。凯利提到他一位同事在秋季学期十月左右跟他说过的话：“你知道的，学期一开始我就上了传送带，然后我就一路被传过去，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加缪认为，这种体验揭示了生活的真相。西西弗斯从早到晚把巨石推上山，到了晚上石头滚下来，他走下山，第二天再来一遍。我们也被判定要过这样的生活。 但我们还有一点自由，唯一能抓住的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拥抱这种存在，向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的诸神竖中指，而不是放弃、不是自杀。 凯利说，他当时觉得，好吧，这算个不错的结局。他也觉得，这是一种很暗淡的、对人存在价值的看法。 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主题是“aliveness”，活的感受。他说那篇文章其实在偷偷批评加缪，虽然没点名。 批评的点在哪？加缪认为，当你体验到一天在死气沉沉地流逝、你在做你一直做的事、用你一直用的方式做，这种体验揭示了生活的真相。凯利说，不对。对他而言，这里还多出一层：是的，事情就是这样，这是不够的。在这种不够里，你能感受到某种缺失，而那种缺失本身指向某种可以存在、此刻却不在的东西。生活不该只关于忍受它、向诸神竖中指，还要去寻找那个在缺失中被辨认出来的东西。 他说，我们在真正感到活着的那些瞬间，能体验到那个东西的在场。 ## 什么叫“真正活着的瞬间” 凯利说，大多数人能回忆起自己生命中真正感到活着的时刻。可能是迈尔斯·戴维斯在回应赫比·汉考克那个错和弦的瞬间，可能是你在第一次约会里伸出手、对方握回来的瞬间，可能是你在做某种巅峰运动、或者在旁边看别人做巅峰运动的瞬间。 他还有一个反向的切入方式：临床抑郁。 他认识一些患临床抑郁的人。不管大脑里的化学是什么，抑郁有一种特定的感受：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今天要不要自杀。这是加缪问的那个问题。人处在抑郁中时，他们不只是回答“要”或“不要”，他们说的是“无所谓”。那是化学，那是大脑里的某种东西。 凯利说自己没经历过那种抑郁，他经历过低潮，但一直很幸运。他是相反的：不只是运动巅峰或伟大音乐，他经常被很日常的东西打动。访谈里他说，他当时正在喝一杯冷的饮料，那个冰凉的感觉突然让他觉得，太好了，制冷这件事真了不起。他说不出为什么，可那个瞬间很棒。一阵微风吹过来，他也觉得，太美了。 他说，这谈不上拥抱荒谬。更接近的解释是，他的大脑天生有一套产生 aliveness 的机制，他在享受它带来的化学奖励。 Lex 在这里插了一段自己的感受。他说他问自己“今天要不要死”的方式不太一样，更接近斯多葛式的：每天提醒自己可能会死。这让他兴奋，提醒他生活有多好。他说这也是化学，是基因和多巴胺，并非他做出的哲学决定。 他问凯利：你不觉得加缪把自杀当成存在主义的核心问题，这个提法本身有问题吗？自杀是一个行动。打个比方，你在一家旅馆里，觉得这个房间很糟，可旅馆里还有别的房间。你总得先去别的房间看看，才有资格做完整的决定。在没走遍所有房间之前就做决定，不公平，甚至可以说是不道德的。 凯利说，这让他想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伊凡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值得活吗？他认为伊凡这个人物确实病了，脑化学、生理层面有基础。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观点是：脑化学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彼此互动的方式、我们关心或隔离自己的方式、我们对待自己生活的方式，会影响大脑的化学，进而改变我们的情绪。所以伊凡如果能被拯救，靠的是他弟弟阿廖沙的爱。 ## AI 能不能成为艺术家 访谈最后三分之一转向人工智能。凯利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上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大意是：AI 不可能成为艺术家，创造力永远是人的事。 他的论证起点是：什么算艺术？做一件新的事不够。我们说好艺术是原创的，可不是所有从未被做过的事都是好艺术。它必须以一种能对观众说话的方式去做新的事，至少对一部分观众说话。它必须让看到它、和它互动的人，能在其中重新看到自己。 所以艺术本质上是一种交流行为，它涉及和他人的关系。凯利用了“社会嵌入”（socially embedded）这个词。 他举了斯特拉文斯基的例子。《春之祭》首演时引发了骚乱。它太新了，人们觉得那是噪音，无法忍受。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失败的交流行为。尼采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过类似的话：它当时只是还没到自己的时代。现在《春之祭》的作曲方式已经进了迪士尼动画，成了我们音乐调色板的一部分，我们已经不会有那种反应。它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对“什么算好音乐”的理解。这就是深层的交流行为。首演那一刻它没完成交流。可它最终为我们所有人建立了一种新的理解。 Lex 接过这个框架，说他自己对 AI 的期待也是这个方向：造一个服务人类的系统、让人类去做所有美好的混乱的艺术部分，这条路他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把 AI 系统整合进来，就像把新的人整合进来一样。它有缺陷，它有不懂的地方，这些都是魅力的一部分。 他举了 AlphaZero 的例子。DeepMind 的这个系统在没有人类监督的情况下自学围棋，击败了世界最强的人类棋手。对他更有意思的是，它下出了一些让顶尖棋手惊讶的棋。AlphaZero 会弃子，它把棋子送给你，然后等十步之后再收回来。 Lex 说，如果 AlphaZero 能理解这件事的艺术性，那就成了艺术：我要在心理上玩弄你。先让你觉得自己占了上风，然后当你意识到自己在和 AlphaZero 下棋、它远比你强，你会开始紧张，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这是一盘棋的心理杰作。如果 AlphaZero 能有意识地这样做，如果它知道自己在这样做，那它就进入了艺术，也就以正确的方式嵌入了社会。 凯利说他同意，要补充一点：一个群体要能在某种创造性行为中认出新颖且值得钦佩的思维方式，他们必须相信这不是随机的。他们必须相信斯特拉文斯基那样写，是因为他对此刻需要被说出的东西保持 receptivity。所以如果 AlphaZero 能做到这一切，并且是因为它认识到这是此刻需要做的事，那它就以正确的方式嵌入了社会。 在一个有限的领域里，比如棋类，这是可能的，因为它终究是个组合问题，棋盘状态有限，游戏有终点。AlphaZero 不是用穷举法解，那会消耗太多能量，问题会爆炸，它用的是模式识别的方式。在有限语境下，棋手可以信任它。有人说 AlphaZero 下围棋像是从未来下棋，那些棋匪夷所思，有一种我们无法理解、可能永远追赶不上的才华。 可在音乐或非有限形式的艺术里，凯利说他就比较难理解那种对应物是什么。我们凭什么相信斯特拉文斯基认识到了关于我们的某种东西，要求他这样写？这似乎不像是同一种有限的东西。 Lex 在这里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说，语言也是有限的，一条推文更是有限的，所以它也是组合问题。问题只是比国际象棋难多少。他说，他不觉得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作为播客在做的事，特别是作为一个网络上的数字存在，最终不能被 AI 系统完成。他认为我们在这一点上太人类中心主义了，太觉得自己特殊了。 他说，最难的是物理空间，是触摸，是肢体语言的魔力，是这一切的音乐，因为它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深深嵌入在“在地球上存在”这件事里。AI 可以追上来的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方式。随着世界越来越数字化，我们和 AI 其实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凯利在这里提到了一本书，布莱恩·克里斯蒂安（Brian Christian）的《最像人的人》。克里斯蒂安参加过勒布纳奖，也就是图灵测试比赛。这个比赛设有两个奖项，一个颁给最像人的计算机，另一个颁给最像人的人。他报名的是后一个，他赢了，而且一直赢。 他试图搞清楚：要说服评委你是人而不是计算机，你需要能做什么？他得出的结论是，计算机在这些比赛里赢得越来越多，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像人，另一种是人变得越来越像计算机。他说，第二种也在发生。我们在技术世界里生活，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让它能被一个本质上像计算机的东西读懂，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像那样。 他举了个例子：你有没有给客服中心打过电话？那边的人在念脚本，他们必须念脚本，因为那是他们保住工作的方式。他们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回答。这已经不像在跟一个人互动，尽管对面确实是个人，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正常互动中所有需要判断、决策、承担责任的部分。 凯利说，这是硬币的另一面。技术确实了不起，能解决大量问题，做成了不起的事。我们同时也在改变自己，而变化的方向让他担心：**我们正在把“什么算好”的标准往“高效、优化、解决问题”的方向推，远离我们前面一直在说的那种“活着”和“意义”的感觉。** Lex 反过来问：也许我们这些老恐龙在 TikTok 里看不到那种 aliveness，我们看到的是被拖进一个过度优化的世界，可那也可能是一个真正展开生活体验的机会。现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早期对生活的体验越来越多地经过数字设备中介。技术在演化，人也在演化，也许这打开了一扇门，人和 AI 作为平等者互动。 凯利说，他会让 Lex 意外地同意这一点。他不想做那个说“我们的任务是抵抗这一切”的人，他不想当卢德分子。目标是指出：在至高的危险中藏着拯救的可能。要紧的是和这套对“我们是什么”的理解建立正确关系，让人能在其中找到喜悦。这很难，难到我们甚至不太清楚做这件事的时候到底在做什么。他说也许他比 Lex 更不属于能够做到这件事的那一代人，可他认为方向必须是这样：这条路里没有抵抗，也没有怀旧。它要做的是推动人们进入一种关系，在那关系里，它不致控制你、剥夺你，你能在其中认出某种巨大的喜悦。 ## 生命的意义，和一个能执行的答案 访谈最后，Lex 问了那个“太大”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凯利说，他不知道。他认为有某种东西构成我们，而那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个东西。哲学传统，包括 AI 传统（它本身是柏拉图以来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说我们的特征在于理性，我们是智能存在，我们是会思考的那一类。 凯利说，这当然是一部分。他认为还有更多。我们有能力同时体验两件事：一切有意义的东西彻底无根据，以及它确实有意义。这听起来像矛盾。怎么可能既真正有意义，又没有任何根据？他说，**这就是构成我们的那个矛盾。**我们是那种必须把这个奇怪的谜摆在自己面前、并且在这个谜的光照下生活的存在。 他最后引了一位哲学家阿尔伯特·博格曼（Albert Borgmann）的话。博格曼是德国哲学家，在蒙大拿教了一辈子书。凯利说，他现在在哈佛对学生讲这段话： > “你应该这样设想你的人生：希望其中会有很多时刻，你可以说，我没有更想去的地方，我没有更想做的事，我没有更想在一起的人，而这一刻我会记得很清楚。”（肖恩·凯利引用阿尔伯特·博格曼） 凯利说，如果你能让自己的人生充满这样的时刻，它会是有意义的。他不知道这算不算生命的意义，他认为，如果你能把这句话摆在面前，它会帮你理清这个谜，理清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古怪处境。 Lex 在结尾说，这四个条件在刚才这场对话里都满足了。 整个访谈到这里结束。凯利没有给出任何一条可以直接执行的“意义配方”。他反复做的是一件事：把那些被我们当成背景的东西重新变成问题。侍者的动作、第一次约会里悬着的手、你日程表上塞满的格子、你对陌生人下意识的判断、你刷手机时被偷走的那两个小时。这些都不是抽象议题，它们是每天具体发生的事。 如果你读到这里想做点什么，可以从下面几条里挑一条开始： - 挑一个你今天自动完成的动作，比如走进办公室的方式、和人打招呼的语气、处理一封邮件时的姿态，停下来问自己：我是在做这件事，还是在扮演“做这件事的人应该有的样子”？ - 下一次有人说了让你不舒服的话，先别急着判断对方的意图。先想一秒：这可能是我的假设，还是他确实做了这件事？两种情况需要完全不同的应对方式，别把假设当成事实去反应。 - 找一件你最近觉得无聊的事，逼自己认真看它十分钟，不刷手机，不走神。十分钟后仍然毫无发现，那这件事可能真的不值得做。大多数时候你会看到点什么，而这个发现本身就是注意力给你的回报。 - 把博格曼那四个条件抄下来放在看得见的地方：没有更想去的地方，没有更想做的事，没有更想在一起的人，这一刻我会记得很清楚。一周结束时数一数，有几个时刻能满足全部四条。这个数字比任何年度计划都诚实。 - 如果你手边有《白鲸》《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者《西西弗神话》一直没读完，别从第一页开始硬啃。先找一段别人朗读的音频，或者找两个不同译本的同一段落对照着看，让语言的质感先击中你一次。哲学原著读不下去，很多时候跟理解力关系不大，是耳朵还没被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