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诺维格:《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
Peter Norvi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
经典 AI 教材的作者谈人工智能数十年的方法变迁、搜索与学习,以及技术现实与宣传之间的差距。
某个商业累犯预测系统给被告打分,满分十分里拿到六分,意味着大约 60% 的再犯概率。这是设计者公开承诺的目标: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白人,同样的分数对应同样的再犯概率。他们做到了。
另一组数字是:这个系统判断出错的概率,对不同种族并不相等。它对黑人做出有害错误判断的几率,是白人的两倍。
两组陈述同时成立。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在访谈里说得很平静:如果你把这两件事都当成必须同时满足的公平性指标,数学上可以证明,你不可能同时达成。
诺维格是谷歌研究总监,也是《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的作者之一,合著者是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Russell)。这本书 1995 年出第一版,然后 2003 年第二版、2009 年第三版,第四版正在写。很多 AI 研究者书架上都并排摆着红、绿、蓝三本书,包括这次访谈的主持人本人。
公平性的两个目标,只能选一个
把这件事讲清楚,是整场对话里最有信息量的几分钟。累犯预测这类系统,通常被用来辅助判断谁可以假释、谁可以保释。它涉及两类不同的公平性诉求。
第一类叫校准。给定同一个分数,不同族群的人应该有相同的实际结果概率。六分就是 60% 的再犯率,对谁都是 60%。这个目标可以量化验证,那家商业公司也正是朝这个方向优化,并且声称达到了平衡。
第二类叫误差均等。系统总会出错,但出错的代价不该由某一个受保护群体承担。这里的问题是,它对黑人犯错的概率是对白人的两倍。
诺维格强调,这两个目标在数学上被证明无法同时满足,你必须做取舍。这个结论的用处,在于让你知道你没有在追一个幻觉;至于取舍点该落在哪,数学管不了。
你不可能什么都要。但这个分析至少能告诉你,我们没法同时拿到。于是我们可以作为人类,去认真地讨论这个取舍点应该落在哪里。至少我们是在有信息的基础上争论,而不是在要求一件不可能的事。(彼得·诺维格)
这一点值得所有做机器学习系统的人记住。公平性没法用单一指标同时满足所有定义,定义之间本身就冲突。工程师能做的是明确你优化了哪一个,牺牲了哪一个,然后把这个取舍交给公共讨论。
第四版真正改变的地方:效用函数本身
诺维格说,前三版里,作者们默认一个前提:我们教你最大化期望效用,至于效用函数是什么,你告诉我。全书 27 章讲的都是怎么做得更好、优化得更快。
第四版的口径变了。他们开始说,也许优化是容易的部分,难的是搞清楚我的效用函数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想要什么。如果面对的是一群智能体、一整个社会,那我们作为整体想要什么。
技术上往前走一步,就撞上哲学。这本书里一直有一章讲哲学,以前讨论的是中文屋这类论证,现在更多是公平、偏见,以及如何聚合不同人的效用。
怎么把人类价值编码进去?诺维格承认没有好答案,只有一些开端。其中一个方向叫逆强化学习(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普通强化学习是:你采取行动,拿到奖励,然后学会该做什么。逆强化学习倒过来:你观察别人采取行动,反推他到底想干什么。如果他做了这个动作,那大概是因为他想要那个结果。
这条路有个明显的问题。很多人会做自我毁灭的选择,会做出各种次优决策。你不想把这些也学进来。要学的是理想行为,被观察者实际做过什么,得先放到一边。这是这个领域自身的难点。
注意力市场里,应用在和你抢东西
访谈里聊到另一类优化问题。愤怒的小鸟这类游戏,到底在优化什么?是让你在短期获得多巴胺快感然后不断回来,还是帮你获得某种长期改善?
诺维格不把这个当成纯粹的 AI 问题。他说,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社会和一个基础设施:有一个注意力市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决定了我们喜欢免费的东西,手机上所有应用都得免费。这意味着它们全都在竞争你的注意力,最终靠广告或游戏内购买赚钱。
它们想赢,唯一的办法是击败所有其他应用,也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抢过来。在这个市场里,它们看起来是在和你作对,没打算和你站在一起。
短期让你开心,长期也帮到你,这两件事本身不冲突。冲突的是当下的激励机制,它站在了更容易的那一边,也就是喂给你多巴胺的那一边。(彼得·诺维格)
他的表述很清楚:矛盾出在激励结构上,跟技术能力没什么关系。这一点在讨论推荐系统时经常被模糊掉,好像算法天生如此,其实算法只是在忠于我们设计出来的那套激励。
这本书几乎没写成
回过头讲这本书的来历。90 年代中期,诺维格还在伯克利,和同事吃午饭时聊起,这个领域在变,市面上的教材有点跟不上,好久没有人出新书了,我们应该写一本。所有人都说,对,这事值得做,然后谁也没动。
后来他去了工业界,进了 Sun Labs,以为自己的学术出版生涯就此结束。一年后在会议上又碰到罗素,他问,那本我们一直说要写的书,你们肯定写了一半了吧。罗素说,我们一直在聊,从来没动手。
于是他提议,那就写吧。诺维格说,他们真正下决心,是因为都觉得这个领域正在两个方向上变化。
第一个方向:从布尔逻辑转向概率。老的 AI 建立在布尔逻辑上,再配一些处理不确定性的小技巧。
第二个方向:从知识工程转向机器学习。以前的做法是,出去采访一位专家,把他知道的东西一条条手工写下来。
如果从头就以这两个新视角组织全书,就能做出一本不一样的书。其他教材还没有完全转过这个弯。
写的过程放在今天看很原始。诺维格搬到了波士顿,罗素在伯克利,两个人靠互联网协作。拨号上网,不能传图片和图表,要用 cat 命令把文件打出来,然后祈祷对面收到了。
他们当年低估了什么
访谈者问了一个直接的问题:当时有没有预见到后面这一二十年,会走向深度学习和大数据?
诺维格的回答很坦诚。他们知道学习重要,但低估了它会有多重要。他们没看见大数据这件事。深度学习当时还没被发明。
他说,其实完全可以一开始就把整本书写成纯粹的机器学习视角,但他们选了另一条路:先讲各种类型的知识表示,再讲各种类型的环境,完全可观察还是部分可观察,确定还是随机。他们沿着这些轴增加复杂度,机器学习那条轴被排到了后面。
这个选择回头看不完美,但它解释了为什么这本书能覆盖整个领域,而不只是覆盖当时最热的方法。专注单一方法的教材,方法一换代就过时了。
第四版里,深度学习的章节交给了伊恩·古德费洛(Ian Goodfellow)。他把整本深度学习专著压缩成了一章。诺维格提到一个细节:他们把旧的神经网络章节交给他,让他随便改,结果古德费洛说,原来那章有一半还是对的。核心内容没变,变的是外面那一圈。
深度学习擅长感知,不擅长推理
诺维格对深度学习位置的判断是:起步于卷积网络,非常靠近感知,后来扩展到动作和一定程度的长程规划,但在表示、推理、单样本学习这些方面还得做得更好。
他反复用“表示”这个词。有些时候你手上根本没有足够的数据,无法从零学起。这时候你需要先有一个关于世界的表示,不管是人编进去的还是告诉它的,然后在这个表示上一步步推理。
老式 AI 的问题跟符号和推理本身无关,出在另外两件事上。
第一,符号是原子的。原子符号适合定义三角形的性质,因为三角形有充分必要条件。但现实世界是 messy 的,没有锐利的边界,动态符号才有。用非黑即白的符号去描述灰色的世界,匹配度很差。
第二,推理是通用的,可以应用在任何地方。这听起来是优点,实际意味着没有任何指引告诉你该在哪里用。于是出现了古希腊那个经典悖论:一堆沙子拿走一粒还是堆,一直拿下去,总有一刻不是堆。逻辑本身不会阻止你把规则重复应用一万次,它没有“够了”这个概念。
诺维格说,他也不知道该给这东西起什么名字,但方向可能是这样的:把“山”这种概念从原子符号换成词嵌入那样更复杂的表示;同时学会什么时候可以反复用某条规则,什么时候不行。在整数上做归纳,无限次没问题;从沙堆里拿沙子,几十次就到头了。策略本身不该是完全中立、随处可用的,它得学会自己被允许使用的范围。
他更愿意换个词,不谈可解释性
神经网络从数据里学出表示,自动把很多东西抹掉了。它为什么在这么多场景里表现惊人,又为什么在某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扰动下惨败,人类从外部看不出内省式的答案。这是不是靠更多数据、更好的数据就能解决,还是必须把符号系统请回来?
诺维格的回答是换词:他更愿意谈信任、验证、校验,解释只是达成这些目标的一种工具。
他举了贷款被拒的例子。你在欧洲有 GDPR,法律要求银行必须能给出解释。但解释本身远远不够。我们早就习惯了和人、和机构打交道,它们能给你一个解释,而你完全无法保证这个解释和真实原因有关。银行说,你没拿到贷款是因为抵押物不足。这话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他们不喜欢你的宗教。从这一句解释里,你分辨不出来。这件事跟决策是人做的还是机器做的无关。
所以他要的东西得能来回对话,一句解释撑不住:你给了这个理由,那如果当时是另一种情况呢?我要改什么才能拿到?
第二层是测试。单看自己这一个案子,你没法判断决策依据是抵押物还是肤色。但把所有人的案子放在一起看,模式就出来了。
如果我只盯着自己这一个案例,我什么也看不出来。但如果我看所有案例,我就能检测出一个模式。(彼得·诺维格)
第三层是对抗测试,这一层最能说明问题。图像识别一度被认为接近人类水平,直到对抗样本出现。在图上加一点人类完全看不出的扰动,模型就彻底判断错了。诺维格说,人类当然也有类似的漏洞,比如那条裙子到底是什么颜色,大家谁也说不清。但人类被攻击的方式和机器被攻击的方式完全不同。
猫是空间里一条极细的线
他把问题归到一件事上:我们被低维隐喻骗了。
翻开教材,你会看到一张图,猫在这边,狗在那边,中间有一小块模糊地带分不清。如果你信了这张图,你会觉得,我们基本上搞定了,对抗样本大概就那么几个特例。
真实的几何差得很远。我们面对的是百万维空间,猫是从原点出发延伸到某个疯狂方向的一条极细的线。你往任何方向偏一点,就掉进了无人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个比喻解释了为什么对抗样本属于结构性现象,修修补补解决不了。高维空间里,一条曲线周围几乎全是空白。模型只见过那条线上的点,线外一毫米的地方它没有任何依据,但它照样会给出一个高置信度的答案。
顺带说一句他对人和机器双重标准的观察。你和访谈者素未谋面,坐在一起聊了一个小时,你默认对方不会突然失控,这种信任建立得非常快。而对 AI 系统,我们的默认姿态是怀疑,它必须靠大量工作证明自己配得上一点点信任。
他引用了博物学家马克·莫菲特(Mark Moffett)的说法:人类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你走进一家咖啡店,周围全是从未见过的人,你们不会互相残杀。黑猩猩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一只黑猩猩遇到不属于自己族群的对象,尤其旁边还有好吃的,事情会很糟。人类学会了共处,虽然我们仍然打仗,仍然做可怕的事,但大体上学会了。
这件事对 AI 同样重要。但诺维格在这里加了一个限定:很多被算作 AI 的问题,主要变量落在通信技术上。我们能建立起这些系统,前提是我们能收集数据、能触达全世界的人。这个变化比算法本身更大。
十六万人报名,完成率是个假指标
诺维格在 Udacity 上开的 AI 入门课,有十六万人注册,是最早一批 MOOC 的成功案例。他从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和他进去时的预期相反。
进去的时候他以为挑战在信息:只要我把要教的东西想清楚、讲明白,我的工作就完成了,好事自然会发生。做完课程他发现,信息当然要有,但真正重要的是动机。学生不坚持学下去,内容再好也没用。
关于完成率,他的态度很直接。他本人大概报过五十门课,一门都没学完,但他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因为他本来就没打算学完,只是想看看这个主题,或者看看别人怎么讲这门课。
我大概开过五十门不同的课,没一门是学完的。但我从中得到了我想要的,因为我从来没打算学完。(彼得·诺维格)
他也承认,最早这批课吃到了外部动机的红利:这是新东西,能参与其中本身就让人兴奋,学生自带动力。而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恰恰缺乏这种动力,也看不出坚持下来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在线教育真正还没解决的问题就在这里,光靠技术不够,还得有社区,需要把人真的聚在一起,有些环节必须在物理空间发生。
在线和线下的真正区别,不在屏幕
访谈者提了一个观察:自己如果不是被按在教室里,无聊到犯困,也得硬着头皮熬过那些极难的计算机课程,大概学不到今天这么多。
诺维格的拆解很干脆。这里面混着两件事。一件是物理位置,另一件是承诺和归属。你在教室里坚持下来,一半是因为看到旁边所有人都在受同样的苦,另一半是因为你交了学费,父母、同学、整个社会都预期你坚持下去。
这两件事可以分开。你完全可以设想:学费很贵,所有人都知道你在读,然后你在自己房间里,同学在各自的房间里。物理离散,承诺完整。反过来,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心思全在外面的也大有人在。
所以决定成败的变量落在承诺上,跟屏幕没什么关系。当然,课后在教室外面碰到同学随便聊两句,那种非正式交流很重要,既维持动机,也是真正重要的学习发生的地方。等带宽更高、AR/VR 更成熟,这部分也许能远程实现。
至于斯坦福、MIT 会不会全面转向线上,他的判断是不会。这些学校在实体校园上有巨大的投入,财务上和文化上都有惯性。而且有些东西真的没法虚拟化:计算机专业有台电脑有纸笔就能干活,但生物实验室里的设备你家里没有。
学编程不需要十年,也不用先学语法
2001 年诺维格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十年学会编程》(Teach Yourself Programming in Ten Years),是对着市面上那些“21 天精通 XX”的书写的。多年过去,他的看法有调整。
当时他脑子里想的是成为职业软件工程师,那确实是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行当。但现在有大量场景,编程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你不需要达到职业水准。
一个生物学家、物理学家,甚至历史学家,手上有一些数据,想从中问出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不需要十年,有很多捷径。
关于教小孩编程,他觉得方向对,但话术该改。代码本身不重要。他不在乎你会不会 JavaScript 的语法,也不在乎你能不能在可视化语言里把积木拼起来。他在乎的是你能不能分析一个问题,想出解法,建立一个模型,跑起来,测试,看结果,判断结果是否合理,然后再提问、再回答。
练的是建模和解决问题,代码只是工具。学会了也不为了拿去写代码,为了拿它去回答自己关心的问题。
他在这里讲了一段自嘲。和年轻同事做项目,同事说有个新包能解决这个问题。诺维格开始读文档,两小时后,同事回来说搞定了:下载、安装、试了几个调用,第一个不行,第二个成了。诺维格还有一堆问题,这东西内部怎么工作的,那个参数什么意思?同事说,管它呢。我不需要理解整个东西,我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包很大很复杂,剩下的我不懂,但我拿到了正确答案。
我很难进入那种心态。我想把整个东西搞明白,如果它附了手册,我就该去读。但那不一定是对的做法。我得学着对不确定性和“不知道全部”更自在一点。(彼得·诺维格)
他自己把这条光谱的两端点了名:一端是高德纳(Donald Knuth),你要说任何关于一个问题的话,得先下到机器码和汇编;另一端是他组里二十岁的学生,几小时能解决他可能要花几周的问题,因为他会先去读手册。
从制造到组装
抽象层次一直在往上走。你不需要懂机器学习的内部原理,也能用现成的框架做出很多东西。这让“专家”的定义发生了变化。
诺维格说,我们本来就不该把焦点放在“程序员”这个身份上。技能只是手段,结果才算数。我们建起了这样一个生态,你要做成事,就得自己写代码。他刚入行的时候,库函数里有个开方就差不多了,其他全得从零造。后来生态长起来了,你想要的东西大部分都能下载到。
现在已经不是制造,更多是组装。(彼得·诺维格)
这个转变在招聘上也能看到。谷歌早期面试,问题本质上是在问:这个人离杰夫·迪恩(Jeff Dean)有多近?大多数人差得远,就录取那些差得不那么远的。结果是招进来一批高度同质的优秀程序员。
公司长大以后,这个标准就不对了,不该所有人都一样。于是开始招生物学家进健康方向,招物理学家、机械工程师,招社会科学家和人类学家,不同背景带来不同技能。
至于他本人做代码审查时看什么,答案很具体:看设计的延展性。这个 API 解决了眼下的问题,但它以后要往哪走?还有谁会来调用它?你怎么让别人更容易用?这是设计问题,也是文档问题,但根子在设计上。设计对了,文档好坏人们总能摸索出来;设计错了,文档再好也难用。
他自己作为程序员最大的变化,是不再那么在乎效率的细枝末节。90 年代写书时,他演示怎么实现一个对象系统:每个对象是个哈希表,查方法,这样就行。他特意声明,真正的 Common Lisp 对象系统复杂得多,有各种效率考量,这个只是玩具,实际没人会这么干。结果 Python 基本上就是照他说的做的,对象就是字典,加了点小技巧。
80 年代会慢上一百倍的写法,今天对几乎所有场景都够快。真正该计算的是项目完成的总时间,而这里面绝大部分是程序员的时间。稍微低效一点,但更容易理解和修改,那就是正确的取舍。
半页纸定义一门语言
Lisp 美在哪?诺维格的答案是简洁。半页纸就能把整门语言定义完,你能把它整个装进脑子里。别的语言有一两百条语法规则,你的大脑装不下。
有人会说,那不就太简单了吗,我要做的事那么多。他的回答是:不,我们只给你八条左右的语法规则,剩下的你自己定义。
这就是他说的最强大的那个想法:从我的问题和我的数据出发,造一门为这个问题和这份数据量身定做的语言,然后让 Lisp 去定义它。你同时是这门语言的使用者和设计者,代码和问题之间能贴得更紧。
为什么没普及?他给了两个原因。
一个是社会性的。Lisp 是为单个程序员或小团队设计的,前提是这个程序员品味够好,做语言设计时能做出好选择。做对了很棒,做错了会伤到自己,而且团队里其他人很难看懂。项目人数一多,就撑不住了。而整个行业恰好长过了这个规模。
另一个是括号。流传的玩笑是 Lisp 的全称是“大量烦人的愚蠢括号”(Lots of Irritating Silly Parentheses),他自己的版本是“Lisp 语法纯粹”(Lisp Is Syntactically Pure),你只需要括号和原子。
他讲了一个学生的故事。书写于 90 年代,正文用伪代码,附录配 Lisp,因为那是当时 AI 的语言。有学生抱怨看不懂伪代码和 Lisp 怎么对应。实际上两者符号一一对应,唯一区别就是括号。诺维格由此得出结论:对某些人来说,左括号超过一定数量,大脑就关机了。
于是他决定书里不能只有 Lisp。一门课只有十来周,不能花两周教括号。他需要另一门语言,当时最流行的是 Java,但 Java 太啰嗦,做不到和伪代码一一对应。于是他做了一轮调研,找最像自己伪代码的语言,答案是 Python。
不知道为什么,我设计伪代码的时候,好像隔空抄了 Guido 的作业。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过 Python。(彼得·诺维格)
他的 GitHub 仓库 pytudes 就是这些谜题和练习的积累,先有 Udacity 那门用 Python 讲问题求解的课,然后一直往下写,纯粹因为好玩。
搜索是博弈,编目录没这么麻烦
2001 到 2005 年,诺维格在谷歌做搜索质量总监,公司规模每年翻倍。那段时间的挑战,本质上是定义什么叫“正确答案”,实现它,保证效率,然后持续测试。
好答案的意思是:用户敲进去几个关键词,返回结果的排序符合他们想要的程度,第一个点击的大概率就是他真正在找的。指标有一堆,有的盯第一次点击,有的盯整页,有的盯前三名。他们还会切分出某类做得不好的查询,专门去修。
早期有个认知转变很关键。一开始他们以为自己是图书馆的卡片目录:书在那儿,我们在旁边,只负责如实反映。后来意识到,每次我们改动,站长们也会跟着改,这是个博弈。你不仅要判断这一步对自己是否有利,还要判断对手的下一步会把局面带到哪里,如果结果更糟,这一步就不该走。
他们也确实改变了网络的形状。早年拉里和谢尔盖有 PageRank 论文,乔恩·克莱因伯格(Jon Kleinberg)有 hubs and authorities 模型:网上有大量“我的狗狗相关链接”这样的导航页,指向那些被链接最多的权威页面。现在没人做导航页了,谷歌把这个功能接管了。
访谈者问他当年有没有预见到互联网会变成今天这样。他说自己预测未来一向不准。80 年代做研究生时用 ARPANET,后来有人提议商业化,搞成互联网,还有位参议员戈尔觉得这主意不错。他当时的想法是:算了吧,你不可能指望商业公司搞懂这种技术,他们永远做不成。有个 .com 域名,但成不了气候。
所以我错了,戈尔是对的。(彼得·诺维格)
人类水平不是终点,甚至算不上目标
关于通用智能,诺维格的第一句话是:人类水平的智能没有单一含义,它是一堆不同的任务和能力。第二句是:它也不该是目标。
他说得很形象:我不会想要一个只能做到人类水平乘法的计算器,那是倒退。很多能力上我们该瞄准远超人类;另一些能力上,人类水平是个合适的门槛;还有一些,既然人类已经能干,就别费劲了。
他关心的是工具是否有用。有些场合,达到人类水平正好是让工具变得有用的那道坎。个人助手就是典型:你希望能像和人说话一样和它对话。而整个行业还没搞清这类产品的正确模型。现在你能问天气,能点歌,再问五六件事就到头了,谈不上任何深度的、有意义的连接。
能不能和人一样,从问天气跨到建立深层连接?他提到了电影《她》(Her)。有人问他,这片子像哪部电影?他的答案是《万世魔星》(Life of Brian),跟科幻完全沾不上边。共同点是,人渴望相信某种不一定是真的东西。
孩子会爱上自己的泰迪熊,而泰迪熊几乎没有任何交互性。那全是我们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物件上。我们就是喜欢这么干,所以我们会一直这么干。(彼得·诺维格)
他还补了一个例子:搞自动驾驶的人告诉他,很多人对自己的车投入了很深的感情。门槛真的不高,到狗的水平就够了。
那什么是好的智能测试?象棋、星际争霸,都挺酷。短对话也很重要,但很多测试太容易糊弄,聊天机器人聊着聊着,永远不进入一个必须暴露深度的地方。
至于图灵测试,他认为图灵本人如果活着,大概会说“我没那么当真”。他的解读是:图灵的重点在于“有个测试这件事本身是对的”,至于对话是不是好测试,那在其次。与其让哲学家争论 AI 是否可能,不如设一个测试,让结果来回答。这个测试不必是对话,随着技术演进不断提出更好的测试,才是正路。
真正该担心的,跟终结者没关系
关于存在性风险,他的态度很明确:不担心机器人末日和终结者场景,但担心几件具体的事。
第一是就业。我们能不能反应得足够快。今天已经能看到很多人对收入分配不满,自动化可能加速这类问题。
第二是武器化。强大的技术总可以被当武器用,机器人、无人机都是。而且很多威胁根本不需要 AI。他反问:自主无人机和 CRISPR 技术普及,哪个更糟?很难说。
访谈者问,你总体上乐观吗,技术会缓解这些威胁,还是制造新问题?他的回答很克制:不知道,未来难预测。作为社会我们活过了核弹,但只有活下来的社会才有资格做这场对话,所以这可能只是幸存者偏差。
至于接下来值得做的事,他点了几个方向。
一是对话助手,把常识推理和数据的力量结合起来。
二是编程工具。不只是让现有的框架更好用、让更多人能用,还包括把机器学习用到传统编程本身。
你去谷歌搜索,拼错一个词,它会说“您是不是要找”。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大量其他人犯过同样的错然后改正了。我们也应该能进到代码库和 bug 修复记录里,当我敲下一行代码时,它告诉我:你是不是想写这个?你今天写这行,明天大概会去写这个修复。(彼得·诺维格)
三是让这些能力覆盖到更广的人群。这几件事听起来都不宏大,但每一件都有明确的下一步。
整场对话里,诺维格几乎没有做过任何关于未来的强断言。他反复说不知道,反复把问题从技术层面挪到制度层面:公平性冲突要靠公共讨论定取舍,注意力市场要靠改激励结构,在线教育的瓶颈在动机和社区,AI 的风险主要在就业和武器。这些答案不炫目,但每一句都指向具体可做的事。
补一句他自己的方法论。访谈者问他,作为写教材的人,是不是有一种“把整个领域装进脑子”的冲动。他的回答是承认这种冲动存在,然后承认它不一定是对的做法。这种自觉,可能比任何一个具体结论都更值得学。一个人写了二十多年领域全景教材,最后讲的是:别急着读完整本手册,先把问题答了。
- 做涉及人的预测系统时,先明确你优化的是校准还是误差均等。这两个目标在数学上无法同时满足,把没选的那个写进文档,别假装两个都做到了。
- 别只交一句解释,留出对话的入口。贷款、拒信、风控决策,用户真正需要的是“如果我当时是另一种情况会怎样”,事后归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 评估模型时做群体切片测试。单看一个案例看不出偏见,看全部案例才能发现模式,这是可操作的最小动作。
- 把对抗测试当成必做项。高维空间里模型没见过的区域占绝大多数,它在那些地方照样会给出高置信度答案。
- 教人编程时,把重点放在建模和验证上。能不能分析问题、建模型、跑起来、判断结果是否合理,比会不会语法重要得多。
- 算总账,别只算 CPU 时间。写得更慢但更好懂、更好改的代码,在今天的硬件条件下通常是正确取舍。
- 判断技术影响时,先问主要变量是不是 AI。很多被归到 AI 头上的变化,真正的驱动力是通信能力和数据触达。
- 做评估时保留对“完成率”这类指标的不信任。用户可能只想看看,不想学完,把他们的真实动机当成设计前提,而不是当成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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