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特·瓦德：非洲、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人类的未来

马加特·瓦德（Magatte Wade）在塞内加尔做润唇膏。七种原料要从国外进口，其中五种，她付 40% 的关税，另外两种接近 70%。

一美元的原料，进了她的仓库就变成 1.4 美元。等成品做出来，她要比美国同行多卖 1.6 美元，才能拿到同样的利润。同一个货架，同样的品质，同样的价位，她在这个价格上根本站不住。

她在 Lex Fridman 的播客里讲这段账的时候，语气很平。这不是她第一次算，她把这条账算了很多年，最后算出一个结论：非洲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同时也是世界上监管最密的地区。在她那里，这两句话是同一句话。

特兰加：一个不害怕陌生人的地方

问塞内加尔的灵魂是什么，瓦德给出的词是 Teranga，沃洛夫语（Wolof，塞内加尔主要本土语言），意思是好客。

她把这种好客说得很具体。你到了那里，所有人都会把你搂过来，让你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人，好像他们等了你一辈子。对外国人尤其如此，理由也朴素：一个人愿意花力气跑这么远，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那么接待他就是你的义务。

这里没有对陌生人的恐惧，也没有对陌生人的猜疑。

瓦德自己给了一个解释：人得先站稳了，才有余力向外打开。你对自身文化有底气，拥抱别人就是自然的事。反过来，一个地方如果总在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开门就会慢半拍。

Lex 接着讲了他的观察。他住过波士顿、费城、旧金山，最后到奥斯汀，落地就喜欢上了。在那些城市，人与人之间总隔着一道计算：认识这个人对我的职业有什么帮助。到了奥斯汀，人们就是聚在一起待着，很真。

瓦德说她有完全相同的经历。旧金山早期那批人不一样，是他们在把那个地方做成今天的样子。等富裕起来、成功起来，就会吸引另一类人，追着光鲜来的那种人。等这批人到了，就该走了。

两个人都担心奥斯汀会重演旧金山的故事。瓦德提到她朋友妮可（Nicole Nodzak）在做的事：让奥斯汀对各个收入层的人都还住得起。如果不论赚多赚少都能留在这座城市，那种层次上的多样性才保得住。

说到多样性，她火力全开。旧金山很爱标榜自己多元，可如果多元只意味着性别、肤色、口音，勾选框打满了也不够。还差一样东西：思想的多样性。她认识一些人在那里不敢多说话，那里有一种看不见的默契，所有人都在照着同一个剧本讲。

真正的多样性是艺术家和工程师住同一个街区，高中辍学生和博士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这些东西才是社会往前跑的动力来源，装点门面用不上它。

非洲不是国家，是一片共同的记忆

在西方，人们谈非洲的口气，像是在谈一个国家。

瓦德先讲了最底层的那层共同：所有人都是非洲人。人类从那里出发，中途曾经只剩两千人，挂在悬崖边上。后来为了活下去向外扩散，往北走的、往东走的，头发变浅了，眼睛的形状变了，都是为了适应新的栖息地。

再往下一层，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共同经历：几乎在同一段时间里被奴役、被殖民。她顺带纠了一个常识：英语里的 slave 来自 esclav，来自斯拉夫（Slav），最早被大规模奴役的人长得更像 Lex 而不是她。只是人类记忆里最近的那一大群被奴役者，是非洲人。

这些事留下了实物的痕迹。加纳、贝宁、塞内加尔都有“不归之门”。塞内加尔那间奴隶屋里有一道门，人从那里出去，就再也没有回头看一眼故乡的机会。

共同的经历会变成共同的伤口。Lex 问，那有没有对外国人的怨恨？一片富饶的土地，资源丰富，文化有力，别人会不会就是来用你的？

瓦德的回答分得很清。在日常层面，塞内加尔没有这个问题。怨恨真正冒头，是遇到具体的坏行为：一些白人带着理所当然的架势出现，仿佛周围人还是仆人。这种傲慢有时候会换一副面孔，变成怜悯。

说到怜悯，她的语速一下就上来了。她原本打算今天保持体面，说自己早上还提醒自己，Lex 很沉稳，别失态。但要是踩到这条线，那就顾不上了。

她划的界线很明确：你作为一个人来，过你的日子，把我当正常人对待，那没有任何问题，我不会跑过来跟你算你祖先的账。你要是带着那副居高临下的态度来，那就另当别论。

一张 40% 的关税单，怎么杀死一门生意

她的公司在塞内加尔和美国各有一家，一边管供应链，一边管研发、销售和营销。产品进了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的货架，这意味着原料标准必须过硬。

七种原料要进口。五种 40%，两种接近 70%。

她把这条账摊开来讲：本来一美元的东西，被你加 40% 之后到我的工厂就是 1.4 美元。这 40 美分会顺着成本传导下去，成品我得多卖 1.6 美元，才能保住那点利润。而我的竞争对手是个在美国经营的美国女人，她不用背这套东西。我们卖同样价值的产品，我的贵 1.6 美元。

谁活得下来，谁活不下来，不用讨论。

她在这里讲了一段关于利润的话，值得单独拎出来。她是“自觉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组织的董事会成员，那是全美最大的使命驱动型企业组织，全食超市、容器商店都在里面。她说做企业的终点是使命，但要完成使命，你得先活着，利润就是活下去的氧气。

“如果你的目标是让世界更和谐、让人能蓬勃生长，你不会告诉我你人生的最大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制造红细胞。可你必须有红细胞，否则就没有你，没有你，就没人干活。”（马加特·瓦德）

她也不回避企业家里有精神变态者。按她的说法，每 100 个人里大概有一个，任何行业都有。问题是这一小撮人不能代表剩下的人。

所以她想要的公平很具体：把跑道铺平。让塞内加尔的女人和美国的女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谁跑得快谁赢。

腐败只是温度计

关税高到 40%，产品到港的时候就有另一条路。海关的人说，你给我这个数（大概 5% 到 10%），我放你过去。你省了钱，也省了时间。

瓦德不觉得自己有资格站在这里指责那些行贿的人。她自己不能走那条路，因为她到处演讲，是公开的靶子，只能干干净净做事。于是她去找了市长。

市长翻了一本又一本的法规，最后找到一条：企业满两年，可以申请一个特殊许可，把原料免税运进来。代价是必须如实申报配方，精确到每一种原料的用量，还要说明用途，防止你把多余的原料倒卖给市场。

“让可口可乐把秘方交给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你连那些文件明天会流到哪里都不知道。做生意的人不会这么干，商业机密就是商业机密。”（马加特·瓦德）

还有一条更绝：这批原料必须一年内做成产品全部出口，只要剩下一点留在境内，之前免掉的税要一次性补缴。

她的总结是：这套荒唐的法规，逼着你想成功就必须不诚实。头两年，她的公司就泡在灰色地带里。灰色地带听起来还行，实际含义是：任何时候他们想找你麻烦，都能找到东西。

关于腐败，她的判断很硬：腐败是症状。真正的病在法条里。你把法条设计得如此不合理，行贿就成了唯一能让事情往前走的通道。护照是公民的权利，连办护照都得塞钱才能按正常速度走，那就不是个人品德问题，是制度在批量生产腐败。

穷不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土壤

Lex 把她的选择总结成两条路。一条是进政界，当总统，改法律，听起来极难。另一条是硬顶着法规把企业做起来，用企业群体形成压力，倒逼法律改变。

瓦德说第二条路她全认。而她对自己的非洲同胞有一句很重的话：很多人看到问题，第一反应是去搞政治，去当总统，去当这个那个，然后一切都会变。美国人也一样，总以为总统权力最大。

“你知道政府里谁权力最小吗？总统。如果你非要进政治，去地方。所有脏东西都埋在那儿，也都藏在那儿，那才是你能真正产生影响的地方。它不光鲜，不激动人心，但事情就在那儿。”（马加特·瓦德）

她做的事是两件：布道，和实践。

她把那条逻辑链完整地推了一遍。你穷，因为没钱；没钱，因为没有收入来源；大多数人的收入来源是一份工作；工作从哪来？私营部门，主要是中小企业；那是不是应该把营商环境做得友好一点？

她上课时学生反驳说政府也发工资。她说政府发工资的钱来自税收，税收来自企业和员工，兜一圈还是回到私营部门。

她用过两个比喻。

一个是种番茄。你得有好的种子，还得有好的环境：土壤的酸碱度、养分、日照、气候。她说上次查的时候，西伯利亚中部也长得出漂亮的番茄。

另一个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说法：穷人都是盆景人。他们和所有人是同一种人，你把他们放进正常的、能生长的环境里，他们会成为森林里最高的那棵树。盆景之所以长不大，是因为有人给它扣了一个小花盆。那一圈掐死根系的花盆，就是她每天要跳过去的那套法律。

然后是数据。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排名、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指数，一份接一份，结论一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乎任何地方做生意，都比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任何地方更难。

美国人嘴上崇拜的“社会主义北欧”，实际上比几乎任何一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更资本主义。北欧有福利分配，但赚钱那一端走的是市场逻辑。这两件事得分开看：钱怎么赚，和钱怎么分。

她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政治制度的标签远没有私营部门能不能跑起来重要。你想在生活方式上选什么都行，但要从中低收入跨进中高收入，目前人类已知的路径只有一条。

那一代解放者走错了路

她花了很久才把这个因果关系捋顺，捋顺那天她跪在了地上。她形容那种感觉像是一个病人跑了很多年医院，见了一堆专家，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终于遇到一个人，一句话点破。

她还原了那段历史。

1945 年，曼彻斯特，第五届泛非大会。加纳的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坦桑尼亚的尼雷尔（Julius Nyerere）、塞内加尔的布莱兹·迪亚涅（Blaise Diagne）、马拉维的班达（Hastings Banda），和美国的杜波依斯（W.E.B. Du Bois）、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坐在一起。杜波依斯当时七十多岁，是那里最年长的人。那次会议定下了非洲解放的路线图。

接下来的十几年，独立潮来了。加纳 1957 年，她的国家 1960 年 4 月 4 日。这是冷战正中间。

那个时间点的世界有一个关键背景：自由市场的理念在大萧条之后几乎死掉了。1930 年代的股灾、大萧条，加上苏联对外散播的那套宣传，让整个知识界普遍相信资本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是未来。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

于是独立后的第一代领导人，绝大多数都选了国有化、计划经济、各种形态的国家主义。塞内加尔的第一任总统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是社会主义者，执政四十年。整个大陆大同小异。再加上法国在殖民地留下的拿破仑民法典，一套为官僚体系量身定做的法律骨架。

瓦德对那一代人的态度很复杂。她能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选：一边是奴役过你、殖民过你的西方资本主义，另一边是长期以来为平等权利发声、看起来站在你这边的人。选后者是人之常情。

“他们可以原谅，因为那时候信息就是这么少，把一切混在一起太容易了。但今天的人不行。今天你还一边说黑人的命也是命，一边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这就说不通了。”（马加特·瓦德）

她把历史账算得很清楚：前殖民时期的非洲人本来就是自由市场派，在自由贸易、自由创业这一边上。加纳经济学家乔治·阿伊泰（George Ayittey）记录过这件事。阿伊泰在 2022 年去世，瓦德专门停下来提了他一句，说自己是跟着他学的。

所以真正的时间线是这样：先有自由市场，再有奴隶贸易，再有殖民，再有独立，独立后的第一代领导人把一套外来的国家主义嫁接到一片本来懂市场的土地上。她说这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

亚洲四小龙走的是另一条路。李光耀环顾四周，下决心做改革，新加坡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然后奇迹发生了。台湾、韩国、香港同理。她反复用这个对照：同样是二战后的废墟，同样没有资源，同样是一穷二白，区别只在于有没有让市场跑起来。

她把这些问题追溯到自己七岁那年。她第一次离开塞内加尔去欧洲和父母团聚，中途在德国停留。在达喀尔，洗个澡要走完整套流程：祖母先把炭火点着，像露营那样，架上锅烧水，倒进大桶兑凉水，再由一个力气大的家人把桶拖到洗澡的地方。在德国，母亲喊她洗澡，她不肯脱衣服，问：热水桶呢？母亲说你跳进去就行。她拧开龙头，水就下来了，还带温度调节。

还有路。达喀尔的路是沙的，脚上永远是灰，鞋基本报废。德国的路是铺好的。她当时的困惑非常具体：为什么这里的东西这么方便，我们那里没有？

她强调自己当时没在问“为什么他们有钱”，问的是“为什么他们的日子这么容易”。那跟嫉妒没关系，是一个孩子对效率的直觉。

这个问题跟了她一辈子。长年累月里她听过无数种答案：所谓智商论，说她这个肤色天生基因上就差点；说教育不够，可是达喀尔街头的流动小贩里，有人在太阳底下、在车流里、在尾气里穿行卖熨衣板、卖伞、卖棉签，一问学历，是数学或者文学的正经学位；说营养不够，所以要送吃的；说缺鞋，所以要送鞋。

这些解释在她那里全部塌掉，理由只有一个：如果其中任何一条是真的，为什么同一个人、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名字、同样的长相，从这个国家搬到那个国家之后，潜力就突然全部释放了？

答案不在人身上，在地点上。而地点是可以改的。

家族里最年长的那个人，给她上了一堂人性课

她第一次去欧洲前，祖母把她叫到跟前，专门蹲下来，与她平视。祖母说，你要去一个大多数人不长得像你的地方，那里的人讲的语言跟你不一样，而且你到了那儿会发现，所有的小孩都上过学，你从来没上过。她说，我不希望这些东西吓住你。你可以对这些东西感到新鲜，但不许被吓住。

然后祖母把道理拆成三句。他们肤色跟你不同，但那是人的皮肤，你是人，他们也是人。他们说的话跟你不同，但那是人说的话，你是人，他们也是人，所以你学得会。他们上学，上学是小孩子做的事，你是小孩子，所以你不会有事。

瓦德说祖母是对的，而一个人如果在那么早的年纪就把这套东西内化进去，她走到哪儿都会觉得自己属于人类大家庭。

这段话后来有了实证。她初到美国是拿旅游签证，接住她的是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的一户人家，姓文斯（Wence），卡罗尔（Carol）和埃尔顿（Elton）。她说自己今天在美国拥有的一切，都欠这家人。那是个中部小城，沿海精英口中“教堂比人多、牛比人多”的地方。她一个从塞内加尔出来的黑人女孩，在那里被一整个教会围起来帮忙找公寓，寄宿家庭给她找了工作。

她特意说明那不是一份出于怜悯的安置。对方当时真的缺人，几年的账目要一文不差地追平，营销要从零搭起来，她做得比他们预期的快得多。

后来那家人跟她说：你有未来，我们的盘子太小，装不下你的未来。我们可以自私一点，把你留在这儿，我们也确实最想这么干。但外面有更多东西属于你，你得去找。

她临走时留了一句话：我把心留在了旧金山。她丈夫当时在那边创业，两人在法国读同一所商学院，他比她年长，先去了美国。她去了旧金山，回来就把公寓钥匙交出去了。

她把这段故事讲得很用力，用意是清楚的：那些天天在讲“你的肤色让你成为问题”的叙事，在同一片土地上被她自己的经历反驳了。完全不同的肤色，完全不同的信仰，一群人替她付了签证、律师、H1B 的费用，还给她做情绪支撑，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

她说这是她人生的规律：无论周围多敌意，总有人会为你出现，而且往往来自与你完全相反的方向。这条规律推到底，是一个关于人性的判断：大部分人是好人。

法国和美国的区别，不在人的品性，在空气

法国给了她另一样东西，她自己称之为精致。蕾丝、时装、食物，一顿饭的分量小一点，慢慢吃，把时间花在桌上。吃饭在这里不只是补充燃料，还是一场共处。这一点上和塞内加尔是通的，她跟美国丈夫至今每顿饭都一起吃，再忙也要坐下来。

但谈到创业，她的评价就变了。

法国的轨迹是预装好的：你出生在这个区，在这个区上学，父母住在附近，将来结婚也在这个范围，也许去配偶父母那边，买一套房子，一辈子就那一套。没有人会在两年后卖掉房子搬去别处，更没有人白手起家去开公司。融资、风险投资、这一整套东西，是美国特产。

她说自己在法国的融资环境下绝对拿不到那笔钱。她的第一家公司最终融了 3200 万美元，那种下注在法国找不到人做。

她和第一任丈夫在法国的一些朋友，后来慢慢就不联系了。原因是他们在饭桌上讲的事情，对方接不住：你二十几岁，刚融了两百万美元，这在他们的世界里不存在。更麻烦的是另一种氛围，钱可疑，成功也可疑，做事要在幕后。到最后夫妻俩感觉朋友们心里大概在想，这两个人是不是在贩毒。

她把这套文化差异说得毫不客气，同时补了一句：这不说明法国人是坏人，只是那种精神在那边烧得没那么旺。慈善也是同理，法国人当然做慈善，但规模和体量跟美国不是一个量级。

然后是那个关键的交汇点。她在塞内加尔属于穆里德教团（Mourid），四大兄弟会里影响最大的一支，信条里带着强烈的创业色彩：像明天就会死那样去祈祷，像永远不会死那样去工作。有人去世，他们不说死了，说这个人退休了，从他的工作上退休了。

所以她的根里本来就有创业精神。问题出在后来，人一旦被送进那套按法国官僚模式设计的教育系统，创业的那一面就被一点点磨掉了。美国做的事，是帮她把这一面重新接上，并且给了她更多工具。

繁荣的配方，其实只有一层

Lex 问她，一个国家要繁荣，到底需要什么。她说可以确定地回答，尽管各个国家看起来千差万别。

她先把问题限定住：这里只谈经济意义上的繁荣，也就是从中低收入迈进中高收入。至于女性有没有投票权、社会风俗怎么安排，那是另一层问题，混在一起谈就会绕不出来。她见过太多争论，分歧其实出在定义上。

在这个限定下，答案是经济自由，加上她所说的“创业者的工具箱”：法治，清晰且可转让的产权，除此之外是一整套让企业家能创造价值而不是寻租的环境。创造价值的意思是，一个饼原本这么大，你把它做大了。

证据是那些天然实验。东西德，同一个民族，完全不同的结果。南北韩，同样的起点，天壤之别。迪拜、新加坡、英格兰，文化制度差得远，繁荣结果相似。

她的推论很直接：一个国家不管在其他领域跑什么操作系统，只要在商业这一层是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它就会创造出繁荣。反过来，非洲坐了七十年的悖论：物产丰饶，青年众多，结果最穷。

为什么穷，她给出的是同一个答案链。塞内加尔 75% 的人口在 25 岁以下；土地、矿产、语言、文化的多样性都是上好原料；它同时也是世界上监管最密的地区之一。54 个国家，几乎全部缺同一项关键自由。

“你觉得非洲的任何一个创业者创业，应该和不斯堪的纳维亚的任何人创业一样容易吗？如果你的答案是应该，那你就有一项道德义务，和我一起把我的国家、我的大陆变得更市场化。就这么简单。”（马加特·瓦德）

她说这个问题她还没遇到过一个敢回答“不应该”的人。如果真有人说不应该，那已经不是同一个话题了。

一双免费鞋，砸掉了两千家作坊

她对“善意如何造成伤害”的敏感度很高，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一双鞋。

她公司所在的塞内加尔小城，有两千家小作坊，做的都是鞋。每一家雇五到十五个人，全是家庭生意。某一天，某家以“买一双、捐一双”闻名的公司把整车鞋运了过来，免费发放。

接下来的事不用推理。谁能跟免费竞争？作坊一家接一家关门，靠这些大人工资养活的孩子，反过来成了需要被发鞋的那批人。你想帮的人，先被你剥夺了赚钱买鞋的能力。

她由此提炼出一句她反复用的说法：对穷人有颗心，很容易；对穷人有脑子，才是难事。这句是她朋友讲的，她引用得极熟。

这个结构跟房子那件事是同一个。有人以“为弱势者发声”的名义推政策，让盖房、改建、加盖一层的成本高到不可行，供给被卡住，需求还在，稀缺推高价格，第一批被挤出市场的，恰恰是弱势者本人。妮可那样的团队做的正是回到法规那一层去拆钉子。这活儿不讨喜，也不好懂。

她把这类事归到同一个病根：法律和监管，以及让这些法律不断自我繁殖的机制。修一条坏法律的办法通常是再加几条法律去对冲，最后该有一条清晰规则的地方堆了一百条互相打架的条文。她在美国同样看到这种堆叠。

黑人命也是命，然后呢

Lex 把话题转到了美国的种族议题，问她怎么看“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她先做了区分：这三个词放在一起，她完全同意，黑人的命当然重要，和其他任何人的命一样重要，她也明白这句话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口号。她反对的是这个组织，以及它自称代表的那套东西。

理由是她自己的历史课。她说六十多年前，甚至更早，为非洲解放铺路的那批人，和当时美国的黑人知识分子坐在一起，而那批知识分子已经站上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她完全理解这个选择：在那个年代，黑人被私刑、被焚尸、残肢被摆进商店橱窗展览，同时非洲还在殖民统治之下，而共产主义者在为平等权利发声。站在同一边是自然反应。1945 年曼彻斯特那场会议之后，独立潮来了，而独立后的领导人大多喝下了那杯马克思主义的饮料。

她的判断是：那一代人有信息局限，可以被谅解。今天的人不行。今天还一边说黑人的命重要，一边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这两句话不能共存，因为繁荣只能靠自由市场，而繁荣意味着经济权力。

“如果你要黑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被尊重，你就得认真对待黑人的繁荣，而且是成规模的繁荣，不是出一个奥普拉、那边再出一个谁。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得有遍地开花的繁荣。而非洲占了这个族群九成的人口。”（马加特·瓦德）

她把话说到底：只有当非洲富裕起来，那些关于黑人的刻板印象才会融化。别人可能还是不喜欢你，但会尊重你，因为你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力量。只有经济实力能做到这件事。同情从来不会变成尊重，她重复了两遍。

至于种族主义是否存在，她的回答干脆：存在，各种形式的偏见都存在，有对残障者的，有对体型的。但它会不会阻止一个人发挥最大潜力？不会。美国有一长串人证明过这一点。韧性是人的天性，但韧性有个前提：你不能把自己交出去，不能把行动能力拱手让人。

她对反种族主义那一派的批评非常具体。伊布拉姆·肯迪（Ibram X. Kendi）、罗宾·迪安杰洛（Robin DiAngelo）这一套，在她看来是把人按肤色分进固定类别，制造出原本不存在的问题。她说迪安杰洛靠这个赚了大钱，一个从种族主义背景里走出来的人，写了本反种族主义的书，然后被当成赎罪券。

她也不认为这类做法只是无效，是反噬，有研究报告支持她的判断。

她自己认可的路径是另一种：刑事司法改革，把不该关的人放出来；支持择校，让黑人母亲能把孩子从糟糕的公立学校带走。她点名几个人：范·琼斯（Van Jones），她说自己在很多议题上不同意他，但尊重他；爱丽丝·约翰逊（Alice Johnson），被特朗普特赦的那位，如今每天在捞人；安东·拉基（Anton Lucky），曾经在南达拉斯组建帮派，在狱中读到柏拉图，现在带团队做救赎工作；还有已故的奥马尔主教（Bishop Omar）。

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下沉到具体街区，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改文化，把人从泥里往上拉。她说主教有个说法，人陷在泥里六尺深，你不能因为暂时还看不见他的头，就说没拉上来，要看他从底下往上走了多少。

她还批评了“白人救世主情结”：那种以反种族主义为名的行动，实际效果是让行动者自己感觉良好，对黑人的日常处境没有任何改变，甚至把黑人变成等着被施舍的人。她的原话大意是，我不需要你替我当活动家，你那样做，跟过去一百年对我们做的事没有区别。往草坪上插牌子、再买一本书、公司再投一笔 DEI 预算，都不是解法。

偏见是大脑的省电模式

2016 年那个夏天，菲兰多·卡斯蒂利亚（Philando Castile）、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那些案子的视频，让她下决心搞清楚偏见这件事本身是什么。

她没有停在情绪上，而是去查文献，找脑科学家、行为心理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她在威斯康星大学一个团队的文章里看到了一点她能对上号的东西。

她学到的机制是这样的：孩子大约三岁前后，从完全依赖大人才能活下来、被喂、被换尿布的状态，开始转向另一种模式。为了活下去，必须快速判断一个情境或一个人对自己是好还是坏，而且要快，因为判断慢了可能下一秒就没命。这套能力靠效率运作，效率靠自动化实现。大脑算出一个算法之后就不想再算第二遍，存下来，只在遇到足够新的复杂性时才愿意重新处理。

神经元之间一旦形成通路，那条通路就是习惯。所谓无意识偏见，就是这么攒出来的。

她打了个比方，很形象：大脑是硬件，跑在上面的软件是文化印记。你看的每一部电影，每一本书，都在往这套软件里写代码。公主等着王子来救，女孩穿粉色，电影里出现非洲就是血钻、就是奴隶制、就是独裁者，所有这些堆起来，一个从来没去过非洲的人自然得出那套结论。她说这套编程所有人都在跑，包括声称自己没被编程的黑人。

理解这一点之后，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偏见是大脑硬件的出厂功能，是人这个物种为了活下来装上的东西，跟肤色没有关系。战或逃的应激反应也是同一回事：当年有熊追你，你跑，肾上腺素分泌出去，事情就结束了；今天你被触发，没有熊，也没有地方跑，那股东西就堆在身体里。

她的解方是向内做的功课，不是向外发动的运动。她列了五步：先是偏见觉察，训练自己在文化和媒体里认出偏见的痕迹，她自己就注意到某家电台主持人问女性政治候选人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却从没问过男性候选人；然后是偏见替换；再是共情，把自己放进对方的处境里；接着是文化沉浸，她举例一位 Feminist 倾向的女性原本反感戴头巾，走过前几步之后，在斋月里去清真寺和他们一起开斋，理解到的东西完全变了；最后一步是真实的人际连接，走到这一步，偏见被现实顶掉了。

她强调这活儿是私人性的，每个人按自己的节奏来，不能变成被告知“你是问题的一部分”。她还说，一旦你开始做这件事，会发现自己的偏见根本不在肤色这一项上：有人发现自己看不起体型大的人，有人发现自己因为刻板印象不肯和亚裔男性约会。范围远比一个黑白问题宽。

面包涨价的时候，别去求人

2022 年 6 月，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Macky Sall）作为非盟轮值主席见了普京，主要谈粮食安全。战争爆发后，非洲多国在联合国表决时投了弃权票，或者干脆没到场。

她给这个现象的解释是历史的延续。西方长期在替非洲做决定，需要你的时候把你拉进来，需要你投票的时候说“你们该和我们站一起”，等事情结束分蛋糕的时候你不在场，而且还经常推出对你不利的政策。所以这一次的弃权，是一句“我们自己看一次”。

Lex 把话说得更直白：这是在用政治方式表达对西方影响力的抵抗，跟那场战争本身没多大关系。

她承认这个层面，但随后转向了更尖锐的一层。她说自己不太高兴看到非洲领导人跑去请求放行运粮船，请求让小麦过来。那太接近乞讨。

她的理由摆在那儿：非洲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可耕地，最大的地表面积。既然这样，这不该是非洲借机摆脱进口依赖的时候吗？COVID 之后，全世界都在把产能搬回去，欧美都在把供应链收回本土，非洲为什么不能借这个窗口认真做粮食自主？

她说她能理解一个总统为什么要去谈这件事，也知道换作物需要时间。可如果同时看不到另一条线上有动作，那这件事就只是老剧本又演了一遍：从一个靠山换到另一个靠山。

这一段的落点其实很硬。乞讨换来的东西总是临时的，因为它取决于对方这一次心情如何。而一片有一亿多平方公里的大陆要靠别人放行小麦船才能不挨饿，这个画面本身就说明问题出在哪儿。

2050 年的拉各斯

她谈人口时语速会变快。非洲 13 亿人，其中 10 亿是黑人，是地球上人口最年轻的大陆。到 2050 年，拉各斯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

这个事实有两面。她不愿意说这批年轻人对世界是诅咒，但她愿意说，如果不让他们参与进来，那就会成为诅咒。而参与所需要的门槛非常低。

如果外面的世界以为“参与”意味着多送点援助、多搞点赞助项目，那在她的语言里，这等于把这些人看成寄生虫。她说得很重，逻辑却很清楚：一个人本来能工作、能创造，却被安排成等待施舍，施舍方实际上是在维持这个人的无用。

未来必定属于非洲，问题只在于它以哪种形态到来：是年轻人有希望、有活干、有企业可以开，还是一大批没有出口的年轻人。

这也是她做“创业城市”项目的原因。她给这个东西起了好几个名字，保罗·罗默（Paul Romer）叫它特许城市（charter cities），有人叫自由城市（free cities），她喜欢叫创业城市（startup cities）。

逻辑是这样的：零敲碎打地改法律太慢，而非洲的人口曲线不是慢慢走的。两头之间的差距在扩大，这就是她说的定时炸弹。所以除了继续推改革，能不能在国境之内划出一块地，只在商业规则上采用全球最佳实践，不动家庭法、不动文化、不动宗教，人们自愿进出，没有人被强迫。

她的样板是迪拜。110 英亩的地，他们判断沙里亚法不适合做国际商业，于是转身去看普通法，尤其是英国普通法，请退休的英国法官来训练本地人。一代人的时间，迪拜成了全球顶级金融中心之一。她强调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只改商业这一层，别的层不动。

而且这些区域不必长成一个样子。一个吸引医疗研究，一个吸引加密，另一个专门服务某类人群。给出地基，然后看它自己长出什么。

她的证据储备是亚洲四小龙，加上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特区。有八亿人在很短时间里脱离贫困，这件事她称之为奇迹，同时也不回避它会伴随问题，后面的人可以从前面的教训里学。她提到赞比亚已经有这样的区域，尼日利亚有项目在进行，还有一个她不能透露国名的项目，她说自己兴奋得不行。

有人骂她疯了。她回了一句：莱特兄弟第一次飞起来之前摔了多少次？摔，飞高一点，再摔，再飞久一点。

“我只需要一个成功案例。有一个，气候就变了。”（马加特·瓦德）

她把悲伤压在地毯下面，压了很多年

Lex 问她，丈夫去世那段时间，是什么撑住了她。

她的回答不是抽象的勇气，是一件很具体的事：她手底下有几千个女人靠她吃饭，她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她做的产品要用洛神花，那是塞内加尔国饮 bissap 的原料，也是 Teranga 这杯饮料的核心。可口可乐、百事把“喝这个更酷”的营销做进市场之后，洛神花的收购没有了，种花的女人一批批滑向赤贫。她做公司的起点就是这件事：一种文化身份正在消失，同时一群女人正在失去收入。

丈夫去世的时候，她正要签第一份投资条款清单（term sheet）。投资人跟她说，你想停就停，我们配合。她回了塞内加尔待了一个月，月底决定放弃。她去找那批女人的代表，那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她说自己连对方的眼睛都抬不起来，那位妇人说，看着我，孩子。

然后那句话说出来了：我知道你疼，但你丈夫所在的地方，你什么都为他做不了。可你为我们，能改变一切。

她回去了。公司从她的厨房起步，后来董事会里坐着百事可乐的董事长罗杰·恩里科（Roger Enrico）。她说这批女人是把她托住的那只救生圈，她整个人就挂在那上面。

但她把悲伤压在了地毯下面。压了很多年。她像疯了一样工作，三天跑三个州，凌晨两点落地，五六点又开始跟经销商跑。看上去一切正常。

后来她掉进了更深的坑。那段时间，她还在一件件地拼那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同时她意识到自己的圈子几乎全是左翼，而当她开始把这些发现说出来，多数人的反应是赶紧躲开，宁可跑掉，也不肯承认资本主义可能是解法的一部分，而这些人本身就在资本主义里获利。

还有一件事她不愿多讲，因为当事人去年过世了。她说自己跟一位像父亲一样的人彻底决裂，那个人她曾无条件信任。那段时间她不断问自己：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建立在一个谎言上？然后你失去九成的朋友，因为理念上已经走不到一起，再往下就是那个问题：我是不是一直在睡着？

她把那个时候的自己形容成风中的蜡烛。她跟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段，对方的第一反应都是“你？”，她的回答是“对，我”。

拉她出来的是她现在的丈夫迈克尔·斯特朗（Michael Strong）。她说爱是答案，但这个爱不是眼神对视那种。迈克尔通过 Flow 这个与全食超市创始人约翰·麦基（John Mackey）一起做的非营利组织找到她，主题是人类蓬勃生长。她当时刚建完第一家公司，想做基金会，想给像她当年一样的非洲女性创业者搭台。她身边的人都在说应该发钱、发补助，而她知道这些人要的是别的东西：有人帮她理账，有人陪她头脑风暴营销，有人出钱请研发把她祖母的方子做成能上货架的产品，有人给她教练。她要的就是这些。

于是两个人开始每天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连着聊几个月。她说他们的爱是从智识开始的。她形容那种关系是两个人不看彼此，而是一起看同一个方向：那个他们都相信的可能世界，只要把人放开，就会长出来。

她顺手举了个例子：每一架飞机起飞都是工程的奇迹，看牙医能把痛感拿掉也是。这些全是人做出来的。人是很了不起的。

访谈最后 Lex 说这是他做过的最有力量的对话之一。她笑着提了一句，说当初听说要跟你聊，心里还嘀咕，Lex Fridman，这要怎么聊。她自己接了一句：你该检查一下你的无意识偏见。

这期播客在结尾引用的是曼德拉的一句话：钱不会创造成功，创造钱的那种自由会。

一个七岁孩子的问题，能撬动十亿人的命运

整场对话里，最能立住的是那条因果链的完整度。她没有停在“非洲被剥削”这个解释上，也没有跳到“只要努力就行”那一头。她的定位是：殖民和奴隶贸易确实是部分原因，却不是压倒性的原因，更不是不可逾越的原因。真正卡住这片大陆的，是它同时也是世界上规则最密的地方。

这个诊断最锋利的一点，是它把责任从外部收回了一部分，也因此把可能性收回了一部分。如果病因全在外部，那你能做的只有等，只能要，只能怪。如果病因有一大半在自己国家的法条里，那就有事可做，有路可走，而且是可以在有生之年看到变化的路。

她对自己阵营的批评比对敌人狠得多，因为她知道真正的障碍在哪。她批评解放一代，批评黑人命也是命组织的创办者，批评反种族主义产业，批评汤姆斯鞋式的慈善，批评去求人的非洲领导人。她每一次都先给出理解：那个年代信息那样，站那边是人之常情。然后说：今天不行了，我们有六十年的复盘。

她把贫穷的机制讲成盆景那个比喻，可能是最适合带走的一句话。人是一样的种子，差别在花盆。这句话同时否定了两种傲慢：一种说这些人天生不行，另一种说我得一直喂你。两种傲慢的后果一样，都把人的行动能力拿走了。

她自己的经历是这个论点最硬的证据。同一个人，同一套本事，在达喀尔要跑九个部门、借市长的卡车、借市长的梯子才能给办公室接通电，在得州五分钟在线报完税就合规。差的从来不是这个人。

她的紧迫感来自人口曲线。十年之内，这个大陆会多出几亿年轻人，而修法这件事的速度远远追不上人口出生的速度。所以她一边继续做零敲碎打的立法改革，一边去推创业城市这种一步到位的方案，两手都要。

她要的东西很清楚：跑道。跑道铺平之后谁跑得快，交给那七亿个各自带着一块答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如果你想把这件事往外传

这场对话落到日常，其实有几个可以马上动手的入口。都不是宏大叙事，都是能在这周做掉的小事。

• 下次看到任何关于非洲的宏观判断，先做一次地理和制度上的换位：这个结论是对 54 个国家同时成立，还是只对某一个国家的某一套法规成立。分不清这两层，讨论一定跑偏。
• 评估任何一项帮扶政策或公益项目时，问一句：它有没有把当地已有的供给方挤出市场。免费鞋、免费物资、补贴式捐赠，先算这一笔账，再谈善意。
• 把自己所在行业的监管环境做一次具体对照。注册一家公司、接通水电、雇一个人、报一次税，各需要几步、几天、多少钱。把这些数字列出来，你就有了讨论营商环境的具体语言。
• 如果你关心贫困、教育、治安这类议题，把注意力从全国性话语下移到市和区一级。择校、住房供给、刑事司法改革，这些真正能改变具体人生活的杠杆，大多装在地方政府的抽屉里。
• 想做偏见这件事的功课，用五步走一遍：先训练自己在影视、新闻、日常对话里认出偏见痕迹；再练习替换；再把自己放进对方的处境；再去沉浸到那个群体的真实场景里；最后建立一段真实关系。整个过程向内，不向外指责。
• 给建议之前先想清楚你给的是安慰还是路径。瓦德的说服力不在情绪，在于她能指出具体哪一条法律要改、改了之后省下多少钱。这种具体才有说服力。
• 把“对穷人有颗心很容易，对穷人有脑子才是难事”这句话留在手边。每次你想为某个群体做点什么，先过一遍脑子这一关，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