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丹·彼得森：尼采、希特勒、上帝、精神变态、苦难与意义

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在莱克斯·弗里德曼（Lex Fridman）的播客上抛出一个论断：大多数人挂在嘴边的道德，其实只是懦弱的遮羞布。

"我从不背叛我妻子。"可有没有人勾引过你，而你又真的动心？如果答案是从未有，那你守住的跟德行无关，只是没赶上机会。彼得森说，一个连正面冲突都不敢的人宣称自己热爱和平，这份和平本身就是赝品。真正的和平只能由有能力开战的人给出。

这场对话从尼采的讲座谈起，走了两个多小时，一路穿过共产主义、纳粹德国、上帝的形象、精神变态人格、社交媒体的匿名暴力，最后落到他自己那三年的病痛。密度极高，值得逐段拆开。

尼采的书，每一页都值得折角

彼得森在彼得森学院（Peterson Academy）讲了《善恶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的前半部分。他说这是一种罕见的阅读体验。平常读一本书，他会折角标记那些值得记住的段落，可读《善恶的彼岸》时他折不了，因为每一页都值得折。

尼采为什么写得这么密？因为他病得厉害。他整天在想，真正动笔的时间很少，所以只能把思想压缩成极短的格言体。彼得森说，这是一种值得追求的风格。

当我现在读一本书，常常整本读下来，没有一条我没见过的想法。尼采不一样，在句子的层面上就不一样。（乔丹·彼得森）

他还提到另一位罗马尼亚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伊利亚德的书同样密度惊人，彼得森说他最近要专门开一门课讲他。在他看来，伊利亚德是抵御大学里那套后现代、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解释的一剂解药。

词语如何改写你的眼睛

彼得森有一套关于语言如何运作的解释，值得单独拿出来说。他引用了一本书叫《用户错觉》（The User Illusion），说那是他读过关于意识最好的书。

沟通走的是这样一条链条：你把自己在世界中的行动方式翻译成一组图像，再把图像压缩成词语，把词语扔给对方。对方把词语解压回图像，再还原成行动。一场有意义的对话，走的正是这条路。

这里有个前提很要紧：感知从来不是被动的。彼得森说，你的眼睛一直在抖，如果它们停下来十分之一秒，你就看不见了。你看到的世界，只是你在面前空间里采样的一小块，而采样的范围取决于你的目标。感知被价值浸透，它永远为行动服务。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读一位真正深刻的思想家是一种近乎生理性的体验。他改写的不只是你的想法和感受，还包括世界向你显现的方式。彼得森打了个比方：你可以把感知当作你思想的公理。一条感知，就是一条被固化到你能"看见"而非"思考"的思想。改写公理，改写的是地基。

统一性理念为什么危险

弗里德曼把话题往危险的方向推：马克思的乌托邦理念，希特勒的反乌托邦理念，它们都很强大，强大到能把你的全部感知都染上价值，只留下一种可能的行动。

彼得森说那是一种"附体"。他给出了一套机制解释。人的感知为行动服务，行动为目标服务。这类宣传型思想家做的事，是把所有可能的目标统一成一个连贯的单一目标。统一有好处：简单，而且能提供动力。一个能整合你全部行动的简单理念，会降低你的焦虑，提高你的动机。

问题在于，如果这个统一理念是错的，那就是所有可能方案里最糟的一种。

彼得森对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带新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那批人，批评得很直接。他们假定最根本的统一理念是权力，一切都关于强制和暴力。他说想不出比这更坏的想法了。虚无主义危险，但它是分解性的，不构成统一。享乐主义也危险。可要说纯粹的病理，福柯和马克思那句"权力统治一切"，不仅是个糟糕的统一理念，还为自己的滥权提供了完整辩护。

尼采的"权力意志"被冤枉了。彼得森说那和福柯、马克思着迷的那种权力动机不是一回事。人是一种意志的表达，一套自我保护的机制这个说法把事情看小了。生命冲力的方向，是在存在与生成中把自己耗尽，它向上指向意义，不指向支配。

你可以强迫别人按你的方式看世界，可即便从纯实践的角度算，这也远不如那样一种策略：让参与者自愿地朝一个目标共同行动。（乔丹·彼得森）

上帝是冒险的召唤

对话进行到一半，弗里德曼问了一个直白的问题：相信上帝到底是什么意思？

彼得森用亚伯拉罕的故事回答。他说这是圣经叙事里第一个真正的个体，也是个体发展成型的原型故事。亚伯拉罕出身富裕家庭，什么都不缺，七十多岁之前基本没干过什么大事。然后一个声音来了，说了几句非常具体的话。

离开你的舒适区。离开你的父母。离开你的帐篷。离开你的部落。离开你的土地。往世界里去。

亚伯拉罕的第一反应是困惑：我有吃有喝，要冒险干什么？

接下来的承诺是这整段对话里最精致的部分，彼得森把它拆成了四层：

• 如果你跟随冒险的声音，你会成为对自己的祝福。人通常和自己作对，这一条已经足够值钱。
• 你会在人群中获得真实的声誉，而且这份声誉是货真价实的，因为你确实做出了东西。
• 你会建立某种持久、深刻、有价值的事物。这就是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的含义。
• 而这一切，会以最大程度造福他人的方式完成。

彼得森说，这套交易在生物学上、在工程学上都站得住。推动一个人向外发展的那种本能，同时也是带来心理稳定、社会地位上升和可持续成果的同一种本能。反过来假设呢？假设那个让好奇的孩子往前走的精神，与你的自尊相悖，与他人的利益相悖，与做出持久事物的概率相悖？他原话是：那是个愚蠢的理论。

最真实的冒险，等于最难的冒险

弗里德曼顺着推下去，得出了一个结论：最有价值的冒险，很可能高度等同于那个最难的、当下可选的冒险。

彼得森补了一个限定词：自愿承担的、最难的冒险。

自愿这两个字，他反复强调。耶稣在受难前夜求上帝挪开这个担子，而且汗如血下，这完全可以理解。罗马人设计的十字架刑，就是要做到最痛苦、最羞辱、最恶心。那他可不可以把它当作一场冒险自愿承担？彼得森说这取决于你和死亡的关系。你可以对抗它，可以怨恨它，这些都有理由。可圣经给出的答案是另一种：你欢迎这场挣扎。这也是他那本新书《与上帝角力的人》（We Who Wrestle with God）书名的由来。

而且受难还不是终点。神话里，基督死后还要下到地狱里去。按彼得森的心理學解读，你不仅必须承担生命的全部存在性重负，还必须直面恶本身的老巢。

为什么恶比苦难更致命？他给了一个临床上的观察：大多数因创伤而人格碎裂的人，击碎他们的是遭遇了恶意，纯粹的痛苦本身做不到这一点。士兵上战场，发现自己心里有一部分真的享受那种混乱，这个发现和他关于自己、关于人性的全部认知不兼容，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能恢复。一个天真的人碰上一个自恋型的精神变态者，那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

该隐、嫉妒与感恩

弗里德曼追问负面情绪，特别是嫉妒。彼得森说嫉妒和骄傲是最坏的两样，它们正是该隐的罪。

该隐的故事很简单：他献祭的东西不够好，被拒绝了，于是他变得怨恨、痛苦。上帝对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如果你的献祭是合适的，你就会被接受。第二句：你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归咎于失败。你可以从失败里学习。你失败的时候，把嫉妒和怨恨的精神请了进来，让它附体，这才是你痛苦的真正原因。

该隐被这番回答激怒，然后杀了亚伯。彼得森说，抵御怨恨的经典武器是感恩，而感恩是一件可以练习的事。他不是在打比方，他强调是真的可以练。

他给年轻人算了一笔账。你现在一无所有，处在最底层，随时在失败。可你不是八十岁。在美国，预测财富最好的单项指标是年龄。那么谁处境更好，是那个富有的老人，还是那个贫穷的年轻人？他说大多数有钱的老头愿意用全部财富换回青春。所以你到底占不占优势，其实完全说不清。每一个恶龙都守着它的财宝，而学会把挑战看成机会，是智慧的开端。

弗里德曼补充了一个更妙的观察：如果你嫉妒某人，与其忽略他、只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感恩，不如直接去庆祝他。彼得森说这绝对管用。你之所以嫉妒，是因为你看见别人拥有你想要的东西。那说明这东西原则上能得到，至少有人得到过。而且嫉妒本身透露了你的渴望是什么。你嫉妒他对女性的吸引力，好，你现在至少知道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彼得森说，唯一的原因是你对自己信心不够，或者说，你对世界蕴含的可能性信心不够。你不相信这个世界有足够的潜能，让这么糟糕的你也有机会摸一把金环。

他还讲了一条被他称作"定律"的东西：渐进式改进的回报是指数级的，不是线性的。这也是为什么神话里的英雄总出生在低微的地方。基督生在牲口棚里，父母贫穷，地点是一片被神遗忘的荒漠，时间也无人知晓。

年轻人的困境：召唤与良心

弗里德曼问，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睁眼看着这个世界，该怎么选择自己的冒险，怎么逃脱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里那种引力？

彼得森又回到上帝的形象，这次是另外两层：召唤（calling）与良心（conscience）。

召唤描述的是你的命运如何向你宣告自己。这跟尼采"你自己创造价值"的想法有根本区别。你怎么知道尼采错了？因为你没办法自愿地操纵自己的兴趣。有些东西你天然觉得有意思，有些东西你死也提不起兴趣，逼自己也没用。那些在感知场里被照亮的东西，是一种自主的精神。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把这种体验叫作"令人战栗的神圣"（numinous）。一只猫看见狗，毛竖起来，那是敬畏反应。有些东西会把你往前拽。

另一层是良心。有些事会困扰你，在你心里扎根。你被往前拉，同时另一个声音说，往前走可以，但请待在这条窄路上。它用羞耻、内疚、焦虑、悔恨标记你的偏离。彼得森说，旧约里的神，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召唤与良心之间的动态关系。

性与社会地位：冒险才是通往吸引力的路

关于年轻人为什么容易被困住，彼得森有两段很硬的观察。

第一段关于性与冒险。他说人类学上有个结论几乎没有争议：你能制造出的最不稳定的社会状况，就是一群没有渠道接触女性的年轻男性。他们会做任何事来扭转局面，这极其危险。

但接下来的说法更值得琢磨。他认为冒险这条路本身就是通往浪漫吸引力的最佳路径。这一点在数据上很直白：男性获得性机会与相对社会地位的相关性大约是 0.6，比智力和学业成就之间的相关性还高。他说在整个社会科学与健康文献里，找不出比"男性相对社会地位与繁殖成功率"更大的相关性了，那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他推荐了一部纪录片《克鲁伯》（Crumb），讲地下漫画家罗伯特·克鲁伯（Robert Crumb）。这人在高中时属于那种"约会"一词对他完全不适用的类型，他收到的那种反馈里根本没有"不"这个选项，只有带着鄙夷的"你脑子有毛病吧"。后来他成了名。纪录片追踪了他从怨恨走向功能健全的全过程，包括他如何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画画和音乐，然后一门心思走下去。他一成功，立刻就有了吸引力。

彼得森说，这中间还有一层讽刺：为什么我要为女人表演？答案是，如果你一无是处，她们凭什么搭理你？她们要养育婴儿，不需要再养一个。女性倾向于向上择偶，是在对冲生育负担，而人类把这个负担推到了极致，一个孩子意味着十八年的依赖期。

第二段关于父母。彼得森说他采访过很多成功人士，问他们那条路是怎么显现的。模式极其一致：几乎所有人都有母亲和父亲，至少其中一方极其鼓励他的兴趣和发展路径。

弗里德曼提出异议，说他读的很多传记里，家庭内部的冲突才是伟大的催化剂。彼得森承认两者都在，并且举了自己儿子的例子。他儿子是个相对不好相处的婴儿，强硬，不接受"不"。两三岁时经常被放在楼梯上冷静。规则很清晰：一旦你愿意做个文明人，就可以下来。彼得森说这也可以被解释成父权压迫的超我约束，但他更愿意说，他在促成儿子的皮层成熟。孩子闹脾气，通常是因为被某种原始的情绪冲动支配了，愤怒、过度兴奋、受挫或者自私，是一种以不成熟方式表达的狭隘自我中心。

他自己那边，父亲很难取悦。他直到四十岁左右才第一次获得认可，而且那个认可从来不是热烈的。但他强调，他从来知道父亲对小事的赞许是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标准虽然高，却不是任意的、不可预测的。他说，理想的父亲是把最高但又能达到的标准施加给孩子，而这需要你和孩子有真正的关系，需要你了解他们。这很难，因为标准要卡在边缘上。

婚姻里的粗暴与公平

谈到婚姻，彼得森说他妻子是个相当具有挑衅性的人，有时候他会冒出"她要是好相处一点就好了"的念头，但念头一起来他就自己否定了。他们从小就认识，一直是朋友，她打得凶，而事实证明他喜欢这样。他补了一句关键限定：她打得凶，但公平。公平这部分，是两个人长期协商出来的。

他在别处讲到夫妻之间为什么会有挑衅。女人挑衅男人，部分是在测试：有人惹你的时候你压得住火吗？她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因为她不想你哪天失控伤到她的孩子。你问她，你当然会说"我绝不会"，那好，那就试试看"绝不"到底成不成立。

他也解释了为什么"好脾气"可能是陷阱。如果你随和、友善、回避冲突，你会为了讨好别人把自己推得太远，然后变得苦涩和怨恨。他妻子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不好相处，但她不怨恨，因为她从不给出自己不愿意给的东西。

用怪物打怪物

对话拐进二十世纪的历史。弗里德曼问：丘吉尔算不上好人，斯大林是个可怕的人，但你可以论证两者都是拦住希特勒所必需的。要打怪物，你需要怪物吗？

彼得森的回答是"万物各就其位"。恐惧、愤怒、痛苦，这些都能造成巨大苦难，但如果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它们是有益的。同一种能力，在一个情境里是可怕的邪恶力量，在另一个情境里就是最强大的善的力量。他给了一句概括：好人必须是令人生畏的。

什么叫令人生畏？他做临床咨询时反复拆解过"不"这个字的含义。他对自己的孩子很少说"不"，因为那是一件重武器，但他说的时候是真心的。在孩子们那里，"不"的意思是：如果你继续这个行为模式，有一件你不喜欢的事会百分之百地发生在你身上。当你真的愿意执行它，你就不需要经常使用它。

他随后评价了几个人。道格拉斯·默里（Douglas Murray）个子不高，但有一根钢做的脊梁，身上有相当一部分是怪物。乔科·威林克（Jocko Willink）是这样，乔·罗根（Joe Rogan）是这样，弗里德曼也是这样。

至于斯大林，彼得森说，你完全可能落入一种处境，面前只剩下各种糟糕的选项。这正是你为什么要在生活里谨慎行事，因为你不希望自己犯了太多错，以至于剩下的选项全都是灾难。西方战后犯的错误，出在没能像清算法西斯那样，正直地清算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跟当初和斯大林结盟关系不大。他提到麦克阿瑟曾主张继续收拾苏联，然后被调离了所有可能实现这件事的岗位。麦克阿瑟坚持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是怪物甚至更大，这一点他肯定没说错。

百分之五的人如何劫持了整个网络

弗里德曼问彼得森怎么看当下的政治图景。彼得森说他觉得用"政治"这个框架本身就错了。

他看到的是极小比例的一群黑暗四联人格（dark tetrad）：马基雅维利式的操纵、自恋、渴望不配得到的关注、精神病态式的掠夺寄生，再加上施虐倾向。当四样凑齐，就是严重的表现型，大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到五。在文明社会和稳定的社会互动里，这群人本来被控制得不错。问题出在无成本的社交媒体沟通释放了他们的想象力，于是他们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力。

他们想要什么？未获配的认可、社会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他们不在乎怎么得到。彼得森说，当他说他们"想要"这些时，他的意思是，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全部。

而他们特别集中在争吵性政治话语里，因为他们可以把左翼的善意理念和右翼的善意理念当作伪装，甚至来回切换。左边有一批，都说"我们多么有同情心"；右边有一批，都说"我们多么基督徒、多么支持言论自由"。彼得森说，这两拨人都不是，你们是自恋型的精神变态，那是你们的伪装，你们躲在匿名后面，用撕裂性的语言吸引傻子，抬高自己的影响力，顺便满足施虐冲动。

弗里德曼提了一个难处：很难分辨谁是精神变态，谁是真正的异见求真者。彼得森讲了罗伯特·海尔（Robert Hare）的故事。海尔是全世界精神病态研究的头号权威，本人是个相当随和、愿意给人好处的人。他访谈过成百上千个严重的、被关押的暴力罪犯，还录了像。他告诉彼得森，每一次面对面坐下，对方都能把他骗过去。只有在事后回看录像时，他才能看出那些把戏。现实里的骗术，精妙程度超过了他的检测能力。

那访谈还有用吗？彼得森认为有。他自己有过几次事后不太满意的访谈，觉得不该把某些想法带给那么大的听众。但最后的结论是：放出去，让听众自己分辨。他相信聚合起来的人群判断。因为每个人带进来的"谎言探测器"略有不同，加起来就相当准确。而且长访谈特别有效，你很难在两个半小时里一直维持操纵姿态。你会累，会烦躁，会走神，破绽就开始往外漏。弗里德曼说，一小时太短，两小时之后你开始漏水。

彼得森还说了一件他希望平台做的事：把匿名账号和实名账号彻底分开。人们匿名时表现更糟，这是心理学上非常稳固的发现。想看匿名者说什么，你随时能看，但别把他们当成真实的人。

三年，每一分钟都比此前任何一分钟更糟

后半段，弗里德曼问他经历过哪些黑暗时刻。

彼得森说他从十三四岁就开始和恶的问题搏斗，那是他此后三十年研究的主要动机。三十年结束时，他越来越想搞清楚它的对立面：好到底是什么。你可以说，好至少不是奥斯维辛，那就从这里起步，好就是要离奥斯维辛越远越好，离那种"享受当奥斯维辛看守"的状态越远越好。可然后呢？在离它最远的地方，你处在什么状态？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专制的对立面是游戏（play）。

另一段更近的黑暗是身体。他病了三年，那三年里每一分钟的痛苦，都比他此前人生中任何单一时刻经历过的一切更糟。他每天要走十到十二英里，风雨无阻，冬天也一样。而最残酷的部分在于，随着一天推进，疼痛会逐渐下降，到晚上十一点左右他接近一个"普通的糟糕日子"。可只要他睡着，时钟就被重置，所有疼痛原样回来。睡眠本身变成了敌人。

他说自己的处境是"加强版的西西弗斯"。有些早晨他要花一个半小时才站得起来，把自己勉强弄回一个像人的状态，然后他清楚知道，只要睡过去，他又会回到山底。

撑住他的是什么？他说是关系。家人，朋友。到那个时候他已经相当有名，人们在他困难时给了大量支持。他自己的总结很克制：独自承担存在的重负是必要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你可以、或者应该独自去做。他还加了一层：也许你在社会层面上不是独自一人，在家庭层面上不是，也许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也不是。旧约和新约都在坚持一件事：你愿意自愿遭遇的黑暗越多，亚伯拉罕和先祖们的精神就越可能与你同行。

他妻子塔米（Tammy）的经历佐证了这个说法。她被诊断出一种癌症，据他们所知，此前得过这种病的每一个人都死了，只有她活了下来。她说真正给她希望、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救了她命的，是意识到儿子对她的爱有多深。彼得森说，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之间没有区别，也许我们和所有地方的所有人之间都没有区别，但至少可以先从爱的人身上认识到这一点。

他讲了一个恢复期的小场景。他在一个小镇的药房等处方，店员效率不高，他在过道里站了二十分钟。他说，我没着火，我可以在这里站一辈子，只要不疼就行。而放在生病之前，他会不耐烦，因为他没有二十分钟可以浪费在过道中间。

如果你只是站在那里，而且你没有着火，那情况就比它可能的样貌好得多。我现在几乎时时刻刻都记得这一点。（乔丹·彼得森）

平庸的暴政与被冤枉的该隐

弗里德曼说，他一直讨厌"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好"这个想法，能理解它，但它危险。彼得森用该隐和亚伯来回应。

该隐的平庸，源头是他拒绝尽力，跟天生如何无关。彼得森说他临床上见过不少人，按各种比较的维度看都是失败的。他记得一位女士，没受过教育，智力不高，家庭残酷，精神科住院史漫长。她在日间病房待过，那里的病友处境比她还糟，用彼得森的话说，那地方让《飞越疯人院》看起来像一部浪漫喜剧，有人在里面待了三十年。而她出院后回来，是想申请带那些病友出去散步。

她比其他人更好。这个说法成立。

有些人更聪明，有些人更漂亮，有些人更擅长运动。但也许每个人，无论处在什么水平上，都可以朝善的方向努力。而那些被不公平地分配的天赋，并不在道德层面给人特权。有一条数据支持这个判断：智力和道德之间没有任何相关性。你并不因为聪明就更好。

这句话反过来还有一半。彼得森说，如果你聪明，你可以更擅长做坏事。

弗里德曼说他害怕的是，因为自己对某个人的感知就把他一笔勾销。彼得森说这正是那个形而上学预设存在的理由：每个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尽管能力上差异巨大，底下有一条假定：我们在任何眼前目标上的效用各不相同，但这和"根本价值"这个问题完全无关。这个想法看起来荒诞，可接受它为根本预设的社会，总是你会选择去生活的社会。这就是它有用性的存在性证明。

他还给了一条成长路径：天真而信任，受伤而愤世，然后是有勇气的信任。第三步的信任变成了勇气。我会向你伸出手，但那不是因为我傻。

写出一句真话有多难

弗里德曼引用海明威的话问：你只需要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你怎么做到？

彼得森说，你首先要尽可能彻底地把自己的人生向上定位。否则你根本无法分辨真与假。这件事没有一次性的顿悟，靠的是练习。他讲了自己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的节点：他意识到，正是个体层面的不道德，那种怨恨、怯懦、欺诈的不道德，导致了人类做出那些让人怀疑自身价值的暴行。他确信恶的根源长在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跟经济学、社会学那些解释无关。如果这是真的，你就有一种存在性的责任去向上瞄准，去说真话，一切都有赖于此。

他还解释了为什么"向上瞄准"是分辨真假的前提。你设定了方向，路径才会显现。目标一旦确立，世界就自动分成障碍和推力。你感知到的东西，是你的目标的具象化。如果你瞄准的方向是假的，你就分不出真假。怎么知道自己的方向对不对？持续修正，始终朝向那个终极。你永远不会确定，但你的把握会越来越准。

关于要不要越界，弗里德曼问起奥弗顿窗口。彼得森说当然要。他说自己在喜剧Mothership（Comedy Mothership）看演出，每个喜剧演员都在说完全不该说的话，但那是在游戏之中。他自己的讲座也走在边缘上：他带着一个问题上台，是真的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去，那是一场探索。观众之所以有反应，是因为他们能感觉到那是高空走钢丝，他可能会失手。他说自己的讲座有成功程度之分，有时候运气好，会有一条完美的叙事弧线，问题抛出，一路追查，正好在恰当的时候落到一个包袱式的结论上。有时候则更破碎。

而这种走边缘的做法在互联网上是要受罚的。彼得森说，那就更说明言论自由保护为什么如此重要。在理想情况下，你要保护善意者犯错的权利。而且要做到这一点，你可能还得保护不怀好意的人犯错的权利，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总是怀着好意。替代方案是什么？是要求人们任何时候说的都百分之百正确。

任何人如果按这个标准被审判，都是注定要完蛋的，除非他闭嘴。（乔丹·彼得森）

弗里德曼说，这其实是在呼吁大家不要把一个人缩减为他某一句话，而这恰恰是互联网最爱干的事。彼得森补了一句：尤其当他那句话是他一生中说过最糟的一句时。

这也就是极权国家的定义。在极权国家里，没有人在玩，从来没有。

对话的最后，弗里德曼问出了那句所有谨慎的男人都在权衡的东西：我们到底该怎样面对死亡、恐惧，以及所有让人变得软弱的东西？

彼得森没有回避道德义务。他说，保持一致的正向取向是一种道德义务。未来当然充满彼此矛盾的种种可能，而且一切的变化速度越快，善与恶同时显现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看起来，要让未来成为我们所希望的样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对那个方向终将胜出的信念。这跟天真的乐观主义是两回事，它是一种道德承诺。

把这期播客变成行动的清单

听完两个多小时，真正能带走的东西并不多，但下面几条足够扎实，也足够具体。

• 下次你嫉妒某个人，别急着压下这个念头。先问自己：我嫉妒他身上的什么？那个答案就是你的渴望，也是你下一步该追的方向。然后，试着真心地庆祝他一次，看看那种感觉会不会变。
• 如果你正处在最底层，记住人的回报曲线是指数的而不是线性的。你今天的唯一真正对手，是昨天的自己。别人八十岁才会明白的东西，你现在有二十年的提前量。
• 把"我就是心软、不爱起冲突"重新审一遍。诚实地问自己：我不做那件事，是因为我认为它错，还是因为我怕？前一种叫道德，后一种叫懦弱。区分清楚，你才不会有一天变成那个怨气冲天的人。
• 练习感恩，当作一项技能来练，不是当作一种心情。它是对抗怨恨的武器，而怨恨会毁掉一个人的一切。这也包括每天散步时提醒自己一句：我现在没着火，这就够了。
• 在你的人际关系里，把"根本价值"和"实际能力"彻底分开。别人蠢、慢、没用，不影响他值得被当人对待。而你自己每遇见一个人，都试着从这个前提出发，你会发现在几十次互动之后，你的处境会好得难以解释。
• 如果你有孩子、学生或者下属，把标准卡在他们的上限上，但要让他们知道，那个标准是可以达到的，而不是随机投下的。一个永远够不到的标准会制造怨恨，一个刚好够得着的标准会制造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