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米莱：阿根廷总统——自由、经济与腐败

“疯子和天才的区别是什么？”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在访谈临近结束时自己给出了答案：“是成功。”

这句听起来像玩笑的话，恰好概括了这位阿根廷总统过去一年的处境。一年前他接手的是一个年化通胀率冲到 17000%、近一半人口陷入贫困、央行外汇储备为负 120 亿美元的国家。一年后，阿根廷批发通胀从 54% 降到 2%，消费者通胀降到 2.7%，国家风险从 3000 个基点压到 770 个基点，惠誉把阿根廷主权评级上调到 CCC。上任第一个月就实现财政盈余，而在此之前，阿根廷在过去 123 年里有 113 年是赤字状态。

这期 Lex Fridman 播客的第 453 期，访谈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双语同步翻译进行，长达近两小时。米莱几乎没谈政治正确，谈的是经济数据、奥派经济学、罗斯巴德、米塞斯、摩西、梅西、滚石乐队、他的五条狗，以及为什么他不害怕被暗杀。

从“曲棍球杆”开始的经济学顿悟

米莱说，他真正理解自由的价值，是在 2013 到 2014 年间，以经济增长专家的身份研究数据的时候。

他看的是公元后两千年的人均 GDP 曲线。这条曲线在 1800 年之前几乎是平的，1800 年之后突然像曲棍球杆一样向上翘起。同一时期，人口在过去两百年里翻了七倍。

按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这组数据是个矛盾。经济学会告诉你，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垄断和集中结构，而垄断和集中结构不是好事。但现实是，同期人类的贫困率从 95% 掉到了不到 10%，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水平超过罗马皇帝，人口还增长了七倍。

一个把几十亿人从贫困中拽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按理论是坏的？

团队里有人建议他读罗斯巴德（Murray Newton Rothbard）那篇《垄断与竞争》。米莱说，他读完那一瞬间的反应是：“我过去二十年讲授的微观经济学市场结构理论，全都是错的。”这个念头在他心里引发了“剧烈的震荡”。他打电话给那位同事，问哪里能买到奥地利学派的书，第二天跑去书店，一次买了二三十本。

接下来他把钱分成了几份：狗粮、打车和吃饭、剩下的全部买书。然后通读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人的行动》，从第一页开始，一个周末没停，读完为止。他说那是“脑子里的一场革命”。

罗斯巴德、米塞斯、哈耶克、霍普（Hans-Hermann Hoppe）、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以及门格尔（Carl Menger）、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这条阅读路径最终把他带到阿尔贝托·贝内加斯·林奇（Alberto Benegas Lynch）那里，后者成了他的朋友，也成为他政治哲学的定义来源。

林奇对自由主义的定义是这样的：基于不侵犯原则，对他人人生规划的无限制尊重，并捍卫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权利。米莱说，一个人一旦接受了这个定义，事实上就已经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了。

方桌现实与圆桌理想

Lex 追问他的哲学定位。米莱的回答很干脆：严格来说，他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厌恶国家政府，厌恶暴力。无政府资本主义是他的理想世界。

但现实生活有一堆约束条件。所以在现实里，他是一个“最小政府主义者”（minarchist）：尽可能缩小国家规模，尽可能拆除管制。

他给出了一个方桌圆桌的比喻。假设你不喜欢方桌，你只喜欢圆桌。但现实是，几个小时后你就要赶飞机，而这间屋子里只有方桌。你要么在这张方桌上接受采访，要么这个采访做不成。你怎么办？你适应现有条件。下一次采访也许可以安排在一张圆桌上，但今天，这张方桌解决不了。

约束分两种：短期内能改的，和中长期才能改的。他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尽可能改掉前一种，同时开始处理后者。

然后是那个足球场的比喻，这一段值得完整保留。他说阿根廷最流行的运动是足球，去看一场阿根廷比赛，看台上全是天蓝色和白色，人声鼎沸，气氛极美。但那是外在的表演，它决定不了结果。球放在中场，球迷喊破嗓子球也不会动。把球踢动、把球打进门的是梅西。

他的意思是：如果你不亲自下场，你什么都做不成。而很多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全部的工作就是批评那些试图把世界带向自由的人。他们没意识到权力是零和博弈：如果自由派不去拿，左派就会去拿。把最猛烈的火力对准自己阵营的人，最终只会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

他还举了一个略带刻薄的例子。有些“无政府市场派”（agorist）批评罗斯巴德，因为罗斯巴德说必须进入政治，否则社会主义者会前进。有一次警察上门，他描述那个人“当时就吓尿了”。米莱的评语是：批评和主张很容易，但如果真的相信那套东西，就应该准备好坐牢。结果真到承担后果的时候，那个人僵住了，裤子湿了，最后接受了所有约束，因为不进监狱总比进监狱好。但他因此出卖了自己的理念。

不考虑现实约束，只会让你变成社会主义的功能性工具，因为它打击的全是自己人。（哈维尔·米莱）

接手一个技术性超通胀的国家

米莱先描述了接手时的资产负债表，这部分数据密度极高。

上任第一周，12 月第一周，通胀以每天 1% 的速度上涨，年化 3700%。到 12 月上半月，加速到年化 7500%。12 月的批发通胀是 54%，这个数字如果年化，对应的是每年 17000%。

此前十年阿根廷没有增长，人均 GDP 跌了大约 15%，接近 50% 的人生活在贫困中。

财政赤字相当于 GDP 的 15%。其中 5 个点在财政部，10 个点在央行，属于内生性货币发行。央行还有相当于四个货币基础的付息负债，且在同一天到期，意味着一天之内货币量可以翻五倍。比索计价的到期债务相当于 900 亿美元。央行净外汇储备是负 120 亿美元。央行还有 500 亿美元的商业债务。企业被扣留的分红有 100 亿美元。

“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我们不是自由主义的傻瓜。”米莱说。有些无政府自由派建议第一天就把所有管制全部放开，他明确说那会直接引发超通胀，贫困率会冲到 95%，庇隆党会组织超市哄抢，他们会被赶下台，庇隆派会在年初重回执政。

所以第一步必须是终结财政赤字。

被砍掉的东西包括：部委从 18 个减到 9 个，现在是 8 个；解雇了大约 5 万名公职人员，非绝对必要的岗位一律不续签；停止公共工程；取消对各省的自主转移支付；稀释公共部门工资；取消经济补贴，把公用事业费率恢复到正常水平。

他说，过去 123 年里，阿根廷有 113 年是赤字，剩下 10 年没有赤字，是因为那 10 年根本没还债。所以“没有赤字”这个说法是彻底虚假的。所有人都说不可能做到，说调整幅度不能超过一个百分点。他们在 1 月，也就是执政的第一个月，实现了财政平衡。

还有一项他称为“消除贫困管理者”的操作。过去的模式是：穷人通过中间人领取补助，但必须提供一种“对等服务”，而这个对等服务的核实由“皮克特罗”（piqueteros，封路抗议组织）来做。签字的代价是，对等服务要拿走一半的钱。取消这个环节之后，中间人不再能勒索，同样的钱到穷人手里翻倍。

随着财政平衡实现、不再需要印钞融资、利息和部分本金按期支付，债务市场重新建立起来。他得以把债务从央行转移到财政部，这相当于大约 10% GDP 的调整。

15 个百分点的财政调整，人类史上最大

把财政部 5 个点和央行 10 个点加起来，米莱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调整，15 个 GDP 百分点。

这笔钱去哪了，才是他真正想讲的部分。他的说法是：其中大部分以更低的铸币税、更低的通胀率形式还给了人民。真实税负是国家规模，国家拿走的东西减少，资源就回到了私人部门。他提到 15 个 GDP 百分点中的 13.5 个点就这样还了回去。12 月时他们在讨论超通胀，现在他们在讨论 30 年期贷款。

通胀数据的压缩幅度是这样的：批发通胀从 54% 降到 2%，除以 27。年化 17000% 的通胀，现在接近每年 28%。最新一次消费者通胀是 2.7%。

这里有一个他觉得最值得说的细节。目前阿根廷维持每月 2% 的汇率贬值节奏，加上国际通胀，要从消费者观察到的通胀里减掉大约 2.5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真正的货币性通胀是每月 0.2%，年化 2.4%。他的表述是：“原来大家在讨论通胀会不会到 17000%，现在我们在把通胀压到 2.5% 的年率，这很惊人。”

他强调这次稳定化不同以往的地方：没有经历前置的超通胀（超通胀会稀释货币资产，自然恢复货币需求，简化稳定过程）；没有采取任何强制征用。他对比了阿根廷历史上最成功的可兑换计划（Convertibility）之前，阿方辛政府时期通胀到过 5000%，梅内姆时期到过 1200%，还有 BONEX 计划强制置换债务。而这次的央行资产负债表清理，450 亿美元全部是自愿完成的，六个月做完，同时没有控制价格，也没有固定汇率。

他点出了过去所有稳定计划的通病：为了快速见效，先调费率，再宣布计划。而米莱政府没有这个奢侈条件，只能边跑边做。几个月前企业费率只能覆盖成本的 10%，现在覆盖 80%。

他引用了一篇论文《Passing the Buck》，作者是 Gerardo della Paolera、Bózzoli 和 Irigoin，论证梅内姆第一任期是阿根廷历史上最好的政府，并分析了可兑换计划成功的两个原因。米莱的结论是：把这些因素全部计入，他这一轮的反通胀过程比可兑换计划更真实，也更深刻，而且同时在推进八倍规模的结构性改革，手里只有 15% 的众议员和 10% 的参议员。

凭借第 7023 号行政令和《基础法》，阿根廷在经济自由度排名上跃升了 90 位。他说今天阿根廷的制度水平已经接近德国、法国、意大利，接下来会超过爱尔兰最好的时期，超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士。“毫无疑问，我们会成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还有 3200 项结构性改革在排队。

增长预期上，分析师原本预计明年增长 5% 到 6%，摩根大通已经上修。经济学家 Juan Pablo Nicolini 在央行货币会议上展示的研究表明，仅凭已经完成的财政改革，十年内人均 GDP 可以翻倍，对应年增长 7%。

贫困率先“变差”再变好

Lex 问到了最难的部分：这些激进改革最痛的代价是什么。

米莱的回答是：他们没有制造贫困。贫困是继承来的，他们做的是把它揭示出来。

他的解释是，阿根廷过去是一个全面价格管制的经济体，财政赤字靠印钞融资。仅最后一年，就有 13 个 GDP 百分点的赤字是靠印钞填的。价格管制叠加在被纳入 CPI 的价格之上，导致通胀数据被扭曲。而阿根廷用收入线衡量贫困和赤贫，被扭曲的价格自然扭曲了贫困率。

他用一个思想实验说明问题：你被放在一座孤岛上，有人给你一百万美元。你能做什么？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没有东西可买。价格标签存在，但货架上没有货。

他讲了一个阿根廷教授 Juan Carlos de Pablo 的笑话。一个人去集市问花瓶多少钱，摊主说 5000。这人说街对面才 1000。摊主说那你去街对面买。这人说：“街对面没有 1000 的。”摊主说：“等这儿有货的时候，也是 1000。”

米莱的意思是：有标价但买不到，这个价格就没有意义。超市货架是空的，统计上你看起来很好，实际上你什么都买不到。如果维持原状，人会饿死。

唯一能救人的做法是让价格透明、让商品重新出现。而价格一旦透明，基本食品篮和总基本篮的成本也透明了，也就是赤贫线和贫困线透明了。于是贫困率跳到了 57%。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 4 月。米莱说阿根廷在 4 月触底，随后开始周期性复苏。实际工资连续每月跑赢通胀，名义工资已经回到去年 11 月的水平，养老金同理。库存周期回补带来活动反弹，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涨幅最大。所以贫困率和赤贫率的下降速度比预想快得多，从 1 月的 57% 降到 46%，下降 11 个百分点。他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丢掉一个工作岗位”。

按去季节化数据，8 月的经济活动已经回到去年 12 月的水平。也就是说，这一年做完人类史上最大规模财政调整之后，通胀更低、穷人更少、实际工资更高、GDP 比起点还高。而且以美元计，今天的汇率比上任时还低。

他特别提到一个政治信号：通常总统支持率最高点是刚上任那一刻。而他现在和政府的民众认可度都高于就职时。“既然在最糟的时刻我们的形象都没有受损，我们也没有背弃理念，现在一切都在变好，为什么要改？”

与“种姓”的战争

Lex 把话题转向“种姓”（la casta），也就是那个腐败的政治建制。

米莱列了几条战线。先是封路。上任前阿根廷每年大约有 900 次封路，一群人以此为业，阻断交通，还拿着社会补助和大笔资金。取消“贫困中间人”两天后，一位最有名的皮克特罗领袖号召游行，声称会有 5 万人参加，实际预期是 10 万，想把它办成一场胜利展示。人力资本部切断了他们的资金，同时颁布反封路协议：封路者不发福利，违法者入狱，并通过交通渠道反复播报。

结果那场游行来了 3000 人。从那以后他们不再封路了。

第二条战线是公共工程。第三条是对各省的自主转移支付，这些资金过去以尽可能不透明的会计方式拨付，中央政府与省长合谋，钱被挪作他用。人力资本部现在不断向法院提交刑事控告，不在媒体上，在法院里。

他提到两个具体案件：两天前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因腐败被判刑，第二天政府取消了她的特权养老金。还有基什内尔派用残疾抚恤金搞腐败，有一座城市的残疾抚恤金领取者人数比城市人口还多。

他反复强调一点：每一次放松管制，都是从某个政客、某家靠特权生存的企业、或某个权力集团手里拿走一项特权。这就是为什么反改革的火力这么猛。

记者的敲诈和 X 的冲击

米莱把这部分称为自己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媒体与社交媒体的腐败。

他取消了官方广告投放。结果是，即便政府每周产出大量好消息，媒体依然骂得极凶。他的描述是：这些媒体要求垄断麦克风，它们有权侮辱、伤害、冒犯别人，但不许任何人回嘴，甚至期望他不回应。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一大部分新闻业憎恨 X，而自由意志主义者热爱 X。

这些自称捍卫言论自由的记者，真正想要的是审查他们不喜欢的思想。因为他们到 ideas 的自由市场上正面对打会输，所以要求社交网络实施审查。当你把真相告诉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会哭，说这是仇恨言论。不，这算不上仇恨言论。是你把事情搞砸了。（哈维尔·米莱）

他讲了一个具体的勒索模式。一个记者拿着一个文件夹找到某个人，说“如果你不给我 X 金额，我就把这些都发出去，毁掉你的名声”。他知道一个案子，记者对一位商人做了两次，商人拒绝付款，记者真的发了，两次都上了法庭，两次都输了。但司法程序极慢，而在那期间，人的名声已经被弄脏了。

米莱的判断是：X 和社交媒体夺走了他们对麦克风的垄断，也就夺走了勒索的经济收益。所以他读阿根廷报纸时，认为 85% 的内容是假的。他的原话很重：大多数阿根廷记者，当然有值得尊敬的例外，本质上是说谎者、诽谤者和污蔑者；如果那个他们渴望的垄断还在，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要钱换沉默，因为“他们就是那样的人，是勒索者、小偷、腐败分子”。

关于个人承受的攻击，他讲了几个细节。他父亲做过两次心脏手术，一位记者散布关于他父亲的谎言，他父亲住院期间几乎死于心脏病发作。有人派了三架无人机到总统官邸上空监视他。他的狗也成了攻击对象，他把那五条狗称为“四足的孩子”，是“宇宙里最美好的存在”。

Lex 问他是否害怕被暗杀。米莱的回答是：

在奴役中活着有什么意义？如果我愿意为我的价值观付出生命，那么没有自由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哈维尔·米莱）

他讲了西班牙歌手 Nino Bravo 的歌《Libre》，讲的是 18 岁的 Peter Fetcher，柏林墙开始修建时家人被分到西侧，他意外留在了东侧，用整整一年策划逃亡，在逃跑时被击毙。

他还讲了 1998 年在旧金山参观 Alcatraz 监狱的语音导览。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导览说对囚犯而言最难熬的地方是那片娱乐场，篮球场、运动区、所有休闲设施都在那里。因为那片场地正对旧金山湾，囚犯每天看着旧金山建起来、发展、变化，而他们被关在里面，无法参与。这让他们彻底明白自由的价值。

梅西，以及那些接近上帝的时刻

访谈在这里明显松了下来。Lex 说自己是马拉多纳和梅西的终身粉丝，请米莱给出历史最佳。

米莱说他看过马拉多纳踢球。1980 年马拉多纳在阿根廷青年人的最后一年他看过，1981 年在博卡他看过，1979 年日本世青赛他也看过。他极度享受马拉多纳的才华。但历史最佳，不只是阿根廷最佳，是超过贝利的历史最佳，是梅西。

他引用了一篇题为《梅西是不可能的》（Messi is Impossible）的文章。文章考察了从中场往前的每一个位置，结论是梅西在每一个位置上都做到了最好。他说一个球员能在一两个区域做到顶尖已经很了不起，C 罗在两个区域几乎达到了梅西的水平，但没有参与其余部分，而梅西每个位置都占了。考虑到贝利时代的进球率和梅西黄金期及整个生涯的对比，等价进球数远超贝利。

Lex 补充说，这不只是数字和世界杯，还有场上那些天才瞬间。米莱同意，说梅西做的事情在技术上看起来不可能，在物理上看起来不可能，那些动作不遵守人类逻辑，就像看博尔特跑步一样。

关于 1986 年世界杯对英格兰那场，他在教父家里看的。他形容那场球“无法用语言描述”，就像让他描述对伴侣的爱一样，做不到。然后他把话题抬到了另一个层面：

有些人类有特权，能够振动得离上帝更近。（哈维尔·米莱）

他举了普契尼（Puccini）的咏叹调，说听《燕子》（La Rondine）和《贾尼·斯基基》（Gianni Schicchi）里那些著名的段落，会觉得普契尼是在被上帝口述。这些东西怎么用语言表达？做不到。他说正因为如此，在犹太教里人们不使用上帝的名字，因为这种东西没法用词说出来。人能做的只是享受它，并为能够见证它而感恩。

守门员与总统

米莱年轻时踢过球，位置是守门员。Lex 说很多人认为那是最难也最重要的位置，问他守门员和总统哪个更难。

米莱的回答很漂亮。守门员是唯一能用手的球员，是唯一穿不同球衣的球员，训练是孤独的。最关键的是，进球是全场的顶点：当自己球队进球时，所有人都在另一头庆祝，守门员一个人留在原地。而丢球时，他承受最直接的冲击。更不公平的是，守门员一失误就是乌龙球，相当于两个球，比例完全失衡。

所以守门员性格必须极其强悍，习惯孤独。而权力恰恰就是这样：做决定的时候，你是一个人。而总统的决定会影响数百万人，一旦犯错，那个“乌龙球”的后果由数百万人承担。

他把这段经历称为“人生的大学”，和经济学训练、自由主义训练、艰难的童年放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今天能当总统的工具箱。

上帝、摩西，以及“自由万岁”

Lex 问上帝在他生命中扮演什么角色，上帝是谁。

米莱说信仰是根本性的元素，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他深度投入犹太教教义和《妥拉》（Torah）的学习，这给了他巨大的背景来面对过去几年的逆境。至于上帝是谁：“他是创造者，是造物主。我称他为‘那一位’（The One）。”

Lex 接着问：对人类的指引，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和上帝之手，哪个更好？米莱的回答只有一句：“它们完全同步。”

他的英雄是摩西。他给了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的类比：摩西的壮举，相当于一个人带着兄弟亚伦，正面对抗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联合起来的力量。摩西对拉美西斯说“让我的人民走”，拉美西斯抵抗，然后天堂的力量把他碾过去了。

关于“El Loco”（疯子）这个绰号，他完全不在意，甚至享受，因为从 10 岁起就这么被叫。他举了圣马丁（San Martín）说要翻越安第斯山脉去解放阿根廷、智利和秘鲁时被人叫疯子，也举了米开朗基罗、爱因斯坦。然后回到那句开场白：疯子和天才的区别是成功。

“Viva la libertad, carajo”这句话，他解释了三层。第一层是他对上帝的信仰，感恩造物主每日赐予的美好。第二层来自《马加比书》3:19：“战争的胜利不取决于军队的规模，而取决于来自天堂的力量”，讲的是犹太人、马加比家族战胜希腊人并收复圣殿。第三层，那是他的战吼。

市场、社会主义与新古典的陷阱

访谈里有一段偏理论的对话，值得单独拎出来。

Lex 问，市场为什么能作为人类的指引运作得这么好。米莱先定义市场：市场是一个自愿交换的过程，个体通过转让产权进行合作，产权得到保障，这个系统驱动资源配置。

然后他引米塞斯《社会主义》里的论证：没有私有财产，价格就不存在，资源就会被错配。他的例子是：为什么路不用黄金修？因为你心里有经济计算的观念，有价格的概念。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价格，所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人类为资源配置发明的最好机制。

这还意味着市场必须自由，必须允许自由进入和退出，也就是竞争。他提到 Israel Kirzner（原文 ASR 写作 Gerstner）对竞争的理解，以及 Baumol 的“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s）概念。

他最核心的一句判断是：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里，你只有用更好的质量、更好的价格服务他人才能成功。所以你做得好，社会就更好。他讲第一次见马斯克时，马斯克说他每天醒来想的是今天能为人类解决什么问题，这件事让他极为钦佩，他妹妹也提到过。

然后是那句在经济学界会引发争议的话：市场失灵不存在。他说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是他们所用数学工具导致的问题，不是日常生活里的真实问题，是“经济学家脑子里的问题”。他的新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古典陷阱》（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the Neoclassical Trap）处理的正是这个议题。

核心论证来自米塞斯：只有两种制度，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证明，任何中间方案都不稳定，会向社会主义漂移。因为一次干预造成政府失灵，政府失灵招来更多干预，形成一个不断加深干预的陷阱。而新古典学者带着“市场失灵”理论，实际上在处理根本上是数学性质的问题，结果是抬高了干预水平。

他提到顾问委员会主席 Demian Reidel，哈佛博士，导师是 Kenneth Rogoff，Rogoff 说 Reidel 是他最好的学生。几天前 Reidel 做了一项检索算法与政策建议的调查，把结果画成红到蓝的图谱：越红越接近社会主义，中间是黄色，蓝色是自由市场理念。发现是，政策建议里最大的一块，偏向左侧。

这就是他那本书里论点的经验证据。

几条狗，以及不原谅这件事

Lex 问他从“四足的孩子”身上学到什么。米莱说，学到了无条件的爱。他说自己的希伯来名字意思是“忠实的朋友”，中国生肖里他属狗。他认为忠诚和正派是定义自己的东西，而这些美德在狗身上能找到，它们无条件地爱。

然后他补了一句自我批评：“从精神层面说，它们在灵性上比我高，因为我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伤害过我的人。所有侮辱过我、诽谤过我、批评过我的人，我记得每一个，但我没有那份伟大去原谅他们。”

关于政治中的背叛，他说取决于你对那个人的预期。有些人你本来就无所期待，被背叛了也不会难受，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和你价值观不同的人。政治就是这样，你会遇到很多不共享你价值观的人，但这是成本收益问题，你得让船继续开，还是干脆让它沉？他的选择是：“我战斗到底。”

给年轻人的那句话

Lex 请他对那些钦佩他、想活出影响力的人给点建议。

米莱说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想过要影响世界。他先定义了什么让自己幸福，然后按那个定义一致地活着。最重要的一条是：永不放弃，而且绝不半心半意。

我宁愿因为失败而哭，也不愿因为从未尝试而哭不出来。我是完美主义者，犯错的时候确实难受。但我更愿意去把事情做成。如果搞砸了，那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不必为自己在那一刻没有做该做的事而后悔。（哈维尔·米莱）

关于希望，他的答案落在技术上：社交媒体的普及和整个技术革命，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由对和平与繁荣有多重要。他说，尽管官僚和精英不知疲倦地试图奴役我们，一股自由的浪潮已经释放出来，只要我们真的去打这场仗，世界会好得多。

关于马斯克，他讲了三段交往。第一次会面原定不超过 50 分钟，实际聊了 45 分钟多一点，因为马斯克要赶飞机。让他意外的是，马斯克主动提起人口学和增长的议题，还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往这个方向努力。米莱说他已有五个孩子。马斯克回：“四条腿的不算。”第二次会面是大学里出现反犹示威、巴勒斯坦旗帜和骚扰犹太人的时候，马斯克对此非常投入，主动谈文化战争。第三次聊了两个半小时，谈自由和美国大选的关键所在。米莱说，马斯克对阿根廷放松管制部正在做的事非常感兴趣，并且已经在和别人一起尝试复制这套模式。

关于特朗普，他说欣赏两点。一是特朗普理解文化战争的性质，公开正面硬刚社会主义，完全看懂了“觉醒病毒”。二是勇气，那次暗杀只差一个巧合，他正好动了一下，然后他没有被吓住，继续往前。米莱说自己能共鸣，因为大概没有哪个阿根廷政治人物经历过他那样的全媒体负面攻势。他把特朗普称为“维京人”。他还讲了见到史泰龙的场景：正要上台演讲，看到史泰龙站在那里，史泰龙还认识他，“我掐了自己一下，这不可能是真的”。

地缘政治上，他明确说阿根廷决定做美国的盟友，盟友是美国和以色列，因为两者代表西方世界、代表自由世界，代表自由民主对抗专制者。他说他在竞选集会上就公开讲这个，台下会有人举以色列国旗。他还提到希腊诸部族联合对抗波斯人的比喻，说那场从公元前 500 年延续至今的斗争还在继续。他表达了希望深化贸易与投资关系，也想加入北约。

关于美元化，他做了一个澄清：如果翻他所有表态，他讲的是货币竞争，是消灭央行，并非严格的美元化。如果民众之后选择美元，那是他们的选择。他提出的模型是形成一个按个体需求定制的货币篮子。他承认今天阿根廷已经存在货币竞争，想用什么货币交易都可以。所谓内生美元化，前提是先清理央行：500 亿美元的商业债务（CIRA）要处理，100 亿美元的分红问题要处理，期间已经核销并清理了 450 亿美元资产负债表。他说央行破产的时候不能直接关掉，因为得先把央行全部债务赎回，包括货币发行和付息负债。付息负债清完之后，剩下就是货币基础。

当前的状态是货币量固定、基础货币不增长，随着货币需求上升，人们可以直接用美元交易，不需要卖掉美元让比索升值。经济越增长，美元相对比索的份额就越大，到某个时点比索相对美元的规模小到一定程度，关掉央行就是件很容易的事。他说：“如果现在给我钱让我美元化，我立刻就干，没问题。”他还提到一个错过的机会：央行的债券当时在 20 美分交易，现在已经到 60 到 70 美分，如果按 20 美分卖掉，“以那帮反对派蠢货的水平，我今天就该在监狱里了”。

你可以从这期访谈里拿走的几件事

• 区分理想和约束。米莱把自己定位成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但执政时是最小政府主义者。他的方桌圆桌比喻值得记住：你可以喜欢圆桌，但今天只有方桌，那就先在方桌上把事情做了，同时开始准备下一次换圆桌。任何改革方案如果不区分“短期能改的约束”和“中长期才能改的约束”，都只是自我感动。
• 先看清顺序，再动手。他没有按“自由派全放开”的教条第一天全开，判断是那样会直接引发超通胀、贫困冲到 95%、政权被推翻。他先做的是终结财政赤字。任何激进变革，第一步应该是拆掉那个会让整个系统立刻崩掉的引信。
• 指标变差，先问是恶化还是揭盖子。阿根廷贫困率从 41% 跳到 57%，米莱的解释是价格管制解除后，贫困线才第一次真实可见。评估任何改革时，看到指标突然恶化，先分辨它反映的是新现实，还是旧数据本来就在骗人。
• 给数据留出验证窗口。给数据留出验证窗口。4 月触底、8 月回到起点、工资连续跑赢通胀、贫困率降到 46%，这些都是可以被证伪的时间点。判断一项改革有没有效果，别急着听叙事，先找出那个“到什么时候应该看到什么”的具体承诺，再等到那个时间点回头看。米莱这期访谈里最硬的地方，是他把每个结论都挂在一个可查的数字上，而不是挂在情绪上。
• 把“特权”当作改革的计量单位。他的框架是：每一项放松管制，都是从某个政客、某家靠特权生存的企业、或某个权力集团手里拿走一样东西。阻力的强度因此可以提前估算。任何改革方案，先列清楚谁失去了什么，就能预判反对声浪会从哪个方向来、会以什么名义出现。
• 给中间人定价。取消“贫困管理者”那一招的核心不在削减福利总额，在于切断中间环节。同样的钱，绕过中间人之后到受助者手里翻了一倍。设计任何补贴、援助、转移支付时，先算清楚中间环节抽走了多少，再决定这笔钱该不该经过它。
• 让指标透明，哪怕它先变难看。价格管制下的低通胀和低贫困率，是靠货架空空撑出来的。一件事的真实成本被隐藏起来，所有基于它的决策就都是错的。宁可在第一年看到难看的数字，也别在一个假数字上盖三年楼。
• 对“不可能”的预判保持怀疑。所有人都告诉他调整幅度不可能超过一个百分点，他在执政第一个月做出了财政平衡；所有人说央行那 10 个 GDP 点的调整做不了，他做完了。把这些“不可能”当成一个待验证的假设，前提是你手上真的有一套自洽的算法，而不是一腔热血。
• 守住不需要妥协的那部分。他在经济政策上可以谈约束、谈顺序、谈节奏，唯独在“自由”这件事上不做交易，给出的理由是：在奴役中活着没有意义。每个人或每个组织都需要划出这样一条线，其余部分才谈得上灵活性；否则所有的妥协都会滑成一道斜坡。
• 别在自家阵营里打最狠的仗。他尖锐批评那些只批评、不下场的人，理由是权力是零和游戏，自由派不拿，对手就拿。这不意味着不能内部争论，而是说：把最强的火力留给真正要争夺的战场，批评同路人是一种廉价的道德满足。
• 承认运气，但不要依赖它。“疯子和天才的区别是成功”，这句话的另一面是：同一套判断换一个时间点，结果可能是灾难。他在访谈里多次提到时机、汇率、债券价格这些自己控制不了的变量。做重大决策时，把“如果运气不好会怎样”当成必备的一栏。

访谈的最后，Lex 说他感谢米莱为自由而战。米莱回了一句很少见他说的客气话：谢谢你的教养，很多采访者不是这样的，你本来有窗口可以打偏，但你没有。

整期节目里最锋利的地方，反而不在那些经济数据上。一句是林奇那个自由主义的定义，它给出了一把尺子；另一句是“疯子和天才的区别是成功”，它承认了评判权最终在结果手里。前者让你知道该往哪走，后者提醒你别太早宣布自己走对了。

米莱没有试图证明自己是天才。他给阿根廷留下的是一个可以被检验的实验：15 个 GDP 点的财政调整、3200 项待办改革、一个允许自由进出的货币市场，还有一串具体到月份的数字。到 2025 年、2026 年，这些数字会自己说话。

那份实验清单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他反复说“我们还在做”，而不是“我们做完了”。3200 项待办， deregulation 部每天拆一到五条，倒计时牌挂在办公室墙上。这个做法的价值在于，它把“自由”从一句口号变成了一项可以被日复一日清点的工程量。

读到这里，能带走的东西大概是那个方桌圆桌的比喻。理想负责指方向，不负责判自己死刑。手上有什么条件，就在什么条件里动手，一边动手一边把能改的约束一条条改掉，剩下的交给结果。

至于是疯子还是天才，米莱自己给了答案。剩下的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先去做那件可能被人叫作疯狂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