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罗马帝国——古罗马的兴衰

坎尼会战结束的那个下午，汉尼拔的人用短剑杀掉了大约六万名罗马士兵。美国在越南打了二十年，阵亡人数也没到这个数。葛底斯堡战役打了三天，双方阵亡加起来大概一万五千人。

那天是公元前216年。罗马人后来花了十几年才把汉尼拔耗死。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Gregory Aldrete）在 Lex Fridman 播客里讲这段历史时，语气平得像在念一份天气记录。他研究古罗马和军事史，写过罗马的洪水，主持过亚麻胸甲的复原，讲过世界史上的决定性战役，还和妻子合写过一本《古代的漫长阴影：希腊人和罗马人为我们做了什么》。

这期对话从"古代和现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开始，一路走到理发店里的命案、西塞罗抱着婴儿出庭、奥古斯都自传的标题、帝国境内发一封信要四个月，以及为什么阿富汗那片山地先后坑了亚历山大、蒙古人、莫卧儿人、英国人、苏联人和美国人。

三四个孩子会先你而死，这是古人的日常

奥尔德雷特给的第一个答案不是技术。技术差别当然巨大，但更有意思的是那些结构性的东西。

比如儿童死亡率。在工业革命之前，不管希腊人、罗马人还是埃及人，大约三到四成的孩子活不到青春期。

把自己放进一个古代普通人的位置，你大概会先失去三四个孩子。你要亲手埋葬他们。今天我们觉得这是罕见的悲剧，从心理层面讲，这个差别巨大。（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这句话背后的东西比它听起来更沉。一个古代人会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一个个死去。一个女人如果活到了十三岁，她大概要生四到五次，才能勉强让人口不萎缩。

第二个差别更朴素：几乎所有人都是农民。

奥尔德雷特说，如果真想写一本如实反映罗马帝国的教科书，十章里有九章都该写小农的生活。他们不是士兵，不是祭司，不是国王，不是作家，不是艺术家。他们住在小村子里，一辈子没离开过三十公里，在那块地上结婚、生子、刨土、死掉。没见过一场战役，没见过一件艺术品，没见过一个哲学家，也没参与过任何被写进历史的事情。

别把他们忘了。别忘了古代世界八到九成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那些我们从不谈论的人。那同样重要。（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历史由皇帝、将军和哲学家刻下痕迹，但生活的底色是这些人。这一点在整场对话里反复回来。

罗马赢下地中海，靠的是把外人变成自己人

公元前三世纪，罗马还只是意大利中部一堆泥巴茅屋，周围有几十个跟它差不多的城邦。为什么最后是它？

奥尔德雷特的答案很不寻常：早期罗马的优势不在将军，不在装备，也不在战术。

他们输掉一场战争，就再打一次；再输，就再打一次，最后把对手磨死。他们的核心政策是吸收被征服的人。（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古代世界的常规操作是：攻下一座城，杀掉大部分男人，把女人和孩子卖为奴隶，东西抢光。罗马人对意大利同胞的做法不一样。他们有时也屠杀，但更多时候会留下对方，授予不同程度的罗马公民权，或者给一个"半公民"的身份，或者干脆结成同盟。他们不太收税，但永远会提一个要求：出兵。

这条政策的效果，在皮洛士（Pyrrhus）身上体现得最清楚。皮洛士是希腊伊庇鲁斯的雇佣军统帅，自认是新的亚历山大大帝，有战象，有当时最好的军队。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花大钱把他请来。他第一仗把罗马人打崩了，等着谈和。罗马人根本不理他，回去找意大利盟友和半公民又拉出一支军队。他又打赢，罗马人又拉出第三支。

打罗马人就像打九头蛇。你砍掉一个头，长出两个新的。（皮洛士的部下）

皮洛士说，我赢不起了。每赢一场我就少一批兵，罗马人却源源不断冒出新军队。他撤了。罗马输掉了每一场战斗，赢下了整场战争。

这套逻辑在帝国时期被推到极致。罗马军团大约五十万人，一半是公民组成的军团兵，一半是"辅助军"（Auxiliaries），后者多是刚被征服的好战民族。他们在罗马军队里服役二十五年，退役后拿到罗马公民权，他们的孩子接着当军团兵。被征服部落首领的儿子则被送到罗马养大。

最直观的证据是皇帝本人的籍贯。公元二世纪初，图拉真来自西班牙，哈德良也来自西班牙。再过一百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来自北非，后来还有来自叙利亚的皇帝。

汉尼拔差点杀死罗马，输在罗马人拒绝跟他打

迦太基和罗马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两个扩张型政权，却长得完全不同。罗马是公民士兵农民，主力是自耕农；迦太基是商人寡头，公民很少，靠海上贸易赚钱，打仗主要雇雇佣兵。罗马强在陆地，迦太基强在海上，中间夹着西西里。第一次布匿战争抢的就是西西里，罗马赢了。

第二次布匿战争之所以成为关键，是因为迦太基碰巧抽出了一张历史级的牌：汉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

他看透了罗马的命门是意大利盟友。于是他做了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翻过阿尔卑斯山，带着战象打进意大利本土。他的算盘是，只要在意大利赢几场大仗，意大利人就会想恢复自由，甚至倒戈。

计划的前半段执行得完美。罗马派一支军队，被他屠杀。罗马花一年再拉一支，又被全歼。罗马这次学聪明了，花两年拉起两支军队，同时派上去。这就是坎尼会战。

汉尼拔面对的罗马军队大约八万人。他用了一个后来写进所有军事教科书的战术：双面合围。

他把较弱的部队放在正面中央，告诉他们不要赢，只要顶住，甚至可以后退，让罗马重装步兵慢慢挤进来，把阵线拉成一个内凹的弧形。同时把精锐和骑兵放在两翼。两翼先击溃罗马骑兵，再绕到罗马主力的背后。几万人被挤成一团，连挥剑的空间都没有，恐慌，然后被屠宰。

一个下午，汉尼拔杀掉了大约六万名罗马人。那是被剑砍死的人，比美国人在越南二十年死掉的人还多。（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这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离灭亡最近的一刻。罗马的应对说穿了很简单：不跟汉尼拔打。他们派军队远远跟着他，他一转身要交战，罗马人就撤。同时把主力派去西班牙，派去北非，一点点拆掉迦太基的根基。

罗马在这时候碰上了自己的军事天才西庇阿（Scipio）。他打赢西班牙，渡海进入北非，直接威胁迦太基。在意大利游荡了十二年、始终没输过的汉尼拔被召回本土。扎马会战时他的部队已经老了，西庇阿占尽优势，迦太基战败。公元前201年之后，罗马成了地中海世界无可争议的第一强权。

这场双面合围后来成了军事史上的模板。二战德军在东线的大合围，海湾战争美军对伊拉克的迂回，都能看到坎尼的影子。

长矛方阵输给了一块一块能拆开的军团

从希腊到罗马，地中海世界的军事主线是重装步兵。

希腊重装步兵全身披甲，戴头盔，持长矛，扛一面巨大的圆盾，肩并肩排成密集队形，缓慢向前推。正面几乎无解，侧面和背后是死穴。亚历山大大帝把长矛加长到六米左右的"萨里沙"（sarissa），长到几乎不需要盾牌，正面冲击力更强，他用这套东西推平了波斯帝国。

罗马人走了另一条路。他们用短剑，靠得更近再刺。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军队切成越来越小的单位。八个人一个帐篷小队，十个小队一个百人队，若干百人队一个大队，若干大队一个军团。这种可拆解的结构带来的是灵活。

公元前197年的库诺斯克法莱战役，罗马军团正面撞上马其顿方阵。正面拼，马其顿人赢。但罗马人能抽出一小支部队绕到侧翼，从方阵的侧面捅进去，战斗结束。

你只能不断适应。军事史永远是发展和反发展。（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一副亚麻胸甲，从一个学生的爱好变成了一本书

奥尔德雷特做过一件很有名的事：复原"亚麻胸甲"（linothorax）。

这种护甲据文献记载由亚麻和胶制成。亚历山大穿过。庞贝出土的那幅著名马赛克上，他就是穿着这种甲。问题是，没有一件实物留存下来，有机材料早就烂光了。考古学家喜欢研究能留下来的东西，于是青铜甲有分类，铁甲有分类，亚麻胸甲是个谜。

起因是一个大四学生，胳膊上纹着希腊文的"Alexandros"，自己动手仿制了一件，跑来问他能不能给点参考资料。奥尔德雷特去查，发现根本没有。两个人就此开始了一项后来牵扯到一百五十名学生、几十位教师、三部纪录片和一本学术专著的研究。

他们先穷尽文献，找到四十位古代作者留下的六十五条记载；再去翻古代艺术，在瓶画、陶器、青铜像、墓室壁画里认出了大约一千个图像；然后倒推裁剪图纸，用古代工艺重建：自己种亚麻、收割、纺线、织布、用兔皮胶一层层粘合。

做完之后，他们拿它去做弹道测试，用复原的木箭和古代战场出土的同款青铜箭头射它。最后纪录片导演问：能不能让那个学生穿上，射他一箭？

一厘米厚的层压亚麻，防护效果大约等于两毫米厚的青铜，而青铜是当时最厚的同类护甲。（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重量上的差别更关键。亚麻胸甲大约五公斤，同等防护的青铜胸甲大约十一到十二公斤，锁子甲大约十二三公斤。更轻意味着士兵在战场上能跑得更远、打得更久。它还更凉爽，地中海的大太阳底下，亚麻衬衫是什么感觉，古代人一样清楚。

还有一点更颠覆常识：这东西理论上任何一个古代妇女都能做。纺线织布本来就是她们的工作，一个母亲给儿子做一件，一个妻子给丈夫做一件，完全说得通。它不需要专门的铁匠，成本低得多。

至于胶，他们的复原用的是随处可得的兔皮胶，是最低限度的方案。古代人手里有近乎强力胶的东西，德国一条河里捞出的头盔，金属件粘在一起，泡了两千年还没散。配方失传了。

我们不知道古代的胶到底怎么配，所以我们反过来做，做一件我们确定他们一定做得出来的东西。那它至少有这么好。（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亚麻胸甲到罗马时期退出了前线。原因也很实际：当金属能磨出接近剃刀的锋利边缘时，穿透织物就容易多了，而穿透布料的关键恰恰是箭头的锋刃。同时东方的复合弓更强了。它后来的用途变成了狩猎猛兽，以及穿在托加袍下面，防刺杀。

亚历山大接手的是他父亲造好的工具

谈亚历山大，奥尔德雷特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父亲腓力二世补回功劳。

马其顿军队的改革是腓力做的，萨里沙长矛是腓力配的，多兵种混编的体系也是腓力搭的。亚历山大继承的是一整套已经打磨好的工具，他聪明、有魅力、足够疯狂地有野心，然后把它用到了极致。

他的战术优势在于会搭配。重骑兵、轻骑兵、重步兵、轻步兵、投射部队，同一场仗里用不同的方式组合，而在他之前，大多数战争就是两边排好队撞在一起。

更具争议的是他的文化政策。他自己是马其顿人，却把希腊文化当成自己的；征服波斯之后，他穿波斯衣服，娶波斯妻子，强令数千名部下与当地女子成婚，任命波斯人做官，把波斯部队编进军队。

他真心想把不同文化里最好的部分熔在一起。但马其顿人，他的老班底，不喜欢这套。他们想要的是旧模式：我们征服你，你就是奴隶，别跟我们平起平坐。（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每一代人眼里的亚历山大都不一样。有人看到的是亚里士多德教出来的开明远见者，有人看到的是自恋的战争狂人，还有人说他不过是个酒鬼。奥尔德雷特的判断是：他到底是谁，动机是什么，我们其实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也是罗马和希腊帝国命运分岔的地方。亚历山大一死，帝国立刻碎掉。

他的帝国全靠个人忠诚和魅力撑着。他完全没有建立一套能在他死后运转的结构。他死得年轻，但他本该做点安排。（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罗马人干的是另一件事：造结构，把被征服者纳入罗马这个项目。他们同样压迫，同样帝国主义，同样有整城屠灭的时候，但总体上他们更愿意把人拉进来。

理发店里的球，一头闯进酒馆的牛

罗马留给现代世界最重的东西大概是法律。今天全球大约九成的法律体系，直接或间接源自罗马法。

最早的法典是公元前451年的《十二铜表法》。内容非常农民：树上的果子掉到你家地里算谁的，我的牛跑进你的田里吃了你的谷子我该不该赔。奥尔德雷特说他特别爱读这些早期法典，全是农户的烦恼。

但罗马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停在原地。别的文明也有早期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也是农业社会的同态复仇，可罗马人一直在往下写，越写越复杂，还出现了专门写理论的法学家。到公元六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把这些汇编成《民法大全》，成了后世几乎所有法律体系的地基。

这些法律文本里藏着大量生活切片。奥尔德雷特讲了两个。

一个男人派奴隶去理发店刮胡子。理发店紧挨着一块运动场，场上两个人在互相扔球。一个人扔偏了，另一个人没接住，球飞进理发店，打中理发师的手，剃刀割开了奴隶的喉咙，人死了。罗马法上谁负责？扔球的人？没接住的人？拿刀的理发师？把奴隶送到球场边上刮胡子的主人？还是把理发店规划在运动场旁边的罗马政府？

我们不知道判决结果。有几位法学家评论过这个案子，但判了什么，没有留下来。（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另一个案子：一头牛挣脱了，跑进一栋公寓楼，上了屋顶，从三层摔进底层的酒馆，踢开了酒坛的龙头，酒全流光了。这似乎真的发生过。还有洪水把公寓里的家具冲出门、冲进另一栋楼，那家具归谁？

罗马遗嘱法占了全部法律的大约两成：必须有七名证人，必须有一位特定身份的人见证，证人必须是成年男性、不能失明，等等。

法律也和政治绑在一起。在共和国晚期，一个政坛新人最快的成名方式就是在法庭上起诉或辩护大人物。西塞罗就是这么起家的。

把外人定义为工具，是所有奴隶制的共同点

罗马奴隶制有一个和近代美洲奴隶制根本不同的地方：它不带种族色彩。奴隶可以是任何肤色、族裔、性别、出身，只看经济身份。

但奥尔德雷特强调，这不改变奴隶制本身的本质。

有一位罗马农书作者顺口写道：你农场上有三种工具。不会说话的工具，是铲子、镐、车；会发声的工具，是牲畜；会发声的工具，是人，也就是奴隶。（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把人归类成工具，这种去人性化的程度是一样的。而且罗马奴隶制的边界是通的，很多人来回穿越。有一块墓碑上写着：我在帕提亚生为自由人，被卖为奴，后来获得自由，成了一名教师，如今是罗马公民。

奴隶最主要的来源是战争。罗马军队走到哪里，后面就跟着一串奴隶贩子。士兵攻下敌城，把人打晕，转身卖给随军的贩子。其次是奴隶的孩子，以及因贫困自卖或卖儿卖女的人。

奴隶的处境差别极大。种大庄园的农业奴隶可能戴着镣铐，被虐待，和近代种植园很像。但也有很多奴隶是技术工种：医生、书记、会计、理发师。因为对富人来说，训练奴隶掌握一门手艺是划算的投资，奴隶赚的钱归主人。双方之间常有这样的约定：你挣到某个数额，就能给自己赎身。很多主人在遗嘱里直接释放奴隶。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那副青铜项圈，上面刻着：我叫费利克斯，是某某的奴隶，我逃跑了，请把我送回某某神庙，你会得到奖赏。博物馆里能看到实物。这是狗牌，只是挂在人身上。而在罗马法上，奴隶逃跑构成的罪名是盗窃，因为他从主人那里偷走了自己。

把他人他者化，本身就是一件腐蚀道德的事。（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共和国不是被外敌打垮的，是被自己的成功撑爆的

公元前一百年前后，罗马表面上如日中天：征服了地中海，财富滚滚而来。但奥尔德雷特说，几乎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觉得自己没分到好处。

打完仗回来的老兵发现，国家富了，将军富了，自己退役后几乎什么都没拿到。很多人参军时卖掉了家里的地，回来已经没有地了。贵族里，吃得开的人越来越集中在一小撮家族，其他人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意大利盟友在汉尼拔入侵时没有倒戈，他们觉得自己该拿到完整的公民权，罗马人保守，不给。奴隶更不用说，大庄园吞掉了原来的小农土地。

公元前100年，这个社会极其成功，但组成它的几乎每一个群体都觉得，我没分享到好处，或者我被它剥削了。（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接下来一百年，从公元前133年到前31年，是罗马历史上几乎不间断的内乱，最后演变成多轮内战。社会撕裂开来，自己对自己开战，争的就是征服和帝国的收益怎么分。

与此同时，贵族里冒出一连串强人。马略、苏拉、庞培、凯撒，一个推倒一点边界，下一个推倒更多。他们的共同点是把个人置于国家之上。

马略是第一个让军队效忠个人而非国家的，这开了一个坏头。他的门徒苏拉带兵攻进罗马城，说自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庞培打破各种规矩，年龄不够就担任要职，用自己的钱拉起私人军队。最后凯撒连装都不装了。

独裁官本来是罗马的合法职位，任期不超过六个月。凯撒说，我要当终身独裁官，那就是国王。于是他被杀了。

凯撒成功用一个人接管了国家，但他解决不了那个问题：你怎么以一人之身统治罗马，又不因为看起来像国王而被杀？这就是他留下的谜题。（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奥古斯都：所有头衔都模棱两可，权力全都真实

凯撒死后是个权力真空。最被看好的是安东尼，凯撒的副手，能打仗，有魅力。还有雷必达。还有想重掌大权的元老院。还有刺杀者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还有一个谁都不看好的黑马：凯撒的甥孙，十七岁的屋大维。

凯撒遗嘱公布后，屋大维被过继为养子，改名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这看起来没什么用，但环地中海有十二个军团的老兵，习惯了追随一个叫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的人。这个十八岁的孩子一夜之间继承了一支军队。

接下来三十年，屋大维击败了所有人。奥尔德雷特特别指出，他本人是个糟糕的将军，几乎每场他亲自指挥的仗都输了。他真正擅长的是政治操作和形象管理。他和安东尼的决战，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宣传战：他把一场内战包装成对抗外国敌人，因为安东尼身边是克利奥帕特拉，埃及是罗马的敌人。

成为唯一统治者之后，屋大维仔细研究了凯撒犯的错。

他住普通的房子，穿朴素的托加，吃简单的食物，对元老院客客气气。他要的是真实的权力，不是外在的排场。同时他做了一件极聪明的事：他辞去所有正式公职，让元老院把关键职位的权力授给他，但不给职位本身。他拥有执政官的权力，能指挥军队、主持元老院会议，但他不是那两位每年选出来的执政官之一。他拥有保民官的权力，能否决任何事，但不是每年选出来的保民官之一。

表面上看，共和国照常运转，每年选举照办，人数不变，名义上那些人管事。旁边飘着一个屋大维，他的权力不和任何一个官职对等，而是和所有官职加起来对等。

连称号都是精心设计的模糊。他自称"奥古斯都"，这个词既可以指虔敬神明的人，也可以指本身具有神性。"第一公民"（Princeps），到底是普通公民中的第一个，还是比所有公民都高一等？"统帅"（Imperator），原本是士兵对凯旋将军的自发欢呼，他把它变成了永久头衔。英文的 emperor、empire 都从这里来。

他晚年写自传，你征服了世界，会给自传起什么名字？《我如何征服世界》？他起的名字直译过来是"我做过的事"。（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自传第一句是：十八岁那年，当共和国的自由被一个派系压迫时，我捍卫了它。换成另一种说法就是：十八岁那年，我对另一个罗马人发动内战，征服了罗马国家。

奥尔德雷特自己也说不清，当时的人到底信不信这套。罗马人用了两百年，才有第一份史料直白地把奥古斯都称为国王。

而奥古斯都的两个有利条件都不靠聪明。他带来了和平与稳定，在经历了一百年内战之后，人们想的是：也许他杀死了共和国，但至少我们不用再死在街上了。他身体一直不好，却活得很久，统治了大约五十年，等他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还记得共和国是什么样子。

他临终那句台词也很有意思：如果我演得还不错，请鼓掌让我下台。

被史书删掉的穆萨

谈到克利奥帕特拉，话题转到女性在罗马史料里的位置。

奥尔德雷特说，传统叙述总把这些女性当成"例外"。有一位女哲学家，是例外；克利奥帕特拉是唯一的女王；庞贝有个女人叫欧玛基娅（Eumachia），拥有庞贝最大的建筑，广场上立着她的巨大雕像，是城里几个重要行会的赞助人，也是例外。可接着又发现了另外四位赞助行会的女性，还有另一位城市里最重要的赞助人普兰基娅·玛格娜。例外多了，就该问：是不是写历史的人选择性地记录。

他讲了一个几乎被历史抹掉的人。

奥古斯都最引以为傲的外交成就，是让帕提亚归还了几十年前克拉苏远征失败时被缴获的军团鹰旗。他为此反复派使团去帕提亚。其中一次使团带去的礼物，是一个女奴，名叫穆萨（Musa）。

穆萨取悦了帕提亚国王，成了他的妃子，生下儿子，被提升为妻子。后来她谋杀了帕提亚国王，安排自己的儿子登上王位，实际上以太后身份在幕后统治了这个几乎和罗马一样庞大的帝国。一个奴隶出身的人，成了帝国的实际掌权者。

我去查传统的罗马与帕提亚关系史，大部分根本没提她。他们只讲她儿子，好像这个人凭空出现就成了王位继承人，但显然一切都是她做的。（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几年后一场政变把她推翻，之后她下落不明。而奥古斯都那尊最著名的雕像，Prima Porta 的那尊，胸甲正中央刻的正是帕提亚人向罗马人交还鹰旗的场面，就是那次使团办成的事。

西塞罗知道人被情绪支配，然后他利用了这一点

西塞罗是"新人"，家里没有出过显贵。他唯一的本钱是嘴。

他留下了海量的文字，哲学论著、修辞手册、出版成册的私人书信。他一生都在这个共和国崩解的年代，而且他没有任何天然优势：打仗很烂，家里不富，没有名门背景。他爬到罗马最高公职，靠的全是当众讲话、说服别人的能力。

他的核心判断是：人是被情绪支配的。只要能把陪审团或民众的情绪调动起来，事实可能不重要，真相可能不重要，证据可能不重要，理性可能不重要。

手段就是这个时代人们以为很"现代"的那一套：抹黑、夸大、连坐、人身攻击、扣帽子、制造恐惧、划分敌我。奥尔德雷特说，这些东西一点都不新，人性没变。

西塞罗还特别重视道具。他认为人是视觉动物，光靠语言不够。有一次他为一位刚当父亲的人辩护，他就抱着那个新生儿出庭。有一次当事人有个上镜的儿子，他把孩子放在自己身后，说：看看这双含着泪的眼睛，你们怎能让他失去父亲？还有一次当事人没有好看的孩子，他就把当事人的老父母摆到法庭上。

身体是一件乐器，得学会怎么演奏

手势研究是奥尔德雷特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本书。

起点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古罗马没有麦克风，没有扩音器，一个人在风大的露天广场，对着两万人讲话，他们怎么听得见？

一部分答案是发声训练。另一部分答案是，罗马演说家有一套手势体系，配合演讲使用。奥尔德雷特把两类证据拼起来：西塞罗等人的修辞手册，以及一百年后的昆体良写的《演说术原理》，后者有大约四十页专门讲手势。

关键差别在于，这套手势不像现代美国手语，一个手势对应一个词。每个手势对应的是一种情绪。你的身体给语言加上一层情绪注解，你说出一些词，同时用手指示这些词应该让人产生什么感觉。

罗马人甚至相信，做出某些手势会让人几乎不由自主地产生相应情绪。西塞罗自己打的比方是音乐：谁都知道某些音调会让人产生某些感受。电影里恐怖场面配刺耳紧绷的音乐，爱情场面配弦乐，鲨鱼出场配那段主题曲，你立刻就紧张了。西塞罗说，演说家的身体就是一把里拉琴，你得学会在自己的身体上演奏，去影响观众的情绪。

有些手势很自然。手向侧面推出去，是轻微的厌恶；加上转开脸，是强烈的厌恶或恐惧；握拳压在胸口，是愤怒或悲痛；拍大腿表示愤怒。有些很做作，比如张开手掌，一根一根把手指收进去，再翻出来，意思是"惊奇"。

古代最著名的希腊演说家是德摩斯梯尼。有人问他，演讲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他说：表达，表达，表达。（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反过来，手势做砸了会起反效果。西塞罗和昆体良举过例子：有人讲话时像在赶苍蝇，有人像在颠簸的船上保持平衡。最有名的一个叫提提乌斯，动作太怪，罗马人干脆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支舞。

奥尔德雷特说他喜欢分析现代政治人物的肢体语言。特朗普手势很多，但花样窄，那些动作不描摹内容，更像标点。真正把身体用出创造力的是马丁·路德·金，也包括希特勒。

同一套技术在马丁·路德·金手里，你说这太好了；在希特勒手里，你说这太可怕了，他在说服一整个国家去犯暴行。（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多神教不较真，一神教把所有事都放到前面

罗马人信神，只是神很多，谁都不较真。你信这个，我信那两个，街对面那位信他家后院的橡树，都可以。国家有对应的神，为国家的名义向神祈祷，但你不是在执行朱庇特的意志。

一神教把这一切翻转了。一旦只有一个神，而且是我的神，宗教就从辅助性的东西变成了决策的中心。

罗马人和早期基督徒冲突的真正症结有点荒诞。罗马有个传统，在皇帝生日时为他祈祷好运，形式上是对皇帝身上将来可能成神的那部分献祭。对罗马人来讲，这相当于一种爱国表态，像宣誓效忠。对基督徒来讲，这是崇拜另一个神。奥尔德雷特认为这几乎是一场沟通失败：罗马人从多神视角出发，觉得你有你的神我有我的神，这有什么问题，你为什么不祝福皇帝，这是政治问题不是宗教问题。

好莱坞把早期基督徒拍成了被罗马人持续迫害的群体。奥尔德雷特说，前两百年罗马人更多是漠不关心，或者根本不知道。他举了小普林尼（Pliny）写给图拉真皇帝的信，一位总督和皇帝在商量政策。普林尼对基督徒的了解几乎为零，还带着滑稽的走样：他们每周某天聚在一起，互相起誓不做坏事（他理解的十诫），然后一起吃早饭（圣餐）。

这是全帝国受过最好教育、跑过最多地方的人之一，他对基督教的了解基本是零。那说明当时没多少人了解。（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但基督教确实带来了一些罗马人本该视为威胁的东西。罗马关心这个世界：公民权、身份、等级。基督教关心的是下一个世界。更要命的是，罗马社会处处区分人：公民与非公民、男与女、自由与奴隶。基督教说，在神眼里你们都是平等的。这在等级社会里是危险的想法。最早皈依的人群里，女性和奴隶特别多，尤其是女奴。小普林尼的信里提到，他调查的那群基督徒，领袖是两位被称为"女执事"的女奴。

三百年后，皇帝皈依了基督教。再过一百年，狄奥多西把它定为国教。皇帝们这么做的原因里有一个非常世俗的理由：合法性。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内战频发，各地将领自称皇帝。在多神教下，大家打就是了。但如果只有一个神，而这个神选定了某个人当皇帝，那其他自称皇帝的人就都是非法的。

对普通人来讲，基督教的吸引力也实在：它承诺死后的乐园，而希腊罗马的冥界要么变成尘土，要么变成游荡的鬼魂；它说无论自由还是奴隶、罗马人还是外邦人、男还是女，你都同样有价值；早期基督徒还真的照顾病人、接济穷人。

角斗士：地位最低，名气最大

角斗士是"地位错位"的典型例子。绝大多数是战俘，社会地位最低，用自己的身体取悦他人，这在罗马人看来本身就屈辱。罗马人认为，唯一体面的职业是务农，因为那是给自己生产，替别人干活就低人一等。

但成功的角斗士会出名，会被仰慕，女人觉得他们有吸引力。正式身份极低，人气极高。

电影里常演的"扔一群角斗士进去全死光"也不准确。有学者研究了一百场留下了细节的比赛，大约一成的比赛以一方死亡告终。角斗士更像拳击：两个水平相当的人在展示技巧，通常都能活下来，但有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训练一个角斗士要投入大量金钱，所以没人真想看他死。

也有些人不肯配合。有个日耳曼人本该下场，他把头塞进转动车轮的辐条里，拧断了自己的脖子。另有二十九个日耳曼人在比赛前夜互相掐死，不愿为罗马人的娱乐而战。

为什么要看这个？罗马人自己的说法是：我们是好战的民族，习惯看到死亡和暴力是合适的。也有更符号化的解释：竞技场是罗马统治的象征性表达，各个阶层聚集在一起，决定外邦人、野兽、罪犯的生死。还有一种更犬儒的解释：人就是喜欢暴力。冰球比赛最让人兴奋的是什么？打架。赛车出事故的镜头会不会被反复播放？会。

罗马斗兽场真正的名字是弗拉维圆形剧场，公元80年左右由韦斯帕芗建造。之前是尼禄，他给自己造了一座巨大的"金宫"，挥霍无度。韦斯帕芗就在金宫的旧址上建了这座给人民娱乐的建筑，他用这个动作表明：我的王朝是服务罗马人的。建它的钱，来自洗劫耶路撒冷。

这座建筑本身也是技术奇迹：可收放的遮阳篷、把人和野兽从地下送上舞台的升降机和坡道、编号清楚进出高效的通道系统。今天几乎每一座体育场馆都能追溯到它。

混凝土、穹顶，和两千年后还站着的建筑

罗马人是极好的工程师，尤其在那些不起眼的东西上。我们今天想到罗马建筑就是闪亮的白色大理石，但建筑的核心通常是混凝土，大理石只是表层贴面。今天斗兽场的大理石早被拆光，你看到的是裸露的混凝土结构骨架。

罗马人没有发明混凝土，但他们用得比谁都大胆。希腊建筑多是矩形和方形，还要排大量柱子撑住屋顶。罗马人用混凝土加木模板，能做曲线、做穹顶，建筑可能性一下子炸开。

万神殿保存最完好。它的穹顶底部混凝土更厚、配方更密实，需要承重的地方就更重；越往上越薄，还换用不同的石料，顶部用的是浮石这种极轻的火山岩。需要轻的地方就轻。两千年后它还站着。

你看看周围，我们现在盖的这些建筑，你觉得有多少能站两千年？我猜不多。（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继承制是奥古斯都最大的失败

奥古斯都把一切都想明白了，除了一件事：怎么保证下一个继任者是合格的。

他选定的原则是血缘，最近的男性亲属。他家族里本来有好几个年轻人被指定为继承人，一个个都死了，最后继承的是他并不喜欢的继子提比略。接下来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基本都按最近的血亲来选，于是出了卡利古拉和尼禄。再下一个弗拉维王朝，韦斯帕芗还行，儿子提图斯还行，另一个儿子图密善又疯了。

到公元98年，罗马人回过头看这一百年，承认一个问题：按血缘选继承人，选出了几个真不行的。于是他们改了做法。不选最近的男亲，选最有资格的人，然后把他过继为儿子。形式还是继承，实际上是养子制。接下来八十年只有五位皇帝，后世称为"五贤帝"，从涅尔瓦到马可·奥勒留，公元二世纪常被视为罗马帝国的顶峰。

马可·奥勒留环顾四周，谁最有资格继承我？真巧，是我亲儿子。然后一切开始走下坡。（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他儿子是康茂德。公元180年，是常被选为"罗马帝国开始衰亡"的年份之一。

这个时期帝国的版图从英国到美索不达米亚，从埃及到德意志，境内大约五千万人，内部相对和平，经济相对稳定。所谓"罗马和平"指的是边界之内的和平，罗马人对外的战争从未停过。

问到他最喜欢的罗马人，奥尔德雷特没有选皇帝，选了马库斯·阿格里帕，奥古斯都的副手。他极有才干：杰出的将军、舰队指挥官、营造者，亚克兴海战是他替奥古斯都打赢的，重建罗马城交给了他，第一版万神殿是他建的，他还亲自下到下水道里清理。

他清楚自己的局限。他有实权，但他知道自己没有那种当门面的政治手腕，所以他就忠实地服务他的朋友奥古斯都。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总想抓更多，抓自己其实不擅长的东西。（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绝对权力碰上没定型的人格

为什么罗马皇帝里有那么多疯子？奥尔德雷特的猜测是，最疯的那些往往是很年轻就登基的。

你把任何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放到那个位置上，告诉他你有无限权力，那会对他做什么？会怎样扭曲他的性格？（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反过来，那些被公认为好皇帝的，多数是中年登基，人格已经定型。当然例外总是有的，最典型的就是奥古斯都，他十几岁就起步，居然没疯。

另一个反直觉的问题是：皇帝好坏到底有多重要？

如果你是一个西班牙的农民，皇帝是尼禄还是韦斯帕芗，对你的日常生活影响有多大？疯皇帝的破坏大多局限在他的声音能传到的地方，他们杀元老、杀家人、干荒唐事，但帝国的机器照常运转，总督管着行省，事情在发生。

真正影响全局的，是皇帝能否发动战争，以及税收。而且受技术所限，从罗马往犹太行省发一封信要一两个月，回信再一两个月。远程行省实际上必须自己决定，然后告诉皇帝"我们这么做了，希望您满意"。等四个月等一个批示，什么也办不成。

包税公司、通货膨胀，和一份最高限价令

共和国的税收制度很怪。罗马人拿下海外行省后，倾向于把收税权拍卖给私人公司。公司预付一笔钱给国家，然后自己下去收，多收的归自己。这个制度很糟，他们必然把行省榨干。这些公司叫 publicani，《圣经》里"税吏与罪人"并提，可见名声。后来逐渐转成更常规的税收，而且很多是以实物缴纳，农民交小麦而不是现金。

罗马经济相当不发达。他们对商业和谋利也有奇怪看法：务农才是唯一体面的职业，所以富有的罗马人做长途贸易时，往往通过前台公司或代持人来做，利润回流到自己手里，但名义上不沾商业。

三世纪危机来临时，塞维鲁之后，问题集中爆发。罗马史家卡西乌斯·狄奥写马可·奥勒留之后的转折：我们的王国从黄金时代，落入了铁与锈的时代。当时的人就有明确的衰落感，这很不寻常，通常历史转折是事后追认的。

核心问题是"谁能当皇帝"的秘密被揭穿了：谁掌握最多的剑，谁就是皇帝。

于是各行省的将军纷纷称帝，有时同时有三四个人，然后一起杀向罗马打多边内战。边境无人防守，蛮族进来劫掠，内战毁掉城市和农田，经济下滑，税收减少，胜利者提高税率，能交税的人却更少，恶性循环。罗马人开始掺假货币：收进一枚金币，熔化，混入一成廉价金属，再打上同样的印记当作足值金币花。人们不傻。失控的通货膨胀出现了。公元238年，一年里换了八九个皇帝。

看起来帝国要在三世纪中叶崩溃。然后它稳住了。一批军人皇帝把蛮族赶出去，重建边境，最后一位是戴克里先。他发行了一种保证足值的金币，叫"索里都斯"（Solidus），意为"实在的币"。他还颁布了著名的限价令，规定任何商品和服务可以收取的最高价格。这不可能真正奏效，但有帮助。

那份限价令里最贵的项目是什么？雇律师。有些事从来没变。

君士坦丁、东西分裂，和一场关于年份的游戏

四世纪最戏剧性的转折是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当时帝国境内的基督徒比例不高，最多一成左右。他皈依的真诚度可以争，因为他之前也用过类似套路：一次说是太阳神，一次说是别的神，而且皈依之后他还在铸有别的神的钱币。但这场皈依确实是分水岭。

另一件事是帝国太大，治理不动。戴克里先试过四帝共治，把帝国分成四块由四位统治者协作。更常见的是东西分治，各有皇帝，偶尔短暂统一。

476年是"罗马帝国灭亡"最常用的年份。那一年一个蛮族国王进入意大利，废黜了一个叫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的人，这名字本身就离谱，把建城者罗慕路斯和重建者奥古斯都拼在一起。

但候选年份很多：410年阿拉里克第一次洗劫罗马；455年汪达尔人洗劫得更彻底；180年马可·奥勒留选错了继承人；公元前31年屋大维赢得亚克兴，杀死了共和国；再往后还有1453年东罗马帝国最终陷落。

你甚至得先问，那时候谁算真正的罗马人？罗马军队里早就有大量蛮族，罗马将军本人可能就是在匈人那里长大、后来服役、再离开的。凭什么说476年被废的那个人是"真罗马人"，取代他的蛮族国王就不是？（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东罗马帝国就是货真价实的罗马帝国。你问他们是谁，他们不会说"我们是拜占庭人"，他们说"我们是罗马人"，而且他们的主张完全站得住。

奥尔德雷特不喜欢和稀泥，他给了自己的判断：到五世纪末，西罗马帝国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具体哪一年说不好，但到公元500年前后，那里存在的东西已经不能叫罗马帝国了。

为什么灭亡？传统答案是蛮族入侵，一位法国史家说"罗马帝国不是倒塌的，是被谋杀的"。也有说基督教，有说气候，罗马的兴起赶上了气候好的时期，后来进入晚期古代小冰期，一切下滑。有说瘟疫，从马可·奥勒留时代开始几波大瘟疫，造成严重的人口和经济破坏。有说道德衰败，奥尔德雷特认为这个说不通。还有说铅中毒，这个更不成立：帝国扩张的时候他们喝的是同样的水管。

边境到底存不存在

军事史家爱德华·卢特瓦克写过《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引发了罗马史界关于"罗马人怎么看边疆"的长期争论：他们有没有边界概念？有没有一套总体战略？还是只是随机扩张和收缩？

维吉尔说诸神赐予罗马无尽的帝国。但奥古斯都本人似乎在收缩，停在莱茵河，停到多瑙河，不再无限推进。

另一个争论是，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到底算"入侵"还是后来一些学者改称的"移民"。他们是被另一支哥特人和匈人挤压，很多早期哥特人进入帝国是在寻求庇护：给我们一块地，我们替你们打外敌。罗马人跟其中一支哥特人确实谈成了不错的条件，然后罗马人没有兑现供应，把他们逼反了。这是罗马人自己的失误。

匈人阿提拉的那段故事也很戏剧。他打进帝国，直逼罗马，恐惧之下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联盟：罗马人加上一些蛮族群体，对抗阿提拉和另一些蛮族群体，打了一场大仗，基本是僵局。阿提拉说，休整一年，明年再来。第二年他南下意大利，直扑罗马，教皇去见他，两人在河边吃了顿饭，饭后阿提拉改主意了。基督徒史料说天上有圣人持火焰剑把他吓退，另一些史料说教皇给了他一笔巨款。之后阿提拉在新婚之夜离奇死去，匈人随之瓦解。

真正影响深远的一击，奥尔德雷特认为是汪达尔人。他们去了西班牙，征服西班牙，再渡海拿下北非。西班牙和北非正是向罗马城输送粮食盈余的主要地区。这些地方丢失之后，罗马城的人口断崖式下跌。

罗马城早就不是首都了。皇帝搬到了拉文纳，那里四周是沼泽，更易防守。但这座老城一直是象征。当它的粮食供应被切断，它连象征意义也撑不住了。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在旧称拜占庭的希腊城市建立了第二首都，用并不谦虚的方式命名为君士坦丁堡。

什么让一场战役成为决定性的

奥尔德雷特有一套《世界史上的决定性战役》课程。他的定义很直接：一场战役是否决定性，看它有没有立刻改变政治结构，谁掌权。

最经典的是高加米拉战役：亚历山大击败大流士三世，一个下午，整个庞大的波斯帝国的统治者从波斯人换成了马其顿人，覆盖的地理范围极其辽阔。

第二类是长期效应当时看不出来的那种，往往在于让某种新的人群、观念或制度获得生长空间，或者被遏制。许多扩张中的帝国都是在某一仗上被拦住，你会想，如果没被拦住，他们可能就统治整个地区了。

战役也是新技术的展示场。奥尔德雷特说，战争史基本就是技术变迁史。很长一段时间是金属冷兵器的近身搏杀，然后是火药革命带来一连串位移。二战是最疯狂的加速期之一：飞机从木头和钢丝的双翼机，四年后变成喷气式。开战时所有人都以为海战靠战列舰，四年后战列舰成了废铁，一切都靠航母。

谁适应新技术更快，谁就赢。这个故事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橄榄能种到哪里，罗马文明就到得了哪里

奥尔德雷特承认有很强的地理决定论。文明都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沼泽之间、尼罗河三角洲、印度河、黄河和长江，这些地方是被地理指定的。埃及的整个社会围绕尼罗河泛滥的周期展开，连宗教都是从那个周期里长出来的。

他的一位老师说过一句话：最好的罗马帝国地图，就是一张标出哪里能种橄榄的地图。把公元一世纪能种橄榄的区域画出来，它和罗马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几乎完全重合。

饮食是更底层的东西。罗马世界大约八成的人靠橄榄油、葡萄酒和小麦过活。这三样作物怎么种、种在哪里，决定了太多文化形态。罗马人也是用这个定义文明的：文明人吃这些，不文明的人吃别的。

有一位在罗马政府做行政的希腊人被派到德意志北部，他写回家的信里说：这里的居民过着全人类中最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既不种橄榄，也不种葡萄。（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罗马人对蛮族饮食的刻板印象是红肉。他们是牧人不是农民，跟着牛群走，吃奶制品，喝啤酒。

奥尔德雷特在威斯康星州绿湾教书，他常跟学生说：把一个罗马人塞进时间机器送到我们这儿，他出来一看，满地的啤酒、香肠和奶酪，会说：我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是蛮族。

底下是两种生活方式：农民定居，建城市；牧民迁徙，不建城市。表层是饮食，底下是整个文化的分野。

罗马的内战就是当时的世界大战

把古代战争和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放在一起比，奥尔德雷特说，罗马的一些内战在当时就是世界大战。凯撒遇刺之后那场仗，战场在西班牙、北非、希腊、埃及、意大利，横跨整个地中海，至少七八个罗马派系卷入，这就是他们认知里的整个世界。

如果把交通时间折算进去，我可以说那场战争比二战还大。二战从美国到中国，一周也就到了。在古代，从西班牙到埃及要一个月。他们是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作战的。（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核武器改变了什么？他说，那是我们能真正毁灭世界、成批毁灭文明的能力，这确实是新的。罗马人无论做什么，都没有这个选项。他提到当下的不安：长期是美苏两个阵营的核对峙，相互确保摧毁，它奏效了。现在进入更多国家获得核能力的时期，中国看起来急于扩充核武库。

但他真正想说的是另一件事：人类记不住军事史的教训。

阿富汗，或者说阿富汗北部到巴基斯坦那片地区，一遍又一遍地让世界上最精良的军队折戟。亚历山大试过，蒙古人试过，匈人试过，莫卧儿人试过，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试过，俄国人试过，美国人试过。同样的错误犯了一遍又一遍。（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错误就两个：不理解地形，那是岩石山地，人永远可以藏进山洞；不理解那个地区本质上是部落社会，真正的忠诚在部落，不在中央政府。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看着这些事重复发生，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种感觉很压抑。

为什么会把橄榄榨油机当成宗教祭坛

奥尔德雷特和妻子合写《古代的漫长阴影》，想说明今天几乎每一件事都深深扎根在过去，包括我们以为是人性固有的那些东西。政府、教育、思想、艺术、建筑、语言、文化、医学，还有习惯、节庆方式、婚礼仪式，甚至日历。我们的日历来自凯撒：一年365天，十二个月，闰年，都是他定的，教皇格里高利只做了一点微调。

不理解过去，你就没法在当下做好的决定，也没法对未来做好的决定。这不只适用于你自己的人生，也适用于理解别人。你得知道他们从哪儿来，而"他们从哪儿来"的答案就是他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研究历史的问题首先是史料本身。写十九世纪，任何题目你一辈子都读不完；写罗马，他办公室里一个八英尺高、十英尺宽的书架，就装下了几乎所有存世的希腊罗马文学文本。而关于那个世界的东西，九成九都丢了。

存下来的又高度不具代表性：全部出自一小撮精英男性。他们有自己的议程，不一定会说真话。文本还是抄本的抄本的抄本，像传话游戏一样抄了两千年。

再往前到没有文字的社会，问题更大。他讲了一个他很喜欢的故事。

十九世纪，一个在英格兰受过教育、当时最博学的那类人，去北非沙漠里考察。他找到一处遗址，立着几块十英尺高的巨石，成对排列，顶上横着一块门楣石，前面还有一块大石头。他想，这让他想起什么？巨石阵。后来一个英国人又去研究，发现了一大批这样的遗址，其中一处有十七对。他回去写了一整本书，论证凯尔特人原本来自北非，还复原出一套宗教：这里有仪式，这里有成人礼，人们从石柱之间挤过去，祭坛石上有凹槽，所以有血祭。听起来很合理。

后来你去问当地人，沙漠里那些东西是什么？老罗马榨橄榄油的作坊。那些是橄榄压榨机的残骸。

如果你只有实物证据，你会用自己的文化偏见去解释它。你是英国人，看到立着的石头就想到巨石阵；你来自地中海，就会想到榨油机。（格雷戈里·奥尔德雷特）

他接着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我们的文明毁于核战，考古学家来挖，挖到我教书的那种大学宿舍，每个小房间里都有一个神秘的塑料圆盘，人人都有一个，那必然是祭祀用品。是圆的，那显然是太阳崇拜。如果铭文还能辨认，你就会看到他们崇拜伟大的太阳神 Wham-O。宿舍房间里最常见的是什么？飞盘。

历史学家做的，是在承认史料偏差和自身偏差的前提下，尽可能重建一个忠于证据的图像，然后不断用新证据修正它。像科学，也像侦探。奥尔德雷特说，同情心是很了不起的人类能力，不只该用于眼前遇到的人，也该用于古代文明。有些时刻你会感到强烈的共鸣，有些时刻你会完全无法理解，意识到这两者同时存在，你才可能稍微接近一点真相。

问到两三千年后的历史学家会怎么看我们这个时代，他说，那大概更多是在评论他们自己那个时代，而不是真实的我们。他希望他们说的是：在这个文明里，我能看到进步。

他引了李维在《罗马史》开篇写的那句话：历史有用，是因为它提供了无穷多样的经验和范例，有值得效仿的高贵之事，也有应当避免的可耻之事。

什么让他对人类未来抱有希望？好奇心。人类最特别的地方，是能把知识积累下来，传给下一代。我们本身就是无数代前人知识的累积，否则每一代都要从零开始。

以下是这场对话里可以真正拿来用的东西。

• 看任何社会新闻或历史叙述时，先问一句：这个结论建立在多少、哪一类证据上。古代史九成九的史料都丢了，剩下的又几乎全出自精英男性。你看到的"事实"，很可能只是幸存下来的那一小部分声音。
• 遇到反直觉的历史现象，先找结构因素，别急着归因于个人品质。罗马初期能反复补充兵源、把被征服者纳进体制，将军和装备本身并不突出。今天很多事情同理。
• 判断一个组织或国家能不能长期撑住，看它有没有把新来者变成自己人的机制。罗马的辅助军制度、养子继承制，都是把外部力量和外部人才吸收进核心的设计，而它最大的失败恰恰也是没能解决接班人问题。
• 说话和写作时，记住情绪比事实更能推动人，所以更要小心别人用情绪推动你。西塞罗那套抹黑、扣帽子、制造恐惧、划分敌我的手法，两千年前就成熟了，今天没有变新，只是传播更快。
• 身体语言值得练。表达方式的权重不比内容低，但前提是自然、和内容一致、有变化。太少了是问题，太多了也是问题，刻意模仿别人通常更糟。
• 研究任何一段历史时，警惕自己带着当代偏见去解读实物。看到立起的石头，英国人想巨石阵，地中海人想橄榄榨油机，同一堆东西，两个结论。
• 如果要判断某个地区能否被外力长期控制，先看地形和当地真正的效忠对象。阿富汗那片山地一次次让最精良的军队折戟，错误只有两个，而且每次都一样。
• 别把古代人当成比我们笨的人。他们的技术和信息条件不同，智力没差别。反过来也别把自己当成不会重蹈覆辙的人，奥尔德雷特说，把任何人放到年轻、手握无限权力的位置上，结果都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