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伊格曼:神经可塑性与活线大脑
David Eagleman: Neuroplasticity and the Livewired Brain
大脑持续自我重连,谈神经可塑性、感官替代,以及意识如何在不断变化中保持稳定。
一个七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做大脑半球切除术,切掉整个左脑或右脑,然后正常长大。他另一侧的手脚会有轻微跛行,除此之外,说话、上学、交朋友,一切照常。几千例这样的手术积累下来,医生们已经见怪不怪。
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在 Lex Fridman 播客里提到这件事时,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一个常识。但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惊人的事。你不可能把一台 iPhone 里一半的电路撕掉,然后期待它还能开机。你也不可能把一台笔记本的内存条拔掉一半,然后期待它还能跑程序。
大脑可以,而且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
伊格曼是斯坦福的神经科学家,写过《隐藏的自我》(Incognito),也是当今最会讲大脑故事的人之一。他花了十年写了一本新书《活线大脑》(Livewired),核心问题只有一个:这个三磅重的器官,到底是怎么做到随时重写自己的?
硬件和软件这个比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我们习惯用电脑来理解大脑。硬件是神经元和突触,软件是电信号和化学递质。这个比喻干净、好用,工程师听了舒服。
但伊格曼认为,它从根本上误导了我们。
他造了一个新词:livewired,活线。意思是硬件和软件这两层完全混在一起,而且一直在物理层面重新布线。你学冲浪,脚踝和腿部的运动皮层会真的长出新的连接;你交了一个新朋友,对方的脸会在你的视觉皮层里刻出一条新的通路。每一次学习,都是一次物理上的自我改造。
我们通常用硬件和软件的比喻去理解大脑,但大脑在做的事情根本不一样。我造了 livewired 这个词,一个不断在物理层面重新配置自己的系统。(大卫·伊格曼)
这也是他不太愿意用“可塑性”(plasticity)这个词的原因。这个词是威廉·詹姆斯一百多年前造出来的,灵感来自当时的塑料工业:可以塑形,然后固定成型。但大脑不这么干。大脑永远没有成型的那一天。你活到八十岁,它还在改。
更准确的说法是分层。伊格曼借用了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看城市的方法。一个城市里,时尚几年一变,政治几十年一变,楼宇结构上百年一变,地形地貌几千年一变。不同层次以不同速度变化,叠在一起。
大脑也是这个结构。有些生化反应几秒钟就变,有些突触连接几天就变,有些回路结构几十年才变。
这个分层模型能解释一条很古老的神经学规律:里博定律(Ribot's law)。老人得了失智症,会记得少年时的事,记得几十年前的歌,但记不住上个月干了什么。所有系统里,只有大脑呈现这种分布:老记忆比新记忆更稳固。
原因就在分层。记忆年头越久,沉得越深,被写进了越底层的结构里。浅层的还在改,深层的已经成型。这就是这个系统本来的工作方式,谈不上什么缺陷。
为什么视觉皮层硬化得快,运动皮层硬化得慢
伊格曼读了上万篇论文之后,得出了一个他认为能统一解释可塑性窗口的规律:一个脑区硬化得多快,取决于它接收的数据有多稳定。
视觉皮层几年之内就基本定型。因为世界的视觉特征是稳定的。颜色、形状、角度、光影关系,你走到哪里都是这些。数据不怎么会变,系统就没有必要保持开放,早点固化,节省成本。
体感皮层和运动皮层就不一样了。身体一直在变。你长高、变胖、变瘦,摔断腿要跛行几个月,学会骑车、学会打鼓、学会敲键盘。信号源本身在变,系统就必须一直保持柔软。
有意思的推论在这里:如果你从小就闭上眼,视觉皮层接收不到稳定数据,它可能就不会那么早硬化。伊格曼说,可塑性本身是基因决定的,但可塑性什么时候关闭,很大程度由数据决定。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老年人学新东西看起来那么难。伊格曼认为,能力退化只占其中一部分,动机消失可能占得更多。
人老了,脑子里那套关于世界的内部模型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它开始对你说:我大概懂了,不太需要改了。所以老人面对新情境显得僵化。可如果你八十岁被公司裁员,明天必须学会建一个 WordPress 网站,你会发现他其实学得会。
我们认为可塑性随年龄下降,部分原因是动机不在了。但如果你八十岁被炒了,必须学会做一个 WordPress 网站,你也会搞定。(大卫·伊格曼)
每个人的脑袋里,都住着一个《火星救援》的马特·达蒙
伊格曼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意象。
他说,大脑被关在无声无光的头骨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它唯一能做的事,是通过那点微弱的感官信号,反推出外面到底在发生什么,然后建一个内部模型。这个模型就是你对世界全部的理解。
他用《火星救援》的海报打比方。马特·达蒙一个人被留在火星上,那就是你脑袋里的情形。
每个人都是自己那颗星球上的孤独宇航员。我说这个桃子味道真不错,你说我懂。但我们的体验可能完全不同。(大卫·伊格曼)
这个比喻带来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推论:你永远只能看到自己视角里的那一小块,所以朋友、社群、心理医生才有用。他们不能钻进你的脑袋,但他们能提供一个你的内部模型里没有的视角。
伊格曼在书里讲了一个老笑话:换一个灯泡需要几个精神科医生?一个,但灯泡得自己想换。
大脑能学会任何方言,包括硅谷的
关于脑机接口,伊格曼的态度很清醒。
他说 Neuralink 的技术很了不起,做病人手术的电极密度比以前高得多,对帕金森、癫痫这类疾病意义重大。但他不认为普通人会排队去开颅,就为了打字快百分之二十。神经外科有一句话:头骨一旦打开,这个人就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人了。
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反过来的问题:不打开头骨,能不能把信息送进大脑?
他说,这件事其实已经成功了,只是没人大声说出来。
全世界几十万人身上装着人工耳蜗和视网膜植入物。原理是把一段电极插进内耳,或者把电极网格贴到视网膜后壁。这些设备压根不讲生物学的语言,它们说的是硅谷方言。二十五年前,很多专家断言这绝对行不通,因为信号编码不对。
结果大脑自己把这件事解决了。它不管信号从哪来,它只做一件事:寻找相关性。你拍一下手,耳朵里有信号,眼睛看到一个动作,时间上对得上,大脑就说,哦,这两个是一回事。久而久之,它自己造出了一套解释。
那些设备不说生物学的语言,它们说硅谷的方言。大脑自己学会了。它非常擅长在任何输入里找到相关性,然后学会那门语言。(大卫·伊格曼)
由此他提出了“土豆头理论”(potato head theory)。你小时候玩过那种土豆先生玩具,眼睛鼻子嘴巴随便插在哪个孔里都行。伊格曼认为,进化对待感官就是这个态度。鸭嘴兽的喙有电感受器,蛇有热感应窝,候鸟眼中有隐花色素能感知地磁场,蝙蝠用回声定位。每一次,大自然都没有重新发明大脑的工作原理,它只是换了一个外设插上去,大脑自己适配。
所以,把 iPhone 插进人类的认知系统这件事,大脑不但不排斥,它本来就准备好了。凯文·凯利有一句话说得好:技术是你出生之后才发明的东西,你出生时已经存在的东西,那叫背景家具。伊格曼的儿子觉得 iPad 是背景家具,就像我们觉得电视是背景家具一样。
你的大脑,正在为一块虚拟的部落徽章改变共情强度
伊格曼的实验室做过一个实验,他讲的时候我停下来想了好一会儿。
受试者躺进核磁共振仪,屏幕上出现六只手。电脑随机挑一只,用注射器针头扎进去,你能清楚看到针进去、出来。这时,受试者大脑里负责感受物理疼痛的区域会被激活。扎的不是他的手,但他感受到了疼。这就是共情最底层的样子,自动发生,不用想。
然后他们给每只手贴一个标签:基督徒、犹太教徒、穆斯林、无神论者、山达基教徒、印度教徒。
结果对所有宗教的人都一样:被扎的手如果贴着和自己相同的标签,大脑反应明显更强。同样的手,同样的针,只差一个词。
实验还没结束。他们又做了一个版本:告诉受试者,现在是 2025 年,这三个宗教在和那三个宗教打仗。然后重新分配标签。结果原来不关心的人,一旦被划成“盟友”,大脑立刻开始在意他。
最后一步最狠。他们拿一枚硬币,现场抛。正面,你就是奥古斯丁派;反面,你是查士丁尼派。这两个教派是他们编的,受试者进实验室之前根本没听过。戴上写着自己派别的手环,躺进仪器,屏幕上开始扎人。
大脑立刻开始偏向自己那个队。
就在走进门之前,他们连奥古斯丁派是什么都没听过。现在他们的脑在表示这个身份,只因为他们被告知自己属于这个队。(大卫·伊格曼)
伊格曼用这个实验解释了一件更沉重的事。他说,我们习惯去找“坏人脑子里的那个坏点”。时代杂志有期封面,一张大脑矢状切面图,上面标了两个点,一个指着甘地,一个指着希特勒,标题大意是“什么让人为善或为恶”。
他觉得这种思路很蠢。因为大脑是活线的,它长在环境里,长在周围的反馈里。希特勒的脑子里并没有多出一个邪恶开关,他是一个不断从周围获得正反馈的人。他越疯,周围人越捧,他就越疯。文化大革命、俄国革命,全都是同一个机制:一群人把彼此越推越极端。
活线大脑的代价就在这里。它极度适应环境,它分不清环境是好是坏。一个在仇恨环境里长大的大脑,会把仇恨长进它的回路里,就像学冲浪一样自然。
法律系统对五个人判同样的刑,但这五个人的脑子完全不同
这条思路直接通向伊格曼另一个身份:他运营一个叫“科学与法律中心”的非营利组织。
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审判中的大脑》(The Brain on Trial)。核心论点很简洁:现在全世界的法庭,五个人犯了同样的罪,判同样的刑。但五个人的大脑可能天差地别。一个有精神分裂症,一个是有反社会人格,一个长期吸毒。用同一个尺度去衡量“应得的惩罚”,这个做法本身站不住脚。
他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思路不负责开脱,它不做“不是你的错,放你走”这种事。用他的话说,它做的是换一个提问方式。不要问“你有多该受罚”,要问“接下来做什么最有效”。
让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夏天的烈日下砸石头,不会治好他的病。把吸毒者关进监狱,也治不好他的成瘾。而神经科学和精神病学能拿出的有效手段,其实很多。
他推的是最朴素的一步:设立专门法庭。精神健康法庭,法官和陪审团都受过精神疾病训练。毒品法庭,法官懂康复方案。
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普通法庭上,辩护律师一说“这个人是精神分裂症”,大部分陪审员心里的第一反应是:扯淡,这就是找借口。他们这么想,是因为他们生活中没接触过精神分裂症患者。了解这个病的人,坐在陪审席上的判断会完全不同。
那这种改革是怎么发生的?伊格曼的回答很实在,也很现实:先等一个县花光钱。
他见过太多次。监狱塞满了人,县里说,得再盖一座监狱。然后一算账,盖不起。这时候他们才会转过头来说,好吧,我们得想点更聪明的办法。所以他说,这正是疫情带来的那种压力有价值的地方:所有人在被逼到墙角的时候,才会真的去改。
GPT-3 是个很好的模仿者,但它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话题转到 GPT-3。伊格曼先肯定,这东西很惊人,1750 亿参数,无监督训练,生成的东西看起来像模像样。
但他指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的那些惊艳输出,是经过人类筛选的结果。
他说,大家拿 GPT-3 生成一段文字,然后说,哇,你看这段多好。但没人看到它生成的那三千条完全不成立的废稿。是人类挑出了可以接受的那一条,然后为它鼓掌。
而人类创造力的核心,是他反复提到的东西:模型。你写一条推文之前,脑子里装着你的系主任、你妈、你想约的那个人、当下的政治气候、你怕不怕死的那些底层情绪。所有这些都在同一个计算里。
GPT-3 不知道什么是“被系主任看到这条推文”,也不知道“我妈会怎么想”。它没有这些模型,所以它永远差着一层。
我嘴里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你的耳朵准备的。我知道你懂哪些词,不懂哪些词,我知道你在意什么。这在人类交流里占了太大比重。(大卫·伊格曼)
另一个缺口是“相关性”(relevance)。人脑每秒钟面对海量信息,但只编码和自己有关的那一点。这个“有关”最底层是生存,往上叠满了你生活里的具体目标。计算机没有生存意志,也就没有那套筛选机制。
他讲了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对比。狼被夹住腿,会咬断自己的腿,然后学会用三条腿走路。而好奇号火星车的前轮卡在火星土壤里,整个几十亿美元的项目就这么死了。狼能做到这件事,因为它的运动系统和体感系统是活线的,它能接受一个几分钟前还不存在的身体配置,然后重新规划。“我想活下去,我想吃到东西,我想回到狼群”,这个目标在那里,剩下的交给可塑性去解决。火星车不行,它被预先编好了“我是四轮车”,现在只剩三轮,它只能宣布自己完蛋。
伊格曼说他正在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如果你想造一个机器人,从胃开始》。意思是没有饥饿,就没有目标;没有目标,就没有相关性;没有相关性,就没有智能。
用皮肤听声音:一块 399 美元的手环,正在改写“现实”的定义
现在伊格曼把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投入在一家叫 Neosensory 的公司。产品是一条腕带,上面装着一排振动马达。
他说话的时候,腕带在采集他的声音,跑算法,把声音转成振动的模式,打在他的手腕上。聋人能通过皮肤“听”到声音。
第一天效果就不错,人们能分辨出狗叫、婴儿哭、门铃。但他更在意后面发生的事:三个月后,这些人不再说“这个振动对应狗叫”,他们说“那边有只狗在叫”。
三个月后,他们会说,哦,那边有只狗在叫。这就成了一个新主观体验,新的感受质(qualia)。(大卫·伊格曼)
这正是婴儿学听声音的过程。你刚出生时,耳膜振动带来一串神经脉冲,你的大脑完全不明白那是什么。但你拍手、看妈妈的嘴动,时间对上了,大脑慢慢说:好,我把这一整套打包成一个内部体验。这就是听觉。
从这里往前一步,就是他自己最兴奋的部分:感官扩展和感官新增。
他的工程师做了一块红外探测器接在腕带上。有天夜里他在两栋房子之间走,突然手腕传来一片振动。他顺着方向摸过去,发现那里藏着一台夜视摄像头。用肉眼他绝对看不见。
“现在它成了我现实的一部分。”他说。
再往前是更难的一步:感知那些人类感官根本触及不到的维度。地球磁场、Twitter 的时间线、股市行情、别人的情绪。只要有机器能测出来,把它变成腕带上的振动,理论上大脑就能学会把它纳入现实。
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概念上:umwelt,环世界。这是生物学家雅各布·冯·于克斯屈尔提出的词,指的是一个生物能感知到的那一小块现实。
蜱虫的环世界只有三样东西:丁酸的气味、温度、体表的触感。它靠这三样找到血。蝙蝠的环世界是回声。弱电鱼的环世界是电场变化。人类的环世界是一小段电磁波,加上一点空气压强波。
伊格曼在课上常带学生做这样一个练习:假设你是一条寻血猎犬,鼻子里有两亿个嗅觉受体,你的整个世界就是气味,你能从空气里读出“一百码外有只猫”和“你的朋友六小时前来过”。而当你看着你的主人,你可能想:天啊,这么可怜的鼻子,你怎么活得下去?
他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环世界里,然后误以为那就是全部现实。而现在,人类第一次有了工具,可以主动拓展自己的环世界。
海德格尔那句话,和一条没走的路
《活线大脑》的扉页上引了海德格尔一句:每个人生来是许多人,死去时是一个人。
伊格曼说,他引用这句话,是为了一种很具体的感受。
你降临这个世界时,带着无数种可能。你本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冲浪手,一个棋手,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然后,一部分是运气,一部分是选择,你走上了某一条路。走到今天,你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你本可以是许多人,死的时候你只会是一个人。
他把它画成一个时空锥:起点很宽,越走越窄,终点收成一个点。
这听起来伤感,但他在后面给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反向操作。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学怎么学,比学什么更重要。
他说,二十年后会存在的工作,现在连名字都还没有。所以大学不应该越来越职业化。那种“我学一门手艺,然后干一辈子”的模式,在这个变化速度下已经失效了。关键是保持活线,保持可适应。
具体怎么做?他说,广泛地吃。你读的每一篇论文、每一本书、每一个维基百科条目,都是你日后重新混音(remix)的原料库。原料库越大,你能组合出的东西越多。
但真正关键的动作只有一个:留意那个让你心里一动的东西。
读论文的时候做个直觉检查:这一篇,我是不是真的在意?当你找到那个东西,就沿着那条路走下去,别怕。(大卫·伊格曼)
他还讲了一个让人精神一振的现象。现在的小孩子,一好奇就问 Alexa,答案立刻就到。这叫“即时学习”(just-in-time learning),我们那代人是“以防万一学习”(just-in-case learning),背蒙古史年份,万一哪天用得上。
即时学习的优势在哪?伊格曼说得很直接:可塑性要发生,前提是你得先在意,先好奇。 知识在你好奇的那个瞬间到达,它才真的被刻进去。所以他说,这代孩子会比我们聪明得多。
关于自由意志,他给了一个很美的比喻
访谈快结束时,Lex 问了那个最老的问题:有自由意志吗?
伊格曼的回答很诚实。他说,大多数神经科学家会说,我们看不出自由意志能藏在哪。大脑有 860 亿个神经元,数量级和胶质细胞相当,每个神经元复杂得像一座旧金山城,表达着上百万种基因产物,每个神经元和一万个邻居相连,总连接数大约 500 万亿。这是一台极其复杂的机器,但从原理上看,它就是一台机器。如果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不是被别的东西驱动的,那自由意志从哪来?
但他没有停在这里。他说,我们的科学还很年轻。他喜欢科学史,因为每次回头看,任何一个时代的科学家都相信当时已经接近真相了,然后爱因斯坦来了。
然后他给了那个他最常被引用的比喻。在《隐藏的自我》最后,他说:
假设你是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在沙子里捡到一台收音机,你从没见过这种东西。你转动旋钮,里面传出人声。作为一台“收音机唯物主义者”,你想搞明白它是怎么运作的,于是撬开后盖,看到一堆电线。你拔掉几根,声音就乱了、停了。于是你建立起一整套理论:这个电线排布如何产生了人声。
但你永远想不到,几百公里外有一座广播塔,有看不见的电磁波正在射过来,那才是声音的真正来源,这些电线只是必要条件。
我们知道的关于大脑最确定的事,是敲掉某一块,某些功能就乱了。但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有某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比如电磁辐射,才是真正在产生这一切的?(大卫·伊格曼)
他补充说,这只是一个提醒,他本人也没打算把它当成结论。我们面对的是大量已知的未知,和更大一片我们还不知道存在的未知。
把这一整套东西用起来
听完这期,脑子里反复出现的偏偏是几个特别具体的动作,那些漂亮的概念反倒淡了。
- 判断一个技能值不值得学,先看它背后的数据稳不稳定。视觉稳定,所以视觉皮层早关窗;你的行业如果五年就要洗一次牌,那就别指望一次学完吃一辈子,要把自己调成一直开窗的状态。
- 学任何新东西,前两天别急着评判。人工耳蜗和振动腕带的用户,第一天只能分辨模糊的类别,三个月后才产生新的主观体验。任何新感官、新工具、新领域,都有一个从“识别标签”到“直接感知”的过渡期,熬过去才算真的学会。
- 凡事问一句“这个和我有什么关系”。大脑只编码和自身目标相关的东西,这是它在几亿年里进化出来的过滤机制。如果你找不到相关性,学习效率会低得可怕。与其硬撑,不如先给自己造一个在意的理由。
- 警惕自己对圈外人的默认冷漠。那个硬币一抛就改变共情强度的实验说明,部落认同极其廉价也极其强大。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个群体“不太在意”时,先问一句:这个不在意,是我判断出来的,还是我被贴了个标签?
- 年轻人选专业、换赛道,把“可适应性”放在“专业性”前面。二十年后存在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名字,这意味着你现在能准备的最好的东西,是一个大的原料库和一套学新东西的方法。
- 被生活踢出舒适区的时候,别只当灾难。伊格曼说得很直白:可塑性要发生,前提是你在意、你好奇、你被逼着动。那些常年保持认知活跃的老人,即使脑内已经有阿尔茨海默的病理改变,生前依然能正常运转。新的路,是在旧的路塌掉的时候长出来的。
最后留一个伊格曼在书里的话,我觉得是所有这一切的地基:你以为你在看世界,其实你在看你的大脑为你造的那个世界。好消息是,这个世界的图纸,一直握在你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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