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亚诺·阿蒙：高通 CEO

飞在火星上的那台小直升机 Ingenuity，相机、飞控、全部计算，用的是一颗骁龙。装进三星 Galaxy 手机里的也是同一颗，量产的同一颗，没有为太空做特殊版本。

高通 CEO 克里斯蒂亚诺·阿蒙（Cristiano Amon）讲到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里带着工程师特有的那种得意：“对一个工程师来说，最兴奋的地方在于，同一颗骁龙可以进 Galaxy 手机，也可以一路飞到火星。”

这颗芯片在火星上要找外星生命。阿蒙开玩笑说，万一真是它第一个看见外星人，那就麻烦了，“我们的计算机视觉里可没编这个过程”。

他是巴西人，2021 年 6 月接任高通 CEO，之前在这家公司待了 26 年。这场对话从足球开始，一路聊到 5G、频谱、芯片设计、汽车、机器人、芯片短缺、反垄断诉讼，最后落在人生意义上。

100 亿晶体管，比 50 年前全世界最强的计算机强一百万倍

Lex 抛出的第一个技术问题很朴素：你手上这台手机，100 亿个晶体管，比 50 年前最好的计算机强一百万倍，你作为一个人类，看到这件事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

阿蒙的回答绕开了算力本身：“除了算力和宽带连接，智能手机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开发平台。没有第二个东西能比。”

人们习惯把手机理解成消费品，一台用来刷视频、拍照、发消息的设备。换个角度看，它是历史上第一次让几十亿人同时拥有可编程的计算终端，而且这些人还在上面写东西、做生意、组织生活。硬件和软件都要尊重，阿蒙说，两个都要。

Lex 问了一个假设：如果外星人观察地球过去 50 到 70 年，会怎么描述这颗星球上发生的事？

阿蒙的回答没有停留在技术奇观上：“你会看到技术发展的巨大反差，然后你会看到今天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比如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你会觉得这不该发生在 21 世纪。对外星人来说，这可能是更让人困惑的问题。”

Lex 补了一句：这也许并不困惑，这只是人性在重复它一贯的样子。

每一代移动通信都在解决一个具体问题

高通是 5G 标准的主要推动者之一。阿蒙把五代技术排成一条线，每一代对应一个当年真实存在的难题。

2G 要回答的是能不能让地球上每个人都有手机，CDMA 干的就是这件事。

3G 要回答的是能不能把这台手机连上互联网。

4G 要回答的是能不能把一台电脑放进你的手心，也就是宽带。

5G 的问题换了性质。它要为一个 100% 连接云端的社会设计技术底座，要成为万物的“最后一公里”。阿蒙列了几件具体的事：

• 消除数据拥塞。你在球场里，几万人同时在线，每个人都要能拿到宽带。
• 要连的不止几十亿人，还有几百亿个物。
• 无线通信第一次能提供关键任务级服务。4G 及以前是“尽力而为”，5G 可以保证你连上云。
• 织出一张网，让社会看到不联网的东西时，第一反应是“这是例外”。

他拿电做类比。今天没人再讨论电有什么用例，你只是默认插座里有电。高通希望 5G 走到同一个位置：不再有人问 5G 能干什么，只问为什么这东西还没连上。

“抵抗是徒劳的”

聊到频谱的时候，阿蒙说了一句让对话气氛变了的话。他见各国监管机构时是这么讲的：

抵抗是徒劳的。把每一段频谱都分配给无线通信。（阿蒙）

这句台词出自《星际迷航》里的博格人，用在这里有种奇怪的贴切。他的逻辑很硬：从 CDMA 走到 OFDMA，整个行业挖了几十年的每赫兹比特数，能挖的基本挖完了。容量和速率的需求还在指数增长，唯一的出路是更多频谱。

他算了一笔账。运营商从 2G 时代开始参加拍卖，把 2G、3G、4G 累积下来的所有频谱加起来，最多凑出一两个 sub-6 的信道，而一个信道不过 100 到 200 兆赫兹。

所以 5G 从设计之初就要求跨全部频段工作：从 450 兆赫兹，到 600、700 兆赫兹，一路到 42 吉赫兹。最后这一段，就是毫米波。

毫米波卡在城市许可上，不卡在物理上

5G 覆盖有两条路径，快的那条是先干 sub-6。

全球拍卖的 sub-6 频段集中在 3.5 吉赫兹附近。阿蒙说这个频段本身没什么特别，纯粹因为它是唯一还空着的，其余都被 4G 占用了。在 sub-6 上部署最省事，直接上现有基站换个设备，不用新建铁塔。全球 sub-6 的覆盖因此推得很快，美国也是。

慢的那条是毫米波。毫米波的部署形态更像 WiFi：需要大量密集的接入点，需要许可证，需要铺光纤，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谈。Verizon 在美国是毫米波的领跑者，芝加哥、曼哈顿开始有覆盖，铺开要花好几年。

Lex 问，那到底谁是最大的阻力？政客、监管者、消费者、还是钱？

阿蒙把监管者摘了出去：“我没见过哪个监管者说，晚一点上 5G 很重要。没人想在这件事上落后。”他认定的真正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时间。毫米波网络的性质接近修路和建港口，属关键基础设施，这类东西天生就慢。

运营商抱怨最多的头号障碍是站址许可，有时候得一个市一个市地谈。

方向是确定的。频谱不够，所以每个 5G 运营商迟早都要上毫米波。阿蒙那句“抵抗是徒劳的”，在这里又用了一遍。

功率在下降，这是 5G 安全讨论里最实在的一段

Lex 问了一个会让 CEO 紧张的问题：有人担心关于 5G 对人体影响的研究不够，5G 安全吗？

阿蒙的回答从物理讲起，没有绕。“网络越密集，单个基站的功率就越低。你的手机离基站越近，需要的发射功率就越小。从 4G 走到 5G，关闭这条无线链路所需的功率是下降的。”

然后是制度层面：FCC 有一套严格的测试项目来验证设备安全性，这套做法被不少国家参照。蜂窝通信已经存在几十年，智能手机是今天人们最离不开的设备。3G 和 4G 时代那些最初的担忧，后来的数据并没有支持它们。

他没有停在这里。他把话题拆成两层：一层是射频功率与生物学，有物理和生物学的证据；另一层是当技术以指数速度扩张时，它会把人类文明带向哪里。后一层问题对 5G 成立，对任何技术都成立。

Lex 顺着说了一句：智能手机是最受喜爱的设备，但爱有时候会伤人。

数字世界里也需要一套权利

阿蒙把话题引到“数字孪生”。当一个社会里每个人、每件物都在云端有对应物，人自然会开始问：

我在物理世界里拥有的那些权利、要承担的义务、保护我完整性的那些东西，在数字世界里对应什么？

他认为这种追问是健康的本能反应，也是必然的演化路径。他点名欧洲走在前面：GDPR 之后是《数字市场法》（DMA），后者的思路是保证数字市场里有创新和竞争，不让某一家公司握有全部数据、再单方面决定数字世界的规则。

Lex 在这段插了一段自己的吐槽，说监管者常常不理解技术，写法规的时候很笨拙，出发点是好的，却能造成大量无意的伤害，尤其是不懂机器学习怎么工作的时候。

阿蒙接得很有分寸。他同意欧洲的框架不错，把重点放在另一侧：“我们依赖创新的能力，依赖自由市场，依赖做出颠覆性技术的能力。同时科技公司也应该花时间帮政府提前理解这些东西，让他们准备得更充分。”

这段话听起来温和，骨子里是一家标准必要专利持有者的处境：既要靠规则吃饭，又怕规则写歪。

把八核、光线追踪、千兆和一天续航塞进一块贴着脸的玻璃

聊到骁龙，阿蒙先解释了这颗芯片的存在方式：一块单芯片上，同时集成你需要的全部计算能力。

• 所有连接技术：蜂窝、WiFi、蓝牙，以及用于定位的每一套卫星星座。
• 高能效的单线程与多线程 CPU。
• GPU，负责图形和游戏，移动游戏是增长最快的游戏细分市场。
• AI 处理器，高通叫它 NPU。
• 视频引擎和多媒体引擎，音频、影像，一项不落。

他讲了这颗芯片的约束条件，这段是整场对话里最像工程现场的描述。手机很小，要拿在手里；你会把它贴在脸上，所以它不能烫；你必须管住散热；用户要求一天续航；同时还要千兆而不是十兆百兆的速率；还要八核；还要带光线追踪的 GPU。这些都是过去只有台式机才敢想的东西。

还有一件事被反复提到：很多技术的进步现在最先发生在手机上，摄像头和计算机视觉就是例子。手机是全世界出货量最大、竞争最激烈、迭代最快的计算平台，它反过来定义了很多技术的形态。

Lex 感慨说，手机芯片里有 100 亿晶体管，人脑大约 1000 亿个神经元，11 台三星 Galaxy S22 就已经比他聪明了，而且在往客气里说。

火车要开了，每一节车厢都得在站台上

设计这样一颗芯片，难在什么地方？

阿蒙说，难在每个技术都按自己的节奏演进，而你必须在同一时刻把它们全部做到最好，还得让它们协同工作。这要求一种极强的协作文化。

他打了个比方：

火车要开了，每一节车厢都必须在它开走的时候挂上。而且要准时开。（阿蒙）

手机行业的截止日期是硬的：“你不能改圣诞节，不能改黑色星期五，不能改任何销售季。”发布会的时间定下来就不会动，每一项技术都得赶上。

第二件事是纪律。系统太复杂，很多时候芯片还没从产线回来，就要开始爬坡量产，只能靠仿真模型，靠设计时就按商用标准来约束。这里面几乎没有犯错的余地。

Lex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名字上的巧合，说从来没想过 Qualcomm 里那个 qual 是什么意思。阿蒙接得很顺：“所以我们的名字叫 quality communications。”

三星从 50% 变成 75%，这个数字比任何发布会都有说服力

Google 用自研 Tensor 芯片做 Pixel 6，苹果用自研芯片。Lex 问，高通怎么打赢这两家？

阿蒙先纠正了问题的前提：“我们不需要打赢 Google。我们的移动战略非常清楚，就是让骁龙等同于高端 Android 体验。”

他给了几个事实。

Google 在生态里扮演的角色是最大的合作伙伴之一。真正最大的客户是三星。三星一直有自己的芯片，过去长期五五开：美国、中国、日本、韩国这些最先进的市场交给高通，新兴市场和自己渠道控制力强的市场用自研芯片。

然后在 Galaxy S22 上，比例变成了 75% 是高通。

再往下是中国的整批 OEM。小米在 2021 年某个时点做到了欧洲第一，后面跟着 OPPO、一加、vivo。这些是高通最大的客户群，也是推动 Android 生态往前走的力量。阿蒙承认，华为因制裁收缩之后，这批厂商接手了市场，尤其是中国国内市场，它们集体往高端走，走的都是骁龙的路线。

至于苹果，关系是另一回事：高通给苹果供 modem，是多年的合作，苹果也公开说过要自研 modem。阿蒙的表述是，高通的移动战略不由“给苹果供 modem”这件事定义。战略是骁龙这颗 SoC 把全部技术集成在一起，提供高端体验，服务 Android 生态。

Lex 追问他自己用什么手机。阿蒙说有好几台，主力是 Galaxy S22。

视频电话这个杀手应用，等了四十年

话题转到 PC。阿蒙先纠正了一个前提：高通早就不只是一家手机芯片公司了，那套为手机设计出来的连接与处理技术，正在进入几乎所有行业。

他讲了一个被疫情揭开的真相：今天个人电脑上排名第一的用例是通信。

这件事在电信业有个漫长的前史。阿蒙回忆，从固网时代的 ISDN 开始，AT&T 那种带小屏幕的桌面电话就在卖视频通话，那时候连 IP 都还没普及；《回到未来 2》里也在演这个。到 3G，人们问手机有了数据能干什么，答案是视频电话；到 4G，人们问要这么宽的带宽干什么，答案还是视频电话。

四十年过去，是疫情让视频通话真的成了杀手应用。

结果就是买 PC 的标准变了。以前人们不太在意摄像头，现在在意；还有麦克风、连接能力、有没有最新的 WiFi 和蜂窝、续航怎么样、便携性如何，因为你要在任何地方工作，有时候那个地方你事先并不知道。

再往下推一层，是算力位置的变化。一个做 CAD 的工程师，办公室里有台工作站，某天要在家干活，他不会把工作站搬回家，那就让工作负载跑在云上。这时候 5G 的角色是两个计算机之间的链路，带宽要高到让云端的机器用起来和本地差不多。CIO 们的诉求也在往同一个方向推：员工有些天在家，所有数据都该放在云上，协作工具需要带宽。

产品已经出来了。联想在 MWC 上发布了基于骁龙的 ThinkPad，5G 开着，28 小时续航。

还有一件小事被提到，但挺有意思：Windows 11 上用骁龙的 NPU 做 Teams 通话时的眼神校正，让你在开会时看起来一直盯着摄像头。Lex 说这件事很难做好，他自己坚持面对面做访谈就是这个原因。阿蒙说，正因为难，才是机会。

高通不造车，但想当汽车的大脑

Lex 问得很大胆：几十年后，外星人写 21 世纪的人类史，会怎么记高通？会不会变成一家机器人公司或者汽车公司？

阿蒙的回答是：“我认为我们今天就已经是一家汽车公司了。”

高通现在与 26 个全球汽车品牌合作。逻辑不复杂：汽车正在变成一台带轮子的联网计算机，但你不能在后备箱里塞一台服务器，散热、功耗、体积的限制和手机是同一套，而这正是高通擅长的领域。他们提供的是算力和传感器能力，支撑辅助驾驶；提供数字座舱的体验；把车连到云上。产品名字叫 Snapdragon 数字底盘。

他讲了一个判断：传统车企必须变成科技公司，但它们不会消失，它们需要一个技术伙伴。新势力的市值对比老牌车厂确实刺眼，但赌车厂会消失是个错误。高通想做的，是那个被优先选择的技术伙伴。

“你能买到一辆高通牌的车吗？”不能。但会成为车的大脑。

机器人这块，高通 IoT 业务是增长最快的板块之一。亚马逊的 Astro 机器人里装了两颗骁龙。工业机器人、无人机都在推进，工厂、仓库的未来形态里，5G 加上大量机器人应用是标配。

然后他绕回火星那台直升机：全世界最有名的那台机器人，整机、相机、所有东西，都是骁龙驱动的。

芯片短缺的主因不是疫情

谈到全球缺芯，阿蒙把它拆成两层。

第一层是主因：几乎所有行业都在做数字化改造，需要的半导体数量级不一样了。他给了一个具体例子：今天发布的一款新车，芯片用量大概是上一代车型的 10 倍；正在研发、下一款要上的车，可能是这一代的再 10 倍。再加上几百亿个设备变智能、更多数据涌向云端、数据中心扩张，整个半导体消费的地板被抬高了很大一截。

第二层才是疫情，它是加剧因素，不是根本原因。居家办公让家庭变成了企业，宽带和 IoT 大规模升级；办公方式变了，协作工具和视频要撑住；大家关在家里要联网，手机、平板、电脑、游戏机的需求一起涌上来。

出路在供给侧。行业计划在未来五年把半导体制造总产能翻一倍，高通的供应商已经在扩产。另一条线是政策：美国 CHIPS 法案大约 520 亿美元，欧洲的版本大约 430 亿欧元，两者合起来的目标是让美欧本土制造覆盖至少 50% 的本地消费量。阿蒙认为这是好事，不只是产能变多，还意味着产能在地理上分散开，而供应链本来就是这么规划的。

他说这场危机至少教会了一件事：半导体很重要，半导体公司很重要，要往半导体里投钱。

授权模式被每个司法辖区审了一遍

Lex 提了一个不太好问的问题：高通在反垄断诉讼里付过、也收过几十亿美元的和解金和罚款，这个行业里有大量巨型诉讼，这些事是妨碍创新还是促进创新？

阿蒙把时态改了：“是曾经有大量诉讼。”

然后他解释高通的商业模式有两块。一块是半导体，设计芯片、造出产品、卖给客户，不授权技术。另一块是 licensing，从公司创立就有：高通在 2G、3G、4G、5G 里是最主要的必要技术贡献者，把这些技术贡献给标准，然后授权给所有人生产，自己收标准必要专利（SEP）的许可费。这个模式的选择是刻意的：与其自己发明自己独家生产，不如让所有人都能生产。

和苹果的那场纠纷已经结束。“他们现在是我的客户。”这场官司的意义在于，这套授权模式在每一个司法辖区都被检验了一遍，结果是每一地都认可了它的竞争合规性，认可了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阿蒙的说法是，这是这个行业里至今最成功、也被打得最狠、因而最稳定的一套授权模式，因为已经没有哪个司法辖区没审过它了。

公司未来的增长在半导体那边。这个区分很重要：授权是卖想法，半导体是卖产品。

当 CEO 快一年，学到的是“我需要更多时间”

阿蒙是 2021 年 6 月上任的，访谈时还没满一年。Lex 问他在这个位置上对自己有什么新认识。

第一条几乎每个 CEO 都会说，但他讲得很实在：如果时间能多一点就好了。高通同时在好几个方向扩张，要学的东西多、要建的关系多、要花时间钻的技术多。这本身反映了机会的体量。

第二条跟他的性格有关：“归根到底，商业伙伴关系是由人做成的。长期可信的关系极其重要。我们不是做短期的公司，建新伙伴关系的时候，我们预期的是几十年。”

第三条是节奏。他遇上的时间点很好，很多趋势都指向高通的技术：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融合、汽车的转型、计算与移动的合并、家庭的企业化。这些趋势给了高通提供底层技术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赶时间。”

Lex 问了一个很少有人问 CEO 的问题：这么多工作本质上是维系关系、说服别人、描绘一个自己也不完全确定的未来，同时还要表现出自信和谦逊，对一个内向、有社交焦虑的人来说是不是很累？

阿蒙承认累，但说自己喜欢做。这件事也不只对外，对内一样：要让员工对齐愿景、相信愿景、把它执行出来。好在公司里聪明人很多，只要对齐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剩下还有一件，是让投资人相信这个方向是对的。

先划清自己能力的边界

Lex 请他给高中生和大学生一些建议。阿蒙从巴西出发，中间做了个有点冒险的决定去日本，最后成了一家全球性公司的 CEO。

他的第一条建议是：

我加入高通的时候是工程师，没有任何当 CEO 的计划。但我知道作为工程师我想做什么、想在哪贡献、想做什么东西，然后从那个点开始不断演化。（阿蒙）

第二条是他早年收到、后来一直转赠给别人的建议，这段值得完整抄下来：花时间搞清楚你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你能力圈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一旦看清了，你就知道自己下一步要补什么，也能说出“我想去那儿，差距在这儿”。在别人告诉你之前自己先看清，速度会快很多。

配套的动作是：把那些你不擅长的事上很强的人聚到身边，同时对自己不擅长什么保持彻底的诚实。

Lex 追问，你做的计划有多少真的实现了？阿蒙说，成功率保持在 50% 以上，尽量别掉下去。

聊到父亲，他说父亲是电气工程师，在电力公司工作，希望他学传统的电气工程，发电、配电那一套。他喜欢电子与通信，最后两个都学了。第一份工作是在巴西的 NEC，进去大约一年后被调到东京总部，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巴西，地球的另一边，文化全然不同。

父亲今天还在给他建议。他说父亲讲他还是原来那个人，一直没变。他也承认自己身上有一份责任：做到这个位置的巴西人很少，对拉美社群来说，他得是个好榜样。

“我虔诚地相信，这里只是一个过渡”

对话最后落到人生。Lex 问他会不会想到死亡。

阿蒙说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相信此生只是一个过渡，但不会花太多时间想这件事。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尽量活在当下”，让此时此地变得更好一点。

Lex 提了一个角度：有些技术和想法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不朽，它们穿过时间，以最好的方式影响后来的人。技术会让人害怕，也会有破坏性，但最后能做的善事更多。阿蒙同意，善大于恶。

问到人生的意义，他说这个问题每个人得自己回答，但他相信人来到这里是有目的的。他祈祷的内容，是让自己保持在通往那个目的的路上。

Lex 问爱在人类处境里扮演什么角色。阿蒙说爱非常重要，是生而为人的基本配置，“如果你看看那些弱势群体的处境，看看无家可归的人，我们都需要更多的爱”。

Lex 接了一句：造出惊人技术的人，有时候会忘了爱那一部分。他相信人同时有能力作恶和行善，所以要造出能激发我们连接内心中善的那一部分的技术、社会、政府和社群。

这场对话以斯蒂芬·霍金的一段话收尾：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是通过交谈实现的，最大的失败是不交谈。我们最伟大的希望可以成为现实，以手上的技术，可能性没有边界，我们要做的只是确保继续谈下去。

从这场对话里能拿走什么

把技术细节剥掉，阿蒙讲的其实是一套方法论。一个工程师出身的 CEO，怎么看技术演进的节奏，怎么在硬截止日期下组织几千人做一颗芯片，怎么在标准、监管、竞争和合作之间找位置。

他自己给年轻人的那条建议，是整场对话里最可操作的部分。大多数人对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的判断是模糊的，靠感觉，靠别人偶尔的反馈。把它当成一件正经事来做，画出那条边界线，比多做几个项目有用得多。

如果要落地，可以这么做：

• 拿一张纸，分成两栏。左边写你做得比周围人明显好的事，右边写你反复吃力、反复求助别人的事。要求具体到任务层面，别写“沟通能力”这种大词。
• 右边那一栏里，挑出三件和你目标直接相关的，列出补课路径；剩下的不要硬补，去找人。
• 把“找人”当成正经的招聘动作：明确你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主动去认识，别指望运气。
• 给自己定一个明确的近期目标，拆成“还差什么”的清单。阿蒙说的那道差距，必须写下来才成立。
• 每个季度回顾一次这张纸。能力的边界会移动，你不重画，它就自动作废。
• 计划成功率的目标设在 50% 以上。低于这个数，说明计划太虚；高太多，说明你没在冒险。
• 如果你做技术产品，去看一眼你手上那台设备的第一大用例到底是什么。高通的 CEO 说 PC 的第一用例是通信，这个答案在十年前没人会写。用户真实的行为，经常和产品团队的假设差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