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穆拉雷斯库：迷幻药的秘史

一项概率万分之一的试验

2021年5月10日，《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刊登了一项临床试验结果。90名慢性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接受心理治疗加安慰剂，另一组接受同样的心理治疗加MDMA。主要终点是PTSD症状量表（CAPS）的改善。

统计显著性做到了 p=0.0001。按常理，0.05就算显著，也就是二十分之一的偶然概率。0.001叫robust，千分之一，FDA有时凭这个就能让一款药只做一个三期试验就上市。这项研究做到了万分之一。

做这个试验的机构叫MAPS，多学科迷幻研究协会（Multidisciplinary Association for Psychedelic Studies）。创始人叫里克·多布林（Rick Doblin）。他从1986年就开始干这件事，到论文发表时已经35年。

35年里，MAPS靠捐款筹了大约1.1亿美元。一款药从被禁到被FDA批准，用非营利的方式走完全程，这在制药史上是头一回。

下面这个故事，是关于迷幻药怎么被赶出科学、又怎么一步步走回来。里面有CIA的暗杀计划、哈佛教授被开除、一个数学天才变成连环炸弹客，也有一群心理治疗师在地下室里偷偷给病人用药。最后才是这项试验本身。

梦就是迷幻药

迷幻药这个词，英文是psychedelic，意思是“心灵显现”（mind manifesting）。这个词是英国精神病学家汉弗莱·奥斯蒙德（Humphrey Osmond）和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通信中造出来的。

多布林对它的理解很宽。梦是迷幻药，呼吸练习是迷幻药，冥想某种程度也是。大多数人一听到这个词就想到LSD、裸盖菇素这些化学品，但他的定义大得多。

这个宽定义有个好处：梦人人做过，用梦来解释迷幻药，恐惧感会小很多。你做梦的时候，情绪、画面、象征会自己浮上来，你没法完全控制。迷幻药做的事差不多，只是你不用睡着。

“我们倾向于只关注生存需要、工作需要、尊重需要，把那些情感上难以承受、认知上过于复杂的东西推到一边。”（里克·多布林）

赫胥黎有个比喻，说大脑是一个“减压阀”（reducing valve）。外界信息量大得惊人，你此刻身边有空调声、有窗外的光、有衣服摩擦皮肤的感觉，这些大部分被你过滤掉了。大脑必须过滤，否则你没法专注在任何一件事上。

被过滤掉的不只是感官噪音。创伤被压下去了，对死亡的恐惧被压下去了，童年那些没处理完的情绪被压下去了。迷幻药的作用，用多布林的话说，是把这些已经存在的东西重新翻上来，凭空造出新的东西这件事，它做不到。

他举了Sasha Shulgin的例子。Shulgin被称为MDMA之父，是他把这东西重新带进治疗圈的。Shulgin第一次用麦司卡林，体验极深，但他后来说，他把那描述成一次“人类体验”，麦司卡林只是帮他进去了。

“药片里不包含体验。药片把你打开，你经历的是你自己。”（里克·多布林）

经典迷幻药与MDMA，是两回事

多布林把这类物质粗分成两类。

一类叫经典迷幻药，LSD、裸盖菇素（psilocybin）、麦司卡林（mescaline）、死藤水（ayahuasca）、伊博格碱（ibogaine）、DMT都在里面。它们的共同点是溶解自我边界，让人进入一种“与万物合一”的状态。视觉上往往有强烈变化，时间感会被拉长或压扁。

另一类是MDMA。有一派人不承认它是迷幻药，叫它“共情剂”（empathogen）或“内触剂”（entactogen），意思是它让你更能触到自己的内心，更能与人建立连接。它不制造那种自我溶解，但它会把情绪材料翻上来，并且改变你处理信息的方式。

多布林自己把MDMA也算作迷幻药，大麻也算。他说大麻离经典迷幻药比离MDMA更近。

生理机制上有个关键差别。经典迷幻药主要作用在5-HT2A血清素受体上，会削弱“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的活动。这个网络大致对应你的自我感，平时负责扫描环境、筛选信息、告诉你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它一弱，大量平时被屏蔽的信息涌进来，人就开始看到平时看不到的联系，思维从语言转向象征和图像。

MDMA走的是另一条路。它降低杏仁核的活动，杏仁核是处理恐惧的地方；同时提高前额叶皮层的活动，让人思考更清晰；还增强杏仁核和海马体之间的连接，帮助把记忆存入长期存储。

这就是为什么MDMA对PTSD特别合适。创伤记忆在PTSD患者脑子里是“永远正在发生”，过去这件事在它身上不成立。MDMA一边降低恐惧，一边让记忆更容易被调取和重新归档，人就能把那段经历放回“过去”这个格子里。

一次麻醉剂量的十分之一，就是迷幻剂量

氯胺酮（ketamine）是个有意思的例子。它作为麻醉剂用了几十年，也被批准用于难治性抑郁症。麻醉剂量的大约十分之一，就是迷幻剂量。

全麻的时候，病人被推进手术室，意识被关掉，但还能自己呼吸。手术结束，人代谢掉氯胺酮的过程中，会经过一个“苏醒现象”（emergent phenomena）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迷幻状态。医院不会为此做任何准备。

多布林说，成年人在这段过程里经常很难受，小孩却很少出问题。小孩本来就离那种状态更近。现在氯胺酮在儿童麻醉里用得很多。

这个观察指向他的核心观点：迷幻药揭示的东西，有一部分是我们小时候处理信息的方式，长大后被压到了意识下面。

还有一种是5-MeO-DMT，来自索诺兰沙漠蟾蜍的毒素。很多人认为它是所有迷幻药里最强的一种，自我结构会被整个打掉。多布林认为那个状态一直在你身体里，只是在很深的层，平时被高级认知功能盖住了。

1985年，MDMA被紧急列管

多布林第一次用MDMA是1982年。他之前已经用过很多次LSD、麦司卡林和蘑菇，但MDMA让他吃惊，因为效果完全不同，而且同样深刻。

那时候MDMA还合法，在治疗师圈子里叫“亚当”（Adam），同时开始作为派对药物“摇头丸”（ecstasy）在酒吧和公开场合流通。一边是治疗用途，一边是娱乐用途，后者的规模大得多。

1984年，美国缉毒局（DEA）开始推动列管。多布林当时在一个跟巴克敏斯特·富勒有关的非营利组织里，他们支持了一场诉讼，想挡住DEA。在法庭和舆论上，他们当时是占上风的。

DEA急了，1985年用紧急程序把MDMA列入附表一。多布林说，当时信号很清楚：治疗用途不会被允许继续，因为它跟“毒品战争”的叙事冲突。毒品战争需要这些物质是“可怕的毒品”，不能是“有用的药”。

1986年，他创立MAPS。

他给MAPS的定位是一个非营利制药公司。这个选择很关键。他判断美国公众对“药”是开放的，对“减轻痛苦的工具有一天能合法使用”是开放的，这是改变态度的入口。而通往这个入口的路，是科学。

“我的宗教信仰，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科学。文化和宗教是隐喻，但人们经常把隐喻当成字面意思。”（里克·多布林）

MAPS的使命从一开始就有两条线。一条是药物开发，把MDMA做成FDA批准的处方药。另一条是毒品政策改革，让没有临床诊断的人也能在合法框架下获得这些物质，用于个人成长。

他当时不知道的一件事是：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款药是由非营利组织做成药品上市的。这个“第一”直到1999年才出现，是堕胎药RU486，由洛克菲勒家族和巴菲特等人出资的人口理事会推动。多布林说，幸好当时不知道，知道了可能会被吓退。

MAPS走的路线跟学术研究有本质区别。学术研究追求知识，MAPS追求的是把一个东西变成能开处方的药。这个区别让它在35年后领先几乎所有同行。

CIA想用它控制人，结果适得其反

要说迷幻药的历史，绕不开MKUltra。

这是CIA在冷战期间搞的一个秘密项目，研究能不能把迷幻药武器化。方向包括：审讯时当吐真剂用；在某人重要演讲前偷偷下药让他出丑；或者把LSD喷洒在战场上，让敌军全体tripping，放下武器，然后你走过去接管战场，没人死亡。他们管这叫“非致命失能剂”。

实际操作极其黑暗。旧金山有一栋房子被改成妓院，装单向玻璃，CIA让妓女给客人下LSD，然后在玻璃后面观察。CIA内部也互相偷偷下药。有一个叫奥尔森（Olson）的CIA人员，在一次被下药后从酒店窗户坠楼身亡，自杀还是被推下去，至今没有定论。

多布林说，CIA当时有个没算到的后果。他们以为，如果让人转向内在，整天关注自己的内心体验，这些人就不会参与政治。把人“下线”，是他们的目的之一。

结果反了。人一旦有了那种“万物相连”的体验，会开始问：我们为什么要去杀越南人？为什么要在北越和南越各扶一个独裁者？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MKUltra的另一个意外产物是肯·克西（Ken Kesey）。他在参与CIA相关药物试验的过程中第一次接触LSD，后来组织了著名的“酸性测试”（Acid Tests）派对，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就是在这些派对上成形的。

多布林说，你回头看60年代起来的乐队，感恩而死是存续最久的之一。他们现场那种默契、几乎像心灵感应一样的即兴，某种意义上是LSD体验的产物。这一切的起点，是MKUltra。

炸弹客泰德·卡钦斯基

同一段历史还有另一面。泰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就是“大学炸弹客”（Unabomber），据称在哈佛读书期间参与过MKUltra相关的研究。多布林认为这是真的，也认为对他产生了负面影响。

卡钦斯基后来成了一个反对现代技术、用邮寄炸弹杀人的连环杀手。他的宣言《工业社会及其未来》里对技术文明的仇视，跟他在迷幻药体验里可能接触到的某种“对立面”有关系。

多布林用这个案例说明他的核心论点：药本身不决定体验，决定体验的是药、人、情境三者的互动。同样的LSD，在克西身上长出感恩而死，在卡钦斯基身上长出炸弹。

“我们可以用迷幻药治愈人，也可以把人逼疯。取决于情境。”（里克·多布林）

他进一步说，如果当年卡钦斯基处在一个有治疗师陪伴、有MDMA或MDA可用的环境里，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卡钦斯基极端孤立，与社会格格不入。MDMA会刺激催产素分泌，催产素是哺乳期母亲身上那种爱和连接的激素，能给人自我接纳和安全感。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古尔·多兰（Gul Dolen）做过一个实验，给章鱼用MDMA。章鱼是独居动物，除了交配季节基本不社交。用了MDMA之后，它们开始对其他章鱼感兴趣，愿意待在一起。

多布林团队处理过这样的案例：有人在40年前有过一次极糟糕的LSD体验，一直没走出来，在MDMA的作用下重新回到那个体验里，把当年没解决的冲突处理掉了。

但有个前提。人必须愿意配合这个体验。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没法按着它的头让它喝。

“我们治疗方法的核心，是帮人自己治愈自己。我们不给治愈，我们创造让治愈发生的条件。”（里克·多布林）

这也是对五六十年代医患权力关系的一次翻转。那时候医生是神，精神分析里分析师给病人解释，病人自己没法理解自己。现在反过来了，病人是主体。

蒂莫西·利里，尼克松说他是美国最危险的人

要说迷幻药进入大众文化，绕不开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尼克松说他是“美国最危险的人”。

利里原本是哈佛心理学教授，1960到1963年在哈佛。到哈佛之前，他在墨西哥第一次吃蘑菇，后来说那次体验教给他的关于人类心智的知识，比之前整个学术生涯加起来还多。他到哈佛就是想研究迷幻药。

他在哈佛做了两个重要研究。一个叫“耶稣受难日实验”（Good Friday Experiment），1962年在波士顿大学马什教堂的地下室进行，研究在宗教环境里给有宗教倾向的人用裸盖菇素，能不能产生神秘体验。另一个叫“康科德监狱实验”（Concord Prison Experiment），研究给囚犯用裸盖菇素产生神秘体验，出狱后能不能降低再犯率。

耶稣受难日实验的牧师是霍华德·瑟曼（Howard Thurman），马丁·路德·金的导师。瑟曼跟甘地见过面，是民权运动非暴力策略背后不太被提起的人物。他对神秘体验的政治意涵感兴趣，所以批准了这个实验。

实验当天，20名神学院学生在地下室，10名研究者也在，休斯顿·史密斯（Huston Smith）、沃尔特·克拉克（Walter Houston Clark）、利里、拉姆·达斯（Ram Dass）都在。瑟曼的布道在三个小时后。

布道里有一句“告诉人们十字架上有一个男人”。一个学生听了，觉得“我得去做这件事”，起身跑出教堂，沿联邦大道狂奔。利里和史密斯追出去。那学生想去告诉总统，后来想到总统在华盛顿，自己在波士顿，那就告诉校长吧。最后他们把他拦下来，给他打了一针氯丙嗪（Thorazine），一种强效抗精神病药，把人镇静下来。

这件事在论文里被隐瞒了。论文给人的印象是所有人都有神秘体验，实际上10个人里8个有，不是全部。风险被淡化，收益被夸大。

康科德监狱实验后来被发现数据被利里动过手脚，实际并不成功。

多布林对利里的评价是分层的。他承认利里是个了不起的美国心理学家，是“自己思考、质疑权威”的强力倡导者，但他也认为利里在媒体关注里上了瘾，在数据上不诚实。

拉姆·达斯（理查德·阿尔伯特）有句评价：“我是个流氓（rascal），利里是个恶棍（scoundrel）。”流氓是闹着玩的那种，恶棍是你没法完全信任的那种。

但多布林认为利里被不公平地背了锅。常见叙事是：60年代迷幻药被禁，是因为用的人出了事，有人崩溃、有人自杀，所以社会反弹。多布林认为真正的原因相反，是迷幻药“起作用了”。人有了万物相连的体验，对死亡的恐惧降低，开始想把天堂建在当下，于是去反越战、去搞环保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军国主义。是对现状的挑战引来了反弹，那些坏故事只是提供了台面上的理由。

1990年，MAPS办了一场筹款会议，利里、拉姆·达斯、拉尔夫·梅茨纳（Ralph Metzner）、安德鲁·威尔（Andrew Weil）、特伦斯·麦克纳（Terence McKenna）兄弟都在。多布林问利里，怎么跟政府打交道，怎么把这些东西推向前。

利里的回答是：“去他妈的政府。我早就不问任何人要许可了。但我很高兴你在做这件事。”然后他举起多布林的手，像传火炬一样。

多布林说，那是他最喜欢的照片之一。

一款没有专利的药，怎么变成药

MDMA是默克（Merck）1912年发明的，早就过了专利期，在公共领域。这意味着没有哪家制药公司有动力把它开发成药品，因为开发出来也赚不到独占利润。

但有一项1984年里根签署的法案改变了局面，叫“数据独占权”（data exclusivity）。意思是：如果你把一款没有专利保护的药开发成药品，在一段时间内，别人不能引用你的数据去申请仿制药。美国是5年，做儿科研究再加6个月；欧洲是10年。

这就给了MAPS一个商业模式。开发成功后，MDMA可以卖，赚的钱回流到MAPS的使命里。多布林估计，在数据独占期内，仅美国市场可能有7.5亿美元左右的利润空间，具体取决于培训多少治疗师、定价多少、保险公司是否覆盖。

2014年12月，MAPS成立了“公益公司”（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叫MAPS PBC。这是一家由非营利组织100%持有的制药公司，章程写的是最大化社会效益，利润排在后面。利润仍然要有，但利润回到MAPS，用于“大规模心理健康”（mass mental health）和终结毒品战争。

这个结构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改。多布林说，美国医疗体系按人均算是全世界最贵，但健康结果在发达国家里排到40、50名，三分之一的人没有保险，极度不公平。他想证明另一种卖药的方式可行。

二期试验踩过的坑

MAPS从1999年开始做PTSD方向。到2016年11月29日，才和FDA开完“二期结束会议”（end of phase two meeting）。从MAPS创立算起，整整30年。

这30年最值钱的产出，是一个方法学难题的答案：迷幻药的双盲试验到底怎么做。数据反而排在后面。

双盲的意思是，病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药还是安慰剂，研究者也不知道。效果越强的药，双盲越难成立。你给一个人用了MDMA，他自己知道，旁边的治疗师也知道，盲就破了。破盲意味着偏见可能混进结果。

多布林在肯尼迪学院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这个。他当时以为自己解决了：用低剂量MDMA做对照组，而不用完全无效的安慰剂。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吃了MDMA，但不知道吃的是全剂量还是低剂量，这样盲就保住了。

他们做了剂量爬坡：0、25、30、40、50、75、100、125、150毫克。

结果推翻了他的论文。第一，75毫克就是有效剂量，比他们预想的低很多，正常全剂量在125毫克左右。第二，低剂量组的人虽然被“盲”住了，但他们很不舒服。低剂量刺激了他们，却没有降低恐惧，人处在一种被激活但没被安抚的状态里。

更意外的是对比结果：治疗加无效安慰剂的那组，改善程度好于治疗加低剂量MDMA的那组。多布林管这叫“反治疗效应”（anti-therapeutic effect）。

“低剂量让人不舒服，人们不喜欢。但我们还是能帮他们取得一些进展。所以盲是保住了，代价是安慰剂组的疗效被压低，两组之间的差距反而更容易显现。”（里克·多布林）

问题绕回原点：如果单纯的心理治疗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还要加药？

他们带着这个结论去见FDA。FDA的主要顾问汤姆·劳克林（Tom Loughran）曾是FDA精神科产品部门的负责人。他的态度是：双盲在实践中经常失效，连SSRI类药物也是如此，因为副作用会暴露分组。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另外两件事。

第一是随机分配。有些研究是先治一批人，谁没好转就自愿报名参加新治疗，这些志愿者本身就更渴望好转，不是有代表性的样本。随机分配能保证两组人在动机、入组标准上是对等的。

第二是独立评估者。这一点在迷幻药研究里尤其重要。

MAPS建了一个20多人的评估者池。每个月做一次评分者间信度测试：给每个人一段PTSD患者的录像，各自按症状打分，校准到一致。实际评估通过远程进行，评估者被随机分配给下一个需要评分的患者，而且每个评估者只见每个患者一次，最多两次，不跟踪整个过程。这样评估者不知道这个人在研究的哪个阶段，偏见被压到最低。

最后FDA和欧洲药品管理局都同意了一个方案：治疗加无效安慰剂，对比治疗加全剂量MDMA。双方都清楚，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治疗师能分辨出自己拿到的是什么。这会让试验更难做出差异，但这是能接受的最优解。

15个站点，80个治疗师，没有站点差异

三期试验2018年启动。FDA同意做两个各100人的研究。人数不算多，是因为二期试验的效应量很大。效应量越大，需要的样本量越小。

入组标准定得很狠：慢性严重PTSD，包括曾经尝试过自杀的人。多布林的说法是，如果把这些人排除掉，这个研究还有什么意义，他们才是最需要的人。

第一个三期试验原计划100人。2020年3月做中期分析，只被告知一个数字：需不需要加人。答案是零，不用加。之后疫情来了，跟FDA协商后把样本定在90人，MDMA组46人，安慰剂组44人。

结果里有几个数字值得单独拎出来看。

p值是0.0001，万分之一。

扣除安慰剂后的效应量是0.91。效应量的算法是看两组结果差多少个标准差。1就算很大。SSRI类药物的效应量在0.3到0.4之间，算小。0.91意味着，在把心理治疗的效果消掉之后，MDMA单独贡献的效应仍然很大。

组内效应量是2.1。这是MDMA组自己跟自己比，治疗前和治疗后的差距，2.1个标准差。这个数字在实际应用里更有意义，因为现实中患者接受的就是药加治疗。

没有站点差异。15个站点，2个在以色列，2个在加拿大，11个在美国，约80名治疗师。这一点FDA很看重。如果所有好结果都来自某一个站点，比如一群玩了三十年迷幻药的老嬉皮士，那说明这个方法没法复制。没有站点差异，说明培训体系能把这套方法传给新人。

解离亚型效果更好。PTSD里有一类人，创伤之后靠“解离”活下来，人不在场，感情抽离。极端形式是解离性身份障碍。这类人通常被认为最难治，因为治疗需要你回到创伤事件里去谈它、表达它，而解离的人回不去。结果这一组在MDMA下的改善超过平均值。多布林的解释是，MDMA增强了创伤记忆的可及性，同时降低了恐惧，反而让这些人更容易从解离状态里回来。

安全性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个细节。试验期间有一位女性两次尝试自杀，另一位因为担心自己会自杀而主动住院。揭盲后发现，两个人都在安慰剂组。MDMA组没有人尝试自杀。

副作用是出汗、咬牙、体温轻微升高，都是短暂和轻微的。二期做过神经认知测试，治疗前后对比，没有认知功能下降。八九十年代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曾大力宣传MDMA有神经毒性、会造成神经末梢退化、导致脑损伤，多布林说那套说法被夸大了，是为毒品战争服务的。

还有一个和经典迷幻药不一样的地方。几十年研究反复验证：裸盖菇素这类经典迷幻药，神秘体验的深度和治疗效果正相关。体验越深，疗效越好。MDMA不是这样。接受MDMA的人神秘体验得分不低，但跟疗效之间找不到相关性。多布林说，这让他对“神秘体验是疗效机制”这个流行说法产生了怀疑。

持久性数据来自二期。治疗结束两个月后，只做治疗没用药的那组，32%的人不再符合PTSD诊断。这些人平均患病14年，三分之一患病超过20年。光靠谈话治疗就有三分之一康复，本身已经很惊人。而MDMA组是67%，超过两倍。

更关键的是，这些人还在继续变好。二期的一年随访显示，两个月时的效果只是中途一站，一年时更好。有部分人跟踪到三年半，还有人接受治疗已经15年，仍在长期随访中。多布林说，这部分数据主要是给保险公司看的，跟审批关系不大。这项治疗很贵，如果效果半年就消退，就没有意义。

氯胺酮的教训：少了治疗，药就变成摇钱树

多布林对营利公司入场的心情很复杂。他说这首先是成功的标志，说明监管障碍被清掉了，公众态度变了，科学证据有了。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有明确的担忧。

他举了强生公司的S-氯胺酮（Spravato）做例子。这是氯胺酮的一种异构体，被单独开发并申请专利，批准用于抑郁症。强生不懂迷幻药心理治疗，也不做心理治疗，它拿到的是一个纯药物治疗的批文。结果是效果消退得快，病人需要反复用药。这个设计最大化了药企利润，患者的长期结果被放在次要位置。

而氯胺酮本身是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清单上的药，专利早过期，越战时期是战场主力麻醉剂，现在几美元一支。大量氯胺酮诊所的做法是：谢谢强生帮忙证明了氯胺酮对抑郁症有效，但我们不买你的，我们买几美元的仿制药，再加上心理治疗。

这件事揭示了两种路线的根本分歧。治疗时间是可以被压缩的成本，压缩治疗能降低价格、提高保险覆盖率，代价是砍掉疗效的主要来源。

多布林的对策是做出一个不同的样板。MAPS PBC不追求销量最大化。他同时认为，毒品政策改革本身对营利公司是有利的，因为去污名化会让更多人意识到自己有严重问题、需要找专业人士，市场反而更大。只是大部分公司不这么看。

还有一层是权力分配。多布林认为，把权力更多交给治疗师和医生，比交给药企更靠谱。医生每天面对具体的人，把一个人治好的快乐是真实的，钱当然也重要，但他们最终想做的是让人好起来。医生选择用谁家的药，就是在给产业投票。

2035年，你需要一张执照

关于时间表，多布林给了几个节点。

2023年底，预计FDA批准MDMA用于PTSD的处方。FDA不管医生的执业行为，所以批文写着PTSD，医生可以超适应症开给社交焦虑或其他情况，只是保险可能不覆盖，医生要自己斟酌医疗责任风险。

在这之前有个“扩大可及”（Expanded Access）通道，也就是同情用药。MAPS已经获批50个名额，针对治疗无效的PTSD患者，在三期进行期间就能用上，费用自理。另有国会通过的“尝试权”（Right to Try），绕过FDA，患者直接跟药企谈。加拿大已经允许绝症患者同情使用裸盖菇素。

裸盖菇素大概晚一两年获批，FDA已给了突破性疗法认定。

接下来是十年铺诊所。全美会有几千家迷幻药诊所，现在已经有几百家氯胺酮诊所。这些治疗师会被交叉培训，他们不想只当“氯胺酮治疗师”或“MDMA治疗师”，他们想当迷幻药治疗师。

2035年，多布林认为会走到“持照合法化”（licensed legalization）。逻辑是：你接受一次教育、填一份问卷、了解风险和注意事项，然后拿一张执照，就能合法购买和使用。他更希望的是，第一次体验由政府出钱，在诊所监督下完成，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拿证。

这条路是照着医用大麻和大麻合法化的路径推演的。先医疗化，证明在特定情境下风险远小于收益，积累康复故事，公众态度改变，然后才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因为这个把人关进监狱。

他觉得这个过程慢得让人沮丧。FDA的流程本身就是折磨。但他也说，当了父亲以后才知道，小孩子缠着你的时候觉得是永远，等他们上大学走了，回头一看，那20年去哪了。美国到今天还在处理内战和奴隶制的遗产，20年的规划其实不算长。

真正让他难受的，是这段时间里的代价。MDMA被列管36年，这36年里因为PTSD自杀的人，本来可能被救回来。当年DEA的行政法官曾建议把MDMA留在附表三，DEA没有接受。

“文化演化得非常慢。你读圣经，读那些古老的东西，我们跟几千年前的人没有太大区别。那我们怎么在接下来几十年里进化到不毁掉这个星球、不互相残杀？这是我认为迷幻药有重要角色的原因。”（里克·多布林）

净零创伤

多布林给MAPS设的长期目标叫“净零创伤”（net zero trauma），对标气候领域的净零碳排放。什么时候世界上不再有新产生的创伤？

他自己承认这离得很远。以色列有两个试验站点，帮了几十个人，而加沙的战争创伤了双方数百万人。

他的判断是，人类整体正在往悬崖走，气候、核扩散、宗教仇恨、向威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退守、部落化。迷幻药能不能改变这个走向，前提是“被明智地使用”，合法了大家随便吃这条路走不通。

这里他引了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Stanislav Grof）的一句话：对超越者保持透明（transparent to the transcendent）。意思是，自我是一层滤镜，能不能把滤镜擦干净，擦到你能在每个人身上看到人性。

他有个更具体的比喻：宗教应该变成语言。世界上有几千种语言，没人会说这种语言本质上比那种高级、这种是唯一正确的、所有人都该说英语而俄语是坏的。宗教为什么不能这样？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符号系统、不同的圣人和救世主，耶稣是上帝之子，但每个人都是；犹太人是选民，但每个人都是。

这套说法听起来像乌托邦。多布林也知道。但他认为这属于生存所需，谈不上奢侈品。

一次DMT体验，和希特勒

访谈里最深的一段，是多布林讲他自己的一次DMT体验。

那是在伊莎兰（Esalen），在场的有特伦斯·麦克纳、拉尔夫·梅茨纳、安德鲁·威尔等几个人。方式是轮流吸，一个人闭眼进入，其他人在旁边聊天，十分钟后回来讲故事，然后再传给下一个人，整个过程持续一个晚上。

他先看到一条横线，然后一条竖线，然后变成红色，然后变成方块，然后变成一种埃舍尔式的、不合逻辑的结构，然后他“没了”。接下来五到十分钟，他感觉自己汇入了亿万年进化的巨浪里。他意识到，他脑子里那个跟自己说话的inner voice，那套他从未“开发”过的英语，是几百万人传给他的礼物。即使在他最内在、最独有的自我感里，那也不是只有他自己。

然后是那个转折。

他想，如果我是一切的一部分，一切也是我的一部分，那就不只是好的部分。希特勒也是我的一部分。

他说那感觉像一块石头沉下去。第二天他一整天情绪低落。但这个承认很重要：每个人都携带着全部的可能性，包括最坏的那些，重要的是你激活了哪一部分。

他还讲了一个梦，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梦。梦里他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被奇迹般地从死亡中救出，他知道自己是被留下来完成某个使命的，但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梦里他躺在临终床上，给多布林看当年发生了什么，然后说，我现在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了。多布林问是什么。他说，是告诉你去做迷幻药治疗师，去研究迷幻药，把迷幻药研究带回来。

多布林在梦里想，我已经决定要做这件事了，你可以安心走了。然后那个人在他眼前死去。

他把这个梦理解为一种文化传递。他从小接收到的关于大屠杀的叙事，关于人可以是何等残忍、何等被非理性驱动，构成了他一生的关切。他倾向于认为这是文化机制，表观遗传解释不了全部。

但也提到了另一条线索。布朗克斯VA医院的瑞秋·耶胡达（Rachel Yehuda）研究创伤的表观遗传，对象是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子女，找到了创伤在代际之间传递的机制，比如焦虑和恐惧的设定点。DNA序列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基因的开关，然后通过精子或卵子传给下一代。耶胡达准备做一项研究，看MDMA治疗PTSD前后，这些表观遗传标记会不会变化。

多布林对“能不能用化学物质把特定记忆调出来”这个设想的态度是：不排除。但具体到某一种药对应某一类记忆，目前没人做得到。

沙尔金怎么试新药

Sasha Shulgin和发明LSD的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做了大量“构效关系”（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研究：看分子的结构，预测这个从未存在过的新分子进入人体后会干什么。

可以预测得很接近，但永远要吃了才知道。

Shulgin的实验方法是：先自己吃，低剂量起步，逐步加量。他觉得有价值，就分享给妻子Ann。两个人都觉得有价值，就发给一个12人的固定小组，这个小组跟了他很多年。他认为12是个最低数字，因为每个人看东西的方式太不一样，12个人能给出一个大致的共识。12个人都正面，才转给Leo Zeff，他们叫他“秘密首领”，地下迷幻药治疗运动的领导者，由他开始在治疗里探索。

多布林说，这块仍然充满未知。你可以在实验室里改分子，但没法精确知道会得到什么。这里面不只是化学，还有形态，是分子形状怎么跟受体位点咬合，以及这种咬合怎么映射到人类经验的变形。后者目前没有方程，只能靠体验积累直觉。

他举了自己的例子。1982年第一次用MDMA时，他已经用过很多LSD、麦司卡林和蘑菇，但MDMA还是让他震惊，跟那些物质完全不同，而且同样深刻。

所以他留了一个开放的问题：会不会还有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全新类别的物质？自我不溶解，情绪也不被调动，而是朝着某个第三种方向起作用。

硅谷的微剂量与创造力

访谈里聊到创造力这一段，值得单独拎出来。多布林说，硅谷有不少人在做微剂量（microdosing），用很小的剂量换取一点思维上的灵活度。

他对这个现象的态度是：希望它走向严谨。微剂量目前更多停留在特伦斯·麦克纳那套民间叙事里，缺少严格的对照研究。真正值得做的是长期追踪，看看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尺度上，这类物质怎么影响一个人的创造性产出。

他讲了肯·克西写《飞越疯人院》的例子。认知科学里有个概念叫“语义启动”（semantic priming）：你说“夜晚”，对方大概率说“白天”，这是常规的联想路径。有研究让受试者用了迷幻药之后再做这个测试，发现联想的范围明显变宽了，从“夜晚”能跳到的地方比平时多得多。

多布林认为克西就是靠这个进入精神病院那些病人的内心的。书里那台“雾机”，那种把人的心智笼罩住的意象，那种诗性的隐喻，很可能来自LSD状态下的联想。当然写作本身需要清醒，所以真正动笔多半是在药效起头和收尾的时候，不在峰值。

他提到一个观察：很多老兵一辈子没读过一本诗集，在MDMA作用下描述自己的经历时，说出来的东西全是隐喻和意象，像诗人一样。 psychedelic 体验本身就偏诗性，它绕开了语言，走象征的通道。克西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有能力把那条通道里的东西翻译回文字。

“找到让你活过来的东西”

访谈结尾，多布林给年轻人的建议，重点落在“找那件让你活过来的事”，创业和升学都不在他的清单上。

他引了霍华德·瑟曼的一句话：没有什么特定的事是你该做的，去找那件让你活过来的事，因为世界需要的是活过来的人。

他提醒年轻人警惕一个陷阱：以为需要大量资源才能开始。他常想到泰坦尼克号头等舱里的富人，船在沉，钱救不了他们。地球就是那艘船。当然你需要一定的钱让自己不处在生存边缘，因为在生存边缘上人是没法思考别的事情的。但在那之上，找那个“世界需要的”和“你需要的”的交集。

第二点是长期主义。生活比你想的短，但20年的计划其实也不算长。如果要用20年才能走到能做想做的事的位置，那就去走。

第三点是他自己用过的一个心理技术。他从18岁起把一生投在迷幻药上，到现在49年。刚开始时他根本没觉得这事会成，只是觉得这是他在这世上唯一想做的事。他意识到，如果把幸福感挂在成就上，可能永远不会幸福。所以他把幸福重新定义在努力上：只要今天拼了，不管结果如何，一天结束时可以是快乐的。

第四点是别把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他坦承自己很多年觉得警察是捕食者，自己是猎物。现在MAPS在跟警察合作，因为警察这个职业带来的创伤极重。有一位警官本身是全职警察，同时是心理治疗师，正在参加MAPS的培训，学怎么给其他警察做MDMA治疗。他拿到了警察局长的许可，参加培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给志愿当病人的治疗师用药。几周前，他们给警察用了MDMA。

第五点是耐心加固执。FDA和DEA一旦明白这群人不会走，就必须跟他们打交道，进展才真正开始。

这五条建议里，第一条最容易被误读成鸡汤。但放在多布林的语境里，它有很具体的含义：他18岁那年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美国正处在毒品战争最激烈的阶段，MDMA刚被列管，整个领域被学术界视为禁区。按任何理性评估，这都是一条死路。他能坚持下来，靠的是把“这件事会不会成”和“我今天要不要做”拆成了两个问题。

死亡让生命值钱

访谈最后一个问题是最老套也最难的那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死亡这么让人难受。

多布林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这些问题的答案。能感到快乐、能爱、能有快乐的瞬间，这就够了。追问大问题会让人迷失，每个人都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但未必需要。

至于死亡，他不觉得那是悲剧。他的逻辑是：如果生命无限，人就不会珍惜。他自认是个拖延者，难做的事总往后放，一天就过去了。如果永远不死，还会做任何事吗？

他父母每年犹太新年会做贺卡，上面有一句话：我们必须用生命的强度，去弥补生命的短暂。

访谈最后，Lex念了特伦斯·麦克纳的一段话作结：自然热爱勇气。你做出承诺，自然会回应这个承诺，把不可能的障碍移走。做那个不可能的梦，世界不会把你碾碎，它会把你举起来。这就是所有真正算数的导师和哲学家理解的东西，这就是瀑布里的萨满之舞，这就是魔法运作的方式：把自己抛进深渊，然后发现那是一个羽毛床。

多布林的一生，某种意义上是这段话的注释。他把35年抛进了一个当时没人认为会成的深渊，然后发现底下是羽毛床。

如果你也想参与，可以做的几件事

访谈里散落着不少对普通读者真正可用的信息，整理如下。

• 分清医疗路径和个人成长路径。医疗路径走FDA，2023年底MDMA预计获批用于PTSD，需要医生处方，可能进医保；个人成长路径要靠毒品政策改革，多布林估计2035年前后才有持照合法化。短期内别指望在正规渠道买到纯品做自我探索。
• 关注同情用药通道。MAPS的Expanded Access已获批50个名额，面向治疗无效的PTSD患者，费用自理。另有Right to Try通道可绕过FDA直接与药企协商。有严重适应症的人可以主动向研究机构询问。
• 如果只想找氯胺酮治疗，优先选带心理治疗的诊所。氯胺酮本身几美元一支，纯药物注射效果消退快、需要反复用药。带治疗的模式效果更持久，这是行业内的共识方向。
• 不要在无准备、无陪伴、无安全环境的情况下自行尝试。多布林反复讲的一件事是，药本身不决定体验。同样一次经历，可以是克西，也可以是卡钦斯基。生理风险可以控制，心理风险要靠情境和支持来降。
• 第一次体验，尽量交给有经验的人。Shulgin的12人小组逻辑值得借鉴：多几个人、多种视角、事后交流整合，比一个人闷头经历有价值得多。
• 如果在服SSRI类药物，别自行停药去尝试。SSRI会影响迷幻药的效果，也有血清素综合征的风险，必须由了解两边的医生评估。
• 关注本地政策动向。俄勒冈已通过裸盖菇素法案，丹佛把蘑菇列为最低执法优先级，剑桥、萨默维尔等地已对植物类迷幻药去罪化。政策变化会先从城市和州开始，本地立法值得跟踪。
• 把注意力放在整合上，不只放在体验本身。多布林说得很直接，重要的是你带回来了什么。一次体验之后写下来、谈出来、改掉一个行为，这个环节才是治疗真正发生的地方。
• 想投入这个领域，先想清楚自己能承受多长的周期。MAPS用了35年才走到第一个三期结果。多布林的建议是长线规划，把幸福感绑在努力上，不要绑在结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