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东尼·卡尔德利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帝国的兴衰 > 拜占庭史学者卡尔德利斯谈罗马与拜占庭帝国的延续关系，以及帝国兴衰背后的结构。 - 原标题：#498 – Anthony Kaldellis: Roman Empire, Byzantine Empire, Rise & Fall of Empires - 期数：第 498 期 - 发布日期：2026-06-30 - 嘉宾 / 主题：拜占庭帝国史 - 网页版：https://lexfridman-cn.pages.dev/ep/anthony-kaldellis/ - 官方页面：https://lexfridman.com/anthony-kaldellis/ - 精读字数：约 16981 字（阅读约 38 分钟） > 本文为 lex.qiaomu.ai 基于原始访谈的 AI 改写中文精读，非官方翻译；引用请注明出处并链接网页版。 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里，有46%是被暴力推翻的。一千年间发生了大约120场内战。这个比例放在任何现代国家身上，都意味着政权合法性彻底破产，但这套系统在欧亚交界处运转了一千二百年。 拜占庭史学者安东尼·卡尔德利斯（Anthony Kaldellis）反复回到这个问题。他正在写一本新书，专门解释这件事：一个看起来随时会散架的政治体，为什么能在全世界最容易打仗的一块地方活这么久。 这期播客聊了将近四个小时，从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一直讲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横跨两千两百年。以下是其中信息密度最高的部分。 ## 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帝国 先说最基础的一件事：拜占庭帝国不存在。 卡尔德利斯的立场很直接。这个国家从生到死都自称罗马帝国，它的臣民是罗马公民，也自称罗马人，一直到最后一天。所谓"拜占庭帝国"是后世史学家发明的标签。西欧人先叫它"希腊人的帝国"，叫了一千年，后来又换成一个更有政治用处的名字。现在这套命名正在瓦解。 他把举证责任推给了对面：说这个地方不是罗马帝国的人，需要拿出证据。而所有史料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 我们一直知道这件事。这几乎是一种认知失调，你知道事实是什么，却继续装作不是。（安东尼·卡尔德利斯） 为什么西欧人需要一个"别的"东西？因为罗马在公元五世纪陷落，这个故事对西方文化的谱系太好用了。东边那半确实活下来了，但把它算进自家的祖先序列会很麻烦。于是干脆假装它变成了别的东西。 卡尔德利斯用了一个比喻：忒修斯之船。船在海上航行，零件一件件被换掉，到最后没有一块原始木料，但它还是那条船，因为关于它的故事没有断。 罗马史和希腊文化史、基督教史不一样。基督教史是一个宗教的故事，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国家、任何族群。希腊文化史也不依赖某个特定国家，古希腊人从来没统一在一个国家里，但人人都读荷马、读柏拉图。罗马史是特定国家、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历史，这个共同体就是罗马公民群体。它一直在变，但没有任何一个时刻，生活其中的人会觉得"我们不再是那个故事的一部分了"。 ## 两千两百年，一条不断的线 快速过一遍时间线。王政时期，公元前八世纪到前510年，基本属于传说。国王被驱逐，共和国建立，贵族主导，但与罗马平民有各种形式的合作，这套安排撑了五百年。然后凯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的内战终结了共和，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此后是帝制，下一个一千年半都是帝制。 帝制可以粗分两段：权力中心在罗马，和权力中心在君士坦丁堡。两段之间的分界线划在哪里，学者们争了很久，因为这种大转变往往跨越很长时间。 卡尔德利斯提醒，395年东西分裂、476年西罗马灭亡，这些整齐的年份都是后人贴的标签。395年压根不是分裂，那只是一次普通的管辖权分配，一个儿子管东边，一个儿子管西边，之后又合并过，又分开过。476年也没有某一天突然发生，那是一个持续几十年的过程。 "有时候我们在谈论过程，有时候我们在谈论有长期后果的离散事件，这两者要分清楚。" 那有没有一条贯穿两千两百年的线索？有。它是一个关于罗马人民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叙事。所有的变化，只有放进这个故事里才讲得通。 ## 212年：一次真的兑现了的承诺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Caracalla）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几乎所有自由居民。 敕令颁布了，而且它真的被执行了。这才是要紧的地方。 罗马公民权此前是慢慢扩散的，可以通过集体授予、将军授权、甚至外包给外邦城市自己选。到三世纪初，帝国境内最多三分之一自由人是罗马公民，其余人持有的是本地公民权，比如"我是亚历山大里亚人"、"我是雅典人"，适用的是本地法律。 敕令之后一切归零重来。罗马公民享有的权利和机会，包括进入罗马元老院，对所有外省人开放。一代人之内，皇帝全部来自外省，最有权势的官员也全部来自外省。 卡尔德利斯在这里打了一个现代类比：假如大英帝国在巅峰期把英国公民权授予所有殖民地居民，包括印度，然后让印度人进入伦敦的权力核心，甚至继承王位。这在十九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种族、殖民主义这一堆东西横在中间。罗马没有这道坎。 我们甚至不知道敕令的完整原文。只有一张 papyrus 残片，还是希腊文译本，拉丁原文丢了。但关键条款还在。同时代的证据也很明显：帝国境内突然冒出一大堆叫"Aurelius"的人，因为那是卡拉卡拉的家族名，获得公民权的人就跟着姓这个。 动机不清楚。卡拉卡拉自己说是宗教原因，希望所有人以罗马公民身份去神庙为他祈祷。同时代有史家说是为了扩大税基。也有可能是他身边的法学家在推动一个"全帝国统一共同体"的理念。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后果。 ## 三世纪危机：五十年，二十六个皇帝 敕令之后是几十年的混乱。三世纪危机这个名字担得起：五十年内二十六个皇帝被杀，几乎全是将军，几乎全被自己的士兵杀死。249到262年还有一场大瘟疫，可能是天花或埃博拉，仅罗马城一天就死五千人，税基和兵源同时塌方。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帝国一度裂成三块。 卡尔德利斯提醒不要把这个危机看得太绝对。顶层确实在崩，但如果你去埃及，那里有一整柜子的 papyrus 文书，普通人的日子看起来没受什么影响。 这个提醒很重要。君士坦丁后来杀了不少家人，但如果你生活在高卢的村子里，这些跟你毫无关系，你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危机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所谓"高卢帝国"的分裂，跟行省人民想脱离罗马没有关系。那是一批行省将军想夺取帝位，只是暂时只控制了自己能打下来的地盘。他们的政治想象力里没有别的选项，只有"我们在这里搞一个罗马"。 真正收拾残局的是奥勒良，五年内把三块重新统一。然后是戴克里先，284年上台。 戴克里先的做法，卡尔德利斯的概括是：把问题变成了解决方案。问题是想当皇帝的人太多，因为一个皇帝管不过来所有前线。那好，就正式分出几个同僚来。这些人都是他在军中关系极好的伊利里亚人。有段时间同时有六个皇帝，最后收缩到四个，即四帝共治。分的是军事防区，行政系统在后方照常运转，跟着皇帝走。 配套的是一整套大政府：更大的官僚系统，可能更大的军队，为了养这些，需要更系统的税收，需要人口普查，需要收税的人。伊利里亚那几个省，也就是前南斯拉夫那片，面积跟苏格兰差不多，却在几百年里源源不断产出皇帝。原因很简单：那地方经济落后，年轻人参军是条出路，参军的人多了，升上去的机会就多了。 ## 税是帝国的骨架 问卡尔德利斯，如果只能指一个因素来解释这个帝国的运作，他会指什么。答案毫不迟疑：税。 戴克里先的改革核心就在这里。在此之前，意大利是免税的。意大利是征服者的土地，征服者不向自己收税，靠别人交的税活着，等于一个巨大的税务天堂。戴克里先这帮人是从巴尔干上来的，他们想不通：凭什么意大利免税？那地方那么富。于是意大利开始交税。 至此，所有罗马人不仅有了同样的公民权和同样的法律，还有了同样的税制。戴克里先搞了一次全帝国普查，每个应税资产都被登记，从此可以编预算。这套东西的框架用了三百年以上，某些元素用得更久。 实际操作中，罗马没有一部成文的税法，它靠的是豁免。你向皇帝或官员申请：今年收成不好，蛮族过来把东西抢光了，能不能免掉这一项？皇帝经常批准。麻烦在于，皇帝时不时会发现官员自己在批豁免，于是不得不来一次大清理，把所有豁免作废，重新来过。到十一世纪，文献留存多起来，你能看到每个修道院、每个小村子、每个高官手里都攥着一堆豁免文书，层层叠叠，复杂到没法看。 但这套系统的好处是覆盖面。税不是一年收一次，可能一年收三次。交的也不只是钱和实物，还有劳役、兵员和各种名目。加上教会、硬币、历法，整个社会被编进了一张极密的制度网络。 卡尔德利斯反驳了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中世纪存在与世隔绝的农村社区，不知道皇帝是谁，税务官几年才来一次。他说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种社区存在。唯一接近的例子是基督教苦修隐士，文献里会说某人跑到山里深到"连人口普查的人都没去过"，这句话本身就说明当时人怎么理解"与世隔绝"。真正的村庄藏不住，每一块可耕地都被登记了几百年。 ## 君士坦丁堡：用移民堆出来的城市 君士坦丁堡在君士坦丁手上不到三万人，两个世纪后到了五十万。这个增速在古代城市里不可能靠自然繁殖实现。 古代城市还有一个隐藏的漏斗：疾病密度太高，人口每年自然损失百分之一到三，光是维持不下降就需要不断进人。要涨到五十万，只能靠大量移民，主要来自希腊语区，希腊、小亚细亚、东地中海的大城市。 卡尔德利斯算了一笔账。他先前提到，君士坦丁堡初期要求大约两三千名元老住在城里。元老不住单身公寓，元老住庄园，庄园有仆役、奴隶、厨子、理发师。罗马那边估算一个元老家庭大约一百人，保守假设君士坦丁堡只有三十人，乘下来也接近十万人。这只是元老带来的人。 再加上君士坦丁为大约二十万人安排了免费面包配额。光这一条就足够吸引人往那搬。粮食从埃及来，等于新罗马从旧罗马嘴里抢食。旧罗马没饿死，因为它可以从北非和西西里调粮，但信号很清楚：国家的重心在东边。 ## 君士坦丁：两个世界史级别的决定，和一桩没有解释的血案 卡尔德利斯把君士坦丁排在拜占庭最佳皇帝第一位。他给出的理由跟人品无关，那些决策的分量太重了。 建君士坦丁堡，皈依基督教并把帝国引上基督教化的道路，这两件事都是世界史级别的。没有几个皇帝做过这种量级的事。至于谁把工作做得更好，那是他另外一套标准，看的是有没有把事情办成，看结果有没有让臣民的日子变好。 人品另说。君士坦丁杀了很多"家人"，但这些所谓的家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上升过程中缔结的政治联盟。联盟不再有用，或者对方翻脸，他动手毫不犹豫。更麻烦的是他杀了自己的儿子克里普斯（Crispus），一个看起来相当能干且受欢迎的将军，紧接着又杀了妻子。两次都没有给出理由。 这一点很反常。罗马皇帝做这种事，只要能找到一个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就会动用全部宣传机器广播出去："克里普斯要造反。"这里一个字都没有。卡尔德利斯的推断是：那一定是无法辩解的事。 同时代的史家处理得更直接：克里普斯活着的时候，文献里全是赞美；他被处决之后，直接从记录里消失，从此没人提。这种沉默本身也是一种史料。 ## 基督教没有征服罗马，是罗马收编了基督教 一个经常被拿来讨论的问题：是基督教战胜了罗马，还是罗马捕获了基督教？ 卡尔德利斯倾向后者。 基督教有一套自己的胜利叙事，现代史家往往还在延续它：基督教战胜了古代宗教，宙斯和阿波罗被赶下台，动物祭祀消失。这个叙事的问题是，它只挑了一个方向看。往另一个方向看，是罗马国家，基督教既没有战胜它，也没有驯服它，它变成了它的一部分。 这跟伊斯兰教的历史很不一样。伊斯兰教出现时，没有一个现成的国家来接住它，它自己造了一个国家。基督教的处境相反：它诞生在一个非常成熟的社会和政治系统里。 君士坦丁时代有多少基督徒？推测是帝国的10%，可能还高估了。这群人里精英不多，大多是城市里的中间阶层，少数精英，少数奴隶。而帝国大多数人口在农村。这是一些集中在城市里的社群，政治分量有限。 那君士坦丁为什么皈依？过去流行一种解释：出于精明的政治算计。卡尔德利斯说他从没读到过一篇有说服力的论证，讲清楚那个政治收益到底是什么。主教确实是有用的社会影响者，但他们不会篡位，他们不构成威胁；而且很快就会发现，有些主教带来的麻烦远比价值大。 找不到政治解释，就只能回到个人解释：他信。他可能真的相信基督教的神在战斗中帮过他。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这就是支持这位神的最好理由。 但他不是一个从头到尾的虔诚信徒。他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跟基督徒讲话时他谈基督；面向全体臣民颁布一般法律时，他只说"好的宗教"，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我不明说。他在君士坦丁堡立了一尊巨大的镀金雕像，赤裸，头上有光芒，明显是从阿波罗像改的，所有人都看得出来那是阿波罗。 这个人身上同时挂着好几套符号，他在做品牌管理。 至于米尔维安桥战役前的那次异象，问题首先在史料。相关记载是战后几十年写的，其中一位作者说自己在几十年后跟皇帝吃过一顿饭，皇帝亲口跟他讲了这件事。这种材料不能照单全收，那是皇帝希望被记住的版本。而且君士坦丁一生有过很多次宗教异象，皈依基督教之前还见过阿波罗，他去高卢的一座神庙，阿波罗以光的形式显现。他每次想调整政策、重塑形象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次异象。 基督教传播得慢。5世纪中期才勉强算多数社会，6世纪初才算稳固，那时非基督徒还占10%到15%。从耶稣算起，这是半个千年。手段是激励加抑制：主教拿到资金做慈善、救济、抚养寡妇，皇帝和遗嘱把土地送给教会，让它有能力执行社会政策；另一头是越来越多的限制，禁止动物祭祀，禁止在树上系彩带许愿，非基督徒不能担任某些高级职务，遗嘱会出问题。一点点收紧，最后就成了。 它为什么这么能打？因为它长出了很多张脸。有智识的一面，神学与哲学学派的对话，能吸引知识分子；有公共仪式的一面，游行、节庆，可以接管古代节日的生态位；有入门仪式的一面，洗礼、信经、个人的来世承诺；它还钻进了宫廷、军队、街道、文本。士兵向三位一体宣誓。这种多功能性让它能同时插进社会的很多缝隙。 代价是分裂。排他性宗教天然制造冲突："我的信仰是真的，你的信仰按定义就是假的，甚至是邪恶的，是撒旦把那些念头放进你脑子里的。"古代宗教通常不产生这种强度的身份对立，也不驱动历史。基督教同时是更强的凝聚力和更强的分裂源。卡尔德利斯说他没法判定哪一面更重，因为两面都成立。 ## 西边塌了，东边没塌 西罗马灭亡的机制并不神秘，是一个恶性循环。蛮族军队的压力越来越大，罗马国家压不住其中一支，只好安置他们，或者没能阻止他们占领某个行省，比如汪达尔人拿下北非。失去那个行省就失去那部分税收，没有税收就养不起军队，军队更少就更难应付下一波。汪达尔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一轮一轮。 东边为什么活下来？地理是其中一条。哥特人没有舰队，从色雷斯或西巴尔干过不到小亚细亚，抢不到那些更富的省份。他们被卡在巴尔干，逐渐被挤到西北边那块最不值钱的地方，最后想通了：那不勒斯好像不错。于是去了意大利。 这个机制是双向的。波斯人或阿拉伯人从东边打进来，通常也过不到巴尔干的省份。君士坦丁堡是一座固若金汤的掩体，指挥中心在里面，哪边出事就往哪边调兵，从另一边调援军。 更根本的一层是：地方社区选择留在罗马国家里。他们不会主动站到入侵者一边。麻烦过去之后，他们立刻恢复与君士坦丁堡的联系，因为那是他们天然的政治归宿。这才是卡尔德利斯真正想解释的问题。 ## 君主制共和国 "拜占庭帝国"这个叫法，两个词都不对。帝国不对，是因为这个国家里根本没有一个词对应我们说的 empire。常用的两个词是 basileia，可以译作君主制，和 politeia，即政体。politeia 是拉丁语 res publica 的希腊语翻译。 res publica 跟"共和"无关，那是启蒙时代才有的用法。在拉丁语里，res publica 指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构成的"公共事务"、"共同利益"，不管它采取什么政体。西塞罗可以想象一个由国王统治的 res publica，也可以想象由元老院或民主统治的。罗马人在帝制下继续用这个词。皇帝的角色，无论叫凯撒还是巴西琉斯，是服务这个政体。文献里他们一直这么说。 所以卡尔德利斯提出的词是"君主制共和国"：一个罗马意义上的 res publica，由君主制政权治理，而皇帝被期待为共和国工作。 这个组合在其他王朝帝国里找不到，因为那些帝国不是从一个古代共和国里长出来的。 关键的结构性事实是：皇位没有法统。罗马的皇帝不是创建了国家的王朝，这个国家在共和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奥古斯都结束内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必须假装自己不是他实际是的东西：继续奉承共和的理念，"我不是国王，我只是担任了这几个官职，都是元老院授予的"。这层伪装本身很重要，说明他不得不装。 为什么不得不装？因为结束一场内战不等于不会再有下一场。他必须造出一种共识，让人们不想再打内战。如果他直接撕破脸，只会招来更多战争。而且就算靠暴力上台，也不能阻止别人用暴力上台，因为没人对皇位有权利。 数据：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有46%被暴力推翻。接近一半。每个皇帝都知道自己随时可能完蛋。保命的办法不是把可疑的人全抓起来杀光，那是卡利古拉和尼禄的路子，那条路通向死亡。最好的办法是让人民满意，这样有人造反时没人跟着走。 君士坦丁堡有一套惯例。你觉得这个皇帝不受欢迎，可以沿着中央大道进军，让人群跟着你，走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制造出足够大的声势，要求废黜皇帝。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不成功的时候，跟着你走的人会一路走一路消失，最后你一个人跑到圣索菲亚寻求庇护。这是一次竞价。另一些时候，人群真的恨皇帝，会把他拖出来，割掉鼻子。 所以皇帝一直在防止这种事发生，而最好的办法是施恩。 ## 竞技场就是一场永久公投 选举给政府一个四五年期限的授权，这期间你可能不受欢迎，但你是合法的，因为制度在那儿。君士坦丁堡没有这种制度。它有的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公投。 皇帝出现在公共场合，所有人要欢呼，要喊口号。竞技场里十万人一起喊"配得上"或者"奥古斯都万寿无疆"，很好。但如果皇帝进去的时候人群沉默，欢呼有气无力，或者有人喝倒彩，他就知道出事了，得赶紧查是哪里出了问题，可能是粮食供应断了。 竞技场能装三万人到十万人，数字有争议，因为考古遗存有限。卡尔德利斯说三万是明显低估。它的形状今天还在伊斯坦布尔，南侧的弧形结构还能走进去。它紧挨着皇宫，皇帝不用走远。 这里不只是赛马的地方。皇帝在这里面见人民，宣示、公开惩罚、政治示威都在这里发生。蓝党、绿党、红党、白党这些赛车队，后来变成了有社会影响力甚至准军事力量的组织。 1190年代有个例子。阿莱克修斯三世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敲诈，对方说给钱，不然就打进来。阿莱克修斯决定征税，把人群召集到竞技场，宣布要开征"德意志税"。全场哗然，反对声浪大到当场撤回："那不是我的主意，不知道从哪来的，算了，不征了。"后来那位德意志皇帝死了，事情没发生。但这个过程能看出政策的回撤有多快。 任何大规模人群聚集的地方都能起这个作用：军队集结地、圣索菲亚、君士坦丁广场。军队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罗马人民，而且有时候是最有决定性的那一部分。如果一支军队在行省决定要换皇帝，那是很严重的事。 ## 军队为什么几乎从不用于镇压 东方罗马帝国算不算军事独裁？奥古斯都的体制常被这么描述：说到底权力基础是军队。皇帝控制军队，军队常常对谁当皇帝有发言权，内战就是这么来的。 卡尔德利斯不认为这是军事独裁，理由很硬：他们几乎从不把军队当作社会控制的工具。 一千年里，这种事基本看不到。一部分原因是他不认为这个社会需要被压制。这回到前面说的共识：军队的职责是保护罗马人民，兵源常常就是人民，大部分时间里军队就住在人民中间。皇帝要调兵，调的是本地村庄里的士兵。 反过来看，动用军队镇压人民是有风险的。穆巴拉克在阿拉伯之春那三个星期里，一直在判断能不能指望军队向示威者开枪。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照做，这可以反噬得很惨，甚至导致政权更迭。这是很危险的武器，即使在现代也一样。 有一个人是例外：查士丁尼。 ## 宦官：一套平行的权力轨道 宦官属于皇帝的家务班子，相当于白宫西翼。他们管皇帝的起居、寝宫、宴席、衣橱。为什么重要？首先，你整天跟皇帝待在一起，处理会面安排，人们可以找你走后门，你也收贿赂，你是管用的，因此也被恨。这种恨还有功能：人们从宫廷拿不到想要的东西时，需要一个发泄对象。 更有意思的一层是：皇帝怎么保证官僚系统不把自己架空？如果整个帝国的事务都由官僚处理，他们能自己长出规则来解决请愿、豁免、各种问题，那皇帝还有什么用？皇帝不希望被这种非人格化的机构遮蔽。办法是设置平行的权力轨道。 宦官特别适合这个角色。他们常常来自帝国之外，或者是前奴隶，跟本地豪族网络没有关系，权力完全依赖皇帝，因此忠诚度可以预期。皇帝有时候会把一支军队直接交给他们，就为了对冲那些根深蒂固的将门网络。一个管衣橱的宦官被派去统兵，让体制内的人没法确信靠关系就能拿到所有权力。 有些宦官极有能力。纳尔西斯（Narses）是查士丁尼的将军，在意大利打了一场大仗击败哥特人。他又老又小，还是个宦官，哥特人嘲笑他，最后笑不出来。 宦官不能有自己的家庭和后代，也就不用为子孙打算。来源有的是被掳走强阉的孩子，有的却是家族主动送去的。帕夫拉戈尼亚在亚美尼亚北部，那地方出宦官出名，有的家族把这当成一种家族战略，专门往宫廷里放一个人。 ## 查士丁尼：无法被归类的那个 527到565年在位，统治时间很长。他是前任皇帝查士丁一世的侄子，两人都出自西巴尔干一个贫穷的农业社区。查士丁靠军功一路升上来，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位置，当上了皇帝，然后一步步把侄子推到继承人的位置。查士丁尼在38岁之前干了什么，文献里一片空白。我们知道他来自哪里，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上场时带着的装备是罗马法知识和一些基督教神学，看起来不像在军中待了几十年。 他娶了提奥多拉（Theodora），一个曾经的性工作者。当时元老娶这种职业出身的人是违法的，他说服叔叔修改了那条法律。卡尔德利斯的评价是：他显然爱她，这一点没有疑问。查士丁尼在自己颁布的一条法律里几乎就是这么写的。 他用人的标准值得单独说。他似乎只看这个人有没有才、对自己有没有用，完全不看社会阶层和声望。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群五花八门的人，有些名声相当糟糕，但都能把事情办成，而且办出的事情对世界史有长期后果。这是一种识别人才的眼力，加上不怕用别人看不起的人的胆量。 ## 一部让全世界法学院还在学的委员会作业 查士丁尼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把全部罗马法压缩成今天所说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主持这项工作的是特里波尼安（Tribonian），一位造诣很深的法学家。 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罗马法，绝大部分就是特里波尼安的委员会认为罗马法是什么。**原始版本早就没了，留存下来的都是这个东罗马版本。欧洲很多国家的现行法与之相关，法学院学生仍然要学。虽然在英美普通法体系里分量较轻，但罗马法关于财产、所有权的概念，后来在政治思想里塑造主权观念时起了极大作用。 内容上看，大部分是关于财产的。也有婚姻：法定婚姻要符合年龄、公民身份、亲属禁婚范围的规定。也有查士丁尼对同性性行为的态度，他认为那会引发地震，并且试图用相当严厉的手段惩罚，最终可以到死刑。 不过卡尔德利斯补了一刀：这个社会总体上不会系统性地追查所谓丑闻或越轨行为。没有宗教裁判所，没有社会警察。事情闹出来了才是问题，没有人会主动去调查、监控、审讯别人的私生活。尽管他们对性的看法跟今天不一样，实际做法上大体是让人待着别管。 提奥多拉在位期间权力极大。查士丁尼选人只看能力的作风也体现在她身上。 ## 尼卡暴动：三万人，和一座被烧掉又重建的教堂 532年的尼卡暴动，首都人民起来反对他，街头混战持续了大约十天。他从外面调进军队，最后下令屠杀示威者，**死者超过三万人**。君士坦丁堡在那场火里烧掉了很大一部分。 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他后来重建的。这座建筑被公认为他最亮眼的成就之一，作为建筑和象征都极为耐看。但它烧掉的原因也是他。 这是理解查士丁尼的关键：好与坏的分量几乎相等，分量都很重。卡尔德利斯用布里丹之驴比喻自己的处境，两堆干草之间选不出来。 ## 征服：赢了北非，赔了叙利亚 查士丁尼认为上帝授权他收复西罗马失去的行省。他确实做到了，这在他看来是上帝偏爱他的证明。他的手法是机会主义的，专挑那些蛮族王国最危急的时刻介入，利用它们的弱点吞并它们。 代价是：意大利被战火蹂躏了几十年。他把本该保卫君士坦丁堡的几支部队解散，派去了意大利，本土防线因此变薄。有些被征服的行省根本养不活自己，意大利到后来就不行。北非大概是划算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很难说。 最严重的一次战略失误是抽空东方的军队去打西方，结果波斯人长驱直入，摧毁了安条克。卡尔德利斯的判断很硬：**你不能靠交出叙利亚来换取征服北非的通行证。** 他也承认，征服本身从来不足以让人被称为"大帝"。如果要比评这些统治者，至少应该期待他们有计划，或者结局是好的。 ## 541年的瘟疫：病原体确认了，死亡率没有 腺鼠疫，病原体是鼠疫耶尔森菌，这一点现在有实验室证据，一个世代前还只是猜测。这场瘟疫断断续续持续了两个世纪，在很大一片区域变成地方性流行病。 关于它的影响，学界有争议。有一派主张最激进的数字：人口死掉一半。卡尔德利斯不信。他的理由是操作层面的：如果真死了一半，这个社会在后勤上会直接停摆。 十四世纪欧洲黑死病留下了非常好的记录，那些社会基本停了好几年，才慢慢把东西重新拼起来。六世纪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查士丁尼当时同时在四五条战线上打仗，那些战争的叙述里看不到任何停顿，没有因为瘟疫中断的痕迹。税收照常，法庭照常。 所以瘟疫确实有影响，税基会缩，兵源会紧，社会会有大规模错位，但远不到一半。 ## 希拉克略：一场自己也有份的灾难 希拉克略（Heraclius）没有进卡尔德利斯的最佳皇帝名单，这让很多人意外。他在西方中世纪文学里被当成第一位十字军，因为收复了耶路撒冷，夺回了真十字架。现代那些崇拜他的人，某种意义上是在延续一个非常长的传统，只是未必知道。 卡尔德利斯认为这笔账是平的，甚至是负的。希拉克略本人就是个叛乱者和篡位者。602年起罗马和波斯开战，波斯沙阿霍斯劳二世（Khosrow II）原本只是劫掠，很快意识到可以永久占领土地，于是军队开进来。当时的皇帝福卡斯（Phocas）也是篡位上台的军人，希拉克略从北非的迦太基起兵，608到610年打了三年内战。 这场内战把罗马军队从波斯前线调走，是给波斯人的一份大礼。而且主战场之一在埃及，埃及此前基本没被战争波及，现在被自己人打烂了。 希拉克略拿下君士坦丁堡，处决福卡斯，当上皇帝，然后面对一个比叛乱前糟糕得多的局面。 他最后确实打赢了。过程很不寻常：花了大约十五年组织力量，这期间波斯人和阿瓦尔人626年围攻君士坦丁堡，他没回去，留在东方整军备战。他不去打那些在小亚细亚流窜的波斯军队，直插对方腹地，先进高加索，再进美索不达米亚，破坏波斯的腹地和基础设施。最后召来中亚的突厥盟友，一路穿过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宫廷政变，霍斯劳被杀。 但这一切的后果是：两个帝国都成了废墟。几十年后阿拉伯人过来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这两个被打空的对手。 ## 阿拉伯人的方向，没人防过 阿拉伯军队最初的目标是统一阿拉伯半岛。然后他们开始向外打，同时打罗马和波斯。 卡尔德利斯说这不是什么历史谜题：一支新成军、刚打赢的军队，门口摆着两个虚弱的对手。真正的问题在方向。**这两个帝国从来没准备从阿拉伯方向防守。**偶尔有些劫掠者，但不会有能征服你的军队从那儿开出来。整个防御部署的朝向都是错的。 而这两个帝国刚互相打了一场大仗，人力枯竭，资源枯竭。结果几乎是注定的。 失去的省份里，埃及最要命。埃及的粮食供养君士坦丁堡，那条线断了，接下来几十年首都人口急剧下降。 ## 止血：从挨打到能还手，用了几十年 七世纪剩下的时间基本是在挨打。一直到660年代、670年前后，罗马人开始能在陆地上打赢，在海上守住线。这时候开始投资舰队，后来搞出了希腊火。 希腊火的配方和制法是国家机密，保密到什么程度？到今天学界还在争论它的具体构造，这本身就说明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可能是通过某种压力阀，把一个加热加压的容器里的可燃混合物从喷嘴喷出去，点火，等于向对方船上喷燃烧的凝固汽油，落到水面上还继续烧。 他们还有手榴弹版本。一个陶罐装着混合物，外头有点火装置，扔出去。扔人效果一般，烧一个人浪费一颗手榴弹，但扔攻城器械那种木架子很管用。 后来对付维京人也用过。940年代和1040年代维京人袭击君士坦丁堡，罗马人派出希腊火舰队，直接把对方烧掉。 与此同时是一整套痛苦的后勤和行政重组：军队撤进小亚细亚，就地防御、就地设堡、就地供养。这个过程花了很多年，最后弄出来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战略后勤系统，国家变小了，也变得高度军事化。 ## 717年：一个刚篡位的人，守住了城 八世纪初阿拉伯人第二次围攻君士坦丁堡，那时候帝国真的只剩一根线吊着。恰好掌权的是个很能干的人：利奥三世（Leo III），刚通过政变上台。罗马精英可能正是因为知道这场大攻势要来，才倾向于把权力交给一个有本事的人。 准备做得极充分。城防、舰队、希腊火的使用时机、把阿拉伯人限制在特定区域让他们慢慢饿、耗，还有保加尔盟友。保加尔人几年前刚渡过多瑙河，定居在河南岸，后来保加利亚就是从那儿长出来的。 这场防守战几乎看不出运气的成分。所有要素都用得很准。利奥三世之后又统治了二十多年，儿子接班，形成了伊苏里亚王朝，虽然他们家不是伊苏里亚人。 ## 圣像破坏：一场被写史料的人放大的争论 接下来是圣像崇拜的争议：教堂里的圣像该被尊崇还是该被销毁。听起来是神学问题，实际上牵扯到政治权力。 今天的东正教堂里满墙满顶都是圣像，每个能想到的空间都被圣徒像覆盖。这不是基督教教堂本来的样子，至少君士坦丁堡不是。这是那场争论的结果。 卡尔德利斯在这里给了一个重要的修正。他研究发现，**普通民众对这件事没有表现出兴趣。**真正认真投入的，是几个皇帝、一些主教、修院院长和修士，加起来可能一两百人。而这些人恰好是写文本的人。 你能找到的记载里，从来没有"君士坦丁堡人民起事，要求恢复圣像"或者相反的说法。皇帝改政策，几乎所有人都跟着转向：行，挂上，行，取下。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核心议题。 但那些真在乎的人非常在乎，而且他们写下了全部史料。所以你读到的历史，是这一两百人的历史。 最后主张圣像的一派赢了。他们的观点开始填满空间，字面意义上填满了教堂，一直填到今天。 ## 十世纪：从活下来到再扩张 《金流血河》（Streams of Gold, Rivers of Blood）写的是955年到第一次十字军之间那段。卡尔德利斯写这本书有个私人动机：此前他写的都是分析性的东西，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叙事。这本书够成功，后来编辑找他写那本一千页的《新罗马帝国》。 955年，新的军事领导层上任，罗马人重新开始征服，主要集中在奇里乞亚、叙利亚北部、塞浦路斯、高加索，后来还有保加利亚。之后是一代人多的时间的稳定和繁荣。 然后三重打击同时到来。 东边是塞尔柱突厥。北边是多瑙河对岸下来的佩切涅格人。西边是南意大利的诺曼人。 他花了不少篇幅讲这三种敌人的性质差异。诺曼人是新式的西方战争方式，正面碾碎对手，而且手段极其残暴，用他的原话，就是恐怖分子。佩切涅格人大概是游牧骑兵。塞尔柱突厥也是游牧骑兵，但他们背后是中亚庞大的人力储备，而且他们进入小亚细亚之后做的事情，是把耕地变成牧场，这是一种生态层面的改造，而且不可逆。 传统解释把十一世纪的崩盘归因于内部道德衰败、文官皇帝忽视军队。卡尔德利斯认为主因在外部。他的方法论质疑是：一个社会突然遭遇一堆问题，你的第一反应总是去找它内部机制出了什么毛病，这是"衰亡论"模型训练出来的思维定式。另一种可能是，一个没有明显结构性缺陷的社会，遭遇了它无论如何也预见不到、准备不了的挑战。 他也不否认内部问题。马其顿王朝延续两百年后终结，继承危机的政治后果很实在。这个时期有好几个无子的老皇帝，没有王朝光环加持，于是大把买政治支持：发豁免、给现金、给头衔。这直接导致预算问题，然后又得征召大量军队应付各路敌人，压力更大。 ## 不该用危机定义这个社会 卡尔德利斯反对把这个帝国的历史讲成一次次危机。他数得出来：七世纪三十年代的阿拉伯征服，一个十年就丢了；1070年代塞尔柱拿下小亚细亚，速度极快，后来只收回一部分；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主要来自法国的军队攻下君士坦丁堡，尽可能把帝国拆碎，虽然没能长久，罗马人重新集结收复了。 就这三次大的。 其余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在做的事情是巩固、重组、缓慢但稳定的经济增长、小规模但持续的领土扩张。 他提出的问题很尖锐：**应该用这些短暂的外生冲击来定义这个社会，还是用它长达数百年的、内生的重建与稳定来定义它？**他的答案是后者，毫不含糊。没人从外面来帮他们重建。 这也是他下一本书要处理的问题：这个社会的长寿和韧性从哪来。 ## 终点：十四世纪初，回不去了 前面所有危机都能翻盘，唯独最后一次不能。转折点在哪里？ 卡尔德利斯说是十四世纪初，1300到1350年之间。韧性的来源开始干涸。 大约1300年丢掉小亚细亚，意味着再也无法同时依托欧亚两翼，只能在欧洲一侧活动。然后是一连串内战，塞尔维亚扩张，黑死病。这几样加起来，再没恢复。 1300年的时候，这个国家从君士坦丁堡到亚得里亚海，是横穿巴尔干的一条带子。看着很小，但面积不比英格兰小多少，收入甚至更多，因为税制还在，皇帝还能收上大量黄金。 然后内战，一个叛军跟塞尔维亚人做交易，把一半领土送出去。**到这一步就结束了。** 奇怪的是突厥人又花了一个世纪。1453年，其实本可以更早。1400年前后看起来就要收尾了，结果帖木儿从中亚过来把突厥人打垮，他们的国家碎了一地，重新开始一轮重组，于是又拖了五十年。 为什么会终结？外国入侵。没有别的。他们扛过了很多次，但只要输一次就丢一块地，输得足够多，就没有可以退的地方了。 ## 它本可以再活一千年 卡尔德利斯说他完全相信这一点：如果没有那些它扛不住的外来入侵，凭它的税制、政策生成方式、政治运作方式、代表机制，这个帝国可以再运转一千年。 他的证据是反面清单。看那些让国家失败、碎裂、变得不可治理的因素，这里一个都没有。 没有分离主义运动。唯一一个真正要脱离并成功的是保加利亚，1018年被征服，1185年独立，不到两百年。其余一千二百年里，行省人抱怨税重，但不想离开，也没有任何动作。 中央从未失去征税能力。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农业叛乱，这在其他所有同类帝国里都发生过。 没有人试图分割这个国家。法兰克人在查理曼之后分了，罗马没有。也没有军人割据一方、自建独立政权。一个都没有。 那他怎么解释这种稳定？ 他先做了一个对比。英国君主制、葡萄牙、日本，这些长寿政体有一个共同点：都在边缘，是岛，或者被挤在角落。而这个社会**正好处在全世界帝国缔造和新宗教兴起的主要走廊正中间**。这是你能选择的最危险的居住地段。它能活下来本身就很反常，活不下来才是常态。 所以答案分两部分。 第一，当局做了极大的努力说服臣民，说他们是为臣民的利益在统治，而且在多数情况下确实这么做了。 第二，它有一个极其紧密的统一身份：罗马人，东正教徒。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清楚自己周围全是既非罗马人、也非基督徒的敌人，而他们不想活在非罗马人、非基督徒的统治之下。 这两个因素加起来，让所有人有理由维持这个东西。替代方案更糟。 卡尔德利斯强调"足够"这个词。不要理想化。他们不是手拉手在街上跳舞。他们一直在抱怨税，因为抱怨没有代价：你可能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但抱怨本身不会让你倒霉。所以抱怨是系统的一部分，是健康信号，就跟抱怨天气一样。 ## 皇帝的说法和皇帝的做法 罗马帝国对臣民投射的那套形象，卡尔德利斯称为 persona。它由法律、颂词、请愿回复这些渠道同时播出，内容大致固定：当局对臣民的需求是有回应的，是负责任的；他们清楚自己在行使公共权力，授权他们行使这套权力的唯一目的是为臣民谋利；他们是主动的，在问题发生之前就预先解决；他们极其勤奋，皇帝常用的陈词之一是"不眠"。 查士丁尼公开被称为"不眠的皇帝"。这件事连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整夜不睡，随时把官员叫来讨论战争、建筑、法律、神学。 （顺带说，当时也有传说认为他的头会自己飞出宫殿，那是另一个版本的"不眠"。） 这套说辞跟宣传有什么区别？宣传意味着说和做之间有一道大缝。卡尔德利斯从马基雅维利那里学到的判断方法是：看人做什么，不看人说什么。他对东罗马的研究结论是，这些皇帝和当局大体上是真诚的，他们说要做的事，总体上做了。不完美，当然不完美，人类社会的腐败、滥用应有尽有。但整体上存在一种足够水平的理解，而且他们有动机这么做，因为处境也很脆弱，需要臣民相对满意。 修辞本身也有力量。他举了个自己的例子。做了多年系主任，他见过两种院长。一种说：抱歉，预算不好，得砍你们的项目。另一种说：我完全支持你们在做的事，我是人文学的捍卫者，不幸的是预算这样，我们得砍一些项目，但我保证，一旦有了钱，我们立刻恢复。 两种说法指向同一个实际结果，产生的配合度和共识完全不同。 最好的修辞有一个前提：你得相信它。你说了不做，它就失效了。行动是让修辞变得有力的最好方式。 这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给僭主的建议是一回事。僭主通常被憎恨，死于政变。那怎么自保？可以从遵守法律开始，让臣民也遵守法律，为他们的利益工作。他实际上是在劝僭主变成仁慈的君主。而让臣民相信你是个合法的仁慈君主的最好办法，就是真的做一个。 ## 罗马、基督教、希腊：三种身份叠在一起 问一个罗马人"你是罗马人还是基督徒"，答案会是"都是"。 但再追问一句"罗马人和基督徒是一回事吗"，稍微想一下，他们会说不。基督徒里有很多非罗马人，保加利亚人、罗斯人，罗马人不会因为他们信基督教就把他们当罗马人。反过来，他们也非常清楚历史上有过不是基督徒的罗马人，怎么知道的？教堂里几乎每周都在纪念被罗马皇帝杀掉的殉道者。罗马皇帝对基督徒施暴这件事，是他们反复记忆的。 所以这两样东西从来不完全重合。有些场合你更是罗马人，有些场合你更是基督徒。卡尔德利斯说他喜欢找那种人物：有的史料会记载某人"不太在意基督教那一套"，就是个政客，干自己的活；另一些人物完全投入东正教和修道生活，对罗马那一套毫无兴趣。 还有第三种选项：希腊的东西。语言是希腊语，文学是希腊文学，有人一头扎进古典里去。 他把这个社会看成一个实验室，三种元素以各种奇特的配比共存。通常都是配比，偶尔有人想在某一种上做纯粹派。**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时是罗马的、基督教的、希腊的社会**，虽然三者的配比一直在变。 ## 现代能拿走什么 美国算不算帝国？卡尔德利斯说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和"帝国"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已经不需要犹豫了，学术界也在不带讽刺地用这个词。 他给出的第一条经验是：**投资于对多数臣民有用的制度，即使他们要为这些制度付出代价，也要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付这个代价，这对统治阶层自己也有好处。**前提是你在考虑长期成功，短期收益不在此列。 罗马人修路修了几百年上千年，制度也一样。基督教教会就是他们建的制度之一，他们建东西是为了长久。 第二条是马基雅维利那条：缩小修辞和行动之间的落差。 他说美国有个特殊问题：它宣告的目标常常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记得当年有人试图说服大家，入侵阿富汗是一场女权主义的战争，新闻里全在讲阿富汗女性处境多糟。他的反应是：你真的想让我相信这就是你派军队过去的原因？ 他研究的社会里，军队是最大的一笔开支，而且它做的基本就是皇帝说的那件事：保护臣民。不是全部时间，有时皇帝会带兵出去打一圈，抢点东西回来，给皇帝增光，这确实发生。但大部分时间，它就在干那件事。而在前现代的条件下，搞影子外交政策之类的东西很难操作，不在选项里。 美国的情况不同。它擅长造战争技术，从希腊火到今天的东西，加上那些崇高目标，加上战争技术能带来的利润，落差自然会扩大。 越南战争也是同一课的重复。那场灾难严重到美国不得不放弃征兵制，转向职业军队，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有政治空间去打那种规模的战争。这种事在君士坦丁堡不会发生。打输一场战争会被批评，但"你用军队去做别的事"这种指控不成立。 卡尔德利斯不想被国王、君主或皇帝统治。他明确说自己不是在提倡任何东西，只是在解释。民主制度有它自己的代价：我们想每四五年换掉领导人，连带换掉他们的专家团队和政策设计者，这也是有成本的。 ## 人性有没有变 他读研的时候，后现代主义正盛，学界很流行一种看法：不存在所谓人性。人类历史是一系列不可通约的切片，你没法从一个走到另一个。 他不同意。他站在修昔底德那一边：人会爱，会恨，有野心，会无能，你在任何二三十人的群体里都能找到差不多的类型分布。文化会来拧那些旋钮，这是他觉得有意思的部分，但旋钮的范围就是一到十。 他也不认为文化系统或意识形态能把每个人的脑子完全殖民，让所有人变成克隆体。历史行动者有时候就是能自己思考，能跳出框子。他遇到这类人时总是留着这个可能性。 至于人类历史走到哪一步了，他不喜欢用开头、中间、结尾来想，更愿意分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狩猎采集，占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第二个是农业革命，开始有剩余，能撑起复杂社会。第三个是工业和技术革命，正在改写人能做到什么、可能成为什么。 第四阶段几乎一定会有。到那时候回头看我们，大概会像我们看罗马人：明白你在做什么，明白你用的是当时的技术和材料，但我看得出你在干什么。你有家庭，有军队，你埋葬死者。 他对未来谈不上乐观或悲观。他成长于冷战，八十年代有一种普遍感觉：核战争随时可能发生，把一切抹掉。而八十年代的大众文化全是欢快、天真、无所谓的，两者完全不相关。到了九十年代，冷战结束，所有人反而抑郁了，音乐变得哀怨。这种情绪和客观状况之间没有对应关系。 他承认技术在制造新问题，但也有大量事情一直在变好。他说很多问题是可解的，只要能把一些精英管住。这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 ## 可以拿去用的几条 - 读任何一段历史之前，先问它的名字是谁起的。"拜占庭帝国"这个标签背后有六百年的政治动机。把这个词换回"东罗马"，你对它的所有直觉都会重新校准。 - 看一个政权，别听它说什么，看它把最大的那笔预算花在哪，以及这笔钱实际在做什么。东罗马的军费基本花在保护臣民上，这是它能收上税的原因。 - 判断一个组织的稳定性，不看它有没有危机，看它有没有内生的重建机制。没有分离主义、没有军阀割据、中央征税能力从未中断，这三条比任何一次军事胜利都重要。 - 读史料先看作者是谁。圣像破坏运动那场争论，真正在乎的可能只有一两百人，而恰好是他们在写全部文本。你读到的强度，是写作者那一小群的强度。 - 如果要做长期的事，就把制度建得能解释自己为什么存在。罗马人修路修了上千年，也建了教会，他们建东西的时候想的是几百年后。 - 修辞不能替代行动，行动也替代不了修辞。同样的坏消息，两种说法产生的配合度天差地别，而唯一让好说法站得住的前提是：说的人自己信，而且真的做了。 - 听到"某国在传播民主"这类说法，把它和它实际在做的事并排放一次。落差有多大，可信度就有多低。这个检验方法对两千年前的罗马和今天一样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