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布尔拉：辉瑞 CEO

2020年11月8日下午两点，康涅狄格州一间很小的办公室。五个人，几杯咖啡，一些互相调侃的玩笑。

他们在等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数据监查委员会（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一组与辉瑞无关的独立专家。他们手里有揭开盲态的权限，能告诉辉瑞：III期临床试验的疫苗，成了，还是没成。

电话比预定时间来得晚。等待的几个人越等越焦虑，只能互相打趣，喝咖啡，讲笑话。等到两点左右，铃声响了。

自由了，解放了，开心。就像压在我肩上的一块巨石被卸了下来。（阿尔伯特·布尔拉）

他转头对团队说了句“我爱你们”。“我们地中海人就是这么说话的。”布尔拉和 Lex Fridman 聊起这个细节时笑了笑，又补了一句，“也许你们俄罗斯人也这样。”

23亿美元，一次全押

辉瑞和 BioNTech 合作的这款疫苗，研发投入是23亿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接近150亿。

这笔钱特别的地方在投法。

药企做研发有一套惯常的风控节奏：先花5000万美元摸底，数据不错再投5000万，再有进展再加1个亿。每一步都留退路，每一步都看前面的结果再决定下一步。这套节奏把风险摊薄了，代价是把时间也摊薄了。

布尔拉把所有的钱一次投了进去。

通常我们花5000万，如果顺利，再花5000万，再顺利，再花1亿。这一次，我们一次性把23亿全部押上，这样不损失时间。（阿尔伯特·布尔拉）

他形容这个决定谈不上艰难。2020年初那种情况下，恐惧笼罩着所有人，包括辉瑞自己的员工，没人知道明天长什么样。既然手里有能帮忙的东西，就没有第二个选项。

这话听起来像公关辞令。但如果把辉瑞当时的财务结构摊开看，这个决定的分量会更清楚。

研发新药的公司，本质是在做一场概率生意。候选分子在临床阶段的淘汰率高得惊人，活下来的那一小部分要连本带利把所有人的投入赚回来，所以药价里天然含着失败的成本。一次性押上23亿，等于是把未来几年好几个项目的容错空间，全部压在一条赛道上。成了，一切好说；不成，股东要问话。

Fridman 追问了一句很多人心里的话：你是CEO，公司要赚钱，这个决定里有几分是救人，几分是财务计算？

我很清楚，如果你太专注于赚钱，你永远赚不到钱。你应该专注于真正的价值驱动是什么。真正的价值驱动，是做出改变患者生命的突破。你不做这个，永远赚不到钱；你做了，别担心，钱会跟着来。（阿尔伯特·布尔拉）

这套逻辑听着像心灵鸡汤，其实是制药行业最朴素的商业常识。专利保护期一到，仿制药蜂拥而上，价格断崖式下跌。一款药能赚多少钱，几乎完全取决于它在专利期内能不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做个好药”在这个行业里从来都是唯一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速度快，不等于流程短

外界对新冠疫苗最大的疑问之一是速度：一款常规疫苗从零到上市要八到十年，这个不到一年就打了。安全测试是不是被压缩了？

布尔拉给出的答案反过来了：流程一步没少，少的是等待和犹豫。

疫苗研发通常分几个阶段。先是从几十个候选方案里筛，辉瑞最初试了20种，一路筛到4种，再到2种，最后定下1种。然后是剂量摸索，从低剂量开始打进人体，逐步加量，同时监测免疫反应和不良反应，还要覆盖不同年龄段，年轻人、老年人分开看。接着是接种方案，第二针隔三周、四周还是六个月，都要试出来。

这些做完，才轮到III期临床。这一步是真正烧钱的环节，辉瑞这次花了接近10亿美元。所以正常流程里，企业会在进入III期之前反复做实验，尽可能确认手里这个就是对的，才敢把10亿美元押上去。

辉瑞把这段“反复确认”的时间砍掉了，用钱换。III期临床本身的设计、盲法、安慰剂对照，一条规则都没改。

注射疫苗的医生不知道他打的是安慰剂还是疫苗，他只知道一个条码。只有计算机知道。要进入那台计算机，至少需要两个人同时插入钥匙。这些人有法律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提前查看数据。（阿尔伯特·布尔拉）

提速的地方在招募。正常一款疫苗的III期临床，30家医院参与，招满5万人要一年。辉瑞把参与的医院扩到150家，三四个月招

满。多出来的成本很直白：150家医院同时开动，人力、协调、管理，全是钱。

真正的加速度来自目标设定。

辉瑞过去十年每年的疫苗总产量是2亿剂。这次布尔拉给生产团队的任务是30亿剂，一款全新疫苗。正常一个新分子的发现阶段要四年，新冠口服药的发现阶段，他给的时间是四个月。

当你设定这种目标时，他们立刻就知道，不能只在框框里思考。这时候人的聪明才智和心就出来了。这就是他们让所有人惊讶的方式。（阿尔伯特·布尔拉）

他反复强调一句话：人对自己能力的估计，通常严重偏低。给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人才会跳出框框。

FDA那75年，和一段不肯让步的追问

访谈里有一段气氛明显变紧。

FDA 当时面对一项诉讼，被要求公开辉瑞疫苗的审评数据。FDA 提出的时间表是按75年来披露。这个数字一出来，各种猜测都冒了出来。

布尔拉的回答是标准的合规口径：辉瑞和监管机构的往来一直很透明，有法律强制要求公开双方的沟通内容，他不清楚FDA为什么要这么久，但他相信FDA有很好的理由。

Fridman 没有放过这个问题。他说，这看起来不像一个好理由。他提到，75年这个数字的来源，很可能是FDA内部设定的审评速度，比如每天只能处理500页文件。这是典型的官僚机制：规则本身合理，累积起来的效果荒唐。

政府很擅长制定规则、确保对企业和个人的监督。但它们会让事情变慢，这是特性，也是缺陷。在这个案例里，它们慢到了这个程度。我认为FDA有潜力成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机构之一。而这一个例子，在我看来是失败的。（Lex Fridman）

布尔拉的回应值得琢磨。他说，这算不上一个黑箱。审评流程是公开的，所有人都知道规则；FDA 里有水平极高的科学家，欧洲的、英国的、日本的监管机构也一样，他们会钻进非常细的细节；而且按照法律，每一项研究的关键内容都会写在产品说明书里，那是一份非常详细的文件。

这段回答技术上没错，但它绕开了问题的核心。Fridman 追问的重点落在“当公众有疑问时，机构为什么选择沉默”，流程本身是否存在根本不是他在问的东西。

有时候问题出在沟通的笨拙和沉默上，流程并没有失败。在很多人明显感到不安、有疑问的时刻，沉默本身就是问题。你应该站出来，解释清楚为什么，而不是让不信任一点点积累、发酵。（Lex Fridman）

这段话点到了一个关键机制：信任的流失很少来自某一次具体的错误，更多来自“我有问题，但没人回答我”这种持续的悬置感。悬置久了，空白会被别的东西填满。

那道从FDA通向辉瑞的门

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托 Fridman 带了一个问题：辉瑞、FDA、CDC 之间存在密切的人员流动，很多人在FDA工作过，现在在辉瑞；也有人反过来。这种旋转门会不会影响监管的公正性？

布尔拉的回答很直接：零怀疑。

为了强化这套系统，他们设了很长的时间壁垒。如果一个人从产业界进入FDA，在一段时间内他不能处理相关议题；如果是他曾经任职的公司，这个期限还要更长。（阿尔伯特·布尔拉）

他补充说，难的决策会引入外部专家，容易的决策由内部专家反复辩论，有分歧就往上抬。这套自查和制衡机制，在CDC和FDA内部都存在。

Fridman 在这里做了一件很少见的事：他讲起了自己的来历。

他成长于苏联，那个环境里，贿赂是办事的默认路径。被警察拦下来，给钱是常识，这就是生活方式。后来到了美国，看到法治有这么大的力量，他觉得美。

但他仍然担心人性。

当你看到一些人的简历上，既有辉瑞的经历，又有FDA、CDC的经历，这会让人不安。这些本该被视为权威的领导者，究竟有没有在跟公众玩一场游戏？（Lex Fridman）

布尔拉承认 Fridman 描述的苏联经验是真实的，也承认有些国家确实需要那样做事，但他认为美国这些机构不是这样，它们有很高的诚信记录。他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欧洲人、英国人、以色列人，信任FDA、EMA、CDC、MHRA说的话。

这个判断在2021年底就已经显得乐观。它的局限在于把信任当成了一个静态存量：只要机构历史上可靠，公众就该继续信任。可信任是动态的，每一次沉默、每一个75年，都在扣减它。

声誉是桶漏滴收的生意

Fridman 提到了一个绕不开的名字：Bextra。

2009年，辉瑞承认对关节炎药物 Bextra 进行非法营销，同意支付23亿美元和解。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医疗欺诈和解案之一。

布尔拉没有回避，他把时间线拆开讲：2009年的案子，对应的是2003年的行为。

2003年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是我们几个销售代表做了标签外推广。他们和医生谈论了产品的标签外用途，而他们不应该这么做。（阿尔伯特·布尔拉）

他解释了标签外的含义：FDA批准的适应症之外，这款药可能还有别的疗效。医生之间讨论这些研究是允许的，制药公司不能主动向医生推荐这些未获批的用途。

罚款金额的构成，他也讲得很坦白：这笔钱对应的并非行为的严重程度，它按营收规模来算。Bextra 是个大产品，所以罚得重；如果是个小产品，罚得就轻。

2003年发生的事非常糟糕。我不认为那之后还发生过类似的事。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在遵守每一条法规和规则上有出色的记录。（阿尔伯特·布尔拉）

关于公众信任，他说了一句在这个访谈里最像格言的话。

声誉是可以用桶丢掉、用滴赚回来的东西。一旦失去，你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拿回来。制药行业失去过它。很清楚，过去十年这个行业的声誉跌到了历史最低点。（阿尔伯特·布尔拉）

他承认原因之一就是行业自身的行为。但他也给出一个观察：新冠期间，私营部门拿出了检测、呼吸机、治疗药物、疫苗。他认为这向世界证明了私营生命科学部门对社会的价值，也改善了辉瑞的声誉。

紧接着他补了一句自我约束：他不会把这份声誉当成理所当然。

广告、赞助，和那种说不清的压力

Fridman 提到乔·罗根（Joe Rogan）指出的现象：辉瑞在主流媒体上投放了大量广告。他的问题落在隐性压力上，广告合不合法倒在其次。

人们看主流新闻，是想知道这世界到底怎么了。如果辉瑞是很多节目的赞助商，节目在讨论辉瑞时会不会不自觉地手软？这种影响很微妙，但在规模上可能很严重。

布尔拉否认了激进营销的说法。他给出的理由是：处方药广告受到严格监管，不能提任何未获批的用途，而且FDA强制要求广告里必须同时说明药物的不良反应，有时候讲坏处的时间比讲好处还长。

人们有权知道，如果有这样的产品存在，他们应该了解。（阿尔伯特·布尔拉）

关于赞助，他给了一个具体的数字：辉瑞的赞助非常少，而且每一个项目，哪怕2000美元，都有专门团队评估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被赞助方或节目的声誉如何。他说辉瑞的赞助更多集中在患者组织，会刻意避开那些“即使不被影响，也可能被看起来像被影响”的场合。

Fridman 在这段里没有继续逼问，转而讲了一段自己的经历。

他到MIT之后有点失望，甚至有点心碎。他本以为在一个资金充裕的地方，人们会全力做最好的工作、互相支持、为彼此的成功庆祝。现实是，即使钱很多，人们仍然感到财务压力，而这种压力没有激发出他们最好的一面。

我不想把一切都归咎于钱。但当你有了赞助商，我个人会担心，它不会把人身上最好的东西激发出来。（Lex Fridman）

这段话值得停一下。它讲的并非腐败，它指向一种更日常的东西：当一个组织的话语权和经济来源高度重叠，很多微妙的自我审查不需要任何人下指令，会自己发生。这种机制很难取证，也很难反驳，因为它从来不留下痕迹。

没有哪个医疗产品被这样检测过

关于安全性，布尔拉给了一个在这个访谈里最强硬的判断。

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医疗产品被如此大规模地检测过。它已经被接种到数亿人身上。因为新冠的重要性，这些人被持续审视。现在全世界的卫生机构都在追踪每一个信号，看接种者身上发生的事是否与疫苗相关。（阿尔伯特·布尔拉）

他补充了机制层面：电子病历能告诉研究者，一个人在什么时间接种、之后发生了什么。他说，现在对这款疫苗安全性的确定程度，比任何其他产品都高，和说明书上写的一致。

Fridman 在这里做了一个自我限定：他自己打了两针辉瑞，他关心的是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在沟通上做错了什么，疫苗本身安不安全倒在其次。

我听过的一些科学传播者让我很失望，因为他们说话没有共情。他们没有把自尊心放到一边，真正去听别人说话。那些人没有博士学位，可能大学都没上过生物课，但他们有孩子，他们害怕，他们不知道该信谁。（Lex Fridman）

他特别点出了一个结构性问题：这些人不知道该不该信辉瑞的CEO，因为CEO可能有别的动机，可能只在乎钱。他们只能用常识去提问。科学家对这些人的态度，常常是居高临下的，甚至翻白眼。

布尔拉接住了这段，而且接得很实。

谦逊是一种美德。你受过教育，并不意味着你有谦逊、有共情，或者有良好的人格品质。教育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衡量这些美德的指标。那些这样做的人错了，而且他们实际上没有为公共卫生服务，因为他们在削弱它。人不蠢。他们能看出你不尊重他们，不尊重他们了解情况的需要，而这关系到他们自己、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孩子的健康。（阿尔伯特·布尔拉）

他给了一个判断：现在没接种的人，绝大多数是因为害怕，没有别的议程。真正有议程的是一小部分人，他们从这种焦虑里赚钱。

CEO被FBI逮捕了，和一张妻子的照片

布尔拉讲了一个自己的经历。

有人在网上写：辉瑞CEO被FBI逮捕了。他看到了，笑了。他说，行吧，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这个谣言的用意很清楚：在人们心里种下怀疑。如果FBI都抓了他，那这疫苗我大概不能打。

一周后，同一个网站发文说，辉瑞CEO的妻子死了。文章里配了他妻子的照片。

有人发给我，这次我不笑了，我生气了。我赶紧找我的孩子，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看到什么，妈妈没事，别担心。然后我想起来，她在希腊还有年纪很大的父母。我们开始打电话过去，确保他们知道。（阿尔伯特·布尔拉）

他点出了这件事的性质：写这些东西的人非常清楚他妻子没有死，也非常清楚她会因为接种疫苗后死亡这个叙事被放进标题。这是有意为之的叙事建构，目的是从普通人的压力和焦虑里获利。

这段话是整场访谈里布尔拉最不像CEO的一段。他没有讲数据，没有讲流程，只讲了他怎么给希腊的岳父母打电话。

Fridman 在这里做了一个对称的提醒。人们用常识去怀疑政客和权势人物，这个本能是对的，同样该用来怀疑那些靠“他们在骗你”赚钱的人。他自己都惊讶，靠制造这种怀疑能赚多少钱。

独立思考，带着开放的心态批判性思考。每个人都有可能操纵你，但每个人也都有做好事的能力。（Lex Fridman）

他一再强调的那个100%

Fridman 提了一个有点尖锐的问题：布尔拉在推特上发过疫苗有效性100%这类数据，这算不算过度呈现？即使技术上说没错，也可能被误读。

布尔拉的反应很快：我从没说过100%。

每次我讲话，如果出现100%这个数字，我会赶紧补一句：在生物学里，没有什么是100%的，因为样本量一旦上去，就不会是100%。（阿尔伯特·布尔拉）

他解释，研究中确实有100%的项目，比如死亡保护，比如南非那组数据。但他强调，样本量扩大后，100%会变成95%、96%，方向才是重点。

他说自己发推非常谨慎，而且有人会给他提供第二、第三意见，确保不会造成误解。原因他也说了：他知道人们正在听他说每一句话，他既要表达清楚，也要维持信任。

我不认为一个只挑信息、只强调正面的人，是值得信任的人。我希望我和辉瑞是被信任的。（阿尔伯特·布尔拉）

关于加强针，他给了一条时间线，也给了自己一个说明。疫苗刚出来那几个月，人们问要不要再打一针，他的回答是不知道。到了2021年4、5月，第一批数据出来，他开始说，第二针之后8到12个月可能需要加强针，之后大概率是每年接种。他每次都会加一个前提：在没有新变异株的情况下。

然后Delta来了，加强针的时间点从6个月提前到3个月。现在Omicron来了，两针可能不够，三针有效，很多国家已经把第三针提前。

关于会不会需要专门针对Omicron的新疫苗，他的回答很谨慎：不知道，未来几周会有更多数据。如果需要，我们能做出来。他给了一个产能数字：目前大约每季度10亿剂，一年40亿剂。如果一半产能切换到新疫苗，一半保留旧疫苗，全年仍然是40亿剂。

强制接种：他在辉瑞做了，不建议国家做

Fridman 问了疫苗强制令。布尔拉的回答可以拆成两层：作为雇主的决定，和对国家政策的看法。

作为雇主，他做了强制接种。执行时留了健康、宗教等豁免。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辉瑞的员工接种率已经是90%，强制令把它推到了96%。

那10%里有一部分人是永远不会动的，我感觉。因为无论如何，有一小部分人是真的害怕，他们打心底里不舒服。在我们这个案例里，它起作用了，把接种率推到了96%。（阿尔伯特·布尔拉）

他补了一句很人性的账：这6个百分点对应的那些人里，会有很多人不得病，会有一些人不会死。

但问到国家层面，他把决定权推回给了各国的公共卫生官员，说这不该由他回答。

Fridman 在这里给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理由落在自由上，跟医学无关。

从苏联出来的我，认为在公共层面、联邦层面搞强制令是个很糟的主意。即使它对全民健康有好处，这个国家有一种东西叫保住自由，它非常有力量。费尽力气去说服人们接种，让他们自己选择接种，同时保留不接种的自由，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东西。对我来说，直接强制是很懒的做法。（Lex Fridman）

这段话背后的逻辑是：强制能快速提高数字，它消耗的是社会信任这笔本金。用一次强制换来的接种率，可能让下一次公共健康动员变得更难。

孩子、恐惧，和一个父亲的立场

关于儿童接种，布尔拉的态度很明确：应该打，5到16岁都该打。

Fridman 请他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做一次最强的论证。布尔拉没有直接接这个招，他讲了一个在疫苗获批前遇到的场景。

我遇到过很多家长，他们非常害怕，但怕的是没有疫苗，疫苗本身反而不在他们的恐惧里。他们对着我喊：把疫苗给我，什么时候给我，我真的很害怕。我觉得这不公平：我打了，我丈夫打了，我大儿子打了，而我那个小宝贝，因为年龄不够，没有保护。（阿尔伯特·布尔拉）

他说，现在反过来了，有些家长怕的是疫苗本身，人数少一些，但他们更怕的是孩子出事，因为父母爱孩子胜过爱自己。

Fridman 继续追问：孩子感染后的重症率和死亡率确实很低，这个怎么算？

布尔拉的回答是：低，但孩子确实会死，确实会进医院。他加了一个常被忽略的维度：学校一旦出现病例就得停课，这种中断对孩子健康和成长的代价同样真实。

他拿小儿麻痹做对比：现在还有几个孩子得小儿麻痹？比因新冠住院的孩子少得多。所有人都在打这个疫苗。Fridman 指出小儿麻痹对孩子的致死率更高，布尔拉的回答是：现在不高了，那为什么还要打？因为需要保护。

这段对话里，Fridman 提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mRNA 是第一次大规模用在人身上。家长给孩子做决定时，是在替一个不能自己决定的人承担风险。

布尔拉把立场转了一下：

选择给孩子接种，是选择让某个东西不能伤害他们，那个东西就是疾病。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做疫苗的原因。我知道有人为自己、为孩子担心。但我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一个父亲。我告诉你们，疫苗对孩子是很好的东西。（阿尔伯特·布尔拉）

这段话在逻辑上成立，它没有正面回应新技术的具体担忧。对一个本来就犹豫的家长来说，“我是科学家也是父亲”这种身份背书，抵不过“这个技术以前没这么大规模用过”这个事实性疑问。整场访谈里反复出现同一个模式：辉瑞能给出极其扎实的流程数据，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时，给出的往往是信心，缺少的是不确定性的边界。

五天，一天两次，住院率从十降到一

访谈后半段，话题转到了口服药 Paxlovid。布尔拉在这里的语气明显更兴奋，他用了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这个说法。

机制很直白：这是给已经感染新冠的人用的。连续五天，早晚各一次，一天两次，一共五天疗程。

原本十个人会住院，现在只有一个会住院。（阿尔伯特·布尔拉）

他提了一个前提：这个数据样本量小，没有人死亡，所以在死亡保护上是100%有效。他立刻补了限定：真实世界里样本量一大，可能就是99%而不是100%。

即便打了折，这个数字对医疗系统的意义仍然很大。他点出了欧洲和美国每次疫情高峰时真正的问题：ICU满了，医院瘫痪了，择期手术要推迟，其他手术要推迟，因为没有床位。一款能让人待在家里、不用住院、不会死亡的口服药，直接卸掉的是整个医疗系统的压力。

关于伊维菌素（ivermectin），Fridman 问得很直接。布尔拉的回答也很直接：

作为科学家，我和我们的科学家讨论过，他们看不到任何理由，让一个寄生虫药能作用于新冠。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一篇论文描述有人用了它产生了效果。我不认为有任何一篇发表在同行评审期刊、任何可靠科学期刊上的论文支持这个说法。我们专注于救人，不专注于荒唐的东西。（阿尔伯特·布尔拉）

Fridman 做了反驳：确实有不少论文，只是研究规模小，没有决定性证据。

布尔拉的回答是：我没见过可靠的，不管大小。有些大样本研究已经被撤稿，说明它们不成立。

他提到了更早的氯喹，说了一句“我的天”，然后反问：有多少人因为那个死了？

这段对话的价值在两种认知路径的对照。Fridman 的路径是：证据不足，所以保持开放，等更多数据。布尔拉的路径是：机制上说不通，所以不必等。前者更符合科学哲学，后者更符合药物开发的工程效率。两种路径在大部分时候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在证据尚未充分的真空地带，它们会分道扬镳。

死亡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

访谈最后，Fridman 问了两个大问题。第一个是：你会想到自己的死亡吗？你怕死吗？

布尔拉的回答很诚实，也很普通。

我年轻时和很多人说过，我不怕死，我根本不在乎。我第一次开始觉得我想活下去，是在有了孩子之后。然后我开始想，天哪，我希望能活着看到他们结婚，希望他们还能看到自己的孩子。所以如果说有什么让我害怕，那就是我可能不再参与他们的生活，我不能再看着他们了。我希望上面有另一个世界，这样我就能从上面看着他们。（阿尔伯特·布尔拉）

Fridman 接了一句：从上面，视野不错。

第二个问题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只给了布尔拉两分钟。

布尔拉引用了乔布斯的一句话：死亡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它清除旧的，给新的让出位置。

生命就是向前走，生命就是创造新东西。也许每个人都是贡献者，但没有谁是拥有者。永远在创造新的东西，永远如此。往这个世界上添加一点美，也许再加一点爱。（阿尔伯特·布尔拉）

这场访谈播出时是2021年12月，Omicron 刚开始扩散。几年后再看，有些判断被验证了，有些没有。加强针成了常态，年度接种也成了很多国家的安排。对机构和药企的信任，没有随着数据积累而回升，反而继续下滑。

这场对话里最值得记住的东西，藏在一个结构性矛盾里：

做出突破需要极高的效率，维持信任需要极高的透明和极慢的耐心。这两件事在同一家公司、同一套流程里，天然冲突。

辉瑞把疫苗的开发周期压缩到了极致，靠的是把钱、把风险、把组织惯性全部一次性押上。这套打法在科学上极其成功，在沟通上几乎必然失败。它没有给解释留出时间，也没有给疑问留出位置。等到疑问积累起来，再想用数据去回答，已经晚了。

Fridman 在节目开头说了一段话，值得原样记住：

有一群人告诉你，只有他们掌握真理，政府会救你，公司会救你，科学、权威、专家、机构会救你。还有一群人同样告诉你，只有他们掌握真理，政府会害你，公司会害你，科学、权威、专家、机构会害你。这两群人中都有善意的和恶意的，都有英雄和骗子。而我认为残酷的事实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绝对确定地告诉你，谁是谁。你必须用你自己的头脑。（Lex Fridman）

如果你要在这件事上做出自己的判断

• 分清三层问题：药物本身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可以用数据回答的医学问题；监管机构的披露节奏，是行政和治理问题；公众人物的表达方式，是传播问题。三层混在一起讨论，永远得不出结论。
• 看数据时先看样本量和置信区间，再看结论。100%在小样本里没有意义，它只说明还没观察到，不说明不会发生。听到任何一方给出极端数字，先问样本有多大。
• 对旋转门保持警惕，同时往前再走一步：查具体的人、具体的决策。这个人在什么时间、以什么身份、参与了哪个审批。泛泛的怀疑没有信息量，具体的追查才有。
• 对靠制造恐惧获利的人，和对靠掩盖问题获利的人，用同一套标准。前者说“他们都在骗你”，后者说“一切都没问题”，这两种话都在替你做判断。真正的信息通常带着限定条件，听起来没那么痛快。
• 接种、加强针、给孩子接种，这几个决定可以拆开做。疫苗对重症的保护、儿童感染的低风险、新技术的长期不确定性，是三个独立的判断。不必因为其中一项存疑，就推翻全部。
• 遇到看不懂的医学声明，去找原始论文，别停在二手解读。看摘要、看样本量、看有没有对照组、看有没有被撤稿。这四步能过滤掉绝大部分噪音。